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昨天晚上在央视的一个访谈节目里又看到了宋鸿兵，因为写过一篇关于他的短评（“阴谋论”的情报对策，《竞争情报》2007年12月主编卷首语），所以看完了余下的节目。

这次他是以“预见”到次贷危机的前华尔街人士的身份被邀请参加访谈的。宋在“两房”工作过几年，这次访谈中我听下来比较有价值的部分就是他谈到在2006年底由于公司从华尔街弄来了个以“裁员杀手”著称的家伙当VP，找人逐一谈话（包括他本人），以判断该雇员一旦解雇对公司的损失有多大，所以对公司的前景感觉到一点忧虑（不过他把自己回国工作的原因说成是因为看到华尔街的问题云云，没有提是不是与那次谈话有关）。这些话如果他早些发表，从再能够就此提出对次贷的警告，真倒是很有价值的。

央视女主持人（姓李？不记得了）以其一贯的锐利语言风格不断提出反诘，我注意到其中有些地方的问答很有意思。

一是我曾经提到他的学习和大部分工作经验与金融行业没有关系，在“两房”的“高级顾问”的头衔也许是真的，但这个头衔的含金量与中国语言中的感觉可能有很大的差距。主持人问了两次（大意）这是以你在美国“十多年”观察思考得出的看法等等，宋都回避了直接回答。

对于主持人问的是不是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阴谋等问题，他也回避，而把话题转开了，他最有趣的话就是最后暗示自己已经对金融阴谋不感兴趣了（已经得胜回朝了！），接下去将要研究人性的贪婪，甚至什么世界性的哲学问题了。

我感觉一个真正挑战性的访谈的确可以看出点东西来。

国家图书馆的两难

学术沙龙不断有与会者提到国家图书馆的是是非非，第二天上午终于由申晓娟做了主要发言，报告了不少我以前不了解或不完全清楚的进展。实际上国图这些年来的努力和成绩是行内众所周知的，其他不说，他们对决策研究一类工作（与情报接近）的关注，可能是许多外人不知道，例如企业服务年会开了好几次，都是作为馆内重要活动。我们号称图书情报合一的单位也应当认真学学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行业内部大家都比较理解，所以很少批评，而参加沙龙的不少“圈外人”就没有那么多顾忌，其实这是社会上声音的反映。申也解释了国图面临的难题，就是社会压力。

我后来说了一句，申提了一个正确的问题，但是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由于发言时间短，没有进一步解释。应该补充一句，这当然不是国图本身给出的错误答案。

群众看书难确实是问题，但是不是应该把国图再搞得更大来满足这种需求？大城市都有这样的问题。国图的定位应该是十分清楚的，这还要含糊真是出大问题了。

媒体喜欢捧明星，也喜欢咬明星，这取决于怎样更能够抓眼球。在我们行业内部国图当然是大明星，它也没有办法买通媒体或什么“竞价排名”来为自己做公关。

当然问题也不只是明星，国图最后屈服于不仅是媒体，更有些不相信真正的专家，而跟着媒体营造的“民意”走的领导。

只要看看足球界吧，外面骂得一塌糊涂，他们照样故步自封。这是什么原因呢？

此为现场记录原文照录，肯定不完整（我只记录感兴趣部分），未经发言人认可，如有理解问题我本人负责。

关注全球危机、谋求创新突破

2008咨询北京高峰论坛

北京西苑饭店，2008年11月22日

主持，北京科技咨询协会理事长，理实国际咨询集团董事长王颖

辜胜阻，主要讲当前经济形势的危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困境，如何过冬？有些数据。报告内容一般。对经济前景的估计，U型可能性为50%，V型可能性为40%  L型可能性为10%

袁钢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金融海啸与全球经济迷雾。衍生工具欲分散风险，实则转嫁风险、扩散风险。他的观点主要是冬天很快就会过去。

汤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创新战略与中小企业生存之道，“准备过冬，现金为王”。合成谬误，个体是对的，加起来就是错误了。

关键是寻找机会，拿出具体办法，寻找新的领域，例如民生领域

茅予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董事长：从关注增长到关注就业

金融危机为什么可怕，需求减少，生产减低，会带来失业。事业增加以后，购买力降低后，形成恶性循环。。

如何增加需求？

金融危机的问题就是财富怎么消灭的。原来就是泡末；原来的会计制度是错误的；投资项目失败；投机失误。

危机恢复需要外力，断裂的资金链重新建立，新的信用关系可以恢复，最主要的是就业的恢复。

救市：钱从那里来？钱怎么用？

不同的增长方式带来不同的就业结果。现在政府投资的项目都是就业比较少的项目。就业是需求长时期增加的重要因素。目前的对策只关心增长率。

服务业几万元就可以创造一个岗位，而铁路等要几百万才创造一个岗位。

艾锡宏（美国理特咨询公司）副总裁：全球创新管理与可持续性发展

创新的本土化

全球可持续性发展

资源价格

公司在可持续性发展中如何获得价值

11月22日，北京南苑饭店

我参加这个会议实属偶然。确定参加中国科协的学术沙龙后，从理实咨询给我发的邮件简报里知道了此次会议，会议时间正好22日，既是周末，又接着学术沙龙的结束，所以就打算参加。后来才知道协办此会的中国科技咨询协会发涵要求各地的咨询行业协会都来参加此会，所以我后来也成为上海市咨询行业协会的代表，还不得不提前半天结束学术沙龙，21日下午赶到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咨询协会办公地点）开了一次各地咨询行业协会的碰头会。

2008北京咨询高峰论坛的一个特点是一个民主党派（民建）发挥了难得的重要作用，虽然也有“领导讲话”开道，但到场主要“领导”也是民建的官员，如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全国政协常委，武汉市副市长），还有另外北京科委主任也是民盟会员，主要佳宾中仅有一个来自中国科技咨询协会理事长石定环是原科技部官员，发言和参加讨论的专家好几位也是民建的。一天开下来，在会场感觉到参加会议者也有不少是民建基层单位的，还有就是明显以民营咨询企业为主。

尽管是周末，整个会场可能有五百多人，坐得满满的，会议不收费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下午支撑不住了，陆续有人退出，我下午在听一场期望很大的演讲和讨论一半后，终于也失望而退。这与会议的主题虽然非常吸引人，但听众胃口吊得太高，“其实难付”。

专家的报告各有千秋。名气最大的茅于轼下午在规定的20分钟内讲了一件事，救市要救就业而不是救增长。还有位权威讲了金融危机的分析，但我不清楚这是不是强项。有个哈佛毕业的外资咨询公司高官讲得有章有法，显然训练有素，但讲的东西似乎场合不对。主持讨论的大多不错，参与讨论的佳宾表现水准则各不相同，有些看上去还不大会在这样的场合说话（听了太多赶场子“著名专家”们的套话，反而这些人觉得比较真实），但是个别企业家表现出强烈的表现欲，甚至为企业做广告，其实暴露了素养的不足。遗憾的是会场里的大多数提问基本上水平很低，只是想表达自己，个别人甚至不顾主持人要求，喋喋不休地强行发表一些莫名其妙的高论。

简而言之，热闹而略有瑕疵。作为一个新的开端，值得祝贺。

会议上唯一一个老外就是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Steve O’Connor。

他讲得很简单，努力加了一些中文，主要概述了该大学图书馆已经完成的一个战略规划，其中包括情景描述。观点主要是：未来，不管甚怎么样的，一定会发生，如果你不去参与，你只能被动接受，如果做了规划，就可能使得到来的未来是我们希望的未来。

香港理工做了三个情景，然后从中选择了他们想要的未来情景。这是典型的战略规划方法，可惜时间所限，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这位老外也真不容易，靠一个翻译努力听懂会上很快的发言和讨论。

不过我还是觉得，不知道会议组织者请境外的代表花费有多大，其实在许多情况下，这仅仅在名义上提升了会议的所谓“档次”，对实质性的内容影响并不大。

如果国内选好参与的人员，针对性和对问题的考虑程度更相近一些，讨论会可以开得非常成功，有没有老外其实无所谓。

这个博客上原有文件有遗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2008年11月22日，20：26）已更新。

先结婚后恋爱？图书馆与战略研究

（2008 年11 月20 日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报告摘要）

缪其浩

早在 911 事件发生的两年前，中央情报局就收到一份报告，推测本拉丹“可

能会驾驶装有炸药的飞机撞向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或白宫”，你想得到它会与

图书馆有什么联系吗？

据2002 年“路透社”披露，该报告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部完成的。

1          历史的渊源

1.1        1924 年，《美国公共图书馆和知识的传播》一书的作者提议，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城镇的中央情报机构”。

1.2        二战期间HD Laswell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从事“战时通讯研究”项目，对德国报纸进行内容分析，了解德国战争决心、意图和人民的士气

2          各国国会图书馆的研究部

2.1        美国国会图书馆：最大最强

2.2        日本国会图书馆：与图书馆业务结合得可能最好

2.3        加州议会图书馆、纽约市图书馆的研究业务：为地方发展服务

2.4        结婚了，但是有爱情吗？图书馆搞研究理由何在。

2.4.1       “情报解析存在的三大理由”

3          国内动向：一些图书馆跃跃欲试

3.1        动机和理由各异：创收乎、提高地位乎、图书馆员自身发展要求乎

3.2        一场“媒妁之言”婚姻：上图保留情报研究功能利害得失的简要分析

3.3        图书馆的决策研究：丛林中的羔羊？除非你有些特别的高招

4          问题分析和结论

4.1        国内状况分析：是没有做好该做的，还是做了不该做的

4.2        为国家决策提供研究服务：政治正确，但能不能做好？有没有优势？

4.3        数字化对图书馆战略研究的可能影响

4.3.1       数字化削弱了实体图书馆占有资料的传统优势

4.3.2       互联网对信息空间的拓展对所有利用者带来同等好处

4.3.3       图书馆如果抓住了 2.0，也许有点机会

4.4        图书馆在社会上相对超脱和公正的形象可能是其中主要优势之一

5          结论

5.1        结论一： 从自身基础和优势出发的差别化路径

5.1.1       国家图书馆：立法参考研究前途远大

5.1.2       地方区域性主要图书馆：地区发展的战略研究可以期待

5.1.3       大系统中心图书馆（例如国家科学图书馆）：为本系统的战略发展做研究占据了独特的有利地位

5.1.4       高校图书馆：结合本校研究力量，应能促进图书馆本身业务发展

5.2        结论二：一般公共图书馆不适合开展战略研究

5.2.1       信息简报类的服务也有需求，胜算机会比较大

正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协24次学术沙龙，这个沙龙有点特色，不像一般官样化的“学术会议”，沙龙的形式非常新颖活泼。布置的会场是按照姓氏的拼音字母来布置的，与会者是平等的，沙龙的宗旨是倡导自由探索，鼓励学术争鸣，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学术创新。主发言人10分钟，执行中有放宽到15分钟，评论提问3分钟。

本次会议主题是数字化时代创新，其实是两个方面，数字图书馆和图书馆的战略研究，体现出主办人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张永发馆长和科学院图书馆张晓林馆长关注的话题。

发言和讨论非常热烈，我感觉原因除了会议的规则外，还在于与图书馆通常的会议不一样，这次会议来的人有些是来自图书馆圈子以外的，比如科研人员，包括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力学所李家春，上海人），一些大学教授、社会科学院、一些科技报刊等，年龄差距也大，出身年份从1976年12月到1940年。所以视野比较宽广，观点也比较多样化，当然也带来问题，就是不同背景的话语体系相差很大，有时未免“鸡同鸭讲”。

张晓林的发言让我了解了他们在做事情背后的一些想法，很有启发。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邵东方和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陈雪华的发言比较传统，就是介绍情况，斯坦福最吸引我的特点是向产业链上游整合，搞了个非常成功的电子期刊出版社（将出版社的纸本刊同步出版电子刊）。

本人发言提纲见下一个博文。

“谷歌流感趋势”预警系统

http://kuaibao.xinhuanet.com/html/2008-11/13/content_65889756.htm

本人在2003年写了世界卫生组织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提前发现萨斯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全球疫情爆发预警网，《文汇报》，2003年7月1日，13版），今年又在文汇报发了篇文章也提到新一代网络搜索工具可能对公共卫生的预警发挥作用（非官方信息担当应急预警器，文汇报2008年6月29日7版）。这个“谷歌流感趋势”技术有所不同，基本原理实际上类似，技术上看上去并不太复杂。

这里将我应邀为纪念浙江省科学技术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写的一篇文章贴出来（10月20日完成），供诸位看官参考。

情报[1]：应对危机的第二信息渠道

缪其浩（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研究员）

摘要：在和平发展时期，公共安全，包括食品安全和流行疾病等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本文就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安全危机事件论述了情报工作可以成为危机预警和应急处置的重要支持手段。作者通过分析世界卫生组织挖掘网络非正规信息提前发现某些流行疾病征兆的实例，论证了其中的情报工作的作用。文章就当前国家面临影响最大的公共安全危机，提出发挥情报工作优势和特长，建设危机预警和应急处置第二信息渠道的对策建议。

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来说，2008年都是一个多事之秋。就以中国来说，在成功举办一场几乎完美无缺的夏季奥运会和成功发射“神州七号”载人飞船，首次实现宇航员出舱行走的同时，全国人民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从年初突然其来的雨雪灾害、阜阳的口手足病、奥运火炬、汶川大地震，直到最近的问题奶粉。虽然我们一般不用“危机”一词来描述上述事件，但是这些重大事件有可能在涉及到的企业、机构、地区乃至国家引发当前或潜在危害及负面影响，按照危机管理的语言，就是属于危机的范畴。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科技情报工作正是“决策信息与智力支持系统”的组成部分，应对危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且情报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在处置和预防这些突发性强、重复性低、危害性大的事件中应该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分析国际上成功的案例出发，着重针对我国国家或地区当前面临影响最大的公共安全危机，提出发挥情报工作特长，建设预警和应对危机的第二信息渠道的对策建议。

一、化“危”为“机”，情报工作可以发挥作用

人类正在对一些危害巨大的自然灾害如地震进行预测的研究，各国的军事和国家安全情报机构也时时刻刻张大着警惕的眼睛，希望可以将恐怖活动和其他危机消弭在萌芽状态。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任何一个组织，大到国家、小到单个企业甚至个人，除了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尽可能避免危机发生外，还需要在危机到来以前就规划好一旦危机来临应该如何应对。例如在北京奥运会中发生的刘翔退赛事件，对那些以刘翔为形象代言人或有其他相关利益的企业来说，也正是一种危机，就以刘翔退赛事件这个事实来看，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不同，效果就大不相同。

耐克公司投入巨资将刘翔作为其公司产品广告的形象人物。刘翔退赛可能成为对其形象的重大打击。然而耐克公司毕竟是个名列“500强”的著名跨国公司，18日11时55分刘翔退赛，耐克当晚21时预定版面，19日零点根据情况变化而调整的新广告出现在主要媒体上：

“爱比赛：爱拼上所有的尊严；爱把它再赢回来；爱付出一切；爱荣耀，爱挫折，爱运动，即使它伤了你的心”

按照业内常规，如果没有做预案，“一些公司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而耐克在12小时内就做到了，危机处理手法明显老到。据事后媒体透露，公司对刘翔不同阶段形象定位早已经确定，例如先是“专注”，当出现问题时是“爱运动”，预案准备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景，所以一旦意外发生，对它们来说就不是“意外”，就可以做到反映较快，处置比较得当，不仅将可能造成的损失减低到最小，反而在刘翔23家广告签约商中脱颖而出，企业形象得到加分，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化“危”为“机”^[1]。

 相比之下，北京奥运会主要赞助商之一的联想集团，虽然是国内企业中走向国际取得成功的少数佼佼者之一，在处置这类突发事件仍然显得不够老练。刘翔退赛事件发生后，联想并没有迅速调整广告对策，反而对8月18日当晚网上出现公司撤销与刘翔合作的传言时反映迟钝，直到三天后的21日，才有相关领导在媒体上表态：“联想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刘翔”。然而这个传言以及联想对此的迟缓措施难免使其在市场和公众中的形象遭到损害。两位企业高层透露了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这个意外没有准备。例如媒体报道主管奥运营销的副总裁感叹“太意外了！”；另一牌沟通部高级总监兼新闻发言人则坦陈“未为比赛结果做出预案” ^[2]。

实际上危机管理并不是新鲜学问，为未来重大不确定事件事先做预案也早为企业所熟知，只是这些书本知识或“人家的教训”往往难以真正植入企业文化、进入到决策的程序中去。耐克的老到很可能与其多年遭遇各种危机的经验有关，八十年代耐克作为品牌经营商曾经遭遇重大的形象危机，耐克有些OEM的制造企业违法雇佣童工，经过媒体曝光，一时竟然使其股票市值缩水几百亿美元。

那么，没有经受过这样的“切肤之痛”的企业能不能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呢？应该也有许多途径。我认为情报工作应当有可能作出一部分贡献，例如“对标（Benchmarking）”本来就是情报工作的常用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可以监测收集其他企业机构，甚至国外已经发生的、而本单位也有可能发生的危机案例（当然对标一般是学好样，而是危机预警是避坏样，但原理和方法是相似的），提醒决策者前方可能存在的危险。

又如全球化时代国际的工业间谍活动可能对本国的企业造成危害，在美国就至少有两种类型的提醒服务向企业提供。一种是根据国会1995年的情报授权法（Intelligence Authorization Act）每年由总统向国会提交一份“外国经济收集和工业间谍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Foreign Economic Collection and Industrial Espionage）”。报告滞后一段时间就公开发表，可以让企业了解外国工业间谍多是哪些类型、瞄准什么信息、采用了什么办法来获得这些信息的。此外还有商业性公司出版的简报类资料，主要收集全世界媒体报道的工业间谍案件，进行一些分析，帮助企业用户有效提高警觉。尽管那些年度报告作者常戴有色眼镜收罗一些莫须有的“案件”而遭致国际社会批评，但是从情报服务的角度来看这些做法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也可以推而广之到其他领域。这就是应对企业危机的预警式情报服务的一个例子。

一般而言，情报工作者可以在日常工作的框架内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危机应对服务工作：

l        经常性地收集、积累他人案例进行危机观念和意识培育

l        利用日常扫描机制发现危机征兆

l        借助情报分析手段判断危机概率和可能的危害程度

l        运用情报流程为决策提供预警

二、公共危机的信息缺失与情报分析研究的机会

对于崛起过程中的中国来说，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仍然不可忽视，但近年来非传统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例如重大流行疾病、公众食品安全等，象奶粉事件在短时间内竟然出现两次（假奶粉和问题奶粉），说明该行业的危机应对机制存在严重的缺陷。

在和平时期，由于这些问题既发生频度可能很高，往往又涉及大量群众，一旦处理不当，将会对国家形象和政府群众关系等造成巨大的恶劣影响。当然，公共危机的处置涉及到各个方面，例如管理体制问题、通讯基础设施问题、甚至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等，作为情报工作者，我们将着重关注和分析从危机应对各环节中的信息问题。特别是从以往的案例中发现信息流的阻断、某些关键信息的缺失，以及组织体制机制上存在的影响信息畅通的其他因素。2003年萨斯在中国爆发，由于初期处置不当，酿成一场全球瞩目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不仅危害了成千上百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笔者研究发现，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在我国卫生部向其正式报告的四个月前，就已经通过其情报系统获悉了我国南部出现不明肺部疾病的初步迹象，并在内部发出了警报^[3]。

WHO利用的“全球公共健康情报网(Global Public Health Intelligence Network ，GPHIN)”就是针对公共卫生危机预警的需要，开发利用网络上大量非正规来源信息的一个系统。该系统是世卫组织和加拿大卫生部的合作项目，系统设置在加拿大卫生部里。GPHIN是由加拿大Ron St. John博士于1996年开发，1998年投入使用的。GPHIN的原理如同一个搜索引擎，寻找各个网站上有关主题的新文章。它每天按照加拿大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提供的关键词表自动地从网上邮件列表、公告牌、专题讨论组、新闻组和非政府组织的网站上搜索，采用了文本挖掘技术和人工判读识别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过滤。过滤后的信息然后进入一个数据库，供主题专家进行分析和验证，对于专家确认值得关注的信息则首先在内部发布，提请WHO官员注意。从1998年7月到2001年8月，WHO确证了132个国家爆发的578次流行疾病。它实际上已经成为WHO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预警信息来源，报告和确证的信息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渠道，特别是从2001-2年两年439次预报信息的报送渠道看，WHO各个官方渠道的总和可能也比不上GPHIN一家（根据图一目测估计），见下图。

图一，2001年WHO接获潜在公共健康事件报告的渠道

来源：见参考文献^[4]

表一、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GPHIN）提前监测到萨斯爆发征兆

本表资料来源：GPHIN项目经理Abla Mawudeku访谈^[7]

注：近四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3月15日正式发出旅行警报（来源：WHO网站）

2004年11月19日发布的GPHIN第二代，据称其功能更强大，特别是能够识别包括简繁体中文在内的七种文字（第一代只能识别英法文），每天扫描网络上1万多个网站的2万多条信息，多次成功地预报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流行疾病。实际上根据其原理，它的功能可能远远超出公共卫生的范畴，有人戏称其为可以覆盖“从臭虫到炸弹（From Bugs to Bombs）”几乎所有的公共安全领域^[5]。

2006年初，新有一代扫描、挖掘网络信息的新型系统，“紧急状况、疾病和灾难创新支持系统(简称：InSTEDD)”诞生，它集中了各种网络和信息技术，特别是大量带有2.0色彩的新应用^[6]。

虽然目前来看GPHIN已经是一个比较陈旧的系统了，但是它还是为我们情报工作者应对危机有很大的启发。

首先，GPHIN获取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独特思路值得我们思考。在Web2.0时代，网络已经不再仅仅是官方和正式媒体发布信息的地方，大众不再仅仅是观众和听众，而同时也成为了积极的信息提供者和发布者，他们的广泛参与使得网络的信息来源变得多元，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更加迅速、完整。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仅完全可以成为官方和正式媒体信息源的补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能超越常规渠道，成为危机早期征兆的主要来源。当然，多元化信息来源也使内容管理更加复杂，带来了一些新挑战。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已经出现的情况。

其次，情报工作的手段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在GPHIN案例中，收集的方式是网络爬虫的自动收集和文本挖掘，属于典型的情报工作手段。其中文本挖掘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相似文件的自动聚类，大大压缩专家阅读的信息数量，同时又避免了遗漏太多重要信息。

最后，详细地研究了WHO萨斯信息预警的过程就会发现，要真正做到预警，还需要一整套制度甚至组织文化的大环境。其中除了依靠文本挖掘或其他信息技术外，还要专职人员的长期跟踪加上专家解读，以及相关人员的警觉^[8]。限于篇幅，具体细节在此不详细叙述。这就为我们科技经济情报人员提供了机会和空间。

三、发挥2.0时代情报的作用，建立第二信息渠道

俗话说，大风起于青萍之末。随着网络应用的日益普及，仅从媒体公开发表的一些案例来看，主要公共安全事件在我们正式的信息报告系统获悉以前，已经在网络上初见端倪，这就成为预警提前的机会。这不仅为萨斯时期的WHO实践所证明，目前掌握的信息说明大多其他案例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以2008年3月阜阳开始发现的手足口病为例。3月上旬，市人民医院从3月27日到29日在短短三天时间内连续死亡5例患病儿童，医院于是在3月31日上报。而有媒体曾经报道，在此之前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关于“怪病”夺取儿童生命的传言，也已经出现在网络帖子上^[9]。

2008年9月开始暴露的问题奶粉同样如此。卫生部长高強透露，三鹿集团從3月起就陆续接获一些投訴，而根据网络资料，用户发帖投诉至迟也就在3月份，虽然难以证实，我们可以合理想像涉及范围这样广的事件很早在网络上出现征兆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中国政府在9月初一旦获悉有关情况，即刻采取了果断的行动。有理由认为，无论肇事企业如何隐瞒，如果有这样一种机制通过收集分析网络上“非正规”信息，更早发现问题从而减少其恶劣影响的程度，应该是有可能的。

毋庸讳言，如何从网上那些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信息中挖掘有价值的真知，如何辨别那些有意无意的谣传，特别是识破那些敌对势力恶意编造的谎言，存在相当大的难度。但是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在挖掘非正规信息的技术和经验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今天中文的文本处理和知识挖掘技术发展的程度上讲，“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毛泽东：《实践论》）”是可能做到，至少是可以逐步逼近的。而且，情况的判别和推论并非仅仅依靠挖掘工具，而是综合了其他来源的信息和专家的意见，形成情报的“拼图”，令决策者可以做出有效的判断。这恰恰就是情报工作的流程，也是情报人员经验及其工具技术可以发挥所长的地方。

国务院于2006年１月８日公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已经突显了信息通畅在应对突发性事件中的重要性。《预案》中提出建立信息的报告制度，主要是指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报告的一整套正规制度。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从本文的论述来看，运用情报工作的技术、经验和机制，将信息收集环节向前推进，建立国家和地区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的“第二渠道”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即运用信息技术工具对网络上论坛、社群等平台上群众自发的信息进行系统收集、过滤和挖掘，在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可能成为正规报告渠道的一个补充。

《预案》中虽然没有提到这样的非正规信息收集，但是在其中“工作原则”第6条明确了要“依靠科技，提高素质。加强公共安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采用先进的监测、预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技术及设施，充分发挥专家队伍和专业人员的作用，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科技水平和指挥能力”。由此来看建立第二信息渠道应该是是符合《预案》精神实质的。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样的“第二信息渠道”如果建立，它只是有义务向国家的应急指挥机构报送信息，自身并不能成为信息发布平台。从第二渠道获取和分析得出的推论，只能供指挥机构汇集其他各路信息形成“拼图”的一个来源。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某些情况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误报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也可能非常严重，甚至不亚于漏报所造成的后果。世界卫生组织的GPHIN系统就是这么做的。在萨斯爆发时期，从发现征兆到正式确认公布于众有近四个月时间在内部验证，并不对外公布。这样的“第二信息渠道” 一般而言不可能确证什么，其功能只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提供的观察。

参考文献：

[1] 朱熹妍：耐克以守为攻12小时广告战救场，《经济观察报》2008-08-25，31

[2] 王然：联想：体育明星营销“看上去很美”，《经济观察报》2008-08-25， 31

[3] 缪其浩：世界卫生组织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全球疫情爆发预警网），《文汇报》，2003-07-01，13

[4] Abla Mawudeku (GPHIN Manager): Global Public Health Intelligence Network （GPHIN）， presentation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safety and Biorisk，The Center for Biosecurity，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 (UPMC)，Mar 2-3, 2005

http://www.upmc-biosecurity.org/website/events/2005_biosafety/speakers/mawudeku/mawudeku_slide_show.html，2008-09-29 查询

[5] Marc Erickson ：Super-surveillance system tracks everything ‘from bugs to bombs’，

http://www.lockergnome.com/news/2004/11/21/super-surveillance-system-tracks-everything-from-bugs-to-bombs/， 2008-09-29 查询

[6] 缪其浩：非官方信息源担当应急预警器，文汇报，2008-06-27，7

[7] Joaquim P. Menezes： GPHIN2 gains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Going Global，CIO Government Review  (28 Jan 2005)

http://www.itworldcanada.com/Pages/Docbase/ViewArticle.aspx?id=idgml-66a03f31-7939-45c3，2008-06-08查询

[8] Le SRAS, histoire d’un tueur en série，LE MONDE  2003.05.03

http://dazhongguoren.blogspot.com/2008/05/le-sras-histoire-dun-tueur-en-srie.html，2008-06-08查询

[9] 鲍小东：安徽阜阳疫情上报半月后方公开并出现误判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28/023815439621.shtml

2008-09-29 查询

我与本次会议的关系

本次会议上我被邀请为大会主席，在开幕式上致辞，还主持了一个Panel Discussion。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我所在的单位还是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都不是会议的正式合作伙伴，会议本身由一家公司运作。我只是为会议组织的某些方面做了些建议和提醒，完全是“友情出演”。

我之所以同意参与的原因是国内竞争情报的发展在企业和市场这块并不顺利，比较多的活动是情报所和高校在搞的，其中不乏夹带点旅游的这种计划经济下的遗风。这个会议来的企业较多，外国同行也来了不少，眼下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果搞砸了，会让中国的竞争情报事业蒙羞。

国内搞的大多数所谓国际会议主要都是中国人听外国人讲，有些人甚至就是来学外语的，其实条件不具备花费很多代价搞国际会议未必值得，这次同样遇到一些困难，做到现在这样已经不容易了。只是本人说话比较挑剔，还是提了不少意见，如果是官方活动，早就吹成“圆满成功，巨大成就”了。

只要是对这个事业有利的事情，我今后有机会有可能还会去做。

顺便想起另外一件有点相关的事。在担任行政职务期间，由于实在太忙，我不得不放弃了好几本书的写作计划，有套丛书希望我参加写其中一部分，还邀请担任编委，我几乎答应了，后来时间不允许只好放弃，也明确表示不担任编委了。但不久前我被告知自己已经是其中某本书的作者之一，原来里面将我演讲的一些内容放进去了，事先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说实话并不太高兴，但想想不管怎样这件事情本身还是对事业有利的好事情，就算了吧。

竞争情报，乃至整个经济技术情报事业正在面临机遇，但同时也有许多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前面才有希望，听说国内在情报培训市场等方面还有个别互相拆台的传闻，其实我们真没有内耗的本钱啊！

本文写于会议结束后不久，没有写完，忘记了，今天想起，“将革命进行到底”

11月7日和左之一起到北京参加了中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恢复30周年纪念会，回来后我们交谈发现两人有个同感就是会议相当不错。

虽然纪念会也不能免俗，还是有些比如领导讲话等的套路，但即使在纪念会上一些发言，例如周智佑的脱稿讲话，还有当时教育部门潘老师的讲话都非常感人，即使是毕业生官员发言（段瑞春倒不忌讳自称可能是毕业研究生中做官最大的）讲得还是很实在。会议还请来了日本长尾真教授来讲日本数字图书馆，也许事先没有沟通好，只是非常基本的情况介绍。我的提问不好，有些当真了，其实这种场合下只能意思意思。

当天下午是关于各单位情报研究生教学情况的发言，基本上国内主要院校都来了，一下了解了圈子里的基本情况，成本效益还是相当高的。

会议的真正亮点是其后的学术讨论，首先，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听，当知道我的发言是早晨8点20开始时，我曾经问主事者有没有人会来？结果出乎意料，两个并行的会场都加了椅子。要我讲竞争情报，但是我不知道对象究竟是谁，后来发现在座的大多是研究生，可能关注的方面不一，他们也许最关心论文，当然还有就业，最后还有出国留学。感觉下来现场反应非常一般。

其实我很想听其他报告，遗憾的是因为有事早离开了，只听了台大黄幕萱的报告。

感觉我们来自情报所的在会议上有点“另类”，好像只有一位来自军事医学科学院情报所的和我。大学虽然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因为有听一个教育部管着，教学上大同小异。我讲的是实际单位Intelligence工作用人的培养，高校主要还是培养信息学人才，尽管教育部学科名单上把它叫做情报学。最近几年来我在讲座中一直强调喝两者不是一回事（赞同沈固朝老师的两个情报学观点），但是我听到有位教授发言时试图将这两种情报学纳入同一个体系，发现也蛮有意思。

这次会议上遇到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不少老朋友，感慨万千！

需要“大内总管”

本次会议还有个小缺点是会场还有些乱，常常出现问题没有办法找到对的人来处理。说是小缺点，因为我开过无数会议，在比较大型的会议上会场同类情况司空见惯，这次还算没有出大毛病。

出于成本考虑，许多会议借的场地其实不是专门做会议的，也就难以对其中的工作人员要求太高。然而有些号称国际会议中心的地方，同样也出问题，去年我自己经历过一次狼狈状况。那是在2007年底的上海市咨询发展论坛上，规模很大，又是在上海市一个专门召开国际会议的地方。在开会前出了个很小的意外，原先没有计划来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也来了，台上椅子就少了一个。但是两边站着不少会场工作人员和许多“志愿者”都呆呆看着，因为没有人指挥，他们也没有意识，所以就无人出来动手，我是唯一站在台上的人（主持会议），先做了些小动作招呼几下无人理睬，一个白发老头只好在满场千名代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动手，好几分钟后才有一个领班模样的人叫人上来帮忙。徐匡迪等一干嘉宾就站在旁边等着，

缺乏训练和经验当然是直接原因，我们自己单位的会议中心就好多了（确实如此，不是自吹自擂）。而我还感觉其中有深层次的原因，我们从幼儿园时期开始就被或教导或暗示要服从，自己不要动脑筋，一切听领导的，而且必须是直接领导。一到紧急情况就会出现这种样子，而且一般人看到大领导来更加不敢轻举妄动。当然也有相反的，某些人一看到大领导来马上就要靠近上去，那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作为经验教训，我觉得以后大一点的会议应该设立一个现场总指挥的角色，他/她应该是会场上的大内总管，不仅处理问题，还要学会发现问题。至少应该临时指定一个人在会场内负责，不要跑开，那样主持人或做在嘉宾席上的人就不必上下乱跑了。

开好国际会议除了语言难题外最大的挑战就是报告以后的提问和回答。

在国内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有些大陆的报告人能够非常流利正确地发言，但是一到问题回答阶段就出状况了，原来他/她是事先背熟了稿子的。

当然我感到最经常出毛病的还是提问。好久以前听到一种说法，提问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水平，我完全赞成。首先必须考虑场景，这是在大会上大家陪着听你提问，你不能太自私了；其次被告人毫无准备，要当场回答，不能太刻薄了；最后所有的会议时间总是不够的，更加不能要对方来个长篇大论。

昨天上午的会议上老外的缺点都主要是语速太快了，我在开幕致辞时已经建议外国被告人讲得慢一些，但是一到老外之间问答时，他们就忘记了；而国内有几位提问者显然可以看出来是经验不足，经验不足不要紧，要紧的必须知道自己的不足，我在掌握提问阶段时有些话可能不中听，但是希望他们下次会注意到这些问题。

这次大会上Joe十分出风头，不仅因为他块头大，又来自摩托罗拉公司，主要因为这位先生是SCIP主席，虽然他自己也说，这个职务每年换一个，他仅仅还有一个月的任期，但是大会的各方人等似乎都十分在意他，连台下的提问也老是冲着他来。与我曾经听到有人将国际图联(IFLA)主席说成“全世界图书馆界最大的官”一样有趣。

但是Joe开幕式的发言倒是提到了个重要的趋势，那就是当下高决策情报服务的要讲究快，过去被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的情景描述、德尔菲法等等现在地位已经降低，代之以快速、精确的简报方式，而且要通过技术手段（他还提到了一种手持设备）及时发送到决策者那里。虽然肯定会引起争议，后来他本人也解释了“也不能快过头”，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道理。每次讲话总是要有重点，只要不从极端方面去理解，应该承认是很有意义的。

尤其这击中了我自己平时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常常会产生一些新念头，其中不少后来被认为很有新意，但是我常常犹豫不决，资料收集再收集，还是不放心，要到自己觉得足够严密了再写东西说出去，而到那时常常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以下链接是寻找中国第一个电子邮件的故事。

http://tech.sina.com.cn/i/2008-11-14/00132578494.shtml

我的第一个电子邮件也很早了。记得是1989年或1990年我在Sussex大学的SPRU学习期间，有位中国留学生告诉了我一个系统，只要将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就会接受到一些新闻，还可以发邮件找人。我自己没有账号，是这位朋友告诉了我一个账号（也不是他的），反正我后来常常登录去看新闻，还真的通过电子邮件找到了我的同学，在瑞典博士毕业后任教于斯德哥尔摩大学物理系的邹渭源。

那时肯定还不是Internet，究竟是什么系统至今仍然不得而知。

http://www.cichina.org/08site/indexcn.htm

今天刚刚参加了会议的开幕式，中等规模，来的企业比较多，这是与国内其他竞争情报会议参加者组成的最大区别。印象中几个报告人都很认真，缺点似乎是中国方面来的除沈固朝老师外实力欠佳。

头天上午没有真正本地的发言，两个中国面孔一是道琼斯代表Kelven Zhang，另外一个是来自美国路易斯安纳大学的金涛（？）。语言沟通还是大问题，我也有许多听不明白。一位担任上午翻译的小姑娘就有些紧张。此外会场也有些问题，好像过于简陋了一些，但是这个会议没有政府的钱支持，搞到这个样子已经不错了。我主持的那个Panel Discussion还蛮热闹，但是时间不够，还有就是基本没有翻译，观众效果可能有问题。

会议上有个感觉就是国外这些竞争情报大老们对金融危机的感觉似乎不如我想像那般紧张。我为Panel设计了一个题目，金融危机下的竞争情报，两个亚洲面孔讲得都比较切题，Kent Potter也比较给面子，讲了政府在竞争情报中的角色可能增强。那个特别会说的Joe，SCIP当年主席，和Holger基本上还是盯着竞争情报本身，并不把金融危机以及经济下滑看得很重。我想了想觉得可能有道理，现在人人都成为半个金融分析家，凭借一些有限信息来源，都来评说金融危机，就象当年人人都好像成了股评家一般。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有了核心能力什么都不怕。

以下文字是我在一个抱怨民航服务差的帖子后的跟帖。写于2008年6月19日

我想说的是，国航这种行为决不是只此一家，最近我遭遇的东方航空也好不到那里去，我太太从纽约回上海，老实说早知道东航名声不好，但考虑到直航，她又不懂外语，价钱也便宜一些，所以还是买了这家公司。

结果17日的航班，应该凌晨1点45分起飞，到快出发时还查了东航的网站，上面赫然写着“尚未起飞”，结果提着行李到机场才知道航班取消，那里连个鬼也没有，只贴一张通知，说让明天8点打电话，没有任何解释，连谎话都不说。几乎昏倒，家里对付保姆也不能这样！

而且18日本来就没有飞机，最早要到19日，你的案例里还有个小姑娘可以抱怨，我这个例子想骂人都不知道骂谁，我在上海打电话给机票代理，他们也不知道，打电话给东航，早就料到不会有任何效果，当然不会道歉，发了邮件，我估计那里已经将你设置好了，都做Spam处理。

这种公司自持“国有”，我清楚他们对待“上级领导”是如何的殷勤周到，老百姓在他们眼里狗屁不如，有个把“名人”还有地方发发牢骚，小民只有受气的份！

此文写于2006年10月17日，也没有发表过。我的判断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文中那些问题仍然存在，比如我的姓氏的错误拼法依旧。

目前不大看好全电子机票

最近听说到明年底所有的纸张机票都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电子机票。我曾经在国外用过电子机票，知道它的好处，但是根据自己经历的两件事情，目前我不大看好它。

好多年前我就发现国内机票上我姓氏的拼音是错的，而且无论到哪一家承运公司都是同样的错误，虽然不影响乘机，但组传下来的东西给弄成这样总是不好看，还瞎担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保险公司据此拒绝赔偿怎么办。开始一段时间每次都到办票柜台上都请求修改，有时也看到工作人员忙乎一阵，但是结果总是“无法修改”，虽然明白天下没有什么软件是不能修改的，也只好认了。这是其一。

另外，因为常常出差，我参加了好几家民航公司的“常旅客”计划。其中有家很大的民航公司还向会员发“常旅客”计划的电子邮件简报，这当然是不错的，问题是我每次打开这家公司的邮件都是白板，想让公司知道一下，但是这个邮件居然设计成不可以回信的，所以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花功夫做出来事情是不是全打了水漂。这是其二。

两件小事一个道理。新技术当然是好东西，但是它没法掩盖管理水平的低下，有时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尤其是这种低下的管理又动辄要强行“规范统一”，那岂不可能更加麻烦？

本文写于2005年6月18日，曾发给《东方早报》但是没有回音。

贵报15日大都会版整版报道王老汉在船码头拾到巨款交还失主的故事。他的拾金不昧行为是无可争议的，社会应当给予肯定，但是对于人们自行带走公共场所遗弃物的行为我们不应该鼓励和提倡。

不久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亚洲人误入华盛顿戒备区域与警察对峙，尽管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但是报道说，这个人携带的两件行李被警察“引爆了”，这并不完全是911后遗症的神经过敏，谨慎处置被遗弃的箱包是国际上的惯例。许多年前我就在外国机场听到过这样的反复广播：如果看到没有主人的箱包，千万不要带走或打开，而应该叫来警察处理。这里除了反恐怖外，还有要人们提防毒贩子钻空子的意思。

虽然在今天恐怖活动此伏彼起的世界上，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个相对平静的绿洲，但是谁都不能说这里就是一个安全的保险箱，更何况遗弃街头的箱包藏有肮脏、甚至有关犯罪物品的几率可能非常高，自行处理对本人是会有危害的。

大众媒体应该支持这样一种态度：今后如果有谁看到一个鼓鼓囊囊的包无人看管，最好还是报告警察，万一里面恰好有金钱财物，这该算是拾金不昧的行为。

这段文字是我看了音乐剧《音乐之声》后于2004年5月24日写的，当时好像寄给了一家报纸，但是没有被采用。后来想想其实应该寄给大剧院。

随便提一下，《音乐之声》是上海大剧院近年上演的音乐剧中中国观众最熟悉的一部，也最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相比之下《猫》就不那么适合中国的美审观），然而反响似乎远不如《剧院魅影》、《悲惨世界》等，我觉得其中的原因是《音乐之声》的电影版太美了，给人留下的影响太深了。

文中提到的那个“东德”原文大概是Östland。

美国音乐剧“音乐之声” 目前正在本市上演，其中第二幕里有一屏中文字幕出现过“东德”这个词，虽然它还不至于被人误解为二战后曾存在过的那个国家，但是人们可能会以为那是德国东部什么地方，然而在演员的台词中可以听出这个词是“奥斯特兰”，那其实是纳粹德国为其所侵占的欧洲部分领土专门起的一个名称，字面意思是“东方的国土” （《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用了音译），虽然都归“第三帝国”统治范围，但不算德国的一部分。在本剧中的奥地利正是属于这个地域范围。当然这仅是个瑕疵，希望能够改过来。

本文为本人于1999年9月28日写的关于香港推出数码港计划对上海的影响的报告。

此报告不是交办任务，当时我们的简报系列还在酝酿中，记忆中这并没有上报到那里去，这显然只是练笔而已。虽然很短，但现在来看还不至于太差，其中的结论似乎得到了今天事实的验证。

文中提到在香港做的报告是Going Digital：Progress and Problems of Mainland Libraries，1999年8月17日

作者注20081109

香港数码港计划对上海的可能影响

    不久前我出国参加会议途中在香港停留几天，除应香港图书馆协会之邀在“香港大会堂”做了一次报告外，还与一些在信息技术企业、大学和传媒界的朋友接触中谈到了香港数码港计划的问题，以下就通过访问了解到的一些观点，加上阅读到的一些资料，对该计划，特别是其对上海可能产生的影响简报如下，供参考：

1、普遍认为香港数码港计划是香港特区政府朝正确的方向上走的一步

    有人谈到，历史上香港从不注重发展制造业，对高科技也始终旁观，政府当局更是标榜“不干预政策”，亚洲金融危机来后，不仅商业贸易房地产看上去不再有出路，连一般制造业也难有发展空间，再加上看到周边地区由于高科技带动恢复较快，特区政府走出这一步是势在必行。

2、大多数人的对其前景并不看好

    然而我接触的一般人（其中有位人士系董建华特首IT顾问之一）似乎对计划的前景都不乐观，他们认为香港不具备发展高科技的环境和气氛：首先是人才，本地人不喜欢读科技工程专业，经理级人才也未有这方面经验，据说政府推进政策也显得笨拙，空间窄小和整个文化不适应，使得引进海外人才也不容易。他们认为，弄得好，也要等至少数年以后，这个计划的作用才可能体现出来。我们内地媒体报道的数码港计划进展和李嘉诚儿子盈科公司的大投资，均是房地产项目，至于建成后里面进去什么东西，尚有待观察。港府希望吸引130家高科技公司在数码港设立据点。迄今已有12家一流的国际信息科技及信息服务公司签署意向书，成为数码港的主要租客。

3、港人一般不认为数码港计划目标是与上海竞争

    说起竞争，港人和当地媒体都是指数码港计划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多媒体走廊）和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竞争，有张报纸曾谈到，上海和内地其他地方不是香港的对手，我的理解其意思不一定是说内地不如它，而是两者相距太远，缺乏可比性。

4、香港数码港计划对上海最大也是最直接的影响是人才

然而，正如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叶国华在9月份谈到香港与新加坡竞争时说：“竞争本身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跟新加坡竞争，也会跟吉隆坡、雅加达、马尼拉、上海、深圳竞争”（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1999年9月22日）。我认为，无论数码港计划进展顺利与否，只要它动起来，对上海影响最大的是在人才方面。香港很久以来就重视从外面引进人才，1989年以来，也开始重视内地科技人才，但是仍有不少限制，例如只能从海外直接引进留学两年以上的内地人才，其家属来港也有限制。

特区政府成立以来对引入内地人才的限制有所放宽，只要是确有专长的内地名牌大学毕业生，每年有一定名额可以进入。然而随着特区政府下决心发展创新科技产业，最近进一步放宽了对内地创新科技人才入港的限制，。1999年6月，应董建华特首邀请，以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原校长田长霖为首的“创新科技委员会”完成了咨询报告，报告一发表香港舆论就注意到在吸引内地人才政策上又有进一步推进。香港特区资讯统筹局局长邝其志前日在伦敦提到，“中国有大量科技人才，但他们的才干却由于两地的移民限制而未能在香港发挥。港府正在争取尽快改善此一现象，使到中国的高科技人才可以为香港的科技发展作出贡献”（雅虎中文99年9月8日）。

分析沪港两地的各自优势，有以下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香港专业人员的待遇大大优于上海。对此我过去虽有所闻，但是这次更具体了解了一些细节，例如，目前香港中文大学正在招聘一位图书馆馆长，起薪约每年123万港元，另有住房补贴，如租房的话，在规定的房屋面积和等级范围内，本人只需付薪金的7%，买房的话每月支付按揭实际享受补贴额最高可达4、5万港元之多，此外还有其他福利优惠。

另外一个方面是内地专业人员赴港工作，7年后获居民身份，即可获得国际旅行的极大方便，这对于高科技和经济贸易的专业人员具有不可忽视的吸引力。当然去发达国家定居也能取得类似方便，但是赴港毕竟不同于出国，在属于中国领土的香港不会在政治上文化上遭到歧视。

上海要在21世纪再现辉煌，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战略，人才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最近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将会显著地加强上海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我国其他地方的发展也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年轻人才，这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竞争。上海在许多地方与香港相似，香港数码港计划的推出，对上海的人才，尤其是信息技术方面的人才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