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行榜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评价的方法，QS有个说明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articles/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qa，它特别强调了其40%的权重来自学术界的同行评议（人民网报道里提到了四类指标，唯独漏了这个最重要的特点），它号称做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调查，所以是其他大学排名所不同的。据说它的排列方法特别是不遗漏那些优秀的文科小型大学（传统的经费、论文、项目、毕业生收入之类指标它们肯定名落孙山），本文最后将列出前200名中的中国大学名单。

关于这个排名有三句话想说，首先还是沾了点情报的边。具体做排名的是QS的研究部，媒体上也都是这么报道的，但是这个研究部的原文是Intelligence Unit，大概有人会记得英国最有名一个经济情报公司就是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本人在英留学期间曾经访问过这家公司，回国后1992年和左之等在单位里搞了个小小的但还蛮有生气的调查机构，也邯郸学步似的用了Marke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Unit （MIRU），现在这个机构还在，名字却改掉了。现在看到QS的Intelligence Unit这个名字，多少有点亲切感。

第二句话是排行榜无所谓好坏，重要的是要把方法亮出来，就算给自家排高点也不怕（一般以为美国的大学是最好的，QS的今年就是英国的大学为首，不过它去年也是哈佛领衔）；交大搞的自己的排名也比较高，遭遇诟病，但是那个团队强调客观指标，没有任何主观评议的成分（中国国情，可以理解），所以也没有问题。我们习惯了接受权威给出的标准答案，不少人希望由政府出面搞个权威的出来（不是小学生提的建议，都是五尺大汉，专家什么的），其实就是应该多出来几家，才好比较鉴别，只会等待权威标准答案的人永远也长不大。

第三，前200中的大中国大学中没有浙江大学，这个结果出乎意料，不知道为什么。

以下把前200中的大中国大学列出如下：

香港大学24，香港科技大学40，香港中文大学42，北京大学47，清华54，台湾大学94，复旦105，香港城市大学129，上海交大151，中国科技大学154，香港理工大学166， 南京大学177，台湾清华196

这个网络培训课程包括8月2日和4日是在线授课，两次讲课的视频在以后一个月内注册学员随时都可以登录观看，8月6日和20日有在线讨论课，这可是无法再现的。其中有些课程也可能是面授的，下表中有几门课注明2009年SLA大会，估计就是借协会的年会进行面授答疑。

下表是比较完整的2009年CI 课程表，上述的CIC04可能是今年刚刚开设，所以在表里没有。课程整体的目标非常清晰：Certificate in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for LIS Professionals，是给图书馆和信息工作者培训竞争情报知识。

http://www.sla.org/content/learn/certificates/CI/cicertificateprogram/index .cfm

突发奇想，国内那家机构，比如竞争情报分会，有没有兴趣与他们谈个合适的价钱，请那个陈（Cheng）女士讲中文，通过网络为国内培养一些“培训师资”，也即外国常常说的Teaching the teachers?

上述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但是可能不太全面，现在的竞争情报培训已经基本上不是基于“传统的图书情报学基础和”信息资源共享”的理念”了，我们实际部门一开始就强调竞争情报不同于LIS（我上个博文其实也暗示了：“虽然从LIS起家”），属于两个独立体系，只是有交叉。而且现在一些院校也通过项目贴近企业管理实践了。

但是确实还有一些，比如一些学位课程，属于从LIS的角度讲竞争情报，它是训练图书馆员（包括企业图书馆员）做竞争情报支持服务的，外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可能比我们还要发达，比如专门图书馆协会（SLA）。比如它8月初开课的一个收费（495美元）竞争情报证书课程，由大学教师上课，与企业战略什么关系也不大www.sla.org/content/learn/certificates/CI/cicertificateprogram/CIC04.cfm

中国的困境主要是讲师的实践经验少，其实是整个行业的经验短缺，不仅大学这样，市场上的也同样。还有就是企业需求问题，写文章总是说对企业发展越来越重要，但是表现出来的需求还是低层次的，现在参加培训的几乎全部是第一线干活的，他们的需求非常具体明确，主要就是收集信息，连分析机会都很少，与竞争情报的核心价值确实有很大的距离，目前情况是根本进不到核心价值去（我还要问一句，多少中国企业真正需要战略？），还有培训中教的主要查正规信息源如各类数据库，而企业的需求主要依靠非正规信息源，灰色信息，人际情报，差距确实是巨大的。这些困难一时还难以克服。

在本刊2007年夏季号上我提出了竞争情报”是职业不是学问”的见解，这只是说它本身不足以单独构成学科，但其中当然仍有可传授的专业知识，包括其他领域的学问。经验表明，普通学历教育难以直接造就满足岗位需要的情报人才，因而就特别要强调在职培养，包括入门培训和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进阶培训。国内最早冠以”竞争情报”名义的在职培训课程，可能是1992年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举办的一次面向企业的系列讲座。

目前国内竞争情报在职培训的业态不很清晰，大体有以下几类情况：

首先想到的还是院校教育。正规院校目前仍然是人才最为集中的培训基地，特别是其师资的平均学历水平、基础和应用研究的积累和背后多学科的支撑，没有其它机构可与其媲美的。院校的相关系科虽都从图书馆与信息学(LIS)起家，但近年来有些院校教师承接不少市场委托课题，越来越接近企业实际，举办在职培训应该有竞争力，但是以”副业”身份而难以进入主流业务业绩考核体系，恐将影响其发展前景。

民营培训机构曾经相当活跃，其特点是市场化运作和重视客户管理，然而最近几年不仅没有做大，反而有萎缩，一些培训机构已经退出市场。原因可能在于企业竞争情报概念普及的阶段过去后，这类培训机构普遍缺乏知识储备，难以与时俱进地满足企业需求；而且无法保有稳定师资，培训质量良莠不齐。其中拥有客户资源、或在专业性强的”缝隙市场”有优势的会有发展空间，值得注意的是高端的进阶培训可能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办。

除此之外，学/协会和一些科技情报所举办的半市场化在职培训也值得关注。它们的优势在于有较多的实践知识积累，普遍有为政府服务的经验和自有师资。由于成本压力相对较小有的会引进一些软件工具和进行贴近实践的应用研究，如专利分析等。但是由于事业单位的性质使然，一般而言面向企业积极推进的动力不足，营销也不力。

来自海外的培训主要集中针对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往往是海外母公司带过来的，虽然数量不多一般来说处于市场高端。而少数民营或事业型的培训机构有时也请到海外讲师，由于一般是半市场化运作甚至”友情出演”（实际是市场推广），同时讲师们对中国本地企业需求比较陌生，经常只是起到开眼界的作用而难成气候。

我觉得未来在三个方面可能改进情报人才的在职培训。一是发挥好正规军的作用，争取在有条件的院校开办竞争情报专业硕士课程；二是鼓励科技情报所更多参与，要看到培训不仅是付出，还是向实践学习和赢得客户的难得机会；三是在基础知识的培训领域开拓”公开课件”平台，发展网上免费自学。这样不仅可以低成本大幅度扩大受益面，还能挤出一些低水平重复的泡沫，那些抄来抄去的课件是不敢晒出来的。如果有这样的平台，我愿意跟进做贡献。

中国引进这个活动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年因为偶然机会我有幸目睹了这个项目进入中国。今天头脑奥林匹克官方网站中文版上你可以看到的名字几乎全部是市级官员和院士，但是我知道这个项目真正的推手是当时上海少年报的陈伟新（副总编？），是他到美国访问时发现这个OM，认识它的创始人Sam Micklus，经过多年努力在中国推广，现在终于“修成正果”，可惜目前只在官方网站英文版几层下面一个角落里才可找到他的名字，是最早成立学会时的执行会长。

当时陈伟新带回一些资料，需要翻译，恰好他在少年报一同事的太太在本单位工作，就是现在已经退休的苏老师，她不仅是情报所简报业务的领头人，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而且也是位热心人，很关心我们新来的研究生们。是她让我们几个有机会参与了将OM比赛资料引进中国，正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上海举办了最早的比赛，后来其中一些收录在1997年出版的《问题问题问题》和《开发创造力》两册“头脑奥林匹克”丛书上。

现在的OM似乎很风光，又是获奖“为国争光”，又领导接见，又可出国比赛，更加吸引年轻学生的是“名校加分20”的诱惑，但是我们真正学到“头脑奥林匹克”的真谛了吗？

就我而言，无论以成就感还是外快收入来衡量，为OM翻译资料都微不足道，之所以记住它，因为它确实与众不同，就是与我20年学校生活里看到的“正规学习”非常不同，写本篇博文我手头没有当年的任何资料，但是我仍然记得20多年前翻译时的感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有两条：

一是那里的所有比赛项目，都明确标出了成本限额，通常定得非常低。换言之，要求参赛者不仅要能动脑筋解决那些奇奇怪怪的任务，而且一定要在低成本下完成任务。说得学究点，这是从小就开始在教育中输入经济性和产业化的概念，一个小小的限制条件，就让学生们走出OM课堂，至少要到店里看看材料价格吧。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常常不屑的，所以我们的发明和创新常常无法产业化，我们的学术研究常常在天空中飞翔却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遗憾的是今天媒体仍然一点也看不到这方面的关注，只是夸奖孩子们聪明、“与国际接轨”。

二，给孩子们玩的游戏，包含了非常前沿的科研思想。我翻译过一个案例至今难忘，是要参赛队编制一套明码，可以在禁止使用语言的条件下以这个信号系统指挥队员完成某个任务，本质上与我们常见的做动作“猜成语”差不多，但是它的设计不仅远远复杂，不限于肢体语言，更加重要的是“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我们在玩“猜成语”时有谁想到实际上在做的是设计一个非语言的信号系统！

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案例还有原因，我1986年就发表文章介绍“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当时恐怕国内连它的老祖宗新闻传播领域里都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在读外国资料时发现用这种方法通过德国报纸分析战略情报的Harold Laswell，居然是从医生分析精神病人“手舞足蹈加胡言乱语（其实就是非语言信号系统，他一定也在表达某种意思，用的却不是人类常规语言）”得到内容分析方法灵感的，内容分析的本质就是对传播者在沟通过程无意中流露出来的信号进行解码（decode），而这往往反映出其真实意图。跨学科研究可以这样的大跨度，让我叹为观止！而这在时间上与翻译那个案例则差不多，所以很容易联起来想。

其实我们确实努力向世界学习过，也学到不少好东西，终于从地上爬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有人因此感觉良好、开始鄙视谦虚了。但问题是，那些好东西，我们真正学到真谛了吗？比如现在叫得满天响的创新，本来应该是生钱的，现在很多情况下变成向国家要钱的手段了。头脑奥林匹克过来20多年，今天打开搜索引擎跳出来很多“名校加分”的新闻，就在提醒我们恐怕不要过于乐观，不要忘记有个名字差不多的“奥数”，本来也好东西吧，到我们的教育体制下凸显“中国特色”，终于变成了人人喊骂的过街老鼠。

1，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 The Ambitious Newcomer

2，马尔代夫总统兼总理纳希德Mohamed Nasheed: The Green Guru

3，法国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ozy: The Loved-Abroad-Hated-At-Home

4，中国总理温家宝Wen Jiabao: The Man of the People

5，爱尔兰总理考恩Brian Cowen: The Fiscal Taskmaster

6，巴西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The Lion in Winter

7，韩国总理李明博Lee Myung-Bak: The CEO-in-Charge

8，利比里亚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 The Rebuilder

9，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布杜拉King Abdullah: The Reformer

10，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 The Middle Man

其实他们评选的还有一位，甚至还排在第一名之前，他是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给他的评语是：The Leaders Other Leaders Love。

网站上找不到这个名单是如何产生的，看来无非就是几个西方记者的闭门造车，他们眼中的标准而已。好在不是出自“全球组织部”，不至于影响他们的“提拔任用”，也无关本国百姓对其的评价，所以完全不必当真。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中外媒体视角的一些不同。其中好几位小国政要，在我国的媒体上仅仅是作为我们领导人出访或国内接访的对象（我在查他们的中文译名时发现的），至于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主流媒体是不大关心的；甚至比较熟悉的几位，他们的“评语”也让每天读一叠报纸的我感到意外。还有就是政要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总有人说其“作秀”，但是做秀与做秀并不相同。有些人，比如普京，虽然经常刻意塑造自己007式的“硬汉”形象，但是本次并未被承认为值得尊重，相比之下国家每有大灾第一时间必到达现场的温总理倒名列其中，说明恐怕还是存在一些普世的价值观吧。

最早报道可能是《新闻晨报》7月18日A07版关于上海电信的一个智能分析客流统计视频监控系统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0-07/18/content_373671.htm，《东方早报》2010年8月6日A44版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0-08/06/content_353032.htm 有跟进，它是通过一个视频监测系统实时测量参观人流，报道没有提到的是，这个系统在汶川地震时已经出过风头，叫全球眼，曾经用来监测堰塞湖的动态，这次又换了个名称，原理差不多，应用不同了具体功能也不同，比如在门口设两道监测点，只记录真正进入馆内参观的人数，排除只是探头进来看看又走的那些人。

最抓眼球可能算是中学生做的预测，《东方早报》2010年8月13日A02版“高中生用数学模型预测世博客流 平均误差6000人”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0-08/13/content_361773.htm，上海实验学校高二学生张惠楚先对可能影响人流的因素有个想法，参加复旦-CEE”未来科学家”夏令营后复旦计算机学院一位老师教了他时间序列模型，他自己编程进行预测，8月1日起每天将昨日预测值与当天世博会公布的实际人数比较，平均差距在0.6万人，8月6日甚至达到38.81万那样4位数的重合，应该说相当准确了。这个案例需要宣传，因为它符合素质教育规律，年轻人首先要有想法，也要听取长者的专业意见（有些死板知识其实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自己摸索），可能做出不错的成绩。当然这也反过来考问了许多身在其位的专业人员，时间序列是很老的方法了，都有现成软件产品可买，严格说做这样的分析技术上并非十分困难，怎么让一个毛头小伙子出了这个风头！不过也必须指出这仅仅是好的教学案例，离开实际还有距离。

虽然这两个都有所谓“新闻看点”，但是从报道细节看我看不出是不是真正用到世博会管理实践，这方面可能只有世博会自己的预测才是做到这点了。《新闻晨报》2010-08-06A18版“探秘世博运营指挥中心 客流预报堪比章鱼帝”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0-08/06/content_387092.htm 报道了真正应用于管理实践的世博运营指挥中心一个参观人流“预言小组”，他们占了地利人和的优势，小组成员来自统计局气象局等专业部门，根据天气情况、团队入园数、世博大礼包的基本情况以及游客入园规律做预报，事先发到有关管理人员的手机上，预测结果据说不差很多，仅一天因为天气突然高温误差较大。

 作为一个新闻读者和做些信息分析工作的人员，我觉得里面真有些问题值得讨论，例如那个中学生的预测似乎比专业的管理部门还要准，为什么；中学生和世博会“预言小组”各有一次大的误差（outliner），一个是因为温度突然升高，一个正好相反；，还有为什么这些预测都在世博会开幕几个月后才浮出水面（说明预测不是空穴来风，要有一些前期实证为基础）；以及如何对待“预测的反馈”，即你如果公布了预测结果（如那位中学生建议的），人群的行为会做相应的修正，结果使得预测结果无法非常精确，这就是所谓“测不准原理”等等。

最后，新闻中还有一些不那么正式的人流预测，例如有位院士提到电子客票可以做参观者预测，还有园区内出租导览机数量可以大致推测人数等，当然就是一般的原理性的推测，没有实际去运作。

学习信息分析不仅可以在课堂上，还可以通过这些生活中的活生生例子，相比之下，我倒觉得有些看似专业的书其实非常空洞的，只是把一些原理性的公式翻来覆去讲。

不过从现在起我想做个决定，如果朋友（认识或不认识的）有意跟帖，请勿用疑似广告的名称（公司或服务的名字），否则难以保留下来。

本次书展观察下来有几个特点，一是活动多，排票表满满而且到处都是（相比之下导引图不多也不够清楚），今天下午就有周立波的签售活动，不过我们当然不会去凑热闹；二是无热点，或者说许多小热点，比如世博书可以算，但是不太热，出版社很聪明；股票书去年就冷了，今年也可算不冷不热；还有喊杀喊打的“经济战争”的书，比去年也冷却点了，只有郎咸平的多部高价书多少还有点抢眼球；比较惨的是励志书、成功学，不知道该怪罪唐骏还是方舟子，今年只看到一本以前出的李开复的书位居角落里，倒有个作者的签售活动，大幅标语写着“成功不可复制，方法可以学习”，准备的时候显然唐骏学历门还没有出现，是当成功学来做的，现在则是倒过来做文章了。而与去年比最大的新东西是许多家公司出版社推出电子书阅读器，看了几个样品技术还可以，在强光下一点不影响，翻页也不慢，但是厂商显然不明白这个产品生存的要害在哪里，估计其中几乎要全军覆灭恐怕不算太悲观。本人可以自吹是中国电子书阅读器先驱者，1998年提议引进世界上最早的两种产品做试验和用户体验测试，只比美国差几个月，2000年到美国第二届电子书大会作演讲后十多位听众排队和我握手，真有做明星的感觉。而且还力推国内厂家开发，只是那时技术和数字内容的火候未到，做了些无用功，当然国内至今真正把创新当做竞争力来源的企业还是凤毛麟角，这也是重要原因。

在书展中我闻到了浓厚的世博会气息，我觉得本次世博会最令人赞叹的是运行管理，为了对付天热和拥挤一直在调整一直想办法动脑筋。而在书展中明显看到了其影响，比如穿黄色制服的志愿者（以往可能也有但不突出），可惜时间短，人数也好像不多，否则或许会赢得“小黄瓜”美誉。会场多处设置了座椅，虽然分布不均匀，但是相对往届则是大进步，不能不说受到世博会的感染；还有为参观者吃东西的区域明显增加，这里说的不止是空间，而是有小桌椅的，上届记得只有罗森有个里面设有桌椅的专门房间。

世博会虽然还在途中，但是我有强烈的感觉它将成为一个标杆，其无论成功经验还是吃过的苦头都会对以后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大型展会活动，而且远不止这个领域。俞正声那个世博会百日答记者问很不错，当然他是官场老手了，如果官员们都是真的那么想那么做的，那我们国家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这次是先征求会员意见，然后董事会投票，就避免了2月份美国SLA那个改名提议被会员投票否决的难堪（见专门图书馆协会维持原名），所以比较顺利，当然这取决于不同机构的章程规定。

比较有意思的是邮件附了一些世界各国会员的意见。有人认为改名反映了会员职业和实践的现状，有人觉得那样可能招聘到更多会员，还有一位头衔是Strategic and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高级经理的澳大利亚人除了自豪地称自己已经是先行者了外，还指出改名使得竞争情报更加接近战略而不是市场调查工作，还有来自以色列的（我猜是Ben Gilad）的评论甚至乐观地认为改名将使得SCIP升级，成为一个新的组织。

不过附在邮件上的都是正面意见，说明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听好话。我的疑问是，对这次改名难道没有不同意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