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智慧城市在中国大哄大闹一阵之后，似乎出现了一点“不和谐之声”。最近一些媒体先后发出诸如“圈地”甚至“跃进”之类的不客气评语。

《人民邮电报》2011年12月26日发表原信产部长评论：“吴基传：云计算一哄而上去烧钱”，吴基传评论道，“现在不少地方连云计算的概念、作用都没搞清楚，就匆忙圈云基地，搞大规模的服务器托管，那不叫云，那叫浪费，那叫烧钱”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2月27日20版：城市信息化存6大陷阱，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张新红批评“各地以‘云计算’、‘物联网’、‘软件’、‘智慧城市’等名义兴建各色产业园的做法”，往往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很多信息化工程完工便结束，只有硬件没有核心服务，“目前，还没看到让人兴奋的顶层设计”。

《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01月12日C2版更是大篇幅发表文章“云计算或成圈地圈钱障眼法：各地建设热情高涨”，同版配以一篇资料整理“各式各样的‘造云运动’”，其中列出了北京、上海以及深圳重庆宁波无锡苏州哈尔滨惠州秦皇岛广州等各城市的云计算计划。名字都起得蛮漂亮，比如祥云、彩云、天云、星云，云端、云海、云谷和云飞扬等，但恐怕令人印象深刻也就的是名字漂亮而已。

《第一财经日报》文章的按语提出“地方应以商业思维来权衡以云计算建设，否则，这一信息时代的宠儿，难免会沦为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我非常赞成，实际上在2011年8月5日博文从创新到创值中，我就提到“至于现在无数专家在大谈的什么宽带、甚至云计算、物联网，却很少注意这个核心（按：创造价值），我在最近一个会议上讲，他们谈到的‘商业模式没有一个可以赚钱’，有点极端，但是接近真相。”

怎么会搞得这样？马上就会想到的一个原因，就是出没在各个规划、计划和项目背后林林总总的专家们。说实话，虽然号称“信息化专家”，云计算刚刚出来时我不大敢去碰，后来社会上越来越热，各种会议上也会请专家来讲云计算，所以不得不“被”云了，开始关注，越看资料越发现外面说的搞的不靠谱，听过几个业内技术专家的报告，有真懂的，但大多讲得太细节，无法作为政府和企业决策依据，而更多的议论（包括一些确实是专家，而且真是信息化专家）不得不归为胡说八道。就在春节前几天，我参加一次政府内部信息化项目规划的论证会，其中少不了也要有个云计算项目，在这样的会议上我一般只谈自己的，不该去质疑其他专家的意见，但那次当我听到“专家组长”大谈医疗云，说什么靠云计算帮助实现个人医疗档案共享等等，实在忍不住，等了几个发言后（希望避免直接批评的印象）才委婉地异议了几句。

但是平心而论，专家的胡说并非根本原因。不管有幸或是不幸，我基本上可以算上海城市信息化建设的见证人，从早期的网站开通、到后来的信息港建设，直到今天的云计算物联网智慧城市，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没有变，那就是只是政府在折腾、在砸钱。当然“企业是主体”还是放在嘴上叫的，我们没有华为那样的企业（恐怕不只是上海吧），上海的企业太听话太乖巧，小聪明不少，可以把方向明确的事情做得完美。但是它们最大的本事是知道跟着政府走没错，有大项目有优惠政策，政府的钱基本属于不拿白不拿。创新什么的说说可以，弄几个专利不难，媒体上也容易糊弄，而靠创新来发展还是让它留在书面总结上吧。政府太多钱、太想政绩，在这样的构架下专家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然专家也有另类。今天看报知道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以往都是民国人物天下的“大师”节目，下一个人物将定为江上舟，他和我同年出生，因为提前一年考上清华而逃过了上山下乡10多年的厄运（他们也下乡，但是以大学生的身份）。此人1987年苏黎士理工（爱因斯坦在那里读的本科）的博士，一向直来直去，不懂（还是不屑？）潜规则，虽然是创建三亚市的功臣、洋浦开发区的始作俑者，以及上海市芯片产业的救星，而官衔混到最大也不过是市府副秘书长（会让当今官场才俊后辈们嗤笑），在中芯国际董事长任上劳累致死。我无缘与他交往，但很早就关注，也非常敬佩。

不过环顾四周我不禁要问，将来我们还会有这样的专家吗？

上篇博文柯达破产的感想提到1992年建立的市场部。突然想起到2012年市场部建立20周年了。

在《情报的记忆：纪念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创立50周年》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10月）中，左之写了一篇“‘汇视’MIRU品牌：竞争情报的理论与实践”（152-8页），比较详细描述了市场部成立和发展的过程，写了上篇博文后重温此文，不仅修正了我博文的遗漏（例如柯达公司派员来访，时间是在市场部仍在筹划，尚未成立之前，而跨国公司主动来寻求服务，实际成为了加快市场部诞生的一个触媒），也激发了沉睡多年的相关回忆，所以有了以下这些文字。我的这些补充，主要是《情报的记忆》中所没有涉及的背景、以及不便说的一些内容。

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国内的科技机构掀起改革浪潮，记得那时来自国家科委的说法是各地情报所每年要削减事业费20%，5年内减到零，最终要做到经费全部自理。所以所内鼓励创收，办法是建立各种自负盈亏的小摊子，有些叫公司，也有不是公司的服务机构。除了当时的大环境，情报所本来也有为企业进行情报服务的基础，我们现在很骄傲的早期与青岛海尔合作的技术情报项目，就是那时做的。这些“创收机构”中最牛的是“上海对外技术与产品信息咨询服务公司”，简称“外向型公司”，就是在原来一个服务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官办”公司，手续完备，由老资格的情报人打理。其它值得一提的还有“四方”公司，时间上先于那个邓公子加盟的同名房地产公司。此外还有一些三五条枪、良莠不齐的“小摊子”，市场部就是其中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这段“公司热”历史，在包括那本《情报的记忆》在内的任何正史上都不见经传，不过不管多少难看，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就像今天无论多么厉害的大腕，小时候也有拖鼻涕的面孔。

市场部全名“市场调查研究部”，应该说我是积极鼓动者之一。1990年我从英国回国，那时公派出国后按时回来的不多，所以得到“重用”是自然的（与现在的“海待”们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出国前我就是研究室副主任，回来不久就被提拔为业务处副处长，单位里还到处传说本人将来会是接班人。放着顺利的“直通车”不坐而去办什么市场部，既与那时的大环境有关，也与我的性格关系很大。当时的业务处有经验丰富能力极强的处长，我这个副职其实整天没什么要紧事，而且套个接班人帽子大家都知道并不是好事情，自己年富力强当然想做点实在的，就与W先生和左之等几位商量策划了这个市场部，我们三人是创始成员，其后的人员发展，左之的文章里都有描述。后来我业务处副处长的职务也被免掉了，属于“赤膊上阵”。

由于目标市场主要是欧美与日本企业，我们打出了MIRU 这个品牌，MIRU是Marketing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Unit的简写。这个英文名称是有来历的，美国国务院有个“情报与研究司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当然采用类似名称，还为了突出我们的研究特质；至于Unit，这是我在加拿大和英国遇到的两家情报咨询机构所用的，其中我在加拿大访问的接待单位就是科技部的Unit of Scientific  Intelligence ，而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则是一家我曾经拜访过的英国著名咨询公司，而且MIRU并非独立公司，是情报所内部的机构，所以用Unit也是顺理成章的。在用MIRU时，我们并未考虑其在日文中有什么意义，后来为做日文版小册子，请教在沪某合资公司一位日本朋友时，他提出MIRU在日文中有“看”的意思，为此设计了一个类似眼睛的Logo，这符合了市场调查要有敏锐目光的寓意，正是无巧不成书啊！

为什么做市场部？毋庸讳言创收目的是重要推动力，那时政府项目的钱很少，也不好赚，而外资开始看好中国，这块市场很大，而且外资调查公司还没有进来，本土的市场调查公司既少又弱，这是机会。我们也知道不是什么钱都可以赚，搞这个与情报业务紧密相关。为什么不去加入已经存在的团队？虽说人事关系不是一点关系没有，不过主要是定位上的差别化。我们都是新人，缺乏前辈们的经验，但是外文好，有点国际交流经验（后来市场部大项目多数是提交英文日文版报告），还有一条不得不说就是在那些敢于“半下海”的勇敢分子中，我们做事情比较特别，也比较正规，尽力模仿正规咨询公司的做法，比如我们做涉外咨询，我们开张前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走访保密局，想问清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不过从那时起就知道那个标准永远是个“模糊数学”，问题的本质是，谁也不敢或不愿明确划出这个界限，主要靠自己在实践中把握分寸。这个小Case也折射出了中国法制之难）；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这里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业务拓展与实践营销理论结合起来。在市场部正式成立以前我们就一起学习当时还很前沿的营销理论，1991年10月还召开一次营销与情报结合的国际会议，Philip Kotler的经典《营销管理》中文版第一版出来我们人手一册，后来开展业务时确实从营销学得益甚丰，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我常常自诩是“秀才造反”，意即读着经典著作在做业务打市场。另外一方面就是竞争情报，这在不同场合已经说过多次，我本人对竞争情报的跟踪研究基本上是在这阶段，同时还要补充当时我还兼理论方法室主任，该室编制了系列内刊《科技情报工作跟踪》，其中不少是介绍竞争情报的。我们搞这些基本上不是为了发文章（那些内刊文章都可以发到正规杂志上），而是为了指导市场部实际业务。应该说理论实践的结合还是成功的，市场部的业务增长很快，记得当时单位财务处说，就看到你们市场部不断有钱汇进来。

20年过去，市场部今日还在，中文名称改为“汇视”，《竞争情报》杂志上每期都有以汇视名义发的文章。我担心的是不知道是不是能逃过事业单位改革。按照某些理想主义的理论，事业单位就应该吃大锅饭，搞市场服务就该彻底下海办公司，道理不错，但现在的商业环境谁敢放弃铁饭碗？特别是我们推崇的“秀才造反”原则，规规矩矩的小企业能活下去吗？如果硬要那样“改革”，市场部必将走进历史。

不管怎样，对所有参与者来说在市场部的年月都是宝贵的经历，我其实时间最短，才一年多就离开（被提拔）了，但是在市场部那种“凭三寸不烂之舌要人家从口袋里把钱掏出来，以后还不后悔”的市场意识客户第一的理念，对我职业生涯有重大影响，说句大话，因为有这样的历练，在科技政策研究和企业情报服务中就可能比没有类似经验的高明了一点。不过，不能说这与我后来“当官”有什么直接关系，如果按照今天干部提拔的程序，我是绝对不可能得到那样的提拔。

我们三个创始人中，除我之外W先生去了著名咨询公司，左之后来也去了另外一家著名咨询公司，不过7年后又杀回来，重掌市场部至今。所以说市场部的经验对市场化的职业生涯肯定是有重大价值的，关于这个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W先生辞去市场部主任到外资咨询公司后，我们准备提拔一位女士接任，她那时已经申请出国学习，这当然毫无问题，但是我提出既然马上要出国就不必做主任，她答应不出国，但事实是市场部主任的头衔对她申请外国商学院的奖学金太有吸引力了（我们漂亮的客户名单肯定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她最后是说了谎两边通吃了，加上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的态度令她可能至今还对我耿耿于怀，不过我虽然对未能更好地互相沟通有点遗憾但是决不后悔。尽管现在市场化头顶恶名，商业似乎意味着尔虞我诈，但是我相信在商也该讲诚信，市场部的经历不仅没有教我“学坏”，反而让我更加清楚地看清各种冠冕堂皇之下的市侩嘴脸。

一代枭雄柯达终于要申请破产了。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不知道Facebook西门子罗氏制药，但是不会不知道柯达，因为它的产品是深入到千家万户的。一卷柯达胶卷30来元在那时可能属于准奢侈品，20多年前我在英国时限定自己一个月只用一卷，只能拍30来张照片，现在来说只不过几十个M的存储空间而已。

谁都知道柯达输给了数字化，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那些事后诸葛亮式的专家可以随便批评它跟不上形势，无法与时俱进……，其实柯达曾经是个伟大的公司，它早就看到这个趋势，为应对变化也做了巨大的努力，据说数码相机就是它发明的，但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厄运，令人不禁扼腕叹息。

柯达在中国是属于最早建立合资企业的著名跨国公司之一。1992年不安分守己的我们几个在单位自发成立了市场调查部，专为外资企业提供服务，尽可能按照国际化标准设计制作了中外文版广告小册子（当然今天来看还是够土的），记得最早主动与我们联系的就是一位来自柯达的王小姐，后来还去柯达在上海的公司拜访，不过记忆中并没有做成什么大项目。

1995年我去亚利桑那凤凰城参加SCIP年会做了个发言，茶歇时与一位柯达总部的什么人交谈了会儿，谁知回国后不久柯达亚太区一个负责人就到上海来约我喝咖啡（猜想是顺路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时柯达就在认真思考核心业务转型问题，它们很早就已经看到电子技术可能对胶卷的冲击。他当时介绍了柯达正在考虑的一个新业务方向：文件管理者，就是从胶卷制造者转身为文件服务提供商，商业模式大致是为企业提供文件存储和处理管理，因为它们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既占胶卷胶片技术方面全球领先，又在电子影像处理方面早有布局（比如柯达后来尽力向我们推销一种将缩微平片自动转为电子影像的设备，很贵，反复论证后还是不敢买），在多媒体存储上优势明显，集中管理还可以降低小批量企业文件生产成本（比如展会资料，上海、广州等地要有差别，但是大部内容一样，以往企业制作成本很高）。当时做的调查可能发现企业文件管理的成本很高，它们提供的专业服务可能会有市场，那人找我谈的目的可能是希望我从市场的角度判断一下这样转型的可行性，很多大公司高层在做重要决策时都会找各方面人士（包括外行）交流听取意见。遗憾的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次转型的努力并未成功。今天写到这段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那不就是“云计算”构想吗！谁说柯达没有看到预见大趋势？只是技术和市场尚未成熟，这个好主意生不逢时！

后来我本人虽然再没有与柯达发生过什么联系，但也在电视常常看到那位能说会道、据说与中国政府关系极好的叶莺被派到中国（那位被通用派到中国搞公关的杨雪兰恐怕也是类似情况），在财经频道里经常露脸。当时认为叶为柯达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压住了乐凯，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市场拓展了生产能力，但在目前看到的评论里，叶莺的功劳被认为是帮了倒忙，因为这样可能延迟了公司原本应该进行的彻底改革。

那些商学院们不会放过柯达的故事，因为这又是一个技术进步吞噬恐龙企业的典型，但是什么把握趋势、流程重组、颠覆性创新或企业转型，其实都非常不容易，无所不知的评论家们可以随便说，真正掉在陷阱里的企业家们如何能够胜出，恐怕永远是个难解之谜。再想想我们上海市十二五规划里把“转型发展”提为口号，不禁一把冷汗。

台湾“大选”前夕连续写了两篇关于选情预测的博文：

（20120108）预测市场方法依然特立独行；（20111213）测试一下“预测市场”方法

在这次选前的各种民调中，台湾政治大学未来事件预测所利用预测市场方法做的选举结果预测一直与众不同，它坚持赌蔡英文赢，而且赢面大过几乎所有、甚至泛绿所做的民调。当然，严格来说预测市场方法做的与民调并非完全一回事，只是目标所指一致。

因为从信息分析方法角度较早就注意这种方法，据说这个方法在预测美国总统选举准确度上超出其他所有方法，所以当情况出现台政大预测所公布的数据坚持与众不同时，激发了我的兴趣，现在已经揭晓，这次它赌输了，而且输得很难看。在我第二篇博文中有这样的话，“如果这种方法输了，也应该可以看到对这个偏差的解释”，确实很想看看“未来事件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是怎么解释的，可惜其网站上（需翻墙）没有任何文字，好在网络上还是有些情况披露，我觉得这些信息可能拼出一个解释。

先说一个情况，交易所自从2011年10月以后出现蓝绿逆转，即蔡英文当选预测反胜马英九后，就极少见诸大陆媒体的报道了，现在知道了，此期间在台湾它却是行情大涨，财经杂志《今周刊》网站2011年12月28日报道，随着选战倒计时，各种民调因人眼球，而交易所名声快速窜升，在谷歌关键词搜索排名迅速升至第六名。但是这个名气现在倒是害了它，《东森新闻(ET Today)》在结果公布后发文称“曾在多次選舉準確預測出結果的「未來事件交易所」，在2012總統大選踢了個大鐵板！”；另一家财经杂志《万宝周刊》网站的一个博客评论则更加不客气：未來事件交易所2012總統大選預測~超準的, 果然相差7%~（不过当选的是反的）。

至于交易所这次乌龙的原因，可供选择的原因应该不出以下两者：方法不准确或有人做局，种种迹象表明，做局的可能性很大。必须承认我在博文里存在重大情报失察问题，在第一篇博文里我说不清楚这家机构的政治背景，“没有任何议论或评论说它是偏绿的”，现在明白这个断论是错误的，该机构其实属于深绿，主任童振源曾在民进党掌权期间担任过“陆委会副主委”，还有多名民进党“立委”在其中挂名。更有甚者，有网络文字提到，童振源曾经公开表示：“在去年6月13至18日間，曾發現有人進來衝高馬英九支持度，壓低蔡，未來事件交易所就把相關交易資料剃除”、“童振源說，近來還是有少數網友用分身進來交易，試圖炒作，一監控到也會立即限制其交易權限”。

由此可见无论什么方法，主办人有倾向，都有可能变为操弄的工具，或许那位童某人太想帮蔡英文一把了，所以搞出来翻转差距最多达到10个百分点以上。但是这样做是双刃剑，搞得好可以激发亲绿的选民斗志，搞不好反而提升泛蓝的警觉。值得庆幸的是，这次结果恐怕最终是帮了马英九，因为对以往选举的分析表明，大多数泛蓝政治诉求并不强烈，而且常常属于“慢热”，如果马的选情太顺，他们或许就懒得出来投票了，所以这次选举日见到天气好，国民党要大呼“天助”（因为下雨会阻挡更多的蓝派选民）。而据选前的报道，马的选情确实遭遇了危机，与蔡的民调领先差距一直在缩小，有相当大的可能交易所搞的花样真正引起了泛蓝的极大恐惧，最后时刻双方的大动员，泛蓝的诉求是“哀兵必胜”（连战声嘶力竭哀求的画面比李登辉90高龄挺绿更加令人难忘），所以很可能就是那些“预测数据”（特别是影响力已经很大）造就了马取胜的“临门一脚”。当然7个百分点的差距中，两岸话题肯定也提供了重要份额，这在国内媒体上已经广泛报道，这里就不多说了。

 2009年7月2日我的博文在国外生活过人更有创造性？中曾提到社会科学是永远”测不准”的，原因是“与大自然相比，人和人类社会实在太复杂了，……不是水平高低问题，而是你测量的行为影响到了对象。比如股市预测，也许股评家们真的厉害，说得极有道理，但是听他说后股民们会改变自己买卖股票的行为，于是股评家的预测就干预了股市的运行，本来应该出现的情况就不出现了。自然科学为什么人的干预不起作用（严格说是干预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尺度上，小到基本粒子（纳米是10^-9米），大到宇宙天象（太阳到地球是1.5·10¹¹米），人类是难以影响的，只有在量子力学里，科学家企图测量微小物质粒子的运动时才会出现测不准”。

回到方法论上，这次乌龙现象确实又是社会“测不准”的一个证明。交易所在选前10天宣布的预测，很可能真正干预了选举的行为，即使它本来曾经准确测到了民意的真实状态，也可能在10天内造成了民意的变化，而它过分的操弄，反而使得这个本来可能是双刃剑的干预，彻底变成送给马英九的大礼包。其实这次得益的不仅是马英九，大陆的官方电视台因为马取胜而破例给出大段时间播放了台湾选举的许多细节，上海台还提前了节目的播出时间，这个选举结果不仅给两岸带来了四年比较平安的期望，还可能给我们对民主和选举有了些更加感性的认识，这或许也有助于造成另一个“测不准”的后果呢！

至于预测市场方法，对它的价值判断恐怕难免受到影响，但是这很正常，只不过抹去了一些泡沫，再次让我们认识到社会研究方法（其中许多被情报工作采用）的局限和复杂，对研究者来说，比如我本人，应该是件大好事。而预测市场的方法，还是值得关注，看有关资料时可以知道所以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利用。

最近一段时间关注大数据分析学，除了在博客上写了一些相关博文外，还参与文汇报一篇文章和好几篇内参。总体来说，感觉这件事有点蹊跷，外面闹得这样，国内同行们淡定得令人心寒。一个概念还没搞明白的“智慧城市”惊动上至总理下达无数省市部级领导，当然还有闻风而动的专家院士们，无数钱财砸下去，大小规划行动计划站起来；而对大数据(  在目前的IT发展趋势语境里，大数据远比智慧城市强势)，连业内不是假冒的那些专家们似乎也无动于衷，真是淡定吗？不知道。

昨天参加了信息化专家委组织的一个活动，到某制造业行业龙头企业调研信息化，专家委主任曾经是“副部级”，所以上级集团董事长只是为了握握手也特地赶到会场门口。这个企业的信息化确实搞得不错，企业总裁介绍已经坚持14年，建立了直接服务于企业核心业务的系统，据我有限的企业知识，应该是国内领先的。我判断好的标准是作用于核心业务，最终证实这个判断的是参观途中问办公室主任，在上海搞制造业有没有感觉成本压力，他回答还可以，因为利润Margin最大的控制设备部件都在自己手里（这就比富士康厉害啊），而企业信息化的重点就在这里，还有远程服务等核心业务，这些信息化建设带来了效益，这最重要。

讨论时专家委主任点了名，我觉得这是个兜售“大数据”概念的机会，就根据企业已经建立了的客服统计分析系统为起点，简单介绍了大数据趋势，建议将企业各个信息系统的数据集中利用，发现不同数据间的关联，“比如客服统计仅可能发现某类故障特别多，但恐怕无法解释为什么，而原因可能是出在制造系统内，所以跨部门分析学就可能找到某类故障和某些制造过程中瑕疵的关联”，不过非常清楚我讲的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总裁答复时对于“数据”的理解与我的大相径庭，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企业第一线与我们这帮“吃饱了撑”的几乎是生活在两个空间。企业除了有时不得不为了取悦官员（这是难免的），搞信息化必定是为了提高效率和效益，而不是仰慕任何先进理念，这是对的，非常可敬。我看出来即使对主任真的是毕恭毕敬，而其建议的观点（重心向服务端倾斜）也似乎不以为然。

其实企业情报工作也是一样，你说领导不重视，他为什么要重视你？他要的东西你能给他？你提的什么系统、方法和外国故事能解决他的燃眉之急？

这些都是大白话，但我并不妄自菲薄。“吃饱了撑”是带引号的，即使是这样技术和效益国内领先的企业，其领导视野的局限也是明显的。他们自建的产品制造管理系统是企业核心系统，在谈到如何提升到新一代时总裁只说他们考察了西门子的类似系统，听下来不仅没有提到其中的“所以然”，而且午餐时我问起国内著名的华为的自动化制造系统，他们似乎未有所闻，所以他们不是不需要外部知识支持，而是内外二者的认识空间重合度不够，话语系统都不对，需要的是两边都努力缩小差距，以便能更有效地进行沟通对话。以大数据为例，他们不需要深化数据分析？当然不是。目前竞争对手不构成挑战，压力不大前途不明，所以不会想做“（实验用）白老鼠”，哈哈这恰恰是我在单位管理信息化时的理念，并不错，我也从未想象企业会因为一个陌生人说了什么就鼓动起来。但是他们确实需要经常听听外面的动向和趋势，尤其是制造系统方面（这方面我不熟）和生产性服务，将来服务利润的比例极有可能会大过制造。

该企业有家同行企业前不久产品接连出事故，影响很坏。我找机会问了总裁，你们是怎样研究同行这个案例，从中汲取教训的。不过卖个关子，答案在此保密。

台湾“大选”即将开张，按照规定在大选前10天一般的民调就禁止举办了，而以往政治大学的未来事件交易所并不在其中，而今年则不同，专门发令一起禁止，所以各家民调机构包括交易所在内纷纷在月初报出了最后一次民调的结果。

去年12月13日我写了博文测试一下“预测市场”方法，1月3日未来事件交易所发布的最后一次预测结果，仍然是特立独行。奇怪的是，连明显偏绿媒体所做的民调，尽管也有声称蔡英文胜的，但是也是比例勉强高一点，甚至也有马比蔡略高的，偏蓝的民调机构就不用说了，虽然差距缩小，但是始终“一马当先”。唯独这个方法独特的机构做出来的预测，一直是蔡明显领先。 其1月3日发布是最新也是最后一个选前预测的当选率为：蔡英文49.8%；马英九42.6% ；宋楚瑜10.7%，与蓝绿的显著不同。尽管马蔡差距从12月的10个甚至更多百分点有所减少，但是仍然大幅超出所有媒体民调的结果，确实是特立独行。尽管媒体民调大都马领先，其实泛蓝非常紧张，总之这场选战真是场好戏。从我关心的调查方法来看，如果这次果然翻盘，对预测市场这个方法真的应该刮目相看了；如果这种方法输了，也应该可以看到对这个偏差的解释，无论如何我都会高度关注。

在海外媒体上，政大未来事件交易所的结果得到重视，比如BBC的有关报道就以此为标题，文章里是放在第一。再过一周就可以见分晓了，不要说这又是外国支持台独的阴谋，昨天参加文汇讲堂的一个讲座，我问了主讲人，前驻美大使周文重一个相关问题，就是万一蔡上台会对中美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大使在答复时回避了假设性的前提，他只强调美方多次重申，海峡两岸稳定而维持现状是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是最佳结果，这恰恰是马英九的主张。

内地媒体现在对台湾选战的报道应该说比以前开放，泛蓝泛绿的新闻都会有，但是对政大的这个预测却不知道是因为忽略还是媒体又得到什么指示，几乎没有报道，连凤凰卫视也是这样，记得前段时间还在其台湾专栏里看到这种预测的介绍，最近却找不到了。说实在是我甚至宁愿是管媒体因为不了解这种方法的厉害，就怕的是明明知道，却装作不存在，遗憾的是以往的经验表明我的良好愿望往往落空。

最后顺便提下，在讲堂上才知道周大使原来是我沪西中学校友，他62年高中毕业时我正在读初二。沪西中学是静安区里一个比较差的学校，后来给并到市西中学去了。我当时因为家庭关系未能进市西，就到了这个离开我家才几十步路的学校，我所在的初中8个班400个学生，其中所有女生居然没有一个考上高中。尽管这样也还是出了周大使那样的杰出人才，他在北京外贸学院读的本科，也不算所谓名校，所以名校“出身论”也是不可靠的。

今天是情报学会第8次会员大会，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第7届正副理事长四退三，我退出了最后一个在学会的职务。

严格按照科协的规定，大会是程式化的，但是事先我提出，想在会上说几句。到大会等着计票时（与我们这里的任何“选举”一样一般是没有悬念的），就有了这样的机会，发表了即兴讲话，现在凭回忆记录要点如下：

今天我主动提出要在会上讲几句，新的理事会即将选出，我退出了最后一个职务，而且我以往所有的职务都是副的，人称“全副武装”（事后想起来早期有几个基层的正职），唯独这是个正的，当然比较珍视的。2007年（应该是2003年-后记）12月开始担任了8年，任何事情都会有始有终，现在我走到了退出的一个节点。这8年来学会得到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达到了科协为学会设定的最高等级，三星级，我其实没有做什么，真的要对在座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表示诚挚的感谢，依靠大家的努力，这些年在学术活动、在业务收入上都有的很大的发展，比如我们的挂靠单位，上图上情所大力支持，刚才工作报告里提到的学会参与承担的平台建设项目经费300多万，就是依靠馆所争取来的，在软的课题项目中这样大的项目是罕见的；我们的秘书处也做了杰出的工作，组织了大量形式多样的活动，除了挂靠单位外，还有一些会员单位也积极支持学会的活动，其中有的甚至还不是理事单位。这8年来我觉得与大家在一起非常开心。

除了表示感谢外，我还想说一点感悟。我想说自己非常幸运，有机会投身到科技情报行业，一直工作到事业的尽头。科技情报当然是份工作，可以养家糊口，大多数人可以升职，少数还能升官，这与其他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科技情报还有一些特点，比如它的成绩往往体现在它的服务对象，它常常是躲在背后的，社会未必认识了解，所以容易被忽略，我不敢说今后怎么样，说不定将来名字都被改了， 但是我相信这个事业是社会需要的，举例来说，我昨天刚刚收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一位陌生朋友的邮件，知道我们做了中法经济情报比较研究，他告诉我法国将在2013年起在全国大学里普遍开设经济情报课程，所以这个工作一定是有生命力的。希望大家把它当作一份养家糊口工作的同时，记得它的尊严和荣誉，记得它的意义，对于我们的企业、社会、国家和民族，它是非常重要的。我在退出之后，仍然希望做个自负会费的会员，还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学习工作。现在看到台下许多年轻的面孔，不认识的会员，这是学会兴旺的标记，希望能够接好情报前辈传下来的接力棒，比如汪道涵老市长，他当过机械部科技情报所的负责人，我们的陶毅所长、钱所长马所长，我还只是提了我们自己的单位，还有全市许多老情报，把这个事业做下去。

相信下一届理事会一定会做得更好。谢谢大家耐心听我讲这些话。

又过了一年！小时候写作文又该说“光阴似箭”、“白驹过隙”（后者是童年时从所谓“范文”里抄来的文雅），而我要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谈谈衰老，想说的是，年龄是个无法改变的现实，而衰老则是心态。

起因是最近我中学校友会发的一个电子版小报引发了海内外同班同学的热议，大家纷纷发表议论，或回忆校园生活、或感叹青春不在，有的还互赋旧体诗，害得我这个古文很差的学生恨不得再回中学听老师讲唐诗。这个小报已经出版了好几年，为什么以往没有这么热烈的反响？我以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66届高中都到了65岁，65岁应该是个人生重要的节点，是彻底退出江湖的时候了；有几位同学在美国，那里虽然没有死规定，但65岁拿的养老金已经达到最高，再工作就是学雷锋为保险基金做尽贡献了。

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会有与以往，特别是年轻时代不同的显著特点，比如对死亡的看法，小时候想到人要死很可怕，现在不这么想了，想想到真的很老时，眼看不清、牙咬不动、耳听不见，同代亲戚全走了，同学朋友不见了，死去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新年伊始说这个似乎有点不吉利吧！不过这确是事实。还是就是感觉时间特别快，本文开头两句说的就是说的这个，小时候写作文时可能是听大人教的，到老了真实感觉时间飞快，我曾经分析过，快慢是相对概念，原因应该是老人生活过的时间基数大了，一年365天，对于5-6岁时小朋友是自己经历的1/5或1/6（有记忆的时间更短），相比之下，对我们来说最多只有1/60，当然很快，而且一定会越来越快。这些都很正常，但是有些老人将正常的追忆青春变成了不正常的“扮嫩”，改革开放之初有些耽误了青春的老演员硬要扮演少女，弄得灰溜溜下台，只可惜了半世英名。但是青春吸引力实在太大，这样的人和事一直在前仆后继，现在生活中和电视里还是能够看到不少，不过那仅仅是为做整容手术、注射肉毒素拉脸皮还有卖染发剂的厂商发财做贡献而已。

我觉得年龄和生理是物质的，变化不可阻挡，但是衰老是一种心态，是可以调节的。不是我比别人更加淡定，而是不靠欺骗而让自己好过一点的唯一途径。

那些豪迈雄壮的大话是领导和央视的专利，我等只能发些不出房门的小话，以下是开博以来历年的“新年感悟”：

开局不利的2011

盘点2009

2008年年终的两个大奖

本文始写于2011年12月31日晚，完成于2012年1月1日晚

最近正值多事之秋。昨天（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8周年，一些主要的新闻门户没有任何动静（虽然在韶山等地还是有一些活动），反倒是邻居的丧事已经占了多日的头条（写这些文字时，27日23点多，家里正在播放东视夜新闻，播音员一脸严肃地在报道“喜鹊也来悼念伟大领袖”的新闻，真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吐！）。其实最近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对苏联解体20周年而发表一些文章，观点不一，但都比较实在，至少试图在讲道理，较少近来十分普遍的暴戾之气。

我当然还只是关心其中与专业有关的话题。读到《南方周末》2011-12-22，F31版丁学良的文章，政治极端主义和利益集团绑架——苏联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里面有段有意思的文字，谈到苏联垮台前夕决策者的信息支持（就是情报哇，图穷而匕首现）。大意如下：

苏联时期时决策者主要通过安全机关克格勃那布遍世界的强大情报收集网络，据苏联解体前最后两任克格勃首脑事后回忆，说克格勃开会判断形势时，总是带着一大摞资料，就是那些报告，苏联最后 一位克格勃主席上台后发现这些报告数量达到1000多万份之巨，那些报告经过克格勃主席过目后择其要者上报苏共中央总书记，谁再要说苏联领导人不重视情报那可真冤枉了！问题在于，写报告送报告的这些事都被利益集团绑架，只报对一己私利有用的信息。例如军工集团希望局势紧张，总是报告“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好为自己人多要预算……

文章的结论是“只要垄断了最高决策者的耳朵和眼睛，也就垄断了最高决策者的头脑。使其做出的决策，最有利于克格勃的利益”。

 事实来自内部人曝光，大概离开真相不远。这恐怕也可算是个情报失察的重大案例。其中的教训对我们不无参考意义，中国领导决策也不能说不重视情报，早就听说领导上每天收到的资料不计其数，其中只有少数才能真正能够到大秘书手上的。但是怎么个重视法，各种各样为决策服务的机构，包括思想库、智囊团、情报机构该怎么运作，里面有许多值得研讨的。

2008年我在《学习时报》上发表过一篇“对思想库独立性的探讨”，就涉及那些以政府为对象的机构如何为决策服务。按我的观点独立性决不是“唱反调”，也不是做“民意代表”或者政府的代言人，而是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定义问题、提供依据、提出建议，对于思想库，特别是政府外部机构来说，你的建议可以不是“正确”的，或者说未必平衡了各方利益，能够为决策者采纳；但必须是“科学”的，即在尽可能掌握充分信息，基于专业知识而能够得出的最佳见解，乍听上去好像有点荒谬，实际上如果各个不同的思想库，包括有专业机构做民意调查，都证据确凿地提出自己的“科学而未必正确”的建议，决策者失误的概率才可能降到最低。

这篇文章的要点是各个决策支持机构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定位（性质、所处的地位、背景、专业优势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每个国家都有安全部门，有些信息渠道和手段非它莫属，所以它的东西一般保密，这可以理解。但是现在不少思想库喜欢玩“内部”，只给领导看，好象显得自己厉害。一直觉得政府领导决策太过依赖内参可能不是好事，苏联的问题不是他们克格勃人员道德太差，相反他们的人员相对而言是比较优秀的（比如普京），但是单一的信息通道、缺乏同行质疑的机制（说句不中听的，领导是最容易骗的，吓唬其他行业专家也不难，而懵真正的同行则不易），极有可能造成领导的信息渠道被垄断，其他信息被阻隔，加上致命的“利益集团”绑架，后果一定是严重的，中国近代史上假“顺天时报”推袁世凯走上绝路就是一例。

这是不是意味着决策咨询可能也需要一个“市场”？除了“特供”，还要求各家一定的竞争。级别高、贴近政府的拥有信息特权，你无法去跟它正面对峙，但是其他的机构也能活，其中的输赢在于差别化。回到情报部门自身，不少同行一直在忧虑在决策支持的竞争中没有地位，我觉得关键是把握自己的优势才是生存之道，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的体验证明，没有内部信息，缺乏特殊关系，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也可以在决策咨询领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关键是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定下心来，找到“对”的信息，进行独立的思考，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有不少障碍。

本文想说说台湾正在进行的“大选”，实际上指其中的民调，政治社会民调在我们这里是奢侈品，只有《环球时报》这个像剧院魅影里主角那样戴着半个”民意”面具的“主流媒体”才有资格做，结果永远与政府一致，所以只好说台湾的。先引用一段话，摘自我在《自选集》中收入的一篇写于2006年的“卷首语”：

2000年春节过后不久，汪老（汪道涵-引注）特地到我们单位就网络兴起对各方面的影响听取我们的意见。在结束后离开会议室的路上，汪老似乎不经意地问起正在进行中的台湾岛内“大选”，他问你们看谁可能上台。虽然从来也不敢自称台湾问题专家，但是我觉得还常常看有关新闻，当时竟然脱口而出：当然是国民党了，多次“民调”都显示国民党领先。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个情况。我深信汪老应该知道我在台湾问题上意见的“权重”，决不会把那草率的意见当回事，但是我一直引以为耻而不敢原谅自己。这个教训再一次提醒我牢记情报工作的大忌，对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乱说。那件事也促使我后来对如何看互不一致的调查结论产生兴趣。2001年6—7月间台湾各媒体先后发表了好几个关于“一国两制”的民调，我以它们为样本做了一个“汇总分析（Meta-analysis）”，尽管只是一个示范式的研究，主要是有点方法论上的意义，但也得出一点有意思的结论。这个既不是课题也不是交办任务的成果，从未拿出去发表过，只是在讲课时作为案例介绍过，不料颇受欢迎，也算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民意调查本身是个非常实用的学问，它与技术经济情报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在方法上有交叉，因为上述原因我对它的兴趣也仅限于台湾民调，台湾此次“大选”照例是各家民调蜂起，大体是仍然是泛蓝倾向民调公司结果是马英九的胜面较大，而亲绿的民调机构则经常说民进党占上风，这次有个第三方出来搅局也不改变多少，可见完全客观恐怕非常难。不过其中台湾政治大学有个“未来事件交易所”做民调与众不同，理论上讲它可能与主持者的政治倾向无关，他其实只是个做庄的，建立一个市场，将选举结果，比如马英九胜作为标的物，定价100美元（举例），如果马不胜则变成0元，如果有人相信马英九会胜可以去买入（一般小于100美元，可以将你认为的获胜概率来买，比如相信80%会胜，就开价80美元），一旦真的马胜了就可以赎回100美元来，就赚了；当然也有人不相信马会赢，所以他/她可以卖出，如果马果真输了就白赚了，当然如果马胜，则需要给买家100美元。买卖是在交易双方间进行的，有人买有人卖才成交。蓝绿越是势不两立，双方立场越坚定，则交易可能越频繁。这种方法在标的物相对简单的场合，例如美国总统大选中据说非常可靠，准确性明显超过其他方法。

这种调查方法叫“预测市场Prediction_market”，我在情报分析方法的讲座上曾经介绍过，它对于大选这类事件预测比较准确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人们在答复民调时由于各种原因会撒谎。我在讲方法时常常举的一例就是关于人们在上厕所后是不是洗手，可以想象调查结果与摄像记录的大相径庭，这不是我瞎想出来的，而是在一本严肃的预测书上看来的。在涉及到个人隐私，比如疾病、性行为等时，道理也一样，人们会选择社会公认“正确”的答案，而不是真实的想法。还有一种情况，在政治问题上更加普遍，不少人明明知道结果肯定会是甲，但是还是会选择他所喜欢的乙，把调查当做一种意愿甚至呐喊，民调结果当然会与最后事实不符。预测市场为什么能够避免这些毛病，原因也很简单，利益。你可以对别人宣言说一套，但在买入事件预测时，还是会买真正相信的结果，因为那样能够获利（就像老是想教育别人者那样）。

这次台湾“大选”，“未来事件交易所”的民调结果似乎都是蔡英文领先马英九，“总统”候选人首场辩论后蔡英文领先且已过半，达到51.6%，马英九则为37.5%，在“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后，差距似乎更大。这与我们看到的其他民调有所不同，我不大搞得清楚政大“未来事件交易所”的政治态度（就怕太讲政治了就想操纵结果），只是没有任何议论或评论说它是偏绿的，所以我在选举前写下这篇博文，就等最后结果出来验证一下“预测市场”这种方法到底是不是很厉害。

当然最后还是要说一句，社会测量毕竟不是现代范式下的科学，如果预测市场民调一直认为蔡会赢而结果是马胜出，也是有可能的，除了样本（参与交易者）人数太少，以及突发事件（如2004年枪击案）外，只要亲绿者政治至上，不在乎输钱也要赌，而且不仅是“一小撮”死硬分子，而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这样，这种情况的概率不大，但可能性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