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知识”如何”经济”：怎样的知识才最有价值

信息的数字化在造就一代新经济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价值悖论。”物以稀为贵”，在市场经济中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当信息可以几乎不需要成本地无限复制，而且可以轻易送到无穷远处时，它的价值就变得可疑起来。

因此，”知识”如何”经济”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首先，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概念需要加以澄清，比如知识、资料、信息（资讯）、情报、数据、内容等等，在不同的场合常常被混用，被替代。它们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相似甚至重合之处。对这些概念的具体讨论，已经产生了无数论文甚至专著，而我认为，脱离一定的主题语境，想要在这些概念上达成共识是非常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我们还是从效用和价值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吧，看看怎样的知识才有可能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

确定无疑的一个事实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即文章图书、新闻消息、表达出来的观点言论，通常被称为信息（这个概念在台湾被称为”资讯”，”资料讯息”之义），无论在何种载体，以什么方式表达，一旦纪录下来，其价值肯定会随时间而迅速跌落。当年把一本书藏起来就可以维持权威的情况今天已经难以再现，公开信息运动的普及把知识的竞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层次上，那些已经被记录下来的知识已经不再那么稀罕了，科学论文的公开和名牌大学所有课件的免费上网都已经成为时尚，虽然因为与出版商的利益博弈还不是非常普遍，然而这种趋势已经是势不可挡了。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知识竞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1996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份关于知识经济的报告，被人们广泛引用。报告中令人感兴趣的部分之一就是区分编码型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在其他作品中有时也称为focal或Explicit Knowledge，或译为”显性知识”)和意会性知识(Tacit或Implicit Knowledge，可以译为”隐性知识”或”默会知识”)，前者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就代表了知识，比如中国古代有”学富五车”之说，就是将人所读过书的数量作为其学问数量的测度，而现在都被归类于编码型知识。而意会性知识，即其中那些与人的智能活动有关的判断,经验,体会等难以言传,测度和计量的知识，才真正成为珍贵的资产和争夺的焦点。

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一个似乎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就是那些具有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并不具有多少竞争优势，尽管这些民族拥有的纪录下来的文明（典籍、文物和非物质文明），远远超过今天所谓发达工业国家，所以常常有初到美国的中国游客嘲笑博物馆里那些只有区区几百年历史的”文物”。但是这并没有使得这些古老民族在几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和最近的信息技术革命占了什么便宜。

于是我们看到，人类追求知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寻求新知，同时又通过将这些新知”显性化”（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使之不断”贬值”的过程，学习于是成为了动态过程，不在乎你现在的拥有，而在乎你获得的能力。终身学习的号召找到了科学的依据。创新，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创造意会性知识。智商、情商等等，以复杂而引起争议的方式试图测试的，还是人们对于意会性知识掌握。

信息：人类三大资源之一

    人类发展的历史与三大资源分不开，那就是材料、能源和信息，这些资源既有自然形成的，也包括人类制造出来的。其中材料和能源都属于物质，因而必然服从有关物质的一切已知规则，比如物质不灭定律，包括能量守恒定律以及质、能互换定律。

信息其实是物质经济的附着物（信息再神妙，须臾不可离开载体，电波可以在真空传播，但真空也是物质的），但却与其所附着的母体完全不同，是非常活跃的因素。

而当中国摆脱了”短缺时代”，超市里开始摆满琳琅满目货物的时候，可获得的信息和知识却增长得更快，上世纪60年代研究科学史的专家惊呼科技文献数量出现了指数型增长，俗称”知识爆炸”，然而与今天数字化的信息增长相比，那个根本算不上什么”爆炸”。今天坐到上网电脑前”百度”一下，光是包含中文”信息”二字的，就可找到上亿多个网页，一辈子也看不完。不仅如此，国门打开后，中国人的视野也前所未有地扩展了，在形成文字和图象的信息以外，每个人自己的观察、感觉和体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思考、决策的意识结构(Mind Set)。目前每年出国出境的大陆中国人已经达到千万的数量级。还有那数百万的外来人员，其称呼也已经从需要仰视的”外宾”沦落到了有点调侃的”老外”，我们似乎来到了一个信息大开放的年代。

知识经济概念所描述的是一种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以后的又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对未来学家们来说，这个概念并不新鲜，佛里茨·马赫卢普早在1962年发表的《美国知识的生产和分布》一书，可能是首次比较明确地将知识和产业联系起来,并对知识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进行了估算。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现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其中文名字也叫贝淡宁，）在1973年发表的的著作《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中，对这个未来社会进行了更理性的分析，他提出，在所谓”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将由制造性转向服务性；专业和科技人员将取代企业主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他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研究知识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贝尔预言，30至50年以后，这样的社会就会到来,现在来看似乎是被他言中了。这样的社会后来被广泛称作信息社会。而1980年出版的《作为后工业化社会的信息社会》一书中提到了1972年日本的计算机应用开发研究所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情报社会(即信息社会)计划-国家2000年的目标”的报告，这可能是”信息社会”术语最早出现在政府文件里。

2，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今天玩着网络搜索引擎和博客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知识也曾经是怎样地稀缺。我们这一代不少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一些到边远农村插队的同学告诉我们一些难以置信的故事，那些贫瘠的山区和农村中的老农，尽管他们也许根本不识字，而将写着或印有文字的任何纸片都视为圣物而极其珍惜。这里除了对孔夫子传下的历史文化的崇拜心态外，主要恐怕还是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大城市里情况当然好一些，但是城市里识字的人面临的是另外一类困境，记得在六十年代时我曾为外地大学念书的哥哥找一本缺货的参考书而跑遍了整个上海市，而且找到以后很有成就感！

因为长期缺乏外汇以及与外国的交往渠道极不正常，对于要做点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国际上普通的科技资料，即便是公开出版物，也是稀罕之物。当时曾经听说，学术机构里个别心理阴暗的”权威”们将单位里一本外文新书锁进自己的抽屉就可以在数年时间内维持自己的威地位。这种故事在今天听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但是在当时，交流渠道阻塞、外汇严重匮乏，那种现象当然荒唐，但完全可以理解。

现在中国人引以自豪的 “两弹一星”就是那样的环境下开发出来的。多少年过去了，有许多当时属于绝密的故事在今天已经大白于天下，我们知道了在困难时期，指挥这些工程的将军们为了给科技人员补充一点起码的营养，费尽心思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收罗食物，还武装押运以防沿途的饥民抢劫。但是”两弹一星”背后争夺知识的战斗，人们还很少知道。

“两弹一星”元勋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最早的”海归”，他们不仅拥有国际名校的学位，其中有些象钱学森那样已经进入发达国家尖端科研的前沿，但是当他们做出了回到祖国的选择后，都面临着巨大的反差，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更大的差距可能就是在信息方面的。离开美国时钱学森连一星点有关技术的纸片都不得带回中国，钱学森原来想带回国的几个集装箱资料，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海关悉数没收，钱本人则不仅被拘留两周，以后又被软禁直至中美开始华沙会谈，经国家出面交涉才得以回国。

而回国参加保密的国防建设工作后他们基本上就与世界科学技术的主流断绝了联系，杨振宁从曾经为昔日的同窗邓稼先那里得知中国研制核武器没有得到苏联帮助而落泪。因为作为科学家，他们都懂得知识和信息对于实现这样高技术高风险的成就来说是多么的艰难。但是这些元勋们是如何克服信息阻断的巨大困难，将中国的航天事业推向国际先进水平的故事，社会上至今也无人知晓。

“巴黎统筹会”曾经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技术封锁的国际机构，这个技术封锁还包含了对技术资料和信息的封锁，当时即使你有外汇，也买不到不少公开发行的外国技术期刊。那时的科技人员对能够到手国外科技资料的态度，与前面提到的老农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正当我们在和低级层次上的知识匮乏进行坚苦卓绝斗争的时候，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另外一些聪明的人们正在进行着一场与知识有关的别样的斗争，信息技术革命正在蓄势待发。在二次大战期间负责美国研究开发工作，为原子弹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战后又担任首位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万尼瓦尔·布什，虽然身为”硬”科学家，但是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敏锐地预见到信息需求将会大爆发，信息的处理将面临大挑战，为此他构想了一个光电与机械结合的信息处理机器Memex（中文维基百科上说这 “可以被看成为是现代万维网的先锋”（2009年4月2日查询），这句话的作者显然没有仔细看过原文），万尼瓦尔·布什没有想到的是信息的数字化最终不仅轻松地实现了他的构想，而且带来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革命，造就了全球经济几十年的繁荣。

信息化测度是”国家智商”吗

    当然，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一些对于信息化的测度(Informatization Index)也在开展，我国的信息化指数也被一些人们称为”国家智力的量度”或者叫”国家智商(Na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但是这个称呼并不科学。虽然国家的信息化程度与其知识力量非常相关，但是毕竟不是一回事。那些带宽、电话、电视、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率，乃至信息产业产值等指标也许可以有助于衡量信息的流通能力，但是，就象一个人的视力和听力的好坏其实与其聪明与否关系并不大一样，国家”聪明”与否的物质基础，即其信息化程度恐怕并不代表其利用信息与智慧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能力也一定很强。本书后面很多地方都会讨论到这个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误解，即信息就是智慧、信息就是知识，信息就是情报。

国际竞争中的信息不对称

申农的信息论提出了计算信息量的公式，即该信息对减少不确定性的量度，但是信息论没有触及信息的社会经济价值问题。人们都承认信息有价值，有时还会有非常高的价值，但是如何来衡量这个价值却是非常困难的任务。在衡量某种物质产品价值时，常常可以用其生产成本加上有关费用和利润来计算，在计量服务价值时常常可以用服务人员的劳动时间（当然不同质量的人员其价格会有很大不同）来进行。但是信息的使用价值，以及依此而发生的交换价值，就不能够这样计算了。谁都明白有些信息对甲来说是垃圾，而对乙来说可能是珍宝，换言之，信息的价值在于其效用，是需要通过使用者来体现出来的，因为不同人使用同一条信息会产生不同的效用，其价值因而也会不同

与传统经济学不同，信息经济研究的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规律，而信息不对称恰恰是现实生活中绝对存在的，而所谓理想的”均衡”态却是偶然的、相对的。

而本书却要论述另外一种信息不对称，那是指在信息”平等”的旗号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将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境遇。比如强国常常炫耀自己的最新式武器，而且可以责怪弱国为什么不敢公开自己的武器库，信息应该平等交流呀！然而谁都明白，同样的信息公开，对于居高临下的强者来说，一定可以充分把握对手的真正实力；而对于弱者来说，它可能难以理解所看到的，它从信息公开中可以获得的，肯定大大少于强者。这里申农的信息量计算公式是无能为力的。

知识就是力量（Ipsa scientia protestas est）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

1, 知识就是力量：国际竞争中的国家智慧

人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穷人的孩子成为”白领”，使得科学家发现自然奥秘，也可以让一个国家变得强而不霸。

国际竞争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答。本书将提供这样一种视角：即竞争力的本质是知识。我将不是从军事力量、经济产业或科学技术这些常常会想到的方面着眼讨论国家实力，而是从信息、知识和智慧的角度来切入，观察分析一个具体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竞争力。从古到今人们对国家实力，或者说国力（包括国势、综合国力等名称）的测度，很少包括国家信息能力的要素，但是21世纪的到来已经让大家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力量其比重正在下降，而知识的力量正在强劲地显现出来。本书将要阐述的正是国际竞争的无形能力，知识和智慧的能力。

    现在已经没有人把在流水线上装配电脑看做是非常了不起的高技术产业了，因为事实上那并不比装配拖拉机更加复杂，电脑作为一个高技术产品的价值在于知道如何在小小的芯片上集成更多的电路，如何安排器件和线路使能耗和阻抗达到最低，以及怎样设计出最好的软件使繁复的计算任务可以通过最精简的路径完成，其中的奥秘主要是知识，当然我们需要精密制造的设备，但是生产12英寸圆晶的设备和8英寸的相比，在采用的金属和其他材料成本上并不相差多少，但是价格上相差悬殊，其原因也在于知识。

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加”聪明”一些[1]？

提出以上命题以前我们可能不得不面临一个是否”政治正确”的质疑：难道主权国家之间不应该是平等的吗？当然，在政治上国家与国家应该是平等的，大国强国不应当欺凌小国弱国，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与它们。然而国际竞争的现实告诉我们，在联合国的表决器所代表的平等以外，有些国家的确比另外一些国家”聪明”一些，日子过得好一些。

特别是那些在代表传统力量的资源方面并无优势，甚至相当贫弱的国家和地区，有时却表现为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例如上世纪末同样遭遇全球金融风暴，有些国家几乎没有招架之功，而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却抗了过去，损失不大。面积和人口在全世界两百多个经济体中根本排不上号的香港，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当年领军抗击国际金融大鳄的现场指挥官曾荫权几年后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二任特首。那些长期国际竞争力名列前矛的北欧国家在世界上也许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一些资源小国，没有很多石油和矿藏，人口很少，气候也不理想，甚至制造业在世界上也算不上什么，但是它们不仅人均GDP高居前列，而且一些目前公认的国际竞争指标综合起来遥遥领先。这些事实给人的启迪是，它们的国家”智能”非常高，事实可能正是如此。

当然，更近的事实，比如金融风暴，也告诉我们，与硬件的强弱相比，信息和智慧的力量更加易变，不仅冰岛，一个曾经有过不错业绩的欧洲国家几乎遭遇”破产”，而以信息技术推动而经济快速崛起而自称”硅共和国（Silicon Republic）”的爱尔兰也不见得在抵御经济风险上表现突出。所以，那些以基本数据为基础的”竞争力指标”也要小心地解读。

今天在家里收到《图书情报工作》53卷6期（2009年3月）一期“专家视点”专栏我一篇文章的抽印本（Off-print），题目就叫“国家竞争情报眼下怎么做”，巧得很，我也决定从今天开始分篇上载正在动手的新书，题目也是差不多的。

这是一本几年前就签了合同的书，今年再不交稿就要无法交代了。今天开始要逼自己集中精力在年内完成。

新书的名称现在是《光明正大的情报：信息和智慧的国际竞争》（简称：《信息智慧国际竞争》），已经改了几次了，以后说不定还会改。

内容是结合当前的形势，对我多年来在“国家竞争情报”实践和研究做个总结。这个主题我们在2006年完成了国家哲社课题，2008年作为纪念上海市科技情报事业50周年的丛书之一，陶翔以课题报告为基础执笔完成了《国家竞争情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所以我的书不会重复课题报告里的大部分内容，除了晚三年出版一定要有一些更贴近当前现实的内容，观点也有发展，会有一些近年来研究的心得；而且在文风上会更多一些个人色彩，我不大愿意按照那些正规学术论文路子来写，而是以接近“说故事”的方式写。原因一来我多年来很少写这样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比较多的是在各式讲座或会议或培训班上讲大白话（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竞争情报的研究者而是鼓动者），习惯了；二来我感觉正规的题材也可以这样写，搞得好可读性更强。这个可能是奢望的目标来自多年前读的《光荣与梦想》时的感叹：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是不是能够接近这个目标，只有天知道了。

为此开了个新栏目：“信息和智慧的国际竞争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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