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最近参加一个上海市信息化规划的讨论，议论到规划需要一个简短而响亮的目标表述。例如最近提出的“智慧广州”，有几个选择大家不满意，例如“智慧”，时髦是时髦，一是已经太“普及”了，说不定许多城市又都会赶在一起了，再说它多少有点IBM的影子，不还有人在质疑智慧地球智慧城市中的“阴谋”？还有专家指出既然是管5年的，到那时智慧恐怕还说不上；再有“智能城市（原稿中用的）”，大家也觉得有点倒退了，缺乏时代特征。我说国际电讯联盟(ITU)早在多年前，大概是2001年起，就已经在做智能城区（intelligent community）的指标了。

我后来建议两个供讨论，一是“第二代信息港（Infoport II）”; 一是“信息化大都市（主要对应国际化大都市）”，说实话，这两个都不很精彩，但是我觉得不错。本人倾向二代信息港，原因有以下：

首先，会议主持人提到，在一些讨论中专家还是怀念“信息港”，都觉得这个十五规划期间提的目标不错，遗憾的是十五结束，宣布信息港建成，所以十一五规划就没有提出简要的目标表述了，采用的是类似“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水平”那样的表达，我对此一直觉得不好，那不是目标，是没有自信心的“瞎子过年看隔壁”！总之，现在还有人记得信息港，说明它真还不错。

其次，这个名称是真正上海创造的，可惜没有申请服务商标权。它是我们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一位叫洪建军的研究员（已退休）提出的，我后来查过，虽然日本人用过“情报港（Teleport，日文汉字情报等于信息）”，但是信息港（Infoport）毕竟还是有些不同，而且它特别具有“上海特征”，其它大城市，除了天津，本身都不是大港口，所以信息港非常“上海”; 虽然我也知道当时国内不少城市也推出了各自的信息港，那是国内跟风习俗，所以规划经常雷同。

第三，我觉得我们的规划太缺乏持续性，换届政府就要换种说法，都希望突出自己的政绩，采用“第二代信息港”提法; 就是希望给人一个上海市在踏踏实实一路做下去的印象，完成了还可以第三代、第四代……

最后，信息化大都市虽然也可以，其英文翻译（那是一定要考虑的）就比较烦。其中信息化虽然有个英文单词Informatization，但那是非英语民族生造出来的“英文单词”，不很顺。Infoport虽然也是生造出来的，但比较之下容易被人接受。

当然这个话题并非规划的最关键，我趁机提出了规划思路创新的问题，即不要像以往那样从信息技术行业自己的分类出发制订规划，比如物联网、云计算、硬件软件等等，而先考虑我们需要信息化解决什么问题，反过来倒逼信息技术行业本身的发展，我提出三大板块：一是继承世博会的“让生活更美好”，为民生服务的信息化，三网融合、医疗信息化、老龄服务、社区服务都可以在里面；二是为产业服务，支持四大中心，主要是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以及支持其他产业发展（工业化信息化融合）；三是城市管理，以前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在三大应用板块确定之后，在下面再建设基础平台，这样可以有的放矢，真正实现应用导向。这个框架被会议基本采纳。

不过会上最后“信息港”好像被冷落了，多数喜欢“信息化大都市”。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二代信息港好，所以就有了这篇博文立此存照。

14日博文IBM“智慧城市”成功拿下中国8城中提到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中IBM代表说到Smart Planet II，他还说需要资料可以提供。于是通过专家委秘书处去要了，今天得到一份IBM董事长兼CEO彭明盛1月12日在伦敦的讲话稿，其公司网站上可以找到”Welcome to the Decade of Smart“ http://www.ibm.com/smarterplanet/us/en/events/sustainable_development/12jan2010/files/palmisano_decadeofsmart-12jan2010.pdf

演讲地点在Chatham House ，查了“EngKoo英库”居然给出个什么“查塔姆研究所”的译名，其实那就是赫赫有名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演讲内容当然是报告提出智慧地球一年多来的成就，比如仅智慧城市就召开了100次会议，2000城市领导人参与会议，据他说对439个采用了城市交通拥挤缓解系统（不一定是IBM的）城市做的调查表明，平均每个城市每年节约乘客交通时间70万小时，节省费用15百万美元，而IBM做的4个城市成绩还要好。类似案例还有许多。

这倒没有出乎什么意外，让我联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今天下午在上海市科学会堂为“文汇科技创新论坛”讲了“智慧地球背后的故事”，这是近几个月来做的一个研究，写过好几个博客了。我讲到这个智慧地球“好象重点就在美国和中国推广，特别是中国，欧洲倒没听说过，当然我没有做过详尽的调查”，结果晚上就有证据了，大概正是如此，从这个报告里可以感觉到这是在英国首次这样做推广，而对中国，彭明盛却是情有独钟。智慧地球背后的催生婆：2006年创新头脑风暴完成后，彭明盛居然是在11月特地到中国来首先宣布完成10个项目的筛选，投资1亿美元，开始我在英文资料中读到还不大相信，最后查下来非常可能就是这样。那次他特地带来了《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但是国内除了一些IT媒体外光注意那本书了和它的明星作者了，似乎并没有太买他的帐，我后来就自责当时为什么一点感觉也没有。2008年金融风暴爆发，IBM首先借助“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在美国抛出创新救市方案，其中大多就是一个月后正式提出的“智慧地球”里的内容。以后的故事又主要在中国展开了，所以我们中国的企业如何“接招”真的要好好想想了。

前些天有几个博文提到IBM的智慧地球成功“忽悠”了中美两国，事实上它还在继续忽悠，而中国人民也把这个当作了科技新动向在那里继续“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昨天晚上看到《福布斯》中文版一篇文章，发现在IBM2009年春在中国推出智慧地球以来，攻城掠池，已经颇有斩获，仅其中“智慧城市”一项，就已经与内地8个城市达成合作协议，具体见下表：

[以下引用]

武汉 两型智慧城市 2009年3月26日
上海 智能化 2009年7月
无锡 软件信息孵化 2009年7月25日
广州 数字广东 2009年8月26日
沈阳 生态沈阳 2009年9月16日
东营 智慧东营 2009年9月27日
南京 智慧南京 2009年10月22日
昆山 城市信息化 2009年10月20日

[以上引用]资料来源：Hu Yifan: 智慧化生存，福布斯中文版，2010年1月，96-97页（没有找到电子版）

今天上午是第5届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颁证及座谈，我简短发言就提到这个事实，揭示了智慧地球背后的水有多深，推及我们做信息化规划需要创新，我说如果说下一年科技10大动向，老外们的共识往往与我们差不太远，但是产业化方面他说要上10个项目我们也许一个也不适合。没有说的是，不知深浅，千万不能随便让人继续忽悠了。

我们现在的所谓产业规划，说白了是受到两种力量的强烈影响，一是外国的，或跨国巨头，或权威研究机构，他们说我们就相信；二是国内（本地）大企业，比如我们的信息化规划现在还在分什么“集成电路战略”、“嵌入式软件规划”，基本是制造工厂要资源想扩张的原始水平。在这点上智慧地球没有主动告诉我们的内容却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

本届专家委员会有几位国际IT巨头的代表，巧的是今天会场上IBM那位正好坐在我的正对面（我讲完后对他说如果不对，请批评），是个老外，带个翻译大概没有听明白我说的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在后来发言中继续自豪地推销，说IBM已经推出智慧地球II，这倒需要了解一下。

有趣的是会议结束后，除几位老朋友来寒暄外，有位陌生人也来夸奖我说得好，拿到名片原来的Intel亚太区中国研发总经理（华人），我突然明白其实不是我说得怎么样，而是IBM搞得太热闹了，别的跨国公司说不定都一肚子火呢！

去年最后一个博文第二条“注意指标数值的饱和”有点问题，一直想补充一下。

指标用来进行两种比较，一是横向的，比如上海与北京比，与全国平均比，与亚太其他城市比；第二类是纵向比较，与自己比，与去年前年比。

关于那些技术进步迅速，很快达到饱和的测度，不能简单地转换为相对指标，只能弃用。相对指标是完全新的一种思路，几年前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报告过一个观点，就是对于信息化研究，沿用实体经济的分指标加权汇总可能不合适（实体经济也有饱和，例如报酬递减，但比较慢），因此建议采用对标(benhmarking)方法，世界通讯港联合会（WTA）的智慧城市（intelligent communities）就是采取这样的做法，不搞绝对值的指标，一律相对比较，设定六个指标，每个指标各城市排出相对名次，其好处是指标不必永远不变，可以根据技术的发展及时调整更新，我觉得最大的优点是可以突出各自的特点（各个城市，或其他比较对象，为什么必须一样？这是指标汇总难以避免的尴尬），就像高考的特长生，只看总分很可能会牺牲他们。

但是这样只能比出先后，对制订政策没有很大作用，所以纵向比较还是需要的，它要求简单可行（不强求全面）、定量可测（专家打分一般不合适），可以按照自己的特殊情况设立独特的指标。

所以说相对指标不是解决“饱和”的办法。

我在“IBM鼓吹智慧地球”这篇博文这中提到关注智慧技术如何增加就业这个问题，今天周末有时间就在网络找答案。虽然没有找到1月5日那天的《华尔街日报》报道原文，但是下面这个链接的文章具体详细地描述了20万这个数字是如何产生出来的：

Investing in smarter infrastructure will create more than 949,000 new jobs in 2009 http://www.asmarterplanet.com/blog/2009/01/investing-in-smarter-infrastructure-will-create-more-than-949000-in-2009.html

文章中提到一个研究，发现认为美国如果投资在宽带、医疗IT和智能电网上各投入100亿美元的话，就可以在2009年为美国创造94.9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仅智能电网一项就可创造23.9万个工作岗位。作者（IBM政府项目副总裁Christopher G. Caine）没有说这个研究是谁做的。

实际上另外一篇比较客观（但也力推智慧能源技术）的文章IBM Selling Smart Grids To Obama http://peakenergy.blogspot.com/2009/01/ibm-selling-smart-grids-to-obama.html 披露了，就是我在12月11日文汇报文章中提到的美国那个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和IBM一起做的研究，而我估计经费应当是IBM出的，出面向当选总统班子提出的创新救市方案是基金会，而背后是大公司，事实证明奥巴马政府确实采纳了其中的大部分意见。IBM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咨询背后的路线图昭然若揭了。

IBM对中国也是这样，智慧地球，以及其他许多类似新观念，来到中国以前，他们首先是做政府公关，找大领导，或者请领导到他们那里参观，他们十分清楚中国许多“决策咨询”其实是看领导脸色的。

我在中国国内算是最早揭示美国创新救市的人之一吧，至少就公开发表的来看，没有比我2008年12月11日文汇报文章再早了。看来也是反映了美国一部分利益集团的观点，在当时我其实并不了解这一点。好在以自己多年做情报研究的经验，并没有把话说死，只是在国内尚未注意（美国利益集团尚未到中国来推销）时介绍了美国的这个观点，我的文章明确表示了对其观点的谨慎，还提出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我早就看到资料，奥巴马团队在竞选中得到高技术公司的资助数额是麦凯恩的5倍，他更加倾向于这些集团的利益这恐怕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对待外来的信息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需要再次强调我在《学习时报》2008年5月5日第7版上发表的“决策要警惕喂来的信息”一文http://www.studytimes.com.cn/WebPage/xxsb/html/6557.html。这个案例实在是对那篇短文观点的非常好的证实。

当然，至少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觉得提出美国的创新救市方案还是必要的，这也正是我们的救市方案中一开始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是完全顺着这个笛声跳舞却是需要小心的。《科技日报》3月4日03版发表的“智慧的地球”扑面而来（署名：赵杨），以及整版其他文章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81/kjrb/html/2009-03/04/content_18881.htm看来是为IBM鼓吹的，其中大部分文章的作者说明是IBM公司的，而恰恰上述头条作者不披露其身份，不知道他什么背景。我参加了IBM公司在上海的推广会后，再看这篇文章并没有发现中国作者有什么自己的分析，看来是为他们吹喇叭的。还有近来关于智能电网出现的大量详尽的研究性文章，我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是看来背后至少也有人提供帮助。

三点评论：

一、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本人一贯反对“阴谋论”，不希望人们将以上文字解读为外国公司阴谋之类，我仍然认为宽带，信息技术和综合能源（含新能源技术、节能材料和低炭生活方式）这些的发展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其中IBM推动的智能电网等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任何研究都需要资金，不能说拿了政府的钱就一定是为政府抬轿子，拿了福特基金会的钱就是卖国贼，但是咨询研究一定要亮出自己的底牌，包括资金和信息来源。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为它们说话也可以，我在另一文章中也说过，如果各个集团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民主了。但是不要假装自己是为“人民的利益”说话。

二、我们搞情报的，和其他为决策提供咨询和研究的人一样，不要糊里糊涂就为利益集团当了吹鼓手，今天的信息渠道已经充分畅通，你只要想知道，至少可以说绝大部分资料都是可以公开获得的，只是我们中有些人赖惯了（更不说拿人家好处的），所以今天中国搞咨询研究的、搞情报的不大值钱，当然有些决策者也不要你“值钱”。这是另一回事。

三、我们这里许多整天在叫软实力的人，其实不懂什么是软实力，我们没有引导舆论的实力，不仅是传播能力和方法，更是缺乏背后制造议题的能力（不提政治上的问题），这需要强大的科研和咨询研究力量的支撑。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才会真正强大起来。

上午参加了IBM举办的智慧地球会议。由于SCIP2009会议的报告交稿期快到了，所以只能简要报告一下，让自己不忘记，其中一些文字是在会场上写的。

经济学家樊纲和IBM中华区董事长周伟琨作为佳宾做基调报告。樊刚介绍了宏观经济形势，特别是画了张像长波那样的泡沫周期图说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Smart Infrastructure， Smart Company，Smart City”

周伟琨当然推销他们的智慧地球概念，十多年前见面交谈过（当时我们是其重要客户），普通话还没有什么长进，但是这个公司是了不起，不断制造概念，引导潮流，而且拿出来的东西恰恰是我们需要的。比如那个智能电网，他告诉我们世界上40-70%的发电量都消耗在电网上了，非常可怕，在解决全球能源问题中仅仅这一项就不得了，又如向北京上海推销智慧城市，主要是交通，又有实际例子，如马耳他，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你明明知道它在推销自己的技术和产品，但是不得不仔细听他的，还觉得头头是道。听了他讲智能电网，我甚至怀疑最近国内关于这方面一下子冒出来详尽细致的分析源头恐怕是来自这里（作者以往好像没有能源研究经验）。

但是周的讲话中有个小差错，说拿破仑曾经流放马耳他岛，实际上他两次流放，一是厄尔巴岛，二是圣赫勒拿岛。

 主旨报告以后是专家讨论，不怎么样。IBM两位，我们这里除樊纲，一位来自电子商务企业，一位官员背景，我们这里常常喜欢在概念上做文章，那位准官员发言有意思，先纠缠于语词，智能和智慧区别之类，后来在回答一个涉及中国的问题时，他犹豫了一会，最后显然选择了一个他大概以为最“政治正确”的答复。其实这个问题一点没有什么敏感。

过去我总说中国人比较谦虚，在讨论会上常常不敢发言，现在来看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几次开会都遇到表现欲很强的提问者，他/她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听被问者的答复，而是要讲自己的话，讨论会上一共两次提问机会，基本上浪费了，首位大谈“物联网”是他2003年发明的，想来个幽默，说IBM没有付钱给他，其实一点也不幽默，没人发出笑声。另一位提问先发表一些“智慧”的评论，老实说我听不懂，他后来问的问题主持让周伟琨回答，他也说听不懂。

 我也举手了，没有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智慧技术与就业的关系，一般来说智慧就意味着用人少。特别是周的报告中提到一点我很感兴趣：

 年初IBM全球董事长与奥巴马交谈，提出：

“如果有效投资300亿宽带建设、电子医疗及电网建设，渴望为美国创造90万个工作岗位”Wall Street Journal, 20090105，我很想知道其中的路线图究竟如何。

主持请了第一财经的崔燕，很不幸对其表现我只能打３分，不但难以和专家们有效互动，做的评论常常文不对题。平时在电视里看到还不错的，当场居然把“转行”念成了Zhuan Xing，这种错误不可原谅。

12月9日收到我在中国科协24次学术论坛发言的速记稿，整理了一部分发布出来，以下是第三部分末叶是最后一部分。末尾的讨论绝大部分是其他人发言的速记稿，未经整理，所以不方便发表在这里。

（继前）

    下面做点分析，我们到底做了该做的事情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讨论的，这是个好事情，不是坏事情，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优势，我的感觉是这个领域很多部门和专业都可以做，我们图书馆做除非有特别的高招。

    这个图（指投影上的图）是临时画出来的，因为上午有个讨论题目是我们现在搞的所谓决策研究、战略研究是不是图书馆业务的自然延伸？我的答案是“不”。这是两个独立的循环，一个是信息流循环，另外一个是决策程序循环，但是我们图书馆有可能恰好在两个循环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上海图书馆正好在两个环之间找到了一个连接点。我想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我刚才讲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循环，每一个都可以做成产业链、价值链；第二是两者有可能找到共同点，可以连接起来。当然这个链不是简单的圈圈，单循环，它们非常复杂，但是每一个都要有话语权，有各自的利益，甚至互相之间还有竞争。大家还知道，像在决策循环中我们有一些“内脑”很厉害的，我们发现我们干了很多活不是给领导看的，是给他们看的，他们的存在造成了我们的烦恼。什么原因呢？在高层决策咨询服务上图书馆很可能永远不可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只是给他们提供炮弹，提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他对领导对社会不说你图书馆的，而是他们研究出来的，这个情况很多。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服务，但是有时候就造成角色偏差，我们并不是想要钱，而是希望有社会参与的机会。

数字化这里我就不讲了，前面差不多已经说了。我觉得要从自己优势出发，你要有自己的高招。我们不像国家图书馆，没有能和它抗衡的。我们上海图书馆，也可以做一些别人不可代替的工作，就是在决策链中有自己的地位。我们不会去抢高校研究机构或者政府一些智囊团的饭碗，他有他的角色，我有我的角色，一定要搞清楚。

第二、我认为一般图书馆不适合开展战略研究，就是做一些简报给领导看，可能到此为止了。

12月9日收到我在中国科协24次学术论坛发言的速记稿，整理了一部分先发布出来，以下是第二部分

（继前）

    已经结婚了，刚才讲了很多案例，但是我没看到过具体讨论他们为什么会结婚的分析文章，或者说图书馆的人搞情报研究有什么理由。我原来是搞科技情报的，1984年左右读到一篇日本的文章，三菱的一个工程师，公司派他改行去搞情报分析，一年后他写了篇“情报分析一年级生记”的体会文章，其中有个小标题叫“情报分析专门家存在的理由”，比我们搞情报的研究人员想的可能都更深刻。他讲三点，后面解释的话是我说的。第一点就是熟悉信息源。即使专家、博导，也许找东西找不到。像很多灰色文献，还有跨库检索问题，但因为厂商故意做得不一样，它们就是不想让你共享，这里就给我们提供空间了，专业的人员就有本事不同的信息源中去找到用户需要的信息。

第二、熟悉信息利用和分析的方法。比如文献计量分析、专利统计等，虽然这没什么了不起，但毕竟还有一些方法，专家未必熟悉，这是分工问题，不是说我们搞情报的比科学家、行业专家还要厉害。几年前科学院要求在依靠科学家、院士提供的咨询以外，还需要图书情报系统做一些科研战略方面的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比较客观，没有利益冲突。我们的专家都敬业，热爱自己的专业领域，但这也造成往往对资源分配难以客观，也可能影响到他们对大方向大形势的判断。图书馆在这方面可能是个重要的优势。

我们图书馆想做战略研究的话，也许从这里面可以找到些成功或失败的线索。

下面说一下“为什么”。首先是有需求。国内地一级的图书馆也找我，他们很有需求，我觉得这个挺好。要想加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加强信息化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当前政治改革的发展趋势肯定需要客观的分析作为决策的支持。

    但是仔细想一下，里面情况又很复杂。这个需求有没有其他机构在做？你们能不能做得比它好？最近一个地级市图书馆就说他们那里没有情报所或其他政策研究机构，我说这就可以试试。还有一说是提高地位，国外有篇文章讲企业图书馆员搞竞争情报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其在企业中的地位。图书馆员搞自己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可以提高在学术界的地位，这也是一种动机。还有些人认为要做好图书馆服务，还需要做点深度的服务，即使提供资料，却一点都不了解、不参与它的研究过程可以吗？这个究竟是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核心的原因当然还需要考虑。

因为我今天就这个主题发言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上海图书馆和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了。我要客观的分析一下利弊得失，应该说这么做的话确实有很多好处，利肯定大于弊。

一个是合并后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我们上海图书馆现在一年的预算是两亿，一亿左右是资料。我分管了十几年的IT，信息技术应用，一年几百万上千万左右，大大超过合并前两家的总和。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钱很难用，手续很烦。花钱要做事情，我们人手也不够。我们的人有点责任感，不能把钱乱用，所以带来另外一种麻烦，但是不是缺钱。

    第二、我们的资源，无论是文献资源还是IT，实力都大大增强了，员工收入提高，招人也容易了，这个很重要。道理刚才我讲了，预算多了。当然这只是现象，原因是新机构整合了多种功能，社会影响大多了。

第三、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特点，以前没讲到的特点。原来情报所属于科委的情况下，我们不会给经委做太多事情，当然零星做些可以。科委觉得你是属于我的单位，我给你钱，你就不能帮经委做事情，也有手不伸太长的考虑。这是咱们国家客观存在的所谓“利益集团”，这已经变成中性名词，没有贬义，是客观现实，每个省市都是一样，每个部委也都是一样。那么我们原来属于某一个利益集团就有点麻烦，而现在我们官方的说法是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不直接隶属于政府的某个行政系统，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自由地给各个部委办、区政府以及社会做了很多事情。

同时我也发觉我们作为文化部门，这样的一个角色在全上海都没有，中国可能也很难找到。当然我们也有弊，很大的一点就是企业文化，图书馆跟情报所两种文化不一样，刚才很多人讲人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多年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舆论中的形象，认为图书馆是很简单的工作。曾经有什么亲戚、朋友、同学、老乡打电话说，他家孩子挺老实的，也不要拿高薪，只要一份安定的工作，还可以看看书，希望到上海图书馆开工作。老实讲，现在我们的图书馆根本不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原来高材生很少来我们同书馆，过去像上海同济、华师大这样的学校学生来的很少，现在由于扩招、就业困难，北大、清华也有学生来。但总体来讲，素质高的学生来对你的单位不一定有事业心，不一定想干一辈子，留不住，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你在社会上有定位，要更换你的角色是挺难的。我们现在感到我们很努力想成为上海市最高决策者咨询功能的一部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很难参与，我们经过努力有一系列建议会送到上海最高领导那里。但实际上很多市里面重大决策，我们的人往往是以个人角色参与决策，比方说我们有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的情报领域里面的工作者，现在也有年轻一点的，有机会参与一些重大决策前的讨论，但是这往往并不是因为我们单位，人际关系没有以后还能不能参与就不知道了，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的现状，我至少接待过四、五批国内情报学和图书馆人员，都想来看看能不能学习我们，结果没有一个搞成的。甚至像苏州市跟我们一样，情报所和图书馆造在一起了，一条马路面对面。青岛市市政府派来了包括文化厅、科技厅、图书馆一起来看，后来好像也没有搞起来，这个里面有很多问题。我们上海很特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今天收到我在中国科协24次学术论坛发言的速记稿，整理了一部分先发布出来

先结婚后恋爱？图书馆与战略研究

先解释一下标题。我想用恋爱与结婚来形容图书馆与战略研究的关系。就是原先没考虑为什么，图书馆和战略研究事实上就已经结婚了，而我们现在再来讨论我们干嘛结婚，有没有爱情这么一个问题。

我在02年一份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个简报，这个消息国内都没什么注意，是说美国9.11事件发生前接到的唯一一个非常确切地描述事件将会怎样发生的预测报告来自于美国设在国会图书馆的研究部门，叫“国会研究部(Congr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这是得到证实的。另外1924年有一本书，《美国公共图书馆和知识的传播》。这个书有电子版可以下载了，因为它已经没有版权了。书的作者认为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城镇的中央情报局”，我对这个论点非常感兴趣，但和我的论述主题没什么关系。

但我下面讲的确确实实有关系，就是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很多经验实际上为战后的科研做了很多铺垫，包括很多社会科学，这点我们国内注意很少。我在《大趋势》这本书的前言中看到，作者使用了一种叫做内容分析的方法，就是HD Laswell在二战期间领导一个“政治时期通讯研究”项目组，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他们对德国的报纸做了系统分析，还发展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就是内容分析法。可见图书馆做情报研究是有历史渊源的。

再有我们都知道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长叫比林顿，他是一个俄罗斯问题专家。我最近很偶然地看到他网站上的个人简历，他战后大学毕业以后去当兵，后来就去做了几年National Estimate，就是对每一个国家做评估分析报告，他大概是做俄罗斯的，而这个工作是属于中央情报局的，原来他的背景中也有这样的经历。这是很有意思的情况，即图书馆跟所谓的战略情报实际上有很多关系，当然这个例子不是说有什么逻辑关系。

但是我要想讲的是国际上大的国家图书馆，有的是和国会图书馆合在一起的，像美国，像韩国是分开的，既有国会图书馆，又有国家图书馆，这些国家图书馆都具有非常强大的研究部门，它不是研究图书馆学，而是研究战略的。最著名的就是美国CRS，他现在有800个专家，他们做的报告很多。我曾经做过一些案例，比如有些国家在重要的法律出台前都由这些研究部门做了一些相关研究，这是非常符合国内战略研究情况的。

我们单位专门派人去美国国会研究部考察，我自己曾专程去日本国会图书馆研究部门那里访问过，他跟美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和图书馆的业务是紧密融合的。美国国会研究部是根据国会命令建的，有个指导委员会，民主党共和党各6个人组成一个委员去管它。它有个理由就是非党派，一定不能只代表某一派的观点。因为有很多思想库是属于党派性的，比如像“布鲁金斯学会”可能是民主党的，像“企业研究所”可能是亲共和党的。虽然CRS是非党派的，但它并不是由外面人来掌管，而是由比林顿管的，它确确实实是国会图书馆的一部分。

    日本走得更远，它研究部门里的研究员和馆员是可以互换的，管图书馆业务的可以去研究部工作，我认识那里一位朋友，他以前的职务是“司书”，完全是图书馆业务的，那次去又见到他，职务变成了研究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这个不像独立的研究机构，而像图书馆业务的组成部分，我想着说是不是说明传统图书馆这些人也可以做好研究，还是他们的研究业务主要还是信息资料类别的，不清楚。这就不像美国图书馆研究机构跟图书馆业务没有多大关系，它另外有一个副馆长，当时叫Winston Tabb，管图书馆业务，图书馆员似乎不可能成为CRS的研究员。

    另外我们是上海市，我们很关注国外地方图书馆的类似情况，因为国家立法之类的也不归我们管，我们就发现美国一些州的议会图书馆很值得我们借鉴。像加州，他们做了很多很强的对硅谷的研究，包括加州的很多政策规划，加州议会图书馆也会参与。还有纽约市。本来我们也不知道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有这么一个功能，因为上海市要举办世博，我们当时主持翻译一本书，关于历届世博会效果评估的，结果我从书中发现，有个评价纽约市那次世博会效果的研究评价报告是纽约市图书馆做的，很出乎意料。我们觉得也许因为这个事情商业性的评估机构不太愿意干，但是这个事情为国家、为立法其实贡献很大，而中国的重大决策也一定要有一个客观机构来事先研究和事后评估。

    现在我们两会的代表和委员除了干部都是些专家，其实还不够，应该还有些人是直接反映老百姓利益的，代表各种群体的声音。夸张点讲将来可能有乞丐的代表，他可以是乞丐，是文盲，那他们如何理解重大决策呢？怎么投票呢？就要有人给他提供基本的信息，专家也需要在其他领域的知识服务。我觉得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必不可少的，而我们图书馆就要去提供这些客观的中立性的信息。

国家图书馆的两难

学术沙龙不断有与会者提到国家图书馆的是是非非，第二天上午终于由申晓娟做了主要发言，报告了不少我以前不了解或不完全清楚的进展。实际上国图这些年来的努力和成绩是行内众所周知的，其他不说，他们对决策研究一类工作（与情报接近）的关注，可能是许多外人不知道，例如企业服务年会开了好几次，都是作为馆内重要活动。我们号称图书情报合一的单位也应当认真学学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行业内部大家都比较理解，所以很少批评，而参加沙龙的不少“圈外人”就没有那么多顾忌，其实这是社会上声音的反映。申也解释了国图面临的难题，就是社会压力。

我后来说了一句，申提了一个正确的问题，但是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由于发言时间短，没有进一步解释。应该补充一句，这当然不是国图本身给出的错误答案。

群众看书难确实是问题，但是不是应该把国图再搞得更大来满足这种需求？大城市都有这样的问题。国图的定位应该是十分清楚的，这还要含糊真是出大问题了。

媒体喜欢捧明星，也喜欢咬明星，这取决于怎样更能够抓眼球。在我们行业内部国图当然是大明星，它也没有办法买通媒体或什么“竞价排名”来为自己做公关。

当然问题也不只是明星，国图最后屈服于不仅是媒体，更有些不相信真正的专家，而跟着媒体营造的“民意”走的领导。

只要看看足球界吧，外面骂得一塌糊涂，他们照样故步自封。这是什么原因呢？

会议上唯一一个老外就是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Steve O’Connor。

他讲得很简单，努力加了一些中文，主要概述了该大学图书馆已经完成的一个战略规划，其中包括情景描述。观点主要是：未来，不管甚怎么样的，一定会发生，如果你不去参与，你只能被动接受，如果做了规划，就可能使得到来的未来是我们希望的未来。

香港理工做了三个情景，然后从中选择了他们想要的未来情景。这是典型的战略规划方法，可惜时间所限，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这位老外也真不容易，靠一个翻译努力听懂会上很快的发言和讨论。

不过我还是觉得，不知道会议组织者请境外的代表花费有多大，其实在许多情况下，这仅仅在名义上提升了会议的所谓“档次”，对实质性的内容影响并不大。

如果国内选好参与的人员，针对性和对问题的考虑程度更相近一些，讨论会可以开得非常成功，有没有老外其实无所谓。

这个博客上原有文件有遗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2008年11月22日，20：26）已更新。

先结婚后恋爱？图书馆与战略研究

（2008 年11 月20 日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报告摘要）

缪其浩

早在 911 事件发生的两年前，中央情报局就收到一份报告，推测本拉丹“可

能会驾驶装有炸药的飞机撞向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或白宫”，你想得到它会与

图书馆有什么联系吗？

据2002 年“路透社”披露，该报告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部完成的。

1          历史的渊源

1.1        1924 年，《美国公共图书馆和知识的传播》一书的作者提议，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城镇的中央情报机构”。

1.2        二战期间HD Laswell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从事“战时通讯研究”项目，对德国报纸进行内容分析，了解德国战争决心、意图和人民的士气

2          各国国会图书馆的研究部

2.1        美国国会图书馆：最大最强

2.2        日本国会图书馆：与图书馆业务结合得可能最好

2.3        加州议会图书馆、纽约市图书馆的研究业务：为地方发展服务

2.4        结婚了，但是有爱情吗？图书馆搞研究理由何在。

2.4.1       “情报解析存在的三大理由”

3          国内动向：一些图书馆跃跃欲试

3.1        动机和理由各异：创收乎、提高地位乎、图书馆员自身发展要求乎

3.2        一场“媒妁之言”婚姻：上图保留情报研究功能利害得失的简要分析

3.3        图书馆的决策研究：丛林中的羔羊？除非你有些特别的高招

4          问题分析和结论

4.1        国内状况分析：是没有做好该做的，还是做了不该做的

4.2        为国家决策提供研究服务：政治正确，但能不能做好？有没有优势？

4.3        数字化对图书馆战略研究的可能影响

4.3.1       数字化削弱了实体图书馆占有资料的传统优势

4.3.2       互联网对信息空间的拓展对所有利用者带来同等好处

4.3.3       图书馆如果抓住了 2.0，也许有点机会

4.4        图书馆在社会上相对超脱和公正的形象可能是其中主要优势之一

5          结论

5.1        结论一： 从自身基础和优势出发的差别化路径

5.1.1       国家图书馆：立法参考研究前途远大

5.1.2       地方区域性主要图书馆：地区发展的战略研究可以期待

5.1.3       大系统中心图书馆（例如国家科学图书馆）：为本系统的战略发展做研究占据了独特的有利地位

5.1.4       高校图书馆：结合本校研究力量，应能促进图书馆本身业务发展

5.2        结论二：一般公共图书馆不适合开展战略研究

5.2.1       信息简报类的服务也有需求，胜算机会比较大

正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协24次学术沙龙，这个沙龙有点特色，不像一般官样化的“学术会议”，沙龙的形式非常新颖活泼。布置的会场是按照姓氏的拼音字母来布置的，与会者是平等的，沙龙的宗旨是倡导自由探索，鼓励学术争鸣，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学术创新。主发言人10分钟，执行中有放宽到15分钟，评论提问3分钟。

本次会议主题是数字化时代创新，其实是两个方面，数字图书馆和图书馆的战略研究，体现出主办人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张永发馆长和科学院图书馆张晓林馆长关注的话题。

发言和讨论非常热烈，我感觉原因除了会议的规则外，还在于与图书馆通常的会议不一样，这次会议来的人有些是来自图书馆圈子以外的，比如科研人员，包括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力学所李家春，上海人），一些大学教授、社会科学院、一些科技报刊等，年龄差距也大，出身年份从1976年12月到1940年。所以视野比较宽广，观点也比较多样化，当然也带来问题，就是不同背景的话语体系相差很大，有时未免“鸡同鸭讲”。

张晓林的发言让我了解了他们在做事情背后的一些想法，很有启发。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邵东方和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陈雪华的发言比较传统，就是介绍情况，斯坦福最吸引我的特点是向产业链上游整合，搞了个非常成功的电子期刊出版社（将出版社的纸本刊同步出版电子刊）。

本人发言提纲见下一个博文。

以下链接是寻找中国第一个电子邮件的故事。

http://tech.sina.com.cn/i/2008-11-14/00132578494.shtml

我的第一个电子邮件也很早了。记得是1989年或1990年我在Sussex大学的SPRU学习期间，有位中国留学生告诉了我一个系统，只要将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就会接受到一些新闻，还可以发邮件找人。我自己没有账号，是这位朋友告诉了我一个账号（也不是他的），反正我后来常常登录去看新闻，还真的通过电子邮件找到了我的同学，在瑞典博士毕业后任教于斯德哥尔摩大学物理系的邹渭源。

那时肯定还不是Internet，究竟是什么系统至今仍然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