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两岸创业论坛：沪台两地科技创新

（2008年台湾政治大学科技管理年会活动之一）

2008年12月13日逸仙楼101演讲厅

到达台湾的第二天就参加沪台两地科技创新论坛。13日早晨一到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大楼（会议地点）， 就看到沿街挂着标语：祝贺《金融时报》国际商学院2008年评比政大商学院MBA被评为多少名（刚刚查了FT网站，在100名内没有找到，具体项目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或者应该是US News & World Report？无所谓）。这个会议是专门为上海代表团设计的，上海方面有十三位参加，成员中团长陈积芳和另外几位来自市科协和科技系统，顺理成章；其余有些企业代表，虽然都不很大，但是属于“小巨人”之类，还有就是咨询行业协会系列的，也来了些企业，我也是属于这个系列的。此外政治大学还特别邀请了知识产权界著名专家陈乃蔚和陶鑫亮（后者先答应最终没有参加）。

11日晚上到达时才发现，我们的论坛其实也是政治大学2008年科技管理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晚上的宴请与到几位来参加年会其他活动的人士，其中一位来自瑞典隆德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专家，我一问，果然认识Steve Dedijer。我其实对这个话题也感兴趣，但是时间安排上无法独自行动，所以未能参加。

上海方面三个报告的，陈积芳介绍上海市咨询行业为创新服务，团员辛春华来自一家投资公司（本硕是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的），介绍一个成功案例，我的发言事先写的文章比较长，现场报告只有15分钟，主要讲了些观点。

台湾方面来的除了政大智慧财产研究所和科技管理研究所为主体出席和讨论外，做报告都请了外面搞产业和创业投资的来，经验很丰富：樊治齐（工研院技术转移和服务中心法务组长），陈桂恒（生物技术领域科研、企业、创投和管理“四栖”皆通）。

会议主角当然是刘江彬，这是他以政治大学智慧财产研究所所长身份主持的最后几项活动之一，接替他位置的候任所长冯震宇教授、商学院院长苏瓜藤教授都到会，政大主管副校长也来说了几句。

每个报告结束都有一个讨论（Panel Discussion），上海和台湾各有几位参与，会议内容相当不错，提问和讨论都接触到实质性的内容，少有空话。对我来说台湾方面创新的产业化相关内容特别有价值。

按照对等的原则，双方本来都安排了两个报告人，我是后来者，最后的日程是上海方面增加了一个报告，还好效果不错，得到刘、冯等教授的好评，总算放了心。

2008年12月20日晚，台北，喜来登饭店

按计划在全天国际会议结束以后，将举办刘教授的“荣退庆祝典礼”，本来一天下来有些疲惫，本人又不喜欢热闹，曾想早退了回旅馆睡觉，后来想想刘教授的心意，就留了下来。谁料整个议程却是一个极大的意外。

我的专业领域与台湾政治大学智慧财产研究所所长刘接近，但不一致。首次见到他是前几年在上海的一个创新研讨会，他其实是科协陈积芳一个多年的朋友，今年刘教授再次来沪学术交流，一起吃了顿饭。这次来台湾总算对他有了具体了解。他原来是学法律的，12年前刘从华盛顿大学回台，进入政治大学担任“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里的所谓研究所就是研究生培养机构），2002年又创办了“智慧财产研究所”，他可以说是台湾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推手之一，正是在这段时间，台湾从一个普遍被国际大佬官司打到喘不过气的状态到现在有些企业也可把欧美大公司弄得头痛，乖乖赔出白花花银子，我估计刘教授这些人是做出贡献的。他这些年来拿到的项目经费竟然高达1千万美元以上，可见做了大量工作，然而他对学校的主要贡献在于改革了教育，引进了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方式，有人总结为他把知识产权做成了“Education, Research and Business”的三合一。例如前鸿海的法务长周延鹏，45岁退休后就被他延揽当了副教授，周延鹏的书《狐与虎》还有刘教授写的前言。我敢说大陆的高校找不出一个像周那样具有经验和见解的教授或者副教授，与他的老板郭台铭一样，周的学历不高，似乎也没有留过学，在政治大学也只能“屈居”副教授，我相信其岗位薪水可能只有在鸿海的一个零头，为什么他乐意做这样看上去“无名无利”的选择？先别忙得出什么道德方面的结论，我相信政治大学智慧财所可能既能够提供做事的机会（比为一家企业做应该更有乐趣，特别是在郭老板手下），收入也不会太少，投入产出比不会差，甚至可能更高。这就是刘的高明之处。

他对大陆的知识产权事业的贡献也是应该彪炳史册的，退休后他将担任北大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共同主席和教授委员会副主席。作为一个来自美国的教授（他目前在Seattle还有住宅，在华盛顿大学还有业务），他的视野就可能比他大多数台湾同事更加具有全局视野，更早看到大陆对于台湾的意义。在今晚的庆典上他骄傲地声称自己“两岸和全世界”没有障碍，到处受到欢迎，这是符合事实的。

5点半先是一个酒会，6点半是正式的典礼和晚餐。我不善描述大场面，一个表面的感受是对刘教授“个人崇拜”的大派对，大Gala。然而令人感动的不仅是排场和仪式，当然也不是岛内居然有诸多“长官”来为这位普通的教授捧场（其中现任的就包括“司法院长”赖英照、“经济部长”尹启铭和“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局长”王美花等），而是数以百计的同事、朋友，特别是学生们表达出来的真诚感情。

前个博客文章已经说了，今天的研讨会其实是国际朋友为刘教授捧场的学术仪式，有七八十人参加，直到下午四点半结束，还有一大半留在座位上，属于很给面子了。晚上则是学生们唱主角。晚上的正式庆典大约是会议的十倍，也就是七八百。这里说的学生不仅是在校的，还包括已经参加工作的（我注意到似乎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是不是不愿意宣扬？不知道），刘教授最后讲话中提到，他本来对今年毕业生的就业非常担心，恐怕连Interview机会都不会有，但是刚刚得到消息，已经有四位被台湾顶级律师事务所录用，不去说那些大道理，这也许是老师对学生最直接的贡献和最实惠的关心吧！

酒会现场有照片展览，甚至还有专门给人拍照用的背景版；晚会有司仪，有丰富的晚餐，有精心设计、留在每人桌上的空白问候卡，有投影来讲述的刘教授人生故事，有各种名誉头衔的授予仪式，包括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授予的“名誉会员”并赠送礼物，有学生表演的节目，有隆重推出的两位学有所成的儿子和远远超出“贤内助”角色的太太，甚至还有其太太的生日庆祝；排队敬酒的人如此之多以至司仪宣布再来的要罚送刘教授一张环球机票（当然是玩笑）。喜来登大酒店当然也乐于搞些小花样（例如检阅般地上菜）来凑趣，为典礼锦上添花。

但是我觉得最有味道的是贯穿全程的幽默，我佩服那些自然流露出来幽默背后的智慧。比如政治大学校长授予刘荣誉教授称号，刘接了聘书，没有说什么别的，反而问了句：可不可以在学校给我一个免费车位（在国外和香港的大学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校长当场没有回答，在后来某次再到台上讲话时，一本正经地表态，我承诺给刘教授一个永久免费车位，接着又小声说，我知道他没有车。当然不是人人都有足够的素养能做到这样，那位“局长”王美花讲话时也想来点噱头，显然功夫不到，结果是无人喝彩。

爱挑剔如我者，会发觉今晚的节目太完美，有些过于丰富了，高潮迭起，惊喜和意外一个接一个，以至于参加者没功夫细品，来不及感动。唯一环绕在我脑海的是这样一个发现：职业人生的落幕，居然可以如此辉煌！

12月21日中午起草于台北机场，晚上改于香港机场和KA870航班上。

12月22日下午改定于上海图书馆

因为关注鸿海的知识产权战略，所以久闻周延鹏的大名。但是总在资料和图书上看到，没有见过真身。大陆上对知识产权高谈阔论的官员和学者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就是像周延鹏那样的，有着丰富时间经验，又能够讲出道理的人。

自从听说周已经按照自己的承诺，在45岁时急流勇退，离开鸿海闯荡大陆，就有意愿想请他来为我们的企业讲讲什么是真正的知识产权战略。这次在“智慧财产国际研讨会”见到有他的发言，讲的题目是如何识别“好”的专利，怎样为专利定个合适的价格。现在中国大陆的专利注册量好像已经世界第一第二了，正是要来解决识别好坏专利的时候了，当然在具体研究区别好专利坏专利以前，先应该转变一下脑子，明白知识产权不是作秀用的，不是企业老总或官员的“政绩”，而是企业市场竞争的工具，是打仗的武器。由于时间有限，每人十五分钟，所以其中的具体花样我也没有搞明白，好在有ppt文件，以后有需要可以慢慢看。

讲完后我提了个问，自觉是个好问题：“专利不完全是为了卖个好价钱，有些是为了战略需要，或埋设地雷，甚至转移注意力，请问有用的专利和好的专利两者区别在哪里”。不像其他报告人，都非常高兴（或者装做非常高兴）有人问他/她问题。这个问题似乎让他不大高兴，周冷冷地简短回答，每个专利都是有用的，有些企业注册专利是为了转移资产。

但是他毕竟是性格周延鹏，而不是“冷面周延鹏”。在中午用餐时我们正好在同一张桌子上，我请来了刘江彬教授，对周说，我们上海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在2009年将召开一次会议，专门研讨专利情报分析的问题，我们非常想请周来做一个主旨报告。我说我的面子不够大，所以已经请刘教授代我邀请，我们甚至可以按照周的时间表安排会议的具体时间。当时他就答应了，当然可能是因为刘教授的面子。我还向他介绍科技情报所和学会是干什么的，我说，其实我们就是和资策会市场情报中心（MIC）差不多的，我们主要是为政府做，也为企业服务，与MIC早期很象。他马上就理解了。经过一番交谈，他就不那么冷面了，晚上招待会以前我们一起合照了一张像，在晚餐结束大家离开时，周主动走来向我告别，他双眼直视，再次确认了明年请他来为我们做报告的事情，看来这次基本上是敲定了。

（请参阅“落幕，居然可以如此辉煌”）

16日我们去新竹科学园区，参观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我早就知道这个机构，而且其中有几个研究所还和我们情报所有过一些信息收集研究方面的合作。工研院从名称到功能其实都是来自日本，但是日本现在好像都没有了，台湾版的不但仍然活着，而且似乎活得还不错。

去新竹其实不太容易，据说前几次上海市科协提出要访问那里还遭到婉拒。这次恐怕又是刘江彬教授的面子，因为出来接待的似乎都是刘的学生。

先看一个展览，展出工研院一些研究成果。这是个应用型的机构，原创的东西大概不多，是实用性很强，其中我比较关注的是“揉性”显示材料，比如一个招贴画样子的扬声器，把一个MP3插上去，就会发出声音来，不过这个优势不大，将来可能适用于客厅或餐厅的装饰，用于背景播放音乐。我问了电子纸的问题，他们给我看了一个弯曲着的塑料片，哈哈，从1998年MIT技术实现突破，直到今天离开商业化还是路途遥远。我关心这个，因为它可能是将来颠覆图书馆的真正“杀手”。

在介绍的录像片中还提到正在研究的“微燃烧”技术，据说是解决能源危机的方子之一，但是在展览中没有看到。

工研院还有个部门有孵化器功能。这个孵化器不靠什么“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其房租甚至还比外面贵一些，而主要靠服务，真正为初创小企业提供它们急需的服务。三年后必须毕业。

在后来的简报中，孵化器部门介绍了如何为知识产权“增值”。我觉得很有意思。工研院建立以来已经有了几千个专利，每年维持费也是惊人的，当然要想办法让他们创造价值。最简单的当然就是想法把它们卖掉，道理简单，做起来不容易，看了PPT大概几年努力也不过卖了一二百个。

即使那样也还是想了不少高招的，我看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为单个和分散的专利设计“商业模式”，为此要将专利与技术和产品发展联系起来，不但看技术，还要看市场，一旦需补充所缺少的技术，还要买进别人的专利，将一系列知识产权（包括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与制造、市场组合起来，通过商业模式告诉企业如何利用这些知识产权获利，只有这样才能够卖掉，仅仅挂一块交易所的招牌是远远不够的，硬性推销也往往有问题。我还知道大陆一些案例，政府机构倒也想方设法帮助将科技成果“产业化”，但是不得法，结果是企业因为各种原因（包括为了“响应号召”，希望借此与政府搞好关系）而花钱买了，但是做不成产品，产业化不成功，两败俱伤。所以这个“增值”的思路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

作为一个匆匆来去的访问者，对一个地方的政治风景主要是通过电视，有时也买张报纸看看。

互联网时代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神秘或悬念，不必电脑高手，就对一般人来说，什么内外有别其实就是一张纸而已。在内地的电视上已经可以看到台湾的政治乱象，到了现场应该说没有什么太意外，只是在程度上感受更加真切。

可能傍晚的电视节目主要的目标是上班族，或者游客和商务人员，这些人关心新闻，所以几个电视台都在这个时段播放时事访谈，有几个名嘴我们都已经见过，例如新闻“骇客”赵少康，“大姐大”陈文茜等早已在凤凰卫视上镜，另外有几位甚至参加了央视的台湾节目频道。不过在大陆的电视画面上出现，这些人规矩多了，而且露脸的时间一般不长，而在这里，不仅是连篇累牍，而且真正是“语不惊人誓不休”，有点像八卦了。这两天正好是特侦组、高检和高院对是否收押陈水扁展开一场博弈，所以为这些名嘴们提供了多多谈资，开始还有兴趣看看，甚至看到很晚，不过很快就厌倦了，一方面毕竟是“隔岸观火”，与己并无直接关系，看西洋景而已；同时翻来覆去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

那个闻名两岸的“揭弊大王”邱毅，本来知道他为与阿扁斗争有很多牺牲（包括太太离婚），孩子还受累，最近还被绿营人士恶狠狠地拉掉了发套，应该是很值得同情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天天在电视上慷慨激昂，反而有些麻木了，他背后有不少人提供炮弹，他们自己不愿意露面，而让这个“过河卒子”冲在前面，虽然这是两相情愿，但不管怎样觉得他有些可怜，想起了柴可夫斯基第六，“悲怆”。我对他的未来很悲观，不知道为什么。

说它是八卦，其实与那些《太阳报》之类的东西还不一样，名人内幕或明星绯闻，我需要调节一下心情时还会去看看，最多就是无聊而已。而例如前几天发生的邱毅发套拉掉事件，我在台湾电视上看到一位“绿营”的什么立委，白白净净一个中年男人，在那里像获得国际大奖般得意地嘲笑着，旁边一个黑社会打手模样的光头对着镜头大喊，来拉我头发呀！令人很有一种阴冷、甚至血腥的感觉。

后来到了台湾中部，有个新发现：台北旅馆的电视频道设置一般是“中天”、TVBS放在前面，民视和三立等偏绿台也有，但放在后面，而在嘉义、花莲的旅馆，一打开就是三立，还有好几个频道，满口是听不懂的台南话。也许这就是台湾今天的政治生态。

2008年12月21日20点完成于香港机场

2008年12月20日星期六，台北，喜来登饭店

这个会议实际上的刘江彬教授告别演出的学术版（晚上还有正式版）。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的教授和律师，来自大陆的除了我们这个团以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郑胜利和其他教授和几位博士研究生。刘江彬的儿子，波士顿法学院副教授Joseph P. Liu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最后刘教授还“坦白交代”，会议上报告的另外一位张律师，其实也是刘太太的亲戚。我想这也没有关系，只要没有“挪用公款”之疑，讲清楚了，有些人性化也未尝不可。

会议内容相当广泛，看来主要是老朋友聚会捧场性质的，大家都没有专门准备什么最新成果，而是拿手头现成的东西来报告一下，当然这也有好处，主要是可以随机地看出各方关注的焦点。比如可以看出第三方责任是当前知识产权方面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当然缺点也是明显的，比如内容有些非常专业，深入讨论具体判例中的法律细节，而也有大而化之地讲一些原则。以下是几对矛盾：

教授和律师。因为刘教授既是教授，又从事法律实务，所以请的客人也包括两个方面。两种恩风格不一样。特别是外国来的律师，基本上不浪费一秒钟（也许是以分钟计价的职业习惯所致）直奔主题，讲一个具体的案例，而大学教授相对来说比较“超脱”些，关注一些宏观问题、理论问题。

大陆和其他地区。本来不是问题，但是在会议上报告的风格实在是差别很大。北大张平教授有个Presentation，但是她母亲原因来不了，请研究生代读，稿子非常中国，即比较宏观，比较“政策”（我知道张平，她是非常专业的，但大陆在这样的场合讲这样的话很普遍），有一点点遗憾的是那个博士研究生花费太多时间在诚惶诚恐地表示抱歉，惟恐曲解了老师的意思。我就不太明白这样的态度如果是真的话那还谈什么创新？当然我毕竟在大陆生活一生，这恐怕也只是一种习惯罢了。

中文还是英文。在大陆语言问题是国际会议上的老问题，在台湾同样如此，这次请来不少外国人（以我们平时见到的欧美面孔而论，真是比较多），会议提供了同声翻译，质量相当不错，但是是听众绝大多是中国人，所以老外后来也越来越少，语言总是一个问题。还有个感觉，台湾大学的教授大概绝大多数在欧美留学过，不过从几次国际活动看起来除了老外，在美国发展的华人英文确实比较好，听得也清楚，而大多数在台湾本地发展的英文真正流利好像也不多。

晚上是刘教授的正式告别仪式，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虽然出访过三十多个国家，本人是第一次来台湾，而澳门则是到现在还没有去过。

这次来本来是要参加另外一个团，后来筹办不顺利，主要是因为组团的台湾方面那位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一拖再拖，最后转入这个团，应该说因祸得福，因为这个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团的行程和内容更加适合我的业务和专业。

因为后来才加入，所以对整个活动的安排并不十分了解。遗憾的是15日就可以开始的两岸直航，我们未能享受，只得花费近十个小时经过香港在晚上五点多到达台北。进入市区已经天色灰暗，一路上感觉与内地的二线城市差不多，所以第一天的感觉是“台北无印象”。

我很少参加这种好几个单位的“组团”，据说这类活动常常成为公费旅游的代名词。也许上海市一般比较规矩，再说有温州公费团的曝光在先，所以本次安排的公务活动还是相当饱满，包括两个正式的会议（不是捣浆糊那种会议），参观新竹园区和其他两个位于市区的工业园区，访问了新竹园区内的工业技术院，听取了“经济部”一个孵化器机构和几个企业的简报。我将在以后的博客里陆续写一些东西。这里先谈谈去过几个地方的初步印象。

有人说，走马观花的旅游者往往最容易写什么“游记”或“印象”，而真正在这里长期生活的人也许什么都讲不出来，我能够几百字写出上海吗？所以以下评论肯定是属于走马观花之类的。

台中好象比台北还要时尚

我们大约在台北待了7个晚上，应该说也看了些地方，但是几个著名的去处，例如“总统府”，中山纪念堂、士林等都没有去，著名的西门町也只是为了纪念一位团员的生日，去那里一家“钱柜”唱了Kalaok，所以也算点到过了。正式的“血拼”也只是在所住旅馆附近买了条领带（其他的购物都是在所谓旅游景点里被诱导的），总体感觉是这个城市比较大陆多数城市更加传统一些，记得龙应台的文章和在上海图书馆的报告，对此也发表过她的评论。

后来路过了台中市，在公车穿行市区时意外发现这个城市比台北更加时髦，在旅馆晚餐时还见到了几个欧美人，由此突然发现在台北几乎看不到洋人面孔！这是一个突然的发现，原来无论怎么想台北应该是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而眼下看到的除了作为旅游者的日本人比较多外，不仅欧美人很少（可以说极少，除了刘江彬告别晚会那个活动），连东南亚面孔也不多，这也许是多年错误政策的后果之一。

最著名的景点名不副实

日月潭是大陆人最了解的地方，一首歌把这个颇有诗意的名称带到了所有中国人的印象里。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湖泊，也许是蒋介石在那里有些“故事”。说到这里，那确实是旅游景点的秘密之一：要有故事。美是人类的一种感觉，没有客观标准，而人的体验、主观判断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许多人旅游的目的地往往是平常人不去、不敢去甚至不屑去的地方，因为那的一种“稀缺”的体验，所以才美，至于山水如何则在其次了。学生时代读维纳的《控制论》，记住了一个与书的内容毫无关系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事先知道无法将他的经历告诉别人，他就不会去旅游了（大意如此）”。

值得一去的阿里山

    阿里山差不多也和日月潭同样有名，山上重要是红桧树 (Cypress)，不算特别名贵，有趣的是诸多的树桩，那些老树的树根，多年来感谢大自然的造化，形成了各种姿势的奇景，让旅游者可以发挥充分自己的想象。我此次创举就是爬进一个枯树的树洞里拍照，谁让我的博客名称就是“老树根”呢。

        阿里山上有个大标语“最高学府”，是一个位于1800多米山上的小学，名副其实！

正好第二天学校要开运动会，已经做了些准备，似乎在排练，所以一队小学生列队展开了大标语在主要街道上行进，庆祝学校运动会的开幕，校长严肃地站在队列之前，感觉上不是在旅游景点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商业化的小学生欢迎列队，非常有趣，这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幕。

最佳景点：地质公园和太鲁阁

某天（记不得时间了）我们参观了野柳的国家地质公园。我去过好几个地质公园，但是这个还是有特点，沿海边那些多年海水冲刷把底部腐蚀了形成了一个个蘑菇型的奇观。

在来台湾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两个地方，尤其是后者，我一直以为是个民俗村之类的景点，其实是个极大的地质奇观，由于地质板块的挤压和高温高压的作用，出现了沿着一条河两岸的危岩和落石环绕的景观，说是危丝毫不危言耸听，悬在头顶的岩石真的有掉下的可能，特别是在这个地震常常发生的地方。

两岸相似度

在大陆的媒体上台湾是漫画式的，到了现场，发现确实有点这种味道，但是在生活了几天（当然仅有几天）后我发现其实两岸有许多东西非常相似，就是文化的作用的吧。

我们大陆知识界所谓的官场文化，在这里其实一点不差，平时里“长官”叫声不断，开始还以为只是看中大陆人口袋里的钱才这样奉承，后来发现这其实是本地正规寒暄话。

在美丽的阿里山上我们看到在山腰上开出了一片地，上面挖了一个个土坑，旁边放置了系着红绸带的树苗，同行的朋友马上想到了我们熟悉的“种树表演”，一问果然如此，每棵树边树着牌子，第一块名字是当地的县长。在土地旁边是一个会场，我们一干人等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团里不少人有大小官衔（或前官衔），已经有好几天不开会了，看到这个真的有种亲切感！有人站到台上拿起话筒让人拍照。

在几个城市的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一部分“校园文化”，我们这里主要是“鸭子划水，底下使劲”，台湾则大张旗鼓地把学生们得到的不管什么奖状都张贴在校园围墙外，大小形状奇像一个个花圈（！），比如某人会考全台湾第一、某学生得了什么奖等等。

此次来台湾访问了一些企业和机构，其中太极科技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地方。

        15日上午来到位于台北南港的远东工业园区（在市区内）的《太极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先由董事长黄宝云为大家做简报，主要介绍了公司2006年做的一个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做的宣传片子，片名叫“国宝总动员”，显然模仿“玩具总动员”等大片。不过的确大开眼界，我看过大陆许多为博物馆的数字产品，一般都是展品的数字图象，最好的也只是加点三维动画，而太极的产品一是故事设计得好，从一件展品，一个小瓷男孩寻找小虫，陆续用动画来表现出其馆藏中的一些精品，比较深动，二是画面清晰度极高，我们看的是大影院级的屏幕，好象是iMax的产品，非常清晰，声音也很好，效果不一样；三是一些细节做得精到，动物在行动时肌肉和骨骼的运动显然非常自然，其中一段反映博物院冒着大雪将藏品运输的情节，据说技术上难度很大，但是我没有感觉到。  这个片子得奖无数，特别在最近在动漫的故乡日本获得了大奖，的确很不容易。

真正的动漫大片

这部片子的魅力其实主要来自高清晰的大屏幕，其他方面还难以使我感动。而真正的冲击是来自一部好莱坞大片式的土星探索影片，片子用动画形式表现美国宇航局向土星的一个探测飞行器，模拟进入土星内部的气团，同时其将在土星的一个卫星Titan上降落，目前还没有完成。据说片子的中文名字还没有定，原来可能会叫“土星探索”，但是由于希望进入娱乐市场，而不是停留在科普领域，现在考虑的名字包括“量子探险”,太极想尽办法把科技内容以容易被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将阻碍宇宙通讯的一些物质赋以太空妖魔的形式。

这部片子得到NASA26亿美元的资助，加上欧洲宇航局和意大利宇航局的资助，预算一共达到32亿多美元，它们做这样投资的目的说得当好听是科学普及，但是毫无疑问更加重要的就是为自己每年“吞噬”掉巨额预算寻找理由，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公共理解科学”在这里表现出非常世俗的功利性，但是也非常实在）。

这么高的投资当然可以请到第一个登月的阿姆斯特朗来做解说，以及几个好莱坞著名演员的配音，同时在科学性上也得到了几个专业机构的全力支持，创作团队得到特许参观真实的卫星，了解宇宙飞行的许多细节，但是其中大多内容根本是无法得到任何真实场景的，不仅需要想象，而且需要将想象以可视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个是太极的真正优势，它之所以能够从诸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拿到合同，应该是有些核心能力。

我注意到黄董事长介绍了她们最大的成功因素是整合资源，黄董出身于传统出版界，以前主要做儿童书，她以一种感性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就是要让全世界的孩子都来了解中国文化，尽管我看这也包含希望打进大陆市场的商业用意，但是总归还是对民族文化做的好事。

动漫产业两个关键词：Pipeline和Rendering

在简报中黄董事长讲到一个术语“建厂”，我想当然不会是我们理解的建设工厂。所以提问了，得到的回答是“Pipeline ”，这恰恰就是问题的关键。我理解它实质是就是整合资源，打造产业链，但是主要着重在自己能够掌控的那部分产业链。我后来问了杨博士，公司副总和主要技术负责人，虽然黄介绍技术都是公司自己研发的，其实有不少技术还是采用了商业化的外来产品（当然如此！哪里有什么都自己开发的道理），但是我相信他们确实也开发立刻一部分核心技术，使得自己产品具有竞争优势，但是真正的商业力量来自pipelining。

Rendering中文翻译为“渲染”，这是动漫领域一个最普通的术语。听懂了这两个术语才有可能理解这个行业。而大陆渲染已经被许多公司所理解，甚至掌握，而我们的弱点在于Pipeline。

争取“奥斯卡”：Mission Impposible?

我从十多年前接触数字化，最近几年有点疏远了，这次感受到了新的冲击。我虽然很早鼓吹内容产业，但是这个产业怎样做大其实并不清楚。目前网络游戏有了好的开头；其他产业，例如动漫，目前在内地所谓“多媒体”园区里的大多只是在产业链低端为人家廉价打工，而太极这个例子让我看到了真正产业化的前景。

在吃饭时想起了黄在简报中特地说到全世界电影行业的第一品牌奥斯卡奖近年来已经有多部动画电影获奖，所以就问了她，是不是将这个小金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黄斩钉截铁地回答“是”。

也许只有做到这样，才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产业化。

台湾之行接近尾声，却没有多少时间为博客写点东西，虽然所有的旅馆都可以上网。

但是可以写的内容不少，打算出这样几篇：

1，台湾杂感，主要是一般印象，几个城市的感觉，电视政治、媒体八卦等

2，沪台科技创新研讨会

3，太极印象

4，城市里的硅谷

5，为企业的创新服务的一个关键

6，工研院，一个特别的案例

最近已经完成“太极印象”，先行发表

12月9日收到我在中国科协24次学术论坛发言的速记稿，整理了一部分发布出来，以下是第三部分末叶是最后一部分。末尾的讨论绝大部分是其他人发言的速记稿，未经整理，所以不方便发表在这里。

（继前）

    下面做点分析，我们到底做了该做的事情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讨论的，这是个好事情，不是坏事情，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优势，我的感觉是这个领域很多部门和专业都可以做，我们图书馆做除非有特别的高招。

    这个图（指投影上的图）是临时画出来的，因为上午有个讨论题目是我们现在搞的所谓决策研究、战略研究是不是图书馆业务的自然延伸？我的答案是“不”。这是两个独立的循环，一个是信息流循环，另外一个是决策程序循环，但是我们图书馆有可能恰好在两个循环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上海图书馆正好在两个环之间找到了一个连接点。我想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我刚才讲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循环，每一个都可以做成产业链、价值链；第二是两者有可能找到共同点，可以连接起来。当然这个链不是简单的圈圈，单循环，它们非常复杂，但是每一个都要有话语权，有各自的利益，甚至互相之间还有竞争。大家还知道，像在决策循环中我们有一些“内脑”很厉害的，我们发现我们干了很多活不是给领导看的，是给他们看的，他们的存在造成了我们的烦恼。什么原因呢？在高层决策咨询服务上图书馆很可能永远不可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只是给他们提供炮弹，提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他对领导对社会不说你图书馆的，而是他们研究出来的，这个情况很多。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服务，但是有时候就造成角色偏差，我们并不是想要钱，而是希望有社会参与的机会。

数字化这里我就不讲了，前面差不多已经说了。我觉得要从自己优势出发，你要有自己的高招。我们不像国家图书馆，没有能和它抗衡的。我们上海图书馆，也可以做一些别人不可代替的工作，就是在决策链中有自己的地位。我们不会去抢高校研究机构或者政府一些智囊团的饭碗，他有他的角色，我有我的角色，一定要搞清楚。

第二、我认为一般图书馆不适合开展战略研究，就是做一些简报给领导看，可能到此为止了。

12月9日收到我在中国科协24次学术论坛发言的速记稿，整理了一部分先发布出来，以下是第二部分

（继前）

    已经结婚了，刚才讲了很多案例，但是我没看到过具体讨论他们为什么会结婚的分析文章，或者说图书馆的人搞情报研究有什么理由。我原来是搞科技情报的，1984年左右读到一篇日本的文章，三菱的一个工程师，公司派他改行去搞情报分析，一年后他写了篇“情报分析一年级生记”的体会文章，其中有个小标题叫“情报分析专门家存在的理由”，比我们搞情报的研究人员想的可能都更深刻。他讲三点，后面解释的话是我说的。第一点就是熟悉信息源。即使专家、博导，也许找东西找不到。像很多灰色文献，还有跨库检索问题，但因为厂商故意做得不一样，它们就是不想让你共享，这里就给我们提供空间了，专业的人员就有本事不同的信息源中去找到用户需要的信息。

第二、熟悉信息利用和分析的方法。比如文献计量分析、专利统计等，虽然这没什么了不起，但毕竟还有一些方法，专家未必熟悉，这是分工问题，不是说我们搞情报的比科学家、行业专家还要厉害。几年前科学院要求在依靠科学家、院士提供的咨询以外，还需要图书情报系统做一些科研战略方面的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比较客观，没有利益冲突。我们的专家都敬业，热爱自己的专业领域，但这也造成往往对资源分配难以客观，也可能影响到他们对大方向大形势的判断。图书馆在这方面可能是个重要的优势。

我们图书馆想做战略研究的话，也许从这里面可以找到些成功或失败的线索。

下面说一下“为什么”。首先是有需求。国内地一级的图书馆也找我，他们很有需求，我觉得这个挺好。要想加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加强信息化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当前政治改革的发展趋势肯定需要客观的分析作为决策的支持。

    但是仔细想一下，里面情况又很复杂。这个需求有没有其他机构在做？你们能不能做得比它好？最近一个地级市图书馆就说他们那里没有情报所或其他政策研究机构，我说这就可以试试。还有一说是提高地位，国外有篇文章讲企业图书馆员搞竞争情报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其在企业中的地位。图书馆员搞自己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可以提高在学术界的地位，这也是一种动机。还有些人认为要做好图书馆服务，还需要做点深度的服务，即使提供资料，却一点都不了解、不参与它的研究过程可以吗？这个究竟是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核心的原因当然还需要考虑。

因为我今天就这个主题发言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上海图书馆和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了。我要客观的分析一下利弊得失，应该说这么做的话确实有很多好处，利肯定大于弊。

一个是合并后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我们上海图书馆现在一年的预算是两亿，一亿左右是资料。我分管了十几年的IT，信息技术应用，一年几百万上千万左右，大大超过合并前两家的总和。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钱很难用，手续很烦。花钱要做事情，我们人手也不够。我们的人有点责任感，不能把钱乱用，所以带来另外一种麻烦，但是不是缺钱。

    第二、我们的资源，无论是文献资源还是IT，实力都大大增强了，员工收入提高，招人也容易了，这个很重要。道理刚才我讲了，预算多了。当然这只是现象，原因是新机构整合了多种功能，社会影响大多了。

第三、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特点，以前没讲到的特点。原来情报所属于科委的情况下，我们不会给经委做太多事情，当然零星做些可以。科委觉得你是属于我的单位，我给你钱，你就不能帮经委做事情，也有手不伸太长的考虑。这是咱们国家客观存在的所谓“利益集团”，这已经变成中性名词，没有贬义，是客观现实，每个省市都是一样，每个部委也都是一样。那么我们原来属于某一个利益集团就有点麻烦，而现在我们官方的说法是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不直接隶属于政府的某个行政系统，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自由地给各个部委办、区政府以及社会做了很多事情。

同时我也发觉我们作为文化部门，这样的一个角色在全上海都没有，中国可能也很难找到。当然我们也有弊，很大的一点就是企业文化，图书馆跟情报所两种文化不一样，刚才很多人讲人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多年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舆论中的形象，认为图书馆是很简单的工作。曾经有什么亲戚、朋友、同学、老乡打电话说，他家孩子挺老实的，也不要拿高薪，只要一份安定的工作，还可以看看书，希望到上海图书馆开工作。老实讲，现在我们的图书馆根本不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原来高材生很少来我们同书馆，过去像上海同济、华师大这样的学校学生来的很少，现在由于扩招、就业困难，北大、清华也有学生来。但总体来讲，素质高的学生来对你的单位不一定有事业心，不一定想干一辈子，留不住，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你在社会上有定位，要更换你的角色是挺难的。我们现在感到我们很努力想成为上海市最高决策者咨询功能的一部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很难参与，我们经过努力有一系列建议会送到上海最高领导那里。但实际上很多市里面重大决策，我们的人往往是以个人角色参与决策，比方说我们有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的情报领域里面的工作者，现在也有年轻一点的，有机会参与一些重大决策前的讨论，但是这往往并不是因为我们单位，人际关系没有以后还能不能参与就不知道了，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的现状，我至少接待过四、五批国内情报学和图书馆人员，都想来看看能不能学习我们，结果没有一个搞成的。甚至像苏州市跟我们一样，情报所和图书馆造在一起了，一条马路面对面。青岛市市政府派来了包括文化厅、科技厅、图书馆一起来看，后来好像也没有搞起来，这个里面有很多问题。我们上海很特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今天收到我在中国科协24次学术论坛发言的速记稿，整理了一部分先发布出来

先结婚后恋爱？图书馆与战略研究

先解释一下标题。我想用恋爱与结婚来形容图书馆与战略研究的关系。就是原先没考虑为什么，图书馆和战略研究事实上就已经结婚了，而我们现在再来讨论我们干嘛结婚，有没有爱情这么一个问题。

我在02年一份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个简报，这个消息国内都没什么注意，是说美国9.11事件发生前接到的唯一一个非常确切地描述事件将会怎样发生的预测报告来自于美国设在国会图书馆的研究部门，叫“国会研究部(Congr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这是得到证实的。另外1924年有一本书，《美国公共图书馆和知识的传播》。这个书有电子版可以下载了，因为它已经没有版权了。书的作者认为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城镇的中央情报局”，我对这个论点非常感兴趣，但和我的论述主题没什么关系。

但我下面讲的确确实实有关系，就是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很多经验实际上为战后的科研做了很多铺垫，包括很多社会科学，这点我们国内注意很少。我在《大趋势》这本书的前言中看到，作者使用了一种叫做内容分析的方法，就是HD Laswell在二战期间领导一个“政治时期通讯研究”项目组，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他们对德国的报纸做了系统分析，还发展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就是内容分析法。可见图书馆做情报研究是有历史渊源的。

再有我们都知道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长叫比林顿，他是一个俄罗斯问题专家。我最近很偶然地看到他网站上的个人简历，他战后大学毕业以后去当兵，后来就去做了几年National Estimate，就是对每一个国家做评估分析报告，他大概是做俄罗斯的，而这个工作是属于中央情报局的，原来他的背景中也有这样的经历。这是很有意思的情况，即图书馆跟所谓的战略情报实际上有很多关系，当然这个例子不是说有什么逻辑关系。

但是我要想讲的是国际上大的国家图书馆，有的是和国会图书馆合在一起的，像美国，像韩国是分开的，既有国会图书馆，又有国家图书馆，这些国家图书馆都具有非常强大的研究部门，它不是研究图书馆学，而是研究战略的。最著名的就是美国CRS，他现在有800个专家，他们做的报告很多。我曾经做过一些案例，比如有些国家在重要的法律出台前都由这些研究部门做了一些相关研究，这是非常符合国内战略研究情况的。

我们单位专门派人去美国国会研究部考察，我自己曾专程去日本国会图书馆研究部门那里访问过，他跟美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和图书馆的业务是紧密融合的。美国国会研究部是根据国会命令建的，有个指导委员会，民主党共和党各6个人组成一个委员去管它。它有个理由就是非党派，一定不能只代表某一派的观点。因为有很多思想库是属于党派性的，比如像“布鲁金斯学会”可能是民主党的，像“企业研究所”可能是亲共和党的。虽然CRS是非党派的，但它并不是由外面人来掌管，而是由比林顿管的，它确确实实是国会图书馆的一部分。

    日本走得更远，它研究部门里的研究员和馆员是可以互换的，管图书馆业务的可以去研究部工作，我认识那里一位朋友，他以前的职务是“司书”，完全是图书馆业务的，那次去又见到他，职务变成了研究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这个不像独立的研究机构，而像图书馆业务的组成部分，我想着说是不是说明传统图书馆这些人也可以做好研究，还是他们的研究业务主要还是信息资料类别的，不清楚。这就不像美国图书馆研究机构跟图书馆业务没有多大关系，它另外有一个副馆长，当时叫Winston Tabb，管图书馆业务，图书馆员似乎不可能成为CRS的研究员。

    另外我们是上海市，我们很关注国外地方图书馆的类似情况，因为国家立法之类的也不归我们管，我们就发现美国一些州的议会图书馆很值得我们借鉴。像加州，他们做了很多很强的对硅谷的研究，包括加州的很多政策规划，加州议会图书馆也会参与。还有纽约市。本来我们也不知道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有这么一个功能，因为上海市要举办世博，我们当时主持翻译一本书，关于历届世博会效果评估的，结果我从书中发现，有个评价纽约市那次世博会效果的研究评价报告是纽约市图书馆做的，很出乎意料。我们觉得也许因为这个事情商业性的评估机构不太愿意干，但是这个事情为国家、为立法其实贡献很大，而中国的重大决策也一定要有一个客观机构来事先研究和事后评估。

    现在我们两会的代表和委员除了干部都是些专家，其实还不够，应该还有些人是直接反映老百姓利益的，代表各种群体的声音。夸张点讲将来可能有乞丐的代表，他可以是乞丐，是文盲，那他们如何理解重大决策呢？怎么投票呢？就要有人给他提供基本的信息，专家也需要在其他领域的知识服务。我觉得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必不可少的，而我们图书馆就要去提供这些客观的中立性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