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关于干部廉洁的规定最近连续推出，比如刚刚公布的那个“裸官”规定，加上不久前的财产申报，听上去应该不错。官方媒体所说“防腐篱笆越扎越紧”，至少有一点是肯定“越来越紧”了，就是本人免去行政职务后原本是不需要再申报而这次明文规定又要享受一下干部申报的特权了。

这倒没有什么，本人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一点不裸，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有点纳闷的是这些“防腐措施”似乎早就存在了，记得几年前在位时就不但申报收入，也包括买卖、存留房子的情况，连孩子进外资企业也早就需要报告了，更不要说出国和入外籍！现在这些规定除了增加一点在“下台干部”中找到几个腐败分子的可能（天晓得！），不知道还有多少“雨点”落下来？

这个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上周《南方周末》一个报道，讲的是一个个案，一个合资房产公司的外方向法院控告一些官员低价买房，他们当然不是帮助我们来反腐败，只不过事情搞大了，利益所系也顾不上政府颜面了。由于是局内人，证据肯定确凿，报纸上姓名单位都有，结果“有关部门”出来表态，认定当事人有错，但无“权钱交易”，所以安然过关，照样“通过公示”，提升“特警总队政委”。

说是个案，并非说事情个别，而是被证据确凿告上法庭实属罕见特例，这样的事情结果尚且如此，其它平头百姓的什么“网民反腐”、写信质疑乃至上访下跪究竟还会有什么下场可想而知。原来不管什么越轨的事情，只要上级批示“阅”过了，下面是不是就没事了？

写了以上几句，是因为还抱有希望，老子名言：“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这次她能不能战胜自己？

10日上午在嘉定参加了上海大学樊松林老师的追悼会。虽然同在上海，又算一个行业，樊老师生前与我其实交往不多。但是我很早就知道他，主要是通过他写的文章。

在改革开放之初，情报曾经对没有专业基础（包括没有学历，或对原有专业不满意）而又想做点什么的年轻人有一定的吸引力。上世纪7,80年代有一批那样的才俊在情报所或情报领域出名，其中有的后来成为其他相关领域的重要人物。樊老师法语专业出身，可能就属于虽然有专业但是后来“转向”的那些人之一。我进大学后也没有对自己的专业培养起兴趣，所以看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后来逐渐将兴趣集中到情报，那时就注意到一些活跃的作者，其中就有樊老师。印象是他的著作甚丰，在追悼会上听到大约180篇文章和5本专著，这些数字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恐怕不算太突出，但是要知道他写作的旺盛期并没有互联网，无法copy和paste；他也没当上什么领导或博导，不会有写作班子“自愿”为其效劳，所以是十分认真刻苦的作者，对于这个行业的普及应该做出过重要贡献。

樊老师是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二、三和四届理事，所以我代表学会与他告别应该是顺理成章，但是实际上差点失之交臂，我完全是偶然才知道他的去世。樊老师去世后家属在其手机上找到南京理工大学的王曰芬老师的号码，给她发了短信，她询问我一些参加上海类似活动的细节，我才知道。但即使没有学会的职务，这样一位在从来没有大红大紫，现在甚至前途不明的行业坚持前行的专家也是值得给予尊重的。

2009年12月12日我写的博文送别一位老人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再次黏贴在这里，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接连几次在单位食堂看到我熟识的老情报同事离世的通告，可惜都是事后知道的，来不及去最后送一送，留下一些遗憾。每年也会去看看导师的遗孀，但是现在居住在郊区老人院的她已经完全认不出人。因为我进入行业时正是人才大断层时期，那时我的情报同事几乎都是长我一辈的，这代人正在逐渐退出人生舞台，对事业之类我不担心也不想说什么，历史自有它自己的逻辑，该怎样就会怎样，犯不上我们来为它杞人忧天。倒是熟悉和不很熟悉的朋友和同事们正在离去，想起他们多少总还是有点惆怅”

6月份一共整整四天在世博会园内，看了大约30多个馆，包括中国馆上海馆、比较热门的大部分欧洲馆和美国加拿大馆。客观地说，办到这样应当说是成功了一半（还有一大半时间，所以必须留有余地）。我觉得上海市政府和各类社会机构在办好一项既定工作，无论多么复杂困难，的能力是卓越的。至于其代价是否值、后续效应究竟如何，则是一时难有定论，说不定会有长期争议，例如一下子提前大量透支市政建设，是祸是福真还难说。

媒体上各种溢美之词连续轰炸的绿色、高科技之类在我看来虚的多实的少，正如我5月1日开幕那天上午在第一财经节目上讲的（创新才是强国的灵魂），那时其实我还没有进去过，现在看了一些后观点不变。我想说说自己最大的感受，那就是世博会也许对中国人的全球观会有长期和深远的正面影响。

到现场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世界上200多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诉求自己存在的理由，大家友好相处至关重要。中国人对别人欺负我们深恶痛绝，同样中国人今天也要尊重别人，即使你现在强大了，哪怕它是“蕞尔小国”。现在我们这里伪爱国主义横行（说横行是指不知其嗅，还大言不惭），在“笼子”里憋久了不过稍有出息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某些人也许在你欺侮我我欺侮更弱的他的环境里长大，不知平等为何物，视普世价值为反华阴谋，来世博会看看吧，在忙着给自己的“护照”盖章，或者摆pose拍照之余，留点闲暇，呼吸一下这里的客气，虽然不会一下子改变什么，但是大概可以平缓一些怒气，多些别样思考的机会。

我虽然也算去过一些国家，对“西洋镜”早就产生审美疲劳，但是当我在一个个Pavilion间荡漾时对“四海一家”产生了深刻的顿悟，世界这样浓缩了展示在面前，产生的感觉是以往从来未曾体会的。一个个名字也念不顺当的国家，在经济科技领域从来没有什么故事，只不过在联合国拥有无足轻重的一票，以往大概不会去注意他们，但是今天他们都来到这里，自豪地向中国人问候（参观者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在场区内我注意到地面的清洁程度和排长队的秩序两件事。挑毛病的话当然会有不少，但是平心而论已经有相当进步。当然在说谎话几乎成为生活无法避免调料的今天，确实有一些人千方百计混进绿色通道，但我在排队时曾经观察插队现象一天下来只发现一例，来参观的不少显然是干部模样的人，而早就领教过从来不把规则放在眼里的某些“小国之君”，大家也明知这里并非外国（前几年即使在外国我们这些官僚们有时候也全然肆无忌惮），但是今天在这里大家似乎在意“规则”，例如排长队（没有关系后门），例如吃东西尽量把残物丢进垃圾箱。1988年在加拿大我为许多人在一个广场上用午饭时在地上找不到垃圾而感叹，现在欣慰的是我们（已经2000多万了）正在非常接近那样的境界。即使回家以后生活依然照旧，但世博会这段非常接近文明的经历难道不会留下什么？

世博会势头正向好，祈祷后半段一切太平，太热太挤不致造成恐惧，让数千万中国人能够都来看看，不是指望它大肆宣扬的科技和奇特怪异的建筑，而是它能为我们的心灵带来一些美好的回忆。

《新民晚报》5月28日A35版整版报道”卧室里的小乖狮” http://xmwb.news365.com.cn/xmhq/201005/t20100528_2720163.htm讲的故事尽管已经过去40多年了，读来仍然非常感人。动物也有灵性，你对它好它会报答。我不禁想起三年多前为我家一个小兔子写的悼文，当时我还没有开博，我女儿将其贴在自己的博客上。现在我把文章转载于此，让我们永远善待动物，善待我们所生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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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灰灰离开我们了

我们家的最新成员，灰灰，我们亲爱的小兔子，因病于2007年3月24日星期六下午五时离开了我们。我们全家永远失去了这个可爱的小精灵。

灰灰是我们在新家第一个（很可能是最后一个）宠物，2006年4月30日晚上，女儿将他带到了家里，他是那么小，有点可怜。我一向不赞成在家里养宠物，原因是小时候在万航渡路居住时我曾经养过一只小黄猫，我叫它”阿黄”，它非常乖，冬天晚上还会为我暖被子（热了以后它自己就会钻出去），每天我上学它会在天井的门口目送我，我回来它会热情地迎接我，但是不幸它误食了老鼠药，嘴巴发烂，最后只好把它丢了，我大哭一场，从此不再有养小动物的想法。

灰灰在我们家的第一晚是睡在女儿的房间里的，他好象不太习惯，后来我们在家里最好的朝南阳台给他当家，他很快就长大了。调皮的灰灰很爱吃，开始时最喜欢吃胡萝卜，后来又是喜欢吃新鲜的水果皮和以前没有吃过的新鲜蔬菜，我在报纸上看到人家养的兔子爱吃馒头，就买来试试，结果这竟然成为他的最爱。后来老妈常常为了他专门到菜场上买新鲜蔬菜，我们有时一起还去拣人家扔掉的新鲜菜皮[1]，灰灰就这样吃着睡着长得很快，没有几个月他长成了一个毛润体壮的大兔子，明显地看出来是个”小伙子”，虎头虎脑的，很神气，特别是他的眼睛，非常精神，可以说很漂亮。

那时的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溜进我们的房间里来，有次老妈不在家，他跨过了围拦，在我们几间房间里畅快地玩了一阵，虽然我们看不到”实况”，但是地上留下了”铁证”，家里所有的房间连同另外一个阳台都有他的大便（虽然只有几粒，有”到此一游”的意思），后来还发现厨房地上放的小西瓜给他啃掉了一小块，我们回家后他欢天喜地地重返自己的家里，以后就时时刻刻想再现这样的美梦。这个追求给他带来了沉重的代价，一次他企图跳过最高围拦[2]时，不慎被钩住摔倒，左后腿受伤。女儿心疼地抱着他到一家宠物医院，幸好医生发现没有骨折，过了一个多月这个脚奇迹般的痊愈了，而且他一下子长得很大了。

最难忘的是灰灰和我们的亲昵。为了外出旅游，我们有两次将他送到另外地方”暂住”，每次回来他都越发和我们亲热，他大概终于感觉到还是家里好！每天我回家他总是急着要我去看他，我刚去看，他会爬在档板上尽力和我靠拢好象想说些什么，我走进阳台（他的家）里轻轻叫他”灰灰”，他会站起来（前脚离地）和我亲，尽管老妈说他的嘴巴可能不干净，但是这样的亲热据说是其他兔子不多见的。每次老妈或是我走进阳台里，只要灰灰没有随地小便[3]，他就会饶着我们的脚团团转，表示出高兴的样子。而且他知道老妈和我的差别，老妈有时要责骂灰灰甚至拍拍他的屁股，所以他看到她有些害怕，但是他知道所有吃的都是老妈给的，因此也会讨好她，实际上老妈后来越来越喜欢灰灰了，小兔子也常常向她撒娇；而我是一向采取怀柔政策，他就对我特别好。每当有太阳的日子里看着他惬意地躺倒在地上的轻松而享受的样子，一定就会感觉到灰灰对我们这个家是满意的，特别是后来为他专门准备的那个新床，他不象对其他东西开始时还有些警惕，而是马上就喜欢上了。

大小便是件又气又好笑的事情。基本上灰灰知道应该拉在前面专门为他准备的盆子里，但是有时还是会撒在阳台的地上，后来在网络上看到”兔子的26种表情语言”，得知原来这是兔子的一个习性，是占领地盘的意思。好象有的时候他觉得我们对他好，他要报答我们，就会乖乖地拉在盆子里，而且后来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有趣的是，他有时拉小便在地上后，会学老妈的样子从高高的花盆架上用嘴把擦布拉下来，然后试图擦去地上的尿液。他高兴时有一个动作是扭动身子跳起来（也是26种表情语言之一），往往同时会撒出一些尿液来，因为这种情况一般是我站在他身边时，所以常常会把尿液溅到我的裤腿上，最可爱的是他会趴在我的裤腿上用前爪和舌头试图把尿液弄干净，当然结果是越来越脏！但是我一点也不怪他。

我最难忘的是他在患病时还有知觉时，尽管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最后两场小便还是完完全全拉在盆子里，以后他基本上已经走不动了，只能随便了，临终前两小时他排出了最后一点小便，是干干净净地走的。

大约一个月前，灰灰开始出现肠胃的问题，有时大便拉稀的，有时每天拉出许多大便，我们一边为他按摩肚子，一边控制他的食量，后来好象好了，现在看这已经是发病的情况了，暂时的好转使得我们放松了警惕，可能对后来造成严重的后果不无关系[4]。

十天前，灰灰开始不吃东西了，因为在此以前我们一直觉得他长得太大太胖了，所以想少吃点也没有什么，但是连着几天我们也着急了，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看病，上周六（17日）我们带他去了女儿带他去看腿病的那家宠物医院，被告知不能看兔子的内科疾病。现在我们非常后悔没有及时再想其他办法，但是那些天我的牙疼和腰饥老损同时发作，老妈也是身体不好，我们采取了一些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变通办法，例如猜想灰灰得的是口腔病，就给他喷射了西瓜霜和维生素B2，因为老妈用钳子从他的肛门口几次拉出了带脓的大便，所以我们还加了点消炎的灵可酶素[5]，为了给一直不吃的他加点营养，还喂了些蛋白粉，当时觉得，兔子很配合我们，以为这是有效的。后来才知道，这些办法是不科学的，消炎药直接喂进肚子会消灭兔子肠胃里的细菌，而这些细菌是他消化食物的主要工具，而蛋白粉在兔子肚子里会发酵，知识的缺乏确实是造成了耽误病情，丧失了及时治愈的可能性，我们将为此悔恨终身！

直到本周四，看到灰灰一直没有明显好转我在无奈之下才尝试拨打114查询到有个上海市畜牧兽医站办的”上海畜医宠物医院”，这次我们找对了地方，但是太晚了！周五上午老妈带奄奄一息的灰灰去了这家位于西郊公园附近的医院，不巧的是会看兔子病的医生不在，只好回来。周五晚上是灰灰在我们家的最后一个夜晚，看得出他非常难受，因为看病回来后发现他的一只眼睛好象瞎了，一直在艰难地呼吸，但是可怜的灰灰总是尽可能靠近我们，他虽然几乎走不动，我们将他放在泡末塑料的”大床”里，他最后还是跳到最靠近我们的大缸里度过了这痛苦的一夜。最近这几个晚上，我们想尽可能满足他的愿望，就打开落地窗让他进来，但是灰灰已经没有这个冲动了，我们让他躺在盆里和我们一起看电视，只是他可能并不欣赏，常常调过头来无助地望着我们。

今天周六早晨我们打电话确认医生在，在上午10点左右赶到医院，那位医生[6]是个经验丰富的医学博士，态度也很好，马上为灰灰吊了盐水，这个活别人可能是干不了，因为兔子的血管非常细，插针很难。灰灰趴在那里很乖，后来开始动了几下，明显是有了一点精神了，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他的呼吸非常困难。现在回想起来，医生当时大概就已经估计到难以抢救了，但是还是很尽力地医治，同时也提醒我们不一定成功。

在回来的车上，他挣扎着抬起头，因为呼吸太困难了，每次都发出费力的声音，我把他放在我的腿上，靠近窗的地方，这时远在美国女儿的问候电话正好来了……

灰灰的最后几小时是很痛苦的，他几次换地方休息，看上去总是不能舒服一些，粗鲁的呼吸声一直不停，有两次灰灰大概痛得受不了，一反几天来的常态，沿着阳台跑了两圈，还有一次他突然跑进了我们的卧室，转了一圈看看，又自己回去了。后来我们想他可能知道自己不行了，在和我们的家做最后的告别。午餐后我们睡了一觉，灰灰一直在靠近我们的缸边换位置躺着，我们觉得他可能难以熬过今天了，就又给医生打了电话，约好晚上六点半再到医院去抢救。此时灰灰仍然在费力地呼吸，五点不到，老妈突然发现灰灰身体不动了，叫我一起看，我用手放到他鼻子下已经没有了气息。我们将灰灰放在一个干净的大纸箱里，盖上了报纸，老妈不让我拍照，我觉得是有道理的，灰灰也不高兴我们记住他这时的样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灰灰侧身躺在纸盒里时是干净的、丰满的[7]，那个好眼睛朝上，象是在和我们告别，直到最后我们也无法将他的眼皮完全合上，总之，灰灰的最后形象是神气而有尊严的。在傍晚六点半我们将灰灰的遗体送到了宠物医院，让他进行火葬，我们让他庄重地走向另一个世界。

灰灰离开了我们，无论怎么后悔也无济于事，饱含泪水写下这文字当然是想把灰灰以及我们相互之间的爱都鲜活地记录下来（加上许多照片），但是因为爱得越深、痛苦愈烈，我也是想回忆那些开心的时刻，以尽力忘记这个离别的痛苦。我们仍然活着的要珍惜生命，珍惜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今后我们的生活里虽然没有了灰灰，但是我们会永远记得和他在一起的快乐日子，庆幸我们和一个小生命有过这样的亲情。

灰灰多日难以忍受的痛苦终于结束，可以去寻找他远在天边的爸爸妈妈了。我相信再过多少日子当我们一起在另一个世界相遇时，我们不仅会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其他亲友在一起，还会有”阿黄”、”灰灰”那样的好友相伴！

初稿于2007年3月24日22:00

个别文字修改于2010年5月29日

[1] 现在市场上这样的菜皮很多，清扫要化代价，因此别人巴不得你去拣，但是估计可能这也就是灰灰的病源所在

[2] 我们在落地窗之间做了块档板，开始时一块比较窄，灰灰长大后很轻松就跳过了，后来换了块大的矩形，先把它横放，后来也不够了，最后只好竖起来放，灰灰总是企图跳过来，有几次成功，但是自从脚受伤后就再也没有试着跳过。

[3] 他知道我们不喜欢，每当那样时他就会躲在角落里偷偷看着我们

[4] 灰灰的病因并不很清楚，医生估计是蔬菜表面的农药没有弄干净而中毒了

[5] 这也是前面那家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建议的

[6] 龚国华，电话62680095

[7] 不知道什么道理虽然几天不吃东西我们摸灰灰是很瘦了，但是他的遗体我看上去还比较丰满

在飞机上看今天的《解放日报》2010年5月7日9版，有个赵启正一本书《在同一世界》的连载，本节有小标题就是“不可随便说Sorry（这里可以看到这段文字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1180/123210/7299121.html）”，对此我非常赞同。我自己就有过一个经历证明这个道理。

1989-90年我在Sussex大学进修期间开始曾住在一个民居，主人是个单身男演员，平时不在家，就我一个，很舒服，房费也不贵。我是通过免费报纸上的广告逐个打电话过去找到的，学校的导师知道后很惊讶，夸我本事大，因为学生在附近找房子一直是难题，而且那里是旅游区，价格都贵，原因其实很平常，主人说喜欢中国人住，因为安静，而老外在这个没人的大房子里一定会搞Party。但是我没有住满，后来学校有宿舍空了，就搬到学校里住了，原因之一就是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事故。

记得一个阴天，我骑自行车从学校回来，在下坡急转弯时不期而遇一辆汽车，街道很狭窄，我的车把与汽车车身相擦，在车身上划了一道痕迹。我当时也摔下了车，在车主下来后即和她打招呼，说了声“I am sorry”, 而对方第一句是问我“Are you insured?你保险了吗”，这一问答就埋下了个问题。双方都知道没人受伤，互相交换的联系方式就离开了。

几天之后，一封律师信发到我的住所，对方律师说他们到车行去评估了，修理材料费324英镑（这个数字我今天都记得很清楚，相当我当时年工资的几倍），还不算人工，要我付给他的当事人。我吓了一大跳，平时太老实了（倒霉的是这个脾气终身难改），想想只好出大血了。还好此时正有位在剑桥大学工作的好朋友打来电话，听说了此事之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决不要去付！找律师去与他们理论。

根据他的指点，我找到学校为学生服务的法律事务顾问部门，他们教我去找Legal Aid，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为穷人服务的法律援助机构，我那时是头回听说，查到了离开我住所近的那家，收入在一定数额以下的，他们可以免费服务。他们为我写了封律师信，很有把握地说只要当时他们没有叫来警察做笔录证明是我全责，就绝对不会要我全赔，我有点放心。谁知几天后我的律师（哈哈我也有律师了）打来电话，说他们指你当场就认错了，因为你说了”I am sorry”，昏倒！我采取拖延战术，说写个当时情况书面材料发给他们。

与那位同学兼朋友又通了电话，商量后我想出了个解套的办法。在给我律师的信里我承认是说过（硬不承认并非好主意），但是我解释，在中国，“这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一个不幸事件的自然反映，我说的Sorry，是对这个对双方都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而并非是我承认我的过错”。看上去还蛮有道理，其实事情真的难说谁的责任，事故发生在转弯角，他们车有损失而我的身体遭遇很大危险，所以确实不能太书生气了说赔就赔。我方律师再发信后我就没有再收到对方律师的骚扰，总算了结了。但是我知道他们住得不远，实在不愿意再见到了，所以就有了搬家的念头。

这当然是个教训，想想也是我们受到的教育历来是培养“驯服工具”的，几乎没有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那当然是文革前，现在则是教你嘴上说大话假话，底下一切赤裸裸为私利），这个事件给我不仅是教训，例如“不可随便说Sorry”，还让我初次尝试法律服务，后来在工作中经常与老外打交道也多了些底气。

海外同学来个群发邮件，告诉大家网络上可以看春晚，而且可以挑选节目。我回了个玩笑“你们老土啦！我们土鳖早已不看春晚，只看本地节目”，这倒是实话，我们家已经多年不看央视春晚，上海的节目比较对胃口。比如现在正在看的“阿拉都是上海人”，找来了文艺界一些上海籍老人，真有浓浓的上海味道。

有趣的是在今天“阿拉都是上海人”的屏幕上见到了多年前不期而遇的一位老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老师，差不多是“一字之师”那种。那就是潘胜华。他今天是配角，曹可凡访谈的明星之一是老上海人的香港明星潘迪华，潘胜华是她的弟弟，是为姐姐凑趣而叫来的，身份介绍为“音乐教师”，曹还卖弄了一下说“音乐Couch”，意思是家教之类的，不是学校里正规教师，在节目里他自弹自唱了一首那坡里歌曲“重归苏莲托”。曹可凡还提到潘胜华生世坎坷，在生活最低谷时仍然坚持唱美声歌曲，而这后面一句我可以算是见证人之一。

应该是在初中时期，我们每周到工厂劳动半天，什么厂已经记不起来了，只知道是个机械类的车间，我们干的是最初级的钳工活，工厂里谁也不把我们当回事，随便打发些什么让我们玩玩而已。就在在这个厂里见到这位潘老师，40多年春秋，脸相几乎没变，不过那时瘦得多，现在还记得他当时最不顾面子，经常抱怨自己吃不饱肚子饿（要知道上海人最被人诟病的是死要面子），也耳闻他因为什么原因“吃过官司”即坐过牢，那时刚刚放出来不久，属于工人阶级里最低档的那一档，也许我们学生没有什么顾忌，阶级斗争概念不那么强，所以他喜欢和我们聊天，讲得就是美声。现在还记得他介绍自己曾经拜师戚长伟，还谈到上海声乐界的一些内部新闻，高兴起来还常常唱上几句。

虚度一花甲，阅人应无数，其中不乏显赫的大亨，但我还是记住了这样一个“小人物”（今晚前并不知道他有个名人姐姐）。现在回想起来，家庭没有任何音乐细胞、到现在除了口琴外也不会任何乐器的我，后来能够享受音乐给我带来的巨大快乐，正是因为有幸遇见这些“一字之师”。在以前博文里我提到过，其中包括中学里一些同学，客车厂里一位同事等等。其实还有，我老家是里弄房子，文革前每到夏天就常常会在傍晚听到我隔壁邻居，一个牧师家庭，全家举行的小型器乐演奏会，隔音效果差在那时竟然成了一个优点。

记得很清楚的是小时候生病很难受，打开收音机听到轻音乐就仿佛感觉良好；以后的生活中也常常磕磕碰碰，音乐就成为心灵疗养的灵药，能够欣赏音乐真是人生一大美事，所以我衷心地感谢帮我带上这条道路那些朋友。

我这把年纪的人应该记得六十年代时放映过几部”内部电影”，不是专供江青等领导看的很神秘的那种，而仅仅是不公开卖票的记录片而已，至少我所在的中学是组织集体观看的，例如”陈毅外长中外记者招待会”和”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等。与外面公开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相比，那些片子不少取材外国的记录片素材，尽管片子的说白是严肃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但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镜头，也许就像文革期间大受欢迎的”列宁在十月”，后来许多人承认，那时进电影院其实想看的只是那段”天鹅湖”。

 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一部类似的”内部片”，遗憾的是我苦思冥想也记不起片子的名字了（好象四个字），上网也没有查到。但是记得那是部反映”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的记录片，其中记录了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怎样危机重重，世界各国人民反帝斗争如何风起云涌，虽然我今天已经无法记起其中任何一个情节片段，但是那里的两段音乐却至今难忘，每当电影放到描述帝国主义没落的场面时，就会响起一段”轻佻”的旋律，而出现人民反抗斗争的镜头时，就会有雄壮的旋律伴随。那些有点音乐细胞但实际也可能是”三脚锚”同学告诉我，那叫”主题旋律”，前面那个是”帝国主义没落主题旋律”，后面的当然就是”人民反抗主题旋律”了。

 这部影片我至少看过三遍，尽管如此，四十多年后还能记起这两段旋律还是有点神奇。不久前在一家播放小野丽莎(Ona Lisa)拉丁风情歌曲的大商场里突然听到了那段”帝国主义没落主题旋律”，居然大为感动，差点想冲进商场办公室问问那是什么曲子。

 谜底在今天解开，上午看上海的外语台重播”洋春晚”，那位中国观众熟悉的美亚混血演员王敏德（Michael Wong）就唱起了那首歌（我才知道那原来是首歌），屏幕下打出了歌名”Sway（摇摆）”。网上一查，那原来是一部2004年出品的美国电影《Shall We Dance》的主题曲，感谢网络，现在不仅可以方便查到歌词，还可听到多种版本的录音（http://bbs.breezecn.com/read.php?tid=121897)，不过小野虽然也有一首歌叫Sway的(Sway It Hula Girl)，但听起来显然不是，当然也许还有我所不知道的。影片《Shall We Dance》的故事是来自一部1996年日本电影，从时间看”摇摆”肯定不是为其中任何一部电影量身定做的，极有可能是美片导演采用了原来就有的舞曲，否则怎么可能出现在我们1960年代的记录片里！

 今天来看，当时记录片编导们选这首曲子来描写”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还真是非常贴切，按照那个时代的官方语言，摇摆舞简直就是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言人”，那种轻悠悠的、激发人们扭动身躯欲望的旋律活脱就是典型的靡靡之音。当然它也从反面证明了，我们自己音乐编导的专业眼光一点不输给当今的好莱坞大导演。

 六十年代我们刚刚从大饥荒中恢复过来，那时尽管在经济上国力远远不如今日，但是我觉得某些方面的软实力可能不比今天差，比如那时我们敢于在中央大报上全文发表苏联人他们骂中共的文章，当时连大多知识分子也虔诚地相信”世界上三分之二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中吃苦”，而我们当然是属于那另外三分之一的。中国的文革在全世界招来了诚心诚意的响应者，以至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左派”坚定地信奉”毛主义”。相比之下，今天在有些人看来实在是乱糟糟的，小民不断上访闹事、”汉奸”"卖国贼”魅影憧憧、知识分子不安分守己、骂几句政府好似成为时髦。而就在这一切之中，中国居然差不多登上了世界强国的位置。

 回忆那段历史很有意思，一切虚幻的、编造的东西总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而大浪淘沙遗留下的，也许是真正的金子。动人的音乐，例如那首”摇摆”，无论给它贴上多么龌龊的标记，还是会留存在人们的记忆深处，总有一天还会登堂入室展示在大家面前。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当口（2月16日23:12），家里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央视音乐台的”经典”节目，突然也听到了一个外国表演团体女演员相同的”摇摆”歌声，天下竟然会有那样的巧合！

最近与人谈起法治建设不容易，有些白纸黑字的规定，就是没人执行；近来有些媒体报道强力部门有的人一般还能依法办事，但是只要无影无踪的“上级领导”发话，什么法律就变成一张纸了，议论时有人无奈，感觉毫无办法。我不那么悲观，理由是世界上的事情应该是道理的（就是客观规律），法律说到底不是慈悲、不是“主义”不是谁拳头重谁说了算，而是各种利益平衡的产物，打破平衡也许图得一时之快，但是很可能是要受到惩罚的，物理上有个有趣的“勒.沙特利原理”，简单地说就是压得过头要弹回来的，有点像人类“征服世界”的豪言其实还没有多少年，就已经受到惩罚，当然不能简单套上去。

西谚有“Heaven’s penelty, slow but sure”，中文正好有个对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二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中文讲的是空间概念，法力无边；，西文讲的是时间概念，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我觉得还可以有一个角度看，就是方式，你感觉无奈，但是天道会以另外的方式表达出来。破坏规律的人常常有某种强势，别人根本奈何它不得，但是自然规律（天意）往往会以你意料不到的方式报应。想到这个就有个一直萦绕在我心里的故事。

80年代有个“二熊”案件，原浙江省军区司令熊应堂少将的两个孪生兄弟孩子因罪大恶极一个处死、一个被被判死缓（实际就是留个根），虽然熊少将晚年上了林彪贼船，但肯定不是其中原因，那时确是铁面无私，连开国元帅的孙子都照样处死的。这个小Case今天恐怕没有什么人还会记得，我所以记得，是因为在二熊12岁时就认识他们。

我的高中离开警备区机关不远，所以有一些军官子弟来读书，文革前他们与其他学生并无太大不同。1965年我高三，所在班级时与初一6班“结对”，二熊就在那一班，课余时间一起活动多一些，那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小个子引人注目，而最领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精灵活泼，极其聪明，记得当时我们班级里“大哥哥大姐姐”都满喜欢他们。

只是那时的政治空气已经不对了，日子好过了点就折腾的规律再次显灵，学校思想教育基本就是对阶级敌人“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据说是雷峰日记，但是有人说是事后遍出来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其实并不是天上无缘无故掉下来的。

不久就是社论、红卫兵、抄家。二熊的“可爱”越来越褪去，我们这些“问题家庭”的子弟也与他们越来越远，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之一就是说二熊夸耀参与在静安公园（静安寺对面）夜里点燃篝火吊打一个和尚致死，那个和尚的罪名是打了冲进寺庙的一“北京红卫兵”耳光；不久，连我们班上根红苗壮的工人后代都受不了二熊公然在学校里绘声绘色地大话自己如何将一块大玻璃从头顶上砸向一个已经批斗挨打多时的“地主婆”，令其当场身亡。二熊他们身上唯一留下的一点点稚嫩就是把这些说出来不以为耻，而对其他大多数当事人对这些赫赫业绩不要说今天是讳莫如深，就是当时也不至于当勋章一样挂在胸口。

在那场现在任何正史上都只有寥寥几行记载的“十年动乱”中我家侥幸没有被抄，家长也没有挨斗，现在能够回想起来当的心情，就是在大“革命”狂潮面前小民是多么无奈！事后清楚了只要那些管饭的“上级”说了话，连堂堂国家主席手举《宪法》，那些当事的也可以不理他。

但是天道仍在。10年在历史上真只算一瞬间，是非便倒过来了。有人说，当年的红卫兵干将现在不少都“洗白了”，我说不然，他们中有些人虽然现在成为名人洋博士大董事长甚至高官，但是敢说他们晚上闭着眼睛不会做恶梦！

回到二熊，其实文革后我从来没有再见过他们，唯有一次大概70年代后期我在丈母娘家附近的威海路上还看到过两个穿旧呢军服的双胞胎分别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有可能正是他们正在奔向下一个年轻女性猎物，当然只是猜测而已。

我相信人类有共同价值，例如人道主义，它不是什么良心发现，政治觉悟，而是被反复证明对大多数人最不坏的安排。连本.拉登的塔利班最近也声称要改变乱杀人的政策，知道那样不利自己生存，与“性本恶”或“性本善”无关。

被枪毙真是极其个别的，但是我相信干了坏事一定受到报应，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这一切无法像物理定律那样的证明，所以有人悲观有人乐观，都说服不了别人，但是我宁肯乐观，因为那样至少对教人向善有点好处吧！

2008年夏季号的《竞争情报》杂志有我写的卷首语“体育与情报”，此文在初稿时有几句提到了一个具体从事体育情报的热心人，在修改时觉得不合适，就删掉了。他就是我二哥，已不幸于2008年10月初去世，现在应该来这里来说说他了。

虽然我们家人的个子长得都不怎么样，但可能有运动细胞，主要是爆发力好，擅长短跑。父亲学生时代因运动会短跑比赛而得过两块挂表，一直到文革前我还看到过，在当时应该算是大奖了。

这个基因也遗传到了第二代，我的大姐和二哥都曾经是国内一流的业余短跑运动选手，好象都参加了建国后的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二哥还是入场式的六位擎旗手之一，在他的追悼会上家属就安置了一块展版展出他当时的一些珍贵照片。

二哥没有机会上大学（我兄姐中凡建国前成年满18岁的都没有上正规大学，以后的则都有机会， 这也是建国大业确实得民心的无数证明之一），中学毕业托亲戚介绍（当时必须有保荐人，不是今天理解的那种关系）进了申新二厂当技术员，那原来是荣家的棉纺厂之一，日子应该说蛮好过，但是他却不安心工作而喜欢短跑，最后出来全职从事体育事业直到退休。做过普陀区少体校副校长，刘翔就曾在这个体校成长，尽管沾不上什么光，但刘翔出名后我的女儿能拿到他的签名照片。

二哥作为建国初期的业余田径运动员不可能建立为国争光的丰功伟绩，当个小领导也难有什么可说的政绩，而他对体育的最大贡献就是收集体育信息，他收集的主要是赛事信息，例如他整理保管了建国以来上海市举办的所有田径赛的成绩和相关信息例如当天的天气。其中大多是事后补记的，特别是退休以后做的。有次他到上图龙吴路书库来查旧资料，完了后要我转送一本编就的资料给文献部门，还特地要我代他感谢有关工作人员的帮忙。收集之后要都编成一本本的集子，这种资料不可能正式出版，当然也绝无稿酬润笔，虽然它的价值不见得比不少装帧考究的大厚本差。起先都是他本人刻蜡纸油印后装订的，后来才有电脑打印。

可敬的是二哥没有高学历，也不懂去“中央党校”之类混个文凭，所以一直没有高级职称，退休工资当然不多，而他的大量工作恰恰是在退休以后做的，他曾是市体委的一个什么田径顾问组的成员，听说没有报酬，只给一些车贴，他仍然乐此不疲，甚至后来连家人都颇有微词。我甚至觉得体委那些人也许不过是尊重这位老人的无害“怪僻”，未必认为那些数据资料有什么用（这里一点没有贬义，其实很多情况下能够这样已经不错了）。我经常听到博士候选人做论文找不到实证数据，如果有人利用这些非常完整的历史数据做一下气候对田径成绩的影响分析或者能够证明没有影响（可能还要加上其他资料），可能会有不错的研究价值。而它们作为史料记载的人类记忆价值则是无须证明的。

我在《探索者言》一书中序言中提到，我走上情报之路受到家庭的影响，我有专业从事科技情报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就是那位业余短跑运动员），其实没有算的还有这位体育情报工作的“志愿者”，加上15岁参军、现已去世的一位从事军事情报的姐姐。但是其他几位早就离开上海，他们的具体工作我几乎没有任何印象（更不谈那位军中姐姐了），除了让我知道天下有科技情报这么一个行当而已。而二哥的热情我是看到、感受到的，如果说影响，他的精神确实对我有着无形的作用。

也许今天那些高谈阔论者屁股后面不干净的太多了，所以人们宁肯相信小混混（他至少是真实的）也不愿意听大话，我倒要说，正如鲁迅讲的”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苦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为人请命的人……”。我昨天的博文刚刚说过体育界黑，不仅如此，当然还有把体育成绩当作晋级官场的阶梯或打开豪门的钥匙，但是我相信像二哥的那样决不在少数，一个刘翔之下，该有多少垫脚的支撑（在争金牌要面子的“举国体制”下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全民健康的提升）！

如果说二哥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他的一生证明了，除了以金钱和权力计量的所谓“成功者”之外，毕竟还有人真相信精神的力量，尽管那也许无关国家命运或民族大义，只是个人的爱好而已。

2010年在平静中到来。我感觉新年之到来与别人可能有点不一样，假期三天我给自己有个任务，写篇探索IBM智慧地 球背后故事的文章，因为我为文章的doc文件命名时习惯加一个日期，例如“盘点新年20100102.doc”，以往今天 改昨天的文章名称常常只要改最后一位数字，而元旦那天我发现要把20091231改为20100101很麻烦，因为新年来到了！

2009年是繁忙的一年，写了200多篇博文只能算是业余活动，18个讲座的备课时间花费不少，不知道对听众有多少帮助，至少 对我自己真的是大有收获，而原计划写本书的现在反而不敢写了（发现了更多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以一介平民身份被邀请做演 讲嘉宾的机会也居然比在位的任何一年都多，要知道在某些地方是不是把你当专家今天仍然是要看“级别”的。顺便说说，我曾经有许多社会 职务，没有一个是去“运动”来的，离开行政岗位后我列出清单，表态全部退出，不过因为有任期，这需要时间。还有些职务从来不征求意 见，例如上海市人民政府信息化专家委员会2009年继续聘我为委员，当然如果事先征求意见我肯定会转到单位组织部门去让他们考虑的。这 些职务不仅在官场上毫无含金量，我也不需要以这些来提高自己的“学术价值”，但是好处是可以参加一些会议听一些报告，拣到 一些真实世界的东西，因为经验表明现在我们被允许可以看的“主流媒体”，是越来越不足以容纳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应该知道的真实情况了。

但是要列出2009年的“资产负债表”，最大的欠债一定是答应要完成的写书任务了，我都羞于与责任编辑们打电话延长合同了。2010 年的打算是有了，但是不敢在这里披露，但是相信应该可以做到，就像小学生写检讨书那样，“看实际行动吧”。

除此以外，2010年要减少外出的活动（我每次做报告都会看大量资料认真准备，说实话是要占用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必要的想 法还是要说出来。我不喜欢发那些廉价的爱国宣言和人人都知道的陈词滥调，躲在国境线后面说大话空话不算好汉。自信以自己的经验、下 的功夫和现在单位所提供的条件，我可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说出一些别人暂时没有想到而有意义的观点。

与中国大多数人相比，我应该是属于相当幸运者之一了，我没有忘记自己必须要做回报。

接连几次在单位食堂看到我熟识的老情报同事离世的通告，可惜都是事后知道的，来不及去最后送一送，留下一些遗憾。每年也会去看看导师的遗孀，但是现在居住在郊区老人院的她已经完全认不出人。因为我进入行业时正是人才大断层时期，那时我的情报同事几乎都是长我一辈的，这代人正在逐渐退出人生舞台，对事业之类我不担心也不想说什么，历史自有它自己的逻辑，该怎样就会怎样，犯不上我们来为它杞人忧天。倒是熟悉和不很熟悉的朋友和同事们正在离去，想起他们多少总还是有点惆怅。

今天下午本来要去开个会，昨天半夜接到一位老朋友电话，他的母亲几天前去世了，上午临时请了假，赶到了追悼会上。这位老人与我不算熟，只是她的儿子是我的同学和多年老朋友，记得中学时候在这位同学家里“小组学习”，吃过一两次她亲手做的蛋糕，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革初期北京来的年轻暴徒冲进来“抄家”，这位母亲居然用水龙喷水抵抗，虽然可以想象她的刚烈必然付出巨大代价，但后来这个家族的大宅历尽数次洗劫终于奇迹般地完整保存下来了。

但是直到今天追悼会上我才知道这位母亲的家世，她父亲是金城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在抗战中因被怀疑从沦陷区向国统区转移资产而被追捕，在逃亡途中早逝。本人在西南联大读过书，后来得到浙江大学交通大学两个学士学位，MIT毕业的丈夫帮她办好移居美国的一切手续，但她为了一个对她自己母亲的承诺，后来把丈夫也拉回了中国。

这些文字只是对这位老人表示一点敬意，虽然她后来只是一位没有“单位”的家庭妇女，但和我自己的父亲母亲一样，都是中国脊梁的一部分，尽管是极其微小的一星点。

有位朋友发来邮件，告诉我最近公布的一份图书情报刊物排行（公示）榜上上海图书馆学会和上海图书馆合办的《图书馆杂志》排名大幅下落，从上次的第5名到了现在的16名，告诉我的原因当然是本人现在还挂着上面的主编职务。

我这个博客专门是谈情报的，除了偶然写点“心情故事”外，不涉及其他。但是现在想想还是要说几句，还是算“心情故事”。需要说明的是我现在虽然纯粹挂名，但是毕竟最后还通读一遍签字付印，如果其中涉及政治问题、民族矛盾之类重大差错仍然应该负责，这是前任主编交代的，所以不会在这里推卸责任。

但是也因为仅是这个角色，我可以说说我对这本刊物定位、选题、选稿和编辑工作上的看法，离开单位领导岗位后这些事更不由我决定，也从不发表意见。搞得好了我决不争功、有问题也别来找我。

首先要说我自己在每次阅稿时都觉得收益非浅，老实说现在难得有兴致把任何一本刊物仔细看一遍，现在这样我基本上可以知道这个领域在干什么，经常有所得。当然这与刊物评价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本刊物是比较贴近实际的，有的基层作者文章仅有一页，但是也看得出是鲜活的；它的话题抓得还不错，第一篇大多站得住；还有图书馆国际前沿和技术动向基本上把握住了，说这几句话脚有些软，但是决非瞎捧。更加难得的是今天它还坚持给作者发稿费而不是收取大把“版面费”。在这个行当项目经费一向不多，而且一向被大户瓜分的现在，实在是为作者、首先是为读者着想的。

最后声明，一、我近几年来基本不看图书情报（对，包括情报）刊物，少数几种只是翻标题，大致了解一下。有时会有针对性地查阅个别文章，主要是因目前的工作与这个圈子关系很小。所以以上对《图书馆杂志》的议论（评价谈不上）完全没有与任何其他刊物比较的意思。

二、我不知道那个评价系统，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这类评价和相关讨论，所以也不可能对现在任何评价系统提出任何评价。只知道什么人能够在美国上个全国排名16的大学已经相当幸运了！

这几年由于中国GDP已经位据世界前列，一些人感觉好得很，一会要“崛起”，一会又“不高兴”，还忽悠要派炮舰到索马里去抓海盗救海员。

大国首先要有大国民，我们这班国民现在大不大？令人伤心的现实是，就国际旅行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仍然是全世界最没有用的身份证明之一。

60年代一般百姓想私自出去是要冒“叛国投敌”的罪名，在崇明农场里就听说有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游泳到北朝鲜，被人家绑回来判十几年。后来还是邓大人聪明，告诉想来对我们上人权课的卡特总统：我们送来几千万什么样？把所有的老美都吓傻。到今天，有机会走出国门的如果没有几千万，数百万是毫无疑问的。国门开放就是中国的开放。

不过今天出国还是难。老外当然希望你们送钱来，但也不得不费尽心机筛选掉口袋没钱要来噌饭的，所以设置了道道关卡。所以我们的护照不得不少了“含金量”。

另一方面我们内部也重重设防，主要是公费旅游太甚以至激起公愤，所以要限制，当然没人会坦白自己是去旅游的，所以必须出来一道道规定、程序、制度、指导意见、临时通知、“再次重申”，甚至下达指标，用心亦善，最好让你们知难而退；其实对自费也不放心，据说当今贪官要私逃，常常先把衣服脱光（家属孩子出去），变成“裸官”，然后一有风吹草动就可潜泳出去，这样的出国一般帐面上是不会动用公款的。

发这般议论，当然不是无病呻吟。最近接到一个外国经济情报全国会议的邀请，老外太傻，（后来对我说）以为去领事馆只要2、3天就办好了，虽然一年前就对我打了招呼，我无凭无据不能上报，更不可“泄露国家机密”，告诉他们咱内部流程的费时，硬要人家早点动手，所以在会议日期前十多天才正式收到电子版邀请，我犹豫许久，毕竟年纪大了，单程就要坐十几小时飞机只待两三天。不过那个会议只请了我一个“老外”做Keynote，想想还是去试试吧。

有人建议走自费的路，加强管理不就为了防止“公费旅游”吗？试了，答复是不合规定，折腾几天好心地建议从头开始再走公费的路（不花公币），我盘算了一下，不但还要惊动许多领导，而且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大家都都省点心吧。终于通知有关各方知难而退了。幸亏讲稿还一个字未动。

此时发现浑身突然轻松许多，原来国门打开虽然30多年，在有些情况下它仍然是那样的沉重。

一向有边看报纸边让电视机开着的坏习惯，昨晚是电视里一段熟悉的音乐让我知道了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建院15周年了。那是纪念音乐会的最后一个节目。音乐是《妈妈眯呀》中著名的“我有个梦（I have a dream）”，原本是ABBA的歌（插一句，ABBA与《妈妈眯呀》签订了个苛刻的协议，不但要高价买下全套歌曲的演出权，而且用在音乐剧里不准改一个字，歌词不改而要编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不易，《妈妈眯呀》做到了。但在上海的舞台演出并没有如预期那样轰动，而同名电影至今仍未上映，不知道是不是其中“婚外恋”的故事背景让审查老爷担心会污染中国观众纯洁的心灵）。

演出中主唱张建一和黄英的声音似乎不太协调，但是合唱（校友、交大学生合唱团和小荧星等）的真诚和激情补充了其不足，看来是因为歌曲主题名副其实，好的学校就是为学生造梦的地方，而不该仅仅是职业预备班或思想训练营。

与这个学校有一点点关系，我们有几位情报研究生同学后来在那里工作，有在图书馆的、有当教授的。还有一位原来在复旦图书馆的现在也在那里图书馆，也是多年认识的朋友，所以一直关注着，当年它名气远不如今天时我还收到过其招生邀请函，其中对事业单位业务骨干还提供优惠的条件，记得大概5万元就可读完MBA。

伴随着“我有个梦”歌曲的，电视画面上曾经长时间显示出李家镐的头像，今天的上海年轻人多半不会了解。他担任过上海市的经委副主任，算不上多大的官，却是对上海市的产业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那位上海去的没有什么学历的重庆市副市长，就是他一手提携起来的。李家镐就是中欧的直接创办人，首位中方院长。

今天人们说到这个学校，恐怕都会提到MBA国际排行榜上不断上窜的名次，令牛气冲天的北大清华脸色有些挂不住。知道些内情的还会悄悄地告诉你当今中国“第一千斤”也是这里毕业的（学校官方从来不提，很得体）。但是我觉得它值得说说的主要话题应该是跟教育制度有关的。媒体上决不会披露当年的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曾经是个“私生子”，学历学位得不到教育部承认。为什么特地提到李家镐就是可以想像那时要打破“规则”，搞点不同的东西会有多么困难，当然更加可悲的是今天不仅仍然会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制度健全了”，部长们都是内行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了，所以什么另类的怪物就不大可能再出现了。当然今天也有一些民办的大学或教育项目，有的也是中外合作的，但是真正让人看好的似乎不多，听说有的还是前高官利用“余热”，大量动用前下属的资源输血而维持着。

钱学森临终前对教育说的一些话现在被反复引用和思考。中欧的模式虽然不同于研究型大学，但是它的发展对教育制度应该也是一个启发。它的诞生有些特殊（中国政府和欧盟双方签约，当时的教育部掌门人显然不如今天的精明，居然让它逃脱了统一管理的枷锁），后来硬是靠口碑靠学生的质量靠国际上不断增长的影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这证明至少在商务教育这个领域，那些评比考核、211之类未必有什么用，办好研究性大学怎么弄无法照搬，但也可以想一想。

钱学森高龄去世，当然是不幸，但是我觉得也许是老天的安排。国庆60周年阅兵就像是给以他为代表的老一代“导弹人”的功绩画上圆满的句号，长江总要后浪推前浪，接力棒实际已经交给新一代人了。

钱老对中国导弹卫星乃至核武器的贡献就不必说了，媒体没有广泛报道的，是钱老对科技情报工作做过重要的贡献，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专门在国防工业科技情报工作界有过数次重要讲话，还参加了专题座谈。实际上是对当时“情报过时”的“时髦”观点敲的警钟。国防工业口因此在90年代情报低潮期间虽然也受冲击，但是不像民口那样惨痛。我记得他明确把国防工业情报工作分为文献工作和研究工作，后者他具体叫什么名称我有点忘了，但是记得很清楚他强调了信息的“激活”，实际就是情报分析。但是我同样记得很清楚他刻意避免用“intelligence”这个词。

昨天在某个地方卫星台纪念钱老的访谈节目中，看到何祚麻院士提到在1956年中国第一个科技重大项目发展规划制订过程中，钱老就担任了负责最后合成的“总体综合组”组长，我们都知道中国科技情报工作就是作为该规划第57个重大项目而诞生的。虽然科技情报进入规划项目是周总理提议的，但是钱老亲自参与具体操作其事恐怕也是肯定的。

我在博文003连载：序言-03（一本难产的专著的前言）中提到过钱老回国的艰辛，说两弹一星背后与信息匮乏斗争的故事至今都没有充分披露，但我也在常识战胜愚昧：回顾迎接新技术挑战 中谈到这位巨人的另外一面。科技界传统上并不“为尊者讳”（今天的科技新贵们怎么想不知道），钱老生前其实还有一些引发争议的事情，比如大跃进时根据“光合作用”原理对水稻虚假高产记录的欢呼，以及后来对特异功能的支持等。老实说，我觉得这才像一个真实的人，完整的人，而不是按某些框框编造出来的“典型”。

例如钱老对Intelligence的刻意回避（有过美军上校军衔的他应该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清楚这个词）和对以西方领头的世界科技革命的反感，也许证明了海归身份的他在有可能涉及政治的问题上非常谨慎小心的心态。还有我看到在Science上的科学论文（不是小报传闻），是美国军方确有研究“非眼视觉”（人体特异功能之一）的正规科研项目，所以他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也是事出有因的。我至今认为气功和特异功能的被禁主要是政治因素，作为一个科学话题，它们不应遭此厄运。

一旦当了名人，就不得不忍受公众用放大镜来观察身上的一切细节，这些瑕疵其实一点也不妨碍我们怀念他，一个人的一生能够对国家的强盛做点实质性的贡献，就已经够了，更不用说那些象征国家实力的战略导弹了。

12日由湖南科技厅安排几个与会专家去韶山”红色旅游”。

我是第一次到韶山，文化大革命时想去没有机会，只是在1966年11月搭上坐68小时火车到北京，赶上最后一次机会毛主席接见（24日25日两天，因秩序大乱，周总理宣布暂停，明年春季再恢复，然而永远没有恢复）。24日凌晨起床在军人带领下排成长队，互相紧挽双手通过天安门广场，见到毛主席眼泪不禁花花落下，周围人几乎全都一样。也是那次，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刘少奇最后一次公众露面，像今天“有进步前途而且有心计”的年轻干部一样，刻意地站在自己该站的地方（远离其他领导的位置上），不过他的情况当然完全不同，其实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了。

43年再见这位对当代中国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伟人，当年的激情当然已经不再，这些年来对建国前后历史的回顾反思，虽然总有人不大愿意让群众知道真相（用心也许不错），3分7分也只是毛咕咕，永远搞不清楚，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应该说还是清楚了真实情况，能够用比较冷静的态度来看待毛泽东在世甚至去世后中国历史上这惊心动魄的几十年。

当地的导游热情地介绍，顺带讲了不少不可不信的传说故事，有板有眼的，都是企图证明，毛确实是神。但是到其故居看看，看他对故乡、对母亲的亲情，我倒是觉得毛泽东人性的一面可能更加动人。

我觉得值得看看的还有来这里朝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明显可以看出他们虔诚、真挚，对他们来说崇拜领袖其实没有什么功利的动机，我对同行的几位香港客人说，要了解中国，一定到这里来看看。这是我真实想法。中国太大了，难以以什么“模式”一而概之。大多数中国人的感情就是这样，与今天网络上的一些群体现象，甚至那个言论极端的什么“之乡”，可能都可以在民族传统中找到根子。社会要发展、中国要前进，既着不能轻易忘记，更不能以为有什么机会可以利用。

这些体会，仅仅在特大都市里优越环境下长大，从小就设计好出国“路径”的孩子可能不易体会，应该多到中国各地看看。

国庆阅兵当时我正在按约定冒雨赶往一位朋友的家里。虽然今天全世界的军事观察家都在注视着中国军事实力的难得露脸，虽然在中学时代我曾把大半的课余时间用在收集、解读飞机导弹照片上面，甚至在上课时听到窗外有战斗机的轰鸣我会拉开竹帘把脑袋探出窗口，而让老师和全班同学目瞪口呆，但是说实在的今天的兵器大展已经难以让我改变既定行程。

 我应该是经历过所有60个国庆的人了，早期的国庆典礼没有印象，但2岁时看到解放军从家门前的万航渡路向静安寺方向行进，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水冷式重机关枪。少年时为看苏联十月革命节的航空表演，那期《苏联画报》家里是必买的，还会小心翼翼地剪下飞机照片，压在餐桌的玻璃板下。到1977年考大学前，我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字的外文飞机坦克翻译资料，还作为附件交给招生办公室（当时还有展示”特长”这一条政策，虽然最终因为分数够了，没派上用场）。

 真是物以稀为贵，随着年龄增长，到国外看几次真正的飞机展示和飞行表演，特别是现在网络上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下载到中学时代千辛万苦收集的清晰照片以后，这样的热情终难再现。

 大概许多男孩子都有类似的童年。现在想来，其中就含有朴素蒙胧的爱国情怀，冰冷的武器不仅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之一，也是国家力量和威望最直接的表达。正是因为这样，在我收集的”文革”资料中保存到最后的是当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编印的一套连续资料，专门报道”海外妄评中国军力” （遗憾是最后还是丢掉了）。”文革”高潮期间红卫兵运动正在西方大国大出风头，世界因为不了解而出现一种 “中国恐惧症”，有些以出售恐慌而赢利的媒体（有如今天的”汉和”之类，我怀疑背后都有军火商赞助）编造了中国”秘密武器阴谋论”，东拼西凑地猜测中国秘而不宣的高性能武器。不管真假，在长期的信息闭塞情况下至少得承认我和当时许多年轻中国人一样看了还是感觉很过瘾，会有莫名的自豪感。直到后来中苏边境冲突，据说解放军高级军官看了苏联”北方”大演习的内部影片后大吃一惊。慢慢地，社会大众才了解当我们在大搞革命的同时，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时钟走过了40多年，当年无知青年的幻觉今天多少已经变成现实，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小视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一场阅兵还只是国家力量的一个方面，经济上、外交上我们已经站在清朝以来的最高点上。在自豪的同时，我会想起下一个60年，人类寿命越来越长，今天的80后90后一定有机会看到。我当然是看不到了，所以更加现实的是不去想那么远，设想一下10年20年后，到那时中国将会怎样？

 到那时中国应该是个更加民主的国家，中国已经进步了，最高领导一人可以发动一场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未来领导集团的基础将越来越扩大。利益集团永远不会消失，但会在阳光底下代表社会的各种声音，达到各方可以接受的平衡（管理上没有”最优”）。

 到那时中国应该是一个更加自信的国家，国庆应该再现群众自发的欢庆，”小平你好”不会是绝唱，甚至”主流媒体”上还会出现一些善意的调侃。容忍”异端”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中国人更加尊重自己，世界也会更加尊重中国，而不仅是中国游客的钱包。

 到那时国家的强制力量肯定还是需要的，但在武器方面不仅是”人家有的我们也有”，我们会有更多自己独创的概念，对国防也会有中国特色的理解。要知道历史上军事科学的进步常常是产业技术创新的领头羊。

 我父辈的一生都没有机会看到国家的复兴，今天在世的中国人应该是幸运的，希望已经在前面，但是希望还不是现实，听听假日期间百姓们聚会时的牢骚就可以知道中国的问题还有多少，有些事情其实是无法”科学预测”的，但要有点信念，我决不相信一代不如一代，决不相信荒唐的扭曲的违背人性的事情能够永远存在下去，所以中国将来一定是美好的。

今天上午凤凰卫视中文台播放的节目，又让人回顾这个陌生的名字。

可能没有很多中国人知道，就在100年前，有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叫冯如的，在美国驾驶了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冯如一号”飞上天空，仅比莱特兄弟晚了5-6年，而实际飞行的高度、续航时间都大大超过了莱特兄弟飞机的纪录，而且与当时大多数飞行家不同，冯如一号的发动机还是自己造的。当年在美国引起轰动，报纸纷纷大幅报道。有个报纸大标题居然把他写成”蒙古人”，其实不算太荒唐，成吉思汗太厉害了，不仅那时美国佬根本搞不清楚亚洲人的面孔，直到很后来美国国务院还有中国蒙古科，不知现在还是不是这样。

辛亥革命前冯如应清政府两广总督之邀回到祖国，建立自己的广州飞机公司，武昌起义后与助手毅然加入革命，成为中华革命军政府第一任”飞机长”，应该是相当于第一个航空司令吧。遗憾的是1912年在回国后第一次飞行表演中不幸遇难，送医院后留下要助手继续努力，不为自己的牺牲而中断事业的遗言后逝世。

冯如的一生其实是很具故事性的：贫苦农民出身，没有正规教育背景，到美国做工人兼夜校，几乎狂热地爱好和学习机械，终于在华侨支持下开办飞机公司，自己设计制造飞机，期间历经一把大火烧光几乎全部材料和图纸（可能是妒忌者或竞争对手所为，终为悬案），回国后革命风潮等等，短短生涯中他的成就达到国际先水平（有西方媒体承认超越欧洲），所以去世后欧美不少媒体都表示哀叹。

在美国时造飞机开飞机正当风头十足，也会财源滚滚，但冯如热爱祖国，回国效劳。１９０６年，冯如说过”是（指制造机器）岂足以救国者，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他又说：”日俄战争大不利于中国，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与其制一战舰，费数百万之金钱，何不将此款以造数百只之飞机，价廉工省。倘得千数百只飞机分守中国港口，内地可保无虞，微特足以固吾固，且足以摄强邻矣！”"中国之强，必空中全用飞机，如水路全用轮船。”[本段几句引语是网络上找到的]

此外在凤凰卫视节目上一个不起眼的镜头中我还看到他在广州兴办的飞机公司资料，由于在新兴资本主义发达的美国办过公司，颇有当时的”现代企业制度”腔调，如果冯如不是英年早逝，也许还会民族工业的发展有所作为。

我其实在1964年就知道这个中国第一飞机大师，当时国内1958年创刊，”困难时期”停刊的《航空知识》复刊，第一期的封面故事（当然那时没这个说法）就是冯如。让我这个从小喜欢飞机导弹（虽然只能纸上谈兵）的中学生热血沸腾。由于家庭背景特别是紧接而来文革，亲身参与走向蓝天这个梦想永远只能是梦想，但也恰恰因为如此，才会留下最纯洁的回忆。我后来从事科技情报工作，就明显得益于中学那段时期兴趣爱好、以及由此带来的收集分析信息、为了看外国的资料（而非为什么证书、分数或显摆）而学外语的好习惯。

永远记住冯如这个伟大中国人的名字。

我在8月4日博客间谍歇斯底里写过这样一句话：“间谍其实对敌我来说都是非常沉重的故事”。不料看到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上周二为上集，昨天24日本周二为下集），几乎就是针对这句话的生动诠释。对间谍感兴趣的人可以看看这个真人真事，被称为“真实版余则成”的刘青如故事，http://phtv.ifeng.com/program/lnrs/200908/0826_1598_1321416_1.shtml

上世纪50年代台湾台湾地下党因最高领导叛变遭到毁灭性打击，基本上是一网打尽，刘是最后一个被捕的，他的经历，我看是整个一“带血泪的传奇”，闭门造车的编剧决计编不出来。那个事件过去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马英九任台北市长期间2000年公开档案，办了个图片展览，才让人们知道，我们这里虽然从未公开承认，后来也陆续在一些边缘媒体上披露。其中特别是华东特派员朱谌之表现极为英勇，敌方档案竟有这样的记载“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与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我在2005年上党课时还展示了她在刑场上的照片和以上文字。

刘是那个叛变省委书记蔡孝乾的联络员，在出事时人在香港，本来可以逃脱，但是为了救蔡（不知他已叛变）奉命再次潜入，侥幸逃脱追捕，在台湾山里躲藏四年多还是被抓，关了两年放出来（大概同党不是叛变就被消灭，也无可招供了），离别妻子偷回大陆，坚持一个理念：要向组织报告事件的真相。但是他连自己的真相也无法说服别人，结果在劳改农场以“不是犯人，也不是好人”的身份生活了22年，他后来与妻子的若即若离，为自己介绍入党而后被妻子带特务抓到枪毙的好友所怀的终身内疚，以及最后带泪的“喜剧”结尾，令人叹为观止。

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大陆的编剧会去真实反映这样的故事，还是继续编造一些英雄美女的传奇，满足那些从小被“呵护”，看到的都是“洁本”历史的观众的好奇吧！

讲爱国主义大道理可以写一本书(大概已经出版了不少书)，我不善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在我来看，爱国主义不是贴在额头上的标签，不是嘴里的口号，不是可以换来什么好处的筹码，更不是打人的棍子，而是对这片土地和人民心中内在的热爱和眷恋，与政治甚至国籍也没有什么关系，很“柏拉图”的。当然它会在无形中指导你的行动。

中学课本上读过苏联波列沃尼的小说“永不掉队”，在那个卫国战争时期无论是专家教授还是著名演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去当小兵，被农民出身的连长赶着去冲锋，然后可能遇到一场恶战，士兵死掉一半甚至更多，然而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许许多多人士的自觉，这就是爱国。对比之下今天国家虽然有贫困有腐败有不公，还有许许多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毕竟走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处在一个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较好的国际环境下。外敌入侵和内患颠覆的危险不那么紧迫（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军队和国安也要做好他们“那份工”），因此我觉得每个人做好现在手上自己的事情（想起曾荫权上任时说的一句广东话，好像是打好这份工）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这是我对爱国主义的情感如何转化为行动的基本认识。不那么伟大吧，但却是实话。容易吗？决不。例如为决策提供信息做情报分析的，就是要老老实实地把真相告诉决策者，不管他们的脸色多么难看。就如1997回归前鲁平到香港，无论人们多么愿意听到香港同胞“一致拥护一国两制”，但他必须向中央报告真相到底如何（大意。参见鲁平回忆录）。

回到具体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往吃亏无数，只要是中国人都心痛，老实说铁矿进口早就在我个人的跟踪项目上了，不过以前紧迫度不高。也对另外一些类似“事件”做过一些调查，例如那个2002年的事情，不算大，但是在报纸上也被描述成外国阴谋，我不过请人打了电话给该国领事馆询问（出发点是，要是真的如记者所写，我们完全可以去WTO告它），结果知道了对方外贸管理的网站，然后化时间查了；还有日本中国情报中心，基本是类似情况，加上一些日常阅读观察等等情报的基本功，得到的结论是问题可能很难让“爱国者”们满意：问题主要还是在我们内部，或者说能够掌控的还是在自己手里，而那些阴谋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对我们自己问题的警觉，这招确实有效，不少人就会一点就着。电影里有一句经典的反派台词：不是我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因为“共军”一向很狡猾，外国阴谋一直要搞，所以我们一定要输，与我（该负责的人）无干！所以我们的重大损失就活该一而再再而三发生。

对此我想引用鲁迅先生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一句名言：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是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1936

他之所以被尊为“骨头最硬的人”，倒不在乎教科书里一定要占多少篇幅（又不是干部按级别分房），而就在于他敢于说出今天没有几个道德大家，精神导师肯面对的现实。谁敢说鲁迅不是最爱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