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本来今晚有个计划写个泡泡，后来偶然看到杨澜访谈录节目网上重播，就看了下去，因为其中几处谈到她家庭，所以后来女儿也加入一起看（她与克林顿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同一公司工作过，虽然相距千里，也先后在同一个大学里读研究生，好歹也算沾一点边），结果还多了这么个博文，晚上的泡泡只好泡汤了。

今天人人都叫当今美国国务卿为希拉里，但是既然我们过去都叫赖斯或奥尔布莱特（皆为姓氏，连夫人都不加），似乎就应该叫她克林顿，当然中国人会很不习惯。1998年，她和丈夫来华访问，还到了上海图书馆。她本人实际上来了两次，头天陪丈夫，第二天在报告厅单独为上海市的妇女做演讲。本人有幸参加了接待第一次，当时岗位是负责四楼阅览室，徐市长和马馆长陪同克林顿夫妇在那里参观了半个多小时吧（记不清了），应该说曾经近距离接触，但是实际上当时我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总统身上，我一点想不起来她当时在旁边什么样子了。

11年过去，她当然有些老态了，但是这次角色变了，来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主角，看上去从容、自在，加上因为今天的美国有求于中国，态度还算刚中有柔，“吃相”比前几年在电视上看的好多了。

美国政客从小训练辩论，爬到高位的没有不会讲话的，记得当时在大学听到撒切尔夫人来复旦的讲话录音，对她的语音语速和语调十分佩服，现在来看少见多怪了，克夫人比其有过之无不及。我不去重复她讲话里的官方内容（可以去看媒体正式报道），有两个地方想说一说。

我1月14日写了篇博文“希拉里强调“Smart Power””，想不到这个“Smart Power”的中文翻译还在折腾，电视片字幕开始用了看上去已经成为正式译名的“巧实力”，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旁白说“专家认为应该是‘巧强力’”，后来又全改用“巧强力”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两个词究竟有多大区别，是不是为了证明这些语言专家存在的价值？可怕的是反倒是证明了有些迂腐的知识实在是会让人变得无聊的。

另外是发现这个访谈可能如歌手在录音棚里那样是会重复，然后选择满意的那段播出。问题出在电视片第一段录象结束前克夫人有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意思，所以记住了。她在回答杨澜为希望追求更高目标又担心失败的妇女提一些建议（advice）时提到了三个短语：

Take the risks, follow your heart, pursue your dream.

但是第二段中听到了完整的问题和完整的答复，发现有差别，而且两次都很流畅，不像是剪辑出来的，事实可能是对同一个预设问题的两次问答，问题不完全一样，答复也有区别，那个正式的问答是杨问她，上午会见了中国妇女代表，请克夫人为向她女儿那样希望追求更高目标又担心失败的妇女提一些建议，克夫人的回答多了两个短语：

Take the risks,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follow your heart, pursue your dream, and take some level of courage（这几句话，新浪网上是“承担风险；不随波逐流、而去追求梦想，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

不知道这算不算“假唱”，其实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对歌手们还是宽容点好！

访谈在美国大使馆里做，背景是林缨的一个名为“长江”的艺术品，本人不懂艺术，看不出有多好（林大概就是设计越战纪念碑的那位）。杨澜的表现很出色，有些影视圈里许多美女经不起“中年危机”，但是她成功转型，仍然很亮丽，特别是问题提得很好，应该是有导演和脚本的吧，不过她的“演出”很松弛，仍然是很不容易的。央视芮成刚的英文不错，但是访谈不光是语文，还要有学识和把握分寸的底气，在收敛方面他还差点，虽然已有许多粉丝；而水均益虽然也喜欢用英文做访谈节目，那就差一个档次了。

昨天下午开始了《情报分析三点半》第一讲，也许由于当天下午三点半永福路的网络光缆检修全部中断，无法干活了，来的人比较多。

自我评价是时间掌握得还可以，内容方面有人可能可能觉得有兴趣（从现场反应看），但是咨询中心肯定有些人以前在其他场合听到过，不新鲜。

具体表达没有大出格，个别地方扯得太远了，例如那个学术论坛的“内幕”等。

下次事先把内容写得再具体一些，让了解内容的人不要来了。人数在20人左右为宜，不能超过30，报名时要掌握有一下。

遗憾的是散会时下大雨，给许多人带来不便，当然这个我是没有责任的！

情报工作中的公开信息

本文的主题在2月9日的博文中已经谈到，当时口气比较激越，实际上也没有好好读那篇报道，本文预期要对外正式发表，而且是冷静之后的作品，更加平衡一点吧。但是我还是会珍惜当时的一刹那真实感情，至于观点对不对，是不是全面让众人评说吧。

2009年春季号主编卷首语，2009-2-24改定

Open Source在软件行业里叫“开源”，主要是相对商业化而言的。但在世界各国的情报圈里，它被称为公开信息，以区别于国家机密或商业秘密。虽然早就有人说90%甚至更多的信息是可以公开来源中获得的，但是安全或军事情报机关大概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那小部分秘密信息上，认为那才算本事，才真正有价值。不过情况慢慢地有些变化了，网络时代则是加速了这个变化。

上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倒塌后曾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意识形态之争将不再”，西方大国有些“间谍”们一度以为马上将世界大同。一位退役的美国前军事情报官热心地张罗起了一个机构Open Source Solution，鼓吹情报改革，主张改变鬼鬼祟祟的旧有模式。在某次竞争情报国际会议上他以为我是他们的“同道”，居然对我开玩笑说“全世界的间谍，联合起来！（Spies of the world, unite）”

尽管这个短暂浪漫很快就过去了，但今天公开信息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性确实已经大大提高。在美国国家情报体系中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国家情报总监还设立了负责公开信息的助理岗位。相反，我觉得我们民用领域负责经济技术情报的部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部门）和许多相关人员对此倒比较麻木。

不久前《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其特约记者具体描述日本近年来如何收集中国各种公开信息，挖掘中国情报的报道，写得不错（2009年2月9日“日本细致研究公开资料搜集中国军事政治情报”），搞国家竞争情报研究的人尤其应该读读。但是，作为一个关注日本经济技术情报活动20多年的人，我对这些事实丝毫没有感觉惊讶，该惊讶的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这样做。

在文章的电子版后面，有人跟帖也发出了与我同样的感言。但马上另一个跟帖跳出来抱不平：为什么要让你知道！这个说法可能有代表性，也许真有不少人认为这种事情应该属于国家安全范畴，一般人等无缘置喙。我没有资格在这里讨论中国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应该如何，但以公开信息为基础的经济技术情报工作而言，让安全部门来包打天下却肯定是很荒谬的。

对于尚有数万大军的科技情报（信息）机构，还有许多名字不一定与情报、甚至信息沾边，却有类似功能的政府和事业性机构，以及更多的企业竞争情报人员，对公开信息的重视和系统运用应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多次说过，在看文献查数据库找谷歌等利用公开信息的同时，所有的知识工作者都在做“情报分析”；然而这里讲的“系统运用”则是在另一层次上的组织行为，其中至少存在三大差别：一是多部门协同作战；二是长期跟踪分析；三是利用专门工具。当前主要是网络文本挖掘和各种计量分析的软件，最好是自己开发。从那篇日本情报活动报道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与个体户式的情报分析是有天壤之别的。

我知道一些国有或民营大企业对系统开展情报工作有想法，少数先行的已初具规模，卓有成效；有些机构也正在探索建设这样的能力。然而，相对我国的经济技术情报需求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缺乏全国性或全行业性的综合协调。不仅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情报饥渴，更重要的是那些巨额投资的宏大规划项目，每个都敢说经得起公开信息系统研究的敲打？

总之，那篇报道不经意中为国家竞争情报的意义提供了又一个实证。

由咨询研究中心策划组织的情报分析方法系列讲座将于明天（24日）开讲。

以每月两次的频率，大约20多讲，每次45分钟。下午三点半开始，让有关人员工作到一个阶段可以换个口味，时间为学校标准课时45分钟。到四点15分一些人可以到食堂用晚餐，再晚就买不到菜了！

一个新意是全程视频记录，以后想听可以上中心内部网按需点看。由于我讲座的风格是比较随意，很可能无意中得罪什么人，引起麻烦，所以恐怕难以放到公网上。但是讲座最忌讳的就是照本宣科，要取得平衡，看来要逐步摸索。

20多年心无旁骛搞情报研究，还是有些体会，自己在工作中基本上属于有意识地做事，说实在没有什么人教你，主要靠自己摸索，但是应该说肯定汲取了许多先进同事的养分，但是这些养分是自己去悟出来的，有趣的是有些前人本人也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有好东西。我一直不主张太“培养”，人要靠自己争气，这个谁也无法帮你。举个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人的例子，刚刚进研究中心经常有外语培训，有些人每期必到，领导很“培养”了，就是永远学不出道，别人谁也没有办法。所以我 的讲座有时就是讲故事，关键是讲真实的故事，不是编造那种似乎“应该是这样”的假话。不必教人如何去做，讲我自己如何做的，让别人自己去领悟（如果他/她真的想学的话）。所以讲座一定要自愿，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原则，5人或以上报名才开讲。对我自己也是鞭策，如果无人问津，我当自责。

不记得是谁教我的，做一件事，就是要“眼高手低”，先要想大情景（Big Picture，眼高），干起来要放下身段（手低），从细节做起，凡是做得好的，都属于这个道理。同时事后还要回顾，所以许多东西能够记住，变成所谓经验。尤其现在年纪老了，地位有了，自己想动嘴不动手一定达不到最佳目标。真的做不了或没有兴趣了，就自己识相，马上退出江湖。

一直想整理出来，讲座会逼着自己把问题想通想透，所以备课是很累的。好在这次讲座的内容已经讲过多次，大框架基本形成，当然每次都有一些改动，难点是新案例很难找，我自己做的因为大多结合课题，以政策性课题为多，企业案例更难得到，在方法上讲我觉得中国企业真实的情况应该水平是普遍不高的，主要是实践没有到那个份上。这次讲完我准备写本书，然后在这个话题上基本“闭嘴”。

十分希望听讲者能够在这里发表评论。

今晚（22日）看到一出电视节目，关于上海处理一个叫做“孟母堂”的私人学校事件。

这个学校有明显的违法之处，特别是违反教育法，骚扰了邻居，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看了电视节目我发现其中还隐含一些可以讨论甚至值得深思的深层问题，电视主持人和佳宾可能没有注意，所以看了后觉得真正该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展开。

这个另类课程偏颇，收费不低，却规模越来越大，看来是有市场的，实际是满足了一些偏科严重（在正规学校里肯定被当作“失败者”受辱），或者打算很快出国读书的孩子等在现有教育体制下难以满足的需求，不管到哪里中外经典至少是学了不会无用的，属于最大公约数。电视台请来的教育学专家侃侃而谈地证明现有教育制度是“两三百年”理论实践的结晶（仅引号内是原话，余为大意。下同），批评几个“没有资质”的人自不量力，随便弄弄就想公然挑战现有体制，够高屋建瓴，但似乎没有对准靶子。

看了这个节目我倒觉得我们的教育法如果严格把十几亿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弄到一种制度下面来“培养（这是我们喜欢用的词）”，可能是有问题的。尤其是这种制度，无论是不是基于“两三百年”的历史经验（本人怀疑，人类几百年现代教育经验中有些核心理念在里面是缺失的），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并非完美，特别对各种特殊情况的孩子不留一点余地，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随便什么“特殊情况”都会涉及成千上万学子，甚至更多。

本来教育可以有许多话题，如不方便说，拿“孟母堂”来说事也可以，但是最好目标对得准一些，否则真是浪费了黄金时段。

这位读者自称“学生”，我不知道其为何方神圣，当然不敢以老师自居。他/她在跟帖里说：

从用博弈论的方法来看，目前中国环境还是不太适合创新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这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关。既不能不保护，又不能强势保护。政府很矛盾，民众就跟着矛盾。虽说创新是根本，是靠自己的脚走路，但中国目前在靠自己的脚稳扎稳打地走路前，还有很长一段蹒跚学步的阶段需要闯过去。

知识产权“To be or not to be”，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我们创新中真正的问题，更不是最紧迫的问题。创造发明是急不来的，重赏之下可能急出来许多专利，但未必真是创新。

林肯那句关于专利的名言点明了这个制度创新的核心是运用利益机制来激发创造。大家都读懂了，于是就有各种激励方案，于是中国专利就世界第一了。但是很多人没有读懂的是这里说的经济利益刺激是让它们（发明）自己产生利益，制度（以及背后的政府）是来保护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利益。

我们许多的“战略”确实是刺激鼓励大家动脑子，然后把脑子里的“高见”变成纸面上规范的专利文献，这都非常可贵，但是创新的路到这里还远没有走完，当然下面也有鼓励技术交易转让，我发现正是到了这里遇到了最大的瓶颈，即使卖出去了，也还没有走完，我们大多数企业的经验还不足，恐怕还不明白如何把这个路走下去，走到底，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不谈那些垃圾专利）。

好不容易有些有价值的发明还要防侵权，但是更紧迫其实不是防贼，而是打造产业链。为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像侵权一样引起重视，我认为是我们有意无意地照搬了工业大国的说法，这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老外吓唬我们的。当然对方也只是利益使然，未必有什么搞跨我们的巨大阴谋。仿冒是在低水平恶斗时的主要问题，在真正的创新中这不是关键点，手机可以非常山寨了，iPod或Kindle你去山寨看看。

什么时候我们的知识产权战略开始注意到了引导真正的创新，那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

华为是个理解创新的公司，它首先想好自己要干什么（攻4G? 打非洲市场？），想好了产业链再有系统地组织知识产权，或研发或购买，搞不了就修改Road Map。我们有些决策者脑子里的创新还是爱迪生时代的，当然我们不能够歧视那些自由发明者，不少突破性的东西其苗子不一定在大公司体制内形成，但是人家也早就有了商业模式：营造环境，让小公司自己去折腾，搞成了我高价买，搞不成不让饿死就可以。而现在那一点政府赏金养不活小公司，大公司则看不上。

顺便说一句，专利发明本身严格来说都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这又是一个博客写不完的难题了。

中国的两院院士都是“硬学科”的，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还出不了自家大门。因职业关系所以平时只能仰视而没有机会太多近距离接触院士们。只是与许多东西都在贬值一样，最近关于院士也出现了一些疑似的“丑闻”，而且即使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永远弄不清楚的，这与“科学”二字是不太相符的，总之对这个群体的声誉还是有点负面影响。也许社会上有些逼良为娼的因素吧！

但以我仅有的几次近距离接触来看，院士（当然就是这几位，不知道能不能代表全体）还有些与众不同。

职业生涯中不知开过多少会，现在可以说了（注意此是一本描写研制原子弹内幕的书名），大多都很无聊，其中最可笑的会是那种什么都已经写成文字，各人照本宣读，也不许提问讨论，最后如果有大领导出来不用稿子讲几句人话还算碰到运气。

因为给《文汇报》科技文摘写过写稿子，所以有机会参加他们组织的会议，几次都有与院士参加，而且恰巧都没有领导，我看到了院士们不在主席台上的面貌，确实有些不一样。

有次为一本国外引进的科普书开个座谈会，我发言时提到作者采用了“思想实验”的方法，这就是爱因斯坦悟出相对论的方法（不是遇到漂亮女友时间就变短，如许多老师所解释的），后来顺口说了这与大工程前期的“概念设计”有点像，此时一位在座的院士马上直接了当地指出，概念设计用在这里是不对的。我确实只是在美国星球大战计划资料里看到这个术语，并不真正了解其确切含义，虽然难堪，也只好认了。

后来又有一次会议上，我说得顺口了将平时与朋友聊天讲的话，如“各个系统分家，所以科学院院长讲话不谈能源”，此话有一点点道理，但显然是不严格的，果然又遭遇一位在座院士的批评，虽然比较婉转，他说中科院对能源是做了大量科研和为国家提出过许多咨询意见。

以上一位我一点不熟悉，另一位算有点熟，但两位都能这样当面“开销”、实话实说。

还有一次是图情论坛，请来一院士作为用户身份参加，我的印象就是他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决不多说一句。

看来院士们的科学态度确实比一般自称学者或专家者流严格一些，现在即使在所谓专家咨询会议上，能够转弯抹角说点真正不同意见的大概不多了吧，所以尽管我举的都是本人有点小洋相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参加这样的会议每次都会有长进。当然这几次会议本身主题和内容也是不错的。

说了以上的话，还必须补充几句。我们的文化是有点过分崇拜“高人”的，无论对职位上还是学问上，我不想让大家误会，再在院士头上增添一些无谓的“光环”，我要说在更多部分上院士就和普通人一样，就在那几次会议上，对于我熟悉而非他们专长的领域，我觉得院士们有些意见并不一定正确，至少他们还没有说服我。

写到这里想起了另外一个人。有次看到一本院士风采之类的书，坦白说这类书一般不是给人看的，而是放书架的，但我偶然翻到一位认识的院士写的文章，他没有写多少攻克超级计算机科学高峰的丰功伟绩，而是以很长的篇幅怀念自己去世的妻子，感情真挚动人。虽然一起在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开过几次会，但看了这篇文章几乎发现了一个陌生人！

曾经与台湾图书馆的同行有过交流，尽管那边有一帮人老在想“去中国化”，但是我发现与对方交换信件时对他们优雅的敬语很佩服，很遗憾我没有学到家（实际是根本没有学过），不知道怎样得体地答复那些非常中国文化的文字。

在2008年12月台湾行一组博文中，也提到在那里发现的“官场文化”曾似相识。

昨天晚上由于网络中断我找不到自己的博客，于是就谷歌了一下，发现我那时写的博文“职业人生的落幕，居然可以如此辉煌”被台湾政治大学智慧财产研究所智慧财产电子报几乎全文转载了。

说“几乎全文”当然是有所不同。有些我完全理解，比如我提到他们的“司法院长”当然要加引号，而政治大学智财所转载时当然也要把引号去掉；还有对一次会议人数的描述，我说是七八十人，对方加了括号（编者按：三百余人），我觉得真实数字应该在二者之间。这都不算什么，引起我注意的是其中我原文中的两段话被删除了：

“我敢说大陆的高校找不出一个像周那样具有经验和见解的教授或者副教授，与他的老板郭台铭一样，周的学历不高，似乎也没有留过学，在政治大学也只能“屈居”副教授，我相信其岗位薪水可能只有在鸿海的一个零头，为什么他乐意做这样看上去“无名无利”的选择？先别忙得出什么道德方面的结论，我相信政治大学智慧财所可能既能够提供做事的机会（比为一家企业做应该更有乐趣，特别是在郭老板手下），收入也不会太少，投入产出比不会差，甚至可能更高。这就是刘的高明之处”。

“当然不是人人都有足够的素养能做到这样，那位“局长”王美花讲话时也想来点噱头，显然功夫不到，结果是无人喝彩”。

 说句笑话以上第一段我以为要删除的话也是给大陆的“网络警察”删：怎么可以这样低估大陆的知识产权教授！估计是其中对周的实际收入的猜测涉及敏感。我在此要说明我原文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周在大学担任副教授，正规收入与其在鸿海干当然有限，但是我还看到他另外一个咨询公司的名片，应该也有收入，像他那样的经验和名气不会少，只是公开说出来总会有些“副作用”。

至于第二段，原来是接在我赞扬会上几位发言充满幽默后的。删除更可以理解，被点名批评的是这个智慧财产研究所的“顶头上司”兼“财神奶（不是爷）”，我可以说，他们当然说不得。但是我要声明这确实是我的现场感受（起草该博文时离开事件仅十几小时），对不对可以见仁见义。

这样来看，两岸的文化真的有不少雷同。

只是这些智慧财产的专业人士或学生（电子报编辑）们怎么没有尊重我的知识产权，至少让我知道一下呢？我一定会很高兴被转载，对删改也会理解，更不会索要一文的“权益”！

虽然明白我这个博客决不是热门，但是还是有些人会看，仍然要对由于施工挖断光缆造成无法登录表示道歉！

一直到今天（18日）中午才刚刚恢复，我本来有几篇准备写的将尽快补上。

博主

星期天早晨睡懒觉，但是在9点多吃早餐时听到一段美妙的音乐，正可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是在王勇主持的“艺术人文”频道的一个节目（从来没有机会看完整，所以节目名字不知道），内容是2009年新年音乐会，可能是重播吧。里面有许多我这辈人熟悉和喜欢的音乐，例如老柴的“花之圆舞曲”，但是我特别兴奋的是听到了一曲叫做“跳华尔兹的猫”，不仅熟悉而且激发了一段回忆。对外行来说，音乐只有好听不好听之分，而引起感动或兴奋的，则一定是背后有故事。

在我31岁半上大学前一两年，我所在工厂的小组里里来了个小伙子，父亲原是上海法商电车公司的医生，恐怕留过洋，文革中不会有好日子过，所以脸色常常是阴沉的，但是他会拉小提琴，谈起音乐来马上眉飞色舞，我们很谈得来，那时四人帮已经下台，他常常给我讲音乐，还请我到他家去听唱片和老式磁带录音，其中我觉得很好听的之一就是这首，后来上大学了，每个宿舍里装备一台磁带播放机，原意让大家学外语（记得我在回忆当时党委书记夏征农里讲到他提倡“学生治校”，这是真正为学生着想的），我们就在学习之余利用它放音乐磁带，其中就有向他借的“跳华尔兹的猫”。

音乐本身当然动人，其实更加令人难忘的它们是改革开放给我们这些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其实也不很年轻了）在极度饥渴中带来的甘露！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大学期间在一次英语兴趣提高班上老师讲解“音乐之声”，在播放歌曲薄雪花时全班无论30多岁（我）还是10几岁全体不约而同跟着吟唱起来的场面。现在什么都太容易得到，这样的感动真是太难再现了。

我知道王勇是在一次电视台的青年人综艺大赛中获第一而脱颖而出的，现在德国拿了个博士，回来后好像又得到某某”学者”称号，他的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不错。他太太是我们单位同事，有个问题很想通过她去问问，跳华尔兹的猫我在当时知道的名字似乎是“女学生”，不知是我记错了，还是它确实有这个别名？

深深地感谢为人们带来快乐和感动的所有人：音乐家、传播者和让中国社会进步的政治家！

我对创新这个问题一直有兴趣。1989年去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留学，那里是当代经济学创新学派大家Christophe Freeman的任教的地方，他在1987年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概念，我去时好像已经退休，但是他还带研究生，其中一位中国学生是当时该校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我知道Freeman教授的厉害，所以跟他的学生到他家里拜访一次，还留下了合影。

SPRU是全球研究国家科技政策的大本营，瑞典隆德大学也有一个类似的，但不如它。而美国大学这方面倒不强，原因是美国学术主流根本不相信科技政策那一套，尽管他们很相信创新，也不得不承认目前也还是做得最好的国家。我在那里上课的头一个深刻印象是当1989年世界上许多人都在嘲笑马克思主义（中国也有，而更多人则是嘴上信心里不信），我在课堂上听到创新时，“资本主义”的教授们都用的是尊敬的正面语言来肯定马克思的理论，感到震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文汇报2008年12月11日文章中提到创新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根本原因。有朋友提醒我这可能触及了国内一些什么敏感的争议，如真是这样，我也很无奈，本人只是叙述一些我可以负责的事实。

回国以后从事科技政策及相关研究，一直关注创新，特别是2005年国家提出创新战略，创新成为“政绩”，得到巨大推动，取得很大成绩，比如专利世界第一；但是搞情报研究一直跟踪外国的动向，也必须了解国内的运作，做研究的本性就是要怀疑和求异，所以看到不少问题，但是在专家会议上说了，“利益相关者”常常会很不开心，所以后来也基本上不叫我去了；当区人民代表时曾有一次对其规划中的科技创新提了些意见，弄得会务人员十分紧张，我也只好体谅他们所以闭嘴了。

这次金融危机，政府准备砸钱救市，有人在《科技日报》上写文章大意是说这次科技界拿不到钱了，我原来一直琢磨为什么这次很少听到科技方面的声音，现在恍然大悟。当年大喊大叫“创新战略”和现在的默默无声其实是同一个道理。所以花费一个多月做功课（看资料做思考与同僚切磋）写了几篇文章发表，观点逐渐被后来事实证明是基本正确的，而且是国内首先说到这个点上的，坦白说是有点小小得意，证明搞科技情报的除了论证领导决策的正确还有些别的价值，也算尽了点责任。现在领导发声了，4万亿中科技创新将有6千亿，声音多起来了，大家都开心，我倒有新的担心，就是对于“创新”我们到底懂得多少？因为这些钱也有我一份（本人近年每年仅交税就5位数），更有比我辛苦而得益少得多的其他老百姓的血汗，有些话不得不说。

本人因为职业关系，没有真正动手做过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但是科技情报行业既然苟延残喘到现在，总有它一些道理，所以还是把观点拿出来晒晒，白屏黑字供大家批评。原来有个“关注创新”的分类，基本是针对世界经济危机和创新这个话题的（技术上可行的话可能改为“危机与创新”），现在新开的“创新的道路很漫长”分类，将议论中国大陆创新上一些具体政策和问题。

心里老在思考的几个问题，包括如何看待专利，现在新闻说有地方声称可以将专利抵押贷款，用心极佳，玄机在于要让“主管部门”加以估值。这件事如果花旗银行愿意这么干由它去，而对“人民”银行可能应该小心点了，不知道“主管部门”在法律上是不是可以提供担保！

又如技术、专利如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竞争力问题。这本是大话题，我到台湾看看（以前在资料上也一直很关注）他们那里有几招大陆上还陌生，值得深入介绍一下。

再如人才“抄底”，专利分析（这是个情报方法课题，但更是为创新实效的问题）等等，已经有不少话题。不过预先说明，由于眼高手低，这些预想未必能够最后成为博文（本人还有几笔货真价实的文债，要占时间），写在这里也是想督促一下自己，尽可能不要太懒。

2006年参加过一次全国科协大会，所以至今一直受赠《科技导报》杂志，这本杂志似乎在努力向美国AAAS的《Science》看齐，但是至少现在来看还差好远。不过每期我还是能有一两篇文章有兴趣看看，最新有一期的下文就是其中之一。

同类文章应该不少，大多比较肤浅，有些根本是教人如何适应今天的学术“潜规则”，但是这篇我觉得不错，作者“正走在从学生到学者的路途上”，多年前我也这样走过来的，他的体会我感到比较实在，有些我深有同感，有些情况不同了，与我们当时不一样，但看上去也有道理。从所举例子来看作者可能又是图情专业的，大概对同专业的研究生和职场新人启发更大一些。

有时被业内年轻同行问起如何成材之类的问题，所以推荐此文：

学术之路——从学生到学者

《科技导报》27卷2期107页

文/化柏林

http://kejidaobao.blog.sohu.com/109597219.html

http://www.stdaily.com/gb/gdnews/2009-02/13/content_908498.htm

文章的主要观点是：

“生物技术与产业发展迅速。过去10年，生物技术与医药领域的论文占全球自然科学论文的49%%，一些国家把政府基础研究经费近一半用于生物与医药领域。近年来全球生物产业销售额几乎每5年翻一番，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近10倍。事实表明，生物技术引领的新科技革命正在加速形成，生物经济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生物经济已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

在博客奥巴马经济复兴计划后的留言里曾原提供了香港《信报》和上海《文汇报》三篇文章，我当时随口说了句：贴到我的博客上吧，结果篇幅太长了。现将以下文汇报全文删除，提供链接，香港《信报》两篇仍保留在留言里。

他们将如何影响美国科技决策——走近美国总统科技顾问       文汇报 2009年2月1日5版
http://wenhui.news365.com.cn/kjwz/200902/t20090201_2181337.htm

复兴美国，奥巴马为何锁定绿色革命？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曹海东 发自北京 2009-02-11 21:17:52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23568

“▉美国的再次崛起，不可能择选金融业为主体的危机产业，低端消费品经济也不是美国爆发转型的救命点，这就需要造就一个超过二三十万亿美元价值的大产业作为美国经济结构的基轴和美国经济崛起的本钱。这个产业就是绿色能源产业。”

” ▉奥巴马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能源改造、转型，使得美国大幅减少中东、委内瑞拉等国的石油依赖，较少依赖化石能源，进而实现国际秩序的重建，促使全球经济转型。”

竞争情报的实践起源

这个话题起源于一个误解。

曾经以为我自己和同事合作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国内最早在内容里提到“竞争情报”这个术语的，新近才发现其实不然。现在国内几大文献数据库将回溯时间推得更早，从中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安徽省铜陵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刘怀宝发表在《图书情报知识》1987年第2期上的“略论竞争情报及其搜集方法”（30-32页）一文。如果没有新的发现，应该是国内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而且“竞争情报”一词还是出现在标题上的。

我很清楚自己和同事们是如何开始做对Intelligence的研究，从有关国外文献一步步到达竞争情报这个概念。因此，便对刘怀宝是如何会用到这个术语很感兴趣。互联网时代找人并不难，只是20多年过去，人非物也不再。刘先生已经退休，其原先所在的铜陵市科技情报研究所也变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一部分。但他与我通电话时，对这篇文章还是记忆犹新。

他说其实文章写得更早，可能是在1985年左右，只是投出去后，刊物搁了很长时间才发表。他说用竞争情报这个术语他是自己悟出来的。刘怀宝是老三届，就读武汉大学前有过企业工作经验。他说，自从国家开始发展市场经济，他就认为便会有竞争，企业情报工作也就会有竞争性，于是就有了竞争情报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其他独立来源可以验证，但是我认为是属实的。至少文章本身是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企业间开始出现竞争出发，来定义竞争情报的。

也许是因为可以方便利用同方、万方等数据库的关系，有些作者喜欢依此拿已经发表的文章做些“二次加工”，如通过文章统计、作者排行，引文分析甚至计算h指数等来研究竞争情报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但这只是反映了竞争情报学术研究的一个方面。竞争情报在中国应该有其实践基础，这些实践在一定意义上讲比那类文章更加重要。在完成“国家竞争情报”课题时，我们已经将1956年建立起来的中国科技情报事业认作为中国国家竞争情报系统。我现在更加认为应该强调这个观点。特别是科技情报中的“情报研究”部分，与国外定义的竞争情报在核心理念上是一致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包昌火的建议下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的情报研究专业委员会很容易就改成了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

刘怀宝文章的意义在于，我们不仅有了国家科技竞争情报的实践，而且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在我国自己的土壤上也会孕育出企业竞争情报的概念。我曾经在80年代的《参考消息》上看到过广东类似竞争情报的“商战谋略”培训班的广告，虽然估计可能是香港背景的市场咨询公司搞的，但是也反映出在当时内地的实践需求已经显现。

借鉴国外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当然有其重要意义，今后依然如此，但是我们必须更加重视自己的实践，鼓励专业人员、特别是年轻一代（包括有关专业的研究生们），多结合本单位的需求和社会的关注参与实际项目，条件不具备可以先尝试动手做点试验。在这个行业有话语权的人们对此应当做好引导。

（改定于2008年11月4日）

在环球时报上看到“英媒称中国的正面评价降低”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2/366376.html

        报道中有些统计数字发布上动了些小脑筋（大概是新闻学院教的），例如报道开始提到“认为中国是积极影响的人比去年减少6%”，后来一看从国家数量来看对中国正面的则是从16个减到了10个，这个结果和美国大选全国总投票的数量结果与各州胜负的总和有时不一样情况是类似的，仔细分析起来很有意思。名字常常见报的专家对结果做了解释“这与国家的客观形象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对中国看法消极的主要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它们并不能代表全世界”。

        所有的这类调查都会有偏差，包括方法问题，我曾经对2000年台湾”对一国两制的态度”多项民调做过“元分析（Meta-analysis）”, 发现其中提问的技巧可能会显著地影响结果，即使样本和统计方法没有搞花样。

        专家的意见说“我们不应该看到一些数据上升就高兴，也不应该看到下降就去找自己的问题”，我同意，但是对于2008年有点例外，我觉得还是应该“找自己的问题”，因为2008年是中国花大力气大价钱向世界推销中国形象的一年，奥运是精心策划的，汶川大地震是意外的，两件事情我们都做得非常出色，外国人的正面评价似乎也占主要地位。奥运期间清华专门派人到欧洲做媒体反映定量分析，记得结果也是积极的占主导（环球时报报道过）。我还看到总部在香港Aha! Research调查公司做的对奥运赞助商满意度的调查，结果也是非常满意，应该说是各方都满意的一场“Win-win游戏”；而中国在大地震中的表现，在我这个常常很挑剔的人来看几乎也是可以打满分的（这是指在我们当前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可能得到的最高分），政府、军队、百姓、商人表现总体上讲都是杰出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2008排名下降？2007年受调查的也主要是也是西方国家，对统计方式上的质疑就难以说得通。专家说是有些国家“利益受损”，当然可能是原因的一部分，但是恐怕还不够服人，做生意吃亏并不一定对把对手看成坏人，而且2007年我们也没有让那些国家占到什么大便宜吧！

      我认为内部原因还是要找的，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奥运火炬事件，事前对可能出现破坏的估计不足，本来就是想出去“宣扬国威”的，我们的文化又缺乏幽默感，不能容忍“哀兵必胜”那一套，结果网民和媒体都不罢休，本来是不大的事情，反而搞得轰轰烈烈，但最后的“盈亏平衡表”对我们不一定有利。所以后来残奥会不搞了。

     另外一个可能的因素是一系列国内食品药品手足口病一系列恶性事件，其实吃苦的多是中国人，还要被外面人骂死，想想真冤。问题可能在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众，对有些地方政府公然撒谎、尤其是那些丑陋的低级谎言，在世界上（包括中国和外国人）被人憎恶的程度估计都不足，按照我的信息和有限个人经验，最痛恨这些的倒不是我们教科书上讲的“阶级敌人”：唯利是图的外国资本家或懂得玩“政治”的政治家，而是广大老百姓。

     听说最近我们又要大手笔进行国家形象的公关战役了，我相信只要努力总会有收获，但是一方面不管多难一定要进行第三方绩效评估，否则让卖瓜的来评论自己的瓜一定是极其伟大，说不甜的是别人嘴巴问题；其二还是要补好自己的洞，不然一边在塑造良好形象，另外一边在以更快的速度毁坏它，算总账还是亏的。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2009年什么外国人的调查有个好分数，而是十几亿中国人辛辛苦苦奋斗了一年应该得个好报应。

“知天命”而再生

到今年11月，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立满五十周年了。孔子说过“五十而知天命”，我曾经对这句话望文生义，以为大概是指人到了五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点束手就命的感觉。最近看到著名哲学家台湾大学教授傅佩荣对此的另一番解释，他认为“天命就是自觉有一种使命感，‘知天命’，即领悟自己负有使命，必须设法去完成”。拿这句话来看上海科技情报事业，倒是很般配。

随着西方管理思想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许多国内企业和机构在规划里常出现一个术语叫“使命”（mission）。看其英文的词根我一直怀疑其起源是来自基督教，查维基百科后证明确实如此，其本意是一种发自内心、要将自己的信仰传播给别人的愿望和行为。在企业管理语汇中，“使命”的概念实际上类似一种社会责任。

科技情报事业的使命就是要为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决策提供信息和智力的支持，这一点没有疑问。多年来几代科技情报人也正是为这个在努力奋斗。在这五十年里我参与了其中的后面一半，这次有机会参与筹划出版上海科技情报事业发展50周年纪念文集的一些讨论和访谈，也更清晰地了解了上海市科技情报事业的整个发展历程；其中既有像汪道涵这样理解情报的老领导和像陶毅所长那样的杰出指挥员，还有更多第一线的“老情报”们，尽管过去多年了，他们那些鲜为人知的事迹今天仍然令人鼓舞甚至震撼。那些年头大家都没有什么物质刺激；与其他行业不一样的是搞科技情报的得到精神鼓励也不多，科技产业发展的“军功章”上不一定会留下他们的名字。在背后支撑的精神动力也许正是孔夫子的那个意思：“领悟自己负有使命，必须设法去完成”。

比喻永远是“跛脚”的，拿一个事业来和人作比方总是有点勉强。刚刚看过北京奥运的开幕式转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各种场合出现的孩子，特别是那个地震灾区来的小林浩。感动我的不仅是他所经历的磨难和考验，更是他现在的从容和自如。由此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关键词，再生。对科技情报这样一个事业，现在还不是额手称庆的时候，更加需要的也许就是这样一种顽强的再生精神。我们在纪念和祝贺之余，恐怕还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面向未来，即要在上海市面临新一轮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愈加复杂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下通过组织创新来塑造科技情报这个事业的社会形象，以无可替代的业绩来确立其社会地位。

（改定于2008年8月22日）

        在作为上海市科技情报所建立50周年丛书之一出版的《探索者语：缪其浩情报著作自选集》中将我为本单位主编的《竞争情报》杂志写的“主编卷首语”前11篇收入。我已经承诺将把此书全文公开上网，但是由于两个原因至今还没有做，一是缺乏一个合适的平台，简单上载到博客上将把这里搅得乱七八糟；二是为了出版社的利益，让它们再卖几天，卖不动了再说。

        但是我将把11篇以后的卷首语放在博客上，好在都不长。在将已经发表但没有收进书的两篇补上后，一般将在刊物发行前就上网，可能的话像在书里那样我还会补充说明一些背景。

        执行主编张左之对每篇卷首语都提出具体意见并进行了文字修改和编辑，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下面是原书中关于这些卷首语的说明：

第四章 鼓与呼：为建设创新国家贡献智慧

序言

本章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其中前11篇为《竞争情报》杂志的“主编卷首语”。记得可能是杂志的实际负责人、执行主编张左之建议设立这个栏目；陈超（现任副馆长）也建议我学学杨沛霆老师在《中外管理》杂志上经常以卷首语形式发表评论的做法。而我确实也对行业的发展有些看法，同时也希望借此逼着自己多动动笔，改变“述而不作”的坏习惯，所以从2005年最后一期试刊起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系列短评。

这些短评的主题没有事先的系统考虑，经常是有感而发，即兴而作。开始时篇幅较长，有时还附参考文献（矫枉过正！），现在已经形成随笔式的基本风格，例如千字左右，非常必要的引用文献列在文内等。关于短评的具体内容可以读一读每篇文前的说明，在此不再赘言。

整理完这11篇文章后我发现要是挑剔一点可以批评我在诸如理论和实践、学问和职业等问题的看法上不够全面。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全国技术经济情报工作的专业人员中，从事学术和理论的专家声音相对来说容易被听到（其他专业恐怕也差不多，只要想想对不管什么人都要讲究论文数、引用率甚至影响因子就明白了）；而人数更加多的实际工作者中，不少人或者由于工作性质关系不善于提炼出有影响的观点，或者受到岗位责任的约束甚至保护商业秘密的考虑而难以公开发出声音。而事业的发展要求有平衡的话语权，需要更加重视那些“沉默多数”的声音。因此我确实没有打算面面俱到，而是希望更多地从实践这一头看问题，为天平比较轻的一端增加些分量。当然，这样做丝毫不意味着情报事业不需要学科发展，不需要理论研究。

（以下略）

国际先驱导报2月9日报道：日本细致研究公开公开资料，收集中国政治军事情报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2-09/1303541429.html

这类报道一般能吸引眼球，也常常会带来诸多跟帖，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东西虽然“群众喜欢看”，在30年前杨沛霆老师写那个大庆案例时属于高见，但今天再来抄作纯属无聊。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虽然取得巨大进步，但是有些领域仍然故步自封，进步缓慢，对信息和情报的认识就是其中之一。1992年我们成立市场调查部为外企服务就专门研究法律，还登门求教有关部门，什么该保密，如何保密，但是那时的保密法是基本无法操作的，却有一条没有条文，然而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却深信不疑的潜规则，就是所谓“公开发表的东西经过收集整理就是机密”。这就意味着谁哪天脑子进水了，就可以把所有外资企业的中国职员打成外国特务。实际情况当然没有那么可怕，外国企业的“学习曲线”很短，不久就掌握了无数破解的办法，只是让那些规规矩矩的人寸步难行。

屡屡看到这类新闻，我心里总是很“堵”。我觉得奇怪的是西方国家老是骂我们偷技术，“盗窃机密情报”，还打了不少不明不白的官司；我们的媒体上怎么总是拿人家“收集公开信息”说事？

我想问几个问题：

1，收集公开资料可不可以？世界上那个国家不在做，有什么好惊诧的？

2，这种事情至少30年前就不是秘密。为什么今天还是新闻，这些年来我们做了什么？

3，我们至少有数百个记者现在周游世界，他们干什么去了，可以肯定文字是写了不少，到底有多少深刻的分析？

4，最后一个问题问自己，有些痛心，我们的所谓情报工作者干什么去了？

有话语权的大记者们真正该写写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去好好研究一下竞争对手（或者是有人认为是敌人）的公开信息，只要不具偏见，干我们这行的人（记者们也在内）都清楚发达国家的同类信息总是比我们自己的要容易收集吧！我1988年第一次出国加拿大，除了访问单位拿来的资料，还惊讶地发现他们大街上有政府工业部的信息中心，许多有用研究报告都可以免费拿，我回国的箱子里真的有一大半是资料，为了减轻分量多带一些还把报告的法文部分撕掉（根据那里法律官方文件一律双语），老实说回来后从来没有向外人表过功，自认为这是应该的，看了这些资料我发现几乎那时在国内看到的许多（说得谨慎点，实际上可能是大部分）出国考察报告只要有人定期去拿这些本本就可以写得更好了，根本无须千里迢迢浩浩荡荡地考察，也决不会有人说你是间谍。后来当然明白了别人决不比我笨，问题不在这里。比如大使馆向代表团介绍的只是某日这里一个大型服装超市打折，让大家（包括我在内）开开心心地血拼了一场。

话到这里我发现又说过头了，在国外现场当然比看看资料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问题是你这些顺手的资料都不去拿，就算到了现场，甚至常驻又能怎样？留学生也是同样的问题。我谅解当时其中的苦楚，比如钱太少，找人聊聊至少要买两杯咖啡吧？外交官更加受到严格纪律限制，因此我不应该过分责怪。

问题是今天已经2009年了的互联网时代，当年我需要（公费）2万多元买机票去拿的东西现在绝大部分可以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得到，虽然基层的公务出国出境仍然像疑似做贼一样被严格提防，但是毕竟国门已经大开，但可怜的是日本人收集公开资料的故事还像上世纪70年代（杨老师写大庆的时候）一样被当作大新闻（新浪网将它推到前面，显然不是“竞价”出来的），还有不少网民或愤慨或感慨地发表评论，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以下是《探索者言：缪其浩情报著作自选集》第二章的目录，除一篇，其他都在10年至20年以前写。其实关于日本经济技术情报工作我的文章报告还不止这些。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