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尽管有网络2.0，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但是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媒体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所以记者和编辑的责任重大，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帮助读者拨开迷雾，在信息的海洋里找到真知。但是有时出于种种原因，记者和媒体们做的是相反的事情。有时我感觉怎么像故意要掩盖些什么。这样营造的信息环境是会把人弄傻的，而现在确实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大人物，正在越来越傻。

最近唐骏的学历引起了争议，“爆料”的又是方舟子，此人冒犯过一些还在台上的人，所以被人恨得咬牙切齿。我看了今天《新民晚报》一篇评论，好像此事因为芸芸众生太看重名校学历，觉得文不对题，再看网络上不少高论，还有唐骏本人的答复，绕来绕去，什么英雄不问出处，什么成就足以说明，当然还有攻击方舟子的炒作，说到底就是回避一个事实，那本唐某的自传里不是明明白白写着“加州理工博士”？其实此事很简单，他只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涉及其他。老实说，周围看看，那些大人名人高人伟人富人屁股后面不干净的恐怕真是不少，所以我们的媒体还得这样绕下去。

还有一件蹊跷的事，又是个华人盗窃国家机密，主流媒体的报道基本看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再问下去肯定就是“炒作”，有汉奸卖国之嫌。但是《环球时报》字里行间露出一个情况，外国人说那个中国石油数据库，是后来才认定为国家机密的，究竟是不是？绕来绕去只听说主权、干涉内政等政治口号，无人回答真相是什么。我自认决非卖国贼，但是也对此十分关注，原因很简单，经济技术情报这行，这是绕不过去的坎，我们需要有清晰的法制。至于2007年犯的事用2009年的规定来判，那种事后认定的做法，在任何法制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也许那个家伙真是坏东西，贪图私利而损害国家利益，但是一个大国如果视法律为儿戏，让一些“大人”凭“爱国主义热情”而随心所欲，对国家的危害则肯定严重得多。

《文汇报》今日（6月11日）头版报道“未来汽车很可能是颠覆性的http://pdf.news365.com.cn/whpdf/20100611/WH10061101.pdf”，其中主要提到在世博会园区警察用的一种两轮代步车，英文叫Segway，其实早在世博会开园前媒体已经有报道，但是记者也许不知道它的奥妙，所以没有做文章，今天的报道采访了同济大学汽车专家，认为它不仅零排放，而且智能化和个性化，“未来代步工具的要素已经清晰显示”。报道没有提到的是这种车采用了可能在航天器上用过的一些陀螺仪稳定装置，所以非常方便安全。但是报道也提到，这种车8、9年前就在美国发明，所以早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了，有意思的是我自己在住所附近的街头已经看到一小伙子骑着（还是该说驾着？）它招摇过市，看上去像是旧车，因为没听说进口过，更可能就是世博会园区正在用的，出来维修的。

写篇博文当然还是要谈情报。实际上就在几天前，《科技日报》6月8日8版报道了美国时代周刊“50项被市场淘汰的最糟发明（原文是The 50 worst inventions）”, 其中Segway赫然名列其中，排位第四（时代周刊发表时名列“魁首”，但它又说排名不分先后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completelist/0,29569,1991915,00.html

），周刊分析说它虽然采用高技术，但是远不如发明者初期的预期，销量非常低（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1991915_1991909_1991902,00.html）上海世博会应该说帮了它一把。

仔细看看文汇和科技日报其实两边都没有全面。文汇报没有提到这种车的缺点（或许沾边世博会就不大好说缺点了），没有提醒因为价格太贵（采用固体陀螺仪）我们可能又成了人家的试验场，就像近年来我们已经成为外国新奇古怪建筑的试验场一样。而科技日报文章则遗漏了重要的概念前提，时代周刊明明白白地说这个名单上是那些原先被人们寄予巨大希望，然而最终没有达到的预期的发明，光看那个“Worst”是要误解的。所以有评论认为虽然这个产品难以成为当年刚刚发明出来时那样的前途远大，但是在某些场合它还是非常适用的http://green.autoblog.com/2010/05/28/time-magazine-posts-50-worst-inventions-of-all-time-includes-se/3，所以不能说“被市场淘汰”。

两个国内报道其实都领人思考。文汇报的文章让我们知道国内的科技情报和科学普及面临的窘境和挑战：8、9年前就商品化的东西（技术肯定更早得多）现在还被当作“颠覆性”的未来被宣传；而科技日报（其实是时代周刊）文章让我想到现在鼓噪一时的新科技，其中也许有些就是明天的“最糟发明”，所以“我们需要莱特希尔报告”（见我4月21日博文小心时髦的“新兴产业”）。我一再说，技术成功不等于产业成功，从原因分析来说，这又是一个例证，价格下不来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产业化难题，并非如一些人喜欢鼓吹的什么“举国体制”（比如红头文件强令购买）就可以解决的。

上篇MIC如何参与产业远景规划一位跟帖作者比我快一步，提到了《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05月24日A13版的报道“工信部研究机构重估IBM智慧地球战略安全性http://tech.sina.com.cn/it/2010-05-24/09144223691.shtml”。

我看到后确实也想说几句，首先我没有如那位所说预料到这个反映，因为远离决策中枢，孤陋寡闻，基本上靠“主流媒体”和墙内网络获得信息；其次，很高兴终于表现出了一些批判精神，不是人云亦云，对那个突然大红大紫起来的物联网在砸下巨额中国人的血汗钱以前是该有人好好做点战略分析了；然而最后要说的是，对这篇文章的侧重点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任何信息技术都同时伴有信息安全问题，智慧地球当然不例外，但是我觉得我们对智慧地球需要警惕的主要还是产业战略的竞争，需要长期关注的还是创新能力的培育，信息安全乃至经济安全应该是关注点之一，而不该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

一个强国的竞争力最终要靠创新，我关注智慧地球问题，首先就是觉得它是创新的产业规划，而这是我们当前最需要，也是最缺乏的；其次是我们的官员和专家糊里糊涂将它当做国际新技术导向，大家一窝蜂跟进，确实少了竞争观念，在产业链竞争中肯定要吃亏。这两个问题在《第一财经日报》文章里都没有提到。那里关注的重点是所谓经济安全，这是个很时尚很抓眼球的话题，极易引起共鸣，所以我们不乏靠这个话题成为名人的专家，我当然就决不会去凑热闹，这并不意味这个问题不重要。顺便提一下，《第一财经日报》文章里对于那个提出智慧地球的圆桌会议的时间2009年1月28日是对的，而我在《科学时报》上写的2008年11月有误。

说起信息安全，我不禁想起一个现象，我曾经被邀参加一些信息化项目评审（因为对硬件和系统都不熟悉，现在都谢绝了），在那些会议上我发现如果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就一定有人提出信息安全问题，百试百灵。因为这永远不会错，谁敢说你的系统没有安全问题！

在最近几次关于创新的演讲中我都强调了商业模式的重要，认为这是当前产业规划中的”短板”，其中确有受到一些跨国公司最近对创新看法（产品甚至技术都无法与新兴国家竞争，只有商业模式，打造平台它们仍然具有难以超越的优势）的影响，但是应该说我是在上世纪末关注电子信息新兴产业时就开始注意到商业模式问题，例子之一就是2000年1月发表的那篇内容产业文章时就有一整段讲商业模式，标题为”内容如何变成产业？运营模式值得研究”（当时翻译成”运营模式”，但是标出了英文Business Model），总之当时就发现我们产业发展中不仅需要注意研发技术，也不单单把技术做成产品就成功了，而是要做成从创意、原料到市场甚至售后服务，而且能够获得利润、持续运行，这里其实大有学问，也是创新的重要战场。本人没有从事过真正的企业运作（只在1990年代初期下海两年搞过市场化情报服务，后来因为职务关系挂的企业头衔当然毫无价值），虽然讲数字技术的早就连篇累牍，”内容为王”也有人说过了，那篇文章可能是比较完整阐述数字内容产业的国内第一篇，发表后获得不少好评，包括一些行业内的领头人物，说明情报工作者的纸上谈兵还是有些用的。现在翻出这些老帐，除了满足一点虚荣心外，还因为联想到最近读到一些资料，对经常困扰自己的综合性情报机构该做什么可能有些启发。

 最近读到两篇文章，一是《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26日31版”医改的机会：跟随反向创新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omment/20100423/22107817986.shtml“，提出了在中国医保改革中可以参考的一种商业模式创新，我开始不太明白这个”反向创新”的名称是从何而来，查了一下是去年开始流行（http://en.wikipedia.org/wiki/Reverse_innovation，还有类似的Reverse R&D），国内其实也已经发了好些文章，遗憾的是我以前没有注意。所谓正向创新是指创新一般首先是在发达国家满足高端市场的技术研发，发展中国家其后跟进，而反向创新开始是从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出发的，而其中出色者反而可以打进发达国家，话虽如此，总结和提出这个观念也还是GE和美国的教授。医改的机会的一文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文中给出的印度案例（好多反向创新的例子来自印度）。

 还有一例是《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4月28日19版”挑战传统模式，创出中国道路http://www.21cbh.com/HTML/2010-4-28/1OMDAwMDE3NDc1OA.html“，科尔尼咨询的中国区总经理孙健提到了中国汽车工业海外收购的另类模式，虽然标题是政治正确的”中国道路”，但是文章中实际举例主要还是印度。

 这两篇文章谈到的领域非我所长，我无法判断这些观点的正确与否，而是觉得，我国重大决策的信息供应上真的还是缺了这样一些令人深省的东西。我们的决策者现在都注意用专家，这毋庸置疑是进步，但是现在经常围在领导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恐怕也没有本事挖掘”主流”或领导不知道的有用信息，他们习惯于从体制内部获得”垄断”信息（在大量信息内部垄断的具体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从豪华的”国际研讨会”上接手人家推送过来的观点，缺乏离开当事人稍微远些的、冷静的独立思考。科技专家这样的情况少些（但不是没有），然而在产业发展方面他们的意见往往难以切中要害。

 我有时觉得，在综合性情报机构的情报工作者常常会上下不着边，既进不了真正的决策层，也无法下沉到企业，但是像这样国内新兴产业规划尚未关注到的新概念（新概念一词名声不好，其实就是新思路，特别是化功夫提炼出完整的、可以借鉴的具体案例），把各种冲突的说法都列出来，把真实情况搞得比较清楚，是情报工作者应该做也是可以做好的。

《科学时报》2010年3月29日B2-B3版整两版发表四篇文章，谈加强我国的能源预测和预警：

加快我国能源预测预警系统研究与建设意义重大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3/230418.html

关注能源安全须重视能源预测预警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3/230419.html

建立健全我国能源预测预警体系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3/230420.html

能源预测预警的理论和方法是当代中国的智慧实力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3/230421.html

这个问题提的是时候了。因为历史上只有煤炭石油和水电等具体能源品种的国家部门，综合考虑的事情是难以开展的，而金融危机后能源的战略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国家稍稍提升了能源局的地位（变成总局，但没有如预料的成为一个部），这倒其次，在中央政府层面上主要应该做的是政策规划（现在各部喜欢做的是分钱），其基础是数据和信息。从我们自己行业的角度看，预测和预警都非常重要，但是这是吃的第三个大饼，决策者会觉得解决了肚子饿问题，但是这是第三个，前面还要吃第一第二个大饼来垫底（虽然不解决饥饿感），显然我说的第一第二个大饼就是信息和情报。

1月7日的博文上海男篮的录象分析师有了续篇，3月16日《文汇报》3版发表记者谷苗的文章，”大鲨鱼”何以”惊喜”翻身，文章解开了上海男篮最近“翻身仗”的奥秘http://whb.news365.com.cn/ty/201003/t20100316_2648675.htm ，文章分三段，三分天下情报有其一，其中第二段就是讲的这支队伍的体育情报分析优势，我的博客很少大段照搬别人的文字，今天是个例外，不仅因为内容具体生动，还因为文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无须我再来解读[以下引用]：

秘密专员任高参

“姚老板”带来的还不只是台前风头尽出的外援，一支国际化的幕后团队和他们手中的高科技”武器”，成为上海男篮飞速进步的高效助推器。

这支团队由几名专门负责录像剪辑和数据分析的高手组成。虽不经常露面，却是主帅邓华德身边不可或缺的”秘密高参”。每场比赛过后，录像师都会将亲自拍摄好的比赛录像连夜剪辑分类，通过一套普遍运用于NBA球队的录像分析系统，为球队提供最直观的影像资料。除了针对自己球队的分析，通过搜集其他球队的录像资料”探听敌情”，从中总结出有价值的信息，同样是他们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而负责数据分析的小团队，则由精通于数字和统计的高材生组成。他们将所有与CBA球队和球员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通过专业的软件系统，为球队提供科学的数字依据。

正是拥有了这两份相辅相成的资料素材，主帅邓华德可以精确掌握每一名球员、每一个对手甚至细化到每一个特定时刻的技术特点，依此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案和比赛战术，真正实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上海队这套新颖专业有效的”护航”手段，显然也引起了CBA其他球队的兴趣。原本主要负责录像分析的助教欧文斯，就被福建队”挖角”，现任该队顾问一职。[引用结束]

前篇提到的那位录象分析师，也终于攀上福建队的“高枝”，从个打下手的成为顾问，薪水恐怕长了不少。在这里竞争对手也好，情报分析师也好，既不肮脏也不神秘，跳个槽也不至被当作“卖国贼”或“卖省贼”。

周末看到两篇值得一读的文章。

一是《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3月11日22版 发表王洁的“记者博客”：重视铁矿石谈判外围战 http://www.21cbh.com/HTML/2010-3-11/168150.html

那篇文章里记者引用一位“一位有着丰富海外投资谈判经验的大型钢企高管人士”的话说，“一场商业谈判，从前期对对方的调查了解、对双方各自数据情报的搜集分析、对第三方机构的合作接洽，都非常重要”。

铁矿石谈判可能是最近人们最不愿意谈的事情之一了，尽管它未必是最糟糕的事情。原因就是从有人将它抄得错了轨道，现在看到的有关报道不仅数量可怜（想想去年7月以后一段时间的歇斯底里），而且没有了亢奋，而是无可奈何的语调占了上风。只是希望这个教训我们不要轻易遗忘，特别我们这个行当的人要想一想如何才能把情报分析做得更好些。

二是《科学时报》3月12日头版上一篇中国社科院周民良的评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起更关键作用http://paper.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3/229779.html?id=229779”。其中提到了关于产业创新的一些算不上很新颖，然而这里很少听到的说法，比如作者引用一本专著指出，经济社会发展并不遵循科学–技术–产业发展的线性规律。研究发现，10%的新技术源于纯理论研究，90%的新技术来自于产业对已存在技术的发展。所以应该对得到大肆宣扬的原始创新说提出考问了。

本文虽然仍然没有明显区分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但是毕竟对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做了区隔（只是科学创新似乎不太严格，我在以前的博文中就说过，难道还有不创新的科学吗！），作者的以下判断“在整个科技创新结构中，科学创新能力的相对丰富掩盖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明显不足”，似乎没有在其他媒体上看到过，但是我很同意。特别是《科学时报》上能够发表这样的话，没有辱没“科学”二字。而有些地方和行业相当多的媒体，俨然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和行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了。

几天前在一个有文新集团领导在场的饭局上，我随口说了句《新民晚报》现在不灵了（当然本意是指它从原来高高在上“太灵”的地位沦落到了现在芸芸众生的一般地位，肯定还不算太差），造成饭桌上一阵尴尬的安静。话虽离开事实不远，不过大概说得既不对时间也不对地方。

春节在家，却发现15日（初二）的晚报上有两条新闻与情报有关。一则关于体育情报，A12版上有篇报道“拍摄很正常 何必扔水瓶http://xinmin.news365.com.cn/tyxw/201002/t20100215_2622764.htm”，讲的是冬奥会速滑训练场上发生的情报收集纠纷，中国队在拍摄韩国队训练场面时，对方一年轻教练发怒了，所以有“扔水瓶”一幕，报道披露以往还发生过韩国队在训练中特地打出中文标语“禁止拍摄”等等。禁止不禁止你我说了不算，奥委会不禁止，所在国法律不禁止，当然可以做。我一直觉得体育界对情报的认识我们的经济产业部门真应该学学。这些都是正大光明的情报，对手完全也可以照做，最终对这个项目的不断发展有益。当然也要注意有节制，如果惹恼了大多数外国运动队，说不定就会逼着奥委会通过不利的决议。

15日《新民晚报》A8版有一条短讯，标题为“ 金融压力背后存在”见不得人的动机”，西班牙情报机构开查债市http://xmwb.news365.com.cn/gj/201002/t20100215_2622815.htm”，说的是西班牙国家情报中心的经济情报部门正在调查投资者对债务市场的”投机性攻击”和一些外国媒体对西班牙债务状况的过分报道背后是否存在”一些其他因素”。这条消息证实了欧洲国家政府确实存在经济情报部门，不仅是法国。

不过我想对这个报道还是要多说一句，我们对西班牙这个机构情况的了解还不全面，我不认为这就是国家经济情报工作的主体，希望在通过这个事实提醒国家竞争情报重要性的同时，不要匆忙推论希望现在中国的安全情报部门太多直接介入经济金融活动，因为我有感觉我们的政府情报部门对经济技术的竞争情报理解可能还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太过热心未必一定是好事。

虽然在中小学生时代是体育爱好者，但是后来我却连体育电视都基本不看，更不提买票到现场看了。为什么？因为体育太黑，这个“举国体制”掩盖了不少肮脏的东西，比如有迹象表明兴奋剂至少一段时间内是得到默许的“组织行为”；还有就是足球的黑，有人想反黑，结果在十几亿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只有那位唯一坦白、说了真话的裁判受到监禁的惩罚，最后病死狱中，真正的罪犯弹冠相庆，这不是黑社会是什么！那一大帮挂着“书记”、“X长”的大人物如何面对？

最近姚明投资上海男篮，我觉得有了点看头，不过我是把这个当作Business来看的，姚明不仅带了外国教练和外援球员，更是带来了现代体育的商业运作模式（不幸的是它是以开罪了原来的教练兼恩师和绝对主力兼老友为起步的），顺便说说上海一般被人认为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宽容的文化传统表现在体育方面应该说比较开放，刘子歌是又一个例子，上海某区连她的教练兼经纪人一起“买”来，事实证明这真是一笔好买卖。

还是言归正传谈情报。在某一期《竞争情报》杂志的“主编卷首语”中我写了“体育与情报”，其中提到中国的体育界在对待“情报”问题上居然比经济技术界还要开放，也提到美国一次对五大球进行的竞争情报调查，发现“录象分析”是体育界重要的情报分析手段。今天在《东方早报》1月6日B12版上读到新闻，姚明还为上海男篮带来一位录象分析师，他叫欧文斯。

报道说，主教练“邓华德总是和身后的美国中年男子窃窃私语，那是球队的录像分析师欧文斯”，他不仅是主教练的“军师”之一，而且每次比赛以后球员都要上录像分析课。欧文斯说，”我经常和鲍勃一起看录像，研究对手的情况，为他准备好战术图，帮助球队进行针对性的防守和进攻，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都渴望胜利”。

这是活生生的竞争情报。

大家都觉得今天信息泛滥而真知难得。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迹象表明最近各种各样的信息分析工作的好日子正在到来。

先说IBM, 有人可能注意到它在电视上做健康信息处理的广告，据说未来信息总量的30%将是与健康有关的，在这样海量信息目前唯有强化分析手段。我们知道健康是它最近的“智慧地球”战略的一部分。它不止是说说而已，8月6日《纽约时报》有报道说它在未来将重新训练或新雇4000统计分析师，另一方面，IBM在自己的本行：分析软件方面。更加不遗余力。7月28日宣布以12亿美元收购著名统计分析软件公司SPSS、再早些时候5月收购分析软件供应商Exeros，将其整合在Business Analytics Optimization Consulting业务里；同时收购商业智能和以及分析软件厂商Cognos、Ascential 、DataMirror、Alphablox等。顺便提提，IBM的网站上有竞争情报的网页：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gives a competitive edgehttp://www-4.ibm.com/businesscenter/smb/us/en/contenttemplate/!!/gcl_xmlid=28448/

 国内情况也有类似迹象。21世纪初几年，以百度、易地平方等为代表的“搜索派”竞争情报软件热过一阵，现在可能要让位给分析工具了。〈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1日31版发表IRI网络口碑研究咨询机构执行总裁李未柠访谈，“网络‘猎手’的营销密码http://www.21cbh.com/HTML/2009-9-21/HTML_SDG8KJR4KQUX.html ”。此人北大毕业，有广告公司经验，与传媒大学合作搞舆情分析指标，做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后来大概觉得与这些“事业单位”搞不来，自己开公司，为十多个政府部委和一些企业提供网络口碑的量化分析服务，目前公司规模估计不算大（不肯透露多少客户），不过我感觉其势头还是不错。

信息分析的好日子未必就是自称“竞争情报”一帮人的好日子，市场的力量很强，躲在半市场环境下，风险小，成就也只能微不足道，国家竞争情报在中国似乎应该是最容易搞起来的，但在官僚化行政化厚重阴影下则难以乐观。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尤其是2008年年底麦道夫”庞氏骗局”被揭露以来，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失察遭到社会严重质疑，其中之一就是调查该委员会处理有可能反映违规甚至犯罪迹象的信息方面可能存在疏漏。为此SEC不得不做出重大的改进。9月10日SEC官员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宣布将成立一个“市场情报办公室”。http://www.sec.gov/news/testimony/2009/ts091009rk-jw.htm

半年以前，SEC主席玛丽·夏皮罗2009年3月5日就已经宣布与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一家咨询公司MITRE下属”企业现代化中心[注]“合作，对委员会处理各种投诉、社会外部反映信息的流程进行分析评估，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集中化的程序来识别执法的线索和发现需要进行合法检查的高风险领域，这项工作为建立市场情报办公室提供了必要性的证明。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部主任Robert Khuzami等作证说，将在SEC执行部中成立一个”市场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Market Intelligence”，负责对收到的投诉、社会议论、情况反映等信息收集、分析、做出风险评估，分类、转发和跟踪，分析时还可以利用整个SEC的专门知识。

 SEC每年收到数以１０万计的相关信息，有Web页面、电子邮件，电话，信件、短讯和传真，其华盛顿总部和11个地区分布也会收到个中投诉和反映，还收到自我监管部门、其他政府机构甚至外国监管机构转发来的有关信息。 

[注] MITRE建立于1958年，由大部来自MIT的研究人员创建，主要从事与国防有关的研发，其中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情报、监视和侦察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Reconnaissance”目前拥有7000多名研究人员和辅助人员，其中65%具有博士学位。MITRE所属”企业现代化中心”原名”联邦资助研发中心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FFRDC) “。

 在业内时间混长了，现在还常常翻翻情报杂志，所以对竞争情报的文章是比较熟悉了，一般文章看标题作者最多加上摘要就估计得出大概了，“屁股一撅就知道拉什么屎”（没有贬义，本人在基层多年，不大“尖头鳗[鲁迅对Gentlemen的尖刻译名]”），我倒是发现每天发生的鲜活事件中，其实有些是可以挖掘出对竞争情报极有启发的新知，真的体会到“生命之树长青”。最近一些经济科技报纸有些内容不错，足够写好几个博文，这里说一下技术情报。

《经济观察报》最近两篇文章很有意思，虽然里面一字没提“情报”，但是值得我们这行的人关注。

先说需求。下文提出了国内吸引外资的战略出现变化，老实说有人读文章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因为这些口号早就叫到耳朵烂掉了，已经老土了，现在不是时兴自主创新吗！我觉得这次有点不同，因为我知道金融危机来后许多地方真正感到原有技术水平的产业面临危机了，以前因为还有很多发展空间所以不肯投下真金实银，有时甚至跟着上面随便说说罢了。

上海市当前情况就是这样，据说GDP排行（虽然不那么公开，但还是管事）已经差不多垫底了，想得到的产业发展门路都用过了，尝试新的，对情报人来说好象易同反掌，但是我了解对第一线实际产业部门这意味着什么。最近九大产业我个人看法（完全在外面看）没有什么新思路。所以真心实意地提升产业质量（包括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都会被认真提到议事日程上。

1，外资战略转向：要技术不要钱，《经济观察报》2008年8月24日03版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09/08/24/148887.shtml

在时间近点的第二篇报道里我看到了技术情报的空间，在这里人们自称或他称为“技术掮客”。

2，技术掮客《经济观察报》2009年8月31日01版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09/08/31/149662.shtml

 如果一个外人从文献里看企业竞争情报，一定以为那里都是耗资几十上百万的系统，复杂的流程图。在现实里，可以说大多数都是不那么壮观的杂牌军、土八路。但是不要小看，我在《探索者言》某篇按语里提到见过一位大腹便便的能源情报专家，主持一个小公司，但是据说他曾经名列某财富排行榜。所以在第一线为企业服务的，咨询公司，情报公司的应该看的是这些数据库里很难查到的实例，不用想从中获得技术诀窍，就是看看这个职业能够走多远，虽然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要这样去走。

最后还要补充一句，如果光看我的博文，也许又会到另个极端，好象学术研究没有什么用，当然不是。我只是平衡点话语权而已。

 《经济观察报》2009年8月31日45版发表了自由撰稿人柳红又一篇改革开放30年回顾文章：常识战胜愚昧。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09/08/31/149747.shtml

文章写的是中国在1983年借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掀起一个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热潮的历史回顾。文章也引起了我本人的回忆。

托夫勒在中国主要到北京和上海，我们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在接待他和参与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研究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是上海市绝对是处于核心地位，比如把他提供的一部片子编译了一下，配上中文。当时的市里组织各单位排队登记到我们这里看片子（地点就在我现在办公室，大礼堂改的），几位研究人员被到处请去做演讲，风头决不比眼下的海归经济学家差。

我那时还是在读研究生（本人所有学历均是实足取得，一点便宜也没有沾到，中学待了8年，含2年文革，拿个硕士学位全脱产足足3年），有幸参与到一些边缘工作，特别是有机会参加与托夫勒的小范围座谈，因为事先看了些书，发言引起托的注意，自己还颇得意。

该文还有一些有趣的地方，一是提到钱学森的作用，他是站在保守一边反对的，批评迎接世界技术革命的讨论是“不加分析的把外国流行的一套破烂货全部或大部接过来，作为他们的概念！……概念当然重要，但脱离实际的概念是唯心的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一个货真价实、贡献巨大的海归专家会有这样的想法似乎有些奇怪。不过我认为也可以理解，主要是这些对他来说是见怪不怪了，所以不会有“冲击”的感觉；当然长期关在国防科研大门里，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缺乏了解也是原因。

我觉得钱没有看穿的是，所谓技术革命其实只是一个突破口，借这个来冲破长期以来思想的禁锢，因为“左派”们即使是文革期间也不敢对科技插手太多，虽然他们也想干预。

即使在文革前左派思潮横行的时候，也总有一些真正的科学家跟着叫喊的，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还有一点是文中提到“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没有点名，当然可以理解，但是不大好理解的是就是同一报纸同一天采访项怀诚时却没有这个顾忌，点了名。不过前者完全是正面讲的，而后者提到此人基本是中性的，这大概是原因吧。你们看当个报纸的老总累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