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就像对春晚，现在对两会也不如以前那样关注，这也并非坏事，现在民意表达机会多了，不一定盯着这几天。只是媒体上铺天盖地你也没法不关注两会，所以也看到些有趣的现象。比如某政治明星谈打黑，新浪网上今天又占头条套红，但是与昨天同样发的消息有点不一样，昨天新闻里很精彩的逻辑例如“刑期只有两年半，……，为什么这个事情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今天的“正式版”里没有了。可见即使明牙利齿的还是念稿子好呵。

不过今年有些媒体报道的开放还是出乎我的预料，比如对干部财产的“申报”当作什么反腐措施提出不少挑战（早就申报了，问题应该是什么时候公示？）。当然这些并非我等关心重点，今天看到《京华时报》政协副主席黄孟复的发言：“八部委新兴产业政策是老一套”http://news.sina.com.cn/c/2010-03-09/030719819312.shtml，说的正是我最近所关心的问题。[以下引用]“西方已经提出了用新的战略性产业来引领经济发展，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是下了相当大的力量，所以后面经济竞争中，我们如果仍然还是目前十大产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是无法与他们进行竞争的。”

他提出的实际是已经属于结果了，原因何在？他说主要是政府资金使用有问题，搞项目制，钱抓在自己手里，结果新兴产业赚不了钱。

这些问题提得不错，但是新兴产业难发展远不止政府资金原因，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靠优秀的企业，包括创新小企业和跨国公司，我们这里情况不完全可比，政府作用巨大，如果什么人硬要学外国模式眼下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我们现有的模式中如何发展新产业就是个尚未找到答案的难题。现在上面“钦定”的几大产业是如何制订出来的？它们还算新兴产业吗？还有可能做老大吗？这些可能很少有人去想。据推测许多企业等着政府定调子，也是“理性选择”，因为政府定的才有钱下来，否则谁愿意冒险？

还是一个观点，现在我们搞新产业的能力还弱，仅仅等着自己的技术突破仍然是不够的。做得到首先就是要想得到，就是说产业的规划要有新思路，不能只是等着炒发达国家的冷饭，而是要有可能是革命性的变化（现在是“去革命”时代，大家好象都不愿提这个茬，当然在这里只是dramatic的意思罢了，不需要杀人放火的），否则，规划思想落后，方法陈旧，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真正让我们有可能“输在起跑线上”！

不知道那里发来一个2010年3月2日郎咸平南京讲话，提到2009年中国轮胎在美国遭遇工会的“特保”申诉，结果中国败诉这个案子。这个号称今天中国收报告费最高的人透露，[以下引用]“我们派出来的堂堂贸易谈判代表徐文英同志竟然不会讲英文。她在当时破口大骂美国国际贸易协会，咆哮公堂，说它是恶意中伤中国。徐文英说，你们美国敢制裁我们中国的轮胎，那我们中国就不出口便宜轮胎给你了，所以美国人就换不起轮胎了，如果美国人换不起轮胎，高速公路车祸就增加了。这就是我们贸易谈判代表的回答，你能想象吗？她讲完之后，全场是哄堂大笑”，“美国的市场份额下跌12个百分点所导致的4400人失业，那都是金融海啸的错，她讲了这句话之后全场愕然五秒钟[应用结束]（原来美国人说的是2004-08年的下跌，与金融风暴无关）。

郎咸平说的（包括网络上发布的）都难以证实，不过从一些公开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时代周报》）来看，虽然不少溢美之词，比如“徐文英一开口，掷地有声的发言便一扫场内沉闷压抑的气氛。……她身穿一套白色套装和几乎崭新的白色矮跟皮鞋，面对两米外正襟危坐的7名”考官”，显得不卑不亢”，但是这些媒体也指出“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徐文英在语言方面的困难开始暴露出来。……当听到有证人持工会立场，批评中国时，她就在手头的证人名单上这个人的名字前面打个叉，并生气地对坐在周围的中国同事说：这个人反对中国！”还有就是在结局出来以前她对谈判结果的判断是“事态正在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判断与事实不符。

郎的讲话在内地很受追捧，但是我对其中一些事实和表达方式也有怀疑，他有明显的经济目的，收报告费和卖书。但是这次他讲的大概离开事实不远。不过我觉得攻击她英文不行并非击中要害（说不定有些商业部背景的人在嘲笑她），我觉得主谈的素质主要不是英文好坏，即使懂点英文带个好翻译不丢脸，有时还可以多点喘息和商量的时间。她只不过是我们对外交往存在痼疾的又一个反映。

以往多少有点机会了解我们官方人员在对外交流中的表现。10多年前曾经带个图书馆团到澳大利亚，团里好几个都能说人家听得懂的英文（好不好不知道，当面说你好的常常不可信），结果有几个华人（包括台湾去的）都来私下告诉我他们感到这个团很为华人争气，以往来的中国内地官员完全不是这样。不过那是老黄历了，现在英文其实不是大问题，新的官员受到的教育都还不错，出过国都不少，而主要问题不在这里。而我们当年在澳大利亚除了说人家听得懂的话外，主要一是懂行，说行话，二是没有官腔，说人话。

在对外交往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的能力，前提是这些人要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还要有掌握尽可能全面信息的能力，要知道我们所谓的官方信息是按照“喉舌”的要求加工的，而且执行者常常干得过分，领导其实并不一定要他那样做。你要据此出去谈判是要出大洋相的。徐和许多官员一样，发言可以念大概经过领导审查的稿子，但是回答问题就扛不住了，报道说实际上大部分问题是请来的法律顾问（美国人）回答的。

在外面参加会议有时会遇到我们常说的敏感问题，据我所知道的局部（当然只能看到局部）现象，不少干部是躲猫猫的，理由堂而皇之：“外事无小事”，在没有办法请示的情况下只好“惹不起躲得起”，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有人真的“反华”（老实说并不多）你可以看到有点头衔的都悄悄溜掉了，只要那时你在现场，就会明白中国的软实力究竟几何了。最近情况有些变化，有些官员在外面理直气壮了，动不动就“不高兴”，但又不会讲或者讲不出能够说服大众（不去说少数真正的反华分子）的道理，实际上对中国形象没有多少益处。

原因是我们有些系统，从来就是不和别人平等交流的，从来没有经受过真正的讨论，不用说辩论了，对上讲的服从，对下讲的是指示，那有讨论的余地！听到不对路不舒服的话，对内就封口，对外就说你反华（就像那个徐代表，其实经济部门、经贸系统还是中国最开放的系统。加入WTO功劳大大的，尽管给人骂几句卖国贼）。这样环境培养出的人才，训斥国内小民还满胜任，到外面去就难说了。

我的标题之所以说是“倒霉的谈判者”，完全不是因为徐代表的表现最差，而是恰好给郎“大嘴”逮上了，别人出了什么洋相我们只是不知道，他们当然也不会说，公开报道则一律是大获全胜，不胜一定是外国阴谋。我最佩服的是80年代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不仅是其中的艰苦，那时我们手中没有什么牌谈到那样非常不容易；更是谈判者后来全盘托出其中的全景，我听过高卢麟在上海报告，当时的谈判代表们真是忍辱负重，其中的痛苦和无奈可以想像，后来的人只记得吴仪的拍桌子骂“强盗”，忘记了她更是一个官气较少、与众不同的官员，到年龄后“裸退”等更显是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比你大的官没有裸退，他不高兴怎么办？），顺便猜想，她石油学院毕业，英文估计也不见得流利到胜任艰苦的谈判，但是照样得到对手的尊重，只可惜现在官场里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收到CLERC Philippe一个邮件，说他正在忙着跟进最近刚刚召开的法国“国家产业战略会议”，法国总统萨科奇在昨天会议上做了关于法国新产业政策的讲话（在“两会”报道压倒一切的我国媒体上当然是见不到的，不知道大使馆有没有及时收集、报告，不仅要报告上级藏到保险箱里，这些信息还应该广泛传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战略推进的同时就包括了为创新服务的战略情报，Philippe正在为法国和欧洲创新管理标准组织（national and European Standard Organization on the mannagement of Innovation ）组织一个为创新服务的战略情报管理研讨会。邮件还有个附件，是他所在的法国工业联合会与摩洛哥合作的一个地区情报（L’Intelligence Territoriale）专刊，2008年12月出版的，法文看不明白，但是50多页的资料标题猜猜全是经济情报、战略情报和地区情报的内容，其中一篇有关于英国和中国经济情报活动的介绍，提到了湖南省竞争情报中心和我在2006年法国《回声报》访谈中的一些观点，看上去不像是与“中国经济间谍”或“中国威胁”有关（有关的话他也不会发给我）。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与法国当然是竞争对手，也有中国留学生被污为“经济间谍”的事例，正视这些事实一点也不妨碍两国开展在经济竞争情报方面的交流，不仅因为我们有许多相近的价值观，比如日本明明是情报大国，但老是躲猫猫，弄得别人难以信任，法国一点也不回避；而且这样反倒可以互相了解对方在干什么，避免误解，这并不妨碍双方肯定也都保有秘不宣人的东西。

周末补看了些前些天的报纸，发现《科学时报》2月26日A3版“学人笔谈”发表了中信所黄宁燕的文章“什么是情报”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2/229328.html。她的观点是反对用这个词的。她说“情报源于战争，源于竞争，源于为了取得优势地位，如果跟这些没有关系，则不适合用这个词”，一定意义上她这段话是对的，值得讨论是她对科技部收集国外科技信息行为的判断，认为“科技部制定本国战略决策需要大量的信息做支撑，总体上并不是为了遏制别人，而是为了通过充分地了解和正确地判断，更好地发展自己。从事科技工作的研究人员需要了解科技发展动态，但这也不是为了竞争和对抗，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像外交辞令，我不大相信，大概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人会相信，随便看看任何科技部的公开文件，“更好的研究”难道仅仅是“利他精神”，为了为人类知识宝库做贡献？

作者的观点可能代表一部分“主流”意见，其中主要的误区在于将竞争看作敌对，很可怕，现在我们不敢大声说国际经济技术竞争情报，其实竞争完全可以不肮脏，情报也决不必然龌龊。与此同时，国内有些媒体有些“专家”简直整天就是在忙着找人“较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多强大。还时不时耳闻一些很难堪的华人“商业间谍案”（国内好汉们从来不去批驳这些污蔑，也不关注受害者的命运），还装的像可爱的波斯猫，像吗？

其实情报这个词本身实在不重要，能换个大家都接受的不同于信息的新名称，非常好，早说过国内外试过不少。我自己也曾经提过替代品“知谋”（当然明知难以活下去），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国家说话算数的人，要紧的是这个功能不能马虎过去，无数事实表明，世界上无法容忍违法的是商业间谍行为（尽管永远存在，但上不了桌面，不管什么国家再不高兴也不敢宣称“老子就这样干！”），但是合法的、以公开信息为基础的竞争情报却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干，躲躲闪闪反而是最愚蠢的对策。

对好评如潮的“潜伏”之类间谍片盛行我可以理解，即要紧张有情节攒票房，又不想触犯诸多禁忌，这是这类片子一直拍到倒胃口的重要原因。我觉得应该注意这是有副作用的，一些人像是真的相信经济技术竞争可以靠神出鬼没的高级“地下工作者”来担当，天真一般可以原谅，但这是危害国家利益的天真。

回到“情报是什么”这个原始问题，最基本的概念最难解释，这是我在物理学课堂上学到并且记住的一点可怜的知识之一。因为大家都在日常工作中以自己的理解写这个词用这个词。所以最好听其自然，教育部的“情报学”，企业的“竞争情报”，娱乐界的“动漫情报”，高速公路上的“情报板”，还有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写这些近乎废话的文字（因为反复唠叨过多次了），关键是难以接受无视竞争存在的认识（不管是真是假），你可以自称信息，实际上科技情报界基本上已经“信息化”了，但不可以由此认定国家发展不需要有人搞不同于信息活动的正大光明的情报。而这是涉及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无法回避。

对于《科学时报》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好，它把一些看法公开亮出来，就可以讨论了，对经济技术情报事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讨论了“保密法”的修改，媒体放出了些有关的情况，几张经济报纸比较详细，例如《21世纪经济报道》http://www.21cbh.com/HTML/2010-2-25/166288.html和《新京报》http://news.sina.com.cn/c/2010-02-25/013619732666.shtml。要点主要有几个，一是对秘密事项区分为商业秘密、工作秘密和商业秘密，实际上限定了国家机密的范围；二是对国家机密确定了时限度，最高30年，还有就是取消了保密局的行政许可权、调查权和罚款权等。报道提到这个修改确是受到力拓案影响，当时我们的策略似乎考虑欠周，一开始就由政府发言人出面认定属于国家机密，后来又退到商业机密，有人说是政府屈服退让，他们完全不明白事情的分量轻重，这个变化固然会有损“面子”，但是不当定性坚持下去问题会更糟糕。我觉得这个“信息-反馈”机制的存在说明国家领导还是清醒的，没有被当时那些几近大字报的亢奋言论搞糊涂。

今后一些年里中国与外国在经济技术产业上竞争乃至摩擦甚至冲突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必将愈演愈烈，但是“桥归桥，路归路”，什么问题什么样解决办法，乱讲政治，动不动“不高兴”最终证明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这次透露出来的保密法修改意向是朝正确的方向走的，对从事经济技术情报工作的企业和机构来说，也是利好消息。那种不懂装懂的“敌我斗争”观念必将极大地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比如不敢提对外的经济技术情报工作，估计就是有人怕外国污蔑我们“盗窃情报”，那些人不明白其实藏藏掖掖反而显得心虚，经济技术情报工作完全可以是正大光明的。

当然即使法律完善了，也不是一切高枕无忧，许多人对法律太实用主义了，不仅几乎所有法律都留有可以任意行事的“后门”，实践中更有某大领导一不高兴了，什么法律只能成为废纸。但是有进步总是应该肯定，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社会进步急不来，一步步在走就有希望，只要是在正确的方向上。

上篇信息碎片如何汇集成为情报提到美国能源部两个与信息情报有关的部门：科技信息办公室(OSTI)和能源图书馆。我估计能源图书馆图书馆人数不会多（多少是相对的，对于基数在900到1000的数值来说，因为肯定存在误差区间，3%即30人以下以下都可以忽略不计），推算OSTI是100人左右。我同时给这两个部门发了邮件，问讯OSTI的雇员和合同工作人员人数，了解能源图书馆的功能。他们两家都很快回复了，有点出乎意外。

OSTI的雇员和合同工作人员一共是112，我推算的略少一些，不过还不算离谱。能源图书馆馆长告诉我，该馆确实主要为能源部内部服务，但是也接受公众的参考咨询。完全没有物理的图书馆，将来的服务全部都在网络上的，不过目前尚未正式开始服务。虽然我没有问人数，但是因为虚拟馆，所以估计不会超过10人。

顺便说一下，1998年OSTI主任曾经公开发表文章，呼吁建立美国“国家能源图书馆”，好象还看到资料说正式提交到国会去了，当然后来没有建立，只不过仅仅没有名份而已，千把人的一个实体加虚拟信息情报系统差不多是中国一个大情报所的规模了，即使不考虑中国人口是它的五六倍。

刚刚写完对国家能源情报差距的问责，就发现其中有重要的遗漏。昨天仔细查了美国能源部网站，发现除了前面提到的能源信息局、首席信息官办公室、情报与反情报办公室三家以外，至少还有科技信息办公室(OSTI)和能源图书馆(Energy Library)与其信息情报能力有关。其中OSTI拥有全球能源技术领域相当于6亿页的文献和报告，提供数字化科技信息服务；能源图书馆是主要为能源部自身订购资料和能源部科技项目的信息服务。所以900人的人力资源显然不对了。

但是对后两个机构人数查起来并不容易，由于前三者都属于能源部一级机构，在人力资源部门的资料上可以查到。而OSTI属于“科学办公室”下属的项目，能源图书馆则属于“研究计划支持项目”的一个部分，所以没有人力资源报告。不过后者人数肯定不多，就忽略不计了（我给其网站发了邮件询问，但不指望它回），所以重点就查OSTI。

先查到一个OSTI简介中提到，去年（不清楚哪年）一共收到8千万次询问，如果平摊到OSTI每个人员的话，每分钟要回复12个（当然实际上绝大多数是网络自动处理的），这看上去可以推算出来，但是如何计算时间是个问题，假定全年工作250天，每天8小时，每小时60分钟，则计算出人数在56个，问题是这些假设无法得到确认。

在另一个几年前下载的能源部“技术信息管理Technic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IM）”项目预算文件中，找到2000年这个项目的全职人员当量(FTE)为97人，在一个反映OSTI历史沿革的文件中得知其名称变过多次，2000年时叫技术信息中心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 (TIC)，两者不可能不相关（文字描述的功能一样），估计正因为是项目，不是固定办公室，所以在经费项目名称上就变成了TIM。但是2000年毕竟时间太早，所以再查到OSTI2009-2013战略计划，提到2009年比2000年预算增加3%（都用美元现值，所以可比），而且查到经费几乎全部是人头费用，包括工资、差旅和支持（后勤服务），所以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算出2009年OSTI的人数在100人左右。

这样的分析方法在情报工作中经常使用，我2008年就也以类似（但不一样）的方式把没有公布的美国能源部情报和反情报办公室人数推算出来（现在已经公布了）。虽然无法上教科书，不登学术大雅之堂，但是一来实用，二来也不很简单，至少花费时间，看得头昏眼花，老花眼睛度数又增加。

回到开头，现在我对美国能源部从事相当我们所说的“能源情报工作”的人力资源人数估计可以肯定在1000人以上。那篇主编卷首语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人数当然不完全等同能力（再要做细可以查人力资源资料上的学历比例），但是美国人力很贵，雇个人基本上是用足的，所以可以拿来作为“代理”。顺便说一句，查了这个数据后发现，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真是小心翼翼，从来不敢宣扬自己人多势众，怕给百姓骂死。不像我们这里能够搞定政府得到经费把机构做大说明“队伍建设”有功，证明自己有本事，所以往往要宣传。

《文汇报》21日头版头条有记者文章：发展物联网“争上游”还是“做下游”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2/21/3700396.html

文章针对现在国内“物联网”大热，提出要加强核心技术研发，不能投入太多于下游产业。我在文章下贴了个留言“既然1999年就有人提出物联网，不见得是保密的吧？这些专家那时干什么去了，现在再来说“争上游”还有意思吗？谢谢这样“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专家高论 ”。有点像愤青，这里想补充几句。

先说标题，完全政治正确，甚至太正确了，这样的问题还用问吗？谁愿意甘居下游！我在以前的博文中就已经指出，这样的故事已经一再发生，而每当发生，媒体和专家就会感叹一番“缺乏核心技术”，然后安心编他的主流媒体，当他的大牌专家。等着下一次机会再来发这样的感叹。非常明显的事实是，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也是因为IBM来宣传普及、以及我国领导人也来接招的结果，否则尽管1999年就出现概念，2001年进入产业发展，10年过去我们还是在傻等着“被宣传被普及”。

再说答案，其实不看标题都知道什么答案。从中国最高领导到所有的专家（本人在内，如果也可算专家的话）都异口同声说着的真理：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对吗？当然正确，永远正确。

当然文章和其中的专家之言，是出于盲目投资的担心，这个担心完全有道理，但是最好不要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那样虽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但无疑给第一线的企业出了个Mission Impossible无法完成的使命：人家都已经布好局了你叫我们怎么去“核心技术”法？至于文章中还暗示的另一个主张（我觉得这是烟幕弹下的真家伙）：既然没有核心技术，就慢点上，免得“花钱买炮仗给别人放”，则值得讨论，虽然我本人非常怀疑这个观点的可行性，中国市场难道那么“听党的话讲政治”，你说慢就慢下来？

有人如果问我到底怎么办（很遗憾这是虚拟句），我会回答，不要说大话，首先好生研究一下CRT电视和平板显示器等产业周而复始的教训（遗憾的是说了也不会有人去做。当然也不完全是教训，没有核心技术也能吃口饭，怎么吃得好点也有文章可做，可惜专家们也不屑一顾），我们许多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得靠这个活下去（听上去像是卖国贼说的吧）。

如果真有人想“争上游”，那就要让时光倒流，回到1999，甚至更早，让我们在那时就知觉，至少就紧跟，研发核心技术，也许还来得及。既然时间矢量无法倒过来，我们就只能从现在开始准备可能在2020年形成汹涌澎湃大潮的新技术产业，这不是痴人说梦，报纸上不是天天在证明自己是“强国”？然而没有这个，还谈什么强国。

如果企业家没有时间，领导和专家们没有兴趣，那么就照应一下搞技术情报的可怜小兄弟，重整一下队伍，让这些人不要浮躁，不要拿垃圾论文考核他们的奖金，不要急于证明现任领导指示的英明，就算这帮人不三不四、智力平常，从几率上说，也应该可以比现在这样的马后炮要强一些吧！

  对国家能源情报差距的问责

（《竞争情报》2010年春季号主编卷首语2010年2月20日初稿）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能源与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生死攸关的重大课题，也正在成为经济技术国际竞争新的焦点之一。中国政府已经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例如2010年1月27日报道，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任主任，而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也早在2007年12月6日就已经建立。

但是最近有专家指出，”大量的能源方面的基础数据并不完备。不少决策往往用国外的研究成果作为中国的决策依据”，比如我国的成品油价就只能以国际市场的价格为基础进行折算，自己没有定价权。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家在能源决策上缺乏强大的信息和情报支持。去年3月国家能源局长张国宝在接受某电视台的采访时说，中国的能源局才112人，而美国有上万人，他还特地提到美国能源部有个600人的”情报所”（指的是”能源信息局，EIA”）。我的调查发现，美国政府能源部的信息情报人力资源可能远超这个数字。

美国能源部中至少有能源信息局、首席信息官办公室和情报与反情报办公室等三个机构可以大致对应我们通常说的”情报工作”。能源信息局主要完成能源数据和信息的收集分析，为政府和国会进行调查研究和预测；首席信息官办公室负责能源部的信息技术应用，而情报与反情报办公室则负责反核恐怖、防止核扩散与战略突发事件和核能安全等工作。这三家分别拥有379、134和174名联邦雇员（2009年10月1日），此外能源信息局还有约250名合同工作人员（2008年），所以说美国能源部从事”能源情报工作”总人数在900人以上。与此相比，我国政府能源部门无确切对应数字可查考，据2006年的媒体报道仅有3位专职信息人员，估计现在情况也难有实质性的改观。因此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信息和情报的差距。

2008年1月我在《学习时报》上就撰文提到能源情报能力上存在的薄弱环节，指出国家在能源战略的国际竞争中赢得胜利不仅需要专家库，还要有”情报眼”。两年过去了公开报道中仍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任何进展，我认为需要向政府问责：为了应对在能源领域国际竞争的激烈挑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弥补这严重的落差？

海外同学来个群发邮件，告诉大家网络上可以看春晚，而且可以挑选节目。我回了个玩笑“你们老土啦！我们土鳖早已不看春晚，只看本地节目”，这倒是实话，我们家已经多年不看央视春晚，上海的节目比较对胃口。比如现在正在看的“阿拉都是上海人”，找来了文艺界一些上海籍老人，真有浓浓的上海味道。

有趣的是在今天“阿拉都是上海人”的屏幕上见到了多年前不期而遇的一位老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老师，差不多是“一字之师”那种。那就是潘胜华。他今天是配角，曹可凡访谈的明星之一是老上海人的香港明星潘迪华，潘胜华是她的弟弟，是为姐姐凑趣而叫来的，身份介绍为“音乐教师”，曹还卖弄了一下说“音乐Couch”，意思是家教之类的，不是学校里正规教师，在节目里他自弹自唱了一首那坡里歌曲“重归苏莲托”。曹可凡还提到潘胜华生世坎坷，在生活最低谷时仍然坚持唱美声歌曲，而这后面一句我可以算是见证人之一。

应该是在初中时期，我们每周到工厂劳动半天，什么厂已经记不起来了，只知道是个机械类的车间，我们干的是最初级的钳工活，工厂里谁也不把我们当回事，随便打发些什么让我们玩玩而已。就在在这个厂里见到这位潘老师，40多年春秋，脸相几乎没变，不过那时瘦得多，现在还记得他当时最不顾面子，经常抱怨自己吃不饱肚子饿（要知道上海人最被人诟病的是死要面子），也耳闻他因为什么原因“吃过官司”即坐过牢，那时刚刚放出来不久，属于工人阶级里最低档的那一档，也许我们学生没有什么顾忌，阶级斗争概念不那么强，所以他喜欢和我们聊天，讲得就是美声。现在还记得他介绍自己曾经拜师戚长伟，还谈到上海声乐界的一些内部新闻，高兴起来还常常唱上几句。

虚度一花甲，阅人应无数，其中不乏显赫的大亨，但我还是记住了这样一个“小人物”（今晚前并不知道他有个名人姐姐）。现在回想起来，家庭没有任何音乐细胞、到现在除了口琴外也不会任何乐器的我，后来能够享受音乐给我带来的巨大快乐，正是因为有幸遇见这些“一字之师”。在以前博文里我提到过，其中包括中学里一些同学，客车厂里一位同事等等。其实还有，我老家是里弄房子，文革前每到夏天就常常会在傍晚听到我隔壁邻居，一个牧师家庭，全家举行的小型器乐演奏会，隔音效果差在那时竟然成了一个优点。

记得很清楚的是小时候生病很难受，打开收音机听到轻音乐就仿佛感觉良好；以后的生活中也常常磕磕碰碰，音乐就成为心灵疗养的灵药，能够欣赏音乐真是人生一大美事，所以我衷心地感谢帮我带上这条道路那些朋友。

我这把年纪的人应该记得六十年代时放映过几部”内部电影”，不是专供江青等领导看的很神秘的那种，而仅仅是不公开卖票的记录片而已，至少我所在的中学是组织集体观看的，例如”陈毅外长中外记者招待会”和”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等。与外面公开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相比，那些片子不少取材外国的记录片素材，尽管片子的说白是严肃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但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镜头，也许就像文革期间大受欢迎的”列宁在十月”，后来许多人承认，那时进电影院其实想看的只是那段”天鹅湖”。

 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一部类似的”内部片”，遗憾的是我苦思冥想也记不起片子的名字了（好象四个字），上网也没有查到。但是记得那是部反映”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的记录片，其中记录了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怎样危机重重，世界各国人民反帝斗争如何风起云涌，虽然我今天已经无法记起其中任何一个情节片段，但是那里的两段音乐却至今难忘，每当电影放到描述帝国主义没落的场面时，就会响起一段”轻佻”的旋律，而出现人民反抗斗争的镜头时，就会有雄壮的旋律伴随。那些有点音乐细胞但实际也可能是”三脚锚”同学告诉我，那叫”主题旋律”，前面那个是”帝国主义没落主题旋律”，后面的当然就是”人民反抗主题旋律”了。

 这部影片我至少看过三遍，尽管如此，四十多年后还能记起这两段旋律还是有点神奇。不久前在一家播放小野丽莎(Ona Lisa)拉丁风情歌曲的大商场里突然听到了那段”帝国主义没落主题旋律”，居然大为感动，差点想冲进商场办公室问问那是什么曲子。

 谜底在今天解开，上午看上海的外语台重播”洋春晚”，那位中国观众熟悉的美亚混血演员王敏德（Michael Wong）就唱起了那首歌（我才知道那原来是首歌），屏幕下打出了歌名”Sway（摇摆）”。网上一查，那原来是一部2004年出品的美国电影《Shall We Dance》的主题曲，感谢网络，现在不仅可以方便查到歌词，还可听到多种版本的录音（http://bbs.breezecn.com/read.php?tid=121897)，不过小野虽然也有一首歌叫Sway的(Sway It Hula Girl)，但听起来显然不是，当然也许还有我所不知道的。影片《Shall We Dance》的故事是来自一部1996年日本电影，从时间看”摇摆”肯定不是为其中任何一部电影量身定做的，极有可能是美片导演采用了原来就有的舞曲，否则怎么可能出现在我们1960年代的记录片里！

 今天来看，当时记录片编导们选这首曲子来描写”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还真是非常贴切，按照那个时代的官方语言，摇摆舞简直就是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言人”，那种轻悠悠的、激发人们扭动身躯欲望的旋律活脱就是典型的靡靡之音。当然它也从反面证明了，我们自己音乐编导的专业眼光一点不输给当今的好莱坞大导演。

 六十年代我们刚刚从大饥荒中恢复过来，那时尽管在经济上国力远远不如今日，但是我觉得某些方面的软实力可能不比今天差，比如那时我们敢于在中央大报上全文发表苏联人他们骂中共的文章，当时连大多知识分子也虔诚地相信”世界上三分之二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中吃苦”，而我们当然是属于那另外三分之一的。中国的文革在全世界招来了诚心诚意的响应者，以至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左派”坚定地信奉”毛主义”。相比之下，今天在有些人看来实在是乱糟糟的，小民不断上访闹事、”汉奸”"卖国贼”魅影憧憧、知识分子不安分守己、骂几句政府好似成为时髦。而就在这一切之中，中国居然差不多登上了世界强国的位置。

 回忆那段历史很有意思，一切虚幻的、编造的东西总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而大浪淘沙遗留下的，也许是真正的金子。动人的音乐，例如那首”摇摆”，无论给它贴上多么龌龊的标记，还是会留存在人们的记忆深处，总有一天还会登堂入室展示在大家面前。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当口（2月16日23:12），家里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央视音乐台的”经典”节目，突然也听到了一个外国表演团体女演员相同的”摇摆”歌声，天下竟然会有那样的巧合！

几天前在一个有文新集团领导在场的饭局上，我随口说了句《新民晚报》现在不灵了（当然本意是指它从原来高高在上“太灵”的地位沦落到了现在芸芸众生的一般地位，肯定还不算太差），造成饭桌上一阵尴尬的安静。话虽离开事实不远，不过大概说得既不对时间也不对地方。

春节在家，却发现15日（初二）的晚报上有两条新闻与情报有关。一则关于体育情报，A12版上有篇报道“拍摄很正常 何必扔水瓶http://xinmin.news365.com.cn/tyxw/201002/t20100215_2622764.htm”，讲的是冬奥会速滑训练场上发生的情报收集纠纷，中国队在拍摄韩国队训练场面时，对方一年轻教练发怒了，所以有“扔水瓶”一幕，报道披露以往还发生过韩国队在训练中特地打出中文标语“禁止拍摄”等等。禁止不禁止你我说了不算，奥委会不禁止，所在国法律不禁止，当然可以做。我一直觉得体育界对情报的认识我们的经济产业部门真应该学学。这些都是正大光明的情报，对手完全也可以照做，最终对这个项目的不断发展有益。当然也要注意有节制，如果惹恼了大多数外国运动队，说不定就会逼着奥委会通过不利的决议。

15日《新民晚报》A8版有一条短讯，标题为“ 金融压力背后存在”见不得人的动机”，西班牙情报机构开查债市http://xmwb.news365.com.cn/gj/201002/t20100215_2622815.htm”，说的是西班牙国家情报中心的经济情报部门正在调查投资者对债务市场的”投机性攻击”和一些外国媒体对西班牙债务状况的过分报道背后是否存在”一些其他因素”。这条消息证实了欧洲国家政府确实存在经济情报部门，不仅是法国。

不过我想对这个报道还是要多说一句，我们对西班牙这个机构情况的了解还不全面，我不认为这就是国家经济情报工作的主体，希望在通过这个事实提醒国家竞争情报重要性的同时，不要匆忙推论希望现在中国的安全情报部门太多直接介入经济金融活动，因为我有感觉我们的政府情报部门对经济技术的竞争情报理解可能还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太过热心未必一定是好事。

为某个大众不甚理解的诉求不断发声，求告“有关部门”，是典型的“上访户”，而能够坚持不懈，则成了“专业户”，牛年将去，想想自己真像一个牛一样的“上访专业户”，多年来为了真实或想象中的需求，不断编写些“要求重视情报”的报告、访谈、文章、简报、素材、甚至参考资料，最近手头又有一个任务，春节看来有的活干了。

我们这一行吃饭就是靠写东西，应该做的。我说的“上访”不包括那些，不是课题、没有任务或领导指示，有的是想拿自以为是的想法说服“日理万机”的他人。记得最早是1990年根据一些资料写了台湾资策会“市场情报中心”的报告，在单位领导支持下向当时的主管副市长汇报了，报纸发表他在随后的讲话中确实提到了要在一些领域建立“市场情报中心”，不过这位领导不管企业，所以几乎没有响应，而根本的问题是，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许多企业其实并不真正需要我们所说的那些情报，就在此后没几年，原科技情报机构大批退出舞台，整个事业落至谷底；后来1992年因为情报改名信息向当时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领导写信，阐述为什么信息代替不了情报，当然政府一言既出，100个官员也“难追”，直至今日“情报”还是过街老鼠。当然而后还不断去抓机会，比如新华社记者来采访另外一个主题，我乘机向他游说情报的重要，记者居然被我说服，另外专发了一期高层内参，也产生了一点效果。

当然更主要的不是说情报，而是把情报做出来，借助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以情报的独特手段发出独特的声音，这类事情做得更多，早在1989年就有一次，那时一本自称“包医百病”的《戴尼提》在中国销了20万册，我和几位同事查了联机数据库（那时是要付国际长途费的），做了简单的文献计量，证明这个“学说”在世界属于“非主流”，不仅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还涉及多宗刑罪官司，结果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些还是多少有点影响的，冒出些水泡的，而更多的则有去无回。

可以说“乐此不疲”吗？未必，肯定已经疲劳了。但是看到什么机会还会情不自禁。每个人都有年轻时，当年的我辈也是意气风发，而且那时信息还要闭塞得多，不明真相容易受骗，所以好斗排外一点不输当今“愤青”，差别不过在于今天这帮人有些喊完反美口号，接下来就到人家领事馆排队去了，我们可当真的在准备与帝国主义战斗的，我们的“火箭小组”就在我家的小天井里还成功试验过硝化棉，一种比黑色火药厉害得多的炸药原料（配方现在必须保密！今天再这么干绝对被当作恐怖分子）。

每个人都有为国效劳的途径和方式，当个情报“上访专业户”虽然疲劳，想想这也是自己的宿命，炮制宏论巨著有人比我行多了，我为社会能够做的最大贡献也许就是这个。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02月01日 31版有个来自硅谷的采访http://nf.nfdaily.cn/epaper/21cn/content/20100201/ArticelJ31002FM.htm

，我第一次知道芯片技术可能面临重大突破，领头人张首晟有个中国名字，虽然报纸上没有说，我猜想多半是个美国人。张首晟是斯坦福最年轻的正教授,[以下引用]“以其在半导体和超导方面的研究获得国际公认，2003年开始组建了‘IBM-斯坦福自旋电子研究中心’,并于2006年将其基于芯片业未来提出的新构想—通过电子的自转来降低其能耗—在理论上完成了预演。2007年,这一新构想被德国的一个实验小组通过实验证明。同年,张首晟的这一发现被评为”全球十大重要科学突破”之一”[以上引用]。

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创新，因为可能将这个产业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这个得到实验验证的理论突破马上就可以看到产业前景，张本人也在致力于研究下一代先进半导体设备。他对中国同行说这很可能是一个技术超越的机会，但是也清楚地看到，即使在外人看来是那样“高科技”的产业领域里，国内目前还停留在打价格战的水平。

中国当然不会全然无知，张他们与清华和中科院物理所在此方面都有合作，不要一天到晚吹牛国际领先，能够这样跟得紧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我怀疑这个一点不保密的技术情报还远远没有到达产业创新决策者和“智囊团”们的议事日程，全国号称科技情报工作者大概还有几万，绝大多数在做些论证性或修修补补的“课题”，真正做探索性情报分析的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有估计也不会多。打个比方，真正的技术情报需要发现在青萍之末阶段的气团，而不是等到台风快到门口了才跟着起哄，就像什么物联网，现在跟着IBM叫的还叫情报吗？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的“开放创新”模式，六大互为竞争的大企业，例如Intel, AMD和IBM等一起在攻，大家共享知识产权，因为这个未来市场实在太大了，哪一家单独都搞不掂，天下打下了大家也都有吃的，看来这是真正突破性创新的共同特点。中国企业没有参与（不是美帝国主义排挤中国，它们肯定很欢迎），而是技术能力不行，极单薄的利润（所以一直在忽悠地方政府取得支持和“优惠”）我们一些大企业恐怕也没有能力做这样真正突破性的研发。

有些事情我们管不了，但是我很想知道我们的专业情报机构有没有人早几年就开始跟踪这个了，如果没有人，为什么？

。

从日本《情报管理》杂志的消息栏读到一条美国专门图书馆协会(SLA)对是否改名的会员投票，否决了改名为Association of Strategic Knowledge Professionals(ASKPro)的建议http://slablogger.typepad.com/sla_blog/2009/12/sla-name-will-stay-alignment-of-association-to-continue.html。

虽然已经是去年12月的事情，但还是值得了解一下。情况是这样的：

专门图书馆协会（SLA，也有人翻译为“特殊图书馆协会”，我觉得“专门”更好些，因为确实是专门为某学科或某机构主体服务的）2009年就满百年了，这个机构与我们的科技情报学会有点相同，许多企业图书馆资料部门和大学图书馆协会都是其会员，会员的共同兴趣是为特定对象的信息和情报服务，例如其中也设有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而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SCIP)与SLA交叉会员应该是相当多的，我甚至觉得那个新名称似乎与SCIP也太像了，这也可能是会员不接受的原因之一。

为庆祝百年诞辰，SLA领导层觉得是适当的时机来重新确认一下机构的共同愿景，所以花费两年时间搞了个规划研究（我按照意思翻译的，原文是Alignment Project），由某国际通讯公司、一位未来学家和业内一著名的信息分析企业Outsell牵头（两家公司和一个个人，原文如此），目的就是想理清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协会处于的市场地位，确认会员的共同价值观，以便在社会树立新的统一形象和发出相同的声音，相关资料可见http://www.sla.org/content/SLA/alignment/index.cfm。

规划研究的一个结果就是改名，前面提到的那个新名称建议看上去有点新潮，特别是其缩写颇具匠心，但是全称的确不大讨人喜欢，什么叫“战略知识”？别说要统一认识，连大致共识恐怕都不容易。

投票会员据说是创记录的，达到总会员数的50%，其中2071票 赞成而 3225票反对，新名称被否决，看看有关留言也很有意思，第一个留言的是我们的老朋友Arik Johnson，他对新名称还是情有独钟，但是其余留言者决大多数强烈反对改名，有的理由非常现实：老板不会为新的机构报销会员费了！

尽管SLA与我们这边没有多少联系，但是科技情报学会的同僚们应该关注这个“远亲”的动向，我们毕竟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包括都有让人烦恼的名字，当然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那边可能觉得还顶个“图书馆”的帽子有些不合时宜了；而我们这里则是许多人觉得“情报”走得太远了。

大众媒体上看今年上海两会，基本上成为世博会出谋划策的“神仙会”了，可见此事确为当前“重中之重”，但是有人如果再想向前多走一步，指望“后世博”能够成为上海市经济转型的机遇，那么还是小心点为好，难得在什么报纸，大概是《东方早报》上读到一位日本籍的上海媳妇写的短文（可惜看完后找不到了），婉转地提到当年日本办博轰轰烈烈，经济大起飞，但是后来经济进入长期萧条（大意）。那个迪斯尼恐怕也差不多。问题还是习惯了原有经济轨道的，怎么转变很难。

好不容易看到一条讲技术创新的，却有点“标题党”遗风：“谁阻断了专利转化”，原来是某民主党派要对专利转化率10%“开药方”了（文汇报1月31日2版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1/31/3504854.html）。

我不太了解10%这个比例高不高，似乎不算太差吧？全国是多少？全世界是多少？没有数字。我看过台湾一个估计，世界上最多也就百分之十几。就报道来看，原因分析得有点道理，比如指出主要弊病在于不少专利“以报奖、应付考核”为主要目的，但是开出的药方很有幽默感：既然你以应付考核为目标，我就来考核你的转化率。不是开玩笑，真的是这些大专家们的第一“对策”：[以下引用]建立健全政府、高校、企业三位一体互动共赢的合作机制，将“专利转化率”作为考核和评估团队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指标[以上引用]。

不知道这样的高见是不是会被“有关部门采纳”，如果采纳就精彩了，那么几年后政协会议上这些专家又可以有新提案“为什么有了专利、也转化了却不见效益”，专家们研究分析后认为，是因为转化是为了应付考核；所以需要建立转化产生效益作为考核指标……; 然后又到了20xx年，中国经济继续在考核评比中前进！

很奇怪每当中外出现一些经济技术争执，总有一些人很亢奋、很好战，我发现除了有个别人大概政治神经特别发达，总要找机会发作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并没有准备好打场经济技术竞争这场“仗”。对前者本人不感兴趣，所以说说后者。

自从1985年进入科技情报行业，后来沾上了竞争情报，应该承认多少是抱有一点为国家科技发展充当尖兵耳目的浪漫主义，多年下来严酷的现实是发现实际上你很少有机会参与真正的竞争，因为基本上不站在一条战线上，说得更加直白些，在许多情况下别人根本不把你当对手。想不到到快退出江湖了，终于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有平起平坐的机会了。

20多年偶然提到的“国家竞争情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看着人家打（第一个案例是日本和美国打经济技术战），我们自己只有总结教训的份。国家竞争情报只有在这样平起平坐的条件下才真正有用武之地，而遗憾的是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有些人，我是指的本来应该搞竞争情报的人，反而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武器，而热衷于什么抓“汉奸”、间谍、揪外国反华分子（当然只是在外国人基本看不见也碰不到的地方发威），这些人应该有人去对付，但是你我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咨询机构之类工作的平头百姓，主要精力还是要帮助国家打赢经济技术战争，我相信不是大炮坦克的数量，不是一夜之间造起个大楼的本事，更不是好斗分子的调门，经济技术的创新才是强国的真正关键，当然政治的民主也重要，不过那是我等不太懂的，不便置喙。

力拓案看来要到个什么时机低调处理掉了，无论如何，除非你相信中国的钢铁行业到处都是外国间谍（有人好象真这么想，似乎全国应该开展镇压汉奸卖国贼的人民运动），否则应该承认这个仗主要还是应该在经济技术战线这儿打。2008年我在一些地方做演讲时就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基本前提是中国不会当现行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当然争取更多话语权是完全应当的；作为全球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WTO的最大受益者，只有脑子彻底进水的傻瓜才想拉几个国家另起炉灶，建立“对抗帝国主义的新秩序”，这只会让本拉丹笑死。但当时也就预言，今后中外之间经济技术的摩擦一定会越来越激烈，现在情况确实如此，你要挤到前面来了，人家当然不舒服。

我们现在确实对如何打赢这一“战争”（看到《货币战争》发财眼红了，也借用这个杀气腾腾的词）还缺少办法，比如研发新技术的一味说教看来还不足以成为有效药方（比如对铁矿价格，那有用吗？）。

突然想起这个话题的原因是最近关注新兴产业规划，其中一个发现就是我们的大多数产业规划基本上没有“竞争”这个概念，如果光看一些报纸一些网站，中美好象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没有引号的真打）；但是看到这些规划如何制订，就知道基本上还是看看老美在做什么，我们跟上去，我很早就写过博文，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有许多请来大专家讲的“国际趋势”是拾人牙彗，有的简直是为他人做广告的。我没有机会进入任何一家大企业的核心层（所以说话可以不作数），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许多巨人企业虽然专利现在很多，报纸的广告版或变相广告版总是捷报频传，但是在产业创新方面还难和一些跨国公司在一个水平上“打仗”。

有的专家又描绘“中国模式”光照全球的美景，踌躇满志地“准备好做全球老二”了，问题是你真有这个底气吗？

目前还给一些杂志看文章，企业竞争情报是常常看到的主题，其中占较大比重的都讲框架图、模型、计算机网络系统，那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我更多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企业竞争情报(CI的本意），看了那些再来看这些，简直有隔世之感。

今天读到台湾《天下杂志》电子报（440期，1月26日http://www.cw.com.tw/event/epaper/cw100126.htm）有篇深度报道，讲的是张仲谋的台积电如何制服张汝京的中芯国际，二张同样出道自世界最好的芯片企业德州仪表。

中芯国际被台积电捏住的命门是知识产权。大公司重视知识产权不是新闻，但是知识产权战略这样打我看了真是叹为观止。

台积电先是抓住了中芯国际非法利用本公司知识产权的证据，在离职的经理电脑里查获中芯国际COO（一个洋人）发的邮件，明确要那个经理提供12寸晶圆(Wafer)的程序和设备清单，还嫌证据不够，为打赢官司居然搞沙盘推演，做反求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模拟对手行为，一切为了说服法官，直到自己不明真相的工程师斩钉截铁地证明手上的中芯国际芯片实际是台积电的技术，这样过了3年后到美国打官司，因为那里法律规定可以先起诉再申请查证据，迫使中芯交出15000页文件，终于中芯败局铁板钉钉。

更加厉害的不是把对手逼到死角，而是给它活路，就是题目上的“以战逼和，以和止战”（录自原文），台积电考虑，如果把中芯逼死（完全可以），它在大陆已经建成的大批厂房设备连带技术一定落到山寨手上（现实点，台企休想赔到中芯已经在大陆手上的东西），他们再来和它玩价格战吃不消，所以最后精明地达成协议让中芯国际赔款2亿美金，台积电可以取得10%股份，成为第三大股东，虽然前二大股东均是大陆国企，但是你手里没有核心技术，他的10%就很更厉害。我觉得还有一个理由文章里没有说，台积电不想得罪大陆政府，文章中提到这样的结局“让中国政府也成了大赢家”。得了大实惠，又给对方的后台老板留足了面子，深得“孙子兵法”真传。

中芯国际虽然算是国际企业，但毕竟是上海政府鼎力支持，上海实业还是大股东。大陆企业其实这样输惨的竞争还有许多，不过一般是讳疾忌医，从来不公开教训，有的还常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托词来掩饰自己的无知无能。真正的企业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几乎都有舔干身上的鲜血坚持到底而崛起的历史。国际竞争没有捷径，输了不怕，怕的是文过饰非。

最近与人谈起法治建设不容易，有些白纸黑字的规定，就是没人执行；近来有些媒体报道强力部门有的人一般还能依法办事，但是只要无影无踪的“上级领导”发话，什么法律就变成一张纸了，议论时有人无奈，感觉毫无办法。我不那么悲观，理由是世界上的事情应该是道理的（就是客观规律），法律说到底不是慈悲、不是“主义”不是谁拳头重谁说了算，而是各种利益平衡的产物，打破平衡也许图得一时之快，但是很可能是要受到惩罚的，物理上有个有趣的“勒.沙特利原理”，简单地说就是压得过头要弹回来的，有点像人类“征服世界”的豪言其实还没有多少年，就已经受到惩罚，当然不能简单套上去。

西谚有“Heaven’s penelty, slow but sure”，中文正好有个对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二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中文讲的是空间概念，法力无边；，西文讲的是时间概念，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我觉得还可以有一个角度看，就是方式，你感觉无奈，但是天道会以另外的方式表达出来。破坏规律的人常常有某种强势，别人根本奈何它不得，但是自然规律（天意）往往会以你意料不到的方式报应。想到这个就有个一直萦绕在我心里的故事。

80年代有个“二熊”案件，原浙江省军区司令熊应堂少将的两个孪生兄弟孩子因罪大恶极一个处死、一个被被判死缓（实际就是留个根），虽然熊少将晚年上了林彪贼船，但肯定不是其中原因，那时确是铁面无私，连开国元帅的孙子都照样处死的。这个小Case今天恐怕没有什么人还会记得，我所以记得，是因为在二熊12岁时就认识他们。

我的高中离开警备区机关不远，所以有一些军官子弟来读书，文革前他们与其他学生并无太大不同。1965年我高三，所在班级时与初一6班“结对”，二熊就在那一班，课余时间一起活动多一些，那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小个子引人注目，而最领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精灵活泼，极其聪明，记得当时我们班级里“大哥哥大姐姐”都满喜欢他们。

只是那时的政治空气已经不对了，日子好过了点就折腾的规律再次显灵，学校思想教育基本就是对阶级敌人“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据说是雷峰日记，但是有人说是事后遍出来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其实并不是天上无缘无故掉下来的。

不久就是社论、红卫兵、抄家。二熊的“可爱”越来越褪去，我们这些“问题家庭”的子弟也与他们越来越远，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之一就是说二熊夸耀参与在静安公园（静安寺对面）夜里点燃篝火吊打一个和尚致死，那个和尚的罪名是打了冲进寺庙的一“北京红卫兵”耳光；不久，连我们班上根红苗壮的工人后代都受不了二熊公然在学校里绘声绘色地大话自己如何将一块大玻璃从头顶上砸向一个已经批斗挨打多时的“地主婆”，令其当场身亡。二熊他们身上唯一留下的一点点稚嫩就是把这些说出来不以为耻，而对其他大多数当事人对这些赫赫业绩不要说今天是讳莫如深，就是当时也不至于当勋章一样挂在胸口。

在那场现在任何正史上都只有寥寥几行记载的“十年动乱”中我家侥幸没有被抄，家长也没有挨斗，现在能够回想起来当的心情，就是在大“革命”狂潮面前小民是多么无奈！事后清楚了只要那些管饭的“上级”说了话，连堂堂国家主席手举《宪法》，那些当事的也可以不理他。

但是天道仍在。10年在历史上真只算一瞬间，是非便倒过来了。有人说，当年的红卫兵干将现在不少都“洗白了”，我说不然，他们中有些人虽然现在成为名人洋博士大董事长甚至高官，但是敢说他们晚上闭着眼睛不会做恶梦！

回到二熊，其实文革后我从来没有再见过他们，唯有一次大概70年代后期我在丈母娘家附近的威海路上还看到过两个穿旧呢军服的双胞胎分别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有可能正是他们正在奔向下一个年轻女性猎物，当然只是猜测而已。

我相信人类有共同价值，例如人道主义，它不是什么良心发现，政治觉悟，而是被反复证明对大多数人最不坏的安排。连本.拉登的塔利班最近也声称要改变乱杀人的政策，知道那样不利自己生存，与“性本恶”或“性本善”无关。

被枪毙真是极其个别的，但是我相信干了坏事一定受到报应，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这一切无法像物理定律那样的证明，所以有人悲观有人乐观，都说服不了别人，但是我宁肯乐观，因为那样至少对教人向善有点好处吧！

14日博文IBM“智慧城市”成功拿下中国8城中提到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中IBM代表说到Smart Planet II，他还说需要资料可以提供。于是通过专家委秘书处去要了，今天得到一份IBM董事长兼CEO彭明盛1月12日在伦敦的讲话稿，其公司网站上可以找到”Welcome to the Decade of Smart“ http://www.ibm.com/smarterplanet/us/en/events/sustainable_development/12jan2010/files/palmisano_decadeofsmart-12jan2010.pdf

演讲地点在Chatham House ，查了“EngKoo英库”居然给出个什么“查塔姆研究所”的译名，其实那就是赫赫有名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演讲内容当然是报告提出智慧地球一年多来的成就，比如仅智慧城市就召开了100次会议，2000城市领导人参与会议，据他说对439个采用了城市交通拥挤缓解系统（不一定是IBM的）城市做的调查表明，平均每个城市每年节约乘客交通时间70万小时，节省费用15百万美元，而IBM做的4个城市成绩还要好。类似案例还有许多。

这倒没有出乎什么意外，让我联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今天下午在上海市科学会堂为“文汇科技创新论坛”讲了“智慧地球背后的故事”，这是近几个月来做的一个研究，写过好几个博客了。我讲到这个智慧地球“好象重点就在美国和中国推广，特别是中国，欧洲倒没听说过，当然我没有做过详尽的调查”，结果晚上就有证据了，大概正是如此，从这个报告里可以感觉到这是在英国首次这样做推广，而对中国，彭明盛却是情有独钟。智慧地球背后的催生婆：2006年创新头脑风暴完成后，彭明盛居然是在11月特地到中国来首先宣布完成10个项目的筛选，投资1亿美元，开始我在英文资料中读到还不大相信，最后查下来非常可能就是这样。那次他特地带来了《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但是国内除了一些IT媒体外光注意那本书了和它的明星作者了，似乎并没有太买他的帐，我后来就自责当时为什么一点感觉也没有。2008年金融风暴爆发，IBM首先借助“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在美国抛出创新救市方案，其中大多就是一个月后正式提出的“智慧地球”里的内容。以后的故事又主要在中国展开了，所以我们中国的企业如何“接招”真的要好好想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