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02月01日 31版有个来自硅谷的采访http://nf.nfdaily.cn/epaper/21cn/content/20100201/ArticelJ31002FM.htm

，我第一次知道芯片技术可能面临重大突破，领头人张首晟有个中国名字，虽然报纸上没有说，我猜想多半是个美国人。张首晟是斯坦福最年轻的正教授,[以下引用]“以其在半导体和超导方面的研究获得国际公认，2003年开始组建了‘IBM-斯坦福自旋电子研究中心’,并于2006年将其基于芯片业未来提出的新构想—通过电子的自转来降低其能耗—在理论上完成了预演。2007年,这一新构想被德国的一个实验小组通过实验证明。同年,张首晟的这一发现被评为”全球十大重要科学突破”之一”[以上引用]。

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创新，因为可能将这个产业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这个得到实验验证的理论突破马上就可以看到产业前景，张本人也在致力于研究下一代先进半导体设备。他对中国同行说这很可能是一个技术超越的机会，但是也清楚地看到，即使在外人看来是那样“高科技”的产业领域里，国内目前还停留在打价格战的水平。

中国当然不会全然无知，张他们与清华和中科院物理所在此方面都有合作，不要一天到晚吹牛国际领先，能够这样跟得紧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我怀疑这个一点不保密的技术情报还远远没有到达产业创新决策者和“智囊团”们的议事日程，全国号称科技情报工作者大概还有几万，绝大多数在做些论证性或修修补补的“课题”，真正做探索性情报分析的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有估计也不会多。打个比方，真正的技术情报需要发现在青萍之末阶段的气团，而不是等到台风快到门口了才跟着起哄，就像什么物联网，现在跟着IBM叫的还叫情报吗？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的“开放创新”模式，六大互为竞争的大企业，例如Intel, AMD和IBM等一起在攻，大家共享知识产权，因为这个未来市场实在太大了，哪一家单独都搞不掂，天下打下了大家也都有吃的，看来这是真正突破性创新的共同特点。中国企业没有参与（不是美帝国主义排挤中国，它们肯定很欢迎），而是技术能力不行，极单薄的利润（所以一直在忽悠地方政府取得支持和“优惠”）我们一些大企业恐怕也没有能力做这样真正突破性的研发。

有些事情我们管不了，但是我很想知道我们的专业情报机构有没有人早几年就开始跟踪这个了，如果没有人，为什么？

。

从日本《情报管理》杂志的消息栏读到一条美国专门图书馆协会(SLA)对是否改名的会员投票，否决了改名为Association of Strategic Knowledge Professionals(ASKPro)的建议http://slablogger.typepad.com/sla_blog/2009/12/sla-name-will-stay-alignment-of-association-to-continue.html。

虽然已经是去年12月的事情，但还是值得了解一下。情况是这样的：

专门图书馆协会（SLA，也有人翻译为“特殊图书馆协会”，我觉得“专门”更好些，因为确实是专门为某学科或某机构主体服务的）2009年就满百年了，这个机构与我们的科技情报学会有点相同，许多企业图书馆资料部门和大学图书馆协会都是其会员，会员的共同兴趣是为特定对象的信息和情报服务，例如其中也设有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而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SCIP)与SLA交叉会员应该是相当多的，我甚至觉得那个新名称似乎与SCIP也太像了，这也可能是会员不接受的原因之一。

为庆祝百年诞辰，SLA领导层觉得是适当的时机来重新确认一下机构的共同愿景，所以花费两年时间搞了个规划研究（我按照意思翻译的，原文是Alignment Project），由某国际通讯公司、一位未来学家和业内一著名的信息分析企业Outsell牵头（两家公司和一个个人，原文如此），目的就是想理清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协会处于的市场地位，确认会员的共同价值观，以便在社会树立新的统一形象和发出相同的声音，相关资料可见http://www.sla.org/content/SLA/alignment/index.cfm。

规划研究的一个结果就是改名，前面提到的那个新名称建议看上去有点新潮，特别是其缩写颇具匠心，但是全称的确不大讨人喜欢，什么叫“战略知识”？别说要统一认识，连大致共识恐怕都不容易。

投票会员据说是创记录的，达到总会员数的50%，其中2071票 赞成而 3225票反对，新名称被否决，看看有关留言也很有意思，第一个留言的是我们的老朋友Arik Johnson，他对新名称还是情有独钟，但是其余留言者决大多数强烈反对改名，有的理由非常现实：老板不会为新的机构报销会员费了！

尽管SLA与我们这边没有多少联系，但是科技情报学会的同僚们应该关注这个“远亲”的动向，我们毕竟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包括都有让人烦恼的名字，当然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那边可能觉得还顶个“图书馆”的帽子有些不合时宜了；而我们这里则是许多人觉得“情报”走得太远了。

大众媒体上看今年上海两会，基本上成为世博会出谋划策的“神仙会”了，可见此事确为当前“重中之重”，但是有人如果再想向前多走一步，指望“后世博”能够成为上海市经济转型的机遇，那么还是小心点为好，难得在什么报纸，大概是《东方早报》上读到一位日本籍的上海媳妇写的短文（可惜看完后找不到了），婉转地提到当年日本办博轰轰烈烈，经济大起飞，但是后来经济进入长期萧条（大意）。那个迪斯尼恐怕也差不多。问题还是习惯了原有经济轨道的，怎么转变很难。

好不容易看到一条讲技术创新的，却有点“标题党”遗风：“谁阻断了专利转化”，原来是某民主党派要对专利转化率10%“开药方”了（文汇报1月31日2版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1/31/3504854.html）。

我不太了解10%这个比例高不高，似乎不算太差吧？全国是多少？全世界是多少？没有数字。我看过台湾一个估计，世界上最多也就百分之十几。就报道来看，原因分析得有点道理，比如指出主要弊病在于不少专利“以报奖、应付考核”为主要目的，但是开出的药方很有幽默感：既然你以应付考核为目标，我就来考核你的转化率。不是开玩笑，真的是这些大专家们的第一“对策”：[以下引用]建立健全政府、高校、企业三位一体互动共赢的合作机制，将“专利转化率”作为考核和评估团队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指标[以上引用]。

不知道这样的高见是不是会被“有关部门采纳”，如果采纳就精彩了，那么几年后政协会议上这些专家又可以有新提案“为什么有了专利、也转化了却不见效益”，专家们研究分析后认为，是因为转化是为了应付考核；所以需要建立转化产生效益作为考核指标……; 然后又到了20xx年，中国经济继续在考核评比中前进！

很奇怪每当中外出现一些经济技术争执，总有一些人很亢奋、很好战，我发现除了有个别人大概政治神经特别发达，总要找机会发作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并没有准备好打场经济技术竞争这场“仗”。对前者本人不感兴趣，所以说说后者。

自从1985年进入科技情报行业，后来沾上了竞争情报，应该承认多少是抱有一点为国家科技发展充当尖兵耳目的浪漫主义，多年下来严酷的现实是发现实际上你很少有机会参与真正的竞争，因为基本上不站在一条战线上，说得更加直白些，在许多情况下别人根本不把你当对手。想不到到快退出江湖了，终于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有平起平坐的机会了。

20多年偶然提到的“国家竞争情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看着人家打（第一个案例是日本和美国打经济技术战），我们自己只有总结教训的份。国家竞争情报只有在这样平起平坐的条件下才真正有用武之地，而遗憾的是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有些人，我是指的本来应该搞竞争情报的人，反而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武器，而热衷于什么抓“汉奸”、间谍、揪外国反华分子（当然只是在外国人基本看不见也碰不到的地方发威），这些人应该有人去对付，但是你我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咨询机构之类工作的平头百姓，主要精力还是要帮助国家打赢经济技术战争，我相信不是大炮坦克的数量，不是一夜之间造起个大楼的本事，更不是好斗分子的调门，经济技术的创新才是强国的真正关键，当然政治的民主也重要，不过那是我等不太懂的，不便置喙。

力拓案看来要到个什么时机低调处理掉了，无论如何，除非你相信中国的钢铁行业到处都是外国间谍（有人好象真这么想，似乎全国应该开展镇压汉奸卖国贼的人民运动），否则应该承认这个仗主要还是应该在经济技术战线这儿打。2008年我在一些地方做演讲时就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基本前提是中国不会当现行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当然争取更多话语权是完全应当的；作为全球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WTO的最大受益者，只有脑子彻底进水的傻瓜才想拉几个国家另起炉灶，建立“对抗帝国主义的新秩序”，这只会让本拉丹笑死。但当时也就预言，今后中外之间经济技术的摩擦一定会越来越激烈，现在情况确实如此，你要挤到前面来了，人家当然不舒服。

我们现在确实对如何打赢这一“战争”（看到《货币战争》发财眼红了，也借用这个杀气腾腾的词）还缺少办法，比如研发新技术的一味说教看来还不足以成为有效药方（比如对铁矿价格，那有用吗？）。

突然想起这个话题的原因是最近关注新兴产业规划，其中一个发现就是我们的大多数产业规划基本上没有“竞争”这个概念，如果光看一些报纸一些网站，中美好象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没有引号的真打）；但是看到这些规划如何制订，就知道基本上还是看看老美在做什么，我们跟上去，我很早就写过博文，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有许多请来大专家讲的“国际趋势”是拾人牙彗，有的简直是为他人做广告的。我没有机会进入任何一家大企业的核心层（所以说话可以不作数），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许多巨人企业虽然专利现在很多，报纸的广告版或变相广告版总是捷报频传，但是在产业创新方面还难和一些跨国公司在一个水平上“打仗”。

有的专家又描绘“中国模式”光照全球的美景，踌躇满志地“准备好做全球老二”了，问题是你真有这个底气吗？

目前还给一些杂志看文章，企业竞争情报是常常看到的主题，其中占较大比重的都讲框架图、模型、计算机网络系统，那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我更多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企业竞争情报(CI的本意），看了那些再来看这些，简直有隔世之感。

今天读到台湾《天下杂志》电子报（440期，1月26日http://www.cw.com.tw/event/epaper/cw100126.htm）有篇深度报道，讲的是张仲谋的台积电如何制服张汝京的中芯国际，二张同样出道自世界最好的芯片企业德州仪表。

中芯国际被台积电捏住的命门是知识产权。大公司重视知识产权不是新闻，但是知识产权战略这样打我看了真是叹为观止。

台积电先是抓住了中芯国际非法利用本公司知识产权的证据，在离职的经理电脑里查获中芯国际COO（一个洋人）发的邮件，明确要那个经理提供12寸晶圆(Wafer)的程序和设备清单，还嫌证据不够，为打赢官司居然搞沙盘推演，做反求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模拟对手行为，一切为了说服法官，直到自己不明真相的工程师斩钉截铁地证明手上的中芯国际芯片实际是台积电的技术，这样过了3年后到美国打官司，因为那里法律规定可以先起诉再申请查证据，迫使中芯交出15000页文件，终于中芯败局铁板钉钉。

更加厉害的不是把对手逼到死角，而是给它活路，就是题目上的“以战逼和，以和止战”（录自原文），台积电考虑，如果把中芯逼死（完全可以），它在大陆已经建成的大批厂房设备连带技术一定落到山寨手上（现实点，台企休想赔到中芯已经在大陆手上的东西），他们再来和它玩价格战吃不消，所以最后精明地达成协议让中芯国际赔款2亿美金，台积电可以取得10%股份，成为第三大股东，虽然前二大股东均是大陆国企，但是你手里没有核心技术，他的10%就很更厉害。我觉得还有一个理由文章里没有说，台积电不想得罪大陆政府，文章中提到这样的结局“让中国政府也成了大赢家”。得了大实惠，又给对方的后台老板留足了面子，深得“孙子兵法”真传。

中芯国际虽然算是国际企业，但毕竟是上海政府鼎力支持，上海实业还是大股东。大陆企业其实这样输惨的竞争还有许多，不过一般是讳疾忌医，从来不公开教训，有的还常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托词来掩饰自己的无知无能。真正的企业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几乎都有舔干身上的鲜血坚持到底而崛起的历史。国际竞争没有捷径，输了不怕，怕的是文过饰非。

最近与人谈起法治建设不容易，有些白纸黑字的规定，就是没人执行；近来有些媒体报道强力部门有的人一般还能依法办事，但是只要无影无踪的“上级领导”发话，什么法律就变成一张纸了，议论时有人无奈，感觉毫无办法。我不那么悲观，理由是世界上的事情应该是道理的（就是客观规律），法律说到底不是慈悲、不是“主义”不是谁拳头重谁说了算，而是各种利益平衡的产物，打破平衡也许图得一时之快，但是很可能是要受到惩罚的，物理上有个有趣的“勒.沙特利原理”，简单地说就是压得过头要弹回来的，有点像人类“征服世界”的豪言其实还没有多少年，就已经受到惩罚，当然不能简单套上去。

西谚有“Heaven’s penelty, slow but sure”，中文正好有个对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二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中文讲的是空间概念，法力无边；，西文讲的是时间概念，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我觉得还可以有一个角度看，就是方式，你感觉无奈，但是天道会以另外的方式表达出来。破坏规律的人常常有某种强势，别人根本奈何它不得，但是自然规律（天意）往往会以你意料不到的方式报应。想到这个就有个一直萦绕在我心里的故事。

80年代有个“二熊”案件，原浙江省军区司令熊应堂少将的两个孪生兄弟孩子因罪大恶极一个处死、一个被被判死缓（实际就是留个根），虽然熊少将晚年上了林彪贼船，但肯定不是其中原因，那时确是铁面无私，连开国元帅的孙子都照样处死的。这个小Case今天恐怕没有什么人还会记得，我所以记得，是因为在二熊12岁时就认识他们。

我的高中离开警备区机关不远，所以有一些军官子弟来读书，文革前他们与其他学生并无太大不同。1965年我高三，所在班级时与初一6班“结对”，二熊就在那一班，课余时间一起活动多一些，那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小个子引人注目，而最领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精灵活泼，极其聪明，记得当时我们班级里“大哥哥大姐姐”都满喜欢他们。

只是那时的政治空气已经不对了，日子好过了点就折腾的规律再次显灵，学校思想教育基本就是对阶级敌人“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据说是雷峰日记，但是有人说是事后遍出来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其实并不是天上无缘无故掉下来的。

不久就是社论、红卫兵、抄家。二熊的“可爱”越来越褪去，我们这些“问题家庭”的子弟也与他们越来越远，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之一就是说二熊夸耀参与在静安公园（静安寺对面）夜里点燃篝火吊打一个和尚致死，那个和尚的罪名是打了冲进寺庙的一“北京红卫兵”耳光；不久，连我们班上根红苗壮的工人后代都受不了二熊公然在学校里绘声绘色地大话自己如何将一块大玻璃从头顶上砸向一个已经批斗挨打多时的“地主婆”，令其当场身亡。二熊他们身上唯一留下的一点点稚嫩就是把这些说出来不以为耻，而对其他大多数当事人对这些赫赫业绩不要说今天是讳莫如深，就是当时也不至于当勋章一样挂在胸口。

在那场现在任何正史上都只有寥寥几行记载的“十年动乱”中我家侥幸没有被抄，家长也没有挨斗，现在能够回想起来当的心情，就是在大“革命”狂潮面前小民是多么无奈！事后清楚了只要那些管饭的“上级”说了话，连堂堂国家主席手举《宪法》，那些当事的也可以不理他。

但是天道仍在。10年在历史上真只算一瞬间，是非便倒过来了。有人说，当年的红卫兵干将现在不少都“洗白了”，我说不然，他们中有些人虽然现在成为名人洋博士大董事长甚至高官，但是敢说他们晚上闭着眼睛不会做恶梦！

回到二熊，其实文革后我从来没有再见过他们，唯有一次大概70年代后期我在丈母娘家附近的威海路上还看到过两个穿旧呢军服的双胞胎分别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有可能正是他们正在奔向下一个年轻女性猎物，当然只是猜测而已。

我相信人类有共同价值，例如人道主义，它不是什么良心发现，政治觉悟，而是被反复证明对大多数人最不坏的安排。连本.拉登的塔利班最近也声称要改变乱杀人的政策，知道那样不利自己生存，与“性本恶”或“性本善”无关。

被枪毙真是极其个别的，但是我相信干了坏事一定受到报应，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这一切无法像物理定律那样的证明，所以有人悲观有人乐观，都说服不了别人，但是我宁肯乐观，因为那样至少对教人向善有点好处吧！

14日博文IBM“智慧城市”成功拿下中国8城中提到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中IBM代表说到Smart Planet II，他还说需要资料可以提供。于是通过专家委秘书处去要了，今天得到一份IBM董事长兼CEO彭明盛1月12日在伦敦的讲话稿，其公司网站上可以找到”Welcome to the Decade of Smart“ http://www.ibm.com/smarterplanet/us/en/events/sustainable_development/12jan2010/files/palmisano_decadeofsmart-12jan2010.pdf

演讲地点在Chatham House ，查了“EngKoo英库”居然给出个什么“查塔姆研究所”的译名，其实那就是赫赫有名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演讲内容当然是报告提出智慧地球一年多来的成就，比如仅智慧城市就召开了100次会议，2000城市领导人参与会议，据他说对439个采用了城市交通拥挤缓解系统（不一定是IBM的）城市做的调查表明，平均每个城市每年节约乘客交通时间70万小时，节省费用15百万美元，而IBM做的4个城市成绩还要好。类似案例还有许多。

这倒没有出乎什么意外，让我联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今天下午在上海市科学会堂为“文汇科技创新论坛”讲了“智慧地球背后的故事”，这是近几个月来做的一个研究，写过好几个博客了。我讲到这个智慧地球“好象重点就在美国和中国推广，特别是中国，欧洲倒没听说过，当然我没有做过详尽的调查”，结果晚上就有证据了，大概正是如此，从这个报告里可以感觉到这是在英国首次这样做推广，而对中国，彭明盛却是情有独钟。智慧地球背后的催生婆：2006年创新头脑风暴完成后，彭明盛居然是在11月特地到中国来首先宣布完成10个项目的筛选，投资1亿美元，开始我在英文资料中读到还不大相信，最后查下来非常可能就是这样。那次他特地带来了《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但是国内除了一些IT媒体外光注意那本书了和它的明星作者了，似乎并没有太买他的帐，我后来就自责当时为什么一点感觉也没有。2008年金融风暴爆发，IBM首先借助“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在美国抛出创新救市方案，其中大多就是一个月后正式提出的“智慧地球”里的内容。以后的故事又主要在中国展开了，所以我们中国的企业如何“接招”真的要好好想想了。

去年9月15日博文上海市当前急需什么中谈到上海将建立工业技术研究院，本月确实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就是上海紫竹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由上海交大与闽行区合作建设，后者估计就是供应土地了。

《科学时报》2010年1月13日 B2版发了两篇相关文章，其中对其院长的访谈：打造上海的”硅谷”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1/227991.html一文首次比较具体地谈到了机构的设置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为首的就是一个具有产业技术情报功能的部门：产业战略及趋势研究中心（智库），李杰院长说，这个部门主要承担“新兴产业技术的信息收集，市场预测，主控式创新专利布局评估”。

同时这位李杰院长本人也是我所关注的，虽然在《科学时报》发表的接受采访时说的已经很“官话”了（查下来他被内地大学聘用过），但是他是美国“空降”过来的（并没有说辞去了在辛辛那提大学的教职，交大公布的邮件还是那里大学的）。李本科是在台湾读的，在美国拿了两个硕士和一个博士，技术专业应该是智能技术领域，但是其简历看来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岗位，因为他不仅在台湾、美国直接参与过多个工业技术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还是美国NSF下属一家主要的跨校区大学-企业合作机构的创始主任，与美日40多家大公司有国合作。

我常常说台湾在产业技术发展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大陆研究学习，因为文化一样，政府（或“政府”，为避免被当作“低俗信息”而给黑掉特此补充）的作用都比较强，但是毕竟市场经济走得早，80年代后经济起飞搞得还是不错，近年困难较大。李杰也许可以传点那里的经过来。但是我也怀疑，上世纪在常常备受称颂的日本台湾“产学研”合作模式，现在效果究竟怎么样了，这个不是说说的，要时间证明，日本一度威胁美国的应用技术领先地位，后来远非成为事实，国际学术界现在的热点是开放式创新，有证据表明这个模式比产学研厉害，因为传统的产学研合作本质上还是封闭的，因此不知道紫竹究竟能够走多远。

《21世纪经济报道》最近1月18日恰好有两篇关于国外大企业开放式创新的文章。它们是22版的欢迎你，伙伴们- 财经- 21CN.COM，和23版的大企业的“改革开放”-。

前者主要介绍全球手机老大诺基亚如何开放创新平台，鼓励其他企业、特别是创新小企业进入其产业链，实现双赢，不是忽悠，例如有位个人开发者制作了一款Ocarina软件，放到诺基亚iPhone应用平台，用户每下载一次支付0.99美元，这个开发者半年就坐收200多万美元。文章引用Nokia一位高管的话说：“所有大型终端制造商的策略重点都在于构建一个应用平台，进行战略‘卡位’，把握住独一无二的通道，从而成为整合者”，这才是战略思维，其实不算很新了。

后面一篇提到了宝洁等开放创新的“老祖宗”如何“屈尊”向任何有好点子的小企业，甚至竞争对手求教，寻求合作双赢，文章说“未来技术研发能力的竞争,不仅是R&D在收入中的占比, 或者公司的研究院集中了多少名专家, 更包括商业模式与创新思维的较量”，这个观点，正是IBM2008全球上千CEO调查的结论。

我国的企业现在面临一个选择，或者“被创新”，即胡里糊涂加入跨国巨头的平台（比如“智慧地球”），可以获得好处，但是难做主；或者胡里糊涂地不加入，而仍然“自我创新（注意不是自主创新）”，慢慢爬；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看清楚大势和自己的位置，无论加入（目前大多数中国企业加入还是明智的）还是不加入（硬是坚持自己打造商业模式，虽然苦，但是有一些行业，有些中国企业还有机会，而且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那是必不可少的），总之都要有清醒的脑子，才可能不吃哑巴亏。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再仅仅陶醉在“两弹一星”的成功里，那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在当时，农业和大多数工业也没有成功，今天更只有极少数军工安全产品可能还适用。我觉得不少大小领导，大小专家几乎对商业模式听也不要听，还是鼓吹关起门来硬干，仅把“产学研”当作产业链，搞不成就怪帝国主义阴谋，怪老百姓崇洋媚外，那样的话，自主创新的道路还会更艰难。

《科学时报》2010年1月15日A2 版发表清华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一封信，施一公是近年完全辞退了海外教职而全身回国任教的生物学家（可能是唯一的来自第一线的世界一流学者），除了报告自己来华两年情况，应该说总体来说回国是非常值得的选择，其中一句我感觉很重要的话“我确实认为孩子们在北京比在普林斯顿更快乐！”，还有一句应该在此引用一下：

“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我相信，在科学和研究中，中国和美国应该坚持同样的职业道德和伦理价值观。因此，我是如此吃惊和失望地发现，我的部分同事在回国后全面适应了中国的某种潜规则，而且身体力行开始在中国科学和研究界继承、发扬这种潜规则文化，而在美国，他们是一定会不齿于这种文化的。幸运的是，大多数回国的学者们坚守了他们曾经认可的价值观。”

今天中国的大学与世界名校比较最大的差距就在于此。只希望这不要是因为（小人之见）盼望冲诺贝尔奖的可能而“宽容”出来的特例，而真正成为科学家和想要成为科学家（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把握的基本品质，当然依照的未必一定是美国的标准。

记起了另外一位科学家邓稼轩，杨振宁的同学（多年后杨听他说自力更生研制核弹后落了泪），对中国原子弹的贡献不亚钱学森对于导弹的贡献，却对这个可以杀死成千上万人的武器有他自己的看法，晚年向中央提出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建言，实际上中央最终也决策停止了试验（当然不清楚是不是完全是因他建议）。他的人文主义使他堪称伟大的科学家，而钱学森则在这方面确实不如他。

前些天有几个博文提到IBM的智慧地球成功“忽悠”了中美两国，事实上它还在继续忽悠，而中国人民也把这个当作了科技新动向在那里继续“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昨天晚上看到《福布斯》中文版一篇文章，发现在IBM2009年春在中国推出智慧地球以来，攻城掠池，已经颇有斩获，仅其中“智慧城市”一项，就已经与内地8个城市达成合作协议，具体见下表：

[以下引用]

武汉 两型智慧城市 2009年3月26日
上海 智能化 2009年7月
无锡 软件信息孵化 2009年7月25日
广州 数字广东 2009年8月26日
沈阳 生态沈阳 2009年9月16日
东营 智慧东营 2009年9月27日
南京 智慧南京 2009年10月22日
昆山 城市信息化 2009年10月20日

[以上引用]资料来源：Hu Yifan: 智慧化生存，福布斯中文版，2010年1月，96-97页（没有找到电子版）

今天上午是第5届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颁证及座谈，我简短发言就提到这个事实，揭示了智慧地球背后的水有多深，推及我们做信息化规划需要创新，我说如果说下一年科技10大动向，老外们的共识往往与我们差不太远，但是产业化方面他说要上10个项目我们也许一个也不适合。没有说的是，不知深浅，千万不能随便让人继续忽悠了。

我们现在的所谓产业规划，说白了是受到两种力量的强烈影响，一是外国的，或跨国巨头，或权威研究机构，他们说我们就相信；二是国内（本地）大企业，比如我们的信息化规划现在还在分什么“集成电路战略”、“嵌入式软件规划”，基本是制造工厂要资源想扩张的原始水平。在这点上智慧地球没有主动告诉我们的内容却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

本届专家委员会有几位国际IT巨头的代表，巧的是今天会场上IBM那位正好坐在我的正对面（我讲完后对他说如果不对，请批评），是个老外，带个翻译大概没有听明白我说的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在后来发言中继续自豪地推销，说IBM已经推出智慧地球II，这倒需要了解一下。

有趣的是会议结束后，除几位老朋友来寒暄外，有位陌生人也来夸奖我说得好，拿到名片原来的Intel亚太区中国研发总经理（华人），我突然明白其实不是我说得怎么样，而是IBM搞得太热闹了，别的跨国公司说不定都一肚子火呢！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最近有一篇文章”由辍学哈佛谈名校效应”

http://cn.wsj.com/gb/20100112/ZHT082645.asp?source=newsletter

反映了亚洲国家对美国一些”名校”的过度崇拜心理，大家知道中国也是一样，问题出在真正的内行无权选人用人（说话激烈点的有时连所谓评估”专家”身份也轮不到），当然完全外行的情况不多，大都是半外行当道，他们有过学术成就至少是学历，但思想枯竭了专业荒废了，只好通过什么文献数量和引用排名，还有就是名校文凭来”慧眼识英雄”了。

名校毕业到底值多少钱？正好昨天晚上听了个学术报告，关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不知道报告人什么地方毕业，但介绍在美国20多年，目前是康乃尔大学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想必也是来自名校。教授表达好，复杂问题讲得外行听明白，但这不出意外。有点感觉是他对自己的研究范围划分非常清晰，在回答问题时数次说，这个问题不在我的研究范围里，或本人没有做过深入研究，奇怪的是在其他更加有必要强调这点的专家口里，这样的表述几乎难得听到，他们企图给人以什么都知道的印象，当然往往结果是弄巧成拙。

所以我觉得真的名校优势之一大概是学术训练有素。顺便说说，那个沙龙是由一位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的，原先在社会科学院工作过，后来又担任某500强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的人士打理，所以请得到很多美国名校教授，我的印象中这是他们的基本素质，不久前一位哈佛社会学教授来讲人际关系，我提了个社交网络的问题”刁难”他，他第一句也是这个问题我没有做过研究……。当然接着提到了上世纪90年代卡斯第尔一套名著”信息时代”，表明也不是吃素的。

只要领导和专家，包括本人真正有了自己的判断，什么名校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上周末偶然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两位纯种老外主持，普通话都说得溜极了，其中那位女士看着脸熟，原来就是多年前随父母来中国，从小就是电视明星，北京土语不亚于大山的爱华，当时影响深刻是因为十一二岁说中文小白人的样子十分可爱，记得她也是去读了个哈佛的什么研究生学位，现在照样当主持人，只是美国人老得快，现在已经没什么可爱了。

2008年夏季号的《竞争情报》杂志有我写的卷首语“体育与情报”，此文在初稿时有几句提到了一个具体从事体育情报的热心人，在修改时觉得不合适，就删掉了。他就是我二哥，已不幸于2008年10月初去世，现在应该来这里来说说他了。

虽然我们家人的个子长得都不怎么样，但可能有运动细胞，主要是爆发力好，擅长短跑。父亲学生时代因运动会短跑比赛而得过两块挂表，一直到文革前我还看到过，在当时应该算是大奖了。

这个基因也遗传到了第二代，我的大姐和二哥都曾经是国内一流的业余短跑运动选手，好象都参加了建国后的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二哥还是入场式的六位擎旗手之一，在他的追悼会上家属就安置了一块展版展出他当时的一些珍贵照片。

二哥没有机会上大学（我兄姐中凡建国前成年满18岁的都没有上正规大学，以后的则都有机会， 这也是建国大业确实得民心的无数证明之一），中学毕业托亲戚介绍（当时必须有保荐人，不是今天理解的那种关系）进了申新二厂当技术员，那原来是荣家的棉纺厂之一，日子应该说蛮好过，但是他却不安心工作而喜欢短跑，最后出来全职从事体育事业直到退休。做过普陀区少体校副校长，刘翔就曾在这个体校成长，尽管沾不上什么光，但刘翔出名后我的女儿能拿到他的签名照片。

二哥作为建国初期的业余田径运动员不可能建立为国争光的丰功伟绩，当个小领导也难有什么可说的政绩，而他对体育的最大贡献就是收集体育信息，他收集的主要是赛事信息，例如他整理保管了建国以来上海市举办的所有田径赛的成绩和相关信息例如当天的天气。其中大多是事后补记的，特别是退休以后做的。有次他到上图龙吴路书库来查旧资料，完了后要我转送一本编就的资料给文献部门，还特地要我代他感谢有关工作人员的帮忙。收集之后要都编成一本本的集子，这种资料不可能正式出版，当然也绝无稿酬润笔，虽然它的价值不见得比不少装帧考究的大厚本差。起先都是他本人刻蜡纸油印后装订的，后来才有电脑打印。

可敬的是二哥没有高学历，也不懂去“中央党校”之类混个文凭，所以一直没有高级职称，退休工资当然不多，而他的大量工作恰恰是在退休以后做的，他曾是市体委的一个什么田径顾问组的成员，听说没有报酬，只给一些车贴，他仍然乐此不疲，甚至后来连家人都颇有微词。我甚至觉得体委那些人也许不过是尊重这位老人的无害“怪僻”，未必认为那些数据资料有什么用（这里一点没有贬义，其实很多情况下能够这样已经不错了）。我经常听到博士候选人做论文找不到实证数据，如果有人利用这些非常完整的历史数据做一下气候对田径成绩的影响分析或者能够证明没有影响（可能还要加上其他资料），可能会有不错的研究价值。而它们作为史料记载的人类记忆价值则是无须证明的。

我在《探索者言》一书中序言中提到，我走上情报之路受到家庭的影响，我有专业从事科技情报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就是那位业余短跑运动员），其实没有算的还有这位体育情报工作的“志愿者”，加上15岁参军、现已去世的一位从事军事情报的姐姐。但是其他几位早就离开上海，他们的具体工作我几乎没有任何印象（更不谈那位军中姐姐了），除了让我知道天下有科技情报这么一个行当而已。而二哥的热情我是看到、感受到的，如果说影响，他的精神确实对我有着无形的作用。

也许今天那些高谈阔论者屁股后面不干净的太多了，所以人们宁肯相信小混混（他至少是真实的）也不愿意听大话，我倒要说，正如鲁迅讲的”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苦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为人请命的人……”。我昨天的博文刚刚说过体育界黑，不仅如此，当然还有把体育成绩当作晋级官场的阶梯或打开豪门的钥匙，但是我相信像二哥的那样决不在少数，一个刘翔之下，该有多少垫脚的支撑（在争金牌要面子的“举国体制”下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全民健康的提升）！

如果说二哥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他的一生证明了，除了以金钱和权力计量的所谓“成功者”之外，毕竟还有人真相信精神的力量，尽管那也许无关国家命运或民族大义，只是个人的爱好而已。

虽然在中小学生时代是体育爱好者，但是后来我却连体育电视都基本不看，更不提买票到现场看了。为什么？因为体育太黑，这个“举国体制”掩盖了不少肮脏的东西，比如有迹象表明兴奋剂至少一段时间内是得到默许的“组织行为”；还有就是足球的黑，有人想反黑，结果在十几亿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只有那位唯一坦白、说了真话的裁判受到监禁的惩罚，最后病死狱中，真正的罪犯弹冠相庆，这不是黑社会是什么！那一大帮挂着“书记”、“X长”的大人物如何面对？

最近姚明投资上海男篮，我觉得有了点看头，不过我是把这个当作Business来看的，姚明不仅带了外国教练和外援球员，更是带来了现代体育的商业运作模式（不幸的是它是以开罪了原来的教练兼恩师和绝对主力兼老友为起步的），顺便说说上海一般被人认为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宽容的文化传统表现在体育方面应该说比较开放，刘子歌是又一个例子，上海某区连她的教练兼经纪人一起“买”来，事实证明这真是一笔好买卖。

还是言归正传谈情报。在某一期《竞争情报》杂志的“主编卷首语”中我写了“体育与情报”，其中提到中国的体育界在对待“情报”问题上居然比经济技术界还要开放，也提到美国一次对五大球进行的竞争情报调查，发现“录象分析”是体育界重要的情报分析手段。今天在《东方早报》1月6日B12版上读到新闻，姚明还为上海男篮带来一位录象分析师，他叫欧文斯。

报道说，主教练“邓华德总是和身后的美国中年男子窃窃私语，那是球队的录像分析师欧文斯”，他不仅是主教练的“军师”之一，而且每次比赛以后球员都要上录像分析课。欧文斯说，”我经常和鲍勃一起看录像，研究对手的情况，为他准备好战术图，帮助球队进行针对性的防守和进攻，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都渴望胜利”。

这是活生生的竞争情报。

去年最后一个博文第二条“注意指标数值的饱和”有点问题，一直想补充一下。

指标用来进行两种比较，一是横向的，比如上海与北京比，与全国平均比，与亚太其他城市比；第二类是纵向比较，与自己比，与去年前年比。

关于那些技术进步迅速，很快达到饱和的测度，不能简单地转换为相对指标，只能弃用。相对指标是完全新的一种思路，几年前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报告过一个观点，就是对于信息化研究，沿用实体经济的分指标加权汇总可能不合适（实体经济也有饱和，例如报酬递减，但比较慢），因此建议采用对标(benhmarking)方法，世界通讯港联合会（WTA）的智慧城市（intelligent communities）就是采取这样的做法，不搞绝对值的指标，一律相对比较，设定六个指标，每个指标各城市排出相对名次，其好处是指标不必永远不变，可以根据技术的发展及时调整更新，我觉得最大的优点是可以突出各自的特点（各个城市，或其他比较对象，为什么必须一样？这是指标汇总难以避免的尴尬），就像高考的特长生，只看总分很可能会牺牲他们。

但是这样只能比出先后，对制订政策没有很大作用，所以纵向比较还是需要的，它要求简单可行（不强求全面）、定量可测（专家打分一般不合适），可以按照自己的特殊情况设立独特的指标。

所以说相对指标不是解决“饱和”的办法。

2010年在平静中到来。我感觉新年之到来与别人可能有点不一样，假期三天我给自己有个任务，写篇探索IBM智慧地 球背后故事的文章，因为我为文章的doc文件命名时习惯加一个日期，例如“盘点新年20100102.doc”，以往今天 改昨天的文章名称常常只要改最后一位数字，而元旦那天我发现要把20091231改为20100101很麻烦，因为新年来到了！

2009年是繁忙的一年，写了200多篇博文只能算是业余活动，18个讲座的备课时间花费不少，不知道对听众有多少帮助，至少 对我自己真的是大有收获，而原计划写本书的现在反而不敢写了（发现了更多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以一介平民身份被邀请做演 讲嘉宾的机会也居然比在位的任何一年都多，要知道在某些地方是不是把你当专家今天仍然是要看“级别”的。顺便说说，我曾经有许多社会 职务，没有一个是去“运动”来的，离开行政岗位后我列出清单，表态全部退出，不过因为有任期，这需要时间。还有些职务从来不征求意 见，例如上海市人民政府信息化专家委员会2009年继续聘我为委员，当然如果事先征求意见我肯定会转到单位组织部门去让他们考虑的。这 些职务不仅在官场上毫无含金量，我也不需要以这些来提高自己的“学术价值”，但是好处是可以参加一些会议听一些报告，拣到 一些真实世界的东西，因为经验表明现在我们被允许可以看的“主流媒体”，是越来越不足以容纳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应该知道的真实情况了。

但是要列出2009年的“资产负债表”，最大的欠债一定是答应要完成的写书任务了，我都羞于与责任编辑们打电话延长合同了。2010 年的打算是有了，但是不敢在这里披露，但是相信应该可以做到，就像小学生写检讨书那样，“看实际行动吧”。

除此以外，2010年要减少外出的活动（我每次做报告都会看大量资料认真准备，说实话是要占用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必要的想 法还是要说出来。我不喜欢发那些廉价的爱国宣言和人人都知道的陈词滥调，躲在国境线后面说大话空话不算好汉。自信以自己的经验、下 的功夫和现在单位所提供的条件，我可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说出一些别人暂时没有想到而有意义的观点。

与中国大多数人相比，我应该是属于相当幸运者之一了，我没有忘记自己必须要做回报。

在所谓“软科学”研究（实质是属于社会科学领域），指标用得很多，什么问题动不动就来个指标体系，它的好处似乎是“战无不胜”，没有数据就来个专家打分，随便什么问题总是能弄套指标出来，不像有些科研会失败，做不出结果来。

我在6月日的博文再谈数据问题里有一段讲到指标本质的认识，其实指标的应用中还有许多必须了解的知识，否则可能产生问题，我在看别人做的指标项目课题时常常看到有以下一些问题，值得讨论（本文早在几个月前就起草，一直没有写完，今天总算了结）。

一是注意测度（measurement）指标(indicator)和指数 (index)的区别和联系，其中测度是可以直接测量出来的的量，比如某煤矿的原煤产量，专家打分也可以算作测度。在实际应用中测度常常要经过转换成为指标，而指标的本意是“无法直接测度的概念的某种代理”（本人自己悟出来的“定义”），例如一年中国家财富创造多少无法直接测度，所以有了GDP，而这个指标是无数原煤、钢铁等经过货币计量的价值转换（否则无法加总）计算出来的。当然也有些测度可以被直接用来指代某个概念，所以同时就是一个指标。指数往往（但不一定）是有个基数的，或者是归一化处理的，最大值为1。

最近看到一个信息化指标系列，前几个是直接测度的值，但是最后一个却是引用来的一个指数，这就不合适。还有个信息系统评价指标项目直接把测度作为指标，我建议先把各种类型的测度（包括定标数据、定性数据等）转化为数值再列为指标。

二是注意指标数值的“饱和”。传统信息化指标将电话、家庭上网率作为指标，但是这些指标很快会到饱和值（不会100%，而是到90几%附近徘徊不前），作为分指标就不合适，对技术替代很快的项目选取指标特别要注意。对这类指标的办法是采用相对比较，即把同时代最先进水平列为100%，采取Benchmarking方法取得相对值，比如70%，到明年虽然我提高了数值，但是人家提高更快，也许我变成了60%，只要说清楚，这样也有意义。

三是指标必须“独立”，换言之，如果一个指标体系五个指标，其中两个是独立的，其变化不受其他影响，而另外三个是互相牵连的，“一荣俱荣”，请专家打权重分（目前实践中往往如此），因为相关所以会出现三个指标都打得很重要，如果这三个指标与另外两个正好相背，看上去好象三比二，实际的情况应该是一比二，结果就逆转了，出大偏差了。如果是大量数据构成的指标（比如有历史数据）可以用统计分析方法发现“多重共线性”，就是几个指标存在强关联，需要剔除一些，留下“主成分”

四是列入体系的指标要有适当的贡献。看到过一个指标设计，其中好几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零，或是常数，就对指标想要“代理”的概念（往往是相对值）没有贡献。有人担心“不准确”，所以把体系搞得非常复杂，许多指标，还有一级二级，不仅指标越多越不准确（误差会放大），好的指标体系越简单越好，尽量把没有贡献或贡献不大的指标剔除才是本事。

看到12月22日参考消息9版的“周二专刊”有一篇采访和一篇记者印象，整版都是关于美国在台协会（AIT）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的，想起多年前此人在上海担任总领事时期与他交往的一些琐碎小事。

中美关系在六四后经过双方努力在90年代中后期有所恢复，那时美领馆和其他外国领馆一样在上海很活跃，加上后来1998年克林顿来访，我那时有机会（当然得到批准）参加一些外国驻沪领馆组织的交谊和文化交流活动，那些活动有些是在总领事官邸，所以与薄有过数次见面，有点熟了。记得有次我对他说老是把他与芬兰驻上海总领事混淆（两人真的很像），他笑笑说，他们两人确有共同之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这些活动经常会同时有眷属一起出面，比如在薄瑞光官邸举办一个晚会就见到他的华裔太太，也因为这样我也有机会带太太去了几次。

其中一次是在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在上海博物馆为迎接董事长Levin举行的招待会，Levin是个传奇人物，后来曾特意穿着牛崽裤宣布与AOL合并（自命为老酷哥加入互联网新经济），我以此为由头写了篇国内大概首次介绍“内容产业”的文章，当时影响比较大（不过最近两家姻缘还是断了）。Levin此前刚刚来过上海图书馆，我陪他参观四楼外文阅览室时亲耳听到他指着那些开架的西方杂志对旁边人说，应该让美国人都知道这些！

就在上海博物馆那次，薄也参加了，可能许多中国人（至少我自己）不大习惯在陌生人之间闲扯（美国俚语bullshitting），加上不会喝酒，所以我和太太提前离开了，走到临时设立的衣帽间我们各自领取了自己的大衣，我正在自顾穿衣时，薄瑞光一个人正好也来了，他这时走上来给我打了个招呼就帮我太太穿起了大衣，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发现自己的礼仪修养实在不合格。

世博将至，不知道这些尊重妇女的习惯能不能也发扬一下，这与男女平等是无关的。这个小插曲，当然也与此人的政治立场无关。

99年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后，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冰点，薄本人在上海任期不长，炸馆事件后不久就去了台湾（当时是任官职，现在的AIT属于“民间组织”）。而以后我也几乎没有再参加这类领馆的活动，不管怎样，想起这件小插曲，我还是有些感谢他。

下午参加了一场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来了樊刚、王庆等京沪港一干专家，还有几个老外，主要对明年经济情况做分析预测。虽然各人水平、准备情况不同，但总体内容不错。

听众倒出问题了，因为今天下午上海市经济工作会议，现职的干部们都不能来，多是二线的、媒体的和看上去象研究生的年轻人，提问阶段听众反应比平时慢（按我的经验只是开始慢，后来肯定抢着问），结果有限的机会让第一财经的杨燕青霸占了，她先前的问题提得不错，来劲了就控制不住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纠缠，过分了。

我有机会就越界参加一些有联系但是不同于自己工作领域和专业的报告会，经常有收获（取决于内容和演讲者），原因有二，一是创新往往是越界的，一个领域里司空见惯的，另一个领域可能很新鲜，杂交产生创造（当然创造不完全来自杂交）；还有原因是可以让自己谦虚点，在自己的专业小圈子里经常是当嘉宾甚至主角，时间长了思想会迟钝。

这次听下来有个有趣的发现，在主流舆论、官方立场包括首长讲话大谈经济增长依靠科技进步的同时，国内（一老外）差不多是顶级经济学家一共九位上台发言，几乎没有真把科技或创新当作经济发展的变量的，唯一很简单地正面提到的是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他的观点我第一次听到，其结论是本次次贷危机不是以往的生产过剩，而是资产负债表出问题，所以增加消费（目前的主流主张）并不解决问题，而是必须增加供给，所以要新技术，要创新（最后加了句，”但在索罗模型里技术进步是残余，没法把握”），但他论述的逻辑（上面的因为所以）我没有听明白，或许他也没讲明白；还有上海社科院的刘幌松，他的分析更加具体，也提到过去30年中国享受了世界工业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好处，但是认为这些因素今后几年将不复存在。更加可怜的是，没有一星点提到、甚至暗示国内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会对明年或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作用。

 总之，在科技圈子和政府官方语言很热闹的话题，在主流经济学家脑子里似乎完全没有一席之地，科技经济两张皮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也别只埋怨经济学家圈子。平心而言，尽管科技政策（昨天的博文里说了基本是科技圈子的话语）已经多年强调科技为经济，什么以企业为核心，但是这个圈子在我看来也并不见得真心实意地为经济产业服务，其中相当多的只是喊上面愿听的口号，想多分到点资源而已。要知道衡量科技对经济产业的贡献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酸果子。科技界仍然在算的什么”科技进步贡献率”（不过叫得已经没有7、80年代那样理直气壮），经济界好象是不屑一顾，连反驳都懒得做。

12月13日经济学家萨谬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去世，今天在纪念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文章回忆无数，几乎都谈到那本教科书，他获奖的成果似乎是将经济学变为科学，但是人们记住的还是那本书。

在读研究生期间因为选了一门交大的“西方经济学”，所以读过高鸿业翻译的三册《经济学》，那时人们还是认真读书的，这套书我也认真阅读了。原来在《新英汉词典》上看到过“经济学是沉闷科学”这句话，但在他的书里不沉闷，我第一次知道国防也算一个经济部门，是accountable的；也看到美国的低层阶级升到上层的概率是15%（还是不同阶级互相转移的概率？时间太久不确切了）；还有那个证明奴隶制的经济上并非不合理的“计量经济史学”（见7月7日博文“反事实测度法”消失了吗？）。后来在工作中用到，想看原文，在外文书店里曾影印本，好象7元多，当时心疼没买，后来后悔不已。这本著作和另外一本Philip Kotler的〈营销管理〉都是后来从事研究和学术相关工作的基础，令我受益终身。

我当然不是搞经济学的，但是从科技政策到竞争情报，经济学知识真是非常重要。我在英国Sussex大学读过的科技政策研究所，就是属于经济学学科范围的，老师拿的都是经济学学位。这和我国不一样，搞科技政策研究的几乎清一色理工背景（现在可能有点不一样了，我觉得最好本科理工，再读个经济学博士），科技规划当然也首先听院士的。两种做法也许各有道理，需要平衡，比如怎么分钱（规划的本质之一）恰恰是经济学家的所长。

今天在〈科学时报〉12月17日A2A3版上读到几篇纪念钱学森的文章，也许可以为这个差异加点佐料。一位当年翻译了OECD文件〈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大学教授透露，钱当年曾专门致信这位译者，表示反对“知识经济”这种提法，认为应该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用“科技经济”，甚至说“这是原则问题，不能随便”。这位教授为这个高论大唱赞歌，写了一大篇加以“科学论证”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12/226986.html?id=226986。在我看来，这其实是“鸡同鸭讲”，两种提法没有讨论的基础，知识经济基于经济学的要素理论，不管对不对（知识作为一个要素肯定是有争议的），至少是自成体系的，而科技经济（记得刘吉在文汇报上也写过一篇文章，好象讲“科研经济”还是“智业经济”）则看不出逻辑上的合理和严密（例如科学和技术在经济学观点上是不同的两件事），尽管这位教授弄了几个数学公式在上面吓唬人，其实与真正的科学相去甚远。

不过说到这里，应该公平地承认，我们讲的经济学，主要是美国的学术体系，我自己也是以这套体系的视角来看问题谈观点的。不久前在闲聊创新时一位朋友无意中提到，德国科技产业也不错，但是他们就和美国那套很不一样。确实如此，只要是科学，一定是有前提的，绝对的东西决不是科学。虽然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给美国人的，美国“那套”的确在经济学里霸得很，尽管如此，美国那套一定是可以挑战的，本次金融危机后这种可能性大概会增加，但是问题是你也要拿出一套体系来，我看来现在还没有别的套路可以动摇所谓“主流经济学”，只是靠领袖语录建立起来学问是站不住脚的。

不久前官方婉转地否定了所谓“中国模式”的提法，也许有人认为是策略，是“韬光养晦”，但是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中国那一套要挑战西方文明不是不可以，而是还有很长路的要走，就像非美国经济学要动摇美式经济学也要走很长的路一样。看看非欧几何如何挑战欧氏几何，量子力学如何挑战牛顿力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