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上篇讲到美国专门图书馆协会(SLA)的竞争情报证书在线培训，引用的是其中CIC04这门课程的情况（顺便说说，上次说学费495美元，是会员价，非会员加100），这里再简略介绍一下其内容。包括研究策略的设计，支撑人际情报收集和情报分析的研究工作，传统与非传统的资源类型以及如何选择，网络监测工具等。课程包括涉及情报研究如何支持分析的练习和讨论 。主讲人是Cynthia Cheng Correia，亚洲人面孔，是Simmons College（该校是美国最早开设CI课程的大学之一，设有竞争情报中心CIC）的 adjunct instructor （副讲师？）她有LIS硕士学位和CI证书，简历来看也有许多为客户服务的实际经验。

这个网络培训课程包括8月2日和4日是在线授课，两次讲课的视频在以后一个月内注册学员随时都可以登录观看，8月6日和20日有在线讨论课，这可是无法再现的。其中有些课程也可能是面授的，下表中有几门课注明2009年SLA大会，估计就是借协会的年会进行面授答疑。

下表是比较完整的2009年CI 课程表，上述的CIC04可能是今年刚刚开设，所以在表里没有。课程整体的目标非常清晰：Certificate in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for LIS Professionals，是给图书馆和信息工作者培训竞争情报知识。

http://www.sla.org/content/learn/certificates/CI/cicertificateprogram/index .cfm

突发奇想，国内那家机构，比如竞争情报分会，有没有兴趣与他们谈个合适的价钱，请那个陈（Cheng）女士讲中文，通过网络为国内培养一些“培训师资”，也即外国常常说的Teaching the teachers?

先引用pengjingli最近的一个跟帖: 与国外竞争情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大多与战略管理等企业/组织活动密切相关完全不同(最近SCIP更名为”战略与竞争情报协会”就是最好的例证),由于国内的竞争情报专业教育和培训基本上是依托于传统的图书情报学基础和”信息资源共享”的理念,这不仅缺乏中国特色,而且也与现实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实际和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因而教育/培训效果往往得不到用户的认可。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毕业生在社会上找不到专业对口的理想工作,国内的竞争情报专业教育和培训工作要想得到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引用结束]

上述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但是可能不太全面，现在的竞争情报培训已经基本上不是基于“传统的图书情报学基础和”信息资源共享”的理念”了，我们实际部门一开始就强调竞争情报不同于LIS（我上个博文其实也暗示了：“虽然从LIS起家”），属于两个独立体系，只是有交叉。而且现在一些院校也通过项目贴近企业管理实践了。

但是确实还有一些，比如一些学位课程，属于从LIS的角度讲竞争情报，它是训练图书馆员（包括企业图书馆员）做竞争情报支持服务的，外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可能比我们还要发达，比如专门图书馆协会（SLA）。比如它8月初开课的一个收费（495美元）竞争情报证书课程，由大学教师上课，与企业战略什么关系也不大www.sla.org/content/learn/certificates/CI/cicertificateprogram/CIC04.cfm

中国的困境主要是讲师的实践经验少，其实是整个行业的经验短缺，不仅大学这样，市场上的也同样。还有就是企业需求问题，写文章总是说对企业发展越来越重要，但是表现出来的需求还是低层次的，现在参加培训的几乎全部是第一线干活的，他们的需求非常具体明确，主要就是收集信息，连分析机会都很少，与竞争情报的核心价值确实有很大的距离，目前情况是根本进不到核心价值去（我还要问一句，多少中国企业真正需要战略？），还有培训中教的主要查正规信息源如各类数据库，而企业的需求主要依靠非正规信息源，灰色信息，人际情报，差距确实是巨大的。这些困难一时还难以克服。

（竞争情报杂志2010年秋季号主编卷首语初稿）

在本刊2007年夏季号上我提出了竞争情报”是职业不是学问”的见解，这只是说它本身不足以单独构成学科，但其中当然仍有可传授的专业知识，包括其他领域的学问。经验表明，普通学历教育难以直接造就满足岗位需要的情报人才，因而就特别要强调在职培养，包括入门培训和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进阶培训。国内最早冠以”竞争情报”名义的在职培训课程，可能是1992年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举办的一次面向企业的系列讲座。

目前国内竞争情报在职培训的业态不很清晰，大体有以下几类情况：

首先想到的还是院校教育。正规院校目前仍然是人才最为集中的培训基地，特别是其师资的平均学历水平、基础和应用研究的积累和背后多学科的支撑，没有其它机构可与其媲美的。院校的相关系科虽都从图书馆与信息学(LIS)起家，但近年来有些院校教师承接不少市场委托课题，越来越接近企业实际，举办在职培训应该有竞争力，但是以”副业”身份而难以进入主流业务业绩考核体系，恐将影响其发展前景。

民营培训机构曾经相当活跃，其特点是市场化运作和重视客户管理，然而最近几年不仅没有做大，反而有萎缩，一些培训机构已经退出市场。原因可能在于企业竞争情报概念普及的阶段过去后，这类培训机构普遍缺乏知识储备，难以与时俱进地满足企业需求；而且无法保有稳定师资，培训质量良莠不齐。其中拥有客户资源、或在专业性强的”缝隙市场”有优势的会有发展空间，值得注意的是高端的进阶培训可能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办。

除此之外，学/协会和一些科技情报所举办的半市场化在职培训也值得关注。它们的优势在于有较多的实践知识积累，普遍有为政府服务的经验和自有师资。由于成本压力相对较小有的会引进一些软件工具和进行贴近实践的应用研究，如专利分析等。但是由于事业单位的性质使然，一般而言面向企业积极推进的动力不足，营销也不力。

来自海外的培训主要集中针对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往往是海外母公司带过来的，虽然数量不多一般来说处于市场高端。而少数民营或事业型的培训机构有时也请到海外讲师，由于一般是半市场化运作甚至”友情出演”（实际是市场推广），同时讲师们对中国本地企业需求比较陌生，经常只是起到开眼界的作用而难成气候。

我觉得未来在三个方面可能改进情报人才的在职培训。一是发挥好正规军的作用，争取在有条件的院校开办竞争情报专业硕士课程；二是鼓励科技情报所更多参与，要看到培训不仅是付出，还是向实践学习和赢得客户的难得机会；三是在基础知识的培训领域开拓”公开课件”平台，发展网上免费自学。这样不仅可以低成本大幅度扩大受益面，还能挤出一些低水平重复的泡沫，那些抄来抄去的课件是不敢晒出来的。如果有这样的平台，我愿意跟进做贡献。

最近看到上海报纸的几篇报导，在一种叫做“头脑奥林匹克（Odyssey of the Mind，简称OM，翻译得很好，那个伊利亚特史诗里的奥德赛【在这里表努力跋涉的意思】，显然没有奥林匹克那样容易记住的）”智力游戏比赛上，上海几个参赛队得了冠军，例如上海交大学生队在一个项目里用仅18克木片扛起648公斤杠铃，当然上媒体的重要原因是上海市的市长副市长接见了获奖的队员。

中国引进这个活动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年因为偶然机会我有幸目睹了这个项目进入中国。今天头脑奥林匹克官方网站中文版上你可以看到的名字几乎全部是市级官员和院士，但是我知道这个项目真正的推手是当时上海少年报的陈伟新（副总编？），是他到美国访问时发现这个OM，认识它的创始人Sam Micklus，经过多年努力在中国推广，现在终于“修成正果”，可惜目前只在官方网站英文版几层下面一个角落里才可找到他的名字，是最早成立学会时的执行会长。

当时陈伟新带回一些资料，需要翻译，恰好他在少年报一同事的太太在本单位工作，就是现在已经退休的苏老师，她不仅是情报所简报业务的领头人，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而且也是位热心人，很关心我们新来的研究生们。是她让我们几个有机会参与了将OM比赛资料引进中国，正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上海举办了最早的比赛，后来其中一些收录在1997年出版的《问题问题问题》和《开发创造力》两册“头脑奥林匹克”丛书上。

现在的OM似乎很风光，又是获奖“为国争光”，又领导接见，又可出国比赛，更加吸引年轻学生的是“名校加分20”的诱惑，但是我们真正学到“头脑奥林匹克”的真谛了吗？

就我而言，无论以成就感还是外快收入来衡量，为OM翻译资料都微不足道，之所以记住它，因为它确实与众不同，就是与我20年学校生活里看到的“正规学习”非常不同，写本篇博文我手头没有当年的任何资料，但是我仍然记得20多年前翻译时的感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有两条：

一是那里的所有比赛项目，都明确标出了成本限额，通常定得非常低。换言之，要求参赛者不仅要能动脑筋解决那些奇奇怪怪的任务，而且一定要在低成本下完成任务。说得学究点，这是从小就开始在教育中输入经济性和产业化的概念，一个小小的限制条件，就让学生们走出OM课堂，至少要到店里看看材料价格吧。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常常不屑的，所以我们的发明和创新常常无法产业化，我们的学术研究常常在天空中飞翔却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遗憾的是今天媒体仍然一点也看不到这方面的关注，只是夸奖孩子们聪明、“与国际接轨”。

二，给孩子们玩的游戏，包含了非常前沿的科研思想。我翻译过一个案例至今难忘，是要参赛队编制一套明码，可以在禁止使用语言的条件下以这个信号系统指挥队员完成某个任务，本质上与我们常见的做动作“猜成语”差不多，但是它的设计不仅远远复杂，不限于肢体语言，更加重要的是“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我们在玩“猜成语”时有谁想到实际上在做的是设计一个非语言的信号系统！

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案例还有原因，我1986年就发表文章介绍“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当时恐怕国内连它的老祖宗新闻传播领域里都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在读外国资料时发现用这种方法通过德国报纸分析战略情报的Harold Laswell，居然是从医生分析精神病人“手舞足蹈加胡言乱语（其实就是非语言信号系统，他一定也在表达某种意思，用的却不是人类常规语言）”得到内容分析方法灵感的，内容分析的本质就是对传播者在沟通过程无意中流露出来的信号进行解码（decode），而这往往反映出其真实意图。跨学科研究可以这样的大跨度，让我叹为观止！而这在时间上与翻译那个案例则差不多，所以很容易联起来想。

其实我们确实努力向世界学习过，也学到不少好东西，终于从地上爬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有人因此感觉良好、开始鄙视谦虚了。但问题是，那些好东西，我们真正学到真谛了吗？比如现在叫得满天响的创新，本来应该是生钱的，现在很多情况下变成向国家要钱的手段了。头脑奥林匹克过来20多年，今天打开搜索引擎跳出来很多“名校加分”的新闻，就在提醒我们恐怕不要过于乐观，不要忘记有个名字差不多的“奥数”，本来也好东西吧，到我们的教育体制下凸显“中国特色”，终于变成了人人喊骂的过街老鼠。

7、8月以来连续在媒体上看到有关世博会中的信息分析的报道，主要是关于人流预测的。

最早报道可能是《新闻晨报》7月18日A07版关于上海电信的一个智能分析客流统计视频监控系统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0-07/18/content_373671.htm，《东方早报》2010年8月6日A44版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0-08/06/content_353032.htm 有跟进，它是通过一个视频监测系统实时测量参观人流，报道没有提到的是，这个系统在汶川地震时已经出过风头，叫全球眼，曾经用来监测堰塞湖的动态，这次又换了个名称，原理差不多，应用不同了具体功能也不同，比如在门口设两道监测点，只记录真正进入馆内参观的人数，排除只是探头进来看看又走的那些人。

最抓眼球可能算是中学生做的预测，《东方早报》2010年8月13日A02版“高中生用数学模型预测世博客流 平均误差6000人”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0-08/13/content_361773.htm，上海实验学校高二学生张惠楚先对可能影响人流的因素有个想法，参加复旦-CEE”未来科学家”夏令营后复旦计算机学院一位老师教了他时间序列模型，他自己编程进行预测，8月1日起每天将昨日预测值与当天世博会公布的实际人数比较，平均差距在0.6万人，8月6日甚至达到38.81万那样4位数的重合，应该说相当准确了。这个案例需要宣传，因为它符合素质教育规律，年轻人首先要有想法，也要听取长者的专业意见（有些死板知识其实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自己摸索），可能做出不错的成绩。当然这也反过来考问了许多身在其位的专业人员，时间序列是很老的方法了，都有现成软件产品可买，严格说做这样的分析技术上并非十分困难，怎么让一个毛头小伙子出了这个风头！不过也必须指出这仅仅是好的教学案例，离开实际还有距离。

虽然这两个都有所谓“新闻看点”，但是从报道细节看我看不出是不是真正用到世博会管理实践，这方面可能只有世博会自己的预测才是做到这点了。《新闻晨报》2010-08-06A18版“探秘世博运营指挥中心 客流预报堪比章鱼帝”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0-08/06/content_387092.htm 报道了真正应用于管理实践的世博运营指挥中心一个参观人流“预言小组”，他们占了地利人和的优势，小组成员来自统计局气象局等专业部门，根据天气情况、团队入园数、世博大礼包的基本情况以及游客入园规律做预报，事先发到有关管理人员的手机上，预测结果据说不差很多，仅一天因为天气突然高温误差较大。

 作为一个新闻读者和做些信息分析工作的人员，我觉得里面真有些问题值得讨论，例如那个中学生的预测似乎比专业的管理部门还要准，为什么；中学生和世博会“预言小组”各有一次大的误差（outliner），一个是因为温度突然升高，一个正好相反；，还有为什么这些预测都在世博会开幕几个月后才浮出水面（说明预测不是空穴来风，要有一些前期实证为基础）；以及如何对待“预测的反馈”，即你如果公布了预测结果（如那位中学生建议的），人群的行为会做相应的修正，结果使得预测结果无法非常精确，这就是所谓“测不准原理”等等。

最后，新闻中还有一些不那么正式的人流预测，例如有位院士提到电子客票可以做参观者预测，还有园区内出租导览机数量可以大致推测人数等，当然就是一般的原理性的推测，没有实际去运作。

学习信息分析不仅可以在课堂上，还可以通过这些生活中的活生生例子，相比之下，我倒觉得有些看似专业的书其实非常空洞的，只是把一些原理性的公式翻来覆去讲。

今天上海接近40度，去看了上海书展，好在离家不远，又借助了参观世博会的经验，特意找人流可能较少的时段，结果是先吃了点早午餐，11点左右到，看书展途中在罗森加了零食，下午看到走不动（主要是背书背不动），果然拥挤程度还可以，展览中心楼层高，空气好，原来总是说这个典型苏联式的大楼放在中国有点不伦不类，但现在看高畅可是个大优点，比虹桥那里好多了。

本次书展观察下来有几个特点，一是活动多，排票表满满而且到处都是（相比之下导引图不多也不够清楚），今天下午就有周立波的签售活动，不过我们当然不会去凑热闹；二是无热点，或者说许多小热点，比如世博书可以算，但是不太热，出版社很聪明；股票书去年就冷了，今年也可算不冷不热；还有喊杀喊打的“经济战争”的书，比去年也冷却点了，只有郎咸平的多部高价书多少还有点抢眼球；比较惨的是励志书、成功学，不知道该怪罪唐骏还是方舟子，今年只看到一本以前出的李开复的书位居角落里，倒有个作者的签售活动，大幅标语写着“成功不可复制，方法可以学习”，准备的时候显然唐骏学历门还没有出现，是当成功学来做的，现在则是倒过来做文章了。而与去年比最大的新东西是许多家公司出版社推出电子书阅读器，看了几个样品技术还可以，在强光下一点不影响，翻页也不慢，但是厂商显然不明白这个产品生存的要害在哪里，估计其中几乎要全军覆灭恐怕不算太悲观。本人可以自吹是中国电子书阅读器先驱者，1998年提议引进世界上最早的两种产品做试验和用户体验测试，只比美国差几个月，2000年到美国第二届电子书大会作演讲后十多位听众排队和我握手，真有做明星的感觉。而且还力推国内厂家开发，只是那时技术和数字内容的火候未到，做了些无用功，当然国内至今真正把创新当做竞争力来源的企业还是凤毛麟角，这也是重要原因。

在书展中我闻到了浓厚的世博会气息，我觉得本次世博会最令人赞叹的是运行管理，为了对付天热和拥挤一直在调整一直想办法动脑筋。而在书展中明显看到了其影响，比如穿黄色制服的志愿者（以往可能也有但不突出），可惜时间短，人数也好像不多，否则或许会赢得“小黄瓜”美誉。会场多处设置了座椅，虽然分布不均匀，但是相对往届则是大进步，不能不说受到世博会的感染；还有为参观者吃东西的区域明显增加，这里说的不止是空间，而是有小桌椅的，上届记得只有罗森有个里面设有桌椅的专门房间。

世博会虽然还在途中，但是我有强烈的感觉它将成为一个标杆，其无论成功经验还是吃过的苦头都会对以后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大型展会活动，而且远不止这个领域。俞正声那个世博会百日答记者问很不错，当然他是官场老手了，如果官员们都是真的那么想那么做的，那我们国家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接到SCIP执行主管(CEO)群发邮件，7月8日董事会投票正式将全称从“Society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s”改为“Strategic and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s.”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发通知给所有会员，也许是还要办什么法律手续，例如中国的工商登记之类。

这次是先征求会员意见，然后董事会投票，就避免了2月份美国SLA那个改名提议被会员投票否决的难堪（见专门图书馆协会维持原名），所以比较顺利，当然这取决于不同机构的章程规定。

比较有意思的是邮件附了一些世界各国会员的意见。有人认为改名反映了会员职业和实践的现状，有人觉得那样可能招聘到更多会员，还有一位头衔是Strategic and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高级经理的澳大利亚人除了自豪地称自己已经是先行者了外，还指出改名使得竞争情报更加接近战略而不是市场调查工作，还有来自以色列的（我猜是Ben Gilad）的评论甚至乐观地认为改名将使得SCIP升级，成为一个新的组织。

不过附在邮件上的都是正面意见，说明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听好话。我的疑问是，对这次改名难道没有不同意见了吗？

有位外国朋友来邮件求助，希望帮着介绍一位调查某行业采购情况的研究人员，工作是做访谈。他大概也清楚最近国内高潮迭起的间谍新闻，所以强调绝对不涉及国家机密，但即使如此，我也感到为难。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很平常，改革开放引来外资，它来中国做生意需要信息和情报，聘个当地雇员，不是很正常？但是现在则不那么正常，为什么？主要的困惑是游戏规则不清楚。

去年力拓案一开始我就为在外资做信息情报的感到担忧，并非政府政策有什么大变化，而是舆论几乎将他们推向黑白难辨的境地。如果你相信阴谋论（现实情况是确有许多人，包括身居高位者、家产万贯者、年轻白领者都相信），那么很自然需要怀疑外资企业来中国的动机，媒体上一些“安全专家”不一直在讲中情局如何幕后操控企业颠覆外国的故事？老实说，这些“安全专家”的警惕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每个国家都要养着人按照最坏的可能性做预案，国家安全部门就是干这个的，就像每个国家的国防部都要做作战计划，不是根据目前的外交关系而是按照地缘政治、按照其实力和概率很低的可能性，做最坏的打算。但是如果有哪个少壮派军官脑子进水，企图以这个为标杆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大政，那肯定将是国之灾难，历史上不乏其例。

最近上海宣布破获一起出售个人隐私“大案”，看电视最后也不过判了一年半年的，好像算不上什么大案。问题是我从语焉不详的报道中听出来除了有些是问上家买到这些信息外，还有罪犯是从网络是收集这些个人信息，然后出售，这就值得法律界思考了，如果法律笼统认为那样都是犯罪，那么商业情报行业真该关门了，当然我现在对具体案件的评论可能缺乏依据，因为并不掌握事实，由于媒体报道一直是被某些有自认资格判断老百姓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的高人所把握，所以这类案件往往忽略那些“无用”的细节，媒体只需要传达出政府当前重视保护个人隐私那样一个绝对正确的理念即可。

不久前那桩美籍华人盗窃油井资料等国家机密案件，我在7月7日博文新闻看门道里也说了点感想，可能说得不是很清楚，后来有位朋友发来邮件，诚挚而很婉转地提了点看法，我回复了进一步的说明，首先我还是强调具体情况并不清楚，我的看法是按照媒体披露的点滴信息。举例来说，一个民营企业如果收集了某国有垄断企业当时并没有保密的信息，在某次市场竞争中打败了它，造成严重损失（当然是天方夜谭，仅仅是假设），惹得它很不高兴，是不是因为事关重大利益，可以引用这个案例判民营企业老板盗窃国家机密罪？因为按照媒体上一些“安全专家”的说法，不管事先有没有相关手续，抓住了后根据需要“可以认定为国家机密”。现在政治还是比较宽松，政府许多做法社会上都会有不同说法甚至冷嘲热讽，但是对这个案件所有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一律噤声，大概因为涉及国家机密吧。而我为什么来趟这个浑水？正如7月7日那篇博文所说的“原因很简单，经济技术情报这行，这是绕不过去的坎”。

最后顺便披露本人一件可笑的往事，1988年我首次出国在加拿大渥太华Rideau街一个旅馆过第一夜时，因为时差睡不着，看着房间顶上那微弱的红灯一闪一闪，就怀疑过是不是秘密摄像机！因为听说中国大使馆曾经暂时驻扎在那里，后来才明白那原来是焰火报警器。不过现在想想并不可笑。那时我年过40，自以为外文不错思想也不封闭保守，还在情报所常常接触外国资料，即使那样，在长期在严格过滤，甚至是刻意造假的信息环境中长大还是会这样愚蠢，问题是今天我们还是处在那样的环境吗？

大学改革依旧议论纷纷、不得要领，这个当口去世的钱伟长就更加值得人们怀念。钱的一身堪称传奇，从文科偏才变为理工科大师，而且不在乎被人称“万能科学家（在理工科这是极大的忌讳）”，根据国家的需要攻一样成就一样。我记得在文革期间连霸占清华的迟群某次讲话曾经“表扬”过钱老，说他在珍宝岛战争后主动提出一种改进坦克装甲的设计（这个小人可能听到了毛或周对钱的评价）。

看着钱老去世的报道和评论我有两点想说几句。

钱老去世后人们对他在上海大学当校长津津乐道，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有钱老那样的校长吗？他这个终身校长是邓小平决定的，在中国几乎像圣旨一样，反过来说就绝对不会是常态。邓去世后更加不会。一方面这当然说明干部工作越来越规范，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但是另一方面真正的大师（即使有的话）恐怕也越来越不可能成为校长。

钱老对上海大学建设是有贡献的，但是实事求是地看，那么大年纪也难真的做什么管理工作，但是我觉得至少上大是不会嫌他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有这样一位精神领袖镇着，即使只是挂名，对学生也有实际的鼓舞作用。但是那样的情况将是“后无来者”了。

现在干部提拔和使用都有严格的明文规定，被公认官僚之一的大学校长当然概莫能外。前几天我“被当做干部”地参加一个干部提拔使用制度的开卷考试，仔细看了一些规定发现极其细致，但是这样按图索骥能够发现真正的人才吗？比如民意测验，在我们今天的环境下可能只是防止最坏的人上台的有效办法，那种公务员考试更不用说，其作用只是差不多随机地拦住一些候选者罢了（shortlisting）。

选拔人才当然有各种做法，但在国际学术界能够站得住的恐怕还是同行评议(peer review)，而跨国公司高级经理人的选拔好像也从未听说“民意测验”，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有规则的人治”而不是“民主法制”。只是现在社会心态对诚信问题高度脆弱（比如这几天高温，许多人都会说“天气预报肯定报低了”，其实我倒是相信政府在这种事情上没有必要作假），搞那么些条条框框也是出于无奈吧，但是那样也就不要对再找出一个钱伟长抱太大希望了。

钱伟长事迹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那就是二战中帮助伦敦对付法西斯轰炸。报道里这样说“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美国求援，美军方将此事交给喷射推进研究所。钱伟长和林家翘等对此加以分析，发现德国火箭是从欧洲西海岸向伦敦发射的，多数落在伦敦东区，这便证明德国火箭已采用了最大射程攻击伦敦。于是他们提出，只要在伦敦地面造成假象，好像市中心被多次击中，以蒙蔽德国飞弹仍按原射程攻击，伦敦市中心就可避免造成实质性破坏。英国军方采用了这项建议。丘吉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此事，非常感激地说：‘美国青年真厉害。’他不知道使伦敦市区免遭袭击的其实是‘中国青年’。”

对以上描述中“导弹多数落在东区”激发了我的好奇。因为我在讲情报分析方法的统计分析时就举过德国二战期间轰炸伦敦的案例，军事科学院作战运筹研究室编写，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信息、运筹、指挥》一书26-7页有详细数据表明，德军V-1飞弹轰炸伦敦的弹着点几乎完全符合泊松(Poisson)分布，也即基本是随机的，说明制导的精度很差。这和“导弹多数落在东区”有矛盾吗？我仔细想想这二者可能并存。因为那本书上只是将伦敦划分576个面积一致的格子，按照一维的统计得出的结论，并不排除在二维统计的情况下出现相对高密度区域都在东部的情况。有机会再读读丘吉尔的回忆录核实一下。

7月27日北京语言大学（原北京语言学院）成立“外国媒体报道分析中心”，人民网http://edu.people.com.cn/GB/xiaoyuan/12266385.html报道中说：

“第一批纳入了六十家西方主要英语媒体（含个别其他语系的英语版），这个媒体库是按照其媒体的发行量、覆盖率、影响力标准选择的，包含报纸、广播、电视、周刊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中心的系统中，计算机能够实时获取媒体库中的所有报道的文本信息，经过预设的模型进行计算，能够对报道数量、内容、类型、分布、观点等的进行自动检索收集、统筹计算得出数据”。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0-07/28/c_13419412.htm）有些具体内容，比如成立当天发布的报告分析了60种英文外媒对上海世博会的总体评价，分”客观述事”、”正面褒扬”、”批评”和”冷嘲热讽”四类，其中主流是客观的，达106条，占62.4％。

媒体分析并非新东西，我对此的第一感觉是为什么到今天才大张旗鼓地开始，这个工作早就该做，初步看来他们的数据量也不大60个品种，百篇报道数量级，模型没有资料，从公开报道的一些细节，估计不会有什么高技术含量。

读到这个新闻有点感慨。我们在2003年就开始筹划对外媒进行分析，先采购一外国媒体分析公司的定制产品，2004年初出了产品，第一篇外媒评上海的报告就得到市委领导的赞扬。早有预谋借此学着自己做，现在已经做到；后来还申请了个科研项目，年轻团队做出了有技术含量的分析方法，出版了媒体测评的专业著作。内刊产品也连续服务多年，虽然媒体分析测评产品颇受欢迎，但是声势一直不大，半死不活的。我们不会抄作可能是原因之一，当然也有外部原因。上海市大领导质疑上海为什么没有马云，其实就情报所的工作创新而言，曾经全国领先的就有好几项，所以问题不是有没有，而在于中间有些层次视而不见，结果就极可能是自生自灭。

今年3月28日的博文间谍狂热损害了谁的利益？中，我提到了对《参考消息》的一些看法，比如”越来越丧失专业精神”的批评，今天在《东方早报》8月1日B12版上读到经济学家梁小民的文章“我不看《参考消息》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0-08/01/node_38.htm”，梁文主要批评它专门收集为了各种目的迎合中国眼下观点的外国言论。有同感，虽然我与梁正好相反，他是从来不订，而我是一直订阅这份报纸。《参考消息》曾经是我十分喜爱的报纸，可能因为梁的年龄比我小，他是文革中才开始看到，我肯定比他早。当年的《参考》确有一些公开媒体上绝对不会出现的内容，我至今还记得60年代上面刊登一个来自台湾媒体的消息，说在我某沿海岛屿上空发生空战，蒋军飞机击落我米格机一架，今天来看没什么，而对当时的人（比如我）可以成为头脑里永久的记忆。阿波罗首次登月的消息我也是在它上面读到，尽管是故意晚几天才发表，而且绝对低调（印象中有些人看了那期但根本没有注意这件事），但毕竟发表了，因为登月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这件事记得特别牢。

早些时候外国有些分析师说新华社记者可能都是中国间谍，其中怀疑点之一是以记者他们在国外派驻的庞大人数来统计，公开发表的太少了，不管新华社记者是不是有为国安工作，至少那个分析是荒谬的，因为我知道大量的记者报道都做了“内部处理”，原因之一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公开的媒体无论种类还是篇幅都太少了，而其中一小部分就在《参考》是发表，后来又看到了所谓的“大参考”，每天篇幅都像一本杂志，甚至还有上下午版两册，再后来分为几个系列，其中短命的《世界经济科技》是同类刊物中我认为最好的，它们与《参考》的区别在于来源全面，几乎是照搬原文，不加评论。我在某论文中引用的拉丁美洲经济共同体合作开展的战略情报的内容，就是引自该刊1986年的报道，不仅在国内其他资料上决不可能找到这样的消息，而且即使后来有了互联网，因为语言问题（拉丁文的报道）也几乎不可能获得。

遗憾的是后来的发展是新华社也忙着挣钱，所以对经济金融新闻特别热衷，使得那些公益性的产品（其实也卖钱，不过价格不贵）一个个消失，有人也许会猜想它是不是会把精力集中到更加“内部”的产品，当然这些我无法判断，但是总之至少在我们这层搞研究的人无法看到，而大领导们日理万机，怎么会有时间亲自阅读，如果真是这样也仅仅是落到秘书班子手里。

所以我想到了记者的责任，国家花费多少养着新华社我们不得而知，可以想象代价是巨大的，他们应该成为国家的耳目，即使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现场的气氛和感觉、人与人的接触交流仍然不可替代，在某种意义上更加重要。新华社当然应该是“喉舌”，但又决不仅仅如此，国家竞争情报系统中这样的耳目是极其关键的环节，不能仅仅为极少数高层决策者提供真相（大量真相堆积给决策者未必有助决策），而对其他人只是进行宣传。大量他们吃不准该不该宣传的信息，少数甚至与官方口径对着干的信息，也许对于决策研究可能都是重要的原料和催化剂。

当然我也明白这里决不仅仅是记者的责任。新中国60多年，我们走过了10多年的“以俄为师”，直到不久前还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当做实际上的追求目标，到了今天好像觉得打遍天下无敌手，有些轻飘飘了。我觉得这正是战略决策最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在有个追赶对象的时候相对就比较容易些，而我们在两个“过年看隔壁”阶段之间，仅有并不成功的人民公社和文革“全国建设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经验。所以我一直感觉真正要独立思考想想向何处去（建立战略愿景Vision），对不管是官员、专家教授也好、官方或民间思想库智库智囊团也罢，都是新课题。在这样的时刻，除了其他条件，信息的把握，掌握（借助别人的说法）“在一定背景下的可信的信息”是真正的关键，有幸站在一定位置的人都有这样的责任。

7月13日博文诚信问题中，我提到和小党在《科学时报》3月30日发表文章“智慧地球给我们的启示”已被《新华文摘》6月下半刊转载（125-128页）；而不久前刚刚获知这篇文章又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月刊2010年6期转载（24-28页）。

中国的论文和文章数量恐怕已经全球第一，不过其中质量良莠不齐。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自己写的很清楚，一样一篇几千字，花费时间可以大相径庭，“智慧地球给我们的启示：从技术到产业的开放式创新值得关注”一文就是投入大大超过产出的一例。如果以稿费来算经济效益简直亏大了，花费几个月时间、查找上百英文文献和网络资料、参加几次会议，再修改无数遍，而发表在《科学时报》上的稿费每字合4分钱，转载就更少，其中一处已经寄来，正好够两位作者在星巴客每人一中杯咖啡。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感到一些欣慰，毕竟《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都还是声誉不错的“二次”刊物，那些把智慧地球说成大阴谋的文章一下子就在网络上铺天盖地，而我们这篇角度另类，写得也不是太通俗，还是被“慧眼”看到，知识分子不就需要这点阿Q精神吗？

以我现在孤陋寡闻的现状，已经不大可能接一些政府的课题，那些课题要求吃透领导意图，马上解决问题，不鼓励偏离轨道，这些与我的长项也不符。但是我觉得社会毕竟还是需要有人做点探索性的东西，想点别人没有时间去想的问题，尤其是所谓“研究”的本来意义，其实就应该是那样的，所以自由选题的哲社课题我倒是做了几个，最近“中法竞争情报比较研究”又刚刚获得上海市哲社规划领导小组批准。

所以我今后还会继续做这样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而且还要冒被拒绝的风险（现在自由投稿除了少数名人外完全是买方市场，通常是不会有退稿一说的，不理睬你你就自己识相点另找地方吧）。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还是有意义的，更何况我还拿着单位的工资奖金！

前文传统间谍战走向衰败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有个horseluke的跟帖，提到“也有报道认为‘冷战时期的谍报思维与模式依然主导着现在各国的情报工作’，不过报道讲的是军事情报，也许和企业竞争情报还有一定的差别。我答复时写了以下几句话：

这句引语有点道理，现状可能确是如此。但是看趋势正在发生变化，主要有几个原因：1，大家都承认间谍战的重点目标在变，所以它已经接近我们说的国家竞争情报；2，国际冲突的”非国家化”，即主角已经不是敌对国家，而是非国家形态的集团，自从毒品贩子出现就已经显出苗头。而恐怖主义的出现则更加明显；3，经济全球化，经济利益把诸大国捆绑在一起了，搞垮中国对美国没有好处，反之亦然；4，高技术改变“间谍”活动方式，已经讲得很多了。…

 发现意犹未尽，还想补充几句，说说中美冲突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对此国内是有不同看法的，我的感觉是仅仅因为意识形态、或民族仇恨，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要知置你于死地的也许有（林子大什么鸟都会有），甚至在某些官员群体里，但是应该不是主流。但是经济技术竞争的激烈程度却大大提高，竞争的方式也为我们所陌生，所以我们一再吃亏，问题是有些人以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来解释这一切，也许讲竞争他那套就吃不开，他的部门就拿不到大笔预算。

郎咸平关于经济安全的一些话，分析和结论基本是对的，但是他风气不太正，刻意迎合社会上某些“主流话语”（实际非主流。只是在某些媒体上霸占了话语权），往往加上夸张的包装，他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却给社会带来中国又一次陷入敌对势力经济包围的印象。对相同证据的不同解读有什么关系吗？有。这里涉及基本的策略。对付狼子野心，不能讲游戏规则，只有以毒攻毒；而对付强劲的竞争对手，就是要了解规则，掌握规则最后玩转规则。

其实加入WTO那天起，中国政府已经认定了后一种路线，中国为此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如果当时不走这条路，而去玩对抗，会有今天的经济实力，有那些“大国崛起”的梦可以做吗？当时国内出版了600多种书大喊大叫“狼来了”，结果根本不是那样。当然有人叫狼来了比没人叫好，但是政府的重大政策基准不该搞混，那要出大问题的。

我的博客内部存有几篇写了开头没有完成的博文，例如曾经为帕瓦罗蒂去世写过几句，那篇看来不会再续，因为时机不再了。而不久前俄罗斯在美间谍案刚刚发生时也写了一个开头，现在把它激活了。

今天下午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请来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闻一来讲“间谍帝国……（全名没记住）”，听了后觉得虽然观点不错，但是感觉不太满意，没让我听到新东西，无论事实或角度还是观点。后来在网上查了查，才知道闻一原来是和沈志华一起搞前苏联档案的，不由产生一些敬意，这才是我尊重的做学问样子。现在一些靠观点极端而出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或“安全专家”，写出来的文章几乎像大字报，引用的事实也多半来自离大字报不远的媒体报道。但是讲间谍这个话题不容易，主要是当事双方都不会披露全部事实，真相永远在迷雾中，这就不仅给小说家提供了肥沃土壤，也让各种观点获得了生存权，莫须有么，反正你无法驳倒我！

最近恰好有三起都与美国有关的间谍案，一是俄罗斯在美10人间谍案，另外是伊朗的核科学家，还有华裔美国人盗窃石油国家机密案。有些人又兴奋一阵，但与力拓案件时期终究无法比拟。为什么？我的感觉是大的方向上传统间谍战已经走向衰败，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对最近出现的小高潮可以打个比方，就像中国股市在走低时总会（常常是人为操纵）出现个别小高潮，股评家会说，这是“掩护庄家出货”。

这个判断主要来自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大趋势，最近发生的事情中，伊朗和中国的案件不好说，因为披露东西太少，而俄美间谍战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应该是支持这个观点的。其中还有两个情况媒体很少有人讲起与这起案件相连，那就是俄总统普金就在这段时期内连续对俄罗斯的间谍活动讲了两次话，一次我5月25日的博文创新能力买不来，也偷不来专门谈到；另外一次见《环球时报》6月30日，其中普金说

“俄罗斯不会当工业间谍，不会‘从主人的厨房偷走美味佳肴后，自己盖上被子偷偷吃，还不敢出声。然后再转手卖出去。’普京称，俄罗斯准备出好价钱进口技术成果，价格会通过谈判进行。他还承诺，俄方会保护出口国的知识产权。”（这引号里的话不知是骂谁，反正我们只当没听到）

两次讲话其实都反映出俄罗斯希望其他国家如何看他们，当然未必是俄国今天的真实，因为传统间谍战肯定还有巨大的惯性，机构人马还在，还会走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大趋势已经显现。

议论俄美毕竟还是为了中国自己的事情。这关系到如何判断当今中国的国际环境，国门以外是不是都到处“亡我之心”？普天之下是不是阴谋遍地？我们要把握大趋势，你要具体说张三是不是间谍，外人也许永远搞不明白，但是大趋势应该可以看出来。《环球时报》2010你7月16日3版有篇外交部政策规划司长乐玉成专访，他有个基本观点是“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当前大国间的竞争总体上属于’文斗’”，这个专业的判断我十分赞同。其实最近国内有一种自大兼自卑的情绪，不仅愤青们中间盛行，甚至可能还蔓延到一些政府官员里。这种情绪在所谓“间谍”问题上常常爆发，冷静地分析，问题的根源可能有几种，一是国内媒体存在误导，也许并非故意，但结果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被很多人信以为真，开头或许是为了证明某种观点而“过滤”事实，结果是自己也给自己造出来的“真相”所迷惑；更大的原因可能是利益，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而夸大某些现象。去年的绿坝主题是“反颠覆”，好像它是站在保卫民族利益的前线，现在清楚了，4000多万玩出来的破烂只不过是个喊着崇高的口号，搜刮人民血汗的小把戏。

《福布斯》杂志中文版2010年7月号发表Kai Falkenberg的文章, 信息披露 过犹不及（杂志要等会才开放当期的电子版，所以尽管站内搜索查到了中文电子版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007/0002368.shtml但是打不开，在其英文版上有，标题为Disclosed to Death，http://www.forbes.com/forbes/2010/0607/opinions-disclosure-legal-contracts-medical-ethics-ideas-opinions.html）。

文章讲的是两位美国法学家分析信息披露能不能使消费者得到真正的保护，他们举了大量例子表明消费者并不因为商家的详尽说明书或厚厚的合同条款而获得知情权。这个我觉得确实如此，人们常常提到的例子就是保险合同，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常常让消费者上当，而你去打官司绝对赢不了，律师会说文本里什么都告诉你了。

两位法学家说，比单纯提供信息更加有效的是提供专业意见。“人们不仅需要事实来帮助决策，他们更需要专业意见。专业意见让事实易于理解，条分缕析，简化决策（译文玄妙了点，本节原文如下：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people need more than just facts–they need expertise. Expertise allows them to put facts into context and simplifies their choices）”。

这个文章情报分析工作者应当读一读。比如to put facts into context就应该是情报分析的工作之一，而一般外行以为分析就是神奇地在信息中读出什么奥妙来。我4月16日博文多少机构还记得它四年前的战略？中引用了IBM公司关于new intelligence的解释：trusted information in context。把信息放到某种背景下，让决策者面临的选择简单明了一些，这确实是情报分析工作的重要内容。

有个跟帖问如何看待唐骏问题。本来也想说几句。

我对唐印象不错，2006年操办国际图联管理和营销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前会”，我主张请一位业外的管理和营销专家做主旨报告，需要讲英文的，就想到唐骏。通过盛大找到唐的秘书，先是答应了，我们在早期宣传资料上都写上了，后来因为他时间安排不出，换了复旦经济学院的张军。唯一有点想法是他作为职业经理人似乎太喜欢玩媒体了，没有想到这次给媒体玩了一把。

外面议论几乎一边倒，情况大体也是清楚的。唐骏最应该做的是低调些，道个歉，在今天中国这实在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名声有些影响罢了。他应该认识到虽然方舟子找上的另外一些人，因为有权势庇护所以帖子给删得干干净净，但是他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保护。只是不知道是听了什么“谋士”的高见还是自作聪明，他选择了不是最差也是次差的做法，结果越描越黑。杨澜的先生、李嘉诚的小公子等商界名人也都有过类似的“学历门”遭遇，但他们比较聪明，在第一时间坦然相对，不也很快过去了吗。

我认为的确需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唐的行为。学术规范在中国至今仍然是奢侈品。别人的事情不说，我问自己难道真的非常干净？当然不是。我的学历什么网上到处挂，不敢糊弄，应该没有问题（我的问题是太傻，不仅中学读满6年，还傻读了1年半“721工人大学”、4年大学、3年多硕士研究生，填表最高学历还是个不入流的上海科技情报所），但是我的文章确实存在不规范。在编辑《探索者言：缪其浩情报论文自选集》时，我就感到汗颜：早期的文章没有参考文献，而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引自国外资料。我后来在每篇文章的前言里都做了说明，想方设法补充了部分主要参考文献，这也是编辑工作花费许多时间的重要原因。虽然当时的事实是，一些杂志的编辑明确提出为了节省篇幅，要我少写甚至不写参考文献，但我在书里没有辩解，因为道理上是我不对，不仅损害了被引用者的利益，我后来自己也觉得吃亏，那些文章有些现在还有价值，但是没有了参考文献，我无法找到当时的论据来为今天服务。实际上今天我在报纸是发表文章还是遇到同样问题：编辑不需要你写参考文献。有些我坚持了，例如《科学时报》3月30日文章（《科学时报》发表“智慧地球”背景分析，顺便吹嘘一下，该文已被《新华文摘》6月下半刊转载），我坚持要保留参考文献。但是有些评论类文章没有办法，我已经想好，今后将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参考文献版”。这只是一方面，此外还有可能的漏洞是报告做ppt文件，有时图片引用也可能有问题，这些都应当注意。

我一贯不喜欢从众瞎起哄，因为没有看到任何一位评论家对自己开刀，所以我来做，相信每个人都严格一点，学术规范才能建立起来，否则谈什么创新！至于揭露那些屁股不干净的大人物，一来没有能力，二来我相信这些天他们日子一定不好过，特别是面对他们子女的时候。

10日上午在嘉定参加了上海大学樊松林老师的追悼会。虽然同在上海，又算一个行业，樊老师生前与我其实交往不多。但是我很早就知道他，主要是通过他写的文章。

在改革开放之初，情报曾经对没有专业基础（包括没有学历，或对原有专业不满意）而又想做点什么的年轻人有一定的吸引力。上世纪7,80年代有一批那样的才俊在情报所或情报领域出名，其中有的后来成为其他相关领域的重要人物。樊老师法语专业出身，可能就属于虽然有专业但是后来“转向”的那些人之一。我进大学后也没有对自己的专业培养起兴趣，所以看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后来逐渐将兴趣集中到情报，那时就注意到一些活跃的作者，其中就有樊老师。印象是他的著作甚丰，在追悼会上听到大约180篇文章和5本专著，这些数字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恐怕不算太突出，但是要知道他写作的旺盛期并没有互联网，无法copy和paste；他也没当上什么领导或博导，不会有写作班子“自愿”为其效劳，所以是十分认真刻苦的作者，对于这个行业的普及应该做出过重要贡献。

樊老师是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二、三和四届理事，所以我代表学会与他告别应该是顺理成章，但是实际上差点失之交臂，我完全是偶然才知道他的去世。樊老师去世后家属在其手机上找到南京理工大学的王曰芬老师的号码，给她发了短信，她询问我一些参加上海类似活动的细节，我才知道。但即使没有学会的职务，这样一位在从来没有大红大紫，现在甚至前途不明的行业坚持前行的专家也是值得给予尊重的。

2009年12月12日我写的博文送别一位老人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再次黏贴在这里，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接连几次在单位食堂看到我熟识的老情报同事离世的通告，可惜都是事后知道的，来不及去最后送一送，留下一些遗憾。每年也会去看看导师的遗孀，但是现在居住在郊区老人院的她已经完全认不出人。因为我进入行业时正是人才大断层时期，那时我的情报同事几乎都是长我一辈的，这代人正在逐渐退出人生舞台，对事业之类我不担心也不想说什么，历史自有它自己的逻辑，该怎样就会怎样，犯不上我们来为它杞人忧天。倒是熟悉和不很熟悉的朋友和同事们正在离去，想起他们多少总还是有点惆怅”

尽管有网络2.0，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但是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媒体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所以记者和编辑的责任重大，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帮助读者拨开迷雾，在信息的海洋里找到真知。但是有时出于种种原因，记者和媒体们做的是相反的事情。有时我感觉怎么像故意要掩盖些什么。这样营造的信息环境是会把人弄傻的，而现在确实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大人物，正在越来越傻。

最近唐骏的学历引起了争议，“爆料”的又是方舟子，此人冒犯过一些还在台上的人，所以被人恨得咬牙切齿。我看了今天《新民晚报》一篇评论，好像此事因为芸芸众生太看重名校学历，觉得文不对题，再看网络上不少高论，还有唐骏本人的答复，绕来绕去，什么英雄不问出处，什么成就足以说明，当然还有攻击方舟子的炒作，说到底就是回避一个事实，那本唐某的自传里不是明明白白写着“加州理工博士”？其实此事很简单，他只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涉及其他。老实说，周围看看，那些大人名人高人伟人富人屁股后面不干净的恐怕真是不少，所以我们的媒体还得这样绕下去。

还有一件蹊跷的事，又是个华人盗窃国家机密，主流媒体的报道基本看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再问下去肯定就是“炒作”，有汉奸卖国之嫌。但是《环球时报》字里行间露出一个情况，外国人说那个中国石油数据库，是后来才认定为国家机密的，究竟是不是？绕来绕去只听说主权、干涉内政等政治口号，无人回答真相是什么。我自认决非卖国贼，但是也对此十分关注，原因很简单，经济技术情报这行，这是绕不过去的坎，我们需要有清晰的法制。至于2007年犯的事用2009年的规定来判，那种事后认定的做法，在任何法制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也许那个家伙真是坏东西，贪图私利而损害国家利益，但是一个大国如果视法律为儿戏，让一些“大人”凭“爱国主义热情”而随心所欲，对国家的危害则肯定严重得多。

本文从6月20日写起断断续续到29日晚总算完成。

6月1日博客《竞争情报》卷首语草稿CI夏季号卷首语：情报人才的”旋转门”提到的旋转门，也许在小说电影等作品中并不少见，例如我在去年5月25日的博文失真的数据和电影里的商业间谍提到的电影“口是心非（Duplicity）”，不久前在央视电影台放映了(好象不太好看，不过我总是一心二用原文对白没听懂也许是原因之一)，这部片子讲一对原来分别美国CIA和英国MI6做特工的男女后来都为大公司做商业间谍（我猜想就是做竞争情报，媒体喜欢说成商业间谍），听上去满有故事，所以类似文艺作品想必不只这一个。

写那篇博文时心里有些实际的案例，当然有些是仅在朋友间知道的就不便公开，因为不知道其本人是否愿意让人周知，这里就采用出版物上公开报道的几例。

《财富》 （中文版）2007年10月（下半月刊）184-191页“间谍加盟华尔街，（英文版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_archive/2007/07/23/100134938/index.htm）”一文是典型的旋转门例子，文中的主角雅米．米希克（Jami Miscik）现在是雷曼兄弟的全球最高风险主管。在2005年加入雷曼以前，米希克在乔治．特尼特任中情局局长期间曾领导情报总部（文章后面提到她的最高头衔deputy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中文版翻译为“中情局情报副局长”，不知道是不是确切），里面共有上千名情报分析人员，这个部门主要是搞各个国家的评估报告(National Estimate)，我以前博文提到过，现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也曾经在这个部门工作过。由于命运的玩笑，两个致命的错误令她离开了中情局，一是911事件前虽然她的人马发觉了某些预警信息，例如8月6日，米希克的团队发表了题为”本．拉登决意袭击美国”的文件，但不足以引起总统和其他决策高层的注意，被认为是负有责任；二是关于伊拉克的《2002年国家情报评估》对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判断，后来也被证明是个灾难性的错误（我倒宁肯相信在一定意义上她做了替罪羊）。

那么金融巨头为何看中这位失败的情报女头子呢？除了后来证明以上错误并非主要她的责任，撤她职没有道理外，主要就在于她精到的全球地缘政治知识，而这些窥探全球经济形势的金融大鳄非常需要这样的知识和判断力。到了民间机构她薪水涨了一倍多，但是工作方式变化很大，比如无法依靠中情局的信息源了，目前她完全像一个竞争情报工作人员那样每天阅读两小时各国的报纸和一些有关网站，还保持一个人际情报网，包括华盛顿联系人、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和智囊团的专家。

以上是个难得的比较详细的案例，其他就比较简略了。2002年机械工业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经济间谍探秘 》一书中就披露了一些具体案例（该书英文版：Adam L. Penenberg, Marc Barry: Spooked, Espionage in Corporate America，PERSEUS P U B L I S H I N G，Cambridge, Massachusetts，2000，ISBN 0-7382-0593-1）。

那本书很有意思，我首先想得一提的不是旋转门，而是中情局对大企业的情报培训。书中提到1985-89年中情局科技部帮助美国企业培训了一批经理；之后1999年元旦中情局等国家安全和国防情报机构召集一些大公司负责战略的主管，开启了一个Nomogenisis Project(《经济间谍探秘》上翻译为“通用情报培训计划”），这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培训主要关于企业技术情报的获取和分析判断。而这些培训以后“公司内部的情报部门就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中译文原文），而且也为“旋转门”开启了大门。

难得的是书中提到情报旋转门的一些具体实例，比如大篇幅谈到Jan Herring（简赫林），还有William DeGenaro，前者我曾经数次会面交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2009年SCIP年会上；后者在竞争情报界出名是其在3M公司做的成绩，我在1994年法国一个会议上见过。书中说这个趋势开始于1980年左右，确实与冷战结束，许多人幻想情报战即将告终有关，无论如何这个趋势已经逐渐被企业所接受。其中赫林被视为带领这个潮流的成功者，他原本是中情局负责国际贸易情报的，比如WTO谈判等，所以转向企业应该比较容易，书中提到不少经历旋转门的前情报人员都是赫林的下属。

书中有整整一章谈的就是摩托罗拉的案例，而这个案例之所以成为案例就因为简赫林的贡献，但是不能忘记“伯乐”的作用，那就是摩托罗拉的CEO高尔文，是他主动挖掘原中情局人马来增强企业情报能力，甚至书里还暗示正是此人造成了赫林的跳槽。他可能是美国情报旋转门的第一人。

具体的细节当然不会在这里复述，只想指出一点，看了这个相对比较详细的案例，就能够对我们文献上许许多多“企业竞争情报系统”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书中提到（当然是到该书发表的2000年），像赫林那样走进旋转门的可能有数百位，可见“旋转门”确有其事，然而必须提到的另一面事实是，即使赫林那样著名的旋转情报人，他先后帮助建立的20多个企业（其名单相当壮观）情报部门只有一半存活下来，所以即使在美国企业竞争情报也情况复杂，有些也是步履艰难，说实话当我看到无数鼓吹竞争情报的文章都以世界500强有多少比例（不记得具体多少，总之很高）建立了竞争情报部门为开头，总是在想有多少人真正愿意花功夫了解一下企业竞争情报的实况？不要说美国的了，中国的企业又如何？

《福布斯》杂志（Forbes）中文版2010年6月号112页“创富隽语”栏目发表了一组关于情报、间谍和保密的格言，但是中文网站上杂志http://www.forbeschina.com/只到5月号（上），所以查了英文网，（Thoughts On Espionage http://thoughts.forbes.com/thoughts/quotes/espionage），那里一共收集了26条，而中文刊选择了其中10条，虽然少了些，但是优点是将作者的身份做了介绍，而原文则无。原文收集的20多个格言作者中有情报专家，例如CIA的前局长等，中国的孙子也可以算吧，引用的是”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中文版没有用，这里的文字是摘录自其它地方。原文为It is only the enlightened ruler and the wise general who will use the highest intelligence of the army for the purposes of spying, and thereby they achieve great results）”。还有物理学家奥本海姆，但是大多是作家，包括多名间谍小说家，例如以写冷战时期间谍战（如《寒风谍影》）著称的John Le Carré，我比较爱看的《豺狼的日子》、《敖德萨档案》的作者Frederick Forsyth等等。

在这里写到并非因为那些格言对我们情报工作有什么启示，而是觉得比较有趣。例如中文版编辑选的几则：有的搞笑：“使人们对权力充满欲望的猛烈春药之一是有机会接触到秘密情报”、“人们总是在小便池旁泄露最要紧的情报”；还有的值得我们思考，如“我们知道保密的代价是腐败。在保密工作中，未被发现的错误将会茁壮成长并反戈一击（最后两词翻译不太好，都用了褒义词，其实是贬义的；subvert似乎应是“混淆黑白”或“颠倒是非”）”、“真相被压制了，其目的不是为了使使国家免受敌国间谍的侵害，而是保护以人民为敌的现届政府”，还有一则中文版上没有的“The life of spies is to know, not to be known”也不错。无法再引太多，恐怕涉及知识产权。总之值得一读。

顺便说说该杂志网站上收集了上万条各式主题的格言，这20多条只是Espionage类别的，而其中有intelligence这个类别，但那都是讲智能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