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最近看到上海报纸的几篇报导，在一种叫做“头脑奥林匹克（Odyssey of the Mind，简称OM，翻译得很好，那个伊利亚特史诗里的奥德赛【在这里表努力跋涉的意思】，显然没有奥林匹克那样容易记住的）”智力游戏比赛上，上海几个参赛队得了冠军，例如上海交大学生队在一个项目里用仅18克木片扛起648公斤杠铃，当然上媒体的重要原因是上海市的市长副市长接见了获奖的队员。

中国引进这个活动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年因为偶然机会我有幸目睹了这个项目进入中国。今天头脑奥林匹克官方网站中文版上你可以看到的名字几乎全部是市级官员和院士，但是我知道这个项目真正的推手是当时上海少年报的陈伟新（副总编？），是他到美国访问时发现这个OM，认识它的创始人Sam Micklus，经过多年努力在中国推广，现在终于“修成正果”，可惜目前只在官方网站英文版几层下面一个角落里才可找到他的名字，是最早成立学会时的执行会长。

当时陈伟新带回一些资料，需要翻译，恰好他在少年报一同事的太太在本单位工作，就是现在已经退休的苏老师，她不仅是情报所简报业务的领头人，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而且也是位热心人，很关心我们新来的研究生们。是她让我们几个有机会参与了将OM比赛资料引进中国，正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上海举办了最早的比赛，后来其中一些收录在1997年出版的《问题问题问题》和《开发创造力》两册“头脑奥林匹克”丛书上。

现在的OM似乎很风光，又是获奖“为国争光”，又领导接见，又可出国比赛，更加吸引年轻学生的是“名校加分20”的诱惑，但是我们真正学到“头脑奥林匹克”的真谛了吗？

就我而言，无论以成就感还是外快收入来衡量，为OM翻译资料都微不足道，之所以记住它，因为它确实与众不同，就是与我20年学校生活里看到的“正规学习”非常不同，写本篇博文我手头没有当年的任何资料，但是我仍然记得20多年前翻译时的感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有两条：

一是那里的所有比赛项目，都明确标出了成本限额，通常定得非常低。换言之，要求参赛者不仅要能动脑筋解决那些奇奇怪怪的任务，而且一定要在低成本下完成任务。说得学究点，这是从小就开始在教育中输入经济性和产业化的概念，一个小小的限制条件，就让学生们走出OM课堂，至少要到店里看看材料价格吧。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常常不屑的，所以我们的发明和创新常常无法产业化，我们的学术研究常常在天空中飞翔却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遗憾的是今天媒体仍然一点也看不到这方面的关注，只是夸奖孩子们聪明、“与国际接轨”。

二，给孩子们玩的游戏，包含了非常前沿的科研思想。我翻译过一个案例至今难忘，是要参赛队编制一套明码，可以在禁止使用语言的条件下以这个信号系统指挥队员完成某个任务，本质上与我们常见的做动作“猜成语”差不多，但是它的设计不仅远远复杂，不限于肢体语言，更加重要的是“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我们在玩“猜成语”时有谁想到实际上在做的是设计一个非语言的信号系统！

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案例还有原因，我1986年就发表文章介绍“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当时恐怕国内连它的老祖宗新闻传播领域里都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在读外国资料时发现用这种方法通过德国报纸分析战略情报的Harold Laswell，居然是从医生分析精神病人“手舞足蹈加胡言乱语（其实就是非语言信号系统，他一定也在表达某种意思，用的却不是人类常规语言）”得到内容分析方法灵感的，内容分析的本质就是对传播者在沟通过程无意中流露出来的信号进行解码（decode），而这往往反映出其真实意图。跨学科研究可以这样的大跨度，让我叹为观止！而这在时间上与翻译那个案例则差不多，所以很容易联起来想。

其实我们确实努力向世界学习过，也学到不少好东西，终于从地上爬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有人因此感觉良好、开始鄙视谦虚了。但问题是，那些好东西，我们真正学到真谛了吗？比如现在叫得满天响的创新，本来应该是生钱的，现在很多情况下变成向国家要钱的手段了。头脑奥林匹克过来20多年，今天打开搜索引擎跳出来很多“名校加分”的新闻，就在提醒我们恐怕不要过于乐观，不要忘记有个名字差不多的“奥数”，本来也好东西吧，到我们的教育体制下凸显“中国特色”，终于变成了人人喊骂的过街老鼠。

7月13日博文诚信问题中，我提到和小党在《科学时报》3月30日发表文章“智慧地球给我们的启示”已被《新华文摘》6月下半刊转载（125-128页）；而不久前刚刚获知这篇文章又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月刊2010年6期转载（24-28页）。

中国的论文和文章数量恐怕已经全球第一，不过其中质量良莠不齐。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自己写的很清楚，一样一篇几千字，花费时间可以大相径庭，“智慧地球给我们的启示：从技术到产业的开放式创新值得关注”一文就是投入大大超过产出的一例。如果以稿费来算经济效益简直亏大了，花费几个月时间、查找上百英文文献和网络资料、参加几次会议，再修改无数遍，而发表在《科学时报》上的稿费每字合4分钱，转载就更少，其中一处已经寄来，正好够两位作者在星巴客每人一中杯咖啡。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感到一些欣慰，毕竟《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都还是声誉不错的“二次”刊物，那些把智慧地球说成大阴谋的文章一下子就在网络上铺天盖地，而我们这篇角度另类，写得也不是太通俗，还是被“慧眼”看到，知识分子不就需要这点阿Q精神吗？

以我现在孤陋寡闻的现状，已经不大可能接一些政府的课题，那些课题要求吃透领导意图，马上解决问题，不鼓励偏离轨道，这些与我的长项也不符。但是我觉得社会毕竟还是需要有人做点探索性的东西，想点别人没有时间去想的问题，尤其是所谓“研究”的本来意义，其实就应该是那样的，所以自由选题的哲社课题我倒是做了几个，最近“中法竞争情报比较研究”又刚刚获得上海市哲社规划领导小组批准。

所以我今后还会继续做这样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而且还要冒被拒绝的风险（现在自由投稿除了少数名人外完全是买方市场，通常是不会有退稿一说的，不理睬你你就自己识相点另找地方吧）。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还是有意义的，更何况我还拿着单位的工资奖金！

有个跟帖问如何看待唐骏问题。本来也想说几句。

我对唐印象不错，2006年操办国际图联管理和营销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前会”，我主张请一位业外的管理和营销专家做主旨报告，需要讲英文的，就想到唐骏。通过盛大找到唐的秘书，先是答应了，我们在早期宣传资料上都写上了，后来因为他时间安排不出，换了复旦经济学院的张军。唯一有点想法是他作为职业经理人似乎太喜欢玩媒体了，没有想到这次给媒体玩了一把。

外面议论几乎一边倒，情况大体也是清楚的。唐骏最应该做的是低调些，道个歉，在今天中国这实在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名声有些影响罢了。他应该认识到虽然方舟子找上的另外一些人，因为有权势庇护所以帖子给删得干干净净，但是他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保护。只是不知道是听了什么“谋士”的高见还是自作聪明，他选择了不是最差也是次差的做法，结果越描越黑。杨澜的先生、李嘉诚的小公子等商界名人也都有过类似的“学历门”遭遇，但他们比较聪明，在第一时间坦然相对，不也很快过去了吗。

我认为的确需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唐的行为。学术规范在中国至今仍然是奢侈品。别人的事情不说，我问自己难道真的非常干净？当然不是。我的学历什么网上到处挂，不敢糊弄，应该没有问题（我的问题是太傻，不仅中学读满6年，还傻读了1年半“721工人大学”、4年大学、3年多硕士研究生，填表最高学历还是个不入流的上海科技情报所），但是我的文章确实存在不规范。在编辑《探索者言：缪其浩情报论文自选集》时，我就感到汗颜：早期的文章没有参考文献，而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引自国外资料。我后来在每篇文章的前言里都做了说明，想方设法补充了部分主要参考文献，这也是编辑工作花费许多时间的重要原因。虽然当时的事实是，一些杂志的编辑明确提出为了节省篇幅，要我少写甚至不写参考文献，但我在书里没有辩解，因为道理上是我不对，不仅损害了被引用者的利益，我后来自己也觉得吃亏，那些文章有些现在还有价值，但是没有了参考文献，我无法找到当时的论据来为今天服务。实际上今天我在报纸是发表文章还是遇到同样问题：编辑不需要你写参考文献。有些我坚持了，例如《科学时报》3月30日文章（《科学时报》发表“智慧地球”背景分析，顺便吹嘘一下，该文已被《新华文摘》6月下半刊转载），我坚持要保留参考文献。但是有些评论类文章没有办法，我已经想好，今后将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参考文献版”。这只是一方面，此外还有可能的漏洞是报告做ppt文件，有时图片引用也可能有问题，这些都应当注意。

我一贯不喜欢从众瞎起哄，因为没有看到任何一位评论家对自己开刀，所以我来做，相信每个人都严格一点，学术规范才能建立起来，否则谈什么创新！至于揭露那些屁股不干净的大人物，一来没有能力，二来我相信这些天他们日子一定不好过，特别是面对他们子女的时候。

《文汇报》今日（6月11日）头版报道“未来汽车很可能是颠覆性的http://pdf.news365.com.cn/whpdf/20100611/WH10061101.pdf”，其中主要提到在世博会园区警察用的一种两轮代步车，英文叫Segway，其实早在世博会开园前媒体已经有报道，但是记者也许不知道它的奥妙，所以没有做文章，今天的报道采访了同济大学汽车专家，认为它不仅零排放，而且智能化和个性化，“未来代步工具的要素已经清晰显示”。报道没有提到的是这种车采用了可能在航天器上用过的一些陀螺仪稳定装置，所以非常方便安全。但是报道也提到，这种车8、9年前就在美国发明，所以早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了，有意思的是我自己在住所附近的街头已经看到一小伙子骑着（还是该说驾着？）它招摇过市，看上去像是旧车，因为没听说进口过，更可能就是世博会园区正在用的，出来维修的。

写篇博文当然还是要谈情报。实际上就在几天前，《科技日报》6月8日8版报道了美国时代周刊“50项被市场淘汰的最糟发明（原文是The 50 worst inventions）”, 其中Segway赫然名列其中，排位第四（时代周刊发表时名列“魁首”，但它又说排名不分先后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completelist/0,29569,1991915,00.html

），周刊分析说它虽然采用高技术，但是远不如发明者初期的预期，销量非常低（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1991915_1991909_1991902,00.html）上海世博会应该说帮了它一把。

仔细看看文汇和科技日报其实两边都没有全面。文汇报没有提到这种车的缺点（或许沾边世博会就不大好说缺点了），没有提醒因为价格太贵（采用固体陀螺仪）我们可能又成了人家的试验场，就像近年来我们已经成为外国新奇古怪建筑的试验场一样。而科技日报文章则遗漏了重要的概念前提，时代周刊明明白白地说这个名单上是那些原先被人们寄予巨大希望，然而最终没有达到的预期的发明，光看那个“Worst”是要误解的。所以有评论认为虽然这个产品难以成为当年刚刚发明出来时那样的前途远大，但是在某些场合它还是非常适用的http://green.autoblog.com/2010/05/28/time-magazine-posts-50-worst-inventions-of-all-time-includes-se/3，所以不能说“被市场淘汰”。

两个国内报道其实都领人思考。文汇报的文章让我们知道国内的科技情报和科学普及面临的窘境和挑战：8、9年前就商品化的东西（技术肯定更早得多）现在还被当作“颠覆性”的未来被宣传；而科技日报（其实是时代周刊）文章让我想到现在鼓噪一时的新科技，其中也许有些就是明天的“最糟发明”，所以“我们需要莱特希尔报告”（见我4月21日博文小心时髦的“新兴产业”）。我一再说，技术成功不等于产业成功，从原因分析来说，这又是一个例证，价格下不来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产业化难题，并非如一些人喜欢鼓吹的什么“举国体制”（比如红头文件强令购买）就可以解决的。

《科学时报》2010年5月31日在A1要闻版发表中国互联网向印度学习什么（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5/232673.html）一文。对中印两国在网络管理方面做了初步比较，总体结论是互有所长。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以印度为对照对我国网络管理中某些方面（主要是内容审查和发放准入牌照）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指出刻意营造一个”干净”网络的良好愿望最终有可能走向与世隔绝，搞出一个”违反历史潮流和经济规律”的”巨大的局域网”，虽然不大相信这样只能算是非常温和的批评能够撼动既定的决策，但是我仍然感到十分欣慰，老实说并非是这些意见有多么精深奥妙，而是在于这篇文章说出来了，更加难得的是《科学时报》在首页要闻版发表出来了。敬佩《科学时报》的这点科学精神！

 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明显上升，但是如何总结30多年的经验教训？什么是中国发展成功的核心原因？到底是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今天，应该继续前进；还是”让步政策”起了作用，现在有了实力可以故伎重演了？观念的差异加上巨大既得利益的支撑，使得对中国以后怎么走产生很大分歧。

 毋庸讳言我赞成文章作者把问题提出来讨论。因为看到中国人30多年前表现出来的创新意识和活力不断被那些来路不明的”铁腕”所蚕食；在”科教兴国”巨额资金有些正沦落到为垃圾埋单的同时，世界上网络技术最活跃的创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我们隔绝。上海领导人曾经感叹为什么没有出现”马云”，但是有些听上去冠冕堂皇的政策正在扼杀无数明天后天的”马云”。这些想法也许不对，但是应该可以讨论。文章作者是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不用质疑他的观点是不是与其公司的利益有关，再不识时务也明白要这样来谋取私利简直是太傻了。不久前张朝阳发出建立网络特区的感叹（当然是妄想）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问题是这样的争议面前，为什么只有个别科技企业可怜的声音？知识分子是中国改革开放获益最大的一个阶层，特别是其中不少人现在是有名有利又有话语权，常常会做些”参政议政”的表演，为什么回避这些重大问题？或许他们也可以站出来批驳杞人忧天，证明在”大将军”般的围栏里可以造就一个21世纪的强国！

 说白了，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一些挤进”圈子”里的精英们太聪明了。其中有些根本就是不学无术，靠深谙”潜规则”而混到现在的人模狗样，倒也不去说了；另外有些其实也是明白人，他们有句自我欺骗的话叫做”不添乱”，背后却是精明的利益算计。今天中国的政治文明毕竟比反右或文革时期有了巨大进步，说些真话总不至于贫困潦倒，更不会家破人亡吧！

 上海电视台的《大师》节目我经常看，与他们对比之下，于是就产生了以上想法。

5月26日看了属于世博会山西活动周节目之一的话剧“立秋”，虽然在媒体上没有惯常的吹捧，但却是个很好的戏，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立意也高，可看性也强，银号兴衰一条线两代情事一条线蒙太奇（严格说蒙太奇属于电影手法，但话剧也有人借用）也处理得不错，剧中主角“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的座右铭和晋商”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使命宣言（即现代企业的Mission Statement），看了戏都会让人记住，这就是难得的了，可以听得出观众的掌声是由衷的（我听过的一些“高档音乐会”是有人指挥鼓掌的）。当然它的缺点也明显，形式传统了点，可能难以引起大部分年轻人的兴趣（不过相信有效的包装和营销后情况会有变化）。观后有朋友听到我赞扬的话后问我，如果让你自己掏680元买票，你会看吗？我坦白“不会”，我拿的是赠票，恐怕全场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本来也不至于会为这个写什么，而上周末看到央视电影台放的“歌舞青春：毕业第三季”，去年7月18日在大剧院看了真人版，感觉一般（见老头子看“歌舞青春”），所以边干别的，顺便断断续续看了两次（周六晚和周日上午），知道了这个音乐剧的一些背景故事，原来这是个迪斯尼的低成本片子，第一季才花了几百万，结果颇受欢迎，接连拍了三季（真人版基本就是第三季），特别是第三季，成本1350万，在好莱坞还不能算大制作，也没有大明星，而全球票房居然达到2亿4千万美元。我问自己，一个老头子全家花了高票价看了场外国小青年的戏，还没有说后悔（演出结束后才有媒体透露这个演员班子全部来自南非，尽管不错，但是我对国内的演出主办方还是有些不爽，有信息披露不实之嫌），却不愿买票看更加适合自己的中国话剧，怎么回事！突然发现，这不就是个产业化课题吗？

“立秋”有“核心技术”，是好东西，也有潜在用户，但是就是做不起产业，看来还是政府买了单（有企业赞助，但是对企业这是政府公关费用，最终还是政府让利），“文化搭台”看中的是产业可能的利益。这不仅是文化产业的问题，中国许多产业，包括一些被人认作战略性的新兴技术产业，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就像产业做不起来不能怪客户一样，请别埋怨中国的观众（例如不要怀疑我崇洋媚外，我从中学开始到现在买票看过不少中国的话剧），应当认识到能搞出核心技术未必能搞成产业（严格说搞不成一直鼓吹的“自主”产业，被整合到人家的产业链不难），其中许多规律，我们不甚明白，而且还从不觉得自己不明白，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记得2006年参加全国科协大会，温总理报告讲到大飞机，说难的不是造得出，而是搞出一个产业（大意），强烈赞成，你看现在就已经有问题了，有报道说国内大的民航公司不愿买自己造的飞机（当然对有些人来说这太容易解决了，“举国体制”么，谁不买干部考核时一票否决！），实际还不止这些问题。

最近一直听说有高论要花大钱打造“世界一流媒体”，文化走出去等等，好像也真的在动作，不禁心惊肉跳，因为文化产业不比一般制造业容易搞，在外面玩不得颐使气指、匿名电话、动辄封杀这一套，弄不好砸了钱还要被人说“钱多人傻”，不仅划不来，而且最终牺牲的是国家的形象和你我的血汗！

《经济观察报》2010年5月31日25版发表记者报道，IBM”智慧地球”是个阴谋？(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0/05/31/171315.shtml) 。看上去有点“标题党”，内容还比较客观。作者试图对这个“智慧地球阴谋论”做个平衡的描述，实际上隐约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其中比较有趣、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从“利益格局”作了个分析，提出了”如果将智慧地球的机会过多地留给国内，将可能使三部分人受益：科研院所、云计算相关公司和在搞物联网概念的企业”，恐怕点到了一个要害。

我在5月24日博文智慧地球问题的关键是创新和竞争里已经谈了自己的看法，对阴谋论我从不隐讳自己的态度，但是真还没有看穿其中的利益之争，中国许多高调的口号其实背后就是利益。比如我前几年就感觉一些人在说“自主创新”时恐怕在表达一些其他意思，现在来看原来就是这个在作怪，不过不是在为国家利益，而是自己所在集团的利益，比如他们的兴趣并不真在创新，而是面对“大蛋糕”时希望把外国公司档在门外，至于以后的蛋糕哪里来，他们是不大关心的。

要看懂中国的“政治”，可不能太天真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5月19日有篇发自莫斯科的报道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russia/7741191/Vladimir-Putin-laments-Soviet-Union-ignoring-his-spy-intelligence.html，《环球时报》全文翻译过来：“普京感叹特工时期所窃西方技术情报未被采用http://news.sina.com.cn/w/2010-05-20/111420311575.shtml”，说的是普京在俄罗斯科学院一个会议上透露当年他作为克格勃在东德工作，搞到（报道用的是”acquiring”）技术诀窍，结果没有被苏联科技人员用上而弥补技术差距，因此感到挺沮丧。

其中情报没有被决策用上是“情报失察”中最常见的一种，本来没有什么，而西方媒体的看点则在于普京正式承认克格勃收集技术情报，而以往虽然这几乎是公开秘密，但鲜有领导人出来认账的。当前西方有种对自己地位下落的恐慌症，其中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怀疑别人的一切好东西都是偷他的。他们对此新闻肯定有会有所联想。那么我们转载过来又是为什么？

别人怎么想我不清楚，我看了后第一感觉就是标题“创新能力买不来，也偷不来”，前半句似乎很眼熟，但是我改了，不说“核心技术”，而说“创新能力”，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一定买不来（问题是什么时间、什么代价），而“创新能力”则真的买不来，后者保证你有持续产生技术运用技术产生价值的力量。文革后期我玩过相机，老手告诉我，苏联出的卓尔基相机其实是德国的技术，二战结束苏军把整个工厂拆走搬到自己家里（和在我们东北一样，差别在于对德国它是抵充赔款的，因此合法），还带走了技术人员；而早期型号质量很好，因为基本是德国的半成品，而后来苏联自己国产化的，就相差一大截，所以不能买。类似例子不知道有多少。

后半句怎么理解？当然不会有什么人公开号召去“偷技术”，但是有些高论本质上却是差不多的。比如铁矿进口搞得一团糟，就归咎为被人偷走了要紧的秘密，再比如有些决策者对情报工作不以为然，原因就在于他们觉得“你们又搞不来技术，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两种情况一样本质，都以为创新能力、竞争能力是可以走捷径弄到手的。

这个报道中有个细节值得说说，《环球时报》中一句直接引用普京的话是这样的：”我们真的很努力在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新情报，但它们却丝毫没有用处。我们曾不断询问：’它在哪？它们会在我国经济的哪一领域发挥作用？’没有。它们根本没有起到一点儿作用“。而其中下划线的一句原文是It was not possible to harness it，准确的翻译也许应该是“不可能去把握它们”，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那就证明了其实普京也看穿了这样的方式去“获取”技术来提升苏联技术水平并不可行。你在装一部机器正好缺个螺丝，派克格勃去“获取”了个正巧可用的过来，仅仅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有用，但是它无法提升自己的整体技术能力。正如鲁迅所言，捣鬼“有效、有术，但是有限”。

建设创新国家还是要自己一步步来艰难前行，没有什么捷径。

上篇MIC如何参与产业远景规划一位跟帖作者比我快一步，提到了《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05月24日A13版的报道“工信部研究机构重估IBM智慧地球战略安全性http://tech.sina.com.cn/it/2010-05-24/09144223691.shtml”。

我看到后确实也想说几句，首先我没有如那位所说预料到这个反映，因为远离决策中枢，孤陋寡闻，基本上靠“主流媒体”和墙内网络获得信息；其次，很高兴终于表现出了一些批判精神，不是人云亦云，对那个突然大红大紫起来的物联网在砸下巨额中国人的血汗钱以前是该有人好好做点战略分析了；然而最后要说的是，对这篇文章的侧重点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任何信息技术都同时伴有信息安全问题，智慧地球当然不例外，但是我觉得我们对智慧地球需要警惕的主要还是产业战略的竞争，需要长期关注的还是创新能力的培育，信息安全乃至经济安全应该是关注点之一，而不该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

一个强国的竞争力最终要靠创新，我关注智慧地球问题，首先就是觉得它是创新的产业规划，而这是我们当前最需要，也是最缺乏的；其次是我们的官员和专家糊里糊涂将它当做国际新技术导向，大家一窝蜂跟进，确实少了竞争观念，在产业链竞争中肯定要吃亏。这两个问题在《第一财经日报》文章里都没有提到。那里关注的重点是所谓经济安全，这是个很时尚很抓眼球的话题，极易引起共鸣，所以我们不乏靠这个话题成为名人的专家，我当然就决不会去凑热闹，这并不意味这个问题不重要。顺便提一下，《第一财经日报》文章里对于那个提出智慧地球的圆桌会议的时间2009年1月28日是对的，而我在《科学时报》上写的2008年11月有误。

说起信息安全，我不禁想起一个现象，我曾经被邀参加一些信息化项目评审（因为对硬件和系统都不熟悉，现在都谢绝了），在那些会议上我发现如果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就一定有人提出信息安全问题，百试百灵。因为这永远不会错，谁敢说你的系统没有安全问题！

已经说过不打算再来谈铁矿石进口的事情了，不料看到一条《新快报》（不知道哪里出版的）4月29日文章http://ccnews.people.com.cn/GB/11486874.html，又被5000亿这个巨额损失雷中，这个数字不像间谍偷去了7000亿那样扑朔迷离，它是指今年可能进口的6.3亿吨，乘上今年市场价格与去年长期协议价格（最早的，后来已经不对了）之差（120美元），应该很清楚。

为什么忍不住想说几句？因为当年慷慨激昂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英雄好汉们现在都不出来说话了。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一个事关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想当年毛泽东说的一个粮食一个钢铁……，北京的书记就是这个行业出身，上海市也先后有好几位副市长来自钢铁企业），在远没有偃旗息鼓的保增长效应中有着良好下游市场前景，结果被搞成这样。先不要责怪铁矿石外国企业的贪婪（我认为它们的确过分贪婪了，后面会回到这个话题），只要想一想我们的房产市场，请买不起房的可怜小民试试去跪求那些身为“共和国长子”的国有房企（不谈那些早被公认为唯利是图的私企外企），看看在有别人买的情况下他们会不会打个折卖给你？！

只讲政治的评论家们看看没什么油水可以扬长而去，但是从事为企业咨询包括情报服务的任何机构任何人，就不能袖手旁观了。看过许多空谈什么“企业竞争情报系统”，但几乎不着边际的文章，今天难得有这样一个行业案例，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竞争细节几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例如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漠视，特别是宏观市场复苏的察觉迟钝、由于垄断进口倒卖资源获取不义之财容易得多（外国叫Easy money）造成的畸形市场、一个不官不民、高管们拿着钢企少则数万多则几十万“独立董事津贴”的所谓“行业协会”、一场事先被大肆张扬、肩负沉重“民族大义”的商务谈判，至于在扭曲的市场下国内小企业作为讨好行贿而向销售方提供的商业秘密，那当然是火上加油。钢铁行业如此重要，但又没有大部委在上面“罩着”（其他有些行业我看也不见得比它干净多少，只是吃了亏大家不知道罢了），对于第三方服务机构，包括真想做学问的学术机构来说，真是了解市场竞争真相千载难逢的机遇。

面对这一切我越发感到以前教科书（实际多半是外国教科书）上搬过来的竞争情报套路，实在是黔驴技穷了，我曾经提过集体情报（或合作情报），但看看也有距离。不过这同样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竞争情报提供了机会，甚至行业以外的研究部门也有机会，因为像这样被人家捏住命门的行业，应该考虑重大调整了，（美国最后一家钢铁企业在几年前就关门了，当然中国如何调整，只有从我们自己的情况出发），而这个在中国的情况下是无法让市场来自然完成的，希望看到主动调整，但这很难，行业和地方的利益集团当然不愿意“被调整”，所以外部研究力量倒有空间可以做点可行性研究。所谓动用“国家战略”来干预有机会应当考虑，但是不要太多指望（说白了就是希望牺牲其他行业、甚至外交国防的一部分利益来为钢铁行业争利，难道天下有免费午餐吗？），更加现实的是研究一下未来市场，市场价难道一定对供应商有利吗？我看不一定，三大矿商这次是有点疯狂了，我甚至怀疑它们敏锐的情报嗅觉已经闻到了盛久必衰的味道，拼命想捞一把。中国一些民航公司之所以曾经猛抄石油价格高涨的期货而屡遭失败，就是不愿意相信市场的复杂，它的一种自调节功能，而死盯着资源紧缺的“硬道理”。所以在打算实践“倾国之力”购买外国资源的宏图以前先好好做点分析研究，而且我预计三大铁矿巨头如果一味捞现钞罔顾未来，他们也必然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中国疯狂的房产如果不收敛未来也必然是这样。

我这里的拍脑袋出的主意当然不是科学决策依据，至多是“大胆假设”而已，但是铁矿石事件不能这样以悲剧告终，因为这不仅是一个行业的悲剧，打赢这一仗也为其他行业类似问题，现在还没有充分暴露的问题，提供教训和启发，这是我们在从大国到强国路上逃不过去的一个产业发展考验。

题目大了点，其中的道理确是我一直在想的：强国的根基主要不在“鸡的屁(GDP)”高，也不在飞机导弹厉害。这些都是结果，而原因在于这个国家不断产生和勇于实践重大的创新，能够成为那个时代世界上先进生产力的“原动力（Powerhouse）”。历史上的强国无不如此，缺了这条腿的大国有时看上去很强，但是这个“看上去”都很短命，时间长了就发现原来像沙滩上的大厦，或者是列宁讲的“泥足巨人”。

这几天的上海压倒一切当然是世博会。昨天晚上的开幕式看来很不错，室内演出我特别欣赏的是一个用“威亚（wire）”将几十个演员吊起来的场面，很有创意，今天在报纸上看到其中使用的3毫米钢丝在灯光下几乎隐形，确实如此，刚刚出来时就觉得很神奇，这里也有科技。还有就是室外的焰火，设计者很聪明，仅仅焰火要超越北京奥运会几乎不可能，这次利用黄浦江的天时地利，将焰火、灯光和喷泉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但是对这届世博会能不能像以往一样留下令人难忘的新技术成果我不抱乐观。

今天上午被第一财经拉去做个科技世博的节目嘉宾，其实就是在转播现场画面的间隙做个“陪聊”的角色，说了一些赞誉的好话，都是真心话，但是也婉转地说了些在这个场合可能有点不合时宜的观点，比如技术可能的负面影响，新光源是我在这个节目里关注的焦点（我本科的专业），但也说了新型节能灯含有的有毒材料含量比较高；对主持人问如何在世博场馆看科技，我说最重要并非仅仅看最新科技成果，主要在于思考科技和人类生活云云，有点“顾左右而言他”。就关于这次世博会的连篇累牍报道的材料来看，我真实的感觉是真正说得上高技术新产品并不多，基本上是感应互动、LED等新光源和大屏幕的一些应用而已，用得聪明的，观众就觉得很新奇，在内行（我只是半内行）看来，在原理和技术上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至于理念上的新东西，例如低炭绿色环境保护，我们一些记者和观众其实少见多怪，至少我在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看到的，那早就成为发达国家推广和实践的了，例如那时的日本馆就已经是全部用纸张做的，结束以后全部回收。不过本次世博会上这些理念得到前所未有地张扬，应该对所有参观者，特别是中国社会产生一些推动作用，10年以前讲这个还难保没有人说你上帝国主义的当：他们自己发展好了，就不让我们发展！

本届世博会有件事情让主办者不大好受，那就是一首歌的所谓“抄袭”问题，有关当局这次比较聪明。迅速妥善解决了，我很同情那位与我同姓的作曲者，不相信会他真的去抄人家什么的，大概主要还是与外国交流太少，不知道人家在做什么（虽然据说在评审时还有港台音乐人，但我们都清楚为了保住内地市场挣大钱他们有时会比内地人还要“内地”）。

昨天开幕式上在听着诸多耳熟能详的老音乐老歌曲时，想起了大家一定不会记得的文革期间一件事，那时在样板戏以外好不容易拍了一部歌颂长江大桥的纪录片，从牛棚里拉出了诚惶诚恐的音乐人为它配曲，公映不久突然停映，因为江青听出了其中的主题曲某些旋律与一首著名的苏联乐曲相似，后来重新谱曲才得以救活。平心而论，那些音乐人绝对不可能有模仿当时中国头号敌人作品的一星点念头，主要原因还是在50年代他们专业生涯的黄金时代听得最多的只有苏联音乐。

两个关于音乐的例子说明一个道理：创新需要环境，信息畅通是其中关键的一个。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更加需要信息畅通和鼓励“异见”的环境。创新道理讲得已经够多了，但是相当多还是因为它现在“政治正确”，说起来不仅冠冕堂皇，还能够得到不少实惠，据我了解真正将其当回事，依靠它来取得企业乃至一个地区、城市发展进步的还是相当罕见。有些人忘记了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加上国际上信息技术革命造就的外部发展有利环境。现在过了几天好日子就不思进取，以为只要画张“中国模式”的大饼就可以永续发展，所以维护稳定变成了维护既得利益，连近年来不少“海龟”不但没有把硅谷曾经的创新精神带来，反而也学会了适应“潜规则”而混名骗利。

中国上海千方百计地争取来个世博会，千辛万苦地办了起来，特别难的是还要万无一失，不出差错地度过180天，让几千万参观者高兴，实在是不容易，本人没有做什么贡献反而“说三道四”，好像不太厚道。只是希望在180天忙完以后，能够静下来真正思考上海这个城市在享完土地红利后如何发展。

在最近几次关于创新的演讲中我都强调了商业模式的重要，认为这是当前产业规划中的”短板”，其中确有受到一些跨国公司最近对创新看法（产品甚至技术都无法与新兴国家竞争，只有商业模式，打造平台它们仍然具有难以超越的优势）的影响，但是应该说我是在上世纪末关注电子信息新兴产业时就开始注意到商业模式问题，例子之一就是2000年1月发表的那篇内容产业文章时就有一整段讲商业模式，标题为”内容如何变成产业？运营模式值得研究”（当时翻译成”运营模式”，但是标出了英文Business Model），总之当时就发现我们产业发展中不仅需要注意研发技术，也不单单把技术做成产品就成功了，而是要做成从创意、原料到市场甚至售后服务，而且能够获得利润、持续运行，这里其实大有学问，也是创新的重要战场。本人没有从事过真正的企业运作（只在1990年代初期下海两年搞过市场化情报服务，后来因为职务关系挂的企业头衔当然毫无价值），虽然讲数字技术的早就连篇累牍，”内容为王”也有人说过了，那篇文章可能是比较完整阐述数字内容产业的国内第一篇，发表后获得不少好评，包括一些行业内的领头人物，说明情报工作者的纸上谈兵还是有些用的。现在翻出这些老帐，除了满足一点虚荣心外，还因为联想到最近读到一些资料，对经常困扰自己的综合性情报机构该做什么可能有些启发。

 最近读到两篇文章，一是《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26日31版”医改的机会：跟随反向创新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omment/20100423/22107817986.shtml“，提出了在中国医保改革中可以参考的一种商业模式创新，我开始不太明白这个”反向创新”的名称是从何而来，查了一下是去年开始流行（http://en.wikipedia.org/wiki/Reverse_innovation，还有类似的Reverse R&D），国内其实也已经发了好些文章，遗憾的是我以前没有注意。所谓正向创新是指创新一般首先是在发达国家满足高端市场的技术研发，发展中国家其后跟进，而反向创新开始是从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出发的，而其中出色者反而可以打进发达国家，话虽如此，总结和提出这个观念也还是GE和美国的教授。医改的机会的一文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文中给出的印度案例（好多反向创新的例子来自印度）。

 还有一例是《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4月28日19版”挑战传统模式，创出中国道路http://www.21cbh.com/HTML/2010-4-28/1OMDAwMDE3NDc1OA.html“，科尔尼咨询的中国区总经理孙健提到了中国汽车工业海外收购的另类模式，虽然标题是政治正确的”中国道路”，但是文章中实际举例主要还是印度。

 这两篇文章谈到的领域非我所长，我无法判断这些观点的正确与否，而是觉得，我国重大决策的信息供应上真的还是缺了这样一些令人深省的东西。我们的决策者现在都注意用专家，这毋庸置疑是进步，但是现在经常围在领导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恐怕也没有本事挖掘”主流”或领导不知道的有用信息，他们习惯于从体制内部获得”垄断”信息（在大量信息内部垄断的具体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从豪华的”国际研讨会”上接手人家推送过来的观点，缺乏离开当事人稍微远些的、冷静的独立思考。科技专家这样的情况少些（但不是没有），然而在产业发展方面他们的意见往往难以切中要害。

 我有时觉得，在综合性情报机构的情报工作者常常会上下不着边，既进不了真正的决策层，也无法下沉到企业，但是像这样国内新兴产业规划尚未关注到的新概念（新概念一词名声不好，其实就是新思路，特别是化功夫提炼出完整的、可以借鉴的具体案例），把各种冲突的说法都列出来，把真实情况搞得比较清楚，是情报工作者应该做也是可以做好的。

出差几天刚刚回来。看到台湾《天下杂志电子报》一篇好文章，其实是原载《联合报》4月15日的“我们需要莱特希尔报告”http://www.cw.com.tw/article/index.jsp?page=1&id=40703，作者为暨南、清华、静宜大学荣誉教授李家同（简历http://www.chinataiwan.org/zt/twzt/gaoxiao/qita/xiaozhang/200903/t20090331_859538.htm）。好在文章不长，我就破例全文照搬，无需再多说什么：

[以下引用]我们需要莱特希尔报告

作者：李家同 　出处：《天下杂志电子报》Web Only 2010/04

 我们社会上有时会流行某一种服装，或是某一首歌，其实，我们的科技也有流行的，举例来说，奈米科技就曾经红透半边天，最近好像已被打入冷宫，当红科技应该是云端运算。

 这种现象，我已很熟悉，也使我想起当年人工智能享有全美国爱戴的时代。连我的博士论文也与人工智能有关，但我始终知道人工智能没有什么实用性，我也感觉到人工智能有一种先天性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的。只是我当时年轻，无法将我的想法精确地讲出来。

 英国人工智能的例子

 美国曾经由政府大力地支持这种研究，他们的国科会比较不太会特别看重那一个领域，可是美国国防部就不同了，他们给了好多经费去支持人工智能的研究，我当时在美国，我们计算器系的教授们喜出望外，个个可以从美国国防部拿到好多钱。

 就在此时，英国政府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他们请了一位著名的数学家，莱特希尔教授（Sir James Lighthill，他有爵士头衔），对人工智能做一个彻底的评估，这位教授在三个月内，足不出户地看了所有重要的相关论文，写出了一份报告，世人后来称之为莱特希尔报告。这份报告斩钉截铁地说人工智能绝不可能有什么用途，因为它只能被用来解决简单的问题。英国政府以后没有在人工智能上作大量的投资。事实证明，莱特希尔教授是对的，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就是根据人工智能，不知花了多少钱，最后无疾而终。

 人工智能并非唯一的例子，美国国防部又曾投资了大批银子去发展一种计算器语言，叫做Ada语言，我还记得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以隆重的仪式宣布这个决定，这是1977年的事，我当时就认为这个研究计划毫无道理，果真不出所料，大家早已将Ada忘得一乾二净，你如去问年轻的信息系教授，恐怕都不知道Ada是怎么一回事，有些人恐怕听都没有听过。

 有些新科技还未成熟

 希望政府官员知道，很多红极一时的研究是不该大量投资的，政府应该常常请一位有逻辑思考能力的学者对一些被大家捧上天的研究作一评估，莱特希尔报告精彩的地方是它完全根据普通常识，也许因为莱特希尔是数学家，他的论述完全合乎逻辑，无懈可击。我们实在需要这种头脑清晰的数学家，因为他可以替国家节省很多的经费和精力。

我国有时不仅会将某种新科技捧上天，更会忽然地对某种产业惊为天人，有时甚至于会说这个产业前途一片看好，精明的企业家当然不会随音乐起舞，但一些普通常识不够的年轻人却会一头栽了进去，也因此吃了很大的亏。比方说，网络产业曾经红过一时，很多年轻人书都不念了，跑去开一家网络公司，卖某类产品，结果搞不出所以然来。最近，政府一再鼓励的有些产业，即使在先进国家都是未成熟的产业，我国这种人云亦云的现象，令人忧心也。[引用结束]

最近一些消息表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在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振兴制造业”的声音也开始响起来了。当然引号里的话是我们这里的行话（Jargon），他们那里不这么说。

我3月6日的博文法国产业创新重视战略情报中间提到法国总统萨科奇做了关于法国新产业政策的讲话，请懂法文的同事施雯查了查，那次讲话要点大致如下：

2010年3月4日，萨科奇提出“法国要有发展工业的野心。为此，法国必须保留自己的工厂，必须保存自己的工业基础。”——他当天在考察位于罗纳省马里尼亚纳的欧洲直升飞机公司（Eurocopter），考察完就宣布了这个政策。

目标：2015年，法国制造业的产量至少比2010年增加25%。

该计划共有23项措施，可分为五个层面
第一，将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力推“Made in France”。
第二，划拨2亿欧元用于增加就业，提升劳动力的技能。
第三，划拨3亿欧元改革和重组法国工业
第四，加强企业竞争力和产业创新。为绿色中小企业设置5亿欧元的贷款，对研究性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第五，资助法国工业。

可参考英文网址（国内媒体似乎至今没有报道）http://www.industryweek.com/articles/sarkozy_vows_to_raise_manufacturing_by_25_over_next_5_years_21249.aspx?Page=2

在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高潮中《第一财经日报》发表的文章点出问题背后是美国“振兴制造业”的图谋：“人民币汇率问题露美底牌：急欲振兴制造业http://news.hexun.com/2010-03-19/123038005.html”。

这当然可以算作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工业国家的一个“动向”，事情应该是确实的，但是它的意味值得做一点情报分析。

恰好昨天（19日）下午参加一场报告会，请来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胡永泰 (Wing Thye Woo )，讲两个话题，一是中国可持续发展一是人民币汇率，都属大热门。进入正题以前先简单评点一下。

两位都很不错，前者是休克疗法之父，属“明星演讲者”，卖相、语言和表达都极高明，只是感觉有点居高临下、显得心不在焉，也许下面听的人不够他的分量，例如在回答问题时，马马虎虎地对付大多严肃的话题，而注意到其中有人问“美国的民主体制对于其能不能继续承担应对危机的全球领导地位有什么作用”，花费不少时间调侃了一下，看上去很谦虚，其实棉里藏针，这里不详说了。

后者看上去恰恰相反，矮胖，英文口音很重，好像东南亚一带的（台湾去的英文一般很好，拼音也不像），一上来就自知之明地承认自己不如那位明星，但是讲的内容我觉得超越前者，其中一些东西没有听到过，但觉得有道理，例如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2008年前多年贸易赤字持续大增并没有妨碍其失业率稳步下降、工资水平缓慢但是不断上升的事实，同时也用数据对于为什么美国人普遍（并非“一小撮”）对中国大量进口那么反感做了有说服力的说明。这里要多说几句，因为没有研究基础、事后也不会去核实数据，我没有资格评价他说得对说还是不对，但是这位表现出来的严格的学术规范让同行可以检查他的依据（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有问题吗？）和推理（即使数据和计算都对，能不能有别的解释？），所以我觉得他说得科学，令人信服。科学的本来含义就是这样的，而不是“科学”的就永远正确，更不是有没有洋的中的院士博导头衔，去没去过中南海给领导讲课。

回过头来讲，看了吴教授的推理，我对这些回归制造业的声音有了更多的怀疑，美国的经济结构早已经“后工业化”了，整个趋势对总体上美国没有坏处，萨科奇和奥巴马们的表态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太“讲政治”了，在那里讲政治就是讲选票迎合民意（我们这里讲政治不知道指什么，大概是领导说啥就是啥吧），而不管实际上问题是不是真的那样。

对现阶段的中国制造业仍然是极端重要的，但是对具体如上海来说，制造业服务业如何平衡，现在方向并不清楚，例如所谓战略产业基本是制造业，只是顺便带些服务。我有点担心的是那些“振兴制造业”的声音会给国内希望继续维持现有集团利益的那些人提供炮弹（对有用的“证据”一点不在乎来自“帝国主义”），比如服务业是“空心化”，削弱国防力量，肯定是反华阴谋，你看，美国人他们自己不干，忽悠我们干！不是说笑话，现在有些颇有市场的激昂“大学者”们就是这样“推理”的。

搞情报研究的如果有机会对这些问题说上话，应当小心谨慎地探究一下这个“新趋势”背后的东西。

周末看到两篇值得一读的文章。

一是《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3月11日22版 发表王洁的“记者博客”：重视铁矿石谈判外围战 http://www.21cbh.com/HTML/2010-3-11/168150.html

那篇文章里记者引用一位“一位有着丰富海外投资谈判经验的大型钢企高管人士”的话说，“一场商业谈判，从前期对对方的调查了解、对双方各自数据情报的搜集分析、对第三方机构的合作接洽，都非常重要”。

铁矿石谈判可能是最近人们最不愿意谈的事情之一了，尽管它未必是最糟糕的事情。原因就是从有人将它抄得错了轨道，现在看到的有关报道不仅数量可怜（想想去年7月以后一段时间的歇斯底里），而且没有了亢奋，而是无可奈何的语调占了上风。只是希望这个教训我们不要轻易遗忘，特别我们这个行当的人要想一想如何才能把情报分析做得更好些。

二是《科学时报》3月12日头版上一篇中国社科院周民良的评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起更关键作用http://paper.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3/229779.html?id=229779”。其中提到了关于产业创新的一些算不上很新颖，然而这里很少听到的说法，比如作者引用一本专著指出，经济社会发展并不遵循科学–技术–产业发展的线性规律。研究发现，10%的新技术源于纯理论研究，90%的新技术来自于产业对已存在技术的发展。所以应该对得到大肆宣扬的原始创新说提出考问了。

本文虽然仍然没有明显区分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但是毕竟对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做了区隔（只是科学创新似乎不太严格，我在以前的博文中就说过，难道还有不创新的科学吗！），作者的以下判断“在整个科技创新结构中，科学创新能力的相对丰富掩盖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明显不足”，似乎没有在其他媒体上看到过，但是我很同意。特别是《科学时报》上能够发表这样的话，没有辱没“科学”二字。而有些地方和行业相当多的媒体，俨然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和行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了。

金融危机之后发展新兴产业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问题是怎么发展。对照国际上成功经验，似乎只有一条路，就是深化市场改革，最后让企业来说话，像现在这样只是政府起劲，似乎总不大对头。我基本上赞同这个看法，但是也要考虑到，如果今天把什么都归结为“体制”问题骂几句，轻松虽轻松，终究无助于解决问题，体制问题短期解决不了，现在的情况是有时、有些局部甚至还朝相反方向走。所以希望政府做些明智的事情，而非要求政府不做事少做事，很可能仍然是最佳的现实选择。

上个月，中国政府成立了“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部际协调小组”，主要是进行发展思路的研究工作，为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服务。尽管这完全无助于改革各路“诸侯”权力分割的现行政府结构（最多只是又一次妥协），但在这种体制下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政府将规划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了，无论如何是个该做的事情。

难题在于如何做好规划。我看首先要搞清楚产业规划不同于科技规划，不能一样搞法，也不是帮助几家本地大企业要钱扩张的规划。有点像做企业的战略规划，说到底，让地方政府来为早已不是“工厂”概念的产业链做规划实在有点滑稽，但如前所说，现在要政府“退出”一定大乱。所以还是“改良主义”，帮助政府把规划做得好一点吧。这样来看，现在的误区主要是这样几方面：

一是定位不准。我们的产业到底走到哪里了，认识模糊。极高调的口号与极低下的实践之间存在极大的差距。专家们高谈阔论原始创新、“打造全球产业链”和把握产业发展主导权，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巨大成就（仔细看有些是企业广告，包括软广告），但是我们大多数产业实际上还只有采用“跟随战略”的份（连紧跟都难），还只能靠快速复制和成本优势分得一杯羹，这其实也不错，不要羞于承认，因为也有改进提高的必要和空间。

二是方法落后，或者说基本上没有方法，除了常常用走了样的“德尔非”法（其实就是专家调查，找专家、问卷设计，数据处理，例如为什么、如何将意见集中进行循环调查，都有问题）。而发现、规划未来新产业这样的Exploratory规划，通常难以采用定量模型(后者主要适合rRetrospective式的研究)，而自以为很“科学”的人根本看不起定性方法，所以对“情景描述”、四象限的规范化思考（一个方法群，共同特征是将对象定位于平面四象限，便于帮助分析者思考，属于初级“可视化”，看上去没什么威力，但是用得非常普遍）等方法似乎从未真正得到重视。更不提如IBM搞了多年的Innovation Jam那样的创新方法了。

三是不认识开放式创新的现实。现在媒体发达，外国随便什么东西，无论好坏，传播到中国的速度都极快，但是外国来的开放式创新虽然在中国不算陌生，早就见到翻译著作和研究文章，但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没有纳入所谓的先进理念中，也许有头脑简单者认为这与“自主创新”不符，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不了解产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规律，自然也不会试图去用创新方法解决。

就像对春晚，现在对两会也不如以前那样关注，这也并非坏事，现在民意表达机会多了，不一定盯着这几天。只是媒体上铺天盖地你也没法不关注两会，所以也看到些有趣的现象。比如某政治明星谈打黑，新浪网上今天又占头条套红，但是与昨天同样发的消息有点不一样，昨天新闻里很精彩的逻辑例如“刑期只有两年半，……，为什么这个事情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今天的“正式版”里没有了。可见即使明牙利齿的还是念稿子好呵。

不过今年有些媒体报道的开放还是出乎我的预料，比如对干部财产的“申报”当作什么反腐措施提出不少挑战（早就申报了，问题应该是什么时候公示？）。当然这些并非我等关心重点，今天看到《京华时报》政协副主席黄孟复的发言：“八部委新兴产业政策是老一套”http://news.sina.com.cn/c/2010-03-09/030719819312.shtml，说的正是我最近所关心的问题。[以下引用]“西方已经提出了用新的战略性产业来引领经济发展，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是下了相当大的力量，所以后面经济竞争中，我们如果仍然还是目前十大产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是无法与他们进行竞争的。”

他提出的实际是已经属于结果了，原因何在？他说主要是政府资金使用有问题，搞项目制，钱抓在自己手里，结果新兴产业赚不了钱。

这些问题提得不错，但是新兴产业难发展远不止政府资金原因，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靠优秀的企业，包括创新小企业和跨国公司，我们这里情况不完全可比，政府作用巨大，如果什么人硬要学外国模式眼下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我们现有的模式中如何发展新产业就是个尚未找到答案的难题。现在上面“钦定”的几大产业是如何制订出来的？它们还算新兴产业吗？还有可能做老大吗？这些可能很少有人去想。据推测许多企业等着政府定调子，也是“理性选择”，因为政府定的才有钱下来，否则谁愿意冒险？

还是一个观点，现在我们搞新产业的能力还弱，仅仅等着自己的技术突破仍然是不够的。做得到首先就是要想得到，就是说产业的规划要有新思路，不能只是等着炒发达国家的冷饭，而是要有可能是革命性的变化（现在是“去革命”时代，大家好象都不愿提这个茬，当然在这里只是dramatic的意思罢了，不需要杀人放火的），否则，规划思想落后，方法陈旧，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真正让我们有可能“输在起跑线上”！

《文汇报》21日头版头条有记者文章：发展物联网“争上游”还是“做下游”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2/21/3700396.html

文章针对现在国内“物联网”大热，提出要加强核心技术研发，不能投入太多于下游产业。我在文章下贴了个留言“既然1999年就有人提出物联网，不见得是保密的吧？这些专家那时干什么去了，现在再来说“争上游”还有意思吗？谢谢这样“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专家高论 ”。有点像愤青，这里想补充几句。

先说标题，完全政治正确，甚至太正确了，这样的问题还用问吗？谁愿意甘居下游！我在以前的博文中就已经指出，这样的故事已经一再发生，而每当发生，媒体和专家就会感叹一番“缺乏核心技术”，然后安心编他的主流媒体，当他的大牌专家。等着下一次机会再来发这样的感叹。非常明显的事实是，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也是因为IBM来宣传普及、以及我国领导人也来接招的结果，否则尽管1999年就出现概念，2001年进入产业发展，10年过去我们还是在傻等着“被宣传被普及”。

再说答案，其实不看标题都知道什么答案。从中国最高领导到所有的专家（本人在内，如果也可算专家的话）都异口同声说着的真理：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对吗？当然正确，永远正确。

当然文章和其中的专家之言，是出于盲目投资的担心，这个担心完全有道理，但是最好不要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那样虽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但无疑给第一线的企业出了个Mission Impossible无法完成的使命：人家都已经布好局了你叫我们怎么去“核心技术”法？至于文章中还暗示的另一个主张（我觉得这是烟幕弹下的真家伙）：既然没有核心技术，就慢点上，免得“花钱买炮仗给别人放”，则值得讨论，虽然我本人非常怀疑这个观点的可行性，中国市场难道那么“听党的话讲政治”，你说慢就慢下来？

有人如果问我到底怎么办（很遗憾这是虚拟句），我会回答，不要说大话，首先好生研究一下CRT电视和平板显示器等产业周而复始的教训（遗憾的是说了也不会有人去做。当然也不完全是教训，没有核心技术也能吃口饭，怎么吃得好点也有文章可做，可惜专家们也不屑一顾），我们许多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得靠这个活下去（听上去像是卖国贼说的吧）。

如果真有人想“争上游”，那就要让时光倒流，回到1999，甚至更早，让我们在那时就知觉，至少就紧跟，研发核心技术，也许还来得及。既然时间矢量无法倒过来，我们就只能从现在开始准备可能在2020年形成汹涌澎湃大潮的新技术产业，这不是痴人说梦，报纸上不是天天在证明自己是“强国”？然而没有这个，还谈什么强国。

如果企业家没有时间，领导和专家们没有兴趣，那么就照应一下搞技术情报的可怜小兄弟，重整一下队伍，让这些人不要浮躁，不要拿垃圾论文考核他们的奖金，不要急于证明现任领导指示的英明，就算这帮人不三不四、智力平常，从几率上说，也应该可以比现在这样的马后炮要强一些吧！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02月01日 31版有个来自硅谷的采访http://nf.nfdaily.cn/epaper/21cn/content/20100201/ArticelJ31002FM.htm

，我第一次知道芯片技术可能面临重大突破，领头人张首晟有个中国名字，虽然报纸上没有说，我猜想多半是个美国人。张首晟是斯坦福最年轻的正教授,[以下引用]“以其在半导体和超导方面的研究获得国际公认，2003年开始组建了‘IBM-斯坦福自旋电子研究中心’,并于2006年将其基于芯片业未来提出的新构想—通过电子的自转来降低其能耗—在理论上完成了预演。2007年,这一新构想被德国的一个实验小组通过实验证明。同年,张首晟的这一发现被评为”全球十大重要科学突破”之一”[以上引用]。

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创新，因为可能将这个产业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这个得到实验验证的理论突破马上就可以看到产业前景，张本人也在致力于研究下一代先进半导体设备。他对中国同行说这很可能是一个技术超越的机会，但是也清楚地看到，即使在外人看来是那样“高科技”的产业领域里，国内目前还停留在打价格战的水平。

中国当然不会全然无知，张他们与清华和中科院物理所在此方面都有合作，不要一天到晚吹牛国际领先，能够这样跟得紧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我怀疑这个一点不保密的技术情报还远远没有到达产业创新决策者和“智囊团”们的议事日程，全国号称科技情报工作者大概还有几万，绝大多数在做些论证性或修修补补的“课题”，真正做探索性情报分析的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有估计也不会多。打个比方，真正的技术情报需要发现在青萍之末阶段的气团，而不是等到台风快到门口了才跟着起哄，就像什么物联网，现在跟着IBM叫的还叫情报吗？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的“开放创新”模式，六大互为竞争的大企业，例如Intel, AMD和IBM等一起在攻，大家共享知识产权，因为这个未来市场实在太大了，哪一家单独都搞不掂，天下打下了大家也都有吃的，看来这是真正突破性创新的共同特点。中国企业没有参与（不是美帝国主义排挤中国，它们肯定很欢迎），而是技术能力不行，极单薄的利润（所以一直在忽悠地方政府取得支持和“优惠”）我们一些大企业恐怕也没有能力做这样真正突破性的研发。

有些事情我们管不了，但是我很想知道我们的专业情报机构有没有人早几年就开始跟踪这个了，如果没有人，为什么？

。

大众媒体上看今年上海两会，基本上成为世博会出谋划策的“神仙会”了，可见此事确为当前“重中之重”，但是有人如果再想向前多走一步，指望“后世博”能够成为上海市经济转型的机遇，那么还是小心点为好，难得在什么报纸，大概是《东方早报》上读到一位日本籍的上海媳妇写的短文（可惜看完后找不到了），婉转地提到当年日本办博轰轰烈烈，经济大起飞，但是后来经济进入长期萧条（大意）。那个迪斯尼恐怕也差不多。问题还是习惯了原有经济轨道的，怎么转变很难。

好不容易看到一条讲技术创新的，却有点“标题党”遗风：“谁阻断了专利转化”，原来是某民主党派要对专利转化率10%“开药方”了（文汇报1月31日2版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1/31/3504854.html）。

我不太了解10%这个比例高不高，似乎不算太差吧？全国是多少？全世界是多少？没有数字。我看过台湾一个估计，世界上最多也就百分之十几。就报道来看，原因分析得有点道理，比如指出主要弊病在于不少专利“以报奖、应付考核”为主要目的，但是开出的药方很有幽默感：既然你以应付考核为目标，我就来考核你的转化率。不是开玩笑，真的是这些大专家们的第一“对策”：[以下引用]建立健全政府、高校、企业三位一体互动共赢的合作机制，将“专利转化率”作为考核和评估团队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指标[以上引用]。

不知道这样的高见是不是会被“有关部门采纳”，如果采纳就精彩了，那么几年后政协会议上这些专家又可以有新提案“为什么有了专利、也转化了却不见效益”，专家们研究分析后认为，是因为转化是为了应付考核；所以需要建立转化产生效益作为考核指标……; 然后又到了20xx年，中国经济继续在考核评比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