老树根新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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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竹

最近参加一个上海市信息化规划的讨论，议论到规划需要一个简短而响亮的目标表述。例如最近提出的“智慧广州”，有几个选择大家不满意，例如“智慧”，时髦是时髦，一是已经太“普及”了，说不定许多城市又都会赶在一起了，再说它多少有点IBM的影子，不还有人在质疑智慧地球智慧城市中的“阴谋”？还有专家指出既然是管5年的，到那时智慧恐怕还说不上；再有“智能城市（原稿中用的）”，大家也觉得有点倒退了，缺乏时代特征。我说国际电讯联盟(ITU)早在多年前，大概是2001年起，就已经在做智能城区（intelligent community）的指标了。

我后来建议两个供讨论，一是“第二代信息港（Infoport II）”; 一是“信息化大都市（主要对应国际化大都市）”，说实话，这两个都不很精彩，但是我觉得不错。本人倾向二代信息港，原因有以下：

首先，会议主持人提到，在一些讨论中专家还是怀念“信息港”，都觉得这个十五规划期间提的目标不错，遗憾的是十五结束，宣布信息港建成，所以十一五规划就没有提出简要的目标表述了，采用的是类似“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水平”那样的表达，我对此一直觉得不好，那不是目标，是没有自信心的“瞎子过年看隔壁”！总之，现在还有人记得信息港，说明它真还不错。

其次，这个名称是真正上海创造的，可惜没有申请服务商标权。它是我们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一位叫洪建军的研究员（已退休）提出的，我后来查过，虽然日本人用过“情报港（Teleport，日文汉字情报等于信息）”，但是信息港（Infoport）毕竟还是有些不同，而且它特别具有“上海特征”，其它大城市，除了天津，本身都不是大港口，所以信息港非常“上海”; 虽然我也知道当时国内不少城市也推出了各自的信息港，那是国内跟风习俗，所以规划经常雷同。

第三，我觉得我们的规划太缺乏持续性，换届政府就要换种说法，都希望突出自己的政绩，采用“第二代信息港”提法; 就是希望给人一个上海市在踏踏实实一路做下去的印象，完成了还可以第三代、第四代……

最后，信息化大都市虽然也可以，其英文翻译（那是一定要考虑的）就比较烦。其中信息化虽然有个英文单词Informatization，但那是非英语民族生造出来的“英文单词”，不很顺。Infoport虽然也是生造出来的，但比较之下容易被人接受。

当然这个话题并非规划的最关键，我趁机提出了规划思路创新的问题，即不要像以往那样从信息技术行业自己的分类出发制订规划，比如物联网、云计算、硬件软件等等，而先考虑我们需要信息化解决什么问题，反过来倒逼信息技术行业本身的发展，我提出三大板块：一是继承世博会的“让生活更美好”，为民生服务的信息化，三网融合、医疗信息化、老龄服务、社区服务都可以在里面；二是为产业服务，支持四大中心，主要是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以及支持其他产业发展（工业化信息化融合）；三是城市管理，以前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在三大应用板块确定之后，在下面再建设基础平台，这样可以有的放矢，真正实现应用导向。这个框架被会议基本采纳。

不过会上最后“信息港”好像被冷落了，多数喜欢“信息化大都市”。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二代信息港好，所以就有了这篇博文立此存照。

7月13日博文诚信问题中，我提到和小党在《科学时报》3月30日发表文章“智慧地球给我们的启示”已被《新华文摘》6月下半刊转载（125-128页）；而不久前刚刚获知这篇文章又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月刊2010年6期转载（24-28页）。

中国的论文和文章数量恐怕已经全球第一，不过其中质量良莠不齐。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自己写的很清楚，一样一篇几千字，花费时间可以大相径庭，“智慧地球给我们的启示：从技术到产业的开放式创新值得关注”一文就是投入大大超过产出的一例。如果以稿费来算经济效益简直亏大了，花费几个月时间、查找上百英文文献和网络资料、参加几次会议，再修改无数遍，而发表在《科学时报》上的稿费每字合4分钱，转载就更少，其中一处已经寄来，正好够两位作者在星巴客每人一中杯咖啡。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感到一些欣慰，毕竟《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都还是声誉不错的“二次”刊物，那些把智慧地球说成大阴谋的文章一下子就在网络上铺天盖地，而我们这篇角度另类，写得也不是太通俗，还是被“慧眼”看到，知识分子不就需要这点阿Q精神吗？

以我现在孤陋寡闻的现状，已经不大可能接一些政府的课题，那些课题要求吃透领导意图，马上解决问题，不鼓励偏离轨道，这些与我的长项也不符。但是我觉得社会毕竟还是需要有人做点探索性的东西，想点别人没有时间去想的问题，尤其是所谓“研究”的本来意义，其实就应该是那样的，所以自由选题的哲社课题我倒是做了几个，最近“中法竞争情报比较研究”又刚刚获得上海市哲社规划领导小组批准。

所以我今后还会继续做这样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而且还要冒被拒绝的风险（现在自由投稿除了少数名人外完全是买方市场，通常是不会有退稿一说的，不理睬你你就自己识相点另找地方吧）。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还是有意义的，更何况我还拿着单位的工资奖金！

关于干部廉洁的规定最近连续推出，比如刚刚公布的那个“裸官”规定，加上不久前的财产申报，听上去应该不错。官方媒体所说“防腐篱笆越扎越紧”，至少有一点是肯定“越来越紧”了，就是本人免去行政职务后原本是不需要再申报而这次明文规定又要享受一下干部申报的特权了。

这倒没有什么，本人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一点不裸，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有点纳闷的是这些“防腐措施”似乎早就存在了，记得几年前在位时就不但申报收入，也包括买卖、存留房子的情况，连孩子进外资企业也早就需要报告了，更不要说出国和入外籍！现在这些规定除了增加一点在“下台干部”中找到几个腐败分子的可能（天晓得！），不知道还有多少“雨点”落下来？

这个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上周《南方周末》一个报道，讲的是一个个案，一个合资房产公司的外方向法院控告一些官员低价买房，他们当然不是帮助我们来反腐败，只不过事情搞大了，利益所系也顾不上政府颜面了。由于是局内人，证据肯定确凿，报纸上姓名单位都有，结果“有关部门”出来表态，认定当事人有错，但无“权钱交易”，所以安然过关，照样“通过公示”，提升“特警总队政委”。

说是个案，并非说事情个别，而是被证据确凿告上法庭实属罕见特例，这样的事情结果尚且如此，其它平头百姓的什么“网民反腐”、写信质疑乃至上访下跪究竟还会有什么下场可想而知。原来不管什么越轨的事情，只要上级批示“阅”过了，下面是不是就没事了？

写了以上几句，是因为还抱有希望，老子名言：“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这次她能不能战胜自己？

前文传统间谍战走向衰败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有个horseluke的跟帖，提到“也有报道认为‘冷战时期的谍报思维与模式依然主导着现在各国的情报工作’，不过报道讲的是军事情报，也许和企业竞争情报还有一定的差别。我答复时写了以下几句话：

这句引语有点道理，现状可能确是如此。但是看趋势正在发生变化，主要有几个原因：1，大家都承认间谍战的重点目标在变，所以它已经接近我们说的国家竞争情报；2，国际冲突的”非国家化”，即主角已经不是敌对国家，而是非国家形态的集团，自从毒品贩子出现就已经显出苗头。而恐怖主义的出现则更加明显；3，经济全球化，经济利益把诸大国捆绑在一起了，搞垮中国对美国没有好处，反之亦然；4，高技术改变“间谍”活动方式，已经讲得很多了。…

 发现意犹未尽，还想补充几句，说说中美冲突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对此国内是有不同看法的，我的感觉是仅仅因为意识形态、或民族仇恨，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要知置你于死地的也许有（林子大什么鸟都会有），甚至在某些官员群体里，但是应该不是主流。但是经济技术竞争的激烈程度却大大提高，竞争的方式也为我们所陌生，所以我们一再吃亏，问题是有些人以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来解释这一切，也许讲竞争他那套就吃不开，他的部门就拿不到大笔预算。

郎咸平关于经济安全的一些话，分析和结论基本是对的，但是他风气不太正，刻意迎合社会上某些“主流话语”（实际非主流。只是在某些媒体上霸占了话语权），往往加上夸张的包装，他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却给社会带来中国又一次陷入敌对势力经济包围的印象。对相同证据的不同解读有什么关系吗？有。这里涉及基本的策略。对付狼子野心，不能讲游戏规则，只有以毒攻毒；而对付强劲的竞争对手，就是要了解规则，掌握规则最后玩转规则。

其实加入WTO那天起，中国政府已经认定了后一种路线，中国为此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如果当时不走这条路，而去玩对抗，会有今天的经济实力，有那些“大国崛起”的梦可以做吗？当时国内出版了600多种书大喊大叫“狼来了”，结果根本不是那样。当然有人叫狼来了比没人叫好，但是政府的重大政策基准不该搞混，那要出大问题的。

我的博客内部存有几篇写了开头没有完成的博文，例如曾经为帕瓦罗蒂去世写过几句，那篇看来不会再续，因为时机不再了。而不久前俄罗斯在美间谍案刚刚发生时也写了一个开头，现在把它激活了。

今天下午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请来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闻一来讲“间谍帝国……（全名没记住）”，听了后觉得虽然观点不错，但是感觉不太满意，没让我听到新东西，无论事实或角度还是观点。后来在网上查了查，才知道闻一原来是和沈志华一起搞前苏联档案的，不由产生一些敬意，这才是我尊重的做学问样子。现在一些靠观点极端而出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或“安全专家”，写出来的文章几乎像大字报，引用的事实也多半来自离大字报不远的媒体报道。但是讲间谍这个话题不容易，主要是当事双方都不会披露全部事实，真相永远在迷雾中，这就不仅给小说家提供了肥沃土壤，也让各种观点获得了生存权，莫须有么，反正你无法驳倒我！

最近恰好有三起都与美国有关的间谍案，一是俄罗斯在美10人间谍案，另外是伊朗的核科学家，还有华裔美国人盗窃石油国家机密案。有些人又兴奋一阵，但与力拓案件时期终究无法比拟。为什么？我的感觉是大的方向上传统间谍战已经走向衰败，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对最近出现的小高潮可以打个比方，就像中国股市在走低时总会（常常是人为操纵）出现个别小高潮，股评家会说，这是“掩护庄家出货”。

这个判断主要来自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大趋势，最近发生的事情中，伊朗和中国的案件不好说，因为披露东西太少，而俄美间谍战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应该是支持这个观点的。其中还有两个情况媒体很少有人讲起与这起案件相连，那就是俄总统普金就在这段时期内连续对俄罗斯的间谍活动讲了两次话，一次我5月25日的博文创新能力买不来，也偷不来专门谈到；另外一次见《环球时报》6月30日，其中普金说

“俄罗斯不会当工业间谍，不会‘从主人的厨房偷走美味佳肴后，自己盖上被子偷偷吃，还不敢出声。然后再转手卖出去。’普京称，俄罗斯准备出好价钱进口技术成果，价格会通过谈判进行。他还承诺，俄方会保护出口国的知识产权。”（这引号里的话不知是骂谁，反正我们只当没听到）

两次讲话其实都反映出俄罗斯希望其他国家如何看他们，当然未必是俄国今天的真实，因为传统间谍战肯定还有巨大的惯性，机构人马还在，还会走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大趋势已经显现。

议论俄美毕竟还是为了中国自己的事情。这关系到如何判断当今中国的国际环境，国门以外是不是都到处“亡我之心”？普天之下是不是阴谋遍地？我们要把握大趋势，你要具体说张三是不是间谍，外人也许永远搞不明白，但是大趋势应该可以看出来。《环球时报》2010你7月16日3版有篇外交部政策规划司长乐玉成专访，他有个基本观点是“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当前大国间的竞争总体上属于’文斗’”，这个专业的判断我十分赞同。其实最近国内有一种自大兼自卑的情绪，不仅愤青们中间盛行，甚至可能还蔓延到一些政府官员里。这种情绪在所谓“间谍”问题上常常爆发，冷静地分析，问题的根源可能有几种，一是国内媒体存在误导，也许并非故意，但结果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被很多人信以为真，开头或许是为了证明某种观点而“过滤”事实，结果是自己也给自己造出来的“真相”所迷惑；更大的原因可能是利益，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而夸大某些现象。去年的绿坝主题是“反颠覆”，好像它是站在保卫民族利益的前线，现在清楚了，4000多万玩出来的破烂只不过是个喊着崇高的口号，搜刮人民血汗的小把戏。

《福布斯》杂志中文版2010年7月号发表Kai Falkenberg的文章, 信息披露 过犹不及（杂志要等会才开放当期的电子版，所以尽管站内搜索查到了中文电子版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007/0002368.shtml但是打不开，在其英文版上有，标题为Disclosed to Death，http://www.forbes.com/forbes/2010/0607/opinions-disclosure-legal-contracts-medical-ethics-ideas-opinions.html）。

文章讲的是两位美国法学家分析信息披露能不能使消费者得到真正的保护，他们举了大量例子表明消费者并不因为商家的详尽说明书或厚厚的合同条款而获得知情权。这个我觉得确实如此，人们常常提到的例子就是保险合同，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常常让消费者上当，而你去打官司绝对赢不了，律师会说文本里什么都告诉你了。

两位法学家说，比单纯提供信息更加有效的是提供专业意见。“人们不仅需要事实来帮助决策，他们更需要专业意见。专业意见让事实易于理解，条分缕析，简化决策（译文玄妙了点，本节原文如下：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people need more than just facts–they need expertise. Expertise allows them to put facts into context and simplifies their choices）”。

这个文章情报分析工作者应当读一读。比如to put facts into context就应该是情报分析的工作之一，而一般外行以为分析就是神奇地在信息中读出什么奥妙来。我4月16日博文多少机构还记得它四年前的战略？中引用了IBM公司关于new intelligence的解释：trusted information in context。把信息放到某种背景下，让决策者面临的选择简单明了一些，这确实是情报分析工作的重要内容。

有个跟帖问如何看待唐骏问题。本来也想说几句。

我对唐印象不错，2006年操办国际图联管理和营销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前会”，我主张请一位业外的管理和营销专家做主旨报告，需要讲英文的，就想到唐骏。通过盛大找到唐的秘书，先是答应了，我们在早期宣传资料上都写上了，后来因为他时间安排不出，换了复旦经济学院的张军。唯一有点想法是他作为职业经理人似乎太喜欢玩媒体了，没有想到这次给媒体玩了一把。

外面议论几乎一边倒，情况大体也是清楚的。唐骏最应该做的是低调些，道个歉，在今天中国这实在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名声有些影响罢了。他应该认识到虽然方舟子找上的另外一些人，因为有权势庇护所以帖子给删得干干净净，但是他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保护。只是不知道是听了什么“谋士”的高见还是自作聪明，他选择了不是最差也是次差的做法，结果越描越黑。杨澜的先生、李嘉诚的小公子等商界名人也都有过类似的“学历门”遭遇，但他们比较聪明，在第一时间坦然相对，不也很快过去了吗。

我认为的确需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唐的行为。学术规范在中国至今仍然是奢侈品。别人的事情不说，我问自己难道真的非常干净？当然不是。我的学历什么网上到处挂，不敢糊弄，应该没有问题（我的问题是太傻，不仅中学读满6年，还傻读了1年半“721工人大学”、4年大学、3年多硕士研究生，填表最高学历还是个不入流的上海科技情报所），但是我的文章确实存在不规范。在编辑《探索者言：缪其浩情报论文自选集》时，我就感到汗颜：早期的文章没有参考文献，而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引自国外资料。我后来在每篇文章的前言里都做了说明，想方设法补充了部分主要参考文献，这也是编辑工作花费许多时间的重要原因。虽然当时的事实是，一些杂志的编辑明确提出为了节省篇幅，要我少写甚至不写参考文献，但我在书里没有辩解，因为道理上是我不对，不仅损害了被引用者的利益，我后来自己也觉得吃亏，那些文章有些现在还有价值，但是没有了参考文献，我无法找到当时的论据来为今天服务。实际上今天我在报纸是发表文章还是遇到同样问题：编辑不需要你写参考文献。有些我坚持了，例如《科学时报》3月30日文章（《科学时报》发表“智慧地球”背景分析，顺便吹嘘一下，该文已被《新华文摘》6月下半刊转载），我坚持要保留参考文献。但是有些评论类文章没有办法，我已经想好，今后将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参考文献版”。这只是一方面，此外还有可能的漏洞是报告做ppt文件，有时图片引用也可能有问题，这些都应当注意。

我一贯不喜欢从众瞎起哄，因为没有看到任何一位评论家对自己开刀，所以我来做，相信每个人都严格一点，学术规范才能建立起来，否则谈什么创新！至于揭露那些屁股不干净的大人物，一来没有能力，二来我相信这些天他们日子一定不好过，特别是面对他们子女的时候。

10日上午在嘉定参加了上海大学樊松林老师的追悼会。虽然同在上海，又算一个行业，樊老师生前与我其实交往不多。但是我很早就知道他，主要是通过他写的文章。

在改革开放之初，情报曾经对没有专业基础（包括没有学历，或对原有专业不满意）而又想做点什么的年轻人有一定的吸引力。上世纪7,80年代有一批那样的才俊在情报所或情报领域出名，其中有的后来成为其他相关领域的重要人物。樊老师法语专业出身，可能就属于虽然有专业但是后来“转向”的那些人之一。我进大学后也没有对自己的专业培养起兴趣，所以看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后来逐渐将兴趣集中到情报，那时就注意到一些活跃的作者，其中就有樊老师。印象是他的著作甚丰，在追悼会上听到大约180篇文章和5本专著，这些数字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恐怕不算太突出，但是要知道他写作的旺盛期并没有互联网，无法copy和paste；他也没当上什么领导或博导，不会有写作班子“自愿”为其效劳，所以是十分认真刻苦的作者，对于这个行业的普及应该做出过重要贡献。

樊老师是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二、三和四届理事，所以我代表学会与他告别应该是顺理成章，但是实际上差点失之交臂，我完全是偶然才知道他的去世。樊老师去世后家属在其手机上找到南京理工大学的王曰芬老师的号码，给她发了短信，她询问我一些参加上海类似活动的细节，我才知道。但即使没有学会的职务，这样一位在从来没有大红大紫，现在甚至前途不明的行业坚持前行的专家也是值得给予尊重的。

2009年12月12日我写的博文送别一位老人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再次黏贴在这里，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接连几次在单位食堂看到我熟识的老情报同事离世的通告，可惜都是事后知道的，来不及去最后送一送，留下一些遗憾。每年也会去看看导师的遗孀，但是现在居住在郊区老人院的她已经完全认不出人。因为我进入行业时正是人才大断层时期，那时我的情报同事几乎都是长我一辈的，这代人正在逐渐退出人生舞台，对事业之类我不担心也不想说什么，历史自有它自己的逻辑，该怎样就会怎样，犯不上我们来为它杞人忧天。倒是熟悉和不很熟悉的朋友和同事们正在离去，想起他们多少总还是有点惆怅”

尽管有网络2.0，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但是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媒体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所以记者和编辑的责任重大，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帮助读者拨开迷雾，在信息的海洋里找到真知。但是有时出于种种原因，记者和媒体们做的是相反的事情。有时我感觉怎么像故意要掩盖些什么。这样营造的信息环境是会把人弄傻的，而现在确实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大人物，正在越来越傻。

最近唐骏的学历引起了争议，“爆料”的又是方舟子，此人冒犯过一些还在台上的人，所以被人恨得咬牙切齿。我看了今天《新民晚报》一篇评论，好像此事因为芸芸众生太看重名校学历，觉得文不对题，再看网络上不少高论，还有唐骏本人的答复，绕来绕去，什么英雄不问出处，什么成就足以说明，当然还有攻击方舟子的炒作，说到底就是回避一个事实，那本唐某的自传里不是明明白白写着“加州理工博士”？其实此事很简单，他只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涉及其他。老实说，周围看看，那些大人名人高人伟人富人屁股后面不干净的恐怕真是不少，所以我们的媒体还得这样绕下去。

还有一件蹊跷的事，又是个华人盗窃国家机密，主流媒体的报道基本看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再问下去肯定就是“炒作”，有汉奸卖国之嫌。但是《环球时报》字里行间露出一个情况，外国人说那个中国石油数据库，是后来才认定为国家机密的，究竟是不是？绕来绕去只听说主权、干涉内政等政治口号，无人回答真相是什么。我自认决非卖国贼，但是也对此十分关注，原因很简单，经济技术情报这行，这是绕不过去的坎，我们需要有清晰的法制。至于2007年犯的事用2009年的规定来判，那种事后认定的做法，在任何法制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也许那个家伙真是坏东西，贪图私利而损害国家利益，但是一个大国如果视法律为儿戏，让一些“大人”凭“爱国主义热情”而随心所欲，对国家的危害则肯定严重得多。

6月份一共整整四天在世博会园内，看了大约30多个馆，包括中国馆上海馆、比较热门的大部分欧洲馆和美国加拿大馆。客观地说，办到这样应当说是成功了一半（还有一大半时间，所以必须留有余地）。我觉得上海市政府和各类社会机构在办好一项既定工作，无论多么复杂困难，的能力是卓越的。至于其代价是否值、后续效应究竟如何，则是一时难有定论，说不定会有长期争议，例如一下子提前大量透支市政建设，是祸是福真还难说。

媒体上各种溢美之词连续轰炸的绿色、高科技之类在我看来虚的多实的少，正如我5月1日开幕那天上午在第一财经节目上讲的（创新才是强国的灵魂），那时其实我还没有进去过，现在看了一些后观点不变。我想说说自己最大的感受，那就是世博会也许对中国人的全球观会有长期和深远的正面影响。

到现场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世界上200多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诉求自己存在的理由，大家友好相处至关重要。中国人对别人欺负我们深恶痛绝，同样中国人今天也要尊重别人，即使你现在强大了，哪怕它是“蕞尔小国”。现在我们这里伪爱国主义横行（说横行是指不知其嗅，还大言不惭），在“笼子”里憋久了不过稍有出息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某些人也许在你欺侮我我欺侮更弱的他的环境里长大，不知平等为何物，视普世价值为反华阴谋，来世博会看看吧，在忙着给自己的“护照”盖章，或者摆pose拍照之余，留点闲暇，呼吸一下这里的客气，虽然不会一下子改变什么，但是大概可以平缓一些怒气，多些别样思考的机会。

我虽然也算去过一些国家，对“西洋镜”早就产生审美疲劳，但是当我在一个个Pavilion间荡漾时对“四海一家”产生了深刻的顿悟，世界这样浓缩了展示在面前，产生的感觉是以往从来未曾体会的。一个个名字也念不顺当的国家，在经济科技领域从来没有什么故事，只不过在联合国拥有无足轻重的一票，以往大概不会去注意他们，但是今天他们都来到这里，自豪地向中国人问候（参观者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在场区内我注意到地面的清洁程度和排长队的秩序两件事。挑毛病的话当然会有不少，但是平心而论已经有相当进步。当然在说谎话几乎成为生活无法避免调料的今天，确实有一些人千方百计混进绿色通道，但我在排队时曾经观察插队现象一天下来只发现一例，来参观的不少显然是干部模样的人，而早就领教过从来不把规则放在眼里的某些“小国之君”，大家也明知这里并非外国（前几年即使在外国我们这些官僚们有时候也全然肆无忌惮），但是今天在这里大家似乎在意“规则”，例如排长队（没有关系后门），例如吃东西尽量把残物丢进垃圾箱。1988年在加拿大我为许多人在一个广场上用午饭时在地上找不到垃圾而感叹，现在欣慰的是我们（已经2000多万了）正在非常接近那样的境界。即使回家以后生活依然照旧，但世博会这段非常接近文明的经历难道不会留下什么？

世博会势头正向好，祈祷后半段一切太平，太热太挤不致造成恐惧，让数千万中国人能够都来看看，不是指望它大肆宣扬的科技和奇特怪异的建筑，而是它能为我们的心灵带来一些美好的回忆。

本文从6月20日写起断断续续到29日晚总算完成。

6月1日博客《竞争情报》卷首语草稿CI夏季号卷首语：情报人才的”旋转门”提到的旋转门，也许在小说电影等作品中并不少见，例如我在去年5月25日的博文失真的数据和电影里的商业间谍提到的电影“口是心非（Duplicity）”，不久前在央视电影台放映了(好象不太好看，不过我总是一心二用原文对白没听懂也许是原因之一)，这部片子讲一对原来分别美国CIA和英国MI6做特工的男女后来都为大公司做商业间谍（我猜想就是做竞争情报，媒体喜欢说成商业间谍），听上去满有故事，所以类似文艺作品想必不只这一个。

写那篇博文时心里有些实际的案例，当然有些是仅在朋友间知道的就不便公开，因为不知道其本人是否愿意让人周知，这里就采用出版物上公开报道的几例。

《财富》 （中文版）2007年10月（下半月刊）184-191页“间谍加盟华尔街，（英文版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_archive/2007/07/23/100134938/index.htm）”一文是典型的旋转门例子，文中的主角雅米．米希克（Jami Miscik）现在是雷曼兄弟的全球最高风险主管。在2005年加入雷曼以前，米希克在乔治．特尼特任中情局局长期间曾领导情报总部（文章后面提到她的最高头衔deputy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中文版翻译为“中情局情报副局长”，不知道是不是确切），里面共有上千名情报分析人员，这个部门主要是搞各个国家的评估报告(National Estimate)，我以前博文提到过，现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也曾经在这个部门工作过。由于命运的玩笑，两个致命的错误令她离开了中情局，一是911事件前虽然她的人马发觉了某些预警信息，例如8月6日，米希克的团队发表了题为”本．拉登决意袭击美国”的文件，但不足以引起总统和其他决策高层的注意，被认为是负有责任；二是关于伊拉克的《2002年国家情报评估》对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判断，后来也被证明是个灾难性的错误（我倒宁肯相信在一定意义上她做了替罪羊）。

那么金融巨头为何看中这位失败的情报女头子呢？除了后来证明以上错误并非主要她的责任，撤她职没有道理外，主要就在于她精到的全球地缘政治知识，而这些窥探全球经济形势的金融大鳄非常需要这样的知识和判断力。到了民间机构她薪水涨了一倍多，但是工作方式变化很大，比如无法依靠中情局的信息源了，目前她完全像一个竞争情报工作人员那样每天阅读两小时各国的报纸和一些有关网站，还保持一个人际情报网，包括华盛顿联系人、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和智囊团的专家。

以上是个难得的比较详细的案例，其他就比较简略了。2002年机械工业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经济间谍探秘 》一书中就披露了一些具体案例（该书英文版：Adam L. Penenberg, Marc Barry: Spooked, Espionage in Corporate America，PERSEUS P U B L I S H I N G，Cambridge, Massachusetts，2000，ISBN 0-7382-0593-1）。

那本书很有意思，我首先想得一提的不是旋转门，而是中情局对大企业的情报培训。书中提到1985-89年中情局科技部帮助美国企业培训了一批经理；之后1999年元旦中情局等国家安全和国防情报机构召集一些大公司负责战略的主管，开启了一个Nomogenisis Project(《经济间谍探秘》上翻译为“通用情报培训计划”），这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培训主要关于企业技术情报的获取和分析判断。而这些培训以后“公司内部的情报部门就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中译文原文），而且也为“旋转门”开启了大门。

难得的是书中提到情报旋转门的一些具体实例，比如大篇幅谈到Jan Herring（简赫林），还有William DeGenaro，前者我曾经数次会面交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2009年SCIP年会上；后者在竞争情报界出名是其在3M公司做的成绩，我在1994年法国一个会议上见过。书中说这个趋势开始于1980年左右，确实与冷战结束，许多人幻想情报战即将告终有关，无论如何这个趋势已经逐渐被企业所接受。其中赫林被视为带领这个潮流的成功者，他原本是中情局负责国际贸易情报的，比如WTO谈判等，所以转向企业应该比较容易，书中提到不少经历旋转门的前情报人员都是赫林的下属。

书中有整整一章谈的就是摩托罗拉的案例，而这个案例之所以成为案例就因为简赫林的贡献，但是不能忘记“伯乐”的作用，那就是摩托罗拉的CEO高尔文，是他主动挖掘原中情局人马来增强企业情报能力，甚至书里还暗示正是此人造成了赫林的跳槽。他可能是美国情报旋转门的第一人。

具体的细节当然不会在这里复述，只想指出一点，看了这个相对比较详细的案例，就能够对我们文献上许许多多“企业竞争情报系统”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书中提到（当然是到该书发表的2000年），像赫林那样走进旋转门的可能有数百位，可见“旋转门”确有其事，然而必须提到的另一面事实是，即使赫林那样著名的旋转情报人，他先后帮助建立的20多个企业（其名单相当壮观）情报部门只有一半存活下来，所以即使在美国企业竞争情报也情况复杂，有些也是步履艰难，说实话当我看到无数鼓吹竞争情报的文章都以世界500强有多少比例（不记得具体多少，总之很高）建立了竞争情报部门为开头，总是在想有多少人真正愿意花功夫了解一下企业竞争情报的实况？不要说美国的了，中国的企业又如何？

《福布斯》杂志（Forbes）中文版2010年6月号112页“创富隽语”栏目发表了一组关于情报、间谍和保密的格言，但是中文网站上杂志http://www.forbeschina.com/只到5月号（上），所以查了英文网，（Thoughts On Espionage http://thoughts.forbes.com/thoughts/quotes/espionage），那里一共收集了26条，而中文刊选择了其中10条，虽然少了些，但是优点是将作者的身份做了介绍，而原文则无。原文收集的20多个格言作者中有情报专家，例如CIA的前局长等，中国的孙子也可以算吧，引用的是”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中文版没有用，这里的文字是摘录自其它地方。原文为It is only the enlightened ruler and the wise general who will use the highest intelligence of the army for the purposes of spying, and thereby they achieve great results）”。还有物理学家奥本海姆，但是大多是作家，包括多名间谍小说家，例如以写冷战时期间谍战（如《寒风谍影》）著称的John Le Carré，我比较爱看的《豺狼的日子》、《敖德萨档案》的作者Frederick Forsyth等等。

在这里写到并非因为那些格言对我们情报工作有什么启示，而是觉得比较有趣。例如中文版编辑选的几则：有的搞笑：“使人们对权力充满欲望的猛烈春药之一是有机会接触到秘密情报”、“人们总是在小便池旁泄露最要紧的情报”；还有的值得我们思考，如“我们知道保密的代价是腐败。在保密工作中，未被发现的错误将会茁壮成长并反戈一击（最后两词翻译不太好，都用了褒义词，其实是贬义的；subvert似乎应是“混淆黑白”或“颠倒是非”）”、“真相被压制了，其目的不是为了使使国家免受敌国间谍的侵害，而是保护以人民为敌的现届政府”，还有一则中文版上没有的“The life of spies is to know, not to be known”也不错。无法再引太多，恐怕涉及知识产权。总之值得一读。

顺便说说该杂志网站上收集了上万条各式主题的格言，这20多条只是Espionage类别的，而其中有intelligence这个类别，但那都是讲智能智慧的。

《文汇报》今日（6月11日）头版报道“未来汽车很可能是颠覆性的http://pdf.news365.com.cn/whpdf/20100611/WH10061101.pdf”，其中主要提到在世博会园区警察用的一种两轮代步车，英文叫Segway，其实早在世博会开园前媒体已经有报道，但是记者也许不知道它的奥妙，所以没有做文章，今天的报道采访了同济大学汽车专家，认为它不仅零排放，而且智能化和个性化，“未来代步工具的要素已经清晰显示”。报道没有提到的是这种车采用了可能在航天器上用过的一些陀螺仪稳定装置，所以非常方便安全。但是报道也提到，这种车8、9年前就在美国发明，所以早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了，有意思的是我自己在住所附近的街头已经看到一小伙子骑着（还是该说驾着？）它招摇过市，看上去像是旧车，因为没听说进口过，更可能就是世博会园区正在用的，出来维修的。

写篇博文当然还是要谈情报。实际上就在几天前，《科技日报》6月8日8版报道了美国时代周刊“50项被市场淘汰的最糟发明（原文是The 50 worst inventions）”, 其中Segway赫然名列其中，排位第四（时代周刊发表时名列“魁首”，但它又说排名不分先后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completelist/0,29569,1991915,00.html

），周刊分析说它虽然采用高技术，但是远不如发明者初期的预期，销量非常低（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1991915_1991909_1991902,00.html）上海世博会应该说帮了它一把。

仔细看看文汇和科技日报其实两边都没有全面。文汇报没有提到这种车的缺点（或许沾边世博会就不大好说缺点了），没有提醒因为价格太贵（采用固体陀螺仪）我们可能又成了人家的试验场，就像近年来我们已经成为外国新奇古怪建筑的试验场一样。而科技日报文章则遗漏了重要的概念前提，时代周刊明明白白地说这个名单上是那些原先被人们寄予巨大希望，然而最终没有达到的预期的发明，光看那个“Worst”是要误解的。所以有评论认为虽然这个产品难以成为当年刚刚发明出来时那样的前途远大，但是在某些场合它还是非常适用的http://green.autoblog.com/2010/05/28/time-magazine-posts-50-worst-inventions-of-all-time-includes-se/3，所以不能说“被市场淘汰”。

两个国内报道其实都领人思考。文汇报的文章让我们知道国内的科技情报和科学普及面临的窘境和挑战：8、9年前就商品化的东西（技术肯定更早得多）现在还被当作“颠覆性”的未来被宣传；而科技日报（其实是时代周刊）文章让我想到现在鼓噪一时的新科技，其中也许有些就是明天的“最糟发明”，所以“我们需要莱特希尔报告”（见我4月21日博文小心时髦的“新兴产业”）。我一再说，技术成功不等于产业成功，从原因分析来说，这又是一个例证，价格下不来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产业化难题，并非如一些人喜欢鼓吹的什么“举国体制”（比如红头文件强令购买）就可以解决的。

我本年的博客里已经提到两次信息情报专业组织改名。先是2010年2月5日专门图书馆协会维持原名，以及5月11日台湾MIC升格为“产业情报研究所”。

SCIP的CEO(相当于行政负责人)刚刚发出通知，根据董事会意见向会员建议协会改名。即从 Society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s改为 Strategic and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s，其缩写(SCIP)不变，与以前提到的台湾产业情报研究所一个想法：原来的品牌不要丢。

改名的原由是2009年5月20日新东家来了后董事会通过的战略计划中就提出为扩大会员基础而改名的可能性。改为现在的名字的理由提了12条，主要包括如更好反映会员实际情况（2010年大会调查仅20%的参加者职务头衔包含CI），突出为企业战略服务这个重要原则，吸引公司高层参与，认为牺牲Society是因为这个词没有太大价值。通知同时也提示专业协会改名并不容易（前面提到那个专门图书馆协会就没有改成）。

目前正处于听取会员过程中，估计还要投票，总之无论改成还是改不成都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见分晓。

《科技日报》2010年06月07日 7版发表记者报道”专家智慧须以事实数据为基础，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10-06/07/content_195239.htm“，说的是中信所贺所长在纪念江苏科技情报事业50周年论坛上报告的重要观点。页眉处特别引用了他的一段话，指“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情报研究采用”三段论”模式，即先了解现状发现问题，再调研国内外同类政策和措施，最后是比较差距提出建议”可信度有问题。

很赞成这个评论，当然并非因为贺是目前全国科技情报界最大的“官”（现在社会上有些高见确实是因为说的人官大才成为高见的），而是我觉得竞争情报提出后，原有的科技情报研究有点被冷落了，其实从实际从事的工作来说，这支队伍还是正规军，人数、经费都不可小视，对于这块情报研究如何创新很少有人关注，所以仍然是几十年前的“三段式”。近年来研究界热门的定量分析、文本挖掘等真正用上的几乎凤毛麟角，就我看到的专利分析、文献计量来说，其中少数质量好的写篇“核心期刊”论文还可以，但是真的能够使政策研究改观的恐怕说不上。我赞成贺所长说的是因为知道其背后正在做的一些工作（即他说的“事实型数据”），是很关键很基础的，做得好可能改变科技政策研究目前的粗放局面，但是同时我对他们的工作也只能持谨慎乐观，因为这些探索工作确实工作量和难度都非常可观，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事实型数据库的建立并不能解决政策研究（软科学）天生的一些dilemma（两难），比如既然是事实型的，恐怕还是数量化理论中的“定性数据”（不过我感觉有的说是事实数据，实际不一定真是，还是在科学计量范畴，最后计量的还是定距量，即事实的数量），所以通常的定量方法还是面临困难，所以今天文献上热闹的还是专利和其他文献计量；除此以外，由于投入太大其他情报所难以模仿，对于各个仍然需要做情报研究的地方机构来说可能缺乏普遍推广的意义。

最后要说的是全国在所谓主流媒体上，正面讲情报的非常少见，本次江苏所已经在《科技日报》5月24日发表夏、王、张等所领导的纪念文章“坚持三个面向 助推科技创新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10-05/24/content_189825.htm”，加上这篇报道，总算有点声音。其实许多所都纪念过50周年，但是发出声音的实在太少，在这个意义上江苏所的做法是值得赞扬的。

《科学时报》2010年5月31日在A1要闻版发表中国互联网向印度学习什么（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5/232673.html）一文。对中印两国在网络管理方面做了初步比较，总体结论是互有所长。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以印度为对照对我国网络管理中某些方面（主要是内容审查和发放准入牌照）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指出刻意营造一个”干净”网络的良好愿望最终有可能走向与世隔绝，搞出一个”违反历史潮流和经济规律”的”巨大的局域网”，虽然不大相信这样只能算是非常温和的批评能够撼动既定的决策，但是我仍然感到十分欣慰，老实说并非是这些意见有多么精深奥妙，而是在于这篇文章说出来了，更加难得的是《科学时报》在首页要闻版发表出来了。敬佩《科学时报》的这点科学精神！

 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明显上升，但是如何总结30多年的经验教训？什么是中国发展成功的核心原因？到底是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今天，应该继续前进；还是”让步政策”起了作用，现在有了实力可以故伎重演了？观念的差异加上巨大既得利益的支撑，使得对中国以后怎么走产生很大分歧。

 毋庸讳言我赞成文章作者把问题提出来讨论。因为看到中国人30多年前表现出来的创新意识和活力不断被那些来路不明的”铁腕”所蚕食；在”科教兴国”巨额资金有些正沦落到为垃圾埋单的同时，世界上网络技术最活跃的创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我们隔绝。上海领导人曾经感叹为什么没有出现”马云”，但是有些听上去冠冕堂皇的政策正在扼杀无数明天后天的”马云”。这些想法也许不对，但是应该可以讨论。文章作者是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不用质疑他的观点是不是与其公司的利益有关，再不识时务也明白要这样来谋取私利简直是太傻了。不久前张朝阳发出建立网络特区的感叹（当然是妄想）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问题是这样的争议面前，为什么只有个别科技企业可怜的声音？知识分子是中国改革开放获益最大的一个阶层，特别是其中不少人现在是有名有利又有话语权，常常会做些”参政议政”的表演，为什么回避这些重大问题？或许他们也可以站出来批驳杞人忧天，证明在”大将军”般的围栏里可以造就一个21世纪的强国！

 说白了，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一些挤进”圈子”里的精英们太聪明了。其中有些根本就是不学无术，靠深谙”潜规则”而混到现在的人模狗样，倒也不去说了；另外有些其实也是明白人，他们有句自我欺骗的话叫做”不添乱”，背后却是精明的利益算计。今天中国的政治文明毕竟比反右或文革时期有了巨大进步，说些真话总不至于贫困潦倒，更不会家破人亡吧！

 上海电视台的《大师》节目我经常看，与他们对比之下，于是就产生了以上想法。

5月26日看了属于世博会山西活动周节目之一的话剧“立秋”，虽然在媒体上没有惯常的吹捧，但却是个很好的戏，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立意也高，可看性也强，银号兴衰一条线两代情事一条线蒙太奇（严格说蒙太奇属于电影手法，但话剧也有人借用）也处理得不错，剧中主角“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的座右铭和晋商”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使命宣言（即现代企业的Mission Statement），看了戏都会让人记住，这就是难得的了，可以听得出观众的掌声是由衷的（我听过的一些“高档音乐会”是有人指挥鼓掌的）。当然它的缺点也明显，形式传统了点，可能难以引起大部分年轻人的兴趣（不过相信有效的包装和营销后情况会有变化）。观后有朋友听到我赞扬的话后问我，如果让你自己掏680元买票，你会看吗？我坦白“不会”，我拿的是赠票，恐怕全场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本来也不至于会为这个写什么，而上周末看到央视电影台放的“歌舞青春：毕业第三季”，去年7月18日在大剧院看了真人版，感觉一般（见老头子看“歌舞青春”），所以边干别的，顺便断断续续看了两次（周六晚和周日上午），知道了这个音乐剧的一些背景故事，原来这是个迪斯尼的低成本片子，第一季才花了几百万，结果颇受欢迎，接连拍了三季（真人版基本就是第三季），特别是第三季，成本1350万，在好莱坞还不能算大制作，也没有大明星，而全球票房居然达到2亿4千万美元。我问自己，一个老头子全家花了高票价看了场外国小青年的戏，还没有说后悔（演出结束后才有媒体透露这个演员班子全部来自南非，尽管不错，但是我对国内的演出主办方还是有些不爽，有信息披露不实之嫌），却不愿买票看更加适合自己的中国话剧，怎么回事！突然发现，这不就是个产业化课题吗？

“立秋”有“核心技术”，是好东西，也有潜在用户，但是就是做不起产业，看来还是政府买了单（有企业赞助，但是对企业这是政府公关费用，最终还是政府让利），“文化搭台”看中的是产业可能的利益。这不仅是文化产业的问题，中国许多产业，包括一些被人认作战略性的新兴技术产业，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就像产业做不起来不能怪客户一样，请别埋怨中国的观众（例如不要怀疑我崇洋媚外，我从中学开始到现在买票看过不少中国的话剧），应当认识到能搞出核心技术未必能搞成产业（严格说搞不成一直鼓吹的“自主”产业，被整合到人家的产业链不难），其中许多规律，我们不甚明白，而且还从不觉得自己不明白，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记得2006年参加全国科协大会，温总理报告讲到大飞机，说难的不是造得出，而是搞出一个产业（大意），强烈赞成，你看现在就已经有问题了，有报道说国内大的民航公司不愿买自己造的飞机（当然对有些人来说这太容易解决了，“举国体制”么，谁不买干部考核时一票否决！），实际还不止这些问题。

最近一直听说有高论要花大钱打造“世界一流媒体”，文化走出去等等，好像也真的在动作，不禁心惊肉跳，因为文化产业不比一般制造业容易搞，在外面玩不得颐使气指、匿名电话、动辄封杀这一套，弄不好砸了钱还要被人说“钱多人傻”，不仅划不来，而且最终牺牲的是国家的形象和你我的血汗！

在谈到美国政策咨询研究行业的特点时常常会提到他们那里的”人才旋转门”，即政府官员下台可以成为专职咨询顾问，而咨询顾问也有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官员，不过尽管这样做可能有其优点，但显然并不适合中国目前的体制。

不同于基础研究一般要求人才从学校到实验室一路不中断，情报人才最好要有社会实践经历，在这点上是与咨询行业人才相似的，所以他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也需要某种意义上的”旋转”，专业的咨询机构与企业之间就经常出现人员的角色转换，不过本文要说的却是另外一种”人才旋转门”。

自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与竞争情报国际同行接触交流以来，就发现国外不少干这行的都有国家安全或国防情报工作经历，比如在中央情报局干过的有好几位，也有担任过某军种情报中心负责人。其中有些人并不回避这些经历，而另一些人虽然不直接披露，但在简历上却也列出”情报老兵协会”成员等的身份。这在美国、法国、瑞典甚至俄罗斯同行中都见到过，可见具有普遍性。抹去这些岗位的政治色彩和神秘外衣，应该说这种现象有其专业上的合理性，因为除在方法技能和工具上有共通之处外，其对抗和竞争意识对于当前企业竞争情报能力建设更是一笔宝贵财富。有位中国同行熟悉的美国竞争情报专家曾获得中情局最高功劳奖，退职后进入一家著名大企业，为其开发出一个企业情报系统，该系统成为国际著名的行业标杆。

某外国刊物记者在采访我时曾经问道，中国的竞争情报行业有没有与军方合作？我答复说，在许多国家，不少大型公司的竞争情报专业人员中有退休的情报官员，但在中国却并非如此。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大白话，我还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中国其实也应该有这样的情报人才”旋转门”。

我国早期的科技情报人员不少是外语专业出身，后来则强调专业背景，而情报的意识和技能需要学位教育和专业培训，更加需要实践经验。鉴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经历短暂，企业参与竞争、特别是国际竞争经验不足，科技情报工作虽然号称50多年历史，但多为”拿来主义”和隔岸观火，缺乏对抗性与竞争性的实战体验。因此，开辟一些通道让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有较长情报工作经验的人员进入企业的情报工作部门，也许是一种值得考虑的尝试。当然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情报工作，不应混淆，也无法简单照搬，但是相对无经验者自行摸索而言，那些情报工作者在企业环境里学习实践应该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段时间后成为企业情报高手的机会或许更大。

外国有些人诬蔑中国出访科技人员甚至留学生都是”工业间谍”，在上述那个记者提问中也不难听出某种疑虑，但对付它们的办法决非躲躲闪闪或假装天真，而是亮出正大光明的竞争情报工作招牌，在市场上理直气壮地”开打”。开辟军民”旋转门”不仅是培育企业情报高级人才的可能渠道之一，可能也是让情报走出阴霾，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为自己正名的有效举措之一。

《经济观察报》2010年5月31日25版发表记者报道，IBM”智慧地球”是个阴谋？(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0/05/31/171315.shtml) 。看上去有点“标题党”，内容还比较客观。作者试图对这个“智慧地球阴谋论”做个平衡的描述，实际上隐约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其中比较有趣、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从“利益格局”作了个分析，提出了”如果将智慧地球的机会过多地留给国内，将可能使三部分人受益：科研院所、云计算相关公司和在搞物联网概念的企业”，恐怕点到了一个要害。

我在5月24日博文智慧地球问题的关键是创新和竞争里已经谈了自己的看法，对阴谋论我从不隐讳自己的态度，但是真还没有看穿其中的利益之争，中国许多高调的口号其实背后就是利益。比如我前几年就感觉一些人在说“自主创新”时恐怕在表达一些其他意思，现在来看原来就是这个在作怪，不过不是在为国家利益，而是自己所在集团的利益，比如他们的兴趣并不真在创新，而是面对“大蛋糕”时希望把外国公司档在门外，至于以后的蛋糕哪里来，他们是不大关心的。

要看懂中国的“政治”，可不能太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