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金融创新与数学有不解之缘。1998年那次小的金融危机，一赫赫有名的对冲基金公司长期资本公司管理（LTCM）破产，引出其中两位获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董事，他们获奖的重要贡献就是以数学方法对冲基金定价的理论研究。 

华尔街有不少中国人，早期大陆去的两类人比较多，IT工程师和数学家，后来越来越多的则是MBA毕业的正规路子。本次金融风暴如果说华人中最出名的恐怕算是一位叫李祥林的精算师，他南开经济系毕业（陈省身的母校，那里数学一直很强），后去加拿大留学，80年代后来当过美国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当时在高盛，他从MIT引进了经济学家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此人后来搞出了著名计算风险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 (Black-Scholes formula)，为美国金融衍生品后来的疯狂大大助了把火。李祥林就在那时也被招募进了华尔街。

蹊跷的是，当这个公式为华尔街招来大笔财富的时候，那些大媒体上根本没有提到李祥林的名字，然而到了本次金融危机，全社会追究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时，David X. Li（李祥林）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一系列文章（见下列三篇）的头条，据说他的Gaussian copula function（高斯联结函数）比1997年得诺奖的那两人还要厉害，所以本来可能获诺贝尔奖。还说Black-Scholes formula中李的贡献要占一半，我奇怪那为什么不叫 Black-Scholes-Li或Li-Black-Scholes formula呢？

 最近美国哈佛的黑人名教授与白人警察的纠纷闹得沸沸扬扬，其实我觉得这些关于李祥林的报道恐怕也是同样原因（有些报道还特地指出李目前已经回到中国）。那些人脑子有习惯性思维，坏事总是外面人干的。不过我也觉得我们无须”义愤填膺”，因为在我看来，出了事情就怪罪外人其实是美国走下坡路的迹象，健康的民族心态不应该这样。

 有关文章参见：

《连线》WIRED MAGAZINE:2009.03.17

• l Felix Salmon: Recipe for Disaster: The Formula That Killed Wall Street 02.23.09上载（杂志该期首页上的文字是The secret formula that destroyed Wall Street P=Φ(A, B,γ)）

英国《金融时报》接连发了同一作者的两篇：

• l Sam Jones: The formula that felled Wall Street

Financial Times, April 24 2009

• l Sam Jones：OF COUPLES AND COPULAS

Financial Times, 2009-05-07

专访首届SCIP主席杰出成就奖得主缪其浩先生

《图书情报工作》53卷14期，2009年7月，147-148页

本刊记者：有报道说您在2009年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SCIP）年会上荣获主席杰出成就奖。那是个什么样的奖项？SCIP共有那些奖项？

缪其浩：这是今年新设立的一个奖项，原文是President’s Award for Excellence，为了避免误解，我觉得翻译成”协会主席杰出成就奖”比较好。

实际上，SCIP 多年来一直在年度大会上授三种奖，它们是Catalyst Award Fellows Award和Meritorious Award，可以把它们翻译成”竞争情报促进奖”, “最佳会员奖”和”最高荣誉奖”。头两项奖每届一般授予各不超过五人，最后一个奖则每届只颁发给一人。记得1995年我参加的那次SCIP年会，获得这个奖是最早到中国来讲竞争情报我的朋友Steven Dedijer（不幸已于2004年去世）该奖是协会最重要的奖项，今年的获奖人是美国加拿大双重国籍的Craig Fleisher教授（他与澳大利亚人Babette E. Bensoussan合著的Strategic and Competitive Analysis一书已有中文版），他获奖后加拿大著名的《环球邮报》就专门发了消息，可见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协会主席杰出成就奖”是今年新设立的，据SCIP年会上印发的资料，设立这个奖是为了”承认引进、发展和促进竞争情报概念和实践的个人”。

     从排列上看，这个奖仅次于最高荣誉奖，我还和最高荣誉奖获得者一起得到了发表获奖感言的机会。

本刊记者：请问SCIP是个什么样的机构，以往与我国竞争情报界的交流情况如何？

缪其浩： SCIP建立于1986年，根据最新的资料到2009年4月它来自大约70个国家的2807名会员，年度预算达到270万美元。另据今年1月其执行主席介绍，其中美国以外的会员占25%左右。会员中70%是企业（情报用户），20%来自咨询公司，其余是信息提供商和学生各占5%。

    SCIP与中国同行的交流很早就开始了。1991年SCIP就曾邀请我参加在日本的一次会议（因签证问题没有成行）。后来我国相应的学术团体，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成立后，在国际顾问名单中，就有SCIP的8位创始人之一，前主席普赖斯科特。这位匹茨堡大学教授后来多次来华参加交流或进行培训，SCIP本身也数次由执行主席带队组团来华访问，这个机构在前些年还与一家中国商业机构合作连续四年召开交流会议。近年来我国每年都有人参加其年会，仅我所在的单位已经连续5年派人参加。最近几年合作的范围更广，例如在2009年1月SCIP召开了专门面向中国的网络研讨会，在上海共有十多位中外人士与其他国家代表一起通过网络平台参加了这个会议。

本刊记者：您对这届SCIP年会的总体印象如何？您刚刚提到10多年前就参加过SCIP年会，您个人觉得两次年会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缪其浩：本届年会正值世界遭遇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低迷，可以理解的是在会议规模方面看来是受到很大影响，估计不少会员因为预算紧张而放弃了；还有些公司并非缺钱，但要做一些姿态，表示在过”紧日子”以避免招致批评。但是，我要说会议的质量倒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议题都比较具体实在。至少从与上次年会的印象对比来看，我感觉SCIP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集中的核心队伍，这批人关心这个组织，想方设法推进其活动，这显然比松松垮垮形式上的庞大更加重要。

    要说最大的变化，我感觉是美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态度。我十多年前参与SCIP活动那会儿，SCIP虽然号称国际组织（目前有超过70个国家的会员），但是由美国会员主导。，他们完全按照会员人数来建立分支，这样一个欧洲大国只能和芝加哥或其他什么美国城市一样设立一个Chapter，为此法国等国家的同行很有意见。我当时可以感受到某些美国会员流露出来的一种傲慢。而现在，至少在我所了解的情况看这个机构的领导层已经愿意听听其他国家的意见。今年新选举出来的董事会，虽然还是美国人占绝对优势，但是我有机会与其中大多数一起用餐，他们都表达了更多了解中国、加强与中国业务联系的强烈愿望，例如11人董事会中有五位参加了”中国竞争情报专题会”。当然不止是对中国这样，在此次年会的获奖人中，也有一半来自美国以外，其中包括日本、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

本刊记者：2008年的SCIP会刊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上有一期中国专刊，这次SCIP年会上又设了一个中国专场，您是怎么看这个的？

缪其浩：我觉得把这二者放在一起看是必要的，它们确实是相关的，而且还应该与年初的有关中国的网络研讨会，以及首次设立的奖项授予中国人联系起来。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一个反映，特别是在本次经济低迷情况下更加突现出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关键地位。

应该指出，这几件事情都是SCIP方面的主动行为。例如会刊上的中国专集，据我所知起因是该协会的出版物上曾经发表过各国竞争情报情况的系列文章，但是惟独没有中国的，上海科技情报学会副秘书长张左之就此撰写了一篇中国竞争情报的概述文章投到那里，结果杂志编辑们又另外组织了几篇文章，一起在2008年第六期上搞了个中国专集。本次年会的专题会议也是类似的情形，虽然SCIP按惯例提前邀请会员提出年会专题会议的建议，但据了解国内没有人提出过建议，是几位美国方面对中国咨询市场有兴趣的会员建议设中国专场，然后邀请我参加演讲。那个奖我事先也不知情，虽然知道有会员提名我参加”竞争情报促进奖”的评选，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分量更重的奖项。

近几年国内竞争情报行业，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实际运作部门，并不像以往那样关注”与国际接轨”（比如我自己多年没有参加SCIP的活动了），而更多是想着如何更好满足自己国家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本刊记者：您的获奖对中国竞争情报意义何在？

缪其浩：首先需要说明，与自然科学技术的学术研究领域不同，竞争情报这样的工作领域不应该有全球划一的价值标准，中国竞争情报专业人员的终极目标不是去SCIP拿一个奖。

当然对于中国的竞争情报事业来说，这次获奖还是有意义的。首先是能够在促进竞争情报的中外交流上助一把力。过去外国的同行们主要将中国看作其服务的市场，包括来这里为我们做些培训。即使现在国内的竞争情报 “国际会议”，我看交流还主要是单向的，外方对中方的报告一般不感兴趣（当然语言障碍也是一个因素）；现在的中国竞争情报专集和SCIP年会上的专题会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他们认真听取了我们的声音和观点，至少是比较平衡了吧！这次获奖后，据说一些与会者打听此人是谁。所以说，中国的同行在做什么，想什么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应该是获奖的主要成果。

我来自实际工作部门，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竞争情报文章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后期甚至主要是做竞争情报的宣传和推广工作；我自己在业务研究上的主攻，例如”国家竞争情报”，也没有想到去与国际学术界的热门”接轨”。我知道在竞争情报实际部门工作的大量国内同行，特别是年轻专业人员，不容易有所谓的”显示度”，比如很难靠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与人竞争，其实SCIP的会员也多是这样的第一线人员。这次得奖基本上是符合该协会的一贯路线，也给我们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一个信号，这些具体甚至琐碎的工作对于竞争情报这个行业发展来说应该是具有核心价值。

我在短短的获奖发言中强调了我国这支庞大队伍的作用，特别提到了对发展中国竞争情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杨沛霆、梁战平和包昌火等前辈（当然未免挂一漏万），虽然这些名字对台下的外国人很陌生，但是我觉得是必要的，这个奖确实是属于数以万计埋头苦干，为这个事业做出贡献的中国情报人。

28日“情报分析三点半”讲的主题是“网络计量方法”。时间又超了，当然那个早不是话题了。两个话题一是挖掘案例；二是讲课以后的反馈。

讲课时找案例最难，听的人最要听案例，但是在这个什么都过剩的时代，案例是大大的供不应求，正式发表的，像样的基本厥如。最理想的是讲自己做的，我当然会尽量找自己做过的讲，但是一个人的亲身实践不仅非常有限，而且通常难以满足讲课需要（例如这次讲了6个例子只有两个小例子是我自己做的），因为真实世界本身总是不完美的，那种什么一条情报救活企业之类的只是某些人的瞎吹加上媒体的无知。有个发表的案例看上去很美，我也在讲课时介绍过（当然说明具体出处），但多少有些实践经验的总是会怀疑那些产品降价的销量弹性数据怎么可能那样细致具体，况且又是一个产品快速升级的行当，我的判断是半真半假，当然已经很不错了。

我认为有个弥补的办法就是通过公开找到的资料自己挖掘出案例来。以前讲过我曾经以十几页简单的泡泡解读出一个不错的案例，本次又有个例子，那是一个最接近企业情报分析的研究（其他大多是学术研究，研究网络本身规律），作者我认识，有真的情报工作经验，当时在新加坡南洋理工，现在回美国了，她给了我一个泡泡，看不懂，后来又在网络上查到她的文章，有些明显是与这个工作有关的，结合起来慢慢看出点她的思路，当然还是有些空缺（一定会有的），大体上有点像了。

现在大家在发表文章中看到的案例，大多不是真实世界的东西，其实属于“示范（demo）”，虽然像模像样，作为学生教育（研究生恐怕也勉强）可以，但是对实际工作者来说，让大家知道真的东西是怎么样的非常重要。

话题之二是我的一个“软肋”，在讲网络链接分析时作为链接基本知识我用搜索引擎计算了上图和国图的“链入(Inlink)”，这当然是很简单的，但是我实在缺乏真实链接分析的经验，匆匆忙忙做的，刚刚散课就有人提醒我把上图的主要门户搞错了；今天又有一位自称新人的（我确实不认识，人和名对不起来）发了一个长长的邮件，很内行地指出了我采用的搜索引擎不合理，他对这两个主要图书馆的链接统计了，还深入分析了一下，有些结论很有意思，还通过链接分析为基础为我们自己网站如何提高“显示度”提了具体建议。非常好的反馈，我认为这是对我讲课最好的回报。下班时才看到，还来不及仔细研究，但是我一定会转给管事的人，有可能的话我很想鼓励这位“新人”再做得完整些写成文章发表，这比短斤缺两地贩卖外国文献上的概念更有价值。

记得昨天讲课最后我说尽管情报分析领域经验很重要，但是在网络计量分析这个方法上，年轻人决不会“输在起跑线上”，绝对可以比我这样的老头做得好。这句话看来是灵验了。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的商业信息部门情况如何？就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11-12月期间，《商业信息评论》杂志进行了一项调查：Allan Foster：Battening down the hatches，The Business Information Survey 2009，Business Information Review, Vol 26(1): 10-27

该杂志每年接进行这样的调查，只是BIR以往对订户发调查表或在网站上下载等办法，但是被认为偏差太大，明显缺乏代表性。近两年来采取了对主要商业信息经理人员进行深度访谈的办法。本次共有23位调查访谈对象在2008年11月底至12月初进行了为时45分钟甚至当长的交谈，有典型性，但是难说普遍性，但无论如何是第一手的真实（或基本真实）情况。调查的发现比较杂乱，择其要者归纳简述如下（其中比例皆指调查访谈的23家）：

• 一半企业商业信息部门遭遇10%或更多的预算削减，大多数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削减。
• 所涉企业普遍履行严格的成本控制，有的采用复杂的矩阵追踪和评估成本；成本控制已经影响到了业务发展和顾客响应速度
• 金融危机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影响最大的是金融行业，而其他，特别是公司法律服务业，业务仍然繁忙
• 4分之3的企业已经或将在2009年减少雇员
• 更加重视全球信息管理网络与协调；20%的回答者已经考虑外包或离岸业务操作，其余80%也不排除将来这样做的可能
• 高级经理们越来越认识到”信息发现技能”是本部门的核心能力
• 在经济低迷情况下信息部门大都调整业务，放低身段，极力使自己的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多财富
• 对Web2.0或所谓”Social technologies”的手段，企业的态度恰好是三分天下，赞成、反对和无意见各占3分之1；而一半企业因目前经济状况暂停了知识管理的项目
• 在商业信息数据库服务商方面，除LexisNexis和Thomson仍然稳据前二外，DvB首次超越Factiva成为老三

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即将在8月中旬请周延鹏过来做一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转型的讲座。许多人不知道周延鹏何许人也，他确实难得在媒体上露脸，但与某些也许根本不知道知识产权是怎么回事却霸占媒体大谈创新的人不同，请他来讲知识产权是合适不过的。请见我2008年2月23日写过一篇博文性格周延鹏，同日（不同时间写，同日贴上）另一篇落幕，居然可以如此辉煌也提到几句。

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个新闻不断的鸿海集团，它的老板郭台铭曾是《财富》评出的台湾首富，甚至会知道他在与新娘子结婚前跟大美人林志玲有点故事，但是没有多少人了解鸿海走到今天这个份上吃过的苦，在技术上它曾经被外国大老几乎每月一个诉讼官司压到喘不过气来，但是现在角色倒转了，是它专门在世界上虎视眈眈，看到有什么疑似”猎物”它的豪华律师团队就会冲将上去，最近它正在与大陆的比亚迪过不去。这样做有时难免走火入魔，比如前些年富士康（鸿海一家子）搞定某地方政府公然威胁要对曝光其阴暗面上海记者的家庭资产“保全”，就是一例。

 周延鹏就是当年郭台铭创业之初延揽至麾下，任法务部长的干将（多年前离开了，与上述事件无关）。周非名校出身，没有留过洋，混到这个位置想必靠的是业绩。为什么请他来讲，不仅因为他的经历，更是因为他在鸿海的那段日子恰好是中国大陆目前正在经历的痛苦过程，10年前听这不觉痛痒，现在我们正应该像当年他们一样真正靠技术创新和专利战略来翻身，情况就不一样。所以我去年12月到台湾在会上见到周就力邀其来沪做个讲座。

我一直认为美国欧洲日本要学，但是认真研究台湾收获可能更大，更直接，因为血浓于水的民族文化摆在那里了。上世纪80年代我曾搞过个亚太国家地区技术进步的课题，其中就注意到了台湾80年代以来经济起飞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信说了几句好话，结果评上了上海市三等奖。项目结束前后，正值“风波”过后，有好汉写文章列举14条自由化罪状，其中“鼓吹港台经验”云云也算一罪，幸亏邓大人没让他们乱搞，但是无论如何“主流媒体”上是不敢大张旗鼓说台湾的好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一只眼盯着那里，因为我发现两岸政府（那边该叫当局吧）推高技术创新的思路真是十分接近，与美国日本相差很大，在为政府咨询时也颇颇引用那里的例子。

在情报方面也是，我是大陆第一个关注、介绍那里半官方“市场情报中心(MIC)”的，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这样机构的，但是我觉得非常适合大陆，留学时在台湾朋友那里还拿到一个MIC情报分析实例的泡泡，我自己解析出来，写了文章，还成为讲课时难得的好案例。

也许是两岸关系好转的缘故吧，最近报纸上正面介绍台湾创新科技的内容多了，手头就有两篇：

刘民义：借鉴台湾工研院的能与不能，《科学时报》2009年6月30日A3版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1061 

硅谷：从雁群模式到睡莲模式《21世纪经济报道》2009-07-06，2版http://finance.21cn.com/news/cjyw/2009/07/04/6528165.shtml

 分析都还比较中肯。

可以想像随着两岸经济愈加融合，我们可以更多地借鉴对方的经验当然还有教训。

7月10日写过一篇力拓案件的启示，几天过去案情仍然没有公布，虽然我外交部发言人警告外国不要抄作，不过国内一些媒体好像不听他的，如吃了兴奋剂那样大谈间谍、情报和机密。在国家没有公布具体罪行以前，我们无法对案件本身说什么，本来对于国家安全、对于特务间谍我等不懂也不该多嘴，但是看了媒体老是喜欢把情报拉进来一起抄，就觉得不管怎样与我们还有关系，还是要说几句。

正式的案情仍然没有披露，但是报纸网络上专家们又有了个话题可以大发挥，就他们谈的（是不是力拓的案情不知道）来看，主要还是商业秘密问题，刚刚读到某“专家”大谈日本如何保密，谈到1990年他们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反衬中国不太重视，他大概不知道中国在1993年也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有商业秘密一条。只是我当时就感觉那是为了加入WTO而匆匆搞出来的（有关文本几乎是照搬外国的），并没有进入管理层的意识，在以后无论是与抓产业发展的政府官员还是与企业高管打交道，印象中没有谁把它当回事，这是我们的文化，从来不重视白纸黑字的契约，只听现任领导现在说什么。

媒体抄作中我觉得有两个角色是缺位的，一是企业的缺位，保护商业秘密的第一责任人是企业不是警察，即使属于商业秘密归入了国家秘密也不是关在什么国家保险箱里的东西，它们实际是散布在政府和企业各个具体组织机构里的。那么大的事情，狗屁不通的“专家”都到处在说，就是不见涉及到的企业（他们有的也说话了，说的是“与我无关”），见不到他们对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我当然清楚缺位的原因是什么：现在事情一下子搞到“国家秘密”有人就会认为跟企业没什么事了，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企业是商业秘密泄露的第一受损人，为什么“皇帝不急”？也许有人认为国家损失，所以国安有责，道理不错，问题是单单靠国家安全部门管得过来吗？难道私营企业泄密国家没有损失？外资员工泄密，企业呆不下去国家没有损失？是不是都该由国家“管起来”，金融危机后，政府真是越来越万能，现在这样来处理商业秘密，也许有些人会感觉很来劲，但是各个企业保护好自己的商业秘密。国家的经济安全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所以这个第一责任人的缺位，将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

第二个缺位的是科技情报或竞争情报界，当然所谓情报界，除了高校还有个面貌不清的情报学（实际是LIS，与我们说的情报关系有，但是不大），其他基本是散兵游勇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有个架子，还有个准行业协会。我仔细看了，在报纸上露面的唯一与情报有关的人士（当然不是“潜伏”那种）是北京的邹祖晔（大概是记者找上门的），也退休许多年了。保护商业秘密是竞争情报的本业，现在来看我们国内对这个是有所忽视的，但是竞争情报毕竟是正宗对口的行业，需要有人做研究，发出专业的声音（现在似乎只有个别嗅觉灵敏的培训公司反应快，已经在想开班赚钱了）。这可不是小事情，如果让那帮把日本搞大庆油田在那里的故事也说成国际间谍，认为把公开报纸剪报整理可以搞出机密材料的“专家”们当道，不仅竞争情报行业将不复存在，中国的经济最终将受到危害，当然还有中国的国家利益！

让人最感觉有意思的是某报纸一个通栏标题，说专家认为中国商业腐败60%与外商有关，原来我们建立了那么多专门机构、开了那么多大会、出了那么红头文件都搞不定的腐败问题，原因就在于没有抓外国间谍！

昨天晚上去大剧院看了迪士尼电影改编的音乐剧“歌舞青春（High School Musical）”，这个剧星期天（今天）就演最后一场了，自从那个“发胶星梦（Hairspray）”以来对音乐剧兴趣就有点减退，后来那些与最早几个经典是不能比了。这个题目更不适合我，所以一直没有去关注。结果昨天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全家出动到大剧院门口买了打折票（票上印VIP!其实是很差的座位，有办法拿免费票的与黄牛一起组成的产业链），剧场里人很多（高价票区还是有一些空），几乎都是中学生模样的。

不过看了后没有觉得后悔。音乐剧本身的故事很模式化，实际是美国版的“三好学生”励志剧，只是用“科学、体育和歌舞”代替了“德育、智育和体育”。一个高中要排个音乐剧，是新版“罗蜜欧与朱丽叶”，最后说主角没死而到上海定居了（一个用烂的噱头）。因为阴差阳错造成了关键的主角面试（audition）、科学全能比赛和至关重要的篮球赛都安排到了同一个时间，“矛盾冲突”是男主角是篮球队队长，女主角是数学天才，而爱情（算不算早恋？）使他们很想一起演出这场音乐剧，就有了戏。与其他几个美国音乐剧一样，都有一个女二号演反派，从中捣乱，最后当然是皆大欢喜，所以情节非常老套，吸引大部分观众的我看是满场的青春活力，20来个少男少女从开头蹦到到结尾，连通常比较矜持的中国观众最后都站起来按节奏鼓掌；而我的看点是舞台的调度，比如一段表现科学、篮球大赛和音乐剧排演居然同时在同一个小小的舞台上串联出来，一点不乱，导演的功夫十分了得，当然这是迪士尼的传统优势。不过我看到其中一个场景是表现传小道的人分别与他人打电话，与上世纪60年代看过的一场话剧“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娄际成主演）中的场景非常相似，今天来看也一点不差。看来我们自己的传统也有不少东西值得继承的。

在盛夏的炎热和充塞着抄袭、腐败和间谍的媒体轰炸之下，适度体会一些完全不同的文化，即使对老头老太也来说也不失一种无害的逃避。

以下评论是对我“这算不算成功的研究”博文的评论，未经作者同意就转贴在此，评论本来也公开的，应该不是大问题吧。

转贴的目的是我非常赞同评论者提出了这个研究中存在的要害技术问题，即语义关联，这是很内行的提醒，我在那篇博文里确实应当提而实际没有提及。据了解现在有些数字图书馆研究正在攻，但是在不久的将来还将是一个难题；关于第一点我补充个情况，这次我们是自己做了个数据库，虽然避开了评论者说的“不同来源的数据库”，但最后只纳入了不到2万条数据（远远不如一般的商业数据库），还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这也是课题时间表被打乱的重要原因，评论者提出这点给我启发是以后对这类问题的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各种数据库（如绝大多数文献计量研究那样）。 

借此机会补充一句，本课题我挂名组长，除了应当对整个研究成果负责外，特别是必须对其总体设计中的不足承担责任。但是课题的实际研究工作，包括总报告和各分报告的撰写都是由年轻的研究人员担纲，其中曾原还负起了日常工作的组织作用。

[以下转引]keven: 从对这个课题的不多的了解中，我能体会这类课题与国内大多数哲社课题的巨大不同，以及这个课题的”方法学意义”。上次听曾原报告，我能感到这个课题两方面的困难：1、数据/资料占有方面的困难（包括工具的缺失）；2、语义关联分析方面的困难。就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第一个方面应该是我们情报所等”智库”长期刻意打造的核心能力，从资料的收集获取加工处理等方面应该有与众不同之处，虽然都来自于公开，但积累和经验绝对有所不同，对不同来源的数据库，我们还缺乏系统地进行全面系统地占有和整合分析的能力；第二个方面，无法不由专家的介入，人工地去分析、评价数据之间的联系，包括正相关负相关正影响副影响等，这其中应该也有不少方法可以采用，不过都是很花精力和成本的。一时想到这些，作个comment。谢谢缪馆的这些总结，非常有价值。我常常奇怪，这些国外社科研究的”常识”，国内怎么就那么不受重视涅？…[转引结束]

为准备7月14日情报分析方法讲座的案例详讲之一，又重新回顾了去年底完成的美国对华研究的信息源研究课题（这个标题特别拗口），时间过了半年，现在可以比较冷静地看这个成果了。

结果如何，简单的回答是，作为一个“假设-检验”式的课题，原先的假设并没有得到确认，无法找到明确的证据说明这个作者群提是有系统地忽略甚至歧视中国大陆的信息来源（但是发现存在障碍）。没有证伪，所以也不能否定，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我们的假设（课题中也许并没有明确点出，但是我很清楚）是社会普遍认同的“偏见论”，也是我们在立项前做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引文分析预调研所得到的印象，即国外对华研究为什么往往有偏见，是因为他们的出于各种目的忽略了有些信息源，我们对《崩溃》一书分析确实是有道理的，那本书之所以轰动，部分是因为作者的华人身份和他长期在大陆工作（为美国律师楼）的经历，通过引文分析（在这里被看做信息来源分析）可以知道这两个所谓优势都非常脆弱。此书现在已经被事实证明很荒唐。

但是推而广之，我们立题后花费大力气建立了包括1万7千多条引文等数据的数据库，做了各种角度的分析，至少就我来看，难以确认以上立论。如果要总结教训的话，可以说当初立题时对这个假设-检验的难度估计不足，而且这个角度属于大跨度的跨学科课题（据说哲社办请专家审读都发生困难），去研究真带有很大的探索性。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课题是不是算成功？

我觉得这个问题简单回答容易误解，应当多说几句。研究的种类不同，有些研究工作无所谓成功失败，总是能够得出预期结果，只是好不好的差别而已。但是有些探索未知的研究就不是那样了，要么找到了答案，要么找不到答案。

我参加过一些课题的评审，发现大多是些不会没有结果的课题，现在的人都很聪明，开题立意宏大，但是决不留下可以抓到小辫子的缺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五千字就可以谈一个“某某领域（多半是外国新名词）国际最新动向”之类的大题目，结果出了几十上百篇文章还无法把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讲清楚，但是这类东西永远不会“失败”。

本课题口子开得有些大，没有达到设想的最好结果。但是能不能说这是个不成功的研究课题？恐怕不能，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科学研究，只要是真的研究，这就是很正常的。读大学时已故华中一教授（以后曾任复旦校长）让我们旁听他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内容至少对我来说基本听不懂，但是我现在还记得有次一位研究生做实验得出的曲线与理论曲线相差甚远，我们一帮同学回来都议论，当时好像有些取笑的意思，后来我感到这是老师让我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科研的重要一课，说白了是要让我们有点做科研的感觉，而不是学习什么具体专业内容。

我不敢想像现在还有多少导师敢让这样的论文去参加答辩，还有多少答辩委员能够看到这样不圆满的研究中有什么价值，也许可能发生的是学生在做到这样结果后在周围人的假装看不见的情况下把数据处理成为能够接受的样子，请原谅本人的小人之心！

现在完成的项目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包括其中有些是我们走过的错路，后人就可以不用再去尝试；而有些，比如对美国这个被人们认为是自以为是的全球大老，现在还维持着供支持决策用的外国主要报刊资料翻译机构FBIS，我们不少中文资料就是因为这个机构的工作得到美国对华关系研究人员得以引用，一个“小Case”，但十分有用。

文献引用关系的研究证实了研究者是有“圈子”的，中国作者可能要进入这个圈子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地听到等等，还有许多，虽然没有非常精彩的亮点，但还是有点点滴滴的收获。要是有人再做下去，一定可以从我们的成果里获益。更重要的，这已经比较接近真正的研究工作了。

以上观点在我们的正式版本（包括前面一篇已发博文）里比较含糊，我是担心如果老实坦白， 恐怕要“从严”，而不是相反，如果真是开诚布公地在摘要里宣称我们的假设没有证实，评审专家门可能要吓一跳，现在的科研那有公开自认没有实现目标的？其实那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本文作为一组专题文章的引言，即将在《图书情报工作》今年7月第2期发表）

收录在本期的5篇，都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美国精英对华研究信息源研究”完成后，有关成员将研究工作提炼成的学术文章。项目题目有点拗口，意思是清楚的，正如第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所说的，这是一次”图情思路及方法在中美关系领域应用的尝试”。

我在情报研究领域”混迹”多年，非常高兴地看到最近国内外在研究方法上有了重要的进展，主要由于信息的数字化迅速发展，借助文本处理技术领域多年的埋头苦干，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基本可以使用的工具，其中有的属于共享软件，使用成本也很低。但是同时我也感觉到情报研究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手段工具越来越丰富，更需要在应用领域”显身手”，将这些工具用于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社会实际课题，取得社会认可的效果。

而促成具体课题的则由以下一些原因。首先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与上海图书馆合并后，进入了宣传文化领域，我们的情报研究工作虽然仍然主要以经济技术产业为对象，但有更多机会了解到在其他”非传统”领域，情报研究也可以发挥作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在文化等领域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其中有些得到了用户的好评，在这些积极的”正反馈”信号鼓舞下，这样的探索进一步扩大，形成了系列产品，其中包括城市形象的国内外媒体监测。

本课题涉及的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具体方面。受文化部委派，我曾经有6年担任国际图联”信息存取自由和言论自由”代表中国的委员，亲身体验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与我们自己的认识存在着巨大差距。这里不谈那极少数极端反华的人，我所遇到不少对中国友善的同行，不少很专业的研究人员也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产生一些偏见或无法全面理解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当然有诸多因素，但是毫无疑问，包围着他们的信息环境在其中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例如2001年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有些结论在我们看来很荒唐，但因为作者的华人身份和他在中国大陆多年的工作经验却让此书引起一定轰动。但是我们对该书做了引文分析就可以对其”中国通”的可信度提出严重挑战，这是促使本课题形成一个直接因素。

阅读这里的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我们的探索还是非常初步的。这个题目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而我们研究团队的学术素养，无论在国际关系领域方面还是情报研究方法工具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我们这样的单位课题研究基本上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将这些仍然粗糙的产品呈现给读者，因为正如一些中美关系方面的专家在评价中期成果时所表达的，这样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进一步挖掘的潜在空间。

6月1日曾写过一篇“又是骗局，而且是很滑稽的骗局”博文，今天又收到那个”中国国学研究会”一份邀请函，说要举办”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中国诗词书画大赛”，本人因”对国学的热爱，及在传统文化艺术领域造诣颇高”，还”参照了过去参赛资料”所以光荣成为60位”特邀参赛艺术家”之一参加此赛，这次它倒没有提收费的事，不清楚它的”价值链”是什么样的，因为即使每人送一幅字画它也难以变现去支撑这种可能耗资几十万的活动。

本人对书画一窍不通，当然绝无参赛一说，老实讲也决不热爱什么”国学”，即使真的是学问，批上”国家”虎皮我反而不买你的帐！

这个”学会”很可能是非法机构（6月1日博文的一个评论者提供了查证民间组织的网址，上面找不到ttp://www.chinanpo.gov.cn/npowork/dc/searchOrgList.do?action=searchOrgList）。天地间大小骗子今天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问题是这样一个”雅贼”不但活动张扬，而且通讯地址邮件地址电话联系人齐全，要管的话一定不难，为什么还能这样活得滋润？

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不幸去世, 举国哀伤，我觉得该写几句。

我不善交际，除非工作必要，极少高攀，即便他/她真的很伟大。因为工作关系我见过国图许多负责人，但是不幸除了在大会主席台上以外从来没有见过任馆长，当然也没有机会亲身领教。得知他远走，我想起的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二手故事”。

一是件小事，说的是原先国家图书馆（那时还叫北京图书馆）没有高级座车，他是坐一辆桑塔纳参加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查了下没有确证是常委成员）会议的，结果在远离会场的大门口就被人民的卫士们拦下，只好步行几百米进入会场。此事的解决是后来国图买了别克。

另外一件不算太小。当国图原副馆长孙承鉴告诉我时真感到意外。那是关于数字图书馆的，大孙馆长（从清华调来，一直主管信息技术这块）说10多年前国图上层对数字化建设仍然很犹豫，他在班子里得到的最大支持居然来自这位年纪最大，专业在哲学宗教领域，大概没有多少信息技术知识的任继愈老馆长。大孙说起在一次班子讨论时可能难以形成统一意见，任馆长单独约大孙事后长谈一场，听取了详细的解释，最后表示了坚定而明确的支持。我有好多年因工作原因经常与大孙打交道，就我感觉，他好像不属于情商特别高的一类，从未见过他如此感动。

但是仅此还不算太意外，馆长过问支持似乎也属于情理之中，我意外是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任馆长在任何数字图书馆会议上露面发表“指导性或总结性意见”，而近十几年来数字化已经逐渐时髦起来，这方面的会议“档次”也是越来越高，而如果不是听大孙这么说，我是决不会想到的有以上这个故事的。

一个大师走了，自有许多高人会出来发表高论，轮不到我来罗嗦，所以我只是叙述事实，不加任何评论。

《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震动钢铁业 力拓间谍泄露了什么http://www.21cbh.com/HTML/2009-7-10/HTML_MTCXDEIX0O98.html”值得技术和产业情报专业人员一读。两点原因，一是了解当前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况，特别是希望通过这个案例，为外国企业工作的中国人要弄明白正常的信息收集分析与商业间谍的界线在那里，我们有许多法律，但是实践中都知道可用性都比较差，所以必须通过司法实践来了解在监管人员的脑子里这些问题是怎么看的，这对事业的顺利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其二，还是以前讲到的数据问题，纯粹从商业竞争来看，公开信息来源是好东西，但是也要注意其真实性和价值问题。文章引用钢协人士的话说”公开的行业信息都是给外人看的，而且统计上存在不同标准，未公开的一般是各个企业的具体生产资料，以及影响交易的行业真实成本数据，比如吨钢铁水成本。”

我看到许多年前美国人的一个评论认为，（80年代或更早）中国人比较老实，一般不会、也没有足够的技术说谎，国家有些数据不好看就不拿出来，他说苏联就不一样，他有本事进行系统性地的造假，现在企业在市场的海洋里游了几年，学到了好东西也学会了坏东西，所以对那些公开发表的数据确实需要小心。

前天与一位日本过来的朋友见面，他有位老师是日本大学教授（在SCIP2009上获Catalyst Award，所以认识我），原先的专业是技术管理，现在对竞争情报感兴趣，重新组建了日本的竞争情报专业人员组织，那位教授看了中国关于竞争情报发表的文章，有些奇怪为什么中国作者对“反情报”那么有兴趣，我和在座的另外两位给他解释，中国有许多文章看不得，或者说这些出版物未必反映中国竞争情报的实践，反情报文章好写因为很少有人真的搞过，未必是中国的什么热点，实践中更加谈不上。但是看了力拓的案件，我觉得倒是应该真正地关心一下中国在当前国际竞争中的反情报课题了。

在新浪网上看到陈功的访谈决策应该由信息分析专家作出–专访安邦咨询董事长陈功，就决定马上转贴到这里来。安邦是国内可能是唯一一家成功的以信息分析为号召的民营咨询机构，已经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决策咨询领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陈功的观点（标题上的）咋看上去肯定会引起争议，但是他说的有些道理，当然我也不同意这样表达（可能是为了吸引眼球，否则这个访谈不一定会出现在新浪首页），他说：“所有的政策在全世界都是由信息分析家作出来的。连格林斯潘自己在回忆录里面都说的非常清楚，我们主要工作跟金融学没太大关系。他们365天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信息、处理信息、分析信息，然后作出战略决定”，严格地说，所有的决策都是经过信息分析做出来的，即使是经济学家，你可以对专业进行研究，发表看法，但是一旦参与决策，确实就必须超越自己的专业，成为汇集各种信息，去伪存真，剔除茏（long）余，为决策者拍板服务，他们的角色是要变的。

尽管说法可以再确切点，但是这个问题提出得很及时，最近国家“最高级智库”高调登场，成员不可谓不高，理事会专家团都是如雷贯耳，但是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信息支持，虽然中国的关键信息基本上掌握在官员手里，但仅仅依靠原官员们的官场知识和遗留渠道能不能保证它所声称要承担的重大使命呢，难说。听到的小道是他们的一些重大课题还是像建筑工程那样层层转包，最后是由初出茅庐的研究生们来承担，虽无法确证，想象中恐怕不会太离谱。

我6月21日写的博文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国家竞争情报中就披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年的情报功能，现在的世界信息爆炸，而且又遇到经济拐点，通常的经验知识遭遇严重挑战，在这样的时候陈功的话就不显得过分。

多年前一方面兴趣仍然广泛，另一方面可以看看的资料还不像现在那样泛滥，所以那时浏览的范围很宽，记得先是在一本经济研究类的刊物上看到“反事实测度法”的介绍，觉得有用，Paul Samuelson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版上将这种方法翻译为“计量经济史学”。后来1993年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奖（其实不是严格意义的诺贝尔奖，正规全称是”瑞典银行经济科学诺贝尔纪念奖”）的Robert William Fogel 和Douglass Cecil North，提到他们采用了”反事实测度（Counterfactual measurement ）”方法颠覆了一些本来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认知”，比如美国历史上大铁路的建设对促进西部开放贡献巨大。更加具有争议性的是，在1974年出版Fogel与他人合作出版的著作中论证了奴隶制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奴隶制被推翻是因为道德上的问题而非经济因素，这与我们平时相信的”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理论不符，这样这个方法影响就更大了。维基百科英文版（http://en.wikipedia.org/wiki/Cliometrics）对此有详细介绍。

不管怎样我读到这些内容非常感兴趣（直到现在还记得就是例证），那时我正在关注这些运用数学的社会科学，高兴的一是学到了一个新的术语Cliometrics（前半Clio希腊神话中司历史的神，后半metrics指测度，计量的意思，许多”计量学”术语都有这个后缀；有点诡谲的是维基百科中还有个类似的Cleometrics，意义也差不多，也是借用了司史之神的名义，Cleo也许是Clio的变种，但那却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特点是重视历史数据）；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在硕士研究生论文中采用的方法就是”反事实测度法”，为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方法终于找到了”根基”而高兴。

反事实测度法实际是也是一种Approach，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具体方法，它只指出一个思路，具体怎么做要结合具体问题进一步挖掘。从原理上说很简单，就是假设某个历史上并没有发生的事件是发生了，那么根据现有的数据和事实进行推理，想象事情会变得如何。比如那个奴隶制的问题，就是假设在美国历史的哪个阶段没有出现这样的奴隶制度，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生产率应该怎样。这样的分析如何做到科学，让人信服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用于解决具体问题时还需要细致的设计。

我在研究生论文中用的方法与其十分相似，然而受到的是另外一个学科的启发。我在大学读物理时曾经看到过一个计算晶体结构变化的公式，它的思路是结构变化的量可以将”如果结构不变”所得到的数值，减去”实际上因为结构变化”而出现的真实数值，得到的就是结构变化的量度。在计算”技术进步中结构变化的贡献”时，我就是采用了类似的思路，先计算”如果产业结构不变应该怎样”，然后减去”产业结构变化了的当前情况”，得出的就是”结构变化的贡献”，看到以上说的那些资料，我一想原来这就是”反事实测度法”呀。老实坦白本人决不是大学里的好学生，物理系毕业的考研究生时普通物理居然不及格！因其他成绩不错才得以录取，但是我却记住了这个公式背后的思想，在研究生论文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这证明了文理确实是可以相通的），MIT出身的系统工程专家张钟俊院士是我们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我的论文得到了他的高度评价。现在想想物理系的毕业后转行的占绝大多数，当年的好学生以后有多少有机会用上课堂里的知识？这样来说自己还不算是太坏吧。

 方法是干什么用的？我看到有些文章里用的方法是点缀用的，还有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玩弄（manipulation）数字能力的，甚至还有纯粹拿来吓唬人的。但是两位经济学家用了方法得到了否则难以得到的结论，这才是方法的真正价值。不过这种Approach至少在国内还是少有人问津，陈超和我合作于2007年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短评”以市场换技术没有过时” 中提到过这个方法（http://www.china.com.cn/xxsb/txt/2007-03/13/content_7952984.htm），而今天用搜索引擎查中英文”反事实测度法”出来的结果几乎都是这篇文章，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悲伤。不过后来发现主要是加了”测度”之后就查不到了，如果单单查Counterfactual的话还是可以找到许多有用的资料，包括thinking、methods和analysis等搭配。所以这个方法没有消失，有兴趣的人可以挖掘一下。作为一种研究问题时的思路，它应该是有广泛的价值。

欧洲最好的管理学院之一，法国的INSEAD在其网站INSEADKnowledge 上(http://knowledge.insead.edu/Howtostimulatecreativity090612.cfm?vid=255) 发表了一个研究成果的报道，该院助教授William Maddux和美国北西大学管理学教授Adam Galinsky合作完成一项研究，他们发现有国外的经历，特别是在国外长期生活的人一般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中的多语种的能力语言以及适应性二者与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都有强而顽健（robust）的相关性。研究者指出，一般在国外出差、或者虽然在国外生活，但办公室住所两点一线这样的经历就并不起作用，他们发现在差距很大的环境中的适应能力是产生创造性的关键。这个研究结论听上去颇有道理，并不出乎意外。

其实所有的跨国公司在培养人才中就已经这样做了，比如有些金融机构咨询公司做到一定年资后会有机会到国外去工作一段时间（1-2年）。又如美国一个著名的罗德奖学金就专门资助获奖者到英国学习一年，克林顿年轻时就得过，那就难说是“学习先进经验”了，准确地说是到不同环境里学习。

这个研究证明了在完全不同环境下生活的经验也很重要，过去我们推崇的是在国外埋头苦读苦干的精神，现在可能还要注意融入别样的社会。我们国家以优惠的政策吸引”海归”，即使从创造性这点来说也是对的。当然中国需要”海归”还应该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比如这些人在发达国家受过较好的教育，特别其中部分在国外先进的研究机构或公司做过的经验等。我想许多人都会有体会，归国专家，尤其那些回来不久的专家的意见往往比较尖锐，而国内（包括曾经留学但在内地时间很长）的专家，即使在专业上非常强，说起话来还常常是瞻前顾后的。

不过促使我仔细阅读这篇报道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想了解他们的方法：研究者们到底是如何测量出对象的创造性强或弱？研究者们用的方法是心理学测试中的”Duncker蜡烛任务”，方法是给被测试者一合图钉、一把火柴和一根蜡烛，要求他们利用这三样东西把蜡烛订在墙壁上，但是要让蜡烛点燃后，烛油不掉下来。 正确答案（即表明被测试者具有创造性）的关键一着应该是将图钉全部取出来，然后用空盒子置于蜡烛下，测试方法的发明人认为这里的创造性表现为将图钉盒应用到了原先没有设计的功能上面了。他们认为这就是创造性的表现。

看到这里我大为惊讶，我没有学过心理学，但听说过一些心理测试的量表，但是先看到结论再知道这个方法不禁对这样研究的”科学性”打了折扣。但是经验告诉我对自己不懂的学科先别忙批评，也许心理学就只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与大自然相比，人和人类社会实在太复杂了，比如有人以物理学中”测不准原理”来看社会科学是永远”测不准”的，不是水平高低问题，而是你测量的行为影响到了对象。比如股市预测，也许股评家们真的厉害，说得极有道理，但是听他说后股民们会改变自己买卖股票的行为，于是股评家的预测就干预了股市的运行，本来应该出现的情况就不出现了。自然科学为什么人的干预不起作用（严格说是干预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尺度上，小到基本粒子（纳米是10^-9米），大到宇宙天象（太阳到地球是1.5·10¹¹米），人类是难以影响的，只有在量子力学里，科学家企图测量微小物质粒子的运动时才会出现”测不准”。

这样说了一大堆话还是没有解决这个结论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我觉得问题倒不在于一定得对这个做判断（至少我是没法做），重要的是”科学地”认识这个研究，换句话讲，如果媒体知道了，想要报道这个研究成果，就应该不仅报道其结论，也要介绍他们的方法，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就像大学排行榜等一切类似东西一样，把方法过程讲出来。遗憾的是多半媒体现在不会这样做（比如我5月31日一篇博文”三大技术重塑世界经济？《参考消息》的误导”里谈到的情况），我看这方面的科学素养还需要大力培养，而且远远不止记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