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题解: 6月16日写过一篇博文有用的数据分析; 6月28日一篇博文是再谈数据问题，所以这次就只能是“三谈”了，其实还不止，我在3月份还写过"失真的数据和电影里的商业间谍"，也是与此有关的]

写本篇的原因是看到了《21世纪经济报道》2009-06-29，2版上一篇文章“从对美国经济数据的质疑看世界金融危机（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志能）”  http://finance.21cn.com/jjbd/2009/06/29/6494824.shtml

文章提到了美国一些关键的经济数据计算方式及其变动所引起的争议，因为全世界都在焦虑地观察全球经济的走向，而美国经济数据一般都有强烈的标杆作用，因此GDP和CPI等关键数据如果真的存在人为的扭曲，那问题就严重了，作者的观点暗示这里有美国格林斯潘等有绝对“话语权”大人物的深谋远虑（或者说就是阴谋吧），我一向对阴谋论不感冒（原因不是太天真，而是出于实际考虑，这里不详细说了），但是确实没有足够的知识来驳倒这些观点，所以就闭嘴。我提到这篇文章主要是看中了中间披露了一些极其重要的经济数据是如何“搞”出来的。

文章谈的这些数据本人不是内行，不敢乱说什么，但是我觉得搞情报分析的人员不妨读一读，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政策研究，情报分析报告都是以这些数据及其分析为基础的，有些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至少我看了文章增强了“数据骗人原来如此容易”的想法。

顺便说一句，我在做硕士论文时因为主题是“技术进步（实质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所以看了不少有关的论文。这方面当年有许多研究著作产生，但我发现美国官方采用的数据并非来自那些学术很严格的教授，而是一位长期在经济管理部门（名字忘记了）工作的经济分析人员E.F. Denison，他只是布朗大学本科毕业，学术地位不高，但是他的数据不仅政府用，学者的引用也多，我就是从学者不断引用才找到此人的。更加有意思的是，我在仔细阅读本人的一本主要著作时看到他一直凭经验对各部门各地上报的数据进行的“调节”，对于外行来说，简直是公然“弄虚作假”！其实不足为怪，真实世界很可能就是这样的，而且其中也有点道理（”失真的数据和电影里的商业间谍”中谈到过）。

本人从业以来所做的工作基本属于“软科学、软技术”研究，七八十年代过来的人应该都知道，这里说的“软”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技术之讲数据，讲定律和讲实验等的“硬”而言的。我查过大概虽然欧洲日本在七十年代有过类似的说法，但从来没有成为主流。开放以后人们发现这些在国际上都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我留学的专业叫“科技政策”，在国内一定是属于理工科范围的，但是那里颁发的是经济学学位，道理很简单，有限资源最优分配就是经济学的本质。其实明眼人也都清楚，国内之所以这样饶弯子是为了靠到科技领域里，少点干扰，因为一到哲学社会科学，当时很可能因为涉及意识形态，或某领导随便讲了句什么话，就不知道一加一应该等于几了。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社会科学的地位正在恢复，至少部分社会科学已经能够招到最好的中学毕业生了，理工科毕业的读个什么经济金融研究生早就非常时髦，特别是政治局委员开始出现法学经济学学位的，而清华、石油学院等工科生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从我工作经历来看，社会科学的素养仍然是是被忽略的问题之一。现在很重视领导干部的专业知识培训，干部培训教材一发就是一大摞（不免又会让我这等小人产生联想），什么信息化、知识产权，但是我始终没有发现一些基本的统计和数据的知识培训，而按照我的体会，对于当领导的人而言，那些是比信息化、知识产权更加有用得多的知识。

在提出GDP翻两番（4倍）口号的时候，我亲眼看到过印在红头文件上的“战略”说成前一半年份实现2 .2倍，后一半年份达到1.8倍，加起来就变成4倍了，也听到过学者出身的领导把部门甲的和部门乙的平均收入加起来除以2就得到的两个部门总合平均数，这些属于数学问题，容易解决，近来是越来越少了。就统计和数据而言还有一类问题，就比较深刻了，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明白的。

社会科学有些东西，看上去好像人人都懂，都能评论几句，其实往往不那么简单，例如最近正在讨论的国家统计数据不一的问题，一度有传说将来国家要统一数据发布，不一致的不许发布（不过统计法草稿里这句没有），还有就是前一阶段“大学排行榜”，主流的专家一致要求由“国家权威部门”发布，这些认识其实反映了对社会经济统计的了解太浅薄。对此问题比较赞同以下短评的观点，在此不多说了。“数据的公信力应从何而来”《东方早报》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８日１０版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224/userobject1ai175966.shtml

我在读研究生后期参加了国内最早开展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统计指标的课题，我也没有系统学过社会经济统计（不过国内80年代前流行苏联编的教科书不学也罢），与别人不一样的是还有些书呆子气，设法找了些正经的学术研究来看，知道了些“指标（Indicator） ”的起源和原理，其中到现在还管用的认识就是，人类所做的各类社会经济统计，实际上都是，也永远只能是客观的近似，指标就是概念的代理（Proxy），而且随着观察者的视角不同，可以得到不同的代理，要接近真相不是去找个足够的权威，而是一要搞明白代理与概念的关系，二是要通过各种“代理”途径来观察，我说过无数瞎子一起摸象，加个地理信息系统就能够无限逼近大象的真面目。大学排行榜谁能做到精确？不要说教育部，政治局常委也不能，但是如果方法合理公开透明，有一定的理论支持，各种排行榜都会有点用。

这里还有一个实践经验的问题。眼下从题海战里胜出（还不说那些靠关系）进入管理部门的高才生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连一个点算人头的人口统计也那么难做（其实古代已有同类问题，知道韩信大点兵的趣味数学题吧）。而GDP比人口的统计难度在理论上要大得多。

我在英国有个体验现在还颇为得意。那是在课堂里听老师讲投入产出模型，我举手提出一个质疑和一个问题，使得老师对亚洲学生的感觉可能大为改观，质疑是提出那个对角线不应该都为零（本部门也对自己投入）；问题是老师举了个实际例子，最后说明全部投入等于全部产出，理论上当然是这样，可以说无暇可击，但是我问怎么会那么巧，是不是有其它原因？老师想了想说你是对的，应该是数据调整的结果。这些质疑和提问在学问方面没有什么了不起，都来自我的实际经验，因为我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回到政策研究这些“软”到许多科技行业专家不屑的课题，对领导者不敢说什么，对研究者来说，我觉得一是应当有些社会科学相关知识的扎实基础，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那些知识，自然科学技术领域学问很大的不一定这些问题上搞得明白；二是要实践，尽可能多了解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大体知道这些统计和数据是如何得来的。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基本造诣，在这些数据上面搞的花里胡俏的模型分析会离开现实越来越远。

在家里太太是“视霸”，即一直霸着电视机的，这段时间她的最爱是“人间正道”，所以虽然本人不爱看这些又要对审查老爷胃口又要争取收视率，所以往往被扭曲的电视剧，也只好像被劫持一样断断续续地看了这个孙红雷等主演的电视剧，甚至还有拍摄幕后等等花絮专题节目。

在人们猜测剧中人物的真实原型时，主角据说是周恩来和瞿秋白的合一，而那个柯兰扮演的角色被认为是有帅孟奇的影子，说实在的，多少了解一点革命历史的都会觉得，这样去套实在是勉为其难的，文艺作品一直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不该强求。

不过看到这里我倒又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上世纪中期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成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其成功的原因解读不知有多少版本，但是我体会很深的一条是，相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短短几年就从抗日功臣变成了五子登科的腐朽老爷），共产党确实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希望，这是人心的胜利。不仅是广大贫苦农民，他们得到了土地改革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还有知识分子，正直的知识分子一向不好弄，国统区也没有什么绿坝来对他们“舆论导向”，但是无数杰出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判断，恰恰选择了共产党。“人间正道”中的那位“帅孟奇”实际还有另外一位真实人物的影子，那是龚澎，乔冠华的前妻，片子中展现这位女中豪杰才华洋溢，甚至为军调处的美国佬折服。龚澎就是这样的人，跟着周恩来在重庆时她的风头绝对是在社交圈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当然只是一个代表，一大批出身富商甚至官僚家庭的才子才女，放弃本来可以轻松得到的“远大前程”宁可跟着“土包子”吃苦（情报所离休干部中就有一批是圣约翰毕业生），这是为什么？因为共产党代表了新生力量，有理想有朝气，可不像今天那些电视剧所无不在暗示的，因为那些男主角或英俊或粗旷或洒脱，引得那些革命或不革命的小女生们趋之若骛。

我的父母没有参加革命，不左不右，属于纭纭众生之辈，但在抗战时他们都知道有个亲戚在为新四军做事，但大家都同情他帮他，1949年上海解放我才两岁但不知为什么还是有些记忆（也许是不断回忆的结果），那时上海市民到大马路上是真心欢呼的，小时还曾象拖油瓶一样跟着父亲参加他们学校里老师的业余活动，印象里留下的那些看上去学问不小人们的豪言壮语。

从解放前夕要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到建国初枪毙刘张，决心是大的。我父亲说起有个姓舒的同乡（好象叫舒文，但是查了查其人家乡不对）解放后在上海当公用事业局长，那时是局长不得了的（三反时作为典型的腐败干部不过是科长），然而他会让局里的工作人员到自己家里“抄家”，看看拿过什么公家的东西。现在一个公开财产的提案打了一个抗战大半个解放战争居然还好意思说“条件不具备”，真是天壤之别了。

当然抄家之类的动作是有点左了，切格瓦拉那样的浪漫主义者终究无法在革命胜利后的古巴待下去，革命党总是要成为“执政党”，总是要建立体制养一大批官吏。问题是政权巩固了，拥有几乎无限的资源，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到今天“帝国主义”老大们也要看我们脸色了，还要不要“得人心”？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答案历史早已经给出，执政者如果无视或轻视这点，必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以下是一篇关于“内容分析方法”的文章，发表于1986年，已经收入我在2008年编辑的《探索者言：缪其浩情报著作自选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中。

最近为了情报分析方法备课，又查了一些有关文章，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我在2008年再度发表时在“编者说明”中加了段话，“本文由于发表较早，结果在近年的有关内容分析的文献和研究报告中几乎没有被引用”，现在来看部分是对的，比如清华同方的期刊收到1999年，再早的就查不到，这也许情有可原，只不过做学问马虎了一点；但也有不可原谅的，比如“编者说明”里提到的那件事情，今天又看到另一位“名校博导”和他的研究生写的文章，里面这样一段话看着眼熟，“内容分析法最早产生于传播学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学者HD. 拉丝维尔( la s s - w e ll) 等人, 组织了一项名为“战时通讯研究”的工作。以德国公开出版的报纸为分析对象, 获取了许多军政机密情报。这项工作不仅是使内容分析法显示出明显的实际效果, 而且在方法上取得了一套模式。20世纪50年代, 美国学者贝雷尔森(Be rna rd Be re lso n ) 发表的《传播研究的内容分析》一书, 确立了内容分析法的地位。真正使内容分析法系统化的是J. 奈斯比特(Na is ib itt) , 他主持出版的”趋势报告”就是运用内容分析法, 享誉全球的《大趋势》就是以这些报告为基础写成的。[ 3 ]，但是他们的参考文献却是引用了两个老外1997年发表的文章，我正巧手头有这篇文章，虽然不查也知道他们根本不会谈到这个话题，还是查证了一下，果然如此。 

刚刚看到北大饶毅关于SCI的一篇博文“提醒年轻人：何时SCI害你？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9758”，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但是他大概不会想到的是还有副词这般的引用法！这样的引文统计，实在是不值得当回事的。

本文在对国外有关资料进行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对”内容分析”的定义，发展过程、应用状况、具体做法和特点进行了述评。

对文献资料内容的分析，是科技情报研究工作中的核心部分。但由于这种分析具有高度的随机性和复杂性，长期以来只能采用经验的、主观的和不规范的方法。最近，我国情报界对”内容分析”技术引起了注意。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对”内容分析”方法本身还未做过系统介绍。杨越千同志在”内容分析法在情报调研中的应用”一文中虽然借用了《大趋势》中”内容分析”这个术语和几个例子，但通篇所述的方法与内容分析的确切概念尚有一定距离。笔者认为，内容分析技术是一种在情报研究中有应用潜力的工具，应当加以了解和研究。为了在科技情报工作中加以借鉴，利用和发展，有必要对方法本身进行源源本本的介绍和评价。

一、什么是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并不是对文献资料一般分析方法的泛指，而是一个有特定概念的术语。1984 年版的《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对内容分析所作的定义是”内容分析是文献研究的一个类型，是对印刷文字、影片、广播、电视等通讯中显性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一种研究技术”。

各种不同文献中对内容分析定义的叙述并不完全一致，但无一例外都突出这种方法的一个基本特点，即系统性。内容分析已有许多种具体做法，今后还可能继续发展，但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特点，那就不再属于内容分析范畴了。由于内容分析在国外已形成固定概念，我们自己发展起来的其它方法最好避免这个术语，以防产生误解。

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分析技术，通常认为内容分析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但其历史渊源还可追溯到更早。

早在本世纪初，新闻工作领域中就有人统计报纸上某类内容的篇幅，来对各种报纸，以及报纸和其它新闻媒介进行比较研究，这可以说是内容分析的雏型。到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些对杂志内容，对艺术、音乐、文学和哲学著作主题内容进行带有系统性的分析，以发现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历史趋势，这些分析工作的时间跨度长达百年甚至更远，但它们并未形成规范化，社会影响也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H．D．拉斯韦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组织了一项名为”战争时期通讯研究”的工作，他在助手帮助下大规模收集分析德国的报纸资料，从中了解到了这个敌国的许多宝贵的内部情况。这项工作历时虽不长，中断得又很突然，但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不仅是戏剧性地获得了情报(参见《大趋势》一书)，而且还形成了所谓的”拉斯韦尔模式”，大大推动了内容分析技术的发展。拉斯韦尔原来是精神病学专家，早在三十年代，他就通过对精神病人无意识谈话内容进行分类处理，统计其分别出现的频度，来帮助研究病情。这种分类和统计的思想，在”战争时期通讯研究”中得到应用和完善，这样的一套内容分类体系和量化指标，也为以后引入现代情报文献技术和计算机处理手段奠定了基础。

战后，内容分析技术继续在各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对其技术本身和应用中的普遍问题也开始了学术研究，出现了许多论文和专著，1959 年还召开了专门会议。六十年代中期，哈佛大学首次用计算机来进行内容分析的应用研究。从此以后，计算机化的内容分析成为一个活跃的分支，直至1983、1984 年美国社会学方面的会议还常出现有关的论文。

在近期内容分析应用中，以奈斯比特主持的《趋势报告》最为引人注目，比之于其它工作，《趋势报告》以一种制度化的连续性取胜，它有一个固定机构作为数据库和研究基地，复盖成千种报纸，从1969 年起连续跟踪二十多年，其研究成果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商业化，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奈斯比特对于内容分析的贡献，与尤金，加菲尔德对于引文分析的贡献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

奈斯比特（1929-?）毕业于犹他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曾在一些大公司和政府机关工作。1968 年他离开IBM 公司后，组建了一家叫”政策处理中心”的企业（后来发展为”奈斯比特集团”），主要通过大量报纸，对全美国社会变化的趋势进行动态分析。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第一国民银行等四家大机构资助之下，”政策处理中心”从1974 年起向订户发行”趋势报告”季刊，后来又出现了每半月一期的”趋势快报”，《大趋势》一书就是以这些报告为基础写成的。

二、内容分析的应用

国外内容分析的应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社会调查、政治情报分析和商业科技分析。其中社会调查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为调查社会现象和公众舆论，通常是采用发调查表和对谈（interview）的方法。但是这些做法本身存在固有的缺点，如缺乏动态性，不能重复，无法检验等等。其费用也日趋昂贵。尤其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由于这类调查使用频繁，被调查者的拒答率显著增加，有些人就转而采用内容分析。如美国《新闻工作季刊》论文中采用内容分析的比例，从1960 年的17.3%增加到了1970 年的37.6%。其范围包括公共服务广告的主题，国会竞选内容的报道模式，妇女在电视节目中地位的表达等，相当广泛。美国德克萨斯州某地区21家广播台、6 家电视台对大量的听观众来信进行了内容分析，设计了一套19 个分类的内容体系。关于这次应用的论文在1980 年国家广播电视台协会年会发表。有一项研究则是通过两年中美国电视中家庭形象，以及家庭成员间的言语行为，来分析探讨社会上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模式的变化。

除了研究一般社会现象外，内容分析经常被应用于研究人群间互相交际的行为。例如有人设计了一套12 种类别的交流元素，既包括语言，也包括动作，然后用以观察一个正在解决某项指定任务的小组，对他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交流行动按一定模式记录下来，这样反复进行多次，从中分析出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政治情报分析（political intelligence）则是拉斯韦尔”战争时期通讯研究”的直接继承。目前在美国主要用于对苏联的研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一个机构专门对苏联军队报纸《红星报》进行内容分析，按月发表”从红星报看苏联新闻和宣传的分析报告”。以1985 年2月号(第6 卷第2 期)为例，报告指出在整个二月份，红星报在国际和外交版上的篇幅与美国有关，在这中间有48%是关于军备竞赛和武器控制的。该月苏联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谴责集中在美军入侵尼加拉瓜问题上，等等。这样的分析日积月累就可发现苏联对美政策变化动态的内部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利用内容分析来研究刚担任总书记不久的勃列日涅夫得到支持的程度。其做法是将各加盟共和国党的负责人在一定时期公开讲话中对勃列日涅失的称呼和赞颂语按四种类别加以统计，并进行统计推断，再同苏联问题专家的判断进行等级相关分析。据研究人员声称，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获得苏党领导人用语习惯的信息，可从某领导人的称呼模式大致判断其对勃列日涅夫的支持程度。

最后是商业和科技方面的分析。如有人对1965至1977年美国《新闻周刊》上的日本产品广告进行内容分析，验证了这样一种广告战略的假设：当日本厂商在美国知名度还很低时，广告强调本厂在日本的优越地位，当该厂商开始被客户熟悉时，广告就强调其产品质优价廉，当产品面临美国同行竞争时，广告中就突出其优于美国产品的特点等等。在科技情报方面的应用实例也有报道。国外曾有人就老年医学中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对《休克文献目录》和《老年问题近期文献》进行了比较性的内容分析，结果表明《休克文献目录》是老年医学中最基本的二次文献，同时发现其社会科学方面仍嫌不足，还须构造新术语以跟上学科发展。但这方面的应用我们发现得很少。

三、内容分析的工作步骤

内容分析有各种应用方式，有社会发展趋势的监视跟踪，又有为解决特定问题的专题分析。此外随着分析对象(报刊、广播、电视等)的不同，内容元素(篇、段、句、术语等)的不同，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在此我们解剖奈斯比特《趋势报告》的工作程序，这是属于扫瞄跟踪型的内容分析，内容元素也较为粗放，但其方法具有典型性，在具体做法上是可以触类旁通的。

(1) 样本选择。《趋势报告》以美国各地报纸为基础，但报纸数量庞大，而且质量良莠不齐，需加以选择。不象某些调查采用随机或机械的抽取样本，这种选择有两个主要标准，一是地理覆盖面，选择凡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城市以及人口不到十万的州首府所在城市的主要报纸。二是从新闻界的专业标准来选择，要求所选择报纸在城市事务的报道上质量较好。然后也选入一些少数民族，激进派和右冀报纸，以做到”有代表性”。《趋势报告》初期扫瞄1700 种报纸，从中选出200 种进行分析。最近据奈斯比特声称，每月监视的报纸种数已达6000 种。

(2) 选定样本之后就要确立一个分类体系。这就是根据研究目标在所关心的问题和事件中找出基本的”内容元素”。这套体系的设计对内容分析的价值关系很大。

《趋势报告》采用一种四层次的主题分类，十个一级主题反映了美国社会问题的十个主要方面，即教育、雇佣、环境，政府和政策，健康，住房，人际关系和经济联系，法律和正义，运输，福利和贫困。每个一级主题以下可有8 至16个次级，三级和四级主题，逐渐把内容细化。如一级主题”教育”下,可有二级主题”学院和大学”，再往下三级主题可能为”教职员”，最后四级主题则可能是工资，招募或解雇等。各级主题总共为117个。

(3) 内容元素编码。在《趋势报告》中，内容元素的基本单元是文章。应该指出，以整篇文章为基本单位在内容分析的应用中并不典型，一般来说内容元素还要更细-些，但考虑到样本数量庞大(至1976 年编码的报纸已达50 万页)，而且报上文章一般较短，所以问题不大。将每篇文章按其内容元素归属而编码，某些文章可能有两个以上主题，通常将其归入占一半以上的主题类别之中。并非报上所有文章都要编码，首先是要求在城市社会问题上有实质性内容的报道，而且要从本地发出的稿件，外来的电讯稿不收，那些填版面的补白之类当然也不包括在内。为了保证编码质量，标引人员都有图书馆学的学位或是研究生。文章编码后，即全部摄成缩微平片，按时间顺序，按放在每个内容元素的文档里，可通过预先设计好的多种检索途径来提取。

(4) 分析。在文章编码和缩微完成后，实际上就建立了-个完整的全文数据库，与此同时，也完成了各个内容元素的篇幅指数统计，这正是统计分析的第一步。有了篇幅指数可以进行某一时点的剖面分析和某一主题的时间序列分析。前者可以分出一定时期中整个社会所关注的主题和各种主题篇幅之间的比例关系(参见表1)，后者可以分出某一主题的变化趋势(参见表2)。但这仅仅是分析的一个方面，由于有了全文数据库，分析人员可以方便地调阅各种案例和有关文章的原文，还可借助四级内容主题对某些问题进行较为系统化的定性分析。

表1        全美国报纸关于城市事务各方面的篇幅比例

表2                  教育主题的篇幅指数

表1、表2 说明：每年以夏季为比较期，基期为1972 年夏季和1973 年夏季的平均值。

除了研究全国性的城市问题趋势外，《趋势报告》还为一些重要地区出版区域性的分析报告。正因为有了内容分析所提供的这样一种”框架”，《趋势报告》才得以在各家蜂起的城市问题研究中独树一帜，取得引人注目的地位。

四、内容分析技术的特点和局限

从现已收集到的应用实例来看，其系统性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分析对象不是单篇或少数几篇资料，而是文献(广义的，含声像载体)的某种系列,主要是时间系列。可以是连续性的，如报纸或杂志，也可以是并非连续编排的，如电视节目、谈话或来信等。其中时间系列的跨度随分析的目标而异，对于研究社会历史变化趋势，时间跨度可达上百年。对某些特点的专题，可以短一些，如几年，但也要有相当的文献积累量。从对象种类来看，报道性，动态性或随机性文献为多，而学术研究或理论方面的文献几乎没有。

(2) 分析工作主要依靠固定的程序和模式化的内容分解、编码和统计。虽然内容分析的方法可以变通，但在同一次应用中不论时间跨度多大都须遵循一般性原则，这样才能提供一种系统性的框架。但是内容分析又不仅仅限于构筑框架，它允许分析人员将各种具体的例证材料充实进去，使之有血有肉。

(3) 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国外不同的文献上对内容分析的性质说法不一，在一般较少采用定量方法的领域，它被当作定量方法，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它又称为定性方法，实际上这正说明内容分析是这二者的结合。内容元素数量化是这种方法中的关键部分，但提取数量化指标只有在对文献内容进行系统透彻的理解和分析之后才有可能。在进行统计分析时，也只有结合整个定性的内容结构，才能得出有实际意义的结论。

将内容分析技术同文献统计方法作一比较是很有意义的。这两种分析工具是在不同的领域里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但它们在寻求系统性这点上是一致的，某些处理手段也是相似的。但是，内容分析技术有较大的灵活性，分析对象更为广泛，所解决的问题种类也更多。由于基本分析单元的细微化，有可能比文献统计法达到更好的深度。另外，内容分析的定性成份更多一些，而且确实是整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而进一步体现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结合。正因为有这样一些特点，我们认为内容分析方法可以在科技情报工作，包括情报研究中得到应用，成为一种新的有用工具。但同时也应看到，内容分析同样存在内在的局限性，某些方面也不如文献统计方法，仅对科技情报分析研究工作来说，其局限性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内容分析的对象有比较严格的要求，这就影响了它的普遍适用性。它需要一系列同类型的文献群，而情报分析研究经常需要通过不同类型的文献，有时只是少量或个别文献，来研究某一问题，这就决定了内容分析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能运用。

② 内容分析对那些变化频繁，不断涌现新内容的学科领域并不太适用，因为一开始设计好的体系，很可能难以容纳后来出现的新的内容元素。但是情报研究往往要注意那些新事物，新问题。

③ 最主要的局限，还在于其建库的工作量大，成本高。有两个因素使这个问题的影响更大，一是内容分析不能利用现有的数据库。文献统计工作大大得益于”科学引文索引（SCI）”各学科文摘和各种联机检索手段，而内容分析需另行建库。二是专业化程度高，一般图书情报人员难以胜任。要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专业知识，才能设计好内容框架。

权衡其利弊，内容分析仍不失为一种值得”引进”科技情报工作领域的分析技术，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在分析研究工作中，要向系统化客观化和定量化跨出一步是多么困难，在这个方向上的任何一种努力，即使只前进了一小步，仍然是有价值的。

原文刊登于：《情报科学》,1986年4期, 69-73页,1986年8 月

“发挥系统集成优势 持续提升战略情报服务能力”（《科学时报》2009年6月22日 A1、A3版)   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6/220660.html

一直觉得国内大的行政系统中目前真正还重视情报研究的就是中国科学院了。不少机构徒有情报之名，其实已经不干这个了，只要上面（或者科技厅或者别的什么机构）给钱什么都可以做，科学院原来的文献情报中心改为了“国家科学图书馆”，但是始终把情报抓在手里不放松，他们实际是抓了两条，一是信息化，数字图书馆；另外一个就是情报服务，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以前说过，名称其实不重要，实质最要紧。

当然他们那里也有一些别家难得的优势，其一是科学研究的情报比较成熟，国内有传统，国际上可借鉴，因此也有较强的“合法性（Legitiamcy）”，这条不能小看，而其他同样也需要情报的行业，如产业、金融乃至政治、社会的战略决策，则没有基础，有些部门根本还闻所未闻；其次是科学院系统基本是专家当道，尊重知识在外面已经不大听说了，在那里还比较当真，至少当了领导也不能对院士们随便指手画脚；还有就是这个系统对创新的紧迫性还真的比较强，其他行业和系统叫得非常响，其实不一定是真的；最后还有他们将这个工作的定位比较准，讲究效果、盯着实际应用，有些部门忙着写论文，上“国际一流刊物”，把情报这个经念歪了。这几条不一定对，是我自己随便想到的感觉。

上述报道中引用了中科院一位副秘书长的话，”情报人员参加战略研究，相对于这些科学家和管理者具有自身优势，一是比较系统化，能够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态势；二是比较客观，不会因为功利因素影响对发展态势和战略重点的判断”。说得也在理。

不久前我们在上海的一个培训中专门邀请了那里一位专家来讲课，效果也很好。对这样一支队伍和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这个行当的人都应该关注。

《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6月19日16版有篇有趣的文章，十年前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八博士小组” ，http://www.news365.com.cn/ds/200906/t20090619_2362807.htm
  

作者鲁志强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文章披露了1997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突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抽调主要是青年骨干，建立的”金融风潮跟踪研究小组”如何为朱镕基总理等成功应对首次金融风暴的冲击做出贡献的故事，由于八位当时都是博士、在读博士和博导，所以被戏称”八博士小组”。其具体情况可见文章，在此不重复了，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成功的国家竞争情报案例，当然它并没有这个名字。

为什么说它是”竞争情报”？

首先是在功能上，它就是为了特定的决策目标，专职进行信息收集分析，但并非做学术研究，而是主要以快报的形式上报决策机关，有些还送报当时江、李等最高领导。

其次还有某些特征，属于典型的情报服务性质。例如，负责人选的是发展研究中心的信息中心主任，可见其信息功能是主要的；其次充分运用了网络等信息收集手段；最后，他们”没有预期学术成果，没有任何稿酬期望，甚至埋没姓名”的工作形式，都是十分”情报”的。

在新浪网上读到这样一个标题“龙芯购美公司专利授权：CPU核自主产权战略失败http://tech.sina.com.cn/it/2009-06-18/03383189301.shtml”，讲的是以往一直在媒体上宣称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龙芯，结果也不得不购买（实际是变相地购买）人家在处理器构架方面的核心知识产权。

报道揭示了一个其实早就不是秘密，只不过你我大众都不知道的真相：2005年就有国外半导体研究机构报道龙芯的构架与外国某公司MIPS具有95%的相似度，而当时龙芯的研发组长紧急声明说避开了外国专利，现在看来，这个插边球没有打好，经过几年冷静评估，最后还是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处理方法。

这个情况丢脸吗？决不！在实际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这是极其正常的，互相学习彼此借鉴，可以回避专有权就回避，无法回避就合作，牺牲一些利益而已。

我觉得难以理解的倒是报道中提到某个“半导体观察人士”的评论，据此人说“这标志着自主产权的“CPU核”战略失败”，好一个“上纲上线”的结论！这个人的话代表了一种对于“自主”的似是而非的认识。什么叫自主创新的战略？难道什么都自己来，都从头来？我想起了红军革命时代曾经提倡过、结果害死不少好人的“纯而又纯”政策（荒谬的是这些口号的始作俑者有的还是大地主出身），其背后的哲学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我看只是少了当年可能还存在的对“主义”的狂热，现在这些荒唐的认识，往往是不懂装懂、懂一点但是对本集团利益精于算计和懂一点但是趋势附炎的各式人等的“混搭（借用眼下时髦的mash-up）”。在一段时间里，对自主创新的左的解读十分流行，连华为这样的企业也只能在它名列TCP企业世界第一的时候才对媒体披露每年要花费2亿多买外面的技术。

所以我觉得龙芯现在做出的决断没有什么错（唯一的错是当年给这个产品套上华而不实大帽子，以为某些人支撑面子和政绩），技术强国决不是随便叫叫就可以做起来的，这里所需要的是专注和坚韧不拔，而绝非急躁浮夸，后者只能吹泡泡，搞“大跃进”，最后给民族带来灾害，让中国蒙羞。

最近一条香港特区政府“问责官员”自动减薪的新闻引起我的注意，其实是对其中的“问责”一语感兴趣，原因在下面会说。

我查了香港特区政府官方网站英文版，发现所谓“问责官员”英文是political appointee，后面还有个更完整的说法是politically appointed officials。这实际是英式政治体制下的产物，他们与文官(civil servant)正好是相对的。文官是专业人士，他们是通过制度化的考核和绩效管理录用、升迁和退休的，与政府的轮换无关；而香港政府这30 来位官员则是特首任命的，无须“民主程序”（我特别提这点因为有些干部实际应该任命，不该搞什么投票，“民意测验”），这届政府到期，他们一般都要跟着下台（当然不排除被新政府重新任用，但那是趴倒重来的结果）。这个不去说他了。

我对“问责”感兴趣是因为几年前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开始的。2004年5月24日，由日本竞争情报圈的朋友中川十郎引介，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邀请世界银行研究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治理项目主任Djordjija Petkoski来做了个讲座，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我头一次完整听到关于社会责任的说法，值得一提的是那次活动后半引发了相当热烈的讨论，听众虽不多，但都很想问清楚一些概念的真正意义。

无数次类似活动我为什么记得这次，是因为对我而言收获很大，激发了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趣，其中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国际上对社会责任用了两个不同的术语，一是大家知道的Social Responsibility （SR），还有一个术语可能见到不多，是Social Accountability (SA)，通过当场的问答我还没有搞得很清楚，后来问过好几位专业与工作上与此有关的老外，大抵明白了，前者是企业自身的意识和行为，是自我约束的准则；而后者是外部观察的着眼点，某种意义上是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量度。

现在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对其的认识还不能够说已经没有偏差。我非常厌恶那种特别喜欢做秀的企业，如某民航大企业，常规的航空输送服务一塌糊涂，根本不把乘客放在眼里，但是一到什么抗震救灾，世博等作秀机会，则特别卖劲，居然赢得上级好评，撤消个什么处分；投机油价期货输了几百亿就当没事一样，反正国家补贴。

四川地震期间无知网民对某些企业老板像在夜总会捧歌女那样随意甩出大笔捐款齐声叫好，而对王石那样按规矩办事（遵循总经理的职责范围，大事要经过董事会，上市公司还要考虑股东的利益与意愿）则一片骂声。正是对什么是社会责任的无知和曲解所致。照这样的逻辑，那个在监牢里的张荣坤应该是上海滩上第一号社会责任功臣，因为他捐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钱大概现在还没有别的企业能够超越。问题奶粉事件中的诸位主角们以往也不都是经常在做秀场合中光鲜亮相的吗！

而以SA这个判据，应该能帮助社会对这些企业看得更清楚，因为与捐款多少相比，企业合法合规经营、明明白白挣钱才是企业最主要的社会责任，因为只有这样它才为社会做出最大最持续的贡献。所以国际上唯一有影响的社会责任评判标准，用的就是Social Accountability (目前出台的似乎是SA8000)。

我几年来一直注意媒体有关报道和文章，遗憾的是国内对SA仍然不熟悉，就所看到的有限材料，仅有北大张唯迎在《经济观察报》一篇文章里比较完整地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在为上海市某大型国企提供咨询时，一位老总（副总裁，不是外国银行那个头衔）感到兴趣，他表示以往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说法。

再回到“问责”。我一直注意Social Accountability 该有个什么样的译名，后来看到有人翻译成“问责”，觉得相当不错，如果SR类似“自责”，SA就是外人可以观察、衡量的问责，两者相结合才是社会责任的完美体现。美国政府有个机构（设在政府内实际是执行国会的使命）专门监督政府内部机构的职责履行情况，就是General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原来叫Accounting Office，后来改名，可参考此文http://www.kuaijiren.com/guojishenji/2009-02/1234361553_44505.shtml），国内一直翻译为“审计总署”，现在来看无论它的名称还所做的事情正是“问责”，应该是“问责总署”才对（不过听上去不太顺耳）。它的职能大大超过了审计的范畴（查资料，包括了狭义的审计auditing），我多年前读研究生时研究过美国出版的“能源文摘”，做了点统计分析，发现其中最大的报告作者单位居然是这个GAO(当然不是它养着那么多研究人员，而是委托研究)，其中许多是我们情报研究人员感兴趣的。

这样来看香港的politically appointed officials翻译成“问责官员”虽然不能算错，但稍微远了一点，他们确实是需要被问责的官员，但是politically appointed officials还有其他意思，“问责官员”这个术语是难以涵盖的。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中的“政治”一语，在大陆和以外地区有非常不同的认知。

6月11日台积电宣布其创始人，现已78岁的张忠谋重新担任公司CEO，他多年栽培的得力干将原CEO蔡力行将转任台积电新成立的“新事业组织”总经理。

今天中国讨论什么高科技、创新的人，如果不知道张忠谋，那还是回家息菜吧。这个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举足轻重人物，56岁回台湾一手打造如今已经是世界第一的集成电路企业（台湾叫积体电路），而且他还担任过工业研究院负责人，创办了新竹科学园区，为台湾高科技发展做出主要贡献。

前几天内地的媒体已经有所反应，不过在这个“真假间谍”和“虚实丑闻”充塞的世界，这条新闻也被娱乐化了，人们把它作为一个老顽童不甘寂寞而玩的什么把戏；严肃点的也不过将其看作是金融危机下一个手忙脚乱的应对措施。

《21世纪经济报道》今日（6月16日）21版长篇报道这个故事：（“半导体教父”高龄出山 台积电“二次创业”猜想 http://21cbh.com/HTML/2009-6-16/HTML_VR3O0RKB9OWA.html），标题中突出了“二次创业”，这才说到点子上了，奥秘就在那个“新事业组织”上，由一线猛将统帅的这支别动队，到底想干什么？《21世纪经济报道》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些羞羞答答（也许只是采访所得，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引用蔡力行的话，提到了“新事业究竟是何事业尚未定案，但是希望未来新事业的发展能够与台积电公司目前的本业有些关联，目前公司较为关注“绿色能源相关产业”，已经对太阳能以及发光二极体(LED)相关产业做了一些研究”。

但是在台湾《天下杂志》424期（2009年6月）发表的张蔡两位联合接受采访的访谈（http://www.cw.com.tw/article/index.jsp?id=38039）中实际上清楚地表明，这个目前仍然是集成电路全球老大的台积电，已经开始进军新能源领域。张颇有信心地明确表示“台积电过去几十年来十分成功，但现在成长开始趋缓。台积电进入太阳能电池、ＬＥＤ，将引起业者的注意。台积电会使全球市场价格下降，就像在计算机芯片领域一样”。

是赶时髦吗？看来不是。张表示在太阳能领域台积电的专利是世界第二！特别在生产流程上的专利很强，而且太阳能产品的一些核心技术就是芯片，所以他们进入该行业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一来可能符合新一轮全球创新的新趋势，二来又是本公司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域。

“廉颇出山”也许不足为训，但是一个全球大企业的战略远谋却值得内地的企业好生学习。

《经济观察报》2009年6月13日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刘国恩教授关于新医改的一场辩论（日期和版次记不清楚了）http://finance.ifeng.com/topic/xylgg/news/hgjj/20090613/788779.shtml

他们是新医改争论中观点不同的两位关键人物。李玲是国内医改中政府的重要智囊人物，海归。她的观点简而言之是主张加强政府作用的，曾经给中南海讲过课，现在的医改比较多地采纳了她的意见，而北大除了这里的刘教授外，中国经济中心的主任周其仁似乎也与她的观点相左，我在上海听过李玲的报告。因为关心补贴供应方还是补贴需求方的争议，所以对他们的争论颇有兴趣。但是这里要谈的不是医改（对此我只有听的份），而是其中一个关键数据的问题。

李玲在辩论中提到“美国的医疗费用占GDP的17%，居于全球首位，但它还有近20%的人没有医疗保险，而且美国的健康绩效，即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的死亡率，都在发达国家中排在末尾”。

刘国恩对此回应“批评美国模式的人，十有八九会拿出一张大家熟悉的图，展示美国的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在发达国家中的情况之差，以此证明美国的经验是万万学不得的。但是，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等衡量健康的主要指标，在多大程度上是应由医疗服务一项负责的？现代医学的共识是，人口健康的决定因素有四大类：基因、环境、自身行为与医疗服务，最后一项的影响程度不足10%。我们不能以上述的数字来证明美国医疗体制的不成功”。

巧的是刚刚看完这篇文章，正好读到福布斯（Forbes）中文版2009年6月一期中刊物出版人Steve Forbes的一篇短评：且慢为美国医保体系“开药方”（18页，中文电子版没查到，英文版标题为Don’t Doc American Health Care，http://www.forbes.com/forbes/2009/0525/013-opinions-steve-forbes-dont-doc-american-health-care.html），其中对李玲提到的美国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问题（在西方也广为流传）进行了批驳，他引用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近期的一个报告，认为这个美国这个数据的统计口径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别，平均寿命也有类似的情况，这里不详细转引了，所以他的结论是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差。要是刘教授有这样的信息，他说起来就会更加气粗一些了。

当然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由专家们去论吧。我要说的是数据分析实在是太重要了。在情报分析三点半系列讲座中我曾经谈到至少台湾就翻译出版了两本书讲如何对付“数据骗人”。（《如何用数字唬人：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作者：布拉斯兰和迪尔纳。（台）大是文化，2008年9月30日；《别让统计数字骗了你》，作者：赫夫。（台）天下文化，2005年1月31日）

在情报分析的实际中分析收集到的信息资料，对其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判断非常重要，常常可以发现别人忽略的关键问题，而且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我当年的硕士论文其中就有一部分是数据分析，后来还写了篇文章“数据分析方法在情报研究中的应用”（《情报学报》, 6卷1期, 1987年2月, 56-59页），其中举了个自己在参与能源模型研究中遇到的实际例子：一份兰德公司近300页的报告，通篇就是分析美国两个机构对原油储量的估计相差越来越大的问题，找出统计口径、方法不同等原因，最后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估计值，这就是情报分析，也是真正的情报工作。可惜今天浮躁遍地，愿意干这样活的人越来越少了！

《21世纪经济报道》6月10日6版文章：借力知识产权点金术：专家建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转向”http://www.21cbh.com/HTML/2009-6-10/HTML_ALT24LHEJCJF.html 

报道了国家知识产权纲要实施一周年之际的座谈会上一些专家的观点，我看了之后十分赞同。现在一些政府部门的做法起到了双重的效果，一方面确实也提高了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也实实在在地提高了国家的知识产权申请量；但是同时由于，创新的话语权主要不在企业而是被科技界高校所占有，这个战略出现了些偏差，具体来说，专利数量的急剧增长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国家技术竞争力增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那些话语变成了“利益群体”争夺国家资源和地方政府玩“政绩”游戏的“帮凶”。

我在2006年19月29日发表在《文汇报》5版上的文章“知识产权战略的再认识”中已经有这样的观点了，只是近3年以后，这些仍然是一个需要提醒和关照的问题。

好久没有写情报分析三点半的博文了，其实话题是有的。这个系列讲座开始时我以为比较容易，因为以前有讲课基础，现在发现困难要大大超过原先的估计，实际上每讲的备课要花费许多时间。原因有几样，其中包括离开具体研究岗位时间较长，新的实践少，有些案例太老了，但是找不到可以替代的；数理统计基础不够扎实，线性代数也好长时间没有操练，所以要看懂一些案例、细讲一些方法就比较累。但是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就是随着讲课的进程（现在已经讲过了7讲），我发现我自己几年前总结出的情报分析方法的整个结构可能需要做大的调整。

我在方法的概论部分曾经谈到中文的“方法”其实包含着有差别的几个不同概念，在英文里可用approach、mehtods和tools(technique)等术语来表达。随着课程讲下去，这个差别越来越体现出来。比如对我原来那个“体系”所涵盖的10大类100多种，实际上难说是情报分析的方法，我现在甚至怀疑究竟有没有纯粹情报分析的方法！

问题就出在那100多种方法基本上属于Methods，就好比微积分，它可以用在物理、生物甚至社会科学，但是你不能叫它物理方法或生物方法，当然有个“数学物理方法”，大概接近“情报分析方法”一类了，而我讲的情报分析实际属于Approach层面，或者说是各种Methods在解决情报问题时的Approach。

那样说有点玄乎，还是举例来讲。正在备课的第8讲“文献计量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献计量好像被认为是典型的“情报学方法”（实际是图书馆与信息学LIS的方法），专著我手头就有好几本，发表的文章无数，网络上随便搜搜边可以找到一大堆质量不错的PDF文件，但是基本上是一小部分讲原理和技术，一小部分属于LIS应用加上一大部分是评价方面的应用（这两方面是Approach，但不属于我所定义的情报分析），我要想找情报分析方面应用的例子就非常困难。即便比较接近产业与技术情报的专利分析，你可以看到的应用基本上是Methods层面上的，拿人家的商业化工具画了张专利图，那就是情报分析了？而找到的一些基本上属于情报分析的案例，则往往相当复杂，涉及其他许多方面知识，有时是看也看不懂，而我认为真实世界有效的情报分析大概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备课难，就难在几乎要推倒以往的讲稿，method或technoque或tool不难讲，无数参考资料，而难在重新找接近情报分析的案例。例如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我在20年（整整20年！）前搞的那个Jetro技术情报的分析确实是属于情报分析，但是在学术圈子里几乎没有反应，引用很少，而且实在太老了，但其他新点的案例实在难找。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也总是有两面的，正因为难，所以挖掘出来的东西才会有一点点价值，如果每个人都抄一样的冷饭，还有什么意思！

《经济观察报》2009年6月1日25、27版发表文章，揭示了：LG、夏普“各个击破”中国液晶业大整合流产内情http://www.eeo.com.cn/industry/it_telecomm/2009/05/31/138868.shtml

故事可以说很简单，几年前我国京东方、上广电和和龙腾三大液晶面板企业酝酿合并（三合一），那时数家外资大佬突然分别向各企业表示愿意出让技术进行合资，三大本来就各有小算盘，一看自己有合资机会纷纷放弃三合一，等到国内合并计划完蛋，外资突然又不干了。其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上广电玩不下去了，另外两家其实也亏得厉害。

这是一个带有戏剧性的故事，也是极好的案例，说明我国企业如何在自己家里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几年前我曾经为企业讲过百事可乐的故事，情况差不多，只是时间上早得多，基本情况就是跨国公司利用中国企业基本上属地化的弱点（地方政府太强，又喜欢直接管企业管经济，这是改革的成功原因之一，也带来种种负面影响），信息不严重对称，然后各个击破，谋取超额利益。

中国刚刚摆脱计划经济，发生这样的情景不奇怪，问题是有没有汲取教训。可惜的是这样的故事还是在不断地重复，如果《经济观察报》的报道属实的话，这又是一个最新的案例。

话说到这里，我相信各式人等会有不同的解读，“左派们”又发现了一个市场经济不行的例证，找到了退回国家统管的理由；这个事件里似乎具有阴谋的所有元素，所以好此不疲者也很容易就把它描述为一个阴谋故事，可能再次为极端民族主义点起一把火。

我的看法是，这还是市场经济里的学习过程(Learning Curve)，我看外资先合资后退缩可能有其经济上理由，比如金融危机后许多企业战略都缓行了。虽然我不敢说外资没有蓄意破坏中国企业“大团结”的集体意图（但是我确实很难相信几个国家的大厂商会抱团对付我们，他们的资本主义反华觉悟绝对没有那么高），但还是希望不要去套阴谋论的帽子，因为那样做等于是说“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容易冲淡我们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应该有很多方面。处在我们这行，我就要说情报了，国家竞争情报是干什么的？就是用来对付这样事情的，国家要有人（不一定是什么“部”属的半官僚，民间机构完全可以做）吃饱了饭盯着研究外国企业在华战略，卖给需要的企业。当然企业合资的初期活动一般是严格保密的，但是专业的竞争情报也不是吃干饭的，像“LG电子不同部门的一行几十人来到位于江苏省昆山的龙腾光电有限公司”都走到这个地步了难道还可以瞒得住？如果在此时（2007年8月）得到了这个信号，我相信还是具有战略价值的，虽然无法保证可以完全挽回不利局面（这个局面是企业缺乏长远战略，没有足够利润支撑技术开发，那早就存在难以在短期改变的）。在这里企业当然要监视其竞争对手，国家通过推动行业协会等其他组织，应该可以为企业做许多事情的，几百亿的那么重要产业，一个行业情报机构总是养得起的（严格说是购买服务）。

我担心的即使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我们企业和政府的“情报觉悟”还是不会提高很多，越是大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越是当官来做的，这是一个大问题，短期难以解决。

今天接到一个什么”中国国学研究会”（大概是这个名字）的”获奖通知”，说是本人得到了大奖云云。这类东西应该不陌生，数年前曾经热闹过一阵（我的记忆中最早是国外来的，我收到的最早一个这类东西是80年代中来自澳大利亚人John Dixon搞的一个机构，机构是真的，然而名堂是虚的，40美金一块牌子，我认识的人真有去买的），中国的本土这类游戏中某个”管理科学院”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后来似乎绝迹，但最近又有死灰复燃，前几天也收到一个，不记得是什么教育还是教师学会（前面肯定有中国之类的前缀），也是得奖了，而且居然还是个优秀教师之类的称号，我已经过世的父母都是教师，但到我这代失传，想不到60岁以后还会被人送上这个头衔！所以我特地带回家给老婆看笑话，不过那个通知至少还找来我发表的一篇文章，而这个国学研究会则根本什么也没有就可以把人捧成英才，当然主要的把戏来自后面的小字，买个奖牌380多元，在他们的《文集》上发一篇稿子200元……

当然，最关键的是这种骗小孩的玩意还是有市场，有人要，否则骗子怎么混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