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最近连续三次在不同的场合听到、看到对于咨询（包括竞争情报等研究服务业）出现快速服务的要求。我在11月15日写的博客“第四届竞争情报国际年会（二） ”就谈到在那次会议上SCIP主席在做主旨报告中提到的观点，用我的话说就是“快鱼吃慢鱼”。

1月13日在上海参加SCIP网络讨论会(Webinar)，主要是听取SCIP Director of CI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Bonnie Hohhof的网络演讲“Key Steps for CI Sucess”，其中ppt文件有一页讲的就是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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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份研究报告Research Industry Trends 2008，其中研究发现的要点中指出“Being up to the
moment is more important to clients than providers realize”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速度成为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里决不暗示可以马马虎虎，我的理解是，快是指按照用户要求完成信息收集分析要快，而决非做任何决策都要以速度为纲。

科技界终于对经济危机与创新有了官方的声音了。

《瞭望》周刊1月22日发表路甬祥专访：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

http://www.casted.org.cn/web/index.php?ChannelID=9&NewsID=3566

温总理1月份视察中关村时关于危机和创新的讲话看来也是来自同一份研究材料。

其中的主要内容，关于历史上危机与创新，与我先前的文章观点一致，可能比我更加细致。只是没有提到长波现象，后面一半主要是讲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也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提出来的，似乎有些勉强。

奥巴马1月8日演讲中正式提出经济复兴计划（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PLAN），计划的数字解读版则在1月24日公布在白宫网站www.whitehouse.gov/assets/Documents/Recovery_Plan_Metrics_Report_508.pdf

《东方早报》1月26日报道了奥巴马24日例行广播讲话的新闻，其中计划的摘要如下：

     《东早》给了个有感情色彩的标题：奥巴马给美国人“画饼充饥”，在网站上奥巴马的讲话得到大约60%人的赞同，批评的当然不少，其中有的甚至说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案。

     奥巴马计划中的重点明显倾向能源、信息化和教育，我们这里救市方案的重点，如造桥修路和补贴等在他的计划里放在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东早》提取的摘要我没有查到原文，可能是记者做的。而如果阅读奥巴马24日讲话全文http://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obama-delivers-your-weekly-address/的话，他把修路等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是放在同一段落，是作为提升美国人21世纪竞争力的对策提出来的。

    而如果看看白宫网站上提供的奥巴马经济议程(Agenda)摘要http://www.whitehouse.gov/agenda/economy/, 情况更加清楚，里面全部是讲能源、信息化和医学创新突破，与《东早》上的摘要角度有所不同：

如果这个复兴计划摘要算数的话，则再次证实了我在12月11日文汇文章上的观点。

当然这并不说明这个方案就一定能够有效地挽救美国经济，但是它应该作为镜子来对照我们的救市思路。

牛年第一博，我要感谢我曾经的学生们！

今年是本人正式下台的第一个春节，去年此时实际上免职书已下达只是是拖到春节以后才开会公布的。说实话我在台上十几年门庭一直寥落，我认为假期一定应该留给家庭的时间，不该用在无论正当清白还是歪门邪道的社交活动上，所以单位或有业务关系的朋友们不来，不是朋友当然更不来。短信当然有，数量并不多。

今年不同，除有电话外，收到的手机短消息不可胜数，回到手酸，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如果大家都是如此，移动通讯公司老板一定笑到下巴脱臼。虽然坦白说基本是都是把收到的再转发出去（我有次还把短信连带别人名字一起发给朋友，搞出一条大“乌龙”！），但是那么多妙语居然没有一条重复，足以体现中国人的智慧。

短消息中不少来自过去的学生。而他们的短消息没有一条是精彩绝伦或俏皮可笑的“转发型”版本，看得出都是自写的。我其实没有带过多少正式的硕士研究生，我在许多个场合讲到这些研究生时常常都带一句“他们多来自三流大学”，虽然后面往往会加上“但是”等等，但是回想起来是很伤人面子的（一位朋友有次批评我在一篇访谈中没点名提到他们学校也是“三流”，结果得罪了一大批同行，感谢他当面告诉我！），这本人的一个大恶习，且屡教不改，现在深感羞愧。不过我应当坦诚地说一句，我对不少“一流”学校也决不顶礼膜拜，我觉得其中有的硕博论文只能视为垃圾，虽然这样说又会得罪一些人。

由于情报所的机制原因我们带硕士研究生一不是政绩、二不算工作量，三没有名气（一般只有到了“博导”才值得谦虚地小字印在名片上），因此没有什么正规时间分配给这些工作，为他们的投入实在非常之少，尤其是极少关心过他们的求职等切身问题，现在想起来真是愧对这些学生。领我感动的是他们没有忘记我，每年教师节我都会收到或贺卡或电话甚至鲜花，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我没有欺骗过他们，没有不懂装懂忽悠他们，有些学生告诉我，他们上我的课收获最大的是课程内容以外的东西，真不知道我该是高兴还是该惭愧。

这次我还接到几个学生的问候电话，大年夜接到一位来自北京的前学生问候电话，在校时我并不看好她，经过几年“北漂”，她终于在京城站住了脚，而且在一家著名的大单位为中央领导提供经济信息，是真正为决策服务的情报服务。有位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已经显现领袖气质的（也是来自“三流学校”），今年没有收到他的短信，原来已经被我们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外派非洲工作。尽管和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名校”和肥缺单位的位置都是首先被权贵、富翁和“知趣”知识分子子弟们检得差不多的，我们的社会总算进化到为边远地区贫寒子弟留下了些许上升通道，虽然还是非常狭窄。

这是中国的希望和幸运，衷心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武建东发表在《科学时报》2009年1月20日A2版文章：

绿色经济再造美国：奥巴马能源大战略解构

http://kexue.com.cn/sbhtmlnews/2009/1/215226.html

另外有作者简历。似乎善写长文章，涉及面较广

我在《文汇报》2008年12月11日5版“文汇时评”发表的“创新：值得关注的救市方案”提到：

我们在集中精力解决短期问题时，要有人关注长期的规律，要有一些人静下心来研究什么是“下一个”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新能源技术加上节能建筑材料研发，再结合全球气候问题解决方案等，涉及面广泛，影响深远，但这究竟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创新集群，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http://www.news365.com.cn/wxpd/sp/whsp/200812/t20081211_2125119.htm

在“用创新战略化解金融危机”（《解放日报》2009年1月6日8版）文章中，我提到：

从美国新一届政府的政策方略中，可以明显看出其将创新政策与短期“救市”政策并举，目标不仅是要解决当前问题，而且着眼未来保持长期竞争力。美国政府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建筑材料和解决地球变暖这个“综合能源”领域里下了大“赌注”，很可能就是试图在寻找信息技术之后支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创新“集群”。http://epaper.jfdaily.com/jfdaily/html/2009-01/06/content_189039.htm

但是我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很高兴看到《科学时报》首席经济学家武建东最近发表两篇总字数1万9千的大作，对这个问题做了详尽的分析，他的观点，即美国政府试图依靠推动能源革命来维持美国经济的全球霸权，我完全赞同。当然我还要再说一遍，世界经济能不能依靠能源革命再次摆脱低迷，形成高潮，还要再看看，仍然有其它选项的可能存在。强烈推荐认真阅读研究以下文章：

奥巴马如何以能源革命再次将美国带到全球经济顶端

《东方早报》2009-01-19 B4-B5版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7/node260/userobject1ai147749.shtml

奥巴马能源变革在即，中国能源亟需跨产业革命

《东方早报》2009-1-21 B12-B13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7/node119/userobject1ai148090.shtml

前几天《新民晚报》迟来的情报五十周年“十日谈”终于开谈了，我看到自己写的“体育与情报”似乎非常陌生，好像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一点味道也没有了。

不料1月18日《参考消息》5版倒发了一篇德国体育情报的报道，讲的是德甲足球队的“体育实验室”或“现代情报系统”，就比较生动了。可惜没法提供电子版链接，但是可以通过“8点报”下载一个阅读器免费看。

前篇“20年轮回”谈到了北京大学新校长周风其，写完后看看有点象“借题发挥”，因为实在不认识他。这次真的写写复旦大学的几位校长。

我有幸认识拨乱反正以后复旦的各位校长，说是认识，当然主要是我认识他们。本人绝对没有资格和意图对他们作出任何评价，只是写些想得起来的有趣事情。

我刚进大学时党委书记是夏征农，他是老复旦毕业（？肯定读过，是不是毕业不确切），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出了“学生治校”，现在当然不会再提起，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校内管理上提出了一些改革，其中有一条是将文科教师阅览室向学生开放，我就是得益者之一。由于对自己的专业有点厌烦，我把许多时间泡在图书馆里了，当然不会满足于马列著作和《金光大道》这类小说了。但是改革确实不可太激进，那时的学生对于外来信息，如同解放前被军阀拉去当兵的饥民每次吃饭要涨死几个那样，结果没过几天，那些花花绿绿的杂志封面就被撕掉不少，一纸通知又打回原形。我只好跑到物理系教师阅览室乱翻，那里最好看，也勉强看下去就是《Science》前面的article，后面的paper绝对看不懂，其中有些科技界的评论，我记得有激光是谁先发明的争议，还有美国科学家研究“非眼视觉”，这与人体特殊功能也许很接近了，可见我那时看的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第一个遇见的校长是苏步青。那时名气已经很大，脾气也很大，有次开全校大会，我们在教室里听拉线广播（今天的学生没有人见过这个古董了吧），说了几句正题不知道怎么又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对某人大发雷霆，我估计全校几千人都在那里听得目瞪口呆。所以说，尽管真的是德高望重，人还是见好就收比较明智。但是苏校长对学生很好，他培养数代弟子的一片苦心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毕业时他已经退下了校长职位，当我们请他来和我们拍毕业照时，他很配合地在太阳下晒了好久。

接下来的谢希德校长学问不比苏校长差，但是平时为人完全不同，她对所有人非常客气，在教学楼里与见她都会主动与我们学生点头招呼。文革中她被打成“美国特务”，那是最可怕的罪名，但据说囚禁在学校里时吃的苦头倒没有其他罪名轻得多的青年教师多。她的小儿子与我同系，一起当过劳动委员，这当然是不大有人要做的“官”，就是检查宿舍的卫生而已。说起劳动委员同学还有一位，现在名气比较响，就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赵国屏，他已经是院士，有次在上海图书馆做讲座正好我主持，想套近乎，开场白就说我们都在学校里当劳动委员，结果他讲话时强调“他是系里的，我是校学生会劳动委员”，弄得我很没面子。

还是回到谢校长，她的厉害远不止是客气，专业上不说，在她不当校长以后还曾兼任过“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校长去世时美国国会升中国国旗致敬，这面国旗现在就陈列在美研中心里），一次我参加这个中心与瑞典一个什么机构合作举办的“信息空间研讨会”，许多人发言，我也说了几句，我发现在整个会议期间谢校长静静地座在会场里仔细听讲，我见过许多有点本事但咄咄逼人的专家，更有不少屁股坐不住到处乱跑乱讲的权威，共同的特点是只愿意自己讲，决不听别人的。但是向她那样的恬静却让人感觉到真正的力量。不过我最欣赏的还是她的一个座右铭，在她去世后出版的纪念册上我看到谢校长桌上有个座右铭，是句外国话，大意是“把桌子弄得过分干净的人脑子大概有毛病”。要知道每次文明检查我都不敢开门的。

接替谢校长的是华中一，他就是我读的小专业的“老板”，标准是党在红旗下培养起来的专家，没有留过学。他对学生很严格，所以文革中很是吃了些暴民的苦。我的印象华校长就是做学问的，整天在实验室里，他还没有当校长时与我们接触多，特别是在拨乱反正的年代，辛辛苦苦地从破烂中把电子物理专业建设起来，装备了当时的先进设备。一直说了我根本不是个这个专业的好学生，但是他要我们几次参加博士的答辩会，让我知道了科研是怎么回事，这就对我很有用，为之要感谢他。华校长在某种方面来说不太幸运，有些校长是官员型的，不在乎院士头衔，而他是专注于科研的，多次冲击院士没有成功，有点可惜。我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从我的主观判断来说，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他搞的领域既可以说是理科，又有点象工科，这是最吃亏的；其次他为人耿直，不善（或不屑）利用校长的职权拉关系拉课题也可能是原因之一；还有个因素，我听还留在原专业的同学说，他后来主攻半导体显示技术，这个领域不讨巧，全世界都在攻，但是不见大的突破，这是运气不好。一位同班留美同学在硅谷一个公司烧了整整几十亿美元（风险资本也曾看好这个技术）也没有搞出来，钱用光公司关门。说真的，小时候向往当科学家，但是真正的科研是残酷的。那象现在有些专家不见得多少本事却会左右逢源，又官又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杨福家虽然没有当过我的校长，我倒是与他最熟。原因是（不好意思高攀了）观点接近。杨校长是文革前有机会到欧洲留学拜诺奖获得者为师的极少数幸运儿之一，复旦同代还有一位杰出的物理系新秀倪光炯，我听过他的讲座，绝对精彩。据说他本来也可以出去留学，因为家庭问题（可能因太太原因，她同是物理教授，是陈布雷家的什么后人，其实陈的家人中许多是地下党员），命运就转了个弯。

虽然都在物理系我在校期间从来没有见过杨校长，后来他关注科教兴国，首先提出“知识经济”，引起全国注意，后来对大学教育问题提出的见解，领温总理专门约谈半天。世界上许多大科学家到有名气后会在公共政策方面发表意见，比如爱因斯坦反对核武器，在中国情况不同，科学家曾经被拉去做政治宣言，现在这种情况少了，但是又经常被拉去对他们不熟悉的其他科技领域表态，其实常常是“用他们的口讲别人的话”，比如促进创新的具体对策，科学家不一定讲得好，因为它主要是经济和产业政策问题。但是对于公共政策，科学家的见解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杨校长的热心听说在一些科学家圈子里颇有微词，但是我很赞同他的观点和他做的事情。还听有人说他很“傲气”，我没这个感觉。比如在杨校长讲知识经济以后，我在文汇报发了一篇访谈“知识革命：通向知识经济之路”，没有想到不久收到杨校长一封信表示赞扬，还建议我写本书（这个打中我的软肋，无法从命），后来我写的内容产业文章也得到他的鼓励。人听好话当然开心，但是平心而论我自豪的是能够与他在一些问题上有相似的见解，最近金融危机，杨校长和我没有商量过，但我们分别在“文汇时评”发了意见，他提出要重视教育，我侧重创新，大的观点一致：救市不能就事论事，最终要靠科教兴国。

王生洪校长离得就更加远了，我只是在一次某领事馆活动时与刚刚任复旦校长的他谈了几句，非常君子，当然一次交谈难说明什么。有几年我经常飞北京，巧的是三次遇见王校长，他都坐的经济舱，衣着非常普通，很谦虚，完全看不出象个重量级的人物。一问好像多是参加校际的考评，全世界大概没有哪个名牌大学校长会经常被行政管理部门拉着到处去打分、考评吧！

最近上台的杨玉良校长我仅仅在几年前与他一起参加过科委的什么会议，没有打过什么交道。唯一想说的是杨校长的资格和经历（特别是到教育部“培训”对口径的经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隐隐感觉今天的复旦更加需要一位具有想像力的创新者（我好像得了创新综合症了！），中国GDP上去了，有些人脑子发热，以为我们大国崛起了，中国未来几十年要成为真正的强国，大学，特别是得到特别多资源（包括物质资金，还有优质学生）的少数大学应该有重大责任，例如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特立独行不畏权威的“傲气”，仅仅是熟悉“套路”是不够的。

美国科技即将迈入奥巴马时代

《科技日报》2009年1月19日2版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1/215506.html

这是报社记者采写的，加强基础研究、保守转向务实、内行领导内行和加强人才争夺四条提炼得准确

美国4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9位大学校长致信当选总统奥巴马呼吁增加科学研究和创新经费

《科学时报》2009年1月16日 A3版 国际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1/215460.html

此信英文版还没有查到，报纸上也没有说信件的发表日期，当然应该在1月8日以后

Science wins big in US economic plan

Congressional stimulus package includes billions in extra research funding.

http://www.nature.com/news/2009/090116/full/news.2009.35.html

1月15日美国国会提出8250亿美元救市议案，其中有部分投入科技：

全国科学基金会30亿；国家卫生研究院20亿；能源部19亿，大学15亿，主要用于基础和实验室建设。

议案厚达258页，不知道对产业创新支持如何，只提到对能源设备改造等还要加48.4亿

中国新闻网2009年1月18日报道：

“不折腾”怎么翻译成英文？对于这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任小萍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她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发表文章，对这个困扰各路翻译精英的难题予以解答。

任大使在网上收集了几种译法：供各位参考，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don’t flip flop (别翻来倒去，朝三暮四)

　　2、don’t get sidetracked (别走岔路)

　　3、don’t sway back and forth (别反复)

　　4、no dithering(不踌躇)

　　5、no major changes (没有重大变化)

　　6、avoid futile actions (不做无用工)

　　7、stop making trouble and wasting time

　　8、no self-consuming political movements (不搞自我消耗的政治运动)

　　她认为，上述译法，觉得都不够准确，不够精彩，没有把“折腾”的全部意思表达出来。这里推荐一个译法，感觉比较恰当：

　　avoid self-inflicted setbacks (不折腾)

　　原因是：

　　“self-inflicted” has the connotation of creating the unnecessary pain for one self.

　　折腾 in Hu’s speech has a strong connotation that such kind of setback is self-seeking instead of being due to the interference from outside.

　　“Setback” is a much better word than “trouble”， which an unseasoned translator would like to use in the first instance. “Setback” especially refers to the obstacle or difficulty encountered in achieving a strategic goal

http://news.sina.com.cn/c/2009-01-18/180017069623.shtml

把一个生动鲜活的中国话变成了一大堆模棱两可、不三不四的英文。不知道什么是折腾吧？这就是。

《东方早报》2009年1月17日3版报道上海市人大联组审议时许丽萍代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坦言，包括她自己，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能够讲真话，甚至不得不讲假话”，报道说俞正声书记鼓励她说“讲真话，人人做起，从我做起”。网络上也有不少关于这次交谈的报道。

就是这位许代表，在去年上海市人大期间就咨询行业“失去独立与公正”说道，“目前有些咨询机构，是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或者表面独立但其经费的来源是主管部门拨付。如此的格局，会严重影响咨询机构的独立性与公正性。”许丽萍说，“我们要谨防一种现象：咨询机构围绕主管领导观点找依据，咨询建议采纳后，成功，属领导英明决策；失败，属咨询机构误导。” 。新华社2008年1月25日做了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25/content_7495207.htm

我在《学习时报》“战略和管理”2008年426期“对思想库独立性的探讨”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http://www.china.com.cn/xxsb/txt/2008-03/10/content_12195737.htm

在今年两会期间听到了这些话感到鼓舞。向许丽萍代表致敬！

本帖在15日早晨做了补充：

美国候任国务卿希拉里强调在对外关系上使用“Smart Power”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09-01/14/content_7394553.htm

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提出：http://www.csis.org/smartpower/

据Wikipedia说, 2004年3月《Foreign Affairs》杂志Suzanne Nossel首次提出这个概念，通常被认为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的产物。一般特定指美国的对外政策。

http://publicdiplomacy.wikia.com/wiki/Smart_Power

 这里又出来一个翻译问题，除了“聪明力”外最近国内媒体关于希拉里讲话的报道里又出来多种翻译：

 羊城晚报：灵巧实力

http://news.sina.com.cn/o/2009-01-14/134015032765s.shtml

人民网：智慧的强国

http://world.people.com.cn/GB/8674735.html

中新网：智慧的强权

http://www.chinanews.com.cn/gj/bm/news/2009/01-14/1526661.shtml

同样是中新网，在转报香港文汇报新闻时：智慧力量http://estate.chinanews.com.cn/gj/ywdd/news/2009/01-14/1526904.shtml

《财经》记者在采用智慧力量时附加了英文，

http://www.caijing.com.cn/2009-01-14/110047786.html

北京晚报：灵巧实力，灵巧也注了英文 

 http://news.sina.com.cn/w/2009-01-14/130015032636s.shtml

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做法，大家都是第一次看到（其实不是第一次了，见前面说的《环球时报》），可以不同的翻译，但是最好把原文标出来。

14日晚的《凤凰卫视中文台》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和美国民主党香港发言人古安鼎（能说中文的老美）参与讨论这个Smart Power，两人分别提到了聪明力量，灵巧实力，智慧强权和智慧霸权等中文名称。

 2009年1月9日，温家宝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

    “当前，一场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加剧，给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很大冲击。历史表明，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经济的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通过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1/09/content_10630817_1.htm

在这之前，温家宝2008年12月27日到中关村调查研究，指导和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立。温家宝当时指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把克服眼前困难同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经济核心竞争力结合起来。这次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发展要实施一揽子计划，包括扩大内需的若干重大措施，涉及十个重大产业的振兴规划和科技长远规划的重大专项，帮助企业克服困难，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二是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国际金融危机来势迅猛，必须做到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准、工作实，同时还要制定和实施治本的措施。治本就是要培育创新产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三是处理好经济与科技的关系。知识和科技是对国家和经济最具安全性、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力量，也是增强产业、产品和企业竞争力的不竭动力。我们要有宽广的胸怀和长远的眼光，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作用。http://www.gov.cn/ldhd/2008-12/27/content_1189495.htm

科学时报2009年1月8日A4版文章：

刺激经济的最好做法是投资创新

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1/214815.html

太极印象发了后，有朋友指出其中数字有误，我把整个土星项目的预算32亿美元当作了拍片的预算，那远远超出了想象得到的任何大片，无论这个误解的源头在哪里，我写在文章里显然是个缺乏常识的错误。

下面《东方早报》的报道提到了成本，在1000万美元左右。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3/node2718/userobject1ai145059.shtml

      《东方早报》2009年1月9日C12-3版报道新任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此人看来不错，然而标题称其为“中国式榜样”有些莫名其妙。文中一段话，其他读者也许不大会注意，我看了却颇有感慨。报道提到一位曾与其在麻省理工大学（人家明明是学院，硬要配合我们教育部的“英明战略”，改名为大学！）为同学者说：

    “毕业时他决定回国，当时我留下来，他回国了。那时觉得他很不合算。现在看到其凤的成就，回想自己，如今却是天上人间两个样，真后悔当初选错了路”

      整整20年前，我听到几乎完全一样的话，当然那是完全不同的场合。1988年我初次随团出国，加拿大接待方科技部派一位华裔太太全程负责，在她家吃饭时，她的丈夫就说了同样的话，具体话语都差不多。此人是李登辉的康乃尔同学，也是从台湾去读的农业经济博士（康大农经是名牌专业），他说李毕业时因为是“公费生”，所以不得不回国，当时其他同学都觉得自己幸运，而说话时台湾经济已经起飞，李已经当上了“总统”，而自己还只是加拿大某地方政府的一个小职员。他说，早些年他们这些“洋博士”回台湾，那里还会出来一个“部长”什么的请吃一顿饭，“现在回去探亲连理都没人理”。这段话我印象深刻（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记住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后来还对许多朋友说过，特别是海外的朋友，用意倒未必是为国引进人才之类的崇高目的，而是说要回国就趁早。

      第二年我也有机会出国了，待了一年期满就回来了，当时正是64事件以后不久，要留下来很容易，也有瑞典隆德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所长西格森教授主动问我愿不愿去那里读博士（我2006年在纽约会议上又见到了他，当然他已经认不出我了）。我回来有许多理由，包括年纪已过40，太太孩子都没有跟我在一起等，但这个故事不能不说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应该说这是在经济学术语说的一个“理性选择”，不必承担任何真的或假的“深明大义”。

      写完这些文字有些担忧，会不会让人认为所谓理性选择无非就是当官的几率大些，因为本人不管大小确实也当过一个官。我的回答是，首先，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最近遇到位海龟，言谈中提到某牛人回来连副部级都没有混上云云，海龟中这种人不会没有，但也不见得比没有出国的人比例高，不过是中国特色而已。但是想做点事情的人一旦能够得到一个做事的机会，而且也小有成就，特别是在中国崛起进程中有过一星点贡献，这种感觉要比在官场上升一格或几格好得多，别人可能难以体会；其次，真的学者如何应对官场“潜规则”实在要比做学问难得多，这恰恰是周校长们面临的一个考验，好在他本人早就是校长，初级考试应该通过了，对周最大的期望，只是希望能够在缓慢渐进的改革中成为正面的推动力量，仅此而已。

本贴原文后面一段有些不妥，经过朋友指点后做了修改。

我在12月11日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创新：值得关注的救市方案”（原文为“美国创新救市的启示”，编辑改为现名），当时美国政府虽然按照我的观点正在做，实际上并没有明确“创新救市”这个提法，现在有了。

刚刚获得连任的美国参议院议长洛佩西1月7日宣称新政府即将出台的救市方略中很可能将包括支持科技创新的内容。

中文报道：

美国将把科研发展列入经济复苏计划

所提供资金最有可能用于扩大机构现有项目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1/215251.html

英文报道：

Will Science Be Part of Recovery Package? Pelosi Says Yes

http://blogs.sciencemag.org/scienceinsider/2009/01/will-science-be.html

     最近在《科学时报》上读到“直面显示还是讳疾忌医：金融风暴中的选择”一文，其中大部分观点十分赞同，但是作者关于今天的技术水平大大超过1929年，所以技术无法成为经济复苏手段的说法难以苟同，这里的推理逻辑上有问题。当然作者可能说的主要是近期的解决方案，技术主要的影响应该是中长期的。原文如下：

       “ 理论界还有相当多的声音将希望寄托于技术升级和创新。事实上，导致今天困局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在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企业最理性的行为是窖藏现金（无论来自哪个渠道）以备过冬，而非投入前景莫测、风险极大的技术改造。从全世界看，今天的技术水平远超过1929年，却发生了与之类似的危机。可见，指望技术发展能解决经济运行机制造成的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科学时报》2009年1月6日A2版

全球创新指数2008公布：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4065

中国虽然进步，但是仍然只名列37位，金砖四国中还是中国最高，其他都在40位以后。那些以为金融危机将彻底改变世界格局的人可能太过乐观了。当然任何排名都会有争议，但是我的直觉认为这个次序差不到那里去。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有个翻译上的小问题，里面说香港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市场云云，原文为“Most sophiscated market”应该是“最成熟的市场”，其中sophiscated对应的是naive。

以下是发表在论坛文集上的发言稿，实际发言与其有些不同。文中小部分文字与发表解放日报2009年1月6日上的相同。

金融危机、经济低迷与海峡两岸的创新机会

《沪台两地科技创新论坛》报告稿，2008年12月13日，台北

缪其浩（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今年9月开始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创新这个词变得有些尴尬。虽然人们普遍认识到监管缺失是造成问题的责任所在，但是华尔街冒出来的那些领人看不懂的“金融创新”，肯定也是罪责难容，造成了风险因素的积累，终于达到爆发的程度。还有人提出，此次危机的根子还在于2001年网络公司科技股泡沫的余孽；甚至还翻旧帐，提起两位经济学家1997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奖，而应用他们研究成果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1998年就破产的旧案，暗示着其中不知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对此我做了一点研究。分析了当前危机与创新的一些观点后的基本看法是，创新在一定条件下也许是危机原因的一部分，但它更是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恢复经济增长答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时刻谁能够抓住创新，将来会有很大的回报。在这里想就这些观点请教各位。

一、       金融危机与创新困境

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指责早已存在，沃伦·巴菲特曾在2002年写道：“查里和我对衍生工具持同样的观点，即对交易双方和经济体系来说都是定时炸弹”^[1]；最近还有人则主张应该区分所谓“好的”和“坏的”的创新，但是总体来看舆论对创新本身并没有否定，许多人都提出不要因为危机就否定金融创新的进程。

肯定创新当然是“政治正确”，然而仅仅在感觉层面上作为“信念”是不够的，必须进行理性的分析。

金融创新产品与危机的真正关系是什么？我认为与创新的本质有关。人们听到过“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这个名词，实质上任何创新都要“破坏”掉一些原有的东西，差别只是多少而已。现在的问题是新的金融衍生品增加了杠杆倍率，而推广这些产品的风险控制、商业模式、政府监管如果没有进行相应的创新，就会出现问题。澳大利亚墨尔本商学院的Peter Cebon博士引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新兴的金融创新产品就好像是半导体发光装置(LED)代替了白炽灯泡，但是LED对电压稳定的要求很高，当前的金融危机就像是发光技术更新了但还在使用旧的电源技术，那就很麻烦了^[2]。所以毛病不在于创新过头，恰恰是创新的配套不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要继续鼓吹创新。当然这个创新并非仅仅对在产品和技术上做文章，而必须在更加广泛意义上展开。危机初发时美国有人提出设计对冲房价下跌的金融产品，就有是一种狭窄片面的创新对策，实际上并不解决问题，所以也得不到响应。而目前对正在热议的全球金融体制的改革就是一种方向正确的创新。

本人并非金融专家，之所以谈这个问题，只是为了借解剖这个案例，来讨论更具广泛意义上的经济低迷条件下的创新课题。

二、创新是挽救经济低迷的真正动力

我们知道创新应该是企业在竞争环境中的生存之道，但是当前的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很可能是长期的，不只是个别企业的遭遇。那么创新对这样局势的有什么意义？我们不妨回忆一下长波理论。前苏联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根据历史数据发现了世界经济存在大约五十年的周期性起伏规律，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等人从创新的视角解释了这个现象^[3]。他们发现，对照经济周期性起伏，重大技术创新的活跃程度也有类似的起伏，只是波峰和波谷正好相反，而且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确实也是技术革命催生的新经济结构支撑下发生的，因此可以合理想象，创新对于世界经济的摆脱低迷，迎来新的增长高潮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当然这里谈到的创新，不是个别的零星的技术工艺改进，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创新以集群方式出现，弗里曼等认为政府应当以公共政策支持企业激进式创新、促进技术传播扩散和用好外来技术等^[4]。长波现象对我们当前的启示在于，如果此次金融危机将触发了相当长时间内的衰退，全球经济真正进入了一个低潮（现在来看很可能如此），那么各国仅仅从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出发的对策措施就只能是一种应急手段，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这些政策还不足以孕育出新一轮的经济高潮。由此看来，创新不仅是短时间内个别企业摆脱困境的战术手段，而很可能是政府为解决长期经济低迷必须开出的真正良方。

三、企业创新需要外力“帮一把”

不能不看到，金融危机和接下来难以避免的经济低迷对创新企业和相关的研究开发造成了沉重打击。不仅资金链的紧缩甚至断裂对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小型科技企业生存带来威胁，而且实体经济的衰退使得新技术的市场增长放慢，减少了对创新的动力。例如过去数十年来信息通讯技术一直处在创新科技前沿，而因为金融行业本身就是信息技术的最大用户，目前的萧条沉重打击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等的曾经是最为活跃的高技术“领跑者”。

在当前这样经济低迷，单纯依靠市场和直接的需求来进一步拉动企业创新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这正说明现在需要政府出手，尤其是在政策和舆论上给予指导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注意美国方面有些信息，虽然在当前形势下媒体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2008年9月30日正当金融危机汹涌而来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宽带数据改进法”，布什总统于10月10日迅速签署使之成为联邦法律。当然在时间上这是巧合，并非因果，然而不少专家仍然将其视为国会和政府做了件应对危机应该做的事情。

宽带与振兴经济有什么直接关系？几年前我曾对上海市的网络游戏产业做过厂商调查，这个产业争议一向很大，从来没有被列入重点支持或政策优惠的范围，然而被访问企业认为它们之所以到商务成本很高的上海来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这里的信息基础设施强，几十万上百万用户同时登录一般不出问题，设备出了事故托管的电信部门也能及时处理。结果就使得这个“偏门”成为上海市在全国绝对领先，世界上也站得住脚的产业。

实际上美国的政府和智库在以创新振兴经济，应对危机方面还提出不少措施，虽然近期媒体的眼光可能无暇光顾，但是值得我们关注。

针对美国政府连续出台财政政策性质的刺激经济方案，成立两年多的咨询机构“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在2008年10月1日发布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创新为基础的刺激方案，其中包括主要以支持信息技术、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七项具体措施^[5]。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宣布，将从2009年年初开始在全美范围内对四万家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年度调查，收集美国企业在国内和海外进行的研发投资的数据。国家科学基金会希望这些数据可以为企业提供行业参照，同时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今年6月，美国两位参议员提出“2008国家创新与岗位新增法案”，建议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等部分职能抽出，成立独立的技术创新基金会，并建议投入3.5亿美元支持州及以下地区的产业集群战略计划^[6]。由于希拉里·克林顿就是提案人之一，在奥巴马新政府下这个法案的动向值得关注。

引人关注的是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已经明确表示把新能源作为其执政方略中的关键点之一。了解长波理论创新解读的人，也许从中可以看出这里有试图抓住下一个创新“立足点”，以推动经济创新复苏的用心。美国大选前夕奥巴马在书面答复《自然》杂志提问时表述了他未来执政期间在科学、技术、环境和能源等问题上的政策走向，其中明确承诺要首次新设一位美国国家首席技术官（CTO）^[7]。

四、大陆需调整创新政策，真正转向以企业为重点

中国大陆自从2005年提出建设创新国家的战略以来，目前政府已经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已经产生了一定成效。但是数年的实践也表明有些现有的政策，以及具体执行中存在许多需要调整的方面。

“水退下去了，就知道谁不穿裤子了”。现在经济泡沫已被“雨打风吹去”，去看看那些地方大片撂荒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就会明白这样的重新思考不仅应当，而且是必须^[8]。因此，这里再次重申创新战略决不是简单把以往的做法一些就可以了，我认为这里也有一个改变创新思维方式的问题。

虽然中国大陆的创新战略要求以企业为主体，但创新话语权的严重不均衡等原因，政府资金大量仍然拥入大科研机构和国有大型企业，而其中不少效率低下。而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如何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很少得到关注。许多人知道英特尔、3M和海尔的创新故事，对国内那些“原生态”的创新，包括如“山寨机”畸形外壳中可能存在的合理的创新内核，却很少能够吸引专家和媒体的眼光。

在现有的情况上，如何根据经济低迷的现实，进一步推出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的具有针对性的国家政策，就有限所闻，还相当少。在11月22日举行的2008北京咨询高峰论坛上，华旗总载提出希望政府在海外建立孵化器的办法帮助企业走出去，这就是一个具体的对策建议，但是创新还是主要依靠国内这个战场。我认为还有几个方面可以考虑。

1，创新对策纳入“四万亿救助计划”

将这样大笔资金砸下去的时候，既要干净利落地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又应该着眼未来，为企业创新做一些市场难以单独承担，而又必须做的事情。为企业创新提供一些市场有助创新的公共品就是一例。这里需要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具体方案。

前面说过的宽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当然不只是信息技术的基础结构，比如还可以支持一些高价的、可以社会共享的研究装备，不应当让经济困难严重影响创新的源头和后劲。

救助方案在实施中也应该注意鼓励创新，尽量使其有助于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台湾《经济日报》总主笔马凯提出在发放救市消费券时与推广太阳能热水器结合，就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不仅帮助消费，而且使使用者减少长期能源消耗^[10] 。

2，重视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在大陆创新一般是科技创新的简称，（实际应当是指技术创新，科学研究不用创新这个名词，难道还有不创新的研究吗？），但是查“创新”的家谱，其本意是生产函数的进步，同样的要素投入可以产出更多，就是创新了。熊彼得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创新，技术当然是其中重要的方面，但并非全部。

实际上技术创新如果想要实现商业价值，必须在管理和商业模式也有创新。在现阶段更加值得中国企业的关注，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存在巨大的作用空间。我最近在《天下杂志》409期上读到台湾T3小折自行车的创新故事，那也不见得是技术上重大改进，而是在功能设计上找到了市场需要、人家又没有想到的“利基(Niche)”。

3，抓紧支持创新的制度和法规建设

今年我们出台了一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时机恰好在奥运会期间，所以社会似乎反应平平。实际上知识产权制度和规定对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至关重要。例如在提倡大力发展服务业的今天，如何保护服务业中的大量创造性智慧劳动，就是当前法律上的一个难题。

例如设计保险产品（Policy）需要艰苦的脑力劳动，而且设计出新的产品可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然而如何保护这样的创造智慧，又面临极为复杂的法律问题，各国专利法目前对“商业方法（Commercial Methods）”处理的情况不一。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一家保险公司的产品一出台别家保险公司马上就可以模仿，对企业的创新动力产生了负面影响。政策法规必须不断完善以鼓励这些离开市场很近，可能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创新活动。

4，进一步活跃产权交易市场、鼓励收购兼并

经济低迷时期银行惜贷，私募和风投也都不敢轻举妄动。此时各类企业都面临流动性困境，但是有人认为这是收购兼并的好时机^[9]。中外大量的成功案例证明企业创新成果有时是可以买来的。相对而言，大公司的现金总是宽裕一点，政府应鼓励其低价购买创新型小企业，不仅挽救了这些小企业，更加重要的还是为自己赢得将来的竞争而练就了新式武器。

五、两岸合作的创新机遇

两岸在创新方面肯定是各有所长，但以我长期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技术与产业发展咨询服务的经验，我认为台湾的许多经验特别值得大陆的中小企业研究借鉴

在一些领域中，特别是企业创新的实战经验，比如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等，两岸合作的机会应该是宽广的。例如我曾经为大陆企业介绍过鸿海等台湾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专利战略两把利剑将企业做强，受到欢迎，我相信如果有实战经验的台湾企业家现身说法效果一定好得多；又如对于企业收购兼并，现在社会上的话语权基本属于投资银行和私募基金，如何从企业自身利益角度来正确认识，乃至具体操作，都是两岸可以交流，产生实质性效益的领域。具体方法可以从培训开始。

人力资源始终是最为保险的投资品种之一，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当前情况下双方可以通过各自的企业联系，进行详细探讨。然而培训不是目的，通过这些活动可以让两岸处于创新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更好地互相了解，为下一步构筑合作共赢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Berkshire Hathaway Inc. 2002 Annual Report，page 13.

http://www.berkshirehathaway.com/2002ar/2002ar.pdf

2008年11月27日查询

2，Peter Cebon on innovation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October 18, 2008

http://www.blogotariat.com/item/peter-cebon-innovation-and-financial-crisis

2008年11月1日查询

3，克里斯·弗里曼著，沈宏亮译. 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 143-15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

4，Norman Clar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47, Basil Blackwell, 1986

5，Robert D. Atkinson. Timely, Targeted, Temporary and Transformative: Crafting an Innovation-Based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1 October 2008

6，袁野. 技术创新将帮助美国经济摆脱困境. 2008年9月21日. 《美国之音中文网》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8-09/w2008-09-21-voa70.cfm?CFID=59945675&CFTOKEN=18614540 20081101查询

7，Nature, 455(7212), 447, 25 September 2008

8，例如：一位证券分析师的东莞三日考察笔记，《东方早报》20081117，B3，B4版

9，George Anders. 艰难时世 锐意进取，《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8年6月25日

10，《环球时报》2008年11月18日10版

最近科技界声音比较小，远不如刚刚提出“创新国家战略”时那样雄赳赳气昂昂。有人可能觉得这次拿不到国家的钱，就不叫了，一个“国家战略”变得象玻璃杯那样，可悲！

科技情报界在经济低迷上应该做什么？我最近关注创新救市问题，在许多场合表达过以下观点：

观点一、从长远来看，全球经济从低谷重新崛起光是靠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够，必须依靠新一轮集群创新，带动经济结构升级和生产方式革命性变化。实证和理论依据：长波现象

用创新战略化解金融危机《解放日报》2009年1月6日8版http://epaper.jfdaily.com/jfdaily/html/2009-01/06/content_189039.htm

创新：值得关注的救市方案《文汇报》2008年12月11日5版http://www.news365.com.cn/wxpd/sp/whsp/200812/t20081211_2125119.htm

在台湾政治大学沪台科技创新论坛上的发言稿（即将在博克发布）

这几篇的缺点是没有充分展开

观点二：关注新一轮技术创新，不是去玩水晶球猜谜，而是盯着几个可能的领域，例如生物技术、新农业技术群、综合能源，我觉得美国新政府可能在综合能源领域下赌注。

观点三：能够崛起的大国一定是在长波新一轮崛起时把握创新之道的国家，个人认为从各种迹象来看中国这次未必能够领新的全球创新之先，但是即使证明紧跟战略（将具体说明）也是大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