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参考消息》2009年5月29日7版发表陈戈编译的《Foreign Policy》今年5/6月号文章，中文标题为”三大技术重塑世界经济”。本人仍然关心新技术的动向，尤其是孕育中的新技术，所以查了原文（The Next Big Thing: A New You，www.foreignpolicy.com/story/cms.php?story_id=4843），结果发现编译者（或者可能是报纸编辑的责任）对读者有两点误导。

一是没有披露作者身份，作者Juan Enriquez其实是一家生物技术风险投资公司的执行董事（managing director），所以他本人熟悉、并倾向于生物技术并没有错，而报纸发表必须指出这点，以便让读者清楚作者的倾向性（不仅专业上的还有经济利益上的）；二是如一位读者（安海）的博客所评论的编译文章”将原文的社会学和哲学意味完全擦掉”（http://sandsea6464.blog.163.com/blog/static/567284992009429101248778/），原文作者虽然确实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讨论三大技术。但是这些可能实现突破的新技术决不只是重塑经济，甚至是在改变着人类本身（A new you!）。

不过那位博文作者译名也有一个小遗憾，原文标题”The Next Big Thing”原来是美国科技界一个人所共知的说法（有点像对待楼上的第二只靴子那样，常常用于新技术的重大突破），翻译成”下一个大发明”，虽说不错，但是原来的味道全没有了。不过这怪不得编译者，马克思也引用过这样一句意大利谚语：翻译者即背叛者(Traduttore，traditore)。

情报研究与战略研究的区别

《竞争情报》2009年夏季号主编卷首语（20090529初稿）

情报研究与战略研究（包括决策研究、政策研究、软科学等）究竟有什么区别？大概早在我”入行”之初就已经在困扰着当年科技情报界的同仁们了，这个问题今天仍然难有各方都满意的结论。我曾经以实际工作的体会设想出一条中间不断裂的连续带，就像频谱差不多，一端是纯粹信息工作，另一端就是战略决策工作。我们所做的具体项目和研究、写的文章或报告，有的靠近信息端，有的走得更远些，都可以在这个连续带中找到各自的位置。比如就以竞争情报为例，我的体会是与国内大多数的研究和实践相比，国际上的CI就更加接近战略决策这一端。这个简单模型的价值就是说明了其实二者没有绝对的差别，只是侧重有所不同罢了，但是仍然没有对本文开头的问题做出明确答复。

参加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2009年会，听取Michael Treacy所做的主旨报告*后我突然有所感悟。

Michael为独立咨询人，数本商务类畅销书的作者。我注意到他的报告几乎没有提到情报(Intelligence)一词，他主要是反复论证，今天企业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难以（甚至无法）预料的决策环境，虽然作为职业咨询人的其人报告十分精彩，我仍然边听边在想，为什么在竞争情报大会上讲这些？

有人说情报人常常像狗熊扳玉米一样，扳一个丢一个，我对此深有体会，不管情报工作者在某专业或产业领域有多少背景和知识，他/她总是无法与整天泡在第一线的领域专家比，他们的价值往往只是在定义不清的、仍处在”端倪”阶段的、跨领域的地方体现出来，一旦问题定义清晰了，领域专家形成了出场了，他们就该退出江湖，去搜寻下一个未知的领域。

任何企业都有专门搞营销的或搞技术的，他们都要收集和分析信息，因此专职的情报人员除了需把握熟悉信息源、了解分析方法和利益相对独立等方面的核心能力，还要在人所不为（或者难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发挥其优势，那就是这些尚未充分显现出来的、非常不确定和边界模糊的问题。举例来说，1998年我注意到刚刚冒出头的电子墨水技术，收集了资料多次在信息化讲座和专题会议中提醒有关的行业。而很久以后国际上电子书（背后就是电子墨水技术）才成熟进入市场，情报工作实际提供了10年的提前量。2008年我国出版印刷等业界发表白皮书，宣称进入电子书”元年”，此时就没我们说话的地方了（专业情报机构除外）。

所以后来我从这个视角来体会Michael报告，就有忽然开朗的感觉，他讲到的不确定、不可预测和（专家）见解突然变得不值钱这些当今时代的特征，不就是巧妙地在说明应当让情报工作来发挥更加重要角色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推断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格局大调整和新一轮创新的蓄势待发，使中国站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位置上，同时也为企业和政府的决策者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就是我们中国情报工作者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好时机。

 * 对Michael Treacy报告的简介可见我写于4月24日的博文：情报与战略CI不同于竞争情报：听大会报告的感受http://www.miaoqihao.name/

几天前写了“一篇关于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好文章”，介绍华为公司摈弃曲解“自主创新”的虚名，在加强自己研发的同时大力寻找、购买外部适用技术的故事。华为确实是个聪明的创新者。

这当然不是孤例，最近《经济观察报》发表了我们熟知的宝洁公司经验（宝洁公司中国寻求外脑，2009年5月25日，29版，http://www.eeo.com.cn/industry/med_consum_goods/2009/05/25/138433.shtml

该公司以倡导“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著称，毫不讳言自己的相当大部分技术是“买来的”，我很早就注意这个公司关于创新的理念，但是应该说跨国公司很可能都是这样的，只是P&G敢于说出来。这也促使我在发表关于知识产权战略文章时强调不应该把买技术与自主创新对立起来。

华为和宝洁这些聪明的创新者给我国企业什么启示？除了正确认识自主创新究竟是什么外，作为中小企业还应该了解有些技术创新就是为了卖掉的，不用大惊小怪，只是不要卖得太贱了。

某报（不是想隐瞒名字，而是看过后再也找不到了）发表了一篇中国另类音乐人刘索拉的一篇访谈，在其末尾不起眼的地方有段有趣的文字，前段时间一些中国音乐家“征服”维也纳金色大厅原来是个靠咂钱和国内包机撑起来的大泡泡。驻那里的中国外交官甚至抱怨再搞下去连票子都发不出去。这当然不是新闻，我对此早有所闻，只是像这样直露的揭底，倒也属第一次看到。

最近国内争议多的是民族主义，有意思的是极端民族主义与一种深刻的民族自卑心理往往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早期有“放弃国外高薪聘请”的神话，后来据说有人跑官时也打起了“否则外国那里要聘我去了”，都是借助国人的民族自卑心理和内外信息不对称搞的小花招。

其实不管什么人有本事拉来巨额赞助，愿意到国外哪里玩玩，别人也毋庸置喙，只是那些花招的着眼点都是国内，而我们这里偏偏“人才”又常常是大众媒体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捧出来的，不是同行，容易被这些小花招蛊惑，所以就有人乐此不疲，当然也就容易搞成笑话。

这方面例子还有不少，我以前写过的一个博文“真伪国际会议”也是这个问题，还有在本地一张著名的报纸上有个心理专版，其中定期有两位专家的专栏，每次都刊登专家的简要介绍，文字不多，必定想突出重点，所以其中一个是强调其乔治亚理工博士，还有一位则号称国内少数能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专家，GIT无疑是个好学校，在心理学领域国外刊物发文章当然也不错，问题是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专家三天两头对着你自称外国什么名校毕业，烦不烦！

（说明，有可能这样的安排并非这些专家本人意愿）

最近对美国的创新救市已经不大有人关心了，经济危机似乎不像预期那样厉害，大笔资金下去使得”有关方面”可以忙乎好大一阵。要人们真正关心长远的利益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前阶段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观点对投资界来说倒是找到了可以兴风作浪的话题，但是正经的科技界似乎还不太在乎。有两个例外，一是科学院的《科学时报》，武建东等对于智能电网还是十分执着，不断有些动作，好像对决策层产生了一些影响；还有就是今天看到的这篇《科技日报》文章（2009年5月29日2版）：技术投资的“猛药”能否拯救美国经济？http://www.stdaily.com/gb/stdaily/2009-5/29/content_946229.htm

记者冯卫东综述了外电的一些有关评论，值得一读。国际媒体的一个优点是对一些重大问题一定会组织争议，让对立的观点摆出来，本文将对此怀疑的一些分析都归纳出来，其实是真正想把事情做好的。不像我们这里，要么把个政策弄成政治任务一边倒，一句坏话不准说；要么置之不理，只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不过其中有个瑕疵也要提出来：文章说“据估计，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对新经济的增长贡献率高达90%，这是因为更好的技术促成了更廉价的产品，并创建出全新的市场”，根据我的判断，90%这个数据几乎肯定是记者的瞎猜。详情不去讲了（科技界一个永远无法纠正的误解）。

作为科技情报工作者来说，我们经常是在人家还没有足够关注时先走一步探路，一旦侦察结束，应该由大部队跟进，但不表示不关心，我会一直注意这个世纪的创新判断在我有生之年是不是会掀起一个经济的又一个高潮。

前天晚上收到刚刚回国的湖南竞争情报中心涂主任一个短讯，他们这次肖所长带队8人访问了法国，取得圆满成功。昨天又通了电话进一步了解了些情况。

这次访法，对方给予了非常高的接待规格，特别是诸多高层的政府和产业协会经济情报负责人和专家主席报告，其中主邀请单位是法国工商联合会，除这个机构的官员和不少专家发言外外，还有法语国家经济情报协会副主席、Honoraire大区省长兼企业安全研究院院长、法国经济情报发展协会（不知与那个法语国家协会是不是一回事）、法国经济、工业及就业部，和预算、公共账目及公共职能部的经济情报部际协调员、前任法国国家竞争情报高级负责人、Strasbourg et du Bas-Rhin地区工商局经济情报和信息系统负责人做报告，还有常来中国的Henry Dou教授。应该说是这些年来我国竞争情报行业非常对口，也是很成功的一次出访。

前一个博文“宜宾行记”谈到那里的竞争情报平台还是湖南竞争情报中心的扶植下建设起来的，最近有得知湖南自己那里发展也比较顺利，规模也扩大了，我一直担心（在一篇《竞争情报》主编卷首语中表达过）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下省级竞争情报中心成长可能很不易，现在来看至少这个中心初步渡过了成长的危险期，目前还比较已经产生一些效果。希望他们还能够做点KIT（关键情报项目），让社会，让领导（投资方）能够看到更多明显的效果，这样相信不仅四川宜宾，而且其他地方也会学着做起来，中国的竞争情报事业中的这一块（企业是重要的另外一块）就能够真正得到发展。

前几天因为看到羊城晚报一篇报道，写了关于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一篇博文（真伪“国际论坛”），出差回来在家里补看前几天报纸，发现出现好多关于克君此次来华的评论文章，许多观点有同感。由此还想到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所谓学者、专家到底谁说了算，到底应该在乎什么人的意见。

现在专家满天飞，其中两种倾向已经为社会所诟病。一是媚上，一心挤入“主流”，结果察言观色，成为权力的代言，不仅有名的好处，还容易获得更多信息，会有“马泰效应”；还有一种是媚俗，争当大众明星（上电视就是其中的捷径之一），在众多“粉丝”簇拥下感觉良好。

但是学者专家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存在于社会的价值主要不在这里，我觉得专家（幸或者不幸，本人有时也属于其中之一）应该最看重的是同行的评议。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人在玩“评价”游戏，但是还是Peer Review最站得住脚，科学界一直相信这个，虽然他们玩起评价的什么数学模型来决不会比所谓的评估专家差，但是诺贝尔奖一直是同行评出来的，电影界的奥斯卡（Academy Awards）也是同行投票出来的，虽然电影一直是靠大众的票房在支撑着。

        5月22日宜宾市科技局开通了一个竞争情报平台，为此举行了一个会议，我被邀请参加了会议，因此到那里去了一次。

        多年来走了不少地方，但是四川去得很少，仅到成都去过两次，宜宾名字当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什么印象。订票时发现从上海虹桥机场走每周只有周三一躺，当天来回。所以只能周三去，查了航空公司的资料，都说飞行时间2小时，上飞机后却说2小20分，想不到他们的“误差范围”那么大。起飞又晚了一小时，晚上10点多才到，幸亏有当地科技情报所来接。

蜀南竹海

    21日没有其他活动，参观蜀南竹海，天气很好，稍微有点热。竹海离宜宾市区我们的旅馆大约50多公里，我开始以为不远，因为其实在那里到处可以看到竹子林，不过真的开车一个多小时发现这个竹海还真的不一般。一是面积大，听到几个说法，有从100多到200多平方公里，总之连绵不绝，我们去的几个景点相距都很大，而且有山有水，瀑布流量不大，但是落差很厉害，小的山泉到处都有。这里的大片竹子有种“野味”，这样说是因为我去过一些竹林之类的地方，比如天目山，也很壮观，但是明显有太多人工培育和园林化的痕迹，但是宜宾的竹海也许太大，虽然也有人行道等旅游设施的建设，但是竹林本身倒看不出太多的修饰加工，竹子都扎堆成长，有的挤在一起生长都受到影响，同时也是七歪八倒的，去年冬天一场大雪压坏了不少，远不如天目山竹林那样的好看，但是另有一番自然风味。竹海的另外一个奇观是山景，下午去的景点（记不住名字）就走陡峭山间的小道，有点像台湾太鲁格那种样子，只是缩小版，没有那里张牙舞爪般的艰险，有的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山腰上的庙宇。这里与众不同的还有旅游纪念品和餐厅的竹子特色，不像许多旅游景点的千篇一律。

竞争情报

        原本不知道他那里建设竞争情报平台的背景，还想去介绍一下湖南情报所搞的省级竞争情报中心，幸亏事先电话问了湖南的情况，才知道宜宾那个原来就是在他们帮助下建设起来的。22日上午开会，科技局正副局长都来了，会场130多人，大多来自企业。我先做了个2个多小时的竞争情报讲座，宜宾科技情报所介绍了建设中的竞争情报平台，最后高局长讲话。我讲座面面俱到很难讲，不知道真实效果如何，有两个不同的信号：虽然留出了提问时间，没有人问；但是现场不少人要讲稿。回上海后查了网络才发现在湖南省竞争情报中心的网页上这看上去有点像湖南中心下面的协作平台http://www.hnci.gov.cn/wcm/hnjzqbw/qylmlsdwfwpt/ybkjxxyjs/，像这样不对等的跨省合作好像不多见，不知道四川省科技情报所会怎么想。从会场上展示的资料来看，这个平台涵盖了化纤、茶叶和酿酒三个领域，既提供动态性的简报类产品，也接受委托进行深入的调查，我知道宜宾所的规模和实力承担这些任务是比较艰苦的，虽然有湖南中心的支持，但也不容易。这次在会议和参观时间有机会和范所长、章副所长、办公室李主任和信息科杨科长等打交道，他们都很年轻，有激情想做事情，这在现在是不太多见的。祝愿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做出效果来。

一个企业和一个城市

        在世界上一个城市依仗一个大企业的情况不少，这次在宜宾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实例。这里正是五粮液的大本营。我虽不喝酒，也知道五粮液的赫赫名声。22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该酒厂参观，离开厂门老远就看见高高在上的五粮液标记，一大片土地都属于这个企业。它为宜宾解决了一大批就业以及构成了地方政府收入很重要部分。在厂里我看到酒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最核心部分（发酵）看上去还是比较原始的。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董事长王国春，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在这个企业里你到处可以感受到这个强人的存在，据说无处不在的雕塑均出自起他本人的构思和设计，办公区里的励志口号也很独特，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在这些艺术品上既显示出其才气，也暴露了他的软肋，其中至少有一些的艺术鉴赏性令我难以苟同。而那几栋为纪念几位国家领导人来访而分别建的“纪念馆”（已经被下令改建成其他用途）更是活脱显现了其农民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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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2009年5月16日A10版“克鲁格曼中国狂吸金”作者张军（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09-05/16/node_29.htm）披露此君最近在中国大陆一场报告加论坛开价19万美元，本来克君此番前来媒体主要关注的是他的直率，专挑我们我们不爱听的说，惹得内地诸专家纷纷反驳，现在又爆出这个内幕，想必会引起更大的争议。

最近世界经济不景气，唯独中国还不错，而且还特别热中搞论坛，动不动就是国际的，再说上海市金融中心得到国务院批准，一系列相关活动成为火上加油。所以国内外大牌经济学家扎堆中国，现在暴光的仅是其中一例罢了。我也“有幸”参加了其中“搭车”的一次，摩根斯坦利的罗奇还有中金公司的哈继铭等谈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改革，虽然不知道这次“出场费”是多少，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效果非常一般。本人自己也组织过会议，所以容易发现其中的奥秘（或者说毛病）：诸多专家各人说各人的，主题集中度差，交流甚至争议很少，反映效果的一个指标是看听众反应，虽然我感到现在中国有表现欲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提问时间几乎冷场，只有财经媒体的问了些问题。这类活动说得难听点基本属于走穴水平。

问题是怪谁。实际上这些问题在中国早就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接轨成为时尚，开国际会议被认为是水平高，于是一下子中国成为许多国际会议的举办地。本人参加过多次大陆举办的所谓国际会议，因各种原因也参与组织过一些。其中好的当然有，但是我看多半（一点也不夸张）属于“伪国际会议”。

什么是伪国际会议，就是为了装门面而搞的国际会议，其特点一是中方出于学术或专业需要以外的目的（常常是以国际接轨为口号，借洋人来抬高自己的所谓水平）搞的；二是洋人根本不打算来听你的，所以一般是外国人讲中国人听，中国人讲，没有外国人听，据说有的国际会议干脆中国人报告时不提供中译英的服务，只给外国人报告翻译中文；三是匝钱。我知道一个年年开的什么以“亚太”命名的会议耗资要几百万，有次请来前美国副总统Al Gore，他做主旨报告人还不少，他讲完人就走了不少，到下午虽然还有几位老外报告，已经到了要到我们单位来借人凑数的地步，其实大家就是看明星来了；四是相对于匝下的钱财而言水平搭浆（上海方言，马马虎虎），有些地方的所谓国际会议甚至随便请来几个高鼻子充数，据说养出了一群骗吃骗喝的洋骗子，只要电视镜头里有几个老外就可以了。当然这是个别的，普遍的问题是专家水平不高，中方一般是高官“主旨报告”，虽然有时也请教一些专家提供材料，但是逃不出秘书水平，人家要听是也是你在里面可能透露出来的某些政策意图；请的老外有时资历虽然看上去不错，但是就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出工不出力”，不管什么人在下面听，他只管自己说自己的，很可能是拿一份ppt到处混。比如这次克鲁格曼来，在大陆就北京上海广州，还要跑台湾（周末在一家台资餐厅看到《中国时报》报道他到台湾不得了，当局把他当大老，好像整个行政院跟他见面）、香港、东京、越南。

记得好多年前我曾经也脑子发热，想请竞争战略专家Michael Porter来讲课，在网络上查到他到台湾的费用是7万美元，折下来还可以设法应付，所以托一位在他手下的华人联络，此君倒也答应考虑，只是后来可能这趟走穴没有找到顺路搭车的（不如克君）所以未成，不过我后来也想明白了，除非有人搞商业行为或者别的什么目的，这样的讲座不做也罢！

电视里看到又一届的上海市国际企业家咨询会召开，我在前几年一篇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文章提到过，许多城市都搞市长咨询会，请来的都是500强，结果出的主意都差不多，中国100多个城市都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至于能不能搞成先不去说，至少把许多城市外表建设到差不多已经成为事实。

先问一句，那些国际企业家为什么来？我们知道营销大师Philip Kotler来讲课，一张票5000元，那些不卖票的，也有人埋单，高的有几十万的，这些人的目的很清楚。而来上海咨询会的这些企业家，按照以前披露的信息，都是自己出路费来的，决没有拿什么honorables（车马费之类)，他们为什么来？无非就是一次免费的企业公关（潜规则是要付一大笔钱给中介才能够见上一次驻地父母官）。

再问一句，我们怎么向他们咨询？有点滑稽的是我看到会议第一项议程是市长讲话，本来是提出问题的（否则叫什么咨询！），屏幕上居然打出“Keynote speech”，捧场也没有这么捧法的，如果市长已经定调了，还让那些企业家们说什么？也像人大会议发言一样80%时间夸领导讲话，20%时间夸自己（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某全国人大代表评论）？

企业家们如何提供建议？看了一下，本次会议大牌不少，坐了满满一桌，临时听了领导讲话，不知道他们如何能够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拿出具有针对性的咨询意见，而且最多大概只有20分钟时间里提出。我看到报道说前几年有一次香港瑞安集团的罗康瑞还放了一段自己拍的录象，批评上海人的不文明行为，他曾经是上海市的青联委员，深知如何赢得媒体关注的奥秘。他现在生意做到内地去了，所以也不来玩了。

政府当然需要咨询，我在《学习时报》文章里说过这样的意思，因为平时经常接触周围的本土专家，所以有机会听点别的声音肯定是有益的。问题是来的都是在上海市有Presence，或者说有利益的企业家，他们除了提出对本企业有利的意见，还会有多少平时听不到的声音？当然我相信明天本地大报上一定会从中挖掘出无数“真知灼见”。

无论如何，不可否认这样的会议总是会有一些价值的，但是问题是要考虑成本效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摆脱作秀心态，把心思和精力，当然还有资源，花费到真正有用的地方？

《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5月12日21版文章：”专利状元”的忧虑逻辑：华为绝不”狭隘自主创新”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21cn/content/20090512/ArticelJ21002FM.htm

 是一篇企业专利战略的好文章，它好在实事求是，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政策需要”，我怀疑是为了部门利益甚至是借此表达对开放不满而臆造出来的一些“自主创新理论”。我在2006年10月26日文汇报发表的“知识产权战略再认识”http://wenhui.news365.com.cn/kjwz/200610/t20061029_1153772.htm一文已经明确谈到这些观点，当然一来当时这么说不应时，二来我不具有企业实践，因而观点缺乏说服力也情有可原。而现在全球PCT冠军出来说话了，实际上是还了企业技术竞争的本来面貌。

一位叫Michael Muth的作者参加了4月22日在SCIP上举办的中国竞争情报专题会议（Workshop: CI in China）, 写了以下文字，一位朋友发现了转发给我，其中有些说法不正确，比如“中国的SCIC会员比SCIP还要多”，我肯定没有这样说过，也许是作者想当然（中国人口这样多！），其他应该说大体上没有失真。我查了一下参加会议正式成员名单，其中没有他，所以不清楚他的单位是什么，也不了解他怎么会来参加我们这个专题会议，好在原文不长，照录如下：http://intlalliances.wordpress.com/2009/04/28/competitive-intelligence-in-china/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in China

Tuesday 28 April, 2009

年初我们完成了国家哲社规划项目“美国精英对华研究信息源的研究”，研究人员写了一组文章，将其中的方法和过程进行了初步总结，投给了《图书情报工作》，我为这组文章写了引言，张贴在这里

本课题的由来

收录在本期的5篇，都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美国精英对华研究信息源研究”完成后，有关成员将研究工作提炼成的学术文章。项目题目有点拗口，意思是清楚的，正如第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所说的，这是一次”图情思路及方法在中美关系领域应用的尝试”。

我在情报研究领域”混迹”多年，非常高兴地看到最近国内外在研究方法上有了重要的进展，主要由于信息的数字化迅速发展，借助文本处理技术领域多年的埋头苦干，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基本可以使用的工具，其中有的属于共享软件，使用成本也很低。但是同时我也感觉到情报研究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手段工具越来越丰富，更需要在应用领域”显身手”，将这些工具用于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社会实际课题，取得社会认可的效果。

而促成具体课题的则由以下一些原因。首先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与上海图书馆合并后，进入了宣传文化领域，我们的情报研究工作虽然仍然主要以经济技术产业为对象，但有更多机会了解到在其他”非传统”领域，情报研究也可以发挥作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在文化等领域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其中有些得到了用户的好评，在这些积极的”正反馈”信号鼓舞下，这样的探索进一步扩大，形成了系列产品，其中包括城市形象的国内外媒体监测。

本课题涉及的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具体方面。受文化部委派，我曾经有6年担任国际图联”信息存取自由和言论自由”代表中国的委员，亲身体验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与我们自己的认识存在着巨大差距。这里不谈那极少数极端反华的人，我所遇到不少对中国友善的同行，不少很专业的研究人员也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产生一些偏见或无法全面理解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当然有诸多因素，但是毫无疑问，包围着他们的信息环境在其中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例如2001年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有些结论在我们看来很荒唐，但因为作者的华人身份和他在中国大陆多年的工作经验却让此书引起一定轰动。但是我们对该书做了引文分析就可以对其”中国通”的可信度提出严重挑战，这是促使本课题形成一个直接因素。

阅读这里的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我们的探索还是非常初步的。这个题目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而我们研究团队的学术素养，无论在国际关系领域方面还是情报研究方法工具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我们这样的单位课题研究基本上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将这些仍然粗糙的产品呈现给读者，因为正如一些中美关系方面的专家在评价中期成果时所表达的，这样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进一步挖掘的潜在空间。

偶然在什么地方看到《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一篇报道：上海最大的腐败案件：集体性”公权私用” http://news.yorkbbs.ca/focus/2009-04/309401.html，说是偶然，因在本地的“主流媒体”上是不会出现的。本地事情外面揭露这种现象大家司空见惯，但是大道理上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个别官员背着“班子”腐败，尽管也有一辈子不被揭穿的，但总归心虚，钱不敢乱用，不敢摆阔（要知道吃饱饭的人其实需要的是精神满足，其中包括外人都知道“我比别人有钱”的感觉），只好让孩子拿到海外，不是让洗钱的“中间人”狠宰，就是让当地政府正大光明地剥夺。

但是这种集体性的腐败，就难说了。得到好处的理直气壮，“组织”给的，是对自己工作的肯定！抓到了，据说也不算问题（听说有些贪官刚刚暴露时报道的赃款到定案时往往大大缩水，就是因为其中不少“班子里某人知道”，就可以不算）。中青报触及了一个要害，我觉得这个问题绝对不止是上海，当他们理直气壮地要求上海市委讲清楚时，不知道对他们身边的事情是什么想法，因为早就听说，中央机关做到处长什么的房子有两套都不稀奇。

说到底，一群人，不管当初“组织部门”如何精心考察，听取意见（且不说有些过程就是走走程序），如果让他们任意支配千亿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而缺乏公开和有效监督，一定是会有问题的。我们不想学人家的制约制度，那么请拿出我们自己真正有效的办法来。

前面已经有一篇谈到上广电的评论。五一在家翻老报纸，又看到《21世纪经济报道》一组文章，其中谈到电视机面板产业发展的特点比较有意思，说虽然核心技术都是欧美的，因为是辛苦活，所以比较适合在亚洲国家发展。其中成功的亚洲国家都有政府支持的影子，而文中特别提得到情报的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出资聘请大批金融技术、社会科学以及技术情报等方面的专家，陆续成立了不少情报开发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建立了一套适应公司特点的组织机构，在经济、产业、科学技术等领域进行专业研究，并为日本政府提供决策”（上广电面板去留：日韩经验启示录，《21世纪经济报道》20090427， 6版http://www.21cbh.com/HTML/2009-4-27/HTML_DJ5ILPJV7401.html）。

另外一篇报道谈到2007年上广电人员大调动，派出的总裁傅新华原是经委副主任，一直负责上海液晶面板产业以及其他高新产业，业界对他评价颇高，称其“工作能力强、有魄力”，对液晶产业规律非常熟悉。此人我们也有一些了解，应该说是比较情报的领导之一。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也是回天乏力。

我的看法是，虽然国外竞争情报应用的领域多半在产业界，但国内产业发展对于情报的理解和运用甚至还落后于科研（如中国科学院），三大原因：竞争情报专业人士不少忙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企业对情报有浅层次的理解，但没有意识或能力来全面开展产业发展的情报分析；而对产业发展承担责任的政府部门确实未必知道情报这个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利器。三者碰不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