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竞争情报杂志2010年秋季号主编卷首语初稿）

在本刊2007年夏季号上我提出了竞争情报”是职业不是学问”的见解，这只是说它本身不足以单独构成学科，但其中当然仍有可传授的专业知识，包括其他领域的学问。经验表明，普通学历教育难以直接造就满足岗位需要的情报人才，因而就特别要强调在职培养，包括入门培训和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进阶培训。国内最早冠以”竞争情报”名义的在职培训课程，可能是1992年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举办的一次面向企业的系列讲座。

目前国内竞争情报在职培训的业态不很清晰，大体有以下几类情况：

首先想到的还是院校教育。正规院校目前仍然是人才最为集中的培训基地，特别是其师资的平均学历水平、基础和应用研究的积累和背后多学科的支撑，没有其它机构可与其媲美的。院校的相关系科虽都从图书馆与信息学(LIS)起家，但近年来有些院校教师承接不少市场委托课题，越来越接近企业实际，举办在职培训应该有竞争力，但是以”副业”身份而难以进入主流业务业绩考核体系，恐将影响其发展前景。

民营培训机构曾经相当活跃，其特点是市场化运作和重视客户管理，然而最近几年不仅没有做大，反而有萎缩，一些培训机构已经退出市场。原因可能在于企业竞争情报概念普及的阶段过去后，这类培训机构普遍缺乏知识储备，难以与时俱进地满足企业需求；而且无法保有稳定师资，培训质量良莠不齐。其中拥有客户资源、或在专业性强的”缝隙市场”有优势的会有发展空间，值得注意的是高端的进阶培训可能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办。

除此之外，学/协会和一些科技情报所举办的半市场化在职培训也值得关注。它们的优势在于有较多的实践知识积累，普遍有为政府服务的经验和自有师资。由于成本压力相对较小有的会引进一些软件工具和进行贴近实践的应用研究，如专利分析等。但是由于事业单位的性质使然，一般而言面向企业积极推进的动力不足，营销也不力。

来自海外的培训主要集中针对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往往是海外母公司带过来的，虽然数量不多一般来说处于市场高端。而少数民营或事业型的培训机构有时也请到海外讲师，由于一般是半市场化运作甚至”友情出演”（实际是市场推广），同时讲师们对中国本地企业需求比较陌生，经常只是起到开眼界的作用而难成气候。

我觉得未来在三个方面可能改进情报人才的在职培训。一是发挥好正规军的作用，争取在有条件的院校开办竞争情报专业硕士课程；二是鼓励科技情报所更多参与，要看到培训不仅是付出，还是向实践学习和赢得客户的难得机会；三是在基础知识的培训领域开拓”公开课件”平台，发展网上免费自学。这样不仅可以低成本大幅度扩大受益面，还能挤出一些低水平重复的泡沫，那些抄来抄去的课件是不敢晒出来的。如果有这样的平台，我愿意跟进做贡献。

在谈到美国政策咨询研究行业的特点时常常会提到他们那里的”人才旋转门”，即政府官员下台可以成为专职咨询顾问，而咨询顾问也有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官员，不过尽管这样做可能有其优点，但显然并不适合中国目前的体制。

不同于基础研究一般要求人才从学校到实验室一路不中断，情报人才最好要有社会实践经历，在这点上是与咨询行业人才相似的，所以他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也需要某种意义上的”旋转”，专业的咨询机构与企业之间就经常出现人员的角色转换，不过本文要说的却是另外一种”人才旋转门”。

自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与竞争情报国际同行接触交流以来，就发现国外不少干这行的都有国家安全或国防情报工作经历，比如在中央情报局干过的有好几位，也有担任过某军种情报中心负责人。其中有些人并不回避这些经历，而另一些人虽然不直接披露，但在简历上却也列出”情报老兵协会”成员等的身份。这在美国、法国、瑞典甚至俄罗斯同行中都见到过，可见具有普遍性。抹去这些岗位的政治色彩和神秘外衣，应该说这种现象有其专业上的合理性，因为除在方法技能和工具上有共通之处外，其对抗和竞争意识对于当前企业竞争情报能力建设更是一笔宝贵财富。有位中国同行熟悉的美国竞争情报专家曾获得中情局最高功劳奖，退职后进入一家著名大企业，为其开发出一个企业情报系统，该系统成为国际著名的行业标杆。

某外国刊物记者在采访我时曾经问道，中国的竞争情报行业有没有与军方合作？我答复说，在许多国家，不少大型公司的竞争情报专业人员中有退休的情报官员，但在中国却并非如此。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大白话，我还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中国其实也应该有这样的情报人才”旋转门”。

我国早期的科技情报人员不少是外语专业出身，后来则强调专业背景，而情报的意识和技能需要学位教育和专业培训，更加需要实践经验。鉴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经历短暂，企业参与竞争、特别是国际竞争经验不足，科技情报工作虽然号称50多年历史，但多为”拿来主义”和隔岸观火，缺乏对抗性与竞争性的实战体验。因此，开辟一些通道让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有较长情报工作经验的人员进入企业的情报工作部门，也许是一种值得考虑的尝试。当然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情报工作，不应混淆，也无法简单照搬，但是相对无经验者自行摸索而言，那些情报工作者在企业环境里学习实践应该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段时间后成为企业情报高手的机会或许更大。

外国有些人诬蔑中国出访科技人员甚至留学生都是”工业间谍”，在上述那个记者提问中也不难听出某种疑虑，但对付它们的办法决非躲躲闪闪或假装天真，而是亮出正大光明的竞争情报工作招牌，在市场上理直气壮地”开打”。开辟军民”旋转门”不仅是培育企业情报高级人才的可能渠道之一，可能也是让情报走出阴霾，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为自己正名的有效举措之一。

  对国家能源情报差距的问责

（《竞争情报》2010年春季号主编卷首语2010年2月20日初稿）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能源与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生死攸关的重大课题，也正在成为经济技术国际竞争新的焦点之一。中国政府已经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例如2010年1月27日报道，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任主任，而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也早在2007年12月6日就已经建立。

但是最近有专家指出，”大量的能源方面的基础数据并不完备。不少决策往往用国外的研究成果作为中国的决策依据”，比如我国的成品油价就只能以国际市场的价格为基础进行折算，自己没有定价权。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家在能源决策上缺乏强大的信息和情报支持。去年3月国家能源局长张国宝在接受某电视台的采访时说，中国的能源局才112人，而美国有上万人，他还特地提到美国能源部有个600人的”情报所”（指的是”能源信息局，EIA”）。我的调查发现，美国政府能源部的信息情报人力资源可能远超这个数字。

美国能源部中至少有能源信息局、首席信息官办公室和情报与反情报办公室等三个机构可以大致对应我们通常说的”情报工作”。能源信息局主要完成能源数据和信息的收集分析，为政府和国会进行调查研究和预测；首席信息官办公室负责能源部的信息技术应用，而情报与反情报办公室则负责反核恐怖、防止核扩散与战略突发事件和核能安全等工作。这三家分别拥有379、134和174名联邦雇员（2009年10月1日），此外能源信息局还有约250名合同工作人员（2008年），所以说美国能源部从事”能源情报工作”总人数在900人以上。与此相比，我国政府能源部门无确切对应数字可查考，据2006年的媒体报道仅有3位专职信息人员，估计现在情况也难有实质性的改观。因此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信息和情报的差距。

2008年1月我在《学习时报》上就撰文提到能源情报能力上存在的薄弱环节，指出国家在能源战略的国际竞争中赢得胜利不仅需要专家库，还要有”情报眼”。两年过去了公开报道中仍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任何进展，我认为需要向政府问责：为了应对在能源领域国际竞争的激烈挑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弥补这严重的落差？

又到了五年一度的规划”大年”。

科技和产业发展规划与情报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的国家科技情报体系就是诞生自第一个重大科技项目规划，而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情报工作者也在各个重大科技和产业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科技情报队伍的影响有逐渐减弱的倾向。曾经的规划主力地位，被一些”科技发展战略”之类的新建机构所逐渐”蚕食”，情报工作者当然还在参与，然而越来越难以在规划前期介入；虽然还在做课题，实质上已经从主角退到了为规划制订和研究的官员、政府研究部门和行业专家提供信息的”二线”，或为基本成型的想法寻找些国外依据。

社会总要分工，情报工作确实也常常应该躲在幕后，这本不奇怪。但是当我看到许多地方规划思路则年复一年仍然是依靠部分领导和少数”精英专家”的老套路，而中国科学院却明确提出”管理、专业和情报”三支队伍搞规划时，眼前不免一亮。特别是看到全球化和经济剧烈波动时代技术和产业的线性发展轨迹已经打破，不同产业和技术领域的融合和不同地域之间的合作竞争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发展，固守某些狭窄知识领域已经越来越难以应付，有人发出”专业知识的终结”那样的感叹（Journal of Documentation，65（2）2009，社论标题），就越发感觉当前情报工作者对于规划还可以做得更多。

例如在认识技术和产业创新方面，跨国技术巨头已经超越了寻求某个未来产业或下一个技术突破口，而是立足未来需求，提出诸如”智慧地球”那样跨技术跨产业跨地域的大概念，如果规划中没有这样的大思路，我们辛辛苦苦攻下的技术难题，也许只能成为人家产业链里的小角色；

在规划方法方面，已经不在局限于小圈子里搞”路线图”和”预见”，早就尝试在大范围内通过新颖的”群体外包(Crowdsourcing)”和”合作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方法来启发规划的新思路；

与以上做法相适应的就是”开放式创新”理念，采取更加精明的知识产权战略，收放可居，甚至将大量有效专利放到公共平台上来巧妙地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而不再仅仅以点算有多少自家专利来论得失。

这个2.0版的规划不仅是潮流和时尚，更是关系到未来数年经济技术竞争的制高点，可以明显地看出，像科技情报和竞争情报人员那样的”第三方”在这个规划2.0中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能不能做到则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家是否”重视”，主要还得看你有没有情报工作者应有的敏锐和洞察力。

情报失察（intelligence failure）调查是对重大国家安全事件中情报工作有没有失职，以及决策者有没有忽略所获情报的调查分析。它缘起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惨痛教训，二战后美国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情报体系应该就与这次情报失察调查有很大关系。多年来，美国每次重大安全失误国会都会提出情报失察的调查要求，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情报失察调查历时三年，形成厚达585页的报告，美国国家情报体制由此进行了大改组。情报失察调查不仅由国会或政府权威部门委托独立机构或小组承担，也有学术界等民间自行完成的，有的案例甚至成为旷日弥久的话题，例如珍珠港事件50周年时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发布了调查报告，2009年5月份还有学者在大会上作该事件情报失察的报告。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对外经济交往就曾经出现许多因各种原因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例。仅以盲目参与国际期货交易这一项，媒体公开曝光的大案就有1997年株洲冶炼厂金属锌期货交易、2003年中储棉赌棉价上涨、2004年中航油赌油价走势、2005-6年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铜期货交易和2008年几大民航公司抄作油价期货失利等，损失至少几个亿，大多数高达几十亿。还没有涉及对外投资和收购兼并失误、商品进出口、技术引进以及在华内外资企业竞争失利的损失和教训。一般来说，出事后会对责任人严肃处理，但是无论当事公司或者其上级主管都不愿意让事件成为社会议论焦点，所以往往采取”斩立决”办法处理，而这样就无法把错误变为大家的教训，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错误会出现”前赴后继”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认为对这类事件需要借鉴国外的做法进行情报失察的调查。

这些事件中有没有情报失误，肯定有。媒体曾报道某著名企业制冷家电出口遭遇”技术壁垒”遭遇很大损失，经研究我就发现这就个典型的”情报失察”，主要原因是该公司虽然建立了情报系统，却忽略了进口国在半年前公开发布的信息。

情报失察的调查不仅可以发现情报工作的不足，同样也可以让决策者从反面更加清晰地了解情报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重大失误的原因都是复杂的，不止是情报失察，但是调查可以从贯穿于决策全过程的情报入手。有作者对美国一系列重大情报失察的分析发现多数情况是决策者因种种原因没有采信已经得到的情报，其原因就可以延伸到许多方面。

国门打开要警惕”间谍”出没，保护好自己的商业秘密，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一系列重大经济失误中更大的问题可能存在我们内部，正视过去犯的错误、认清自己的不足才是学习市场经济规律、掌握国际竞争秘诀的不二法门。

情报研究与战略研究的区别

《竞争情报》2009年夏季号主编卷首语（20090529初稿）

情报研究与战略研究（包括决策研究、政策研究、软科学等）究竟有什么区别？大概早在我”入行”之初就已经在困扰着当年科技情报界的同仁们了，这个问题今天仍然难有各方都满意的结论。我曾经以实际工作的体会设想出一条中间不断裂的连续带，就像频谱差不多，一端是纯粹信息工作，另一端就是战略决策工作。我们所做的具体项目和研究、写的文章或报告，有的靠近信息端，有的走得更远些，都可以在这个连续带中找到各自的位置。比如就以竞争情报为例，我的体会是与国内大多数的研究和实践相比，国际上的CI就更加接近战略决策这一端。这个简单模型的价值就是说明了其实二者没有绝对的差别，只是侧重有所不同罢了，但是仍然没有对本文开头的问题做出明确答复。

参加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2009年会，听取Michael Treacy所做的主旨报告*后我突然有所感悟。

Michael为独立咨询人，数本商务类畅销书的作者。我注意到他的报告几乎没有提到情报(Intelligence)一词，他主要是反复论证，今天企业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难以（甚至无法）预料的决策环境，虽然作为职业咨询人的其人报告十分精彩，我仍然边听边在想，为什么在竞争情报大会上讲这些？

有人说情报人常常像狗熊扳玉米一样，扳一个丢一个，我对此深有体会，不管情报工作者在某专业或产业领域有多少背景和知识，他/她总是无法与整天泡在第一线的领域专家比，他们的价值往往只是在定义不清的、仍处在”端倪”阶段的、跨领域的地方体现出来，一旦问题定义清晰了，领域专家形成了出场了，他们就该退出江湖，去搜寻下一个未知的领域。

任何企业都有专门搞营销的或搞技术的，他们都要收集和分析信息，因此专职的情报人员除了需把握熟悉信息源、了解分析方法和利益相对独立等方面的核心能力，还要在人所不为（或者难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发挥其优势，那就是这些尚未充分显现出来的、非常不确定和边界模糊的问题。举例来说，1998年我注意到刚刚冒出头的电子墨水技术，收集了资料多次在信息化讲座和专题会议中提醒有关的行业。而很久以后国际上电子书（背后就是电子墨水技术）才成熟进入市场，情报工作实际提供了10年的提前量。2008年我国出版印刷等业界发表白皮书，宣称进入电子书”元年”，此时就没我们说话的地方了（专业情报机构除外）。

所以后来我从这个视角来体会Michael报告，就有忽然开朗的感觉，他讲到的不确定、不可预测和（专家）见解突然变得不值钱这些当今时代的特征，不就是巧妙地在说明应当让情报工作来发挥更加重要角色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推断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格局大调整和新一轮创新的蓄势待发，使中国站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位置上，同时也为企业和政府的决策者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就是我们中国情报工作者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好时机。

 * 对Michael Treacy报告的简介可见我写于4月24日的博文：情报与战略CI不同于竞争情报：听大会报告的感受http://www.miaoqihao.name/

情报工作中的公开信息

本文的主题在2月9日的博文中已经谈到，当时口气比较激越，实际上也没有好好读那篇报道，本文预期要对外正式发表，而且是冷静之后的作品，更加平衡一点吧。但是我还是会珍惜当时的一刹那真实感情，至于观点对不对，是不是全面让众人评说吧。

2009年春季号主编卷首语，2009-2-24改定

Open Source在软件行业里叫“开源”，主要是相对商业化而言的。但在世界各国的情报圈里，它被称为公开信息，以区别于国家机密或商业秘密。虽然早就有人说90%甚至更多的信息是可以公开来源中获得的，但是安全或军事情报机关大概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那小部分秘密信息上，认为那才算本事，才真正有价值。不过情况慢慢地有些变化了，网络时代则是加速了这个变化。

上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倒塌后曾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意识形态之争将不再”，西方大国有些“间谍”们一度以为马上将世界大同。一位退役的美国前军事情报官热心地张罗起了一个机构Open Source Solution，鼓吹情报改革，主张改变鬼鬼祟祟的旧有模式。在某次竞争情报国际会议上他以为我是他们的“同道”，居然对我开玩笑说“全世界的间谍，联合起来！（Spies of the world, unite）”

尽管这个短暂浪漫很快就过去了，但今天公开信息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性确实已经大大提高。在美国国家情报体系中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国家情报总监还设立了负责公开信息的助理岗位。相反，我觉得我们民用领域负责经济技术情报的部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部门）和许多相关人员对此倒比较麻木。

不久前《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其特约记者具体描述日本近年来如何收集中国各种公开信息，挖掘中国情报的报道，写得不错（2009年2月9日“日本细致研究公开资料搜集中国军事政治情报”），搞国家竞争情报研究的人尤其应该读读。但是，作为一个关注日本经济技术情报活动20多年的人，我对这些事实丝毫没有感觉惊讶，该惊讶的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这样做。

在文章的电子版后面，有人跟帖也发出了与我同样的感言。但马上另一个跟帖跳出来抱不平：为什么要让你知道！这个说法可能有代表性，也许真有不少人认为这种事情应该属于国家安全范畴，一般人等无缘置喙。我没有资格在这里讨论中国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应该如何，但以公开信息为基础的经济技术情报工作而言，让安全部门来包打天下却肯定是很荒谬的。

对于尚有数万大军的科技情报（信息）机构，还有许多名字不一定与情报、甚至信息沾边，却有类似功能的政府和事业性机构，以及更多的企业竞争情报人员，对公开信息的重视和系统运用应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多次说过，在看文献查数据库找谷歌等利用公开信息的同时，所有的知识工作者都在做“情报分析”；然而这里讲的“系统运用”则是在另一层次上的组织行为，其中至少存在三大差别：一是多部门协同作战；二是长期跟踪分析；三是利用专门工具。当前主要是网络文本挖掘和各种计量分析的软件，最好是自己开发。从那篇日本情报活动报道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与个体户式的情报分析是有天壤之别的。

我知道一些国有或民营大企业对系统开展情报工作有想法，少数先行的已初具规模，卓有成效；有些机构也正在探索建设这样的能力。然而，相对我国的经济技术情报需求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缺乏全国性或全行业性的综合协调。不仅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情报饥渴，更重要的是那些巨额投资的宏大规划项目，每个都敢说经得起公开信息系统研究的敲打？

总之，那篇报道不经意中为国家竞争情报的意义提供了又一个实证。

竞争情报的实践起源

这个话题起源于一个误解。

曾经以为我自己和同事合作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国内最早在内容里提到“竞争情报”这个术语的，新近才发现其实不然。现在国内几大文献数据库将回溯时间推得更早，从中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安徽省铜陵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刘怀宝发表在《图书情报知识》1987年第2期上的“略论竞争情报及其搜集方法”（30-32页）一文。如果没有新的发现，应该是国内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而且“竞争情报”一词还是出现在标题上的。

我很清楚自己和同事们是如何开始做对Intelligence的研究，从有关国外文献一步步到达竞争情报这个概念。因此，便对刘怀宝是如何会用到这个术语很感兴趣。互联网时代找人并不难，只是20多年过去，人非物也不再。刘先生已经退休，其原先所在的铜陵市科技情报研究所也变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一部分。但他与我通电话时，对这篇文章还是记忆犹新。

他说其实文章写得更早，可能是在1985年左右，只是投出去后，刊物搁了很长时间才发表。他说用竞争情报这个术语他是自己悟出来的。刘怀宝是老三届，就读武汉大学前有过企业工作经验。他说，自从国家开始发展市场经济，他就认为便会有竞争，企业情报工作也就会有竞争性，于是就有了竞争情报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其他独立来源可以验证，但是我认为是属实的。至少文章本身是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企业间开始出现竞争出发，来定义竞争情报的。

也许是因为可以方便利用同方、万方等数据库的关系，有些作者喜欢依此拿已经发表的文章做些“二次加工”，如通过文章统计、作者排行，引文分析甚至计算h指数等来研究竞争情报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但这只是反映了竞争情报学术研究的一个方面。竞争情报在中国应该有其实践基础，这些实践在一定意义上讲比那类文章更加重要。在完成“国家竞争情报”课题时，我们已经将1956年建立起来的中国科技情报事业认作为中国国家竞争情报系统。我现在更加认为应该强调这个观点。特别是科技情报中的“情报研究”部分，与国外定义的竞争情报在核心理念上是一致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包昌火的建议下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的情报研究专业委员会很容易就改成了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

刘怀宝文章的意义在于，我们不仅有了国家科技竞争情报的实践，而且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在我国自己的土壤上也会孕育出企业竞争情报的概念。我曾经在80年代的《参考消息》上看到过广东类似竞争情报的“商战谋略”培训班的广告，虽然估计可能是香港背景的市场咨询公司搞的，但是也反映出在当时内地的实践需求已经显现。

借鉴国外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当然有其重要意义，今后依然如此，但是我们必须更加重视自己的实践，鼓励专业人员、特别是年轻一代（包括有关专业的研究生们），多结合本单位的需求和社会的关注参与实际项目，条件不具备可以先尝试动手做点试验。在这个行业有话语权的人们对此应当做好引导。

（改定于2008年11月4日）

“知天命”而再生

到今年11月，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立满五十周年了。孔子说过“五十而知天命”，我曾经对这句话望文生义，以为大概是指人到了五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点束手就命的感觉。最近看到著名哲学家台湾大学教授傅佩荣对此的另一番解释，他认为“天命就是自觉有一种使命感，‘知天命’，即领悟自己负有使命，必须设法去完成”。拿这句话来看上海科技情报事业，倒是很般配。

随着西方管理思想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许多国内企业和机构在规划里常出现一个术语叫“使命”（mission）。看其英文的词根我一直怀疑其起源是来自基督教，查维基百科后证明确实如此，其本意是一种发自内心、要将自己的信仰传播给别人的愿望和行为。在企业管理语汇中，“使命”的概念实际上类似一种社会责任。

科技情报事业的使命就是要为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决策提供信息和智力的支持，这一点没有疑问。多年来几代科技情报人也正是为这个在努力奋斗。在这五十年里我参与了其中的后面一半，这次有机会参与筹划出版上海科技情报事业发展50周年纪念文集的一些讨论和访谈，也更清晰地了解了上海市科技情报事业的整个发展历程；其中既有像汪道涵这样理解情报的老领导和像陶毅所长那样的杰出指挥员，还有更多第一线的“老情报”们，尽管过去多年了，他们那些鲜为人知的事迹今天仍然令人鼓舞甚至震撼。那些年头大家都没有什么物质刺激；与其他行业不一样的是搞科技情报的得到精神鼓励也不多，科技产业发展的“军功章”上不一定会留下他们的名字。在背后支撑的精神动力也许正是孔夫子的那个意思：“领悟自己负有使命，必须设法去完成”。

比喻永远是“跛脚”的，拿一个事业来和人作比方总是有点勉强。刚刚看过北京奥运的开幕式转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各种场合出现的孩子，特别是那个地震灾区来的小林浩。感动我的不仅是他所经历的磨难和考验，更是他现在的从容和自如。由此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关键词，再生。对科技情报这样一个事业，现在还不是额手称庆的时候，更加需要的也许就是这样一种顽强的再生精神。我们在纪念和祝贺之余，恐怕还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面向未来，即要在上海市面临新一轮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愈加复杂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下通过组织创新来塑造科技情报这个事业的社会形象，以无可替代的业绩来确立其社会地位。

（改定于2008年8月22日）

        在作为上海市科技情报所建立50周年丛书之一出版的《探索者语：缪其浩情报著作自选集》中将我为本单位主编的《竞争情报》杂志写的“主编卷首语”前11篇收入。我已经承诺将把此书全文公开上网，但是由于两个原因至今还没有做，一是缺乏一个合适的平台，简单上载到博客上将把这里搅得乱七八糟；二是为了出版社的利益，让它们再卖几天，卖不动了再说。

        但是我将把11篇以后的卷首语放在博客上，好在都不长。在将已经发表但没有收进书的两篇补上后，一般将在刊物发行前就上网，可能的话像在书里那样我还会补充说明一些背景。

        执行主编张左之对每篇卷首语都提出具体意见并进行了文字修改和编辑，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下面是原书中关于这些卷首语的说明：

第四章 鼓与呼：为建设创新国家贡献智慧

序言

本章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其中前11篇为《竞争情报》杂志的“主编卷首语”。记得可能是杂志的实际负责人、执行主编张左之建议设立这个栏目；陈超（现任副馆长）也建议我学学杨沛霆老师在《中外管理》杂志上经常以卷首语形式发表评论的做法。而我确实也对行业的发展有些看法，同时也希望借此逼着自己多动动笔，改变“述而不作”的坏习惯，所以从2005年最后一期试刊起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系列短评。

这些短评的主题没有事先的系统考虑，经常是有感而发，即兴而作。开始时篇幅较长，有时还附参考文献（矫枉过正！），现在已经形成随笔式的基本风格，例如千字左右，非常必要的引用文献列在文内等。关于短评的具体内容可以读一读每篇文前的说明，在此不再赘言。

整理完这11篇文章后我发现要是挑剔一点可以批评我在诸如理论和实践、学问和职业等问题的看法上不够全面。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全国技术经济情报工作的专业人员中，从事学术和理论的专家声音相对来说容易被听到（其他专业恐怕也差不多，只要想想对不管什么人都要讲究论文数、引用率甚至影响因子就明白了）；而人数更加多的实际工作者中，不少人或者由于工作性质关系不善于提炼出有影响的观点，或者受到岗位责任的约束甚至保护商业秘密的考虑而难以公开发出声音。而事业的发展要求有平衡的话语权，需要更加重视那些“沉默多数”的声音。因此我确实没有打算面面俱到，而是希望更多地从实践这一头看问题，为天平比较轻的一端增加些分量。当然，这样做丝毫不意味着情报事业不需要学科发展，不需要理论研究。

（以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