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从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7日5:50pm即时新闻中看到一个报道：温家宝获《新闻周刊》选为“人民公仆”，它这次选了10名“赢得各界尊重的国家政府领袖（10 leaders have managed to win respect）”。在中国“人民公仆”可是有政治含义的，想看看其中有什么阴谋，就到《新闻周刊》网站查了查，是以下10位，加下划线的是一句话评语（每人还有一段文字，此略。首页链接：http://www.newsweek.com/2010/08/16/go-to-the-head-of-the-class.html ），有些真不好翻译，包括温总理的The Man of the People难道就是“人民公仆”？所以就原文照搬吧：

1，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 The Ambitious Newcomer

2，马尔代夫总统兼总理纳希德Mohamed Nasheed: The Green Guru

3，法国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ozy: The Loved-Abroad-Hated-At-Home

4，中国总理温家宝Wen Jiabao: The Man of the People

5，爱尔兰总理考恩Brian Cowen: The Fiscal Taskmaster

6，巴西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The Lion in Winter

7，韩国总理李明博Lee Myung-Bak: The CEO-in-Charge

8，利比里亚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 The Rebuilder

9，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布杜拉King Abdullah: The Reformer

10，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 The Middle Man

其实他们评选的还有一位，甚至还排在第一名之前，他是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给他的评语是：The Leaders Other Leaders Love。

网站上找不到这个名单是如何产生的，看来无非就是几个西方记者的闭门造车，他们眼中的标准而已。好在不是出自“全球组织部”，不至于影响他们的“提拔任用”，也无关本国百姓对其的评价，所以完全不必当真。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中外媒体视角的一些不同。其中好几位小国政要，在我国的媒体上仅仅是作为我们领导人出访或国内接访的对象（我在查他们的中文译名时发现的），至于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主流媒体是不大关心的；甚至比较熟悉的几位，他们的“评语”也让每天读一叠报纸的我感到意外。还有就是政要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总有人说其“作秀”，但是做秀与做秀并不相同。有些人，比如普京，虽然经常刻意塑造自己007式的“硬汉”形象，但是本次并未被承认为值得尊重，相比之下国家每有大灾第一时间必到达现场的温总理倒名列其中，说明恐怕还是存在一些普世的价值观吧。

《21世纪经济报道》4月16日2版时评”‘爆炸式信息碎片’需要社会整合机制”以玉树地震为例，提到如何充分利用地震后爆发的数量巨大的信息碎片（32小时中仅新浪微博就超过40万条），如果有个准确、清晰的公共信息平台来分享，应该可以对各种救灾资源合理配制带来极大的好处。关于地震及其事后的救援，我看到无数条新闻和议论，像这样的则是绝无仅有，为什么会吸引我的眼球？首先当然是搞情报就喜欢找这些”与众不同”但有价值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在2008年也发过类似的议论，一是文汇报2008年6月29日科技版发表的访谈http://wenhui.news365.com.cn/kjwz/200806/t20080629_1928480.htm，还为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写了技术性略强的报告”防灾救灾：信息化应用的新天地”，此外以后多次竞争情报会议上我也报告了这些观点，而且我也并非国内最早关注这个的，更早时候中科院智能科学家王飞跃就已经在《科技导报》杂志2008年10期发表过文章（“万维社会媒体在防灾应急中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些几乎都没有引起什么浪花。原因当然很清楚，仅仅那个”非官方信息”的标题就让人神经紧张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时评的命运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命中注定只是孤家寡言罢了。任凭外面什么2.0、社交网络发展汹涌澎湃，我自闲庭信步。 

我非常理解 “维稳”主张的必要性，但是许多必须做的好事过了头就会变得很荒谬。封呀杀呀，终极目标是把整个网络都变成人民日报或CCTV，不要说中国小民鸦雀无声，精于利益算计的老外们也不敢多嘴，自我感觉一定很好。但是需要好好想想，扼杀当代最活跃的技术领域前沿的中国参与和中国创新机会，可能是我们为之必须付出的代价，面临世界经济技术的激烈竞争，这个代价多么沉重是不会感觉不到的。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最近有一篇文章”由辍学哈佛谈名校效应”

http://cn.wsj.com/gb/20100112/ZHT082645.asp?source=newsletter

反映了亚洲国家对美国一些”名校”的过度崇拜心理，大家知道中国也是一样，问题出在真正的内行无权选人用人（说话激烈点的有时连所谓评估”专家”身份也轮不到），当然完全外行的情况不多，大都是半外行当道，他们有过学术成就至少是学历，但思想枯竭了专业荒废了，只好通过什么文献数量和引用排名，还有就是名校文凭来”慧眼识英雄”了。

名校毕业到底值多少钱？正好昨天晚上听了个学术报告，关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不知道报告人什么地方毕业，但介绍在美国20多年，目前是康乃尔大学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想必也是来自名校。教授表达好，复杂问题讲得外行听明白，但这不出意外。有点感觉是他对自己的研究范围划分非常清晰，在回答问题时数次说，这个问题不在我的研究范围里，或本人没有做过深入研究，奇怪的是在其他更加有必要强调这点的专家口里，这样的表述几乎难得听到，他们企图给人以什么都知道的印象，当然往往结果是弄巧成拙。

所以我觉得真的名校优势之一大概是学术训练有素。顺便说说，那个沙龙是由一位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的，原先在社会科学院工作过，后来又担任某500强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的人士打理，所以请得到很多美国名校教授，我的印象中这是他们的基本素质，不久前一位哈佛社会学教授来讲人际关系，我提了个社交网络的问题”刁难”他，他第一句也是这个问题我没有做过研究……。当然接着提到了上世纪90年代卡斯第尔一套名著”信息时代”，表明也不是吃素的。

只要领导和专家，包括本人真正有了自己的判断，什么名校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上周末偶然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两位纯种老外主持，普通话都说得溜极了，其中那位女士看着脸熟，原来就是多年前随父母来中国，从小就是电视明星，北京土语不亚于大山的爱华，当时影响深刻是因为十一二岁说中文小白人的样子十分可爱，记得她也是去读了个哈佛的什么研究生学位，现在照样当主持人，只是美国人老得快，现在已经没什么可爱了。

看到12月22日参考消息9版的“周二专刊”有一篇采访和一篇记者印象，整版都是关于美国在台协会（AIT）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的，想起多年前此人在上海担任总领事时期与他交往的一些琐碎小事。

中美关系在六四后经过双方努力在90年代中后期有所恢复，那时美领馆和其他外国领馆一样在上海很活跃，加上后来1998年克林顿来访，我那时有机会（当然得到批准）参加一些外国驻沪领馆组织的交谊和文化交流活动，那些活动有些是在总领事官邸，所以与薄有过数次见面，有点熟了。记得有次我对他说老是把他与芬兰驻上海总领事混淆（两人真的很像），他笑笑说，他们两人确有共同之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这些活动经常会同时有眷属一起出面，比如在薄瑞光官邸举办一个晚会就见到他的华裔太太，也因为这样我也有机会带太太去了几次。

其中一次是在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在上海博物馆为迎接董事长Levin举行的招待会，Levin是个传奇人物，后来曾特意穿着牛崽裤宣布与AOL合并（自命为老酷哥加入互联网新经济），我以此为由头写了篇国内大概首次介绍“内容产业”的文章，当时影响比较大（不过最近两家姻缘还是断了）。Levin此前刚刚来过上海图书馆，我陪他参观四楼外文阅览室时亲耳听到他指着那些开架的西方杂志对旁边人说，应该让美国人都知道这些！

就在上海博物馆那次，薄也参加了，可能许多中国人（至少我自己）不大习惯在陌生人之间闲扯（美国俚语bullshitting），加上不会喝酒，所以我和太太提前离开了，走到临时设立的衣帽间我们各自领取了自己的大衣，我正在自顾穿衣时，薄瑞光一个人正好也来了，他这时走上来给我打了个招呼就帮我太太穿起了大衣，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发现自己的礼仪修养实在不合格。

世博将至，不知道这些尊重妇女的习惯能不能也发扬一下，这与男女平等是无关的。这个小插曲，当然也与此人的政治立场无关。

99年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后，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冰点，薄本人在上海任期不长，炸馆事件后不久就去了台湾（当时是任官职，现在的AIT属于“民间组织”）。而以后我也几乎没有再参加这类领馆的活动，不管怎样，想起这件小插曲，我还是有些感谢他。

本来想周末去上海书市，听说人山人海，只好今天去。虽说人不多，但是每次书展最大的问题没有消失，那就是累。累也要去，主要可以随便翻翻，这是书展最大的好处。

下午开了个短会再去，到5点半已经走不动了。只看了二楼的一半，文艺出版总社和一些地方社和大学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没有看，本来很想看看的外地出版社也没有到。但是再也不敢去了，太累。走得累，眼睛更累。想当年在农场没书看，借了人家的《基度山恩仇记》要求一个晚上看一部，结果四天全部看完，白天还要上班！现在可看的书是越来越多，眼睛却越来越差了，真没有福气。

书展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今年没有明显的热点，抄股票的书去年早就已经不行，财经类管理类的书本来已经抄过头了，也难再起大浪，那本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续集也只好静静地躺在角落里。几个大学出版社的教辅教参也是冷冷清清。文化方面似乎好些，世博应该是个热点，好多出版社都抢着出了一些，不过好象不少是赶时间弄出来的，明年一过必成废纸。引进版今年好象也没有大花头，我们的科技文献出版社前年引进的《没有我们的世界》，该书作者今年又有一本在那里出，但是几乎无声无息。《学习的革命》把励志类的书推向了极端，《货币战争》又让耸人听闻的财经故事走到了头，但是大众永远需要刺激神经的读物，作者和枪手也永远不会缺乏智慧，只是要看以后找到怎样的话题。

今后的学术出版看来还是要回归正道，下多功夫，安居小众。一直说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大作，我从概率论来回答，必须要有大批肯静下心来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就算大多还是平庸之才，根据概率也一定会出现真正有分量，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

走一躺总不能空手，一家三口（女儿今天休假）都有大收获，不过买来的并不都是新书，发现了一些好的学术书，几年前的，打对折。我还买到一本John Grisham的平装小说Playing for Pizza，此作者的小说我基本买全了，不知道为什么原来看到的小说清单上这本没有，书店里内行的工作人员说此书出来后评价不佳，所以出平装时开始没有考虑，看来现在作者名气响了以后“鸡犬”都升天了。

偶然读到一篇文章，一家明明是挂“科技”名号的报纸，居然会对企业黑厚学感兴趣，还照搬了人家的文章（见下面信件）。我不大相信是抄袭，因为刻意抄袭的人不会那么傻。很可能是报纸编辑搞混了，但是我想说的主要并非抓抄袭，而是其背后的一种社会倾向。就算它们是转载的，目的是想帮助企业吗？也许是。但是最终可能是如那些到处机场上可见的黑厚大作一样，把企业和社会的关注带到外国阴谋、身边间谍和自己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上面，这难道是强国之道吗？

[附件是我刚刚发给记者的一封电子邮件]

殷佩红记者，
 
我读到《上海科技报》2009年8月7日B3版由你署名的”企业厚黑学：商业竞争新动向”一文，感到很惊讶。
 
首先，该文很可能是《中国贸易报》2009年7月23日6版由洪国强署名的”企业厚黑学：商业竞争新动向”文章（电子版http://www.chinatradenews.com.cn/founder/page/1/2009-07-23/A6/61111248321541640.pdf）的几乎原封不动的抄袭，只是加了几个标题。

 文章所说的一些情况可能是事实，但是一来这并不”新”，不说外国，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期开始，早就存在与黑社会纠缠与官场勾结的恶性”商场竞争”，当前社会这些行为再次浮现情况相当复杂，近年来社会上无良出版商大肆推销各种”黑厚学”，据说还卖得不错，虽然这类东西末尾总要来几句”劝人向善”的轻描淡写，但评论界对此早有定论，它们总体上对商界的不良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文即使仅是贵报转载，我认为也是不适当的。

 缪其浩

2009年8月9日

可视化是近年来信息表达的一个前沿和热点领域，一些信息分析工具就是因为可视化做得好而成为卖点。在学术刊物看到的可视化常常是计算模型，在市场上常常看到软件工具，而在二者的背后其实是人类认识世界途径的回归。

怎么讲？人类眼睛获取外部信息，并非先“翻译”成数码，例如坐标或其它形式的数据再存储在记忆体内，而是直接获取、存储和理解图像信息。但是早期的机器信息处理只能对付数据，所以只好将精彩的画面活生生地“解构”成枯燥无味的数字（在这里数字化不是一个美妙的字眼）。而可视化方法的出现实现了人类直接处理图像信息As it is（突然想到这句十分贴切的英文表达），甚至本来“看”不见的也可以变成看得见。这个背景，只阅读学术文章是很难体会出来的，昨天（7日）晚餐时看到上海电视台“东方110”节目，介绍了一个上海公安破获道路诈骗案的全过程，我觉得从中可以领会可视化朴实的奥妙。

上海某地区连续发生在道路上丢弃假钱（外包一张百元钞里面全是冥币），引诱路人，然后趁其不备偷盗他们的财物，案件数量非常之多（破案后交代有200多起），开始没有头绪但是公安后来将这些案发地点标在一张的大地图上，突然发现密密麻麻的点分布为一条均匀的弧线，而这些点在弧线切线的垂直线（就是半径）基本上聚焦在一个点上，进一步分析这个半径是自行车2小时的车程，与刑警们估计的罪犯既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尽可能离开聚居点远，又要干完坏事及时逃回来相符。就一下子把他们的聚居点找到了，加上ATM录象表明诸多案件为同一伙人所为，最后顺利破案（其中有趣的细节很多，但篇幅有限，与可视化无关的只好略去）。

这就是可视化的魅力，非常简单直观，虽然它无法确证什么，发现线索是立了大功的，尤其在事件数量较多的情况下，有相当大的可靠性。当然，世界的事情并不都是那样靠眼睛直觉可以判断出来，所以还是要复杂的数学计算和软件来帮忙。

以往对刑事警察破案的印象多半是抽着烟，坐着讨论或下现场调查，现在看到他们科学的一面，真是不多见。不过我也在想未来的罪犯看了节目后会不会更加狡猾，比如，就是不按照你设想的规律来干坏事？是有可能的，这类节目应该不会经常这样展示细节，所以我看到的这集是蛮宝贵的。

金融危机影响太大了，以至吸引了各行个各业的能人都想贡献点什么“解决方案”，上篇博客提到了数学对金融作用的是是非非。刚刚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主要归纳了世界上，特别是欧洲的一些试图以科技手段解决金融问题的努力，值得读一读：

科学能否再造经济？本报驻英国记者 何屹,《科技日报》2009年8月1日第02版  

文章中报道了科学家运用系统风险、神经网络、生态学、地震模拟等现代科技手段试图为解决金融业和庞大经济系统的风险做出贡献（文章题目大了些，主要是讲金融），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探索，因为历史证明，相当多的突破性创新是来自跨学科领域，我们未必需要懂得所谈论的具体领域，但是对于有志真正做研究的人，注意跨学科跨领域的机遇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素养。

但是文章也让我想起另外一些问题。最近科技类的报纸常常发表一些大文章，内容一般都不错，观点材料不仅值得读，而且我经常会保存起来，问题是这些文章通常没有参考文献，如果是访谈得来，也没有说明何时何地与谁做的访谈，按照我的经验，文献综述的概率很大，这显然是有些不妥的。最近《科学时报》上另一篇文章也是这样情况：

王中宇：走出“综合国力”的迷雾，《科学时报》2009年7月30日A3版

想到的另一问题是这类调查文章（大概可以叫Investigative Review,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一般指揭露黑暗面的）本身，一般而言，在美国只有几张著名大报才支撑得起调查记者（往往是资深记者），自由投稿(free lance)记者要价更不低，这些调查文章的主要载体其实是周刊。我们这里周刊的作用一直难以与西方同类大牌品种媲美，所以主要还是由报纸承担，常常叫“深度报道”，这方面有几张新起的财经媒体不错。我很喜欢看这类文章，既有新闻感，又达到一定深度，特别是会提供一定的线索，让有兴趣的读者继续挖掘。经济类“深度报道”以访谈为主，所以内容的新鲜感和独特性就要超过像前面那两篇科技报纸上的调查类评论文章。

7月31日晚10点多央视电影台放了部美国片“滥用职权(Abuse of Power)”，美国版的“反腐败教育片”，讲马萨诸塞州议会一个新人如何打败腐败的副议长，片子很滥，最后居然出现“好人”与“坏人”大打群架，留下个伏笔是到最后都看不出那位议长是不是坏人，开始像，但最后又是他带警察到打架现场抓走了坏人。

我要说的是影片中几个关键名词的翻译。自从蒋介石成为“常申凯”以后，什么翻译错误都不会令人惊讶了，但是我听到老是在说什么发言人、代表的。特别是“政府代表”，总觉得有些奇怪，政府代表好像是十月革命后苏联那里的头衔。后来看到影片画面故事里明明发生在“House of Representatives”里，就想明白了，原来译者望文生义，把议员(representative)译成了代表，把议长(Speaker，众议院议长)译成了发言人。这本来不是大错误，翻译者懒得查字典而已，谁都有搞错或偷懒的时候。但是有两点我觉得难以理解。

谁都知道在中国任何中外影片的出笼非同小可，不像博克随便哪个人弄弄就可以发表，是需要层层审查的，参与者都算是专业人员吧，影片中这两个名称不知道出现多少次，听着居然不感到别扭？也能一路绿灯通过？

还有个更难以理解的就是影片频频出现“政府议会”和“政府代表”的说法，弄得我开始怀疑自己以前对美国政治的肤浅了解了，议员怎么算是政府的人呢？想必翻译者和审查者都把美国地方议会当成我们的人大了，在他们眼睛里人大就跟政府差不多（大概大多是官员和前官员），看来我们对“三权分立”的批判还很不够呢！

金融创新与数学有不解之缘。1998年那次小的金融危机，一赫赫有名的对冲基金公司长期资本公司管理（LTCM）破产，引出其中两位获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董事，他们获奖的重要贡献就是以数学方法对冲基金定价的理论研究。 

华尔街有不少中国人，早期大陆去的两类人比较多，IT工程师和数学家，后来越来越多的则是MBA毕业的正规路子。本次金融风暴如果说华人中最出名的恐怕算是一位叫李祥林的精算师，他南开经济系毕业（陈省身的母校，那里数学一直很强），后去加拿大留学，80年代后来当过美国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当时在高盛，他从MIT引进了经济学家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此人后来搞出了著名计算风险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 (Black-Scholes formula)，为美国金融衍生品后来的疯狂大大助了把火。李祥林就在那时也被招募进了华尔街。

蹊跷的是，当这个公式为华尔街招来大笔财富的时候，那些大媒体上根本没有提到李祥林的名字，然而到了本次金融危机，全社会追究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时，David X. Li（李祥林）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一系列文章（见下列三篇）的头条，据说他的Gaussian copula function（高斯联结函数）比1997年得诺奖的那两人还要厉害，所以本来可能获诺贝尔奖。还说Black-Scholes formula中李的贡献要占一半，我奇怪那为什么不叫 Black-Scholes-Li或Li-Black-Scholes formula呢？

 最近美国哈佛的黑人名教授与白人警察的纠纷闹得沸沸扬扬，其实我觉得这些关于李祥林的报道恐怕也是同样原因（有些报道还特地指出李目前已经回到中国）。那些人脑子有习惯性思维，坏事总是外面人干的。不过我也觉得我们无须”义愤填膺”，因为在我看来，出了事情就怪罪外人其实是美国走下坡路的迹象，健康的民族心态不应该这样。

 有关文章参见：

《连线》WIRED MAGAZINE:2009.03.17

• l Felix Salmon: Recipe for Disaster: The Formula That Killed Wall Street 02.23.09上载（杂志该期首页上的文字是The secret formula that destroyed Wall Street P=Φ(A, B,γ)）

英国《金融时报》接连发了同一作者的两篇：

• l Sam Jones: The formula that felled Wall Street

Financial Times, April 24 2009

• l Sam Jones：OF COUPLES AND COPULAS

Financial Times, 2009-05-07

昨天晚上去大剧院看了迪士尼电影改编的音乐剧“歌舞青春（High School Musical）”，这个剧星期天（今天）就演最后一场了，自从那个“发胶星梦（Hairspray）”以来对音乐剧兴趣就有点减退，后来那些与最早几个经典是不能比了。这个题目更不适合我，所以一直没有去关注。结果昨天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全家出动到大剧院门口买了打折票（票上印VIP!其实是很差的座位，有办法拿免费票的与黄牛一起组成的产业链），剧场里人很多（高价票区还是有一些空），几乎都是中学生模样的。

不过看了后没有觉得后悔。音乐剧本身的故事很模式化，实际是美国版的“三好学生”励志剧，只是用“科学、体育和歌舞”代替了“德育、智育和体育”。一个高中要排个音乐剧，是新版“罗蜜欧与朱丽叶”，最后说主角没死而到上海定居了（一个用烂的噱头）。因为阴差阳错造成了关键的主角面试（audition）、科学全能比赛和至关重要的篮球赛都安排到了同一个时间，“矛盾冲突”是男主角是篮球队队长，女主角是数学天才，而爱情（算不算早恋？）使他们很想一起演出这场音乐剧，就有了戏。与其他几个美国音乐剧一样，都有一个女二号演反派，从中捣乱，最后当然是皆大欢喜，所以情节非常老套，吸引大部分观众的我看是满场的青春活力，20来个少男少女从开头蹦到到结尾，连通常比较矜持的中国观众最后都站起来按节奏鼓掌；而我的看点是舞台的调度，比如一段表现科学、篮球大赛和音乐剧排演居然同时在同一个小小的舞台上串联出来，一点不乱，导演的功夫十分了得，当然这是迪士尼的传统优势。不过我看到其中一个场景是表现传小道的人分别与他人打电话，与上世纪60年代看过的一场话剧“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娄际成主演）中的场景非常相似，今天来看也一点不差。看来我们自己的传统也有不少东西值得继承的。

在盛夏的炎热和充塞着抄袭、腐败和间谍的媒体轰炸之下，适度体会一些完全不同的文化，即使对老头老太也来说也不失一种无害的逃避。

6月1日曾写过一篇“又是骗局，而且是很滑稽的骗局”博文，今天又收到那个”中国国学研究会”一份邀请函，说要举办”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中国诗词书画大赛”，本人因”对国学的热爱，及在传统文化艺术领域造诣颇高”，还”参照了过去参赛资料”所以光荣成为60位”特邀参赛艺术家”之一参加此赛，这次它倒没有提收费的事，不清楚它的”价值链”是什么样的，因为即使每人送一幅字画它也难以变现去支撑这种可能耗资几十万的活动。

本人对书画一窍不通，当然绝无参赛一说，老实讲也决不热爱什么”国学”，即使真的是学问，批上”国家”虎皮我反而不买你的帐！

这个”学会”很可能是非法机构（6月1日博文的一个评论者提供了查证民间组织的网址，上面找不到ttp://www.chinanpo.gov.cn/npowork/dc/searchOrgList.do?action=searchOrgList）。天地间大小骗子今天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问题是这样一个”雅贼”不但活动张扬，而且通讯地址邮件地址电话联系人齐全，要管的话一定不难，为什么还能这样活得滋润？

在家里太太是“视霸”，即一直霸着电视机的，这段时间她的最爱是“人间正道”，所以虽然本人不爱看这些又要对审查老爷胃口又要争取收视率，所以往往被扭曲的电视剧，也只好像被劫持一样断断续续地看了这个孙红雷等主演的电视剧，甚至还有拍摄幕后等等花絮专题节目。

在人们猜测剧中人物的真实原型时，主角据说是周恩来和瞿秋白的合一，而那个柯兰扮演的角色被认为是有帅孟奇的影子，说实在的，多少了解一点革命历史的都会觉得，这样去套实在是勉为其难的，文艺作品一直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不该强求。

不过看到这里我倒又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上世纪中期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成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其成功的原因解读不知有多少版本，但是我体会很深的一条是，相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短短几年就从抗日功臣变成了五子登科的腐朽老爷），共产党确实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希望，这是人心的胜利。不仅是广大贫苦农民，他们得到了土地改革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还有知识分子，正直的知识分子一向不好弄，国统区也没有什么绿坝来对他们“舆论导向”，但是无数杰出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判断，恰恰选择了共产党。“人间正道”中的那位“帅孟奇”实际还有另外一位真实人物的影子，那是龚澎，乔冠华的前妻，片子中展现这位女中豪杰才华洋溢，甚至为军调处的美国佬折服。龚澎就是这样的人，跟着周恩来在重庆时她的风头绝对是在社交圈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当然只是一个代表，一大批出身富商甚至官僚家庭的才子才女，放弃本来可以轻松得到的“远大前程”宁可跟着“土包子”吃苦（情报所离休干部中就有一批是圣约翰毕业生），这是为什么？因为共产党代表了新生力量，有理想有朝气，可不像今天那些电视剧所无不在暗示的，因为那些男主角或英俊或粗旷或洒脱，引得那些革命或不革命的小女生们趋之若骛。

我的父母没有参加革命，不左不右，属于纭纭众生之辈，但在抗战时他们都知道有个亲戚在为新四军做事，但大家都同情他帮他，1949年上海解放我才两岁但不知为什么还是有些记忆（也许是不断回忆的结果），那时上海市民到大马路上是真心欢呼的，小时还曾象拖油瓶一样跟着父亲参加他们学校里老师的业余活动，印象里留下的那些看上去学问不小人们的豪言壮语。

从解放前夕要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到建国初枪毙刘张，决心是大的。我父亲说起有个姓舒的同乡（好象叫舒文，但是查了查其人家乡不对）解放后在上海当公用事业局长，那时是局长不得了的（三反时作为典型的腐败干部不过是科长），然而他会让局里的工作人员到自己家里“抄家”，看看拿过什么公家的东西。现在一个公开财产的提案打了一个抗战大半个解放战争居然还好意思说“条件不具备”，真是天壤之别了。

当然抄家之类的动作是有点左了，切格瓦拉那样的浪漫主义者终究无法在革命胜利后的古巴待下去，革命党总是要成为“执政党”，总是要建立体制养一大批官吏。问题是政权巩固了，拥有几乎无限的资源，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到今天“帝国主义”老大们也要看我们脸色了，还要不要“得人心”？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答案历史早已经给出，执政者如果无视或轻视这点，必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今天接到一个什么”中国国学研究会”（大概是这个名字）的”获奖通知”，说是本人得到了大奖云云。这类东西应该不陌生，数年前曾经热闹过一阵（我的记忆中最早是国外来的，我收到的最早一个这类东西是80年代中来自澳大利亚人John Dixon搞的一个机构，机构是真的，然而名堂是虚的，40美金一块牌子，我认识的人真有去买的），中国的本土这类游戏中某个”管理科学院”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后来似乎绝迹，但最近又有死灰复燃，前几天也收到一个，不记得是什么教育还是教师学会（前面肯定有中国之类的前缀），也是得奖了，而且居然还是个优秀教师之类的称号，我已经过世的父母都是教师，但到我这代失传，想不到60岁以后还会被人送上这个头衔！所以我特地带回家给老婆看笑话，不过那个通知至少还找来我发表的一篇文章，而这个国学研究会则根本什么也没有就可以把人捧成英才，当然主要的把戏来自后面的小字，买个奖牌380多元，在他们的《文集》上发一篇稿子200元……

当然，最关键的是这种骗小孩的玩意还是有市场，有人要，否则骗子怎么混得下去！

某报（不是想隐瞒名字，而是看过后再也找不到了）发表了一篇中国另类音乐人刘索拉的一篇访谈，在其末尾不起眼的地方有段有趣的文字，前段时间一些中国音乐家“征服”维也纳金色大厅原来是个靠咂钱和国内包机撑起来的大泡泡。驻那里的中国外交官甚至抱怨再搞下去连票子都发不出去。这当然不是新闻，我对此早有所闻，只是像这样直露的揭底，倒也属第一次看到。

最近国内争议多的是民族主义，有意思的是极端民族主义与一种深刻的民族自卑心理往往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早期有“放弃国外高薪聘请”的神话，后来据说有人跑官时也打起了“否则外国那里要聘我去了”，都是借助国人的民族自卑心理和内外信息不对称搞的小花招。

其实不管什么人有本事拉来巨额赞助，愿意到国外哪里玩玩，别人也毋庸置喙，只是那些花招的着眼点都是国内，而我们这里偏偏“人才”又常常是大众媒体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捧出来的，不是同行，容易被这些小花招蛊惑，所以就有人乐此不疲，当然也就容易搞成笑话。

这方面例子还有不少，我以前写过的一个博文“真伪国际会议”也是这个问题，还有在本地一张著名的报纸上有个心理专版，其中定期有两位专家的专栏，每次都刊登专家的简要介绍，文字不多，必定想突出重点，所以其中一个是强调其乔治亚理工博士，还有一位则号称国内少数能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专家，GIT无疑是个好学校，在心理学领域国外刊物发文章当然也不错，问题是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专家三天两头对着你自称外国什么名校毕业，烦不烦！

（说明，有可能这样的安排并非这些专家本人意愿）

羊城晚报2009年5月16日A10版“克鲁格曼中国狂吸金”作者张军（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09-05/16/node_29.htm）披露此君最近在中国大陆一场报告加论坛开价19万美元，本来克君此番前来媒体主要关注的是他的直率，专挑我们我们不爱听的说，惹得内地诸专家纷纷反驳，现在又爆出这个内幕，想必会引起更大的争议。

最近世界经济不景气，唯独中国还不错，而且还特别热中搞论坛，动不动就是国际的，再说上海市金融中心得到国务院批准，一系列相关活动成为火上加油。所以国内外大牌经济学家扎堆中国，现在暴光的仅是其中一例罢了。我也“有幸”参加了其中“搭车”的一次，摩根斯坦利的罗奇还有中金公司的哈继铭等谈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改革，虽然不知道这次“出场费”是多少，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效果非常一般。本人自己也组织过会议，所以容易发现其中的奥秘（或者说毛病）：诸多专家各人说各人的，主题集中度差，交流甚至争议很少，反映效果的一个指标是看听众反应，虽然我感到现在中国有表现欲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提问时间几乎冷场，只有财经媒体的问了些问题。这类活动说得难听点基本属于走穴水平。

问题是怪谁。实际上这些问题在中国早就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接轨成为时尚，开国际会议被认为是水平高，于是一下子中国成为许多国际会议的举办地。本人参加过多次大陆举办的所谓国际会议，因各种原因也参与组织过一些。其中好的当然有，但是我看多半（一点也不夸张）属于“伪国际会议”。

什么是伪国际会议，就是为了装门面而搞的国际会议，其特点一是中方出于学术或专业需要以外的目的（常常是以国际接轨为口号，借洋人来抬高自己的所谓水平）搞的；二是洋人根本不打算来听你的，所以一般是外国人讲中国人听，中国人讲，没有外国人听，据说有的国际会议干脆中国人报告时不提供中译英的服务，只给外国人报告翻译中文；三是匝钱。我知道一个年年开的什么以“亚太”命名的会议耗资要几百万，有次请来前美国副总统Al Gore，他做主旨报告人还不少，他讲完人就走了不少，到下午虽然还有几位老外报告，已经到了要到我们单位来借人凑数的地步，其实大家就是看明星来了；四是相对于匝下的钱财而言水平搭浆（上海方言，马马虎虎），有些地方的所谓国际会议甚至随便请来几个高鼻子充数，据说养出了一群骗吃骗喝的洋骗子，只要电视镜头里有几个老外就可以了。当然这是个别的，普遍的问题是专家水平不高，中方一般是高官“主旨报告”，虽然有时也请教一些专家提供材料，但是逃不出秘书水平，人家要听是也是你在里面可能透露出来的某些政策意图；请的老外有时资历虽然看上去不错，但是就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出工不出力”，不管什么人在下面听，他只管自己说自己的，很可能是拿一份ppt到处混。比如这次克鲁格曼来，在大陆就北京上海广州，还要跑台湾（周末在一家台资餐厅看到《中国时报》报道他到台湾不得了，当局把他当大老，好像整个行政院跟他见面）、香港、东京、越南。

记得好多年前我曾经也脑子发热，想请竞争战略专家Michael Porter来讲课，在网络上查到他到台湾的费用是7万美元，折下来还可以设法应付，所以托一位在他手下的华人联络，此君倒也答应考虑，只是后来可能这趟走穴没有找到顺路搭车的（不如克君）所以未成，不过我后来也想明白了，除非有人搞商业行为或者别的什么目的，这样的讲座不做也罢！

电视里看到又一届的上海市国际企业家咨询会召开，我在前几年一篇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文章提到过，许多城市都搞市长咨询会，请来的都是500强，结果出的主意都差不多，中国100多个城市都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至于能不能搞成先不去说，至少把许多城市外表建设到差不多已经成为事实。

先问一句，那些国际企业家为什么来？我们知道营销大师Philip Kotler来讲课，一张票5000元，那些不卖票的，也有人埋单，高的有几十万的，这些人的目的很清楚。而来上海咨询会的这些企业家，按照以前披露的信息，都是自己出路费来的，决没有拿什么honorables（车马费之类)，他们为什么来？无非就是一次免费的企业公关（潜规则是要付一大笔钱给中介才能够见上一次驻地父母官）。

再问一句，我们怎么向他们咨询？有点滑稽的是我看到会议第一项议程是市长讲话，本来是提出问题的（否则叫什么咨询！），屏幕上居然打出“Keynote speech”，捧场也没有这么捧法的，如果市长已经定调了，还让那些企业家们说什么？也像人大会议发言一样80%时间夸领导讲话，20%时间夸自己（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某全国人大代表评论）？

企业家们如何提供建议？看了一下，本次会议大牌不少，坐了满满一桌，临时听了领导讲话，不知道他们如何能够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拿出具有针对性的咨询意见，而且最多大概只有20分钟时间里提出。我看到报道说前几年有一次香港瑞安集团的罗康瑞还放了一段自己拍的录象，批评上海人的不文明行为，他曾经是上海市的青联委员，深知如何赢得媒体关注的奥秘。他现在生意做到内地去了，所以也不来玩了。

政府当然需要咨询，我在《学习时报》文章里说过这样的意思，因为平时经常接触周围的本土专家，所以有机会听点别的声音肯定是有益的。问题是来的都是在上海市有Presence，或者说有利益的企业家，他们除了提出对本企业有利的意见，还会有多少平时听不到的声音？当然我相信明天本地大报上一定会从中挖掘出无数“真知灼见”。

无论如何，不可否认这样的会议总是会有一些价值的，但是问题是要考虑成本效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摆脱作秀心态，把心思和精力，当然还有资源，花费到真正有用的地方？

偶然在什么地方看到《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一篇报道：上海最大的腐败案件：集体性”公权私用” http://news.yorkbbs.ca/focus/2009-04/309401.html，说是偶然，因在本地的“主流媒体”上是不会出现的。本地事情外面揭露这种现象大家司空见惯，但是大道理上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个别官员背着“班子”腐败，尽管也有一辈子不被揭穿的，但总归心虚，钱不敢乱用，不敢摆阔（要知道吃饱饭的人其实需要的是精神满足，其中包括外人都知道“我比别人有钱”的感觉），只好让孩子拿到海外，不是让洗钱的“中间人”狠宰，就是让当地政府正大光明地剥夺。

但是这种集体性的腐败，就难说了。得到好处的理直气壮，“组织”给的，是对自己工作的肯定！抓到了，据说也不算问题（听说有些贪官刚刚暴露时报道的赃款到定案时往往大大缩水，就是因为其中不少“班子里某人知道”，就可以不算）。中青报触及了一个要害，我觉得这个问题绝对不止是上海，当他们理直气壮地要求上海市委讲清楚时，不知道对他们身边的事情是什么想法，因为早就听说，中央机关做到处长什么的房子有两套都不稀奇。

说到底，一群人，不管当初“组织部门”如何精心考察，听取意见（且不说有些过程就是走走程序），如果让他们任意支配千亿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而缺乏公开和有效监督，一定是会有问题的。我们不想学人家的制约制度，那么请拿出我们自己真正有效的办法来。

今天陪家人走过陕西北路，看到一栋雅致的别墅型建筑外挂着荣宗敬旧居的牌子，想起他就是荣毅仁的先人，当然也是商场红人，今天的新闻人物荣智键的祖先。

最近中信泰富炒澳元失手出事，信息不及时披露，被香港警察查抄，荣智键被迫辞职。也许是血脉的关系，荣智键真是个难得的商界人才，当年他只身去香港，从做利润甚薄的电子产品起家，应该说除了智商遗传外并没有得到其父的多少荫护。加入中信集团后活生生地把中信泰富的资产在他手上做大了不知多少倍，其子女虽在手下做事，也都是学有所成，低调行事，还不似有些社会主义贵胄出身的，现在居然跻身巴黎社交名媛圈子。

据说荣智键好赌马，有个传说是他有次在车上参赌，无意之中按错一个键，“无心植柳”反倒中了一匹大黑马，一下子赚得数百万港元，然而他随即轻松挥手将这笔钱捐给了耶鲁大学（他的儿子还是女儿在里面读书），活脱脱一个西式企业家的模样。

这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什么关系？

虽然得到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发展规划早就把包括金融中心在内的四个中心确定为上海市的发展目标，但是中国大陆的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是争议不断，比较有力的竞争者主要是北京，天津也跃跃欲试，中央好像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国际金融危机一来，加快了中央下决心的进程，这朵令人羡慕的鲜花终于落入上海囊中。

为什么要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当然跟城市的名气和地位有关，还有不大明说的理由，显然可以在今后几十年时间里拉动GDP的增长，其实还有更不好说的原因，要知道金融中心意味着大量高端的工作岗位，不仅拉动高端消费，而且越是“加强监管”，不要说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连外资的金融企业，也越会乖乖地挪出不少高薪岗位，其中的奥妙不用细说。

但是国际金融中心难道只是一个大金娃娃？当然不是。还要有许多条件，造些外表光鲜的大楼倒在其次，许许多多的“软环境”条件，可能是更为困难的。许多人可能会想到人才，现在上海市的金融人才不足肯定是问题，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最难的，只要气氛起来，人才真正是可以流动的。我觉得我们可能最不易学到的是法制环境，简单来说吧，如果中信泰富总部在上海，警察会不会在记者的镜头之下冲进大楼搜查？

如果跟我们听到的（不要说那些没有听到的）那些案例相比，中信泰富的事件真不算什么，至少可以说肯定不是最恶劣的，只是一个炒汇失手的故事，警察的出场主要是信息披露的问题，说到信息披露，它跟这里天天发生的事情比比没有人笑得出来。

陈久霖炒航油期货失利，损失5亿美金，也是因为信息披露出问题，陈在新加坡法庭上辩解说中途曾经向高层报告，结果第一把手中央党校学习，手机关机，其余人等概不过问，此人一介平民出身，又不识相而暴露内幕，结果被开除公职，还在新加坡坐了几年牢。出来后眼看几大民航公司一齐炒油，统统失手，损失上百亿，却连一个人出来道个歉都没有，心态不平，据说要上告，但是至少在“主流媒体”上是不会有他发声音的地方的。

这样来说，香港倒真是不容易，不给“高干子弟”什么面子，事情出了后有话放出来说上面原来就要动他，只是想拖一段时间，让荣智健体面下台。

所以我看国际金融中心最要紧是不是大楼，也不仅是华尔街人才，而是制度，以及制度带来的客户对其的信任。

可以想像，连个毫无背景的造假者陈进都不能大胆揭露的地方，离开国际金融中心有多远！

先叙述过程。

应温州科技情报学会邀请去那里参加学会年会，对方提供机票，他们为我订了票，赶到虹桥机场离起飞还有一个多小时，按照我原来的习惯是太早了些，但是在东航的办票柜台上一位女士查不到我的票，打电话给温州所的朱所长，对方明明手上那拿着打印好的订票单，一切信息齐全，电话里告诉了票号，这里电脑里查查发现居然是一张空百白的机票，只是付了钱，但是没有姓名没有身份证号码，我被告知需要重新买票，跑步到不远的售票处，被告知需要补差价，补了差价拿了一张像发票一样的东西再跑步到办票处，发现身份证没有还给我，再跑回去拿，办好登记卡过了安检，又想起没有拿发票，再出来跑步到售票处，对方泠泠地收了我手上的小条，叫我到旁边去打印订票单（发票），一头大汗终于上了飞机。

几点不可理解：

本来电子机票的一大好处是不必凭纸张机票上飞机，所以请人代订应该很方便，结果却搞成这样，当然也有我自己的问题，一是自己没有事先打电话到航空公司确认（我曾经让温州方面再次确认），二是身份证忘记首先是我自己的责任，但是作为一个专业服务行业，其中的漏洞和服务质量的恶劣是不是更加应该承担责任呢。

首先，任何航空公司没有储蓄功能，不给利息，为什么它会接受有人会只付钱，不报姓名证件也不订座的操作？那里经常一有问题就说电脑出错（比如我姓氏的汉语拼音至今仍然是错误的，随便什么傻瓜也知道那绝对是人出问题而不是电脑），现在来看是只会犯对它有利的错误，现在这个情况，假设对方委托的订票机构（也是公家的，114百事通）人员脑子进水只付钱不报姓名证件号，也不订座（假如真是那样，为什么那里会打印出信息完整的订票单？），怎么不见电脑“出故障”？反正我和温州方面的人到最后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忘记拿回身份证当然有我的问题，但是那里的服务人员，又年轻又专业，她难道不知道压着我的证件我是上不了飞机的？

当我满头大汗跑去拿证件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应该打印订票单（我是不是需要由我自己决定）？对她们来说不就是动口之劳吗？

事情不大，最后总算没有误事，但是从中看出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里面既有东航人员服务态度问题，也有产业链的环节之间连接问题。我是不会去向他们反映什么的，知道那是没用的，他们抄油价亏了多少亿也没什么人负责，还在乎个别乘客？只要像在汶川地震时那样在领导面前表现一下（做了些志愿飞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把一个什么处分取消了）。这些国有企业在乎的是领导，而决非服务对象，根本原因不是什么人的“觉悟”，而是机制。

我的遭遇妙就妙在倒霉的是我一个，得益的是民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代买机票的照样得到了代理费，东航卖了全价票（本来什么什么人会买全价的），有那么多好处，你一点对我不起作用的牢骚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