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21世纪经济报道》4月16日2版时评”‘爆炸式信息碎片’需要社会整合机制”以玉树地震为例，提到如何充分利用地震后爆发的数量巨大的信息碎片（32小时中仅新浪微博就超过40万条），如果有个准确、清晰的公共信息平台来分享，应该可以对各种救灾资源合理配制带来极大的好处。关于地震及其事后的救援，我看到无数条新闻和议论，像这样的则是绝无仅有，为什么会吸引我的眼球？首先当然是搞情报就喜欢找这些”与众不同”但有价值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在2008年也发过类似的议论，一是文汇报2008年6月29日科技版发表的访谈http://wenhui.news365.com.cn/kjwz/200806/t20080629_1928480.htm，还为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写了技术性略强的报告”防灾救灾：信息化应用的新天地”，此外以后多次竞争情报会议上我也报告了这些观点，而且我也并非国内最早关注这个的，更早时候中科院智能科学家王飞跃就已经在《科技导报》杂志2008年10期发表过文章（“万维社会媒体在防灾应急中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些几乎都没有引起什么浪花。原因当然很清楚，仅仅那个”非官方信息”的标题就让人神经紧张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时评的命运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命中注定只是孤家寡言罢了。任凭外面什么2.0、社交网络发展汹涌澎湃，我自闲庭信步。 

我非常理解 “维稳”主张的必要性，但是许多必须做的好事过了头就会变得很荒谬。封呀杀呀，终极目标是把整个网络都变成人民日报或CCTV，不要说中国小民鸦雀无声，精于利益算计的老外们也不敢多嘴，自我感觉一定很好。但是需要好好想想，扼杀当代最活跃的技术领域前沿的中国参与和中国创新机会，可能是我们为之必须付出的代价，面临世界经济技术的激烈竞争，这个代价多么沉重是不会感觉不到的。

看到12月22日参考消息9版的“周二专刊”有一篇采访和一篇记者印象，整版都是关于美国在台协会（AIT）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的，想起多年前此人在上海担任总领事时期与他交往的一些琐碎小事。

中美关系在六四后经过双方努力在90年代中后期有所恢复，那时美领馆和其他外国领馆一样在上海很活跃，加上后来1998年克林顿来访，我那时有机会（当然得到批准）参加一些外国驻沪领馆组织的交谊和文化交流活动，那些活动有些是在总领事官邸，所以与薄有过数次见面，有点熟了。记得有次我对他说老是把他与芬兰驻上海总领事混淆（两人真的很像），他笑笑说，他们两人确有共同之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这些活动经常会同时有眷属一起出面，比如在薄瑞光官邸举办一个晚会就见到他的华裔太太，也因为这样我也有机会带太太去了几次。

其中一次是在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在上海博物馆为迎接董事长Levin举行的招待会，Levin是个传奇人物，后来曾特意穿着牛崽裤宣布与AOL合并（自命为老酷哥加入互联网新经济），我以此为由头写了篇国内大概首次介绍“内容产业”的文章，当时影响比较大（不过最近两家姻缘还是断了）。Levin此前刚刚来过上海图书馆，我陪他参观四楼外文阅览室时亲耳听到他指着那些开架的西方杂志对旁边人说，应该让美国人都知道这些！

就在上海博物馆那次，薄也参加了，可能许多中国人（至少我自己）不大习惯在陌生人之间闲扯（美国俚语bullshitting），加上不会喝酒，所以我和太太提前离开了，走到临时设立的衣帽间我们各自领取了自己的大衣，我正在自顾穿衣时，薄瑞光一个人正好也来了，他这时走上来给我打了个招呼就帮我太太穿起了大衣，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发现自己的礼仪修养实在不合格。

世博将至，不知道这些尊重妇女的习惯能不能也发扬一下，这与男女平等是无关的。这个小插曲，当然也与此人的政治立场无关。

99年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后，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冰点，薄本人在上海任期不长，炸馆事件后不久就去了台湾（当时是任官职，现在的AIT属于“民间组织”）。而以后我也几乎没有再参加这类领馆的活动，不管怎样，想起这件小插曲，我还是有些感谢他。

偶然读到一篇文章，一家明明是挂“科技”名号的报纸，居然会对企业黑厚学感兴趣，还照搬了人家的文章（见下面信件）。我不大相信是抄袭，因为刻意抄袭的人不会那么傻。很可能是报纸编辑搞混了，但是我想说的主要并非抓抄袭，而是其背后的一种社会倾向。就算它们是转载的，目的是想帮助企业吗？也许是。但是最终可能是如那些到处机场上可见的黑厚大作一样，把企业和社会的关注带到外国阴谋、身边间谍和自己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上面，这难道是强国之道吗？

[附件是我刚刚发给记者的一封电子邮件]

殷佩红记者，
 
我读到《上海科技报》2009年8月7日B3版由你署名的”企业厚黑学：商业竞争新动向”一文，感到很惊讶。
 
首先，该文很可能是《中国贸易报》2009年7月23日6版由洪国强署名的”企业厚黑学：商业竞争新动向”文章（电子版http://www.chinatradenews.com.cn/founder/page/1/2009-07-23/A6/61111248321541640.pdf）的几乎原封不动的抄袭，只是加了几个标题。

 文章所说的一些情况可能是事实，但是一来这并不”新”，不说外国，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期开始，早就存在与黑社会纠缠与官场勾结的恶性”商场竞争”，当前社会这些行为再次浮现情况相当复杂，近年来社会上无良出版商大肆推销各种”黑厚学”，据说还卖得不错，虽然这类东西末尾总要来几句”劝人向善”的轻描淡写，但评论界对此早有定论，它们总体上对商界的不良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文即使仅是贵报转载，我认为也是不适当的。

 缪其浩

2009年8月9日

可视化是近年来信息表达的一个前沿和热点领域，一些信息分析工具就是因为可视化做得好而成为卖点。在学术刊物看到的可视化常常是计算模型，在市场上常常看到软件工具，而在二者的背后其实是人类认识世界途径的回归。

怎么讲？人类眼睛获取外部信息，并非先“翻译”成数码，例如坐标或其它形式的数据再存储在记忆体内，而是直接获取、存储和理解图像信息。但是早期的机器信息处理只能对付数据，所以只好将精彩的画面活生生地“解构”成枯燥无味的数字（在这里数字化不是一个美妙的字眼）。而可视化方法的出现实现了人类直接处理图像信息As it is（突然想到这句十分贴切的英文表达），甚至本来“看”不见的也可以变成看得见。这个背景，只阅读学术文章是很难体会出来的，昨天（7日）晚餐时看到上海电视台“东方110”节目，介绍了一个上海公安破获道路诈骗案的全过程，我觉得从中可以领会可视化朴实的奥妙。

上海某地区连续发生在道路上丢弃假钱（外包一张百元钞里面全是冥币），引诱路人，然后趁其不备偷盗他们的财物，案件数量非常之多（破案后交代有200多起），开始没有头绪但是公安后来将这些案发地点标在一张的大地图上，突然发现密密麻麻的点分布为一条均匀的弧线，而这些点在弧线切线的垂直线（就是半径）基本上聚焦在一个点上，进一步分析这个半径是自行车2小时的车程，与刑警们估计的罪犯既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尽可能离开聚居点远，又要干完坏事及时逃回来相符。就一下子把他们的聚居点找到了，加上ATM录象表明诸多案件为同一伙人所为，最后顺利破案（其中有趣的细节很多，但篇幅有限，与可视化无关的只好略去）。

这就是可视化的魅力，非常简单直观，虽然它无法确证什么，发现线索是立了大功的，尤其在事件数量较多的情况下，有相当大的可靠性。当然，世界的事情并不都是那样靠眼睛直觉可以判断出来，所以还是要复杂的数学计算和软件来帮忙。

以往对刑事警察破案的印象多半是抽着烟，坐着讨论或下现场调查，现在看到他们科学的一面，真是不多见。不过我也在想未来的罪犯看了节目后会不会更加狡猾，比如，就是不按照你设想的规律来干坏事？是有可能的，这类节目应该不会经常这样展示细节，所以我看到的这集是蛮宝贵的。

金融危机影响太大了，以至吸引了各行个各业的能人都想贡献点什么“解决方案”，上篇博客提到了数学对金融作用的是是非非。刚刚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主要归纳了世界上，特别是欧洲的一些试图以科技手段解决金融问题的努力，值得读一读：

科学能否再造经济？本报驻英国记者 何屹,《科技日报》2009年8月1日第02版  

文章中报道了科学家运用系统风险、神经网络、生态学、地震模拟等现代科技手段试图为解决金融业和庞大经济系统的风险做出贡献（文章题目大了些，主要是讲金融），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探索，因为历史证明，相当多的突破性创新是来自跨学科领域，我们未必需要懂得所谈论的具体领域，但是对于有志真正做研究的人，注意跨学科跨领域的机遇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素养。

但是文章也让我想起另外一些问题。最近科技类的报纸常常发表一些大文章，内容一般都不错，观点材料不仅值得读，而且我经常会保存起来，问题是这些文章通常没有参考文献，如果是访谈得来，也没有说明何时何地与谁做的访谈，按照我的经验，文献综述的概率很大，这显然是有些不妥的。最近《科学时报》上另一篇文章也是这样情况：

王中宇：走出“综合国力”的迷雾，《科学时报》2009年7月30日A3版

想到的另一问题是这类调查文章（大概可以叫Investigative Review,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一般指揭露黑暗面的）本身，一般而言，在美国只有几张著名大报才支撑得起调查记者（往往是资深记者），自由投稿(free lance)记者要价更不低，这些调查文章的主要载体其实是周刊。我们这里周刊的作用一直难以与西方同类大牌品种媲美，所以主要还是由报纸承担，常常叫“深度报道”，这方面有几张新起的财经媒体不错。我很喜欢看这类文章，既有新闻感，又达到一定深度，特别是会提供一定的线索，让有兴趣的读者继续挖掘。经济类“深度报道”以访谈为主，所以内容的新鲜感和独特性就要超过像前面那两篇科技报纸上的调查类评论文章。

7月31日晚10点多央视电影台放了部美国片“滥用职权(Abuse of Power)”，美国版的“反腐败教育片”，讲马萨诸塞州议会一个新人如何打败腐败的副议长，片子很滥，最后居然出现“好人”与“坏人”大打群架，留下个伏笔是到最后都看不出那位议长是不是坏人，开始像，但最后又是他带警察到打架现场抓走了坏人。

我要说的是影片中几个关键名词的翻译。自从蒋介石成为“常申凯”以后，什么翻译错误都不会令人惊讶了，但是我听到老是在说什么发言人、代表的。特别是“政府代表”，总觉得有些奇怪，政府代表好像是十月革命后苏联那里的头衔。后来看到影片画面故事里明明发生在“House of Representatives”里，就想明白了，原来译者望文生义，把议员(representative)译成了代表，把议长(Speaker，众议院议长)译成了发言人。这本来不是大错误，翻译者懒得查字典而已，谁都有搞错或偷懒的时候。但是有两点我觉得难以理解。

谁都知道在中国任何中外影片的出笼非同小可，不像博克随便哪个人弄弄就可以发表，是需要层层审查的，参与者都算是专业人员吧，影片中这两个名称不知道出现多少次，听着居然不感到别扭？也能一路绿灯通过？

还有个更难以理解的就是影片频频出现“政府议会”和“政府代表”的说法，弄得我开始怀疑自己以前对美国政治的肤浅了解了，议员怎么算是政府的人呢？想必翻译者和审查者都把美国地方议会当成我们的人大了，在他们眼睛里人大就跟政府差不多（大概大多是官员和前官员），看来我们对“三权分立”的批判还很不够呢！

金融创新与数学有不解之缘。1998年那次小的金融危机，一赫赫有名的对冲基金公司长期资本公司管理（LTCM）破产，引出其中两位获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董事，他们获奖的重要贡献就是以数学方法对冲基金定价的理论研究。 

华尔街有不少中国人，早期大陆去的两类人比较多，IT工程师和数学家，后来越来越多的则是MBA毕业的正规路子。本次金融风暴如果说华人中最出名的恐怕算是一位叫李祥林的精算师，他南开经济系毕业（陈省身的母校，那里数学一直很强），后去加拿大留学，80年代后来当过美国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当时在高盛，他从MIT引进了经济学家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此人后来搞出了著名计算风险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 (Black-Scholes formula)，为美国金融衍生品后来的疯狂大大助了把火。李祥林就在那时也被招募进了华尔街。

蹊跷的是，当这个公式为华尔街招来大笔财富的时候，那些大媒体上根本没有提到李祥林的名字，然而到了本次金融危机，全社会追究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时，David X. Li（李祥林）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一系列文章（见下列三篇）的头条，据说他的Gaussian copula function（高斯联结函数）比1997年得诺奖的那两人还要厉害，所以本来可能获诺贝尔奖。还说Black-Scholes formula中李的贡献要占一半，我奇怪那为什么不叫 Black-Scholes-Li或Li-Black-Scholes formula呢？

 最近美国哈佛的黑人名教授与白人警察的纠纷闹得沸沸扬扬，其实我觉得这些关于李祥林的报道恐怕也是同样原因（有些报道还特地指出李目前已经回到中国）。那些人脑子有习惯性思维，坏事总是外面人干的。不过我也觉得我们无须”义愤填膺”，因为在我看来，出了事情就怪罪外人其实是美国走下坡路的迹象，健康的民族心态不应该这样。

 有关文章参见：

《连线》WIRED MAGAZINE:2009.03.17

• l Felix Salmon: Recipe for Disaster: The Formula That Killed Wall Street 02.23.09上载（杂志该期首页上的文字是The secret formula that destroyed Wall Street P=Φ(A, B,γ)）

英国《金融时报》接连发了同一作者的两篇：

• l Sam Jones: The formula that felled Wall Street

Financial Times, April 24 2009

• l Sam Jones：OF COUPLES AND COPULAS

Financial Times, 2009-05-07

某报（不是想隐瞒名字，而是看过后再也找不到了）发表了一篇中国另类音乐人刘索拉的一篇访谈，在其末尾不起眼的地方有段有趣的文字，前段时间一些中国音乐家“征服”维也纳金色大厅原来是个靠咂钱和国内包机撑起来的大泡泡。驻那里的中国外交官甚至抱怨再搞下去连票子都发不出去。这当然不是新闻，我对此早有所闻，只是像这样直露的揭底，倒也属第一次看到。

最近国内争议多的是民族主义，有意思的是极端民族主义与一种深刻的民族自卑心理往往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早期有“放弃国外高薪聘请”的神话，后来据说有人跑官时也打起了“否则外国那里要聘我去了”，都是借助国人的民族自卑心理和内外信息不对称搞的小花招。

其实不管什么人有本事拉来巨额赞助，愿意到国外哪里玩玩，别人也毋庸置喙，只是那些花招的着眼点都是国内，而我们这里偏偏“人才”又常常是大众媒体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捧出来的，不是同行，容易被这些小花招蛊惑，所以就有人乐此不疲，当然也就容易搞成笑话。

这方面例子还有不少，我以前写过的一个博文“真伪国际会议”也是这个问题，还有在本地一张著名的报纸上有个心理专版，其中定期有两位专家的专栏，每次都刊登专家的简要介绍，文字不多，必定想突出重点，所以其中一个是强调其乔治亚理工博士，还有一位则号称国内少数能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专家，GIT无疑是个好学校，在心理学领域国外刊物发文章当然也不错，问题是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专家三天两头对着你自称外国什么名校毕业，烦不烦！

（说明，有可能这样的安排并非这些专家本人意愿）

羊城晚报2009年5月16日A10版“克鲁格曼中国狂吸金”作者张军（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09-05/16/node_29.htm）披露此君最近在中国大陆一场报告加论坛开价19万美元，本来克君此番前来媒体主要关注的是他的直率，专挑我们我们不爱听的说，惹得内地诸专家纷纷反驳，现在又爆出这个内幕，想必会引起更大的争议。

最近世界经济不景气，唯独中国还不错，而且还特别热中搞论坛，动不动就是国际的，再说上海市金融中心得到国务院批准，一系列相关活动成为火上加油。所以国内外大牌经济学家扎堆中国，现在暴光的仅是其中一例罢了。我也“有幸”参加了其中“搭车”的一次，摩根斯坦利的罗奇还有中金公司的哈继铭等谈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改革，虽然不知道这次“出场费”是多少，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效果非常一般。本人自己也组织过会议，所以容易发现其中的奥秘（或者说毛病）：诸多专家各人说各人的，主题集中度差，交流甚至争议很少，反映效果的一个指标是看听众反应，虽然我感到现在中国有表现欲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提问时间几乎冷场，只有财经媒体的问了些问题。这类活动说得难听点基本属于走穴水平。

问题是怪谁。实际上这些问题在中国早就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接轨成为时尚，开国际会议被认为是水平高，于是一下子中国成为许多国际会议的举办地。本人参加过多次大陆举办的所谓国际会议，因各种原因也参与组织过一些。其中好的当然有，但是我看多半（一点也不夸张）属于“伪国际会议”。

什么是伪国际会议，就是为了装门面而搞的国际会议，其特点一是中方出于学术或专业需要以外的目的（常常是以国际接轨为口号，借洋人来抬高自己的所谓水平）搞的；二是洋人根本不打算来听你的，所以一般是外国人讲中国人听，中国人讲，没有外国人听，据说有的国际会议干脆中国人报告时不提供中译英的服务，只给外国人报告翻译中文；三是匝钱。我知道一个年年开的什么以“亚太”命名的会议耗资要几百万，有次请来前美国副总统Al Gore，他做主旨报告人还不少，他讲完人就走了不少，到下午虽然还有几位老外报告，已经到了要到我们单位来借人凑数的地步，其实大家就是看明星来了；四是相对于匝下的钱财而言水平搭浆（上海方言，马马虎虎），有些地方的所谓国际会议甚至随便请来几个高鼻子充数，据说养出了一群骗吃骗喝的洋骗子，只要电视镜头里有几个老外就可以了。当然这是个别的，普遍的问题是专家水平不高，中方一般是高官“主旨报告”，虽然有时也请教一些专家提供材料，但是逃不出秘书水平，人家要听是也是你在里面可能透露出来的某些政策意图；请的老外有时资历虽然看上去不错，但是就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出工不出力”，不管什么人在下面听，他只管自己说自己的，很可能是拿一份ppt到处混。比如这次克鲁格曼来，在大陆就北京上海广州，还要跑台湾（周末在一家台资餐厅看到《中国时报》报道他到台湾不得了，当局把他当大老，好像整个行政院跟他见面）、香港、东京、越南。

记得好多年前我曾经也脑子发热，想请竞争战略专家Michael Porter来讲课，在网络上查到他到台湾的费用是7万美元，折下来还可以设法应付，所以托一位在他手下的华人联络，此君倒也答应考虑，只是后来可能这趟走穴没有找到顺路搭车的（不如克君）所以未成，不过我后来也想明白了，除非有人搞商业行为或者别的什么目的，这样的讲座不做也罢！

电视里看到又一届的上海市国际企业家咨询会召开，我在前几年一篇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文章提到过，许多城市都搞市长咨询会，请来的都是500强，结果出的主意都差不多，中国100多个城市都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至于能不能搞成先不去说，至少把许多城市外表建设到差不多已经成为事实。

先问一句，那些国际企业家为什么来？我们知道营销大师Philip Kotler来讲课，一张票5000元，那些不卖票的，也有人埋单，高的有几十万的，这些人的目的很清楚。而来上海咨询会的这些企业家，按照以前披露的信息，都是自己出路费来的，决没有拿什么honorables（车马费之类)，他们为什么来？无非就是一次免费的企业公关（潜规则是要付一大笔钱给中介才能够见上一次驻地父母官）。

再问一句，我们怎么向他们咨询？有点滑稽的是我看到会议第一项议程是市长讲话，本来是提出问题的（否则叫什么咨询！），屏幕上居然打出“Keynote speech”，捧场也没有这么捧法的，如果市长已经定调了，还让那些企业家们说什么？也像人大会议发言一样80%时间夸领导讲话，20%时间夸自己（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某全国人大代表评论）？

企业家们如何提供建议？看了一下，本次会议大牌不少，坐了满满一桌，临时听了领导讲话，不知道他们如何能够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拿出具有针对性的咨询意见，而且最多大概只有20分钟时间里提出。我看到报道说前几年有一次香港瑞安集团的罗康瑞还放了一段自己拍的录象，批评上海人的不文明行为，他曾经是上海市的青联委员，深知如何赢得媒体关注的奥秘。他现在生意做到内地去了，所以也不来玩了。

政府当然需要咨询，我在《学习时报》文章里说过这样的意思，因为平时经常接触周围的本土专家，所以有机会听点别的声音肯定是有益的。问题是来的都是在上海市有Presence，或者说有利益的企业家，他们除了提出对本企业有利的意见，还会有多少平时听不到的声音？当然我相信明天本地大报上一定会从中挖掘出无数“真知灼见”。

无论如何，不可否认这样的会议总是会有一些价值的，但是问题是要考虑成本效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摆脱作秀心态，把心思和精力，当然还有资源，花费到真正有用的地方？

偶然在什么地方看到《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一篇报道：上海最大的腐败案件：集体性”公权私用” http://news.yorkbbs.ca/focus/2009-04/309401.html，说是偶然，因在本地的“主流媒体”上是不会出现的。本地事情外面揭露这种现象大家司空见惯，但是大道理上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个别官员背着“班子”腐败，尽管也有一辈子不被揭穿的，但总归心虚，钱不敢乱用，不敢摆阔（要知道吃饱饭的人其实需要的是精神满足，其中包括外人都知道“我比别人有钱”的感觉），只好让孩子拿到海外，不是让洗钱的“中间人”狠宰，就是让当地政府正大光明地剥夺。

但是这种集体性的腐败，就难说了。得到好处的理直气壮，“组织”给的，是对自己工作的肯定！抓到了，据说也不算问题（听说有些贪官刚刚暴露时报道的赃款到定案时往往大大缩水，就是因为其中不少“班子里某人知道”，就可以不算）。中青报触及了一个要害，我觉得这个问题绝对不止是上海，当他们理直气壮地要求上海市委讲清楚时，不知道对他们身边的事情是什么想法，因为早就听说，中央机关做到处长什么的房子有两套都不稀奇。

说到底，一群人，不管当初“组织部门”如何精心考察，听取意见（且不说有些过程就是走走程序），如果让他们任意支配千亿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而缺乏公开和有效监督，一定是会有问题的。我们不想学人家的制约制度，那么请拿出我们自己真正有效的办法来。

今天陪家人走过陕西北路，看到一栋雅致的别墅型建筑外挂着荣宗敬旧居的牌子，想起他就是荣毅仁的先人，当然也是商场红人，今天的新闻人物荣智键的祖先。

最近中信泰富炒澳元失手出事，信息不及时披露，被香港警察查抄，荣智键被迫辞职。也许是血脉的关系，荣智键真是个难得的商界人才，当年他只身去香港，从做利润甚薄的电子产品起家，应该说除了智商遗传外并没有得到其父的多少荫护。加入中信集团后活生生地把中信泰富的资产在他手上做大了不知多少倍，其子女虽在手下做事，也都是学有所成，低调行事，还不似有些社会主义贵胄出身的，现在居然跻身巴黎社交名媛圈子。

据说荣智键好赌马，有个传说是他有次在车上参赌，无意之中按错一个键，“无心植柳”反倒中了一匹大黑马，一下子赚得数百万港元，然而他随即轻松挥手将这笔钱捐给了耶鲁大学（他的儿子还是女儿在里面读书），活脱脱一个西式企业家的模样。

这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什么关系？

虽然得到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发展规划早就把包括金融中心在内的四个中心确定为上海市的发展目标，但是中国大陆的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是争议不断，比较有力的竞争者主要是北京，天津也跃跃欲试，中央好像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国际金融危机一来，加快了中央下决心的进程，这朵令人羡慕的鲜花终于落入上海囊中。

为什么要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当然跟城市的名气和地位有关，还有不大明说的理由，显然可以在今后几十年时间里拉动GDP的增长，其实还有更不好说的原因，要知道金融中心意味着大量高端的工作岗位，不仅拉动高端消费，而且越是“加强监管”，不要说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连外资的金融企业，也越会乖乖地挪出不少高薪岗位，其中的奥妙不用细说。

但是国际金融中心难道只是一个大金娃娃？当然不是。还要有许多条件，造些外表光鲜的大楼倒在其次，许许多多的“软环境”条件，可能是更为困难的。许多人可能会想到人才，现在上海市的金融人才不足肯定是问题，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最难的，只要气氛起来，人才真正是可以流动的。我觉得我们可能最不易学到的是法制环境，简单来说吧，如果中信泰富总部在上海，警察会不会在记者的镜头之下冲进大楼搜查？

如果跟我们听到的（不要说那些没有听到的）那些案例相比，中信泰富的事件真不算什么，至少可以说肯定不是最恶劣的，只是一个炒汇失手的故事，警察的出场主要是信息披露的问题，说到信息披露，它跟这里天天发生的事情比比没有人笑得出来。

陈久霖炒航油期货失利，损失5亿美金，也是因为信息披露出问题，陈在新加坡法庭上辩解说中途曾经向高层报告，结果第一把手中央党校学习，手机关机，其余人等概不过问，此人一介平民出身，又不识相而暴露内幕，结果被开除公职，还在新加坡坐了几年牢。出来后眼看几大民航公司一齐炒油，统统失手，损失上百亿，却连一个人出来道个歉都没有，心态不平，据说要上告，但是至少在“主流媒体”上是不会有他发声音的地方的。

这样来说，香港倒真是不容易，不给“高干子弟”什么面子，事情出了后有话放出来说上面原来就要动他，只是想拖一段时间，让荣智健体面下台。

所以我看国际金融中心最要紧是不是大楼，也不仅是华尔街人才，而是制度，以及制度带来的客户对其的信任。

可以想像，连个毫无背景的造假者陈进都不能大胆揭露的地方，离开国际金融中心有多远！

两会终于结束，以往对此还比较比较关心，至少记者招待会总要看个现场未整容的版本，但是这次几乎不看有关电视新闻，只是翻报纸时会顺便留意到一些，报道出来的发言大多只能说是弱智，包括有些虽然有点“抢眼”实际上根本不是两会应该关注的，紧缩到9天还太多，开个2-3天，举手通过决议就回家吧。

偶然看到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终于憋不住问出“央视大火一下子烧掉了这么多个亿，怎么两会上竟然没有一点声音呢?”，忍不住发点议论。此人大概刚刚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属于在阳澄湖浸泡时间不够长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实际上两会人员中这样的还是不少，记者也未必都愿意做这样的弱智报道。

2006年我参加中国科协大会，此时正好上海交大陈进造假刚刚事发，代表在会上热议科研道德，最后温总理在大会报告提要求时都专门加了一点，但是我所在的上海组讨论时居然“竟然没有一点声音”，最后也是一位中央在沪科研机构“终于憋不住”提起了这个事件，我跟着发了点议论，其实科协代表里官员少得多，就在上海小组里也有不少是我尊敬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旦当上了什么“代表”就不可以代表他/她在理论上（白纸黑字写着的）应当代表的那些人群的声音呢？

各国议会当然可以不一样，但是民主是中国人自己需要的，不是因为要学什么外国的样。

薛涌的观点“增招五万研究生不如为五万农民提供社区学院教育”我很赞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f00ef40100cwu4.html?tj=1

经济危机时许多人选择读书，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高校顺应这种需求适当增加一些位置也无可非议。

但是如果作为救市政策，还有了指标，则是另外一类的问题了。无须什么大智慧就会明白这其实是某利益集团动救市资金脑筋的把戏。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两年教育，成本不高，利润空间当然也微薄。我自己也纳闷现在怎么老是把事情把坏里想，不过现实常常不得不让人变得这样！

听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讲座，对所谓社会底层的严重问题做了深刻分析，只要真正到现实中了解，就会认识这方面的问题急需引起国家关注，社区学院只是其中一个小的方面，但相信有用，国家有钱应当投入资金来“扩招”。

薛谈到的另一面是现有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则和许多其他顽症一样，已经到了不想多说什么的地步了，短期决不指望它会有什么大的改变。再过两三年如果真多出来五万质量决不会比今天的好。中国不缺好岗位，前年麦肯锡报告还说在华外企高级经理人才（我估计不是太高级的，大约几十万年薪的）大大缺口，今天即使经济危机，情况会变坏，但不至于太大变化。麦肯锡报告说我们只有百分之十的毕业生（忘记了是不是指研究生，本科的不大可能一步到位）可以胜任。

研究生更要学真的学问，做实际项目（现在有些“正规”项目从题目开始就是垃圾），不是拿几本“权威机构”审定的教科书就可以糊弄过去的。有货真价实的前沿知识，会做事，特别是有工作经验的，绝对不愁找工作。

根据概率，近年新增那么多大学生应该有不少好苗子，问题是我们能够一下子“大跃进”出来那么多合格的导师吗？

我觉得比较现实的解决就业问题方式，还是让大学毕业生先干事情，不管什么事情。有报道说某些大学禁止企业来招“前台”服务人员，估计是有些人最擅长做的“维护形象”工程，前台又不是“三陪”，禁止完全没有道理。我曾经对一些年轻人说过，你要真能干，不管到那里，不管谁“欺侮”“打压”，你一定可以冒出来。给他们举的例子就是中学一同学（小我几岁），文革后进了环卫局，够惨的吧，他始终没有离开，结果比大多数当年“开后门”的都混的好。

本来今晚有个计划写个泡泡，后来偶然看到杨澜访谈录节目网上重播，就看了下去，因为其中几处谈到她家庭，所以后来女儿也加入一起看（她与克林顿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同一公司工作过，虽然相距千里，也先后在同一个大学里读研究生，好歹也算沾一点边），结果还多了这么个博文，晚上的泡泡只好泡汤了。

今天人人都叫当今美国国务卿为希拉里，但是既然我们过去都叫赖斯或奥尔布莱特（皆为姓氏，连夫人都不加），似乎就应该叫她克林顿，当然中国人会很不习惯。1998年，她和丈夫来华访问，还到了上海图书馆。她本人实际上来了两次，头天陪丈夫，第二天在报告厅单独为上海市的妇女做演讲。本人有幸参加了接待第一次，当时岗位是负责四楼阅览室，徐市长和马馆长陪同克林顿夫妇在那里参观了半个多小时吧（记不清了），应该说曾经近距离接触，但是实际上当时我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总统身上，我一点想不起来她当时在旁边什么样子了。

11年过去，她当然有些老态了，但是这次角色变了，来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主角，看上去从容、自在，加上因为今天的美国有求于中国，态度还算刚中有柔，“吃相”比前几年在电视上看的好多了。

美国政客从小训练辩论，爬到高位的没有不会讲话的，记得当时在大学听到撒切尔夫人来复旦的讲话录音，对她的语音语速和语调十分佩服，现在来看少见多怪了，克夫人比其有过之无不及。我不去重复她讲话里的官方内容（可以去看媒体正式报道），有两个地方想说一说。

我1月14日写了篇博文“希拉里强调“Smart Power””，想不到这个“Smart Power”的中文翻译还在折腾，电视片字幕开始用了看上去已经成为正式译名的“巧实力”，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旁白说“专家认为应该是‘巧强力’”，后来又全改用“巧强力”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两个词究竟有多大区别，是不是为了证明这些语言专家存在的价值？可怕的是反倒是证明了有些迂腐的知识实在是会让人变得无聊的。

另外是发现这个访谈可能如歌手在录音棚里那样是会重复，然后选择满意的那段播出。问题出在电视片第一段录象结束前克夫人有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意思，所以记住了。她在回答杨澜为希望追求更高目标又担心失败的妇女提一些建议（advice）时提到了三个短语：

Take the risks, follow your heart, pursue your dream.

但是第二段中听到了完整的问题和完整的答复，发现有差别，而且两次都很流畅，不像是剪辑出来的，事实可能是对同一个预设问题的两次问答，问题不完全一样，答复也有区别，那个正式的问答是杨问她，上午会见了中国妇女代表，请克夫人为向她女儿那样希望追求更高目标又担心失败的妇女提一些建议，克夫人的回答多了两个短语：

Take the risks,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follow your heart, pursue your dream, and take some level of courage（这几句话，新浪网上是“承担风险；不随波逐流、而去追求梦想，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

不知道这算不算“假唱”，其实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对歌手们还是宽容点好！

访谈在美国大使馆里做，背景是林缨的一个名为“长江”的艺术品，本人不懂艺术，看不出有多好（林大概就是设计越战纪念碑的那位）。杨澜的表现很出色，有些影视圈里许多美女经不起“中年危机”，但是她成功转型，仍然很亮丽，特别是问题提得很好，应该是有导演和脚本的吧，不过她的“演出”很松弛，仍然是很不容易的。央视芮成刚的英文不错，但是访谈不光是语文，还要有学识和把握分寸的底气，在收敛方面他还差点，虽然已有许多粉丝；而水均益虽然也喜欢用英文做访谈节目，那就差一个档次了。

今晚（22日）看到一出电视节目，关于上海处理一个叫做“孟母堂”的私人学校事件。

这个学校有明显的违法之处，特别是违反教育法，骚扰了邻居，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看了电视节目我发现其中还隐含一些可以讨论甚至值得深思的深层问题，电视主持人和佳宾可能没有注意，所以看了后觉得真正该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展开。

这个另类课程偏颇，收费不低，却规模越来越大，看来是有市场的，实际是满足了一些偏科严重（在正规学校里肯定被当作“失败者”受辱），或者打算很快出国读书的孩子等在现有教育体制下难以满足的需求，不管到哪里中外经典至少是学了不会无用的，属于最大公约数。电视台请来的教育学专家侃侃而谈地证明现有教育制度是“两三百年”理论实践的结晶（仅引号内是原话，余为大意。下同），批评几个“没有资质”的人自不量力，随便弄弄就想公然挑战现有体制，够高屋建瓴，但似乎没有对准靶子。

看了这个节目我倒觉得我们的教育法如果严格把十几亿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弄到一种制度下面来“培养（这是我们喜欢用的词）”，可能是有问题的。尤其是这种制度，无论是不是基于“两三百年”的历史经验（本人怀疑，人类几百年现代教育经验中有些核心理念在里面是缺失的），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并非完美，特别对各种特殊情况的孩子不留一点余地，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随便什么“特殊情况”都会涉及成千上万学子，甚至更多。

本来教育可以有许多话题，如不方便说，拿“孟母堂”来说事也可以，但是最好目标对得准一些，否则真是浪费了黄金时段。

在环球时报上看到“英媒称中国的正面评价降低”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2/366376.html

        报道中有些统计数字发布上动了些小脑筋（大概是新闻学院教的），例如报道开始提到“认为中国是积极影响的人比去年减少6%”，后来一看从国家数量来看对中国正面的则是从16个减到了10个，这个结果和美国大选全国总投票的数量结果与各州胜负的总和有时不一样情况是类似的，仔细分析起来很有意思。名字常常见报的专家对结果做了解释“这与国家的客观形象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对中国看法消极的主要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它们并不能代表全世界”。

        所有的这类调查都会有偏差，包括方法问题，我曾经对2000年台湾”对一国两制的态度”多项民调做过“元分析（Meta-analysis）”, 发现其中提问的技巧可能会显著地影响结果，即使样本和统计方法没有搞花样。

        专家的意见说“我们不应该看到一些数据上升就高兴，也不应该看到下降就去找自己的问题”，我同意，但是对于2008年有点例外，我觉得还是应该“找自己的问题”，因为2008年是中国花大力气大价钱向世界推销中国形象的一年，奥运是精心策划的，汶川大地震是意外的，两件事情我们都做得非常出色，外国人的正面评价似乎也占主要地位。奥运期间清华专门派人到欧洲做媒体反映定量分析，记得结果也是积极的占主导（环球时报报道过）。我还看到总部在香港Aha! Research调查公司做的对奥运赞助商满意度的调查，结果也是非常满意，应该说是各方都满意的一场“Win-win游戏”；而中国在大地震中的表现，在我这个常常很挑剔的人来看几乎也是可以打满分的（这是指在我们当前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可能得到的最高分），政府、军队、百姓、商人表现总体上讲都是杰出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2008排名下降？2007年受调查的也主要是也是西方国家，对统计方式上的质疑就难以说得通。专家说是有些国家“利益受损”，当然可能是原因的一部分，但是恐怕还不够服人，做生意吃亏并不一定对把对手看成坏人，而且2007年我们也没有让那些国家占到什么大便宜吧！

      我认为内部原因还是要找的，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奥运火炬事件，事前对可能出现破坏的估计不足，本来就是想出去“宣扬国威”的，我们的文化又缺乏幽默感，不能容忍“哀兵必胜”那一套，结果网民和媒体都不罢休，本来是不大的事情，反而搞得轰轰烈烈，但最后的“盈亏平衡表”对我们不一定有利。所以后来残奥会不搞了。

     另外一个可能的因素是一系列国内食品药品手足口病一系列恶性事件，其实吃苦的多是中国人，还要被外面人骂死，想想真冤。问题可能在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众，对有些地方政府公然撒谎、尤其是那些丑陋的低级谎言，在世界上（包括中国和外国人）被人憎恶的程度估计都不足，按照我的信息和有限个人经验，最痛恨这些的倒不是我们教科书上讲的“阶级敌人”：唯利是图的外国资本家或懂得玩“政治”的政治家，而是广大老百姓。

     听说最近我们又要大手笔进行国家形象的公关战役了，我相信只要努力总会有收获，但是一方面不管多难一定要进行第三方绩效评估，否则让卖瓜的来评论自己的瓜一定是极其伟大，说不甜的是别人嘴巴问题；其二还是要补好自己的洞，不然一边在塑造良好形象，另外一边在以更快的速度毁坏它，算总账还是亏的。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2009年什么外国人的调查有个好分数，而是十几亿中国人辛辛苦苦奋斗了一年应该得个好报应。

31日网络上一条新闻引起事业单位年近退休者一片恐慌。据说退休工资改革方案已经下达，核心是拉平企业和事业单位原先的失衡。

今天再上网看已经找不到这个出处，当然留下帖子还是不少。是不是乌龙？我看不是。但是非常可能又是一次考虑欠周，将来要惹麻烦的事情，就和劳动法差不多，当然我们习惯的做法是死不认错，先封口再慢慢调整，因为屡试不爽，好似有效，所以肯定还会再来。

事业单位退休工资大大超过企业同类人员是事实，本人身在事业单位，太太是企业的工人，所以立场应该比较客观。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教育单位应该说是总体上社会单位上升较快，得益比较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大学、科研和各式各样半官方机构里的知识分子具有远远超过企业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更不要说比普通工人了，今天收入的差距正是这些年来政策不断被朝向有利于掌握话语权那边倾斜的结果（当然那些垄断企业不在内，我脑子里一直把它们看做是可以合法拿超高薪的事业单位），所以我觉得从拉平与企业差距这点来说，我赞成这样的措施，尽管对本人来说也许会有不小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如果能够牺牲了一批人能够换来进一步改革的社会进步的话，这还是值得的。

但是公平地说事业单位这些得益者（特别是临近退休者）群体还属于无意识，没有“集团化”，即还没有有意识也没有能力组织报团维护并“遗传”自家的利益。问题是今天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任何重大政策从制订到执行总是能够看到利益集团的魅影。改革开放30年几千万下岗工人已经做出了重大牺牲，今天的政策如果乱来就可能损害几千万知识分子（事业单位基本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的利益，这里的核心不是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企业的矛盾，每个群体内部也都有巨大的差距，无论怎样改革，即使是所谓“波累多最优”，也会差距，也有人不高兴。问题在于任何群体的利益应该得到公平地表达，这就是民主，重大决策不能偷偷摸摸，人民代表不能总是骂骂随地吐痰，议论街头标语。如果牺牲一批一批人还是换不来民主政治重大进步的话，那就就真正的悲剧了。

前篇“20年轮回”谈到了北京大学新校长周风其，写完后看看有点象“借题发挥”，因为实在不认识他。这次真的写写复旦大学的几位校长。

我有幸认识拨乱反正以后复旦的各位校长，说是认识，当然主要是我认识他们。本人绝对没有资格和意图对他们作出任何评价，只是写些想得起来的有趣事情。

我刚进大学时党委书记是夏征农，他是老复旦毕业（？肯定读过，是不是毕业不确切），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出了“学生治校”，现在当然不会再提起，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校内管理上提出了一些改革，其中有一条是将文科教师阅览室向学生开放，我就是得益者之一。由于对自己的专业有点厌烦，我把许多时间泡在图书馆里了，当然不会满足于马列著作和《金光大道》这类小说了。但是改革确实不可太激进，那时的学生对于外来信息，如同解放前被军阀拉去当兵的饥民每次吃饭要涨死几个那样，结果没过几天，那些花花绿绿的杂志封面就被撕掉不少，一纸通知又打回原形。我只好跑到物理系教师阅览室乱翻，那里最好看，也勉强看下去就是《Science》前面的article，后面的paper绝对看不懂，其中有些科技界的评论，我记得有激光是谁先发明的争议，还有美国科学家研究“非眼视觉”，这与人体特殊功能也许很接近了，可见我那时看的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第一个遇见的校长是苏步青。那时名气已经很大，脾气也很大，有次开全校大会，我们在教室里听拉线广播（今天的学生没有人见过这个古董了吧），说了几句正题不知道怎么又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对某人大发雷霆，我估计全校几千人都在那里听得目瞪口呆。所以说，尽管真的是德高望重，人还是见好就收比较明智。但是苏校长对学生很好，他培养数代弟子的一片苦心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毕业时他已经退下了校长职位，当我们请他来和我们拍毕业照时，他很配合地在太阳下晒了好久。

接下来的谢希德校长学问不比苏校长差，但是平时为人完全不同，她对所有人非常客气，在教学楼里与见她都会主动与我们学生点头招呼。文革中她被打成“美国特务”，那是最可怕的罪名，但据说囚禁在学校里时吃的苦头倒没有其他罪名轻得多的青年教师多。她的小儿子与我同系，一起当过劳动委员，这当然是不大有人要做的“官”，就是检查宿舍的卫生而已。说起劳动委员同学还有一位，现在名气比较响，就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赵国屏，他已经是院士，有次在上海图书馆做讲座正好我主持，想套近乎，开场白就说我们都在学校里当劳动委员，结果他讲话时强调“他是系里的，我是校学生会劳动委员”，弄得我很没面子。

还是回到谢校长，她的厉害远不止是客气，专业上不说，在她不当校长以后还曾兼任过“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校长去世时美国国会升中国国旗致敬，这面国旗现在就陈列在美研中心里），一次我参加这个中心与瑞典一个什么机构合作举办的“信息空间研讨会”，许多人发言，我也说了几句，我发现在整个会议期间谢校长静静地座在会场里仔细听讲，我见过许多有点本事但咄咄逼人的专家，更有不少屁股坐不住到处乱跑乱讲的权威，共同的特点是只愿意自己讲，决不听别人的。但是向她那样的恬静却让人感觉到真正的力量。不过我最欣赏的还是她的一个座右铭，在她去世后出版的纪念册上我看到谢校长桌上有个座右铭，是句外国话，大意是“把桌子弄得过分干净的人脑子大概有毛病”。要知道每次文明检查我都不敢开门的。

接替谢校长的是华中一，他就是我读的小专业的“老板”，标准是党在红旗下培养起来的专家，没有留过学。他对学生很严格，所以文革中很是吃了些暴民的苦。我的印象华校长就是做学问的，整天在实验室里，他还没有当校长时与我们接触多，特别是在拨乱反正的年代，辛辛苦苦地从破烂中把电子物理专业建设起来，装备了当时的先进设备。一直说了我根本不是个这个专业的好学生，但是他要我们几次参加博士的答辩会，让我知道了科研是怎么回事，这就对我很有用，为之要感谢他。华校长在某种方面来说不太幸运，有些校长是官员型的，不在乎院士头衔，而他是专注于科研的，多次冲击院士没有成功，有点可惜。我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从我的主观判断来说，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他搞的领域既可以说是理科，又有点象工科，这是最吃亏的；其次他为人耿直，不善（或不屑）利用校长的职权拉关系拉课题也可能是原因之一；还有个因素，我听还留在原专业的同学说，他后来主攻半导体显示技术，这个领域不讨巧，全世界都在攻，但是不见大的突破，这是运气不好。一位同班留美同学在硅谷一个公司烧了整整几十亿美元（风险资本也曾看好这个技术）也没有搞出来，钱用光公司关门。说真的，小时候向往当科学家，但是真正的科研是残酷的。那象现在有些专家不见得多少本事却会左右逢源，又官又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杨福家虽然没有当过我的校长，我倒是与他最熟。原因是（不好意思高攀了）观点接近。杨校长是文革前有机会到欧洲留学拜诺奖获得者为师的极少数幸运儿之一，复旦同代还有一位杰出的物理系新秀倪光炯，我听过他的讲座，绝对精彩。据说他本来也可以出去留学，因为家庭问题（可能因太太原因，她同是物理教授，是陈布雷家的什么后人，其实陈的家人中许多是地下党员），命运就转了个弯。

虽然都在物理系我在校期间从来没有见过杨校长，后来他关注科教兴国，首先提出“知识经济”，引起全国注意，后来对大学教育问题提出的见解，领温总理专门约谈半天。世界上许多大科学家到有名气后会在公共政策方面发表意见，比如爱因斯坦反对核武器，在中国情况不同，科学家曾经被拉去做政治宣言，现在这种情况少了，但是又经常被拉去对他们不熟悉的其他科技领域表态，其实常常是“用他们的口讲别人的话”，比如促进创新的具体对策，科学家不一定讲得好，因为它主要是经济和产业政策问题。但是对于公共政策，科学家的见解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杨校长的热心听说在一些科学家圈子里颇有微词，但是我很赞同他的观点和他做的事情。还听有人说他很“傲气”，我没这个感觉。比如在杨校长讲知识经济以后，我在文汇报发了一篇访谈“知识革命：通向知识经济之路”，没有想到不久收到杨校长一封信表示赞扬，还建议我写本书（这个打中我的软肋，无法从命），后来我写的内容产业文章也得到他的鼓励。人听好话当然开心，但是平心而论我自豪的是能够与他在一些问题上有相似的见解，最近金融危机，杨校长和我没有商量过，但我们分别在“文汇时评”发了意见，他提出要重视教育，我侧重创新，大的观点一致：救市不能就事论事，最终要靠科教兴国。

王生洪校长离得就更加远了，我只是在一次某领事馆活动时与刚刚任复旦校长的他谈了几句，非常君子，当然一次交谈难说明什么。有几年我经常飞北京，巧的是三次遇见王校长，他都坐的经济舱，衣着非常普通，很谦虚，完全看不出象个重量级的人物。一问好像多是参加校际的考评，全世界大概没有哪个名牌大学校长会经常被行政管理部门拉着到处去打分、考评吧！

最近上台的杨玉良校长我仅仅在几年前与他一起参加过科委的什么会议，没有打过什么交道。唯一想说的是杨校长的资格和经历（特别是到教育部“培训”对口径的经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隐隐感觉今天的复旦更加需要一位具有想像力的创新者（我好像得了创新综合症了！），中国GDP上去了，有些人脑子发热，以为我们大国崛起了，中国未来几十年要成为真正的强国，大学，特别是得到特别多资源（包括物质资金，还有优质学生）的少数大学应该有重大责任，例如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特立独行不畏权威的“傲气”，仅仅是熟悉“套路”是不够的。

《东方早报》2009年1月17日3版报道上海市人大联组审议时许丽萍代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坦言，包括她自己，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能够讲真话，甚至不得不讲假话”，报道说俞正声书记鼓励她说“讲真话，人人做起，从我做起”。网络上也有不少关于这次交谈的报道。

就是这位许代表，在去年上海市人大期间就咨询行业“失去独立与公正”说道，“目前有些咨询机构，是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或者表面独立但其经费的来源是主管部门拨付。如此的格局，会严重影响咨询机构的独立性与公正性。”许丽萍说，“我们要谨防一种现象：咨询机构围绕主管领导观点找依据，咨询建议采纳后，成功，属领导英明决策；失败，属咨询机构误导。” 。新华社2008年1月25日做了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25/content_7495207.htm

我在《学习时报》“战略和管理”2008年426期“对思想库独立性的探讨”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http://www.china.com.cn/xxsb/txt/2008-03/10/content_12195737.htm

在今年两会期间听到了这些话感到鼓舞。向许丽萍代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