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今年是梁祝诞生50周年，标题说“百年”，只是半百而已，今天电视台做了十个小时的节目来纪念，值得。原因就是五十年来也许就是这个曲子真正做到既是真正为一般听众所喜爱，又真正走向了世界，二者做到其一容易，兼而有之则难。

回顾这个曲子产生过程，对今天也还是有启发的，50年前并不能说属于文化事业的宽松期，反右结束不久，知识分子仍然如惊弓之鸟，但就是在那样的时候冒出这个文化精品，为什么？纪念活动中好像无人涉及这个问题，我倒对此好奇，觉得回顾一下这个问题，既可满足好奇，大概又可解释为什么50年来还只有这么一个。想了想，大概有以下原因。

一、当时音乐学院的领导开明。孟波，当时的音乐学院党委书记，什么不好做，胆敢在“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的滚滚洪流以外，选中了这条超现实的“爱情”小溪。对其人我不知道多少，但只要做了这件事，人生足矣。还有一位名气远不那么响的系主任，不久前去世的长笛教授刘品，今天人们也记住了他为作品的顺利出世所做的一切。因为某种原因多年前我见过他几面，但是直到最近在报纸上读到关于他的文字，才知道这些。两位都是老革命，又是专家。孟早就是著名作曲家，而刘似乎是后来学的（不确切！），两位政治业务左右逢源，有充足的理由安稳过自己“又红又专”的好日子，但是都甘愿去“淌这个混水”，今天在世的孟波受到英雄般的赞誉，但是想一想在当时有谁敢说这不是下场运动的罪名（实际上文革中肯定就是这样）。今天的政治比当时不知宽松多少，对比一下那些只是因为自己私利明知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非要做，却举着什么“保持一致”的崇高旗子者流，是不是应该为这样的领导鞠躬呢！

二，民族派和“西洋派”的结合。知识分子其实最不好弄，有点本事的尾巴就要翘，基本如此（好货不便宜）。50年前何占豪与陈钢的合作堪称天造，我觉得这是梁祝成功的重要原因。我也不知道两位后来在诸如排名评奖谁先上教授之类的小事中有没有闹过矛盾，但是不管怎样这次合作成功了，造就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也就可以了。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从群体来讲是仅次于干部群体而得益最多的，但实际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并不如其社会地位与收入一样“与时具进”，例如门户之见、互相看不起恐怕就并不少见。梁祝的成功也让我们脑子清醒一点，好多事情还远没有到自己抱着一摊子可以吃一辈子的地步，还是开放心态才能做大事。

三是环境。它在上海诞生决非偶然，这样中西合一，不中不西的东西还只有在这个地方产生。到图书馆后知道一些上海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洋音乐是从上海流到中国的，我的老家是没有一点音乐细胞的，初中时看到有同学拉提琴很羡慕，曾向老妈探过口气，被她一句“一个粗人拉什么琴”打了回去。但是我在前面一篇博文里谈到夏天弄堂里的家庭音乐会，我在同学那里的耳濡目染，其实到处会让你“闯上”音乐细胞，我很久以后才知道，幼儿园班主任上路德老师的丈夫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合唱指挥马革顺；太太因病住院，我们不经意就认识了一位“上交”的提琴手，她出身音乐世家，通过这个病友又认识了她的父亲，一位退休还热心组织“非典型”音乐会的老音乐工作者，于是参加了每周日晚在静安宾馆底楼举办的音乐会，一张票只要20元，不会因什么经济目的去做这样的事（后来因为搬家不方便就没有去了，有点担心一些过分热心的“加强管理”会轻松地将其扼杀）。后来文化成为招牌成为门面，票价贵得吓人，一些区政府搞群众文化活动，也有广场音乐会，投入不少，没钱就撑不下去，但是那些潜伏民间的草根音乐却比官办的不知道顽强多少。这就是上海，无论是历年的莫名政治运动、还是人人想暴富的发财梦，都难以摧毁这样热爱生活热爱美的。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京沪对比的所谓“双城记”，写文章的人多半对上海这个城市露出一种不屑，我相信这些人大概不会知道这些顽强的草根细胞，它就是生活，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

想起电影《日瓦戈医生》中的著名插曲：Somewhere my love, there will be songs to sing, although the snow, covers the hope of spring……

这次SCIP会议后很荣幸得到许多朋友的祝贺，我无法假装无动于衷，确实很高兴。如果有人问这个奖有多少“含金量”？算什么“级别”？我要说：Nothing!一块20多厘米高10几厘米宽的玻璃牌子而已，但我仍然很高兴，有点“阿Q精神”吧。人吃饱了后是需要一些精神满足的，我知道许多人可能同样甚至更多努力却未必有这个机会，我至今不清楚这个幸运是如何落到我头上，但至少可以确认我没有去“运作”过，没有什么背后的交换利益，以后我也不认为自己欠SCIP什么的，尽管我确实很感激他们。

睡了两觉，我冷静地想想我获奖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给同行和即将进入这个行业的人，甚至关心这行的人们什么启示？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

1，个人的专注可能是最基本的原因。早就说过，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天才，要想有点成就只有专注，坚持自己所长、所喜欢的事情，一步步走下去。我不大相信走捷径，我女儿考大学前，冬天在一个四面漏风的地方复习功课，腿上裹着毯子，缝纫机（充当桌子）对着的墙上她写着No Pain No Gain(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也许就是遗传了我的世界观（对不起这件事我说过好几次了）。同时我上大学不久就认定最初选的专业不适合自己，一位目前在美国的大学同学曾经这样评论，我“很早就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我听了恍然大悟，非常同意这点，虽然自己原来并没有认识到还有这样一个优点！

2，不过这样说不要让人误解成了完全的“个人奋斗”，我能够做到这样专注，是与我所在的单位环境分不开。我现在不需要说套话，确实是比较宽松的环境和优越的资源和物质条件让人们（不仅是我）可以在大方向底下做点别人一下子不一定马上理解和认同的事情。我所做的一些竞争情报具体研究和工作在我所在的行业里严格来说不能说属于主流，我有一些出国机会，特别是早期的，得到了人家的资助，但是不少是单位支持的，这对国内许多同行也许还是很“奢侈”的。无须回避我曾经的职务和头衔给我局部（在规划范围内）支配单位资源的影响力（不是权力，我没有这样的权力），增加了不少机会和“自由度”，这些综合在一起就起了作用了。

3，外部环境应该起了较大的作用。SCIP是个国际组织，但毫无疑问是美国人占了主导地位（不像IFLA主要是欧洲人掌权），911以后的政治形势和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对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产生很大影响。上世纪90年代我刚刚参加其活动，我明显地感觉到那些外国同行们正在猜测我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你们不难猜出他们会认为我是干什么的）。我刚刚听到一个故事，有位现在我认为是很好朋友的美国CI同行，曾经不敢从中国发邮件，这些年来不知道什么使得他改变，他现在常常跑中国，相信这里会有商业机会，会有可以信赖的朋友（除了仍然会有警惕的眼睛外），我1994年参加过SCIP一次国际推进工作会议，那时其董事会的代表与法国人言语冲突的场景，特别是那种傲慢，我仍然记得清楚（曾经发表在1998年一篇文章里），这与23日晚餐上遇到的SCIP董事会（多数出席了）正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他们愿意倾听，会觉得这个和他们非常不同的国家走的道路也许有其合理性。这个大环境，肯定为一个中国人成为首位获得这个奖铺平了道路。

4，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当然不能离开一些国际交流的条件。但是不要简单归结为外语水平，能够说外语让人家听懂你的意思当然很重要，但决非关键。有人说我口语好，实际上我真正的优势是敢说。我在2008年一本书里写过，我对自己的演讲录音听不下去，现在仍然如此。我把获奖简短演讲的文字放在博客里了，外语老师肯定可以列出一大堆错误和不适当的地方，就像前面提到的书里我收录的国外演讲Transcripts一样。但是人家能够理解，主要是内容，你讲的是不是属于行业里的“规范或范式（Paradigm，抱歉难以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词）”。坦率说我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比大多数人认真，在不久前台湾之行我写了不少博客，有同团朋友问你怎么可以写出那么多细节，我说东西本来都在那里了，没有说的是实际上许多人没有去注意罢了。我知道国内许多组团参加国际会议的，实际上只是注册一下然后人就不见了，拿些资料回家就可写文章了，其实很可惜！人际交流可以帮助理解书面语言里难以表述的Tacit knowledge。听多了，提问多了，逐渐就会写就会说，知道表达意思应该用什么关键词，用什么样的逻辑。至于词汇是不是很多，口语是不是漂亮，其实就不重要了。

我想用以上这些想法作为对朋友们关心的答复，谢谢！

现在已经是本次在美国最后一晚的深夜，回家后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写下这些东西就让SCIP会议和获奖画上句号吧，以后的博客不会再提了。想想自己还欠的书债吧!!!

题目很大，其实就是这次会议上见到的一些小事情。我到现在为止除了到超市或快餐店买点吃的，拿着单子为家人采购一点化妆品外哪里也没有去，美国也来过许多次了，该知道的一般都已经知道了，没有什么“观感”之类，但是这次有几个细节可以说一说。

一是高技术，这当然不是新鲜话题了，因为开会，所以常常混迹在喜来顿酒店的大堂里，我注意到休息地方有个小桌子（类似厅柜）表面是很大的触摸屏，不仅有各种信息可以找寻，特别有用的是有地图功能，可以缩小放大（zooming），只要把手摸来摸去，就可以找到想要的地理信息，对于游客来说很重要。还有就是大会上的大屏幕投影特别清晰，我在国内从来没有见到过（也许是少见多怪）。

授奖大会上有个细节我很感动，即在讲台后下方特地铺了厚厚的什么东西，原来那位得到最高荣誉奖的教授个子比一般人矮，他们在安排他简短演讲时就考虑到这一点。还有这个授奖仪式在会议前都排演了一遍，其实会议全是协会的自己人，从来没有什么“领导”到场，可见办事的认真。

但是酒店也有糊涂的时候，例如我离开这里搬到另个旅馆的前一天在房间门口塞进来一帐单，让你Check out前就有准备（这个细节是不错的），里面有两个电话从房间打到中国，第一个我打过，是查我信用卡的；可是另一个发生的时间我肯定在和一位老外在一同早餐，我打电话到服务台去问，对方查了一下，很随便就取消了这笔他们自己做出来的费用。这个喜来顿据称是前美国总统布什来住过的，管理上竟然有这样的漏洞，令人费解。

开会听发言参加讨论应当是主体，但是人与人的交流可能是更加重要的目的。说实话听的一些小组会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常常提前退出了，有意思是与各式朋友的交流。

多年后再次参加SCIP年会，最开心的是见到了一些老朋友，例如John Prescott和Jan Herring都是十多年了，特别是后者，在１９９４年和９５年见过后从来没有机会再见。而陈伟告诉我他给Jan看一张去年一次会议集体照的时候Jan一眼就认出我来，说现在怎么老了许多（还是老外肯说实话，当然老了许多，十多年过去了），后来在一个会场上他找到我了，我们照了合影。John Prescott还那样谦虚低调，我感觉到我这次得以获奖他和其他一些老朋友可能是起到重要作用的，现在的董事会基本上不认识我，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们中间一些人会到“中国竞争情报专题会议”上来看看此系何许人也。

23日晚上董事会请了中国专题会的相关人士Gary，我，还有陈伟（除我外唯一大陆来的中国人，虽然会场上中国面孔还不少）一起吃饭，我觉得饭桌上谈的比专题会上还要好，更加随意轻松，对于文化差异，包括对于中国目前一些不足和问题的看法，大家都比较坦率，我原来就不怕讲，现在没有了“官衔”，更加坦率。反而倒形成不少共识，问题其实不怕摊出来，完全没有必要躲躲闪闪，我们是有道理的。坦诚、不要事先有“阴谋论”的前提，就可交了不少新朋友，例如那位新主席，是古巴后裔，根据我的经验那些来自“共产党国家”的美国人往往比较多些偏见，但是谈下来也并非这样，不能说他们完全理解了中国，但是距离大大缩小了肯定是事实。他们都表达了加强与中国联系的强烈愿望。我原来担心我讲的老美不感兴趣，但是事后一些迹象表明可能不尽如此。例如在饭桌上我发现有些参加昨天会议的董事对我讲的一些细节、数字都记得；还有国家竞争情报，虽然在专题会上无人就此提问，但是在会议正式印发的发奖仪式资料上就有以下文字，说明他们对此是认真的：

He (Miao) proposed a derivative of war time intelligence now known as National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National Intelligence normally used in the context of business competition. In the late 1980s, Mr.Miao and his colleagues proposed the National CI System based on his long-time monitoring of the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practice of many countir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place.

里面明显是我们的观点，但是现在是作为SCIP机构的授奖理由出现在其正式资料上，这点我觉得是得到承认了。

获奖后当场许多和事后在会议其他地方遇到许多完全不认识的人向我表示祝贺，我相信这个事情能够对今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技术经济情报工作人员加强合作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应该说这是最有意义的后果了。

说明：

以下文字根据录音记录而成，未做修改。因为知道这个仪式上要讲几句，所以虽然没有稿子，事先是做了准备的，但是在现场自己觉得还是说得太快了，个别地方我自己也听不清当时讲的是什么了。中文名字当然是现在加上去的。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Don’t worry, not a long speech, no body wants long speech after that of Michael Treacy（大会主旨报告人）.

 First of all I shall express my great gratitude for those people in SCIP, some are my long time friends, around 20 yearsand some are new friends, from them I learnt a great deal from the scratch about the knowledge and concept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I just spread this knowledge to the practice of in China.

 As you may know, there is a whole army of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in this or that part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I owed them very much, without their help and substantial support I actually can’t do anything. I want to name some of them, who are my teachers and pioneers, they are, Yang Peiting(杨沛霆), Liang zhanping(梁战平) and Bao Changhuo(包昌火), although most of colleagues, for various reasons may not be possible to be here, I always keep these in my heart and keep working hard.

 Of course we will focus our time and attention to the local business, but we will find opportunities through the platform of SCIP to exchange knowledge and progress from the practice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and also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we can join our efforts to deal with our common concerns and common problems, for instance, the current economic downturn.

 Thank you!

4月24日上午8点，是个早餐会，同时举行授奖仪式，这是大会最后一个全体活动。

SCIP的奖项本来有三种：Catalyst Award, Fellows Award和Meritorious Award，第一个奖（竞争情报促进奖？）是授予各国对促进本地竞争情报发展有贡献的人员，第二个是可以说是最佳会员奖，是给为协会本身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会员，最后一个是最高荣誉奖，每次只有一个。1995年我参加那次，记得就是最早到中国来讲竞争情报我的朋友Steven Dedijer获得了这个奖。

今年的Catalyst奖给了三个美国人和日本的菅（发音jian）泽喜男(Yoshio Sugasawa)，在日本大学教授技术管理和情报。最佳会员奖授予了科达公司的一位资深会员，另外一个来自德国一个来自意大利，都是本国竞争情报组织的主要人物。最高荣誉授予了Craig Fleisher，他是美国加拿大双重国籍，在美国、英国、瑞士许多大学兼有教职，我是第一次见到他本人但是在就从他的书里认识了这位多产作者。他是唯一的一位得到了全场起立欢呼荣誉的获奖人。

最后说说我得到的奖，可以翻译为“协会主席杰出成就奖”吧，这是今年刚刚设立的一个奖项，也只有一个获奖人，很幸运地落到我的头上。

大概早在2007年前，我们的老朋友John Prescott就建议我们中一些SCIP会员，可以推荐我参与促进奖的竞选，有人就为我写了点推荐材料，但是后来没有竞争得过别人，John告诉我一般一次很难通过。后来2008年没有做什么，而在2009年会前，我的国内朋友为我又推荐了一次，不久一些SCIP的美国朋友透露说今年可能会给我一个奖。临开会前我知道了这次我会得到的不是Catalyst Award，而新设立的Award for Excellence，我曾经想可能是个安慰性质的吧。

直到今天现场才知道这个奖是仅次于最高荣誉奖的，我还和最高荣誉奖获得者一起得到了发表获奖感言的机会（全文见下个博客）。

奖牌上的文字：

President’s Award for Excellence

Presented to Miao Qihao

Advisor, Author, Developer, Practioner, Promoter

for th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Profession

April 2009

SCIP昨天开了董事会，选出了2009年新的主席Martha Gleason（每年一位主席，这个可是义务活，没有什么好处，当然也不是什么官衔），是古巴裔。

 上午是大会的开幕式，SCIP的执行主席（这个是全职的Job，有点像政府里的”文官”，部长是要选的，执行部长是文官，不管什么政党上台都要干）Ken Garrison宣布大会正式开幕，新主席亮相。发了一些材料，里面是新一届”班子”的名单，Ken介绍了各位委员会的成员，包括11位董事会成员，请他/她们站起来接受鼓掌欢迎（顺便提一句，后来 Kent告诉我，昨天的中国竞争情报专题会议上11位新董事会成员中有5位参加了，所以他们还是相当重视这个主题，并且据说事后反映还不错，此外关于人数我前个博客也少估计了，会议上最多时应该有20多，有三个圆桌，后来讨论时走了一些），财务报告也在材料里，不用多说，看了材料知道其年预算2.7百万美元，收入主要靠培训项目和会议，占55%，此外的大头是会费，占26%，其余是些小项目。记得1995年仅年会一项就占了收入的大约70%。

 主席做了简单的讲话，接着就是当天的重头戏，主旨报告，由Michael Treacy讲，他是一位咨询顾问和几本著名畅销财经著作的作者，据介绍主要的领域在于企业的战略规划，一上台就看得出是个职业”报告人”，正装，带着曾荫权标志性的领结，从来不躲在讲台后面，一直在台上来回走动，手舞足蹈，讲到一半把上衣也脱了，这是典型的美国式风格，中国人可能不习惯，会以为此人不稳重，这就是文化的差别。所以我们的咨询非要弄点数学公式、电脑软件才能吓唬人。

 不过重要的是内容，我觉得他的报告给我两点启发，首先说简单的，就是此Competitive Intelligence不同于那（中国”同行”的）竞争情报，虽然这个翻译没有错。我曾经在某些会议上谈到过这个细微的差别，在某些情况下差别还不小，他们讲的更加接近于“竞争智慧”。比如大会的主旨报告，包括1995年我参加的那次在内，他们在这样的场合上基本不讲什么方法技术，就是帮助企业解决一些理念问题，更多的像战略咨询，而不只是围绕着信息做文章。

 今天的报告虽然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但是表面上没有人谈到危机问题（不像在中国，眼下什么事情都要往危机上靠），但是Michael Treacy报告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正是来源于当前金融危机引发的危机下对战略咨询的深刻反省，这就是第二点启示。报告人颠覆了对长期以来人们对支持战略决策的Intelligence服务的认识，他提到对企业战略决策的三点：

Unpredictability：not unknown but unknowable(不可预测性，不仅是不知道，而且是无法知道)

Complexity: not just complicated (两个词都是复杂性，后者是可以把握的，而前者的复杂性无法把握)

Speed: changes that obliterates insight（速度：变化使得见识无立足之地）

 报告人列举了近年来的一些商业畅销书，比如有本书讲公司如何从Good到Great，里面提到的11家伟大的企业，今天都不怎么样了，其中包括房利美，报告人的惊人之语是一些企业做得好，也许只是运气！他举了不少例子，包括一些统计，例如任何人如果专门购买道琼斯最佳前30位的股票，长期来看结果只的打个平手，说明”任何企业，不论好坏，最终将回归均值”，这个结论属于惊人之语，我相信许多人不会赞同。但是他谈到的不确定性，的确需要充分认识，因为现实告诉我们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这点我有同感，只有快速反应。

 报告人提出了问题，当然要给出他的答案，也是有些与众不同的，他认为，在难以，甚至无法定义问题（ill-defined problem）的情况下，不能靠战略规划，只有试错法（Try and error），不能靠少数精英，要靠大众智慧（有些社会主义味道），不能靠指望大胜仗，只能靠小胜积累（《论持久战》！）。

22日下午1:00到5:00有一场专题会议：竞争情报在中国。除本人外，还有一位新加坡华人Gary Lim，经常在中国做一些业务，是SCIP会议的常客，还有两位美国在中国有业务的企业人士一共四位做Panelists。

我是主要报告人，前面一位评论是过奖了，这里没有什么其他原因，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利益和兴趣都在增长。由于前面说的原因来的人很少，最多时也不到20个吧。实际上我1995年在SCIP正式会议上做报告时，会前报名的听说有一百多，最后来的也就是三四十个。事先准备了一个15页的讲稿，这个题目其实很难讲，我知道美国人对中国的同行在做什么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我们的竞争情报会议上讲的东西与SCIP年会上的也有很大区别，他们那里绝对是企业唱主角，我们这里不是，这就决定了两者会有很大的差别。

会前我很担心我讲的内容听众不感兴趣，他们想要的我讲不出来，所以准备讲稿时只好面面俱到，都占一点，所以我h说了这样一句话：I don’t expect everybody will be happy about my presentation,but I try to avoid being unhappy of anybody。

内容主要有以下一些：竞争情报在中国多种视角，一是从外国咨询公司在中国做业务的角度来看；二是现在还没有进入中国，但是对这个市场有兴趣，想有些基本概念的；第三是从中国做竞争情报的专业人员角度，这三者差别是很大的。关于第一点，我只是简单（带开玩笑地）说了几点Tips，说主要让其他Panelists来讲，花费一些时间讲了中国竞争情报服务市场在扩张的几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知晓度在快速提升，二是地理上的，发达地区已经比较饱满，但是还是广大内地；还有三从服务种类来看，国内供应商主要还是在内容服务方面，其他如技术（软件工具等），培训和咨询的业务都比较小，所以外国服务商还是有机会的。第三部分讲了我们对国家竞争情报的认识以及更进一步的全球竞争情报（各国联合对付共同的“敌人”，比如公共健康、海盗、洗钱、恐怖活动等），都可以用到企业竞争情报的基本方法和工具，当然我给这个内容一个两可的标题“Vision or Illusion”。

Gary主要讲了文化差异，我看过他2004年在SCIP年会一个讲稿，对中国是不大客气的，今天因为有几个中国人在场，所以他主要讲“亚洲文化”与美国的差异，不过他倒是有不少实际例子，确实的有实践的。

另外两位没有重点发言，只是在讨论时比较活跃。

应该说这次会议的主持Kent Potter非常不错，特别对后来的讨论，组织和调度都得当，所以会议的真正亮点应该是在讨论，四小时的时间结果并不嫌太长。不出所料，听众们对我说的国家竞争情报没什么兴趣（我在《图书情报工作》最近一篇专家视点文章中说过，虽然在文献资料上法国、加拿大等国也有提到我们构造的国家竞争情报National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这个术语，但是它主要还是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的），但是讨论非常热烈，提问主要还是在于想了解在中国收集信息的种种问题。

有些问题提得莫名其妙，例如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企业的员工对企业那样忠诚，什么都不肯说）这些都是老问题了，我强调说其实中国企业本身收集信息也遇到类似的困难，基本数据缺乏或者质量有问题，并不一定是什么人保密；还有人问，政府的审查（censorship）对做竞争情报有什么影响，当然没有什么影响，除非你要进入例如媒体或出版之类的产业。看起来外国对中国的理解还是大有问题的。

现场有几位中国人，除我以外北京的陈伟也参加了，北大的博士生张超正在Pittsburgh大学读两年课程（两年在国内），她作为志愿者也在场，还有一位很早出国的华人是在Exxon石油公司研发部门专做技术规划的（应该是技术竞争情报很对口的），我们处得不错，会议结束后参加展览会开幕，他们吃点东西，我是一点也没有胃口，后来一起出去喝了点咖啡，今天天气不错，晚上也不冷，我在这里还是第一天遇到好天气。

今年会议的程序事先都已经看到，与以往不同的是，正式的大会已经压缩了许多，到今天为止都是另外收费的所谓教育培训和专题会议（Workshop），正式会议要到明天才开始。

 这些专题的主题内容都很具体，不像国内许多会议议论类的比较多，举几个例子：

 运用竞争情报预测对手的定价行为；在公司管理层为竞争情报定位；如何建立一个世界级的竞争情报功能；如何测度竞争情报的有效性和回报率等等，有的题目要讲一天，在这里主题就是实际工作中的课题，而不是从外面来定义的什么信息收集、信息分析之类，这就跟国内的类似会议差距很大。由于是收费项目，虽然我被会议邀请，但也不知道能不能进入这些会场，所以（除了我自己那场外）都没有参加。

 这次会议的展览部分倒看上去还可以，不如想象中那么萧条，今天初步看了一下，大体上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其中一些的数据库产品，比如Thompson Reuter，在国内早就有了业务代理点，还有一家做媒体监测的，只能做英文的，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优势；工具和软件不是很多，有家专门做专利分析的，发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主要的不同在于它的可视化比较特别，是像”华容道”似的色块，拼在一个大方块里，大小表示专利的数量，颜色表示该公司产值的大小，意思不大。有一点值得一提，国内现在非常热门的文本挖掘工具，我没有看到任何公司有产品展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类产品没有，只是说明这次会议的参与者并非其目标客户。

 还有两家展出公司要提一下，一家是SIS，战略情报服务，听上去很厉害，大概就是一家一两个人的公司，我在1995年第一次参加大会时就遇到其总裁Stanat女士，当时中国人还比较稀罕，而她打出的招牌就是中国市场情报，所以主动提出要我合作，没有什么具体业务，后来她可能接到委托写本书，介绍世界各地的市场，曾请我写中国一章，我开始答应了，后来看看没有时间，写一章英文也蛮累的，就推脱了，后来书还是出版了她寄了我一本，书名是Global Gold，其中就缺了中国这一章。这次她认出了我，但现在她也不说说书名中国情报了，这个不好混了，送了我一本她儿子在16岁时写的书（2005年出版），上面中文写的是”中国青少年”，英文是China’s Generation，副标题口气很大：Understanding the future leaders of the world’s next superpower，我想至少她母亲当年的中国情节让他比绝大多数同龄人都要早地认识到中国这下一个超级大国的重要。

还有一个摊位站着两位穿中装的女青年，我看她们的资料上写着主要目标市场是中国，就上前问了几句，原来她们去年就来这个大会，遇到我们单位两个参加会议的员工，谈到这个公司的创办人就是曾经在我们单位工作过一年左右的孙俊（音），不过我一点也记不得了。

相隔14年后，我再次参加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这次2009年会在芝加哥举行，参加的原因是会议上设立了一个”中国竞争情报”的专题讨论会（Workshop），请我作为主要发言人，但是刚刚第一天到美国感觉就不太好，原来会议说有人来机场接，邮件写得不清楚，我以为是喜来顿旅馆派人来接，所以出门等了一会看到一辆喜来顿的Shuttle Bus就上去了，人家没有问我，我也没有问，到了地方才知道这个车是到Sheraton Gateway的，离开市区我该去的那个旅馆还很远，只好再打的，在出租车上SCIP的执行主席Ken Garrison给我打电话，我接了电话在到达后随手又把手机丢在车上了，经过一番折腾（不想去回顾了），第二天总算找回来了，给那个驾驶员敲了一笔。

因为经济萧条的原因，出发前早就估计今年会议情况不妙，报名的优惠期（Early Bird discount）到了后再延期，到了旅馆，也是会场后情况看上去确实有点糟糕，也许协会节省了开支，旅馆里看不到会议的宣传招贴，没有什么气氛。加上天气也是阴雨，感觉并不太好。

离开我上次参加SCIP年会已经14年了，那次是在亚利桑那沙漠上的一个漂亮旅馆，许多牧场里的设施和游乐项目，大会非常夸张地临时在院子里建了个大帐篷，供大会报告和会议用餐，今年肯定是盛况不再了，不知道会议实质性的内容怎么样，这才是最重要的。

明天（20日）将去芝加哥参加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SCIP)2009年年会，今年经济不好，对这样的会议肯定会有负面影响。我自己的看点是两个，一是经济危机下竞争情报界人在干什么，对行业影响究竟如何；二是需要为正在进行的“情报分析三点半”系列讲座补充一些最新信息。

在条件许可情况下会即时写博客报道见闻，就是不知道上网情况怎样，前三天住Sheraton（会议地点），近200美元一晚上上网居然还要另外收费！

偶然读到一本书，白益民的《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知道中国布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9月，网络上可下载电子版），本书应是竞争情报的一个很好案例。

作者在三井公司工作12年，后来又从事日本研究工作。2006年成立”财团经济研究室”，提供战略咨询。在其网站www.superist.comsh 上的文章值得一读。

其中一些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中国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几乎清一色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撰写的”，非常同意（虽然我觉得更加确切地说是”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的理论框架历来写的”），现在我国在经济问题上的话语权确实基本上被美国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们所占据，教育的作用之大由此可见！

老人爱怀旧，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世界经济导报》上读到上海交大杨通谊教授（无锡荣氏家庭六小姐荣漱仁的丈夫， MIT硕士）的文章，其中大意是我国需要有”外国通”这样的文字，当时国家还刚刚开放，这个见解是有相当前瞻性的。我做了卡片，所以现在还记得，只是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做学问的也越来越多，学历头衔也越来越厉害，但是似乎真正的外国通还不多见，除了外交领域外，各行各业里就算对美国也难说多少人在某个方面是”通”的，这里不仅看多些书，还在于人脉旺，那里有事情会有人打电话给你通报，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有多少。

影响如此之大的美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就不必说了。日本是个重要的邻国，不仅”一衣带水”，还有割不断的亚洲文化渊源，而且与中国有极多的经济联系。金融危机一来，Chimerica一说，有些人眼睛里就只有美国了，其实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国家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也是关系密切，在我们眼睛里都是”外国”，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在中国学日语、能看日文资料的还算比较多了，而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了解就更少了。这本书除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外，还可以在国家竞争情报方面给我们一些启发。

最后想说的是本书的包装（应该说是作者的包装）是精致的，网络上有人将作者比做《货币战争》的日本版，在包装和”市场运作”方面，该作者与宋鸿兵是有点像，作为面向市场的咨询业者，可以理解，但是也希望守住研究操守的底线，其中隐含的”阴谋论”影子实际是败笔，虽然对市场来说也许是卖点。

前篇评论（上广电破产的启示，4月3日）谈到上广电资不抵债，刚刚看了《21世纪经济报道》4月14日21，24版的报道：

中国面板集结号：千亿投资冲刺第三极http://it.21cn.com/jd/hy/2009/04/14/6128830.shtml

文章除了记者采写的内容外，有部份内容是访谈，其中大陆人士是两位，一位是匿名的“上广电内部人士”，还有一位是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瑞林；而有意思的是引用比较长，分析也比较深刻的访谈都出自台湾方面的专家，其中先看到黄钦勇的名字，突然想起“情报”这个主题。在报道里黄的头衔是“台湾地区大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资深面板产业分析师”，此人我见过，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曾经请他来做过一次报告。他曾担任过台湾信息产业“市场情报中心”主任，曾在韩国拿硕士学位，是研究韩国IT产业的专家。我在一本书里简介过的台韩12寸工业显示器竞争情报分析案例就是黄钦勇做的，他后来告诉我其实是美国Arthur D. Little公司（台湾信息产业市场情报中心的“外教”）的项目，所以路子很正规，是难得一见的比较完整又容易理解的案例之一。还有一位PIDA产业分析师王信阳，这个职业完全就是我们说的情报分析师，其简历见下：

王信陽 年齡：1969年生
學歷：台湾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碩士
經歷：
★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產業組專案經理
★中華映管工程部高級工程師
★欣興電子研發部工程師
專長：
★熟諳印刷電路板、TFT LCD產業、技術、設備及製程
★平面顯示器、相關零組件市場及技術動態

报道里黄和王对大陆的平板显示器产业分析还是比较中肯的。

问题在于，大陆搞产业情报的到那里去? 甚至还要问一问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产业情报分析人员！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的文章里就提到，情报这个活儿，是一定要DIY（自己动手做，当时文章里用这个词挺时髦的）的，确实，Information有时免费，有时可以买来；而Intelligence这东西真的是买不来的，可以买到别人（专业情报机构）的帮助，但不可能依靠别人。国家的竞争情报更是这样。

实际上，就在大陆上，北京的京东方、上海的上广电和昆山的龙腾光电曾经是三足鼎立的竞争对手，在某次竞争情报会议上，北京张典耀（上海人，原航空情报所所长）。现在什么公司名字忘记了，报告了他们公司一个为京东方做的竞争情报项目的情况，印象中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个工作并没有放在心上（自己报告的“成功”我一般不相信），现在回顾起来，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因果联系，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呢！

上次我也说了，我们单位是接过课题（市科委下的！）的，做的是“马后炮”式的专利分析，而现在出问题的不是技术（地球人都知道我们没有核心技术，京东方也没有），而是产业发展，我一直感觉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产业化，缺少真正的产业咨询专家，也缺少真正的产业情报专家，看过一些所谓课题，号称为产业发展咨询，从其简历和写的东西看得出这些人实际上一点产业知识也没有，只是讲点相关技术，加上美国、欧洲，不知道哪里抄来的外国“经验”，就敢奢谈什么“企业战略”。

老实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里好像不需要情报，只要领导和专家就可以了。最近看到有关部门又在搞花样，这次是动员院士们来为企业创新“出谋划策”，我无话可说。

今天陪家人走过陕西北路，看到一栋雅致的别墅型建筑外挂着荣宗敬旧居的牌子，想起他就是荣毅仁的先人，当然也是商场红人，今天的新闻人物荣智键的祖先。

最近中信泰富炒澳元失手出事，信息不及时披露，被香港警察查抄，荣智键被迫辞职。也许是血脉的关系，荣智键真是个难得的商界人才，当年他只身去香港，从做利润甚薄的电子产品起家，应该说除了智商遗传外并没有得到其父的多少荫护。加入中信集团后活生生地把中信泰富的资产在他手上做大了不知多少倍，其子女虽在手下做事，也都是学有所成，低调行事，还不似有些社会主义贵胄出身的，现在居然跻身巴黎社交名媛圈子。

据说荣智键好赌马，有个传说是他有次在车上参赌，无意之中按错一个键，“无心植柳”反倒中了一匹大黑马，一下子赚得数百万港元，然而他随即轻松挥手将这笔钱捐给了耶鲁大学（他的儿子还是女儿在里面读书），活脱脱一个西式企业家的模样。

这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什么关系？

虽然得到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发展规划早就把包括金融中心在内的四个中心确定为上海市的发展目标，但是中国大陆的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是争议不断，比较有力的竞争者主要是北京，天津也跃跃欲试，中央好像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国际金融危机一来，加快了中央下决心的进程，这朵令人羡慕的鲜花终于落入上海囊中。

为什么要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当然跟城市的名气和地位有关，还有不大明说的理由，显然可以在今后几十年时间里拉动GDP的增长，其实还有更不好说的原因，要知道金融中心意味着大量高端的工作岗位，不仅拉动高端消费，而且越是“加强监管”，不要说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连外资的金融企业，也越会乖乖地挪出不少高薪岗位，其中的奥妙不用细说。

但是国际金融中心难道只是一个大金娃娃？当然不是。还要有许多条件，造些外表光鲜的大楼倒在其次，许许多多的“软环境”条件，可能是更为困难的。许多人可能会想到人才，现在上海市的金融人才不足肯定是问题，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最难的，只要气氛起来，人才真正是可以流动的。我觉得我们可能最不易学到的是法制环境，简单来说吧，如果中信泰富总部在上海，警察会不会在记者的镜头之下冲进大楼搜查？

如果跟我们听到的（不要说那些没有听到的）那些案例相比，中信泰富的事件真不算什么，至少可以说肯定不是最恶劣的，只是一个炒汇失手的故事，警察的出场主要是信息披露的问题，说到信息披露，它跟这里天天发生的事情比比没有人笑得出来。

陈久霖炒航油期货失利，损失5亿美金，也是因为信息披露出问题，陈在新加坡法庭上辩解说中途曾经向高层报告，结果第一把手中央党校学习，手机关机，其余人等概不过问，此人一介平民出身，又不识相而暴露内幕，结果被开除公职，还在新加坡坐了几年牢。出来后眼看几大民航公司一齐炒油，统统失手，损失上百亿，却连一个人出来道个歉都没有，心态不平，据说要上告，但是至少在“主流媒体”上是不会有他发声音的地方的。

这样来说，香港倒真是不容易，不给“高干子弟”什么面子，事情出了后有话放出来说上面原来就要动他，只是想拖一段时间，让荣智健体面下台。

所以我看国际金融中心最要紧是不是大楼，也不仅是华尔街人才，而是制度，以及制度带来的客户对其的信任。

可以想像，连个毫无背景的造假者陈进都不能大胆揭露的地方，离开国际金融中心有多远！

先叙述过程。

应温州科技情报学会邀请去那里参加学会年会，对方提供机票，他们为我订了票，赶到虹桥机场离起飞还有一个多小时，按照我原来的习惯是太早了些，但是在东航的办票柜台上一位女士查不到我的票，打电话给温州所的朱所长，对方明明手上那拿着打印好的订票单，一切信息齐全，电话里告诉了票号，这里电脑里查查发现居然是一张空百白的机票，只是付了钱，但是没有姓名没有身份证号码，我被告知需要重新买票，跑步到不远的售票处，被告知需要补差价，补了差价拿了一张像发票一样的东西再跑步到办票处，发现身份证没有还给我，再跑回去拿，办好登记卡过了安检，又想起没有拿发票，再出来跑步到售票处，对方泠泠地收了我手上的小条，叫我到旁边去打印订票单（发票），一头大汗终于上了飞机。

几点不可理解：

本来电子机票的一大好处是不必凭纸张机票上飞机，所以请人代订应该很方便，结果却搞成这样，当然也有我自己的问题，一是自己没有事先打电话到航空公司确认（我曾经让温州方面再次确认），二是身份证忘记首先是我自己的责任，但是作为一个专业服务行业，其中的漏洞和服务质量的恶劣是不是更加应该承担责任呢。

首先，任何航空公司没有储蓄功能，不给利息，为什么它会接受有人会只付钱，不报姓名证件也不订座的操作？那里经常一有问题就说电脑出错（比如我姓氏的汉语拼音至今仍然是错误的，随便什么傻瓜也知道那绝对是人出问题而不是电脑），现在来看是只会犯对它有利的错误，现在这个情况，假设对方委托的订票机构（也是公家的，114百事通）人员脑子进水只付钱不报姓名证件号，也不订座（假如真是那样，为什么那里会打印出信息完整的订票单？），怎么不见电脑“出故障”？反正我和温州方面的人到最后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忘记拿回身份证当然有我的问题，但是那里的服务人员，又年轻又专业，她难道不知道压着我的证件我是上不了飞机的？

当我满头大汗跑去拿证件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应该打印订票单（我是不是需要由我自己决定）？对她们来说不就是动口之劳吗？

事情不大，最后总算没有误事，但是从中看出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里面既有东航人员服务态度问题，也有产业链的环节之间连接问题。我是不会去向他们反映什么的，知道那是没用的，他们抄油价亏了多少亿也没什么人负责，还在乎个别乘客？只要像在汶川地震时那样在领导面前表现一下（做了些志愿飞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把一个什么处分取消了）。这些国有企业在乎的是领导，而决非服务对象，根本原因不是什么人的“觉悟”，而是机制。

我的遭遇妙就妙在倒霉的是我一个，得益的是民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代买机票的照样得到了代理费，东航卖了全价票（本来什么什么人会买全价的），有那么多好处，你一点对我不起作用的牢骚算什么！

“知识”如何”经济”：怎样的知识才最有价值

信息的数字化在造就一代新经济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价值悖论。”物以稀为贵”，在市场经济中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当信息可以几乎不需要成本地无限复制，而且可以轻易送到无穷远处时，它的价值就变得可疑起来。

因此，”知识”如何”经济”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首先，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概念需要加以澄清，比如知识、资料、信息（资讯）、情报、数据、内容等等，在不同的场合常常被混用，被替代。它们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相似甚至重合之处。对这些概念的具体讨论，已经产生了无数论文甚至专著，而我认为，脱离一定的主题语境，想要在这些概念上达成共识是非常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我们还是从效用和价值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吧，看看怎样的知识才有可能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

确定无疑的一个事实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即文章图书、新闻消息、表达出来的观点言论，通常被称为信息（这个概念在台湾被称为”资讯”，”资料讯息”之义），无论在何种载体，以什么方式表达，一旦纪录下来，其价值肯定会随时间而迅速跌落。当年把一本书藏起来就可以维持权威的情况今天已经难以再现，公开信息运动的普及把知识的竞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层次上，那些已经被记录下来的知识已经不再那么稀罕了，科学论文的公开和名牌大学所有课件的免费上网都已经成为时尚，虽然因为与出版商的利益博弈还不是非常普遍，然而这种趋势已经是势不可挡了。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知识竞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1996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份关于知识经济的报告，被人们广泛引用。报告中令人感兴趣的部分之一就是区分编码型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在其他作品中有时也称为focal或Explicit Knowledge，或译为”显性知识”)和意会性知识(Tacit或Implicit Knowledge，可以译为”隐性知识”或”默会知识”)，前者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就代表了知识，比如中国古代有”学富五车”之说，就是将人所读过书的数量作为其学问数量的测度，而现在都被归类于编码型知识。而意会性知识，即其中那些与人的智能活动有关的判断,经验,体会等难以言传,测度和计量的知识，才真正成为珍贵的资产和争夺的焦点。

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一个似乎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就是那些具有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并不具有多少竞争优势，尽管这些民族拥有的纪录下来的文明（典籍、文物和非物质文明），远远超过今天所谓发达工业国家，所以常常有初到美国的中国游客嘲笑博物馆里那些只有区区几百年历史的”文物”。但是这并没有使得这些古老民族在几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和最近的信息技术革命占了什么便宜。

于是我们看到，人类追求知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寻求新知，同时又通过将这些新知”显性化”（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使之不断”贬值”的过程，学习于是成为了动态过程，不在乎你现在的拥有，而在乎你获得的能力。终身学习的号召找到了科学的依据。创新，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创造意会性知识。智商、情商等等，以复杂而引起争议的方式试图测试的，还是人们对于意会性知识掌握。

最近报道上广电资不抵债，实际上破产了，所谓托管或重组，都是名堂而已。

本地媒体当然低调处理，但是此事在上海人心里应该是分量蛮重的。

当年中学毕业，或农村回来，到仪表局工作应是首选，那时虽然没有什么“高科技”一说，但是肯定知道名声好，工作场所干净，那时工资倒是一律 的。我们这些人从农村回上海大多男生都是开带蓬的三轮摩托（上海人俗称“小乌龟”），对能够到那里工作的都很羡慕。

后来事情不对了，经济改革上海市倒得最惨的一是纺织局，二就是仪表局，现在还活下来的制造业是钢铁和汽车，都进了500强，感觉很好，其实都是最不合适在大都市发展的，在金融危机下日子也都不太好过。

我们算是为上海市产业技术发展做过一些情报咨询的，应该问一问，想一想，毛病出哪里？上液晶项目肯定是找过很多专家论证，至少数十亿的投入恐怕也不是下面自说自话可以决定的，谁来为这些负责？

我们单位L博士，接课题为这个领域做过专利分析，说实在的，等到我们做的时候，决心早已经下定，据说上海市本地的“自主创新”，发明专利在这个领域只有1项，还是个人发明，基本是垃圾，到这个时候你还能怎么样，不上也得上。

今天的《解放日报》有评论说得还比较中肯，至少提出了“在即将开始的拯救方案中，如何汲取教训，怎样避免重蹈覆辙，将是一个考验”，但是能不能真正做到？有什么好事大张旗鼓总结经验，遇到多少亿人民币“教训”，则躲躲闪闪。总是没有人负责。

说到底，上海市发展的方向一直舍不得重型制造业，这可能是致命伤，记得有些专家根据世界大城市一般规律，早就提出要下决心转向服务业，但是总是阻碍重重，还有不少“官方专家”，可能是听到什么风声，千方百计“论证”制造业的必要，危机一来，“谁不穿裤子”都暴露出来了。

作为计划经济的重镇，不少人搞市政建设搞大型制造业是轻车熟路，搞服务业则不大会，现在领导都是大专家，喜欢在大型国际会议上做“主旨报告”的，已经不像80年代那样真正愿意听听别人的意见，特别是不大顺耳的意见。

前段时间据说有位前副市长提了建议，要“人才抄底”，平心而论是个好建议，被中央什么领导批示了，马上就轰轰烈烈大批人马开进华尔街，后来声音不大响了，侧面了解到，情况其实不那么美妙，只要看看这些年在人才上的所谓“大手笔”，就知道我们对人才到底了解多少，金融界高层（据说是我们的目标，其他根本看不上眼）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他我们说不上话，作为咨询者，作为情报研究者，我们对自己真的要有些自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谄媚、不误导，看到新闻上那些轻松带过的多少亿数字，那都是人民的血汗。

信息：人类三大资源之一

    人类发展的历史与三大资源分不开，那就是材料、能源和信息，这些资源既有自然形成的，也包括人类制造出来的。其中材料和能源都属于物质，因而必然服从有关物质的一切已知规则，比如物质不灭定律，包括能量守恒定律以及质、能互换定律。

信息其实是物质经济的附着物（信息再神妙，须臾不可离开载体，电波可以在真空传播，但真空也是物质的），但却与其所附着的母体完全不同，是非常活跃的因素。

而当中国摆脱了”短缺时代”，超市里开始摆满琳琅满目货物的时候，可获得的信息和知识却增长得更快，上世纪60年代研究科学史的专家惊呼科技文献数量出现了指数型增长，俗称”知识爆炸”，然而与今天数字化的信息增长相比，那个根本算不上什么”爆炸”。今天坐到上网电脑前”百度”一下，光是包含中文”信息”二字的，就可找到上亿多个网页，一辈子也看不完。不仅如此，国门打开后，中国人的视野也前所未有地扩展了，在形成文字和图象的信息以外，每个人自己的观察、感觉和体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思考、决策的意识结构(Mind Set)。目前每年出国出境的大陆中国人已经达到千万的数量级。还有那数百万的外来人员，其称呼也已经从需要仰视的”外宾”沦落到了有点调侃的”老外”，我们似乎来到了一个信息大开放的年代。

知识经济概念所描述的是一种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以后的又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对未来学家们来说，这个概念并不新鲜，佛里茨·马赫卢普早在1962年发表的《美国知识的生产和分布》一书，可能是首次比较明确地将知识和产业联系起来,并对知识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进行了估算。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现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其中文名字也叫贝淡宁，）在1973年发表的的著作《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中，对这个未来社会进行了更理性的分析，他提出，在所谓”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将由制造性转向服务性；专业和科技人员将取代企业主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他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研究知识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贝尔预言，30至50年以后，这样的社会就会到来,现在来看似乎是被他言中了。这样的社会后来被广泛称作信息社会。而1980年出版的《作为后工业化社会的信息社会》一书中提到了1972年日本的计算机应用开发研究所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情报社会(即信息社会)计划-国家2000年的目标”的报告，这可能是”信息社会”术语最早出现在政府文件里。

2，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今天玩着网络搜索引擎和博客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知识也曾经是怎样地稀缺。我们这一代不少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一些到边远农村插队的同学告诉我们一些难以置信的故事，那些贫瘠的山区和农村中的老农，尽管他们也许根本不识字，而将写着或印有文字的任何纸片都视为圣物而极其珍惜。这里除了对孔夫子传下的历史文化的崇拜心态外，主要恐怕还是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大城市里情况当然好一些，但是城市里识字的人面临的是另外一类困境，记得在六十年代时我曾为外地大学念书的哥哥找一本缺货的参考书而跑遍了整个上海市，而且找到以后很有成就感！

因为长期缺乏外汇以及与外国的交往渠道极不正常，对于要做点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国际上普通的科技资料，即便是公开出版物，也是稀罕之物。当时曾经听说，学术机构里个别心理阴暗的”权威”们将单位里一本外文新书锁进自己的抽屉就可以在数年时间内维持自己的威地位。这种故事在今天听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但是在当时，交流渠道阻塞、外汇严重匮乏，那种现象当然荒唐，但完全可以理解。

现在中国人引以自豪的 “两弹一星”就是那样的环境下开发出来的。多少年过去了，有许多当时属于绝密的故事在今天已经大白于天下，我们知道了在困难时期，指挥这些工程的将军们为了给科技人员补充一点起码的营养，费尽心思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收罗食物，还武装押运以防沿途的饥民抢劫。但是”两弹一星”背后争夺知识的战斗，人们还很少知道。

“两弹一星”元勋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最早的”海归”，他们不仅拥有国际名校的学位，其中有些象钱学森那样已经进入发达国家尖端科研的前沿，但是当他们做出了回到祖国的选择后，都面临着巨大的反差，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更大的差距可能就是在信息方面的。离开美国时钱学森连一星点有关技术的纸片都不得带回中国，钱学森原来想带回国的几个集装箱资料，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海关悉数没收，钱本人则不仅被拘留两周，以后又被软禁直至中美开始华沙会谈，经国家出面交涉才得以回国。

而回国参加保密的国防建设工作后他们基本上就与世界科学技术的主流断绝了联系，杨振宁从曾经为昔日的同窗邓稼先那里得知中国研制核武器没有得到苏联帮助而落泪。因为作为科学家，他们都懂得知识和信息对于实现这样高技术高风险的成就来说是多么的艰难。但是这些元勋们是如何克服信息阻断的巨大困难，将中国的航天事业推向国际先进水平的故事，社会上至今也无人知晓。

“巴黎统筹会”曾经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技术封锁的国际机构，这个技术封锁还包含了对技术资料和信息的封锁，当时即使你有外汇，也买不到不少公开发行的外国技术期刊。那时的科技人员对能够到手国外科技资料的态度，与前面提到的老农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正当我们在和低级层次上的知识匮乏进行坚苦卓绝斗争的时候，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另外一些聪明的人们正在进行着一场与知识有关的别样的斗争，信息技术革命正在蓄势待发。在二次大战期间负责美国研究开发工作，为原子弹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战后又担任首位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万尼瓦尔·布什，虽然身为”硬”科学家，但是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敏锐地预见到信息需求将会大爆发，信息的处理将面临大挑战，为此他构想了一个光电与机械结合的信息处理机器Memex（中文维基百科上说这 “可以被看成为是现代万维网的先锋”（2009年4月2日查询），这句话的作者显然没有仔细看过原文），万尼瓦尔·布什没有想到的是信息的数字化最终不仅轻松地实现了他的构想，而且带来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革命，造就了全球经济几十年的繁荣。

台湾《天下杂志》418期（2009年3月）是一个关于“情报质问力”的专辑。在《天下杂志电子报http://www.cw.com.tw/》2009年3月31日一期上可以读到其中部分内容。

质问力这个名称来自日本咨询大师，原麦肯锡日本公司总经理大前研一在2003年一本书的名字，台湾2008年1月出了繁体中文版。本专辑除了重温大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文章，例如谷歌台湾总经理关于个人情质力培育的文章，麦肯锡董事关于情质力的五问五答，台湾一些企业冲破经济不景气的情报质问力等，下面转引其中一段（转载太多恐怕引起知识产权问题），其中主角林中斌曾经做过台湾“国防部副部长” [以下引用]

战略专家林中斌  精准解读情资 四招打天下 

二○○八年初，全球各大媒体如《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纷纷预测现任美国白宫的主人，应该是当时气势如虹的现任国务卿希拉里。 

但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暨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早在一月四日，已经发表专文，剖析美国很有可能选出黑人总统，台湾该思考怎么因应。林中斌精准分析的案例不胜枚举，包括在众人不看好下，提早预测小布什会连任成功、江泽民将辞军委主席等。 

「我不是印象派，我都是有根据的。」林中斌强调，每一次精准的判断，都是建立在四大思考架构下： 

第一  三轴一点  任何事件发生为一个点的话，应该被摆在时间、地点、人，这三条轴里面来分析。譬如大三通对台湾的意义，应从它的历史轨迹、对台湾、中国、美国三方的意涵、对人民或官员不同的影响，这三条轴线来思考。 

第二  正反上下  接着，在以上三条轴里，去思考任何一个利害关系中各自的强弱项、表里象，列表出来比较，逼出自己思考的死角。 

第三  去使命化  林中斌强调，一旦把组织目标摆在情资之上，将万劫不复。许多企业或政党领导人，决策时只相信迎合组织理念的情资，用人只考虑忠诚度，最终可能落得跟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一样的下场。 

第四  大量资料  注意任何微小的情报，即使是出租车司机无心的一句话，可能都有大商机、大转变。诀窍就是勤做笔记，不管大事小事，有意思的就记下来。以军事为例，他观察，美国连四星上将都笔记本不离手，台湾从少将开始就不记了。 

经历国防部、陆委会等文官职，退回学者身份的林中斌，靠着这四招打天下，一直到现在，对于国际动态、两岸关系的掌握丝毫不逊于情资单位，甚至连美国华府官员都经常亲自请教他。（文／赖建宇） [引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