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从一系列对外经济技术交往失利教训的分析中我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喜欢大肆宣扬一些重大的经济技术战略设想和规划，这样的宣扬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是对内鼓舞人心，让行业企业了解全局，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是信息披露，信息披露不一定如间谍论者认为那样就是泄密，有时是战略需要，企业不是也常常要高调召开产品发布会吗？问题是什么时候披露、如何披露等。但是这个情况不能简单化地理解和对待，比如我不希望看到因此媒体就还要“进一步加强管理”，也不完全是保密不够的问题，这实在是个敏感的商业决策，分析问题的原因可能是：

政府过分干预经济。政府当然要管经济，但是普遍的问题是行业主管部门（现在有所削弱）和地方政府（特别是后者）对经济发展有强烈的表现欲，他们把经济发展看做自己的政绩，而且有内在的冲动要让大家都知道“我”做了什么；同时政府对资源又拥有过大的直接处置权，确实经常可以做到“言出行随”。结果就是人家对你们的战略常常是容易把握，有人说的现在“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往往就是与过早过份全面地披露我们的意图有关。

国际经济技术交往过度“政治化”。与前因有联系，主要是指把经济技术决策当做是政治决定，动辄以“国家利益”，“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这些无法讨论、难以妥协的语汇。这些与商战中应有的做法不符。外国人讲竞争情报往往搬出“孙子兵法”，其实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宝贝还没有学会用好，企业说话虚虚实实就是其中之一，说了赖帐也没有什么。但是这种“兵法”遇到政治出面，就只好解除武装了。

这些问题解决的根本办法还是政治归政治、商业归商业。要让企业更多地扮演角色，即使输了一局常常也不是“国家颜面”的大问题，比如有些国有公司投资什么海外基金，明明应该是商业决策，不必要强调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甚至响应党中央号召，否则输了怎么办，让上面为你负责？我甚至怀疑有些企业喜欢把自己行为的政治化真是有这样的“险恶用心”，说穿了就是推卸责任而已！

最后还要怪竞争情报业界太弱，话语权和实战本事都不行。喜欢写文章的基本在自己的“学术小圈子”里活跃，对社会上重大问题几乎不发声音，其实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在最近力拓案件引发的热议中，竞争情报提到不多，出现的也基本是以“灰色”面貌，半鬼半人的。人家的问题我们影响力很小，如何把自己的事情应该做好，这是我们这行的人最近特别应该思考和行动的。

我在8月4日博客间谍歇斯底里写过这样一句话：“间谍其实对敌我来说都是非常沉重的故事”。不料看到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上周二为上集，昨天24日本周二为下集），几乎就是针对这句话的生动诠释。对间谍感兴趣的人可以看看这个真人真事，被称为“真实版余则成”的刘青如故事，http://phtv.ifeng.com/program/lnrs/200908/0826_1598_1321416_1.shtml

上世纪50年代台湾台湾地下党因最高领导叛变遭到毁灭性打击，基本上是一网打尽，刘是最后一个被捕的，他的经历，我看是整个一“带血泪的传奇”，闭门造车的编剧决计编不出来。那个事件过去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马英九任台北市长期间2000年公开档案，办了个图片展览，才让人们知道，我们这里虽然从未公开承认，后来也陆续在一些边缘媒体上披露。其中特别是华东特派员朱谌之表现极为英勇，敌方档案竟有这样的记载“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与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我在2005年上党课时还展示了她在刑场上的照片和以上文字。

刘是那个叛变省委书记蔡孝乾的联络员，在出事时人在香港，本来可以逃脱，但是为了救蔡（不知他已叛变）奉命再次潜入，侥幸逃脱追捕，在台湾山里躲藏四年多还是被抓，关了两年放出来（大概同党不是叛变就被消灭，也无可招供了），离别妻子偷回大陆，坚持一个理念：要向组织报告事件的真相。但是他连自己的真相也无法说服别人，结果在劳改农场以“不是犯人，也不是好人”的身份生活了22年，他后来与妻子的若即若离，为自己介绍入党而后被妻子带特务抓到枪毙的好友所怀的终身内疚，以及最后带泪的“喜剧”结尾，令人叹为观止。

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大陆的编剧会去真实反映这样的故事，还是继续编造一些英雄美女的传奇，满足那些从小被“呵护”，看到的都是“洁本”历史的观众的好奇吧！

讲爱国主义大道理可以写一本书(大概已经出版了不少书)，我不善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在我来看，爱国主义不是贴在额头上的标签，不是嘴里的口号，不是可以换来什么好处的筹码，更不是打人的棍子，而是对这片土地和人民心中内在的热爱和眷恋，与政治甚至国籍也没有什么关系，很“柏拉图”的。当然它会在无形中指导你的行动。

中学课本上读过苏联波列沃尼的小说“永不掉队”，在那个卫国战争时期无论是专家教授还是著名演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去当小兵，被农民出身的连长赶着去冲锋，然后可能遇到一场恶战，士兵死掉一半甚至更多，然而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许许多多人士的自觉，这就是爱国。对比之下今天国家虽然有贫困有腐败有不公，还有许许多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毕竟走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处在一个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较好的国际环境下。外敌入侵和内患颠覆的危险不那么紧迫（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军队和国安也要做好他们“那份工”），因此我觉得每个人做好现在手上自己的事情（想起曾荫权上任时说的一句广东话，好像是打好这份工）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这是我对爱国主义的情感如何转化为行动的基本认识。不那么伟大吧，但却是实话。容易吗？决不。例如为决策提供信息做情报分析的，就是要老老实实地把真相告诉决策者，不管他们的脸色多么难看。就如1997回归前鲁平到香港，无论人们多么愿意听到香港同胞“一致拥护一国两制”，但他必须向中央报告真相到底如何（大意。参见鲁平回忆录）。

回到具体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往吃亏无数，只要是中国人都心痛，老实说铁矿进口早就在我个人的跟踪项目上了，不过以前紧迫度不高。也对另外一些类似“事件”做过一些调查，例如那个2002年的事情，不算大，但是在报纸上也被描述成外国阴谋，我不过请人打了电话给该国领事馆询问（出发点是，要是真的如记者所写，我们完全可以去WTO告它），结果知道了对方外贸管理的网站，然后化时间查了；还有日本中国情报中心，基本是类似情况，加上一些日常阅读观察等等情报的基本功，得到的结论是问题可能很难让“爱国者”们满意：问题主要还是在我们内部，或者说能够掌控的还是在自己手里，而那些阴谋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对我们自己问题的警觉，这招确实有效，不少人就会一点就着。电影里有一句经典的反派台词：不是我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因为“共军”一向很狡猾，外国阴谋一直要搞，所以我们一定要输，与我（该负责的人）无干！所以我们的重大损失就活该一而再再而三发生。

对此我想引用鲁迅先生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一句名言：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是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1936

他之所以被尊为“骨头最硬的人”，倒不在乎教科书里一定要占多少篇幅（又不是干部按级别分房），而就在于他敢于说出今天没有几个道德大家，精神导师肯面对的现实。谁敢说鲁迅不是最爱国的！

力拓案初步按”商业秘密”起诉，过度亢奋的声音少了些，理性有了更多的说话机会，证明就是对铁矿进口令人困扰的局面，一些负责任的媒体上出现了不少比较踏实的分析，一个险恶的国际经济竞争的画面逐渐清晰。除“间谍”与内奸造成的损失外，主要看来还是我们为学会在世界舞台上亮相而付出的昂贵学费的一部分。其中不仅只是孤芳自赏的可怜情报圈中人（预告一下，下期《竞争情报》杂志将发表一篇包含有介绍力拓竞争情报能力内容的文章），钢铁业内也有人开始把眼光转向“情报失察”，以下就是一例。

刚刚看到《中国经营报》一篇文章：钢企上书中央质疑中钢协铁矿石谈判策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22/09086652039.shtml，其中有这样一段：[以下引用]

 对于这样的博弈结果，”不仅仅是中钢协缺少经验，同时也可以看出是中方始终没有健全自己的研究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在和两拓抗衡。”一位行业内人士指出，力拓和必和必拓有自己庞大的研究队伍，连韩国浦项也有这样的研究机构，而我们的模式只是每个钢厂出一个人去开会而已。[引用结束]

当然这个说法也不够全面，至少我知道上海宝钢就有这样的研究机构，属于其情报中心，前几年《经济观察报》在报道其参与价格谈判时还特地提到宝钢在情报收集方面的努力（可惜报道我没有保存下来），记得当时我为此还专门询问了其情报中心主任。在另外一篇回顾铁矿进口历程的文章中有图表表明宝钢主持谈判的有几年涨价幅度似乎很小，但是2007年涨幅极大，其中奥秘则是我等外人无法知晓的了。值得思考的是一个事实，据说宝钢的情报中心是深深卷入价格谈判的，而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听说那里出了内奸（开始有人被调查，后来澄清了）。情报工作本来就应当包含保护商业秘密的，等到真相大白应该不仅有“情报失察”教训、也可能有经验可以总结。

问题是，既然谈判主力有良好的情报能力（我猜想其他钢铁企业也有，只是高低之差罢了），怎么还是落得“7000亿”的悲惨命运？原因当然很多，仅就情报能力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层面上缺乏竞争情报的意识和能力，据说内部个企业的利益不均衡是造成谈判力弱的重要原因，还有与政治外交等复杂因素交杂在一起，这就不是个别企业加强情报能力所能够解决的，这在政府超强势的中国国情下，更是如此。全世界行业协会都同时是个信息情报服务机构，中钢协如果不光是安置“老干部”的，就应该建设这样的情报能力。

《科学时报》2009年8月17日文章：让情报之光伴科学同行：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战略情报研究纪实（http://kexue.com.cn/sbhtmlnews/2009/8/222873.html）

其中采访了该馆钟永恒研究员的一些观点，我很赞同，也符合我们自己情报工作的实际[以下引用]：

现代化的情报工作已经由传统的手工作坊式、单一方法研究，转变为数据的结构化处理、规范化建模和科学方法的研究。必须大力提升情报研究的可信度和科学性

一方面注重培养情报研究人员对现有科学分析方法、分析技术和工具的使用；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各种平台建设，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情报人员的信息搜集和分析能力

在自主创新要求下，我们已经不能停留在跟踪型研究、停留在借助别人‘先进思路和技术线路’、停留在已知领域检索获取，必须面向重大社会需求和重要科学问题，充分利用数字信息网络和多学科交叉知识环境，支持从Data到Information、从Information到Intelligence、从Intelligence到Solution的新型创新过程。[引用结束]

本人的博客一直定位在专业的小众，难得有朋友关心，经常发表意见。本来有很多事情时间不多，但还是想回答几句，意见不管异同，认真的精神难以漠视。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力拓案；一是爱国主义。

关于力拓案件，应当从两个层面去说，国家如何处理，为什么一开始外交部都说是“盗窃国家机密证据确凿”，后来又改为商业秘密。我说“不清楚”，的确不清楚。因为只要有一点政治经验都明白国家的对外交往有众多考量，比如利益交换，一贯如此，美苏经常公开交换间谍，我们这里也常常看见来了个美国什么官就放了个“不同政见分子”；还有经济上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做得太过分，必定遭到报复。我对此一般不加评论。今天可以难得大胆预言一次，这次中澳铁矿价格结局应该是他们有点名义上的让步，这样我们得到了极想要的面子，对方也没有什么大损失，少攒几个钱而已，而要达到这点对方需要了解中国文化（陆克文应该懂得），中方要降低调门（否则人家怎么让步，他们也有愤青）。当面在较劲，背后在谈判，这就是外交。这个问题全世界都不可能公开透明，所以我也无法说什么。

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我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看法的基础是，也只能是公开发表的信息和应当依据的法律（如果说我们有的法律也“媚外”，我当然无话可说），现在可以明确地说，根据这些我认为定为商业秘密是合适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原因前几个博客已经说了。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我多次提到的间谍歇斯底里和与此有关的7000亿。这个我有明确的倾向。我认为这是专业人士的起码立场，为什么？爱国不爱国以后会专门谈，这里说的是为决策的情报服务必须这样，否则这个行业还什么价值，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我的判断一开始就是，这类事情外因有关系，主要是内因。间谍论和阴谋论一样，感觉上很痛快，要命是转移社会对真正问题关注的视线，而那种登在杂志封面上的大字“识别身边的间谍”真是应该被“绿霸”的胡言乱语。

我多次提到我们的干部对数字的素养还很成问题，7000亿这个数字就是最新的证明。现在出现在多位官员和专家的口里，令人悲哀。它不仅几倍于力拓这些年来的总收入（如果有人说那是假帐，或者钱流到澳大利亚政府或美国中情局手里了我就无话可说了），而且它明明是基于5年不涨价这个几乎荒谬的前提，即便前提成立，也是所有巴西澳大利亚铁矿公司的总和。我知道在某些人的脑子里，只要骂的是“敌人”，怎么说都可以，但是现在毕竟不是红卫兵时代了。请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数字被自称法治国家领导一方领域的大员以及学识高超的所谓专家当作国家立场在那里反复强调，到底是伤害了谁？难道非法掠夺700亿就不是罪行了，我再“归谬”一下，为什么不假定说本来世界经济进入衰退，铁矿应该降价，不是力拓的罪行又该扩大到8000亿甚至1万亿吗？我们是不是更加痛快，国家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了呢！

这次写得够多了，爱国主义下次再说。

情报失察（intelligence failure）调查是对重大国家安全事件中情报工作有没有失职，以及决策者有没有忽略所获情报的调查分析。它缘起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惨痛教训，二战后美国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情报体系应该就与这次情报失察调查有很大关系。多年来，美国每次重大安全失误国会都会提出情报失察的调查要求，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情报失察调查历时三年，形成厚达585页的报告，美国国家情报体制由此进行了大改组。情报失察调查不仅由国会或政府权威部门委托独立机构或小组承担，也有学术界等民间自行完成的，有的案例甚至成为旷日弥久的话题，例如珍珠港事件50周年时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发布了调查报告，2009年5月份还有学者在大会上作该事件情报失察的报告。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对外经济交往就曾经出现许多因各种原因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例。仅以盲目参与国际期货交易这一项，媒体公开曝光的大案就有1997年株洲冶炼厂金属锌期货交易、2003年中储棉赌棉价上涨、2004年中航油赌油价走势、2005-6年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铜期货交易和2008年几大民航公司抄作油价期货失利等，损失至少几个亿，大多数高达几十亿。还没有涉及对外投资和收购兼并失误、商品进出口、技术引进以及在华内外资企业竞争失利的损失和教训。一般来说，出事后会对责任人严肃处理，但是无论当事公司或者其上级主管都不愿意让事件成为社会议论焦点，所以往往采取”斩立决”办法处理，而这样就无法把错误变为大家的教训，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错误会出现”前赴后继”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认为对这类事件需要借鉴国外的做法进行情报失察的调查。

这些事件中有没有情报失误，肯定有。媒体曾报道某著名企业制冷家电出口遭遇”技术壁垒”遭遇很大损失，经研究我就发现这就个典型的”情报失察”，主要原因是该公司虽然建立了情报系统，却忽略了进口国在半年前公开发布的信息。

情报失察的调查不仅可以发现情报工作的不足，同样也可以让决策者从反面更加清晰地了解情报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重大失误的原因都是复杂的，不止是情报失察，但是调查可以从贯穿于决策全过程的情报入手。有作者对美国一系列重大情报失察的分析发现多数情况是决策者因种种原因没有采信已经得到的情报，其原因就可以延伸到许多方面。

国门打开要警惕”间谍”出没，保护好自己的商业秘密，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一系列重大经济失误中更大的问题可能存在我们内部，正视过去犯的错误、认清自己的不足才是学习市场经济规律、掌握国际竞争秘诀的不二法门。

本来想周末去上海书市，听说人山人海，只好今天去。虽说人不多，但是每次书展最大的问题没有消失，那就是累。累也要去，主要可以随便翻翻，这是书展最大的好处。

下午开了个短会再去，到5点半已经走不动了。只看了二楼的一半，文艺出版总社和一些地方社和大学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没有看，本来很想看看的外地出版社也没有到。但是再也不敢去了，太累。走得累，眼睛更累。想当年在农场没书看，借了人家的《基度山恩仇记》要求一个晚上看一部，结果四天全部看完，白天还要上班！现在可看的书是越来越多，眼睛却越来越差了，真没有福气。

书展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今年没有明显的热点，抄股票的书去年早就已经不行，财经类管理类的书本来已经抄过头了，也难再起大浪，那本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续集也只好静静地躺在角落里。几个大学出版社的教辅教参也是冷冷清清。文化方面似乎好些，世博应该是个热点，好多出版社都抢着出了一些，不过好象不少是赶时间弄出来的，明年一过必成废纸。引进版今年好象也没有大花头，我们的科技文献出版社前年引进的《没有我们的世界》，该书作者今年又有一本在那里出，但是几乎无声无息。《学习的革命》把励志类的书推向了极端，《货币战争》又让耸人听闻的财经故事走到了头，但是大众永远需要刺激神经的读物，作者和枪手也永远不会缺乏智慧，只是要看以后找到怎样的话题。

今后的学术出版看来还是要回归正道，下多功夫，安居小众。一直说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大作，我从概率论来回答，必须要有大批肯静下心来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就算大多还是平庸之才，根据概率也一定会出现真正有分量，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

走一躺总不能空手，一家三口（女儿今天休假）都有大收获，不过买来的并不都是新书，发现了一些好的学术书，几年前的，打对折。我还买到一本John Grisham的平装小说Playing for Pizza，此作者的小说我基本买全了，不知道为什么原来看到的小说清单上这本没有，书店里内行的工作人员说此书出来后评价不佳，所以出平装时开始没有考虑，看来现在作者名气响了以后“鸡犬”都升天了。

本周活动特多，周二是情报工作座谈会，大领导来讲了些令人鼓舞的话；周三与南大沈老师一起为干部培训讲课；周四是台湾周延鹏的知识产权座谈会，很遗憾身体有些不适只见了面没参加，内容据说很不错。这里说说周五的“情报分析三点半”。

按计划本次是网络计量方法的“案例详讲”，因为这方面我自己几乎没有做过什重要的研究，底气不足。于是就想出来叫两个年轻人来讲，一是上次在我讲座后提出意见和改进方案的小曹，讲通过门户网页链接做竞争分析；另一位是与外国专家合作做过好几个项目的小杜，讲其中一个网络链接分析电讯企业竞争态势。人都选得不错，证明就是这次讲座是“三点半”开讲以来最热闹的一次，讨论和反馈最多。我猜想一个原因是我在会上说的，老头子站在台上别人不大好挑战，而这两位都是同龄人，少顾忌；当然还有的原因是内容，网络是年轻的，与年轻人最匹配，共同语言多，他们讲课后被听众当场预约以后进一步深入交流。

这是首次以外人为主参讲“三点半”，以后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应该可以再来。

两位的主要缺点是表达方面的，先说讲稿。曹开始准备的讲稿太技术了，没有注意听众要什么，我提了两次调整的意见，虽然好多了，但还是点痕迹。我们讲方法不是讲方法的研究，一定要基于情报研究，不在乎方法本身的完美，而在乎能不能满足情报分析的需求，着重报告在实际运用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具体的案例听众不一定的感兴趣，但是用方法的“途径Approach”，以及怎样解决实际问题中遇到的“非技术”问题，往往很有意义。杜的讲稿问题不一样，主要是只讲了过程，对原理讲得不仔细，自己懂与要讲得别人懂显然是不同的，后者要难得多，所以有“自己有一桶才能给人一瓢”之说，甚至自己有了一桶还未必自然就能给人一瓢。

讲稿其实是演讲的思路或“策略”，有了好的思路策略还要口头表达，两位经验不足也是明显的，这没有什么办法，只有自己认识到，然后多实践，单位里机会不是太多。本来在大学或研究生阶段应该打好基础，但是我们的教育没有功夫管这些。据说现在一些好学校都蛮重视表达，不过原因说出来难为情：因为要到外国去读书，特别是想进名校，一定要看这个。

我的博客已经多次谈到对数据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情报研究人员的基本素养之一，仿照“信息素养”的说法，姑且以“数据素养”命名之。当然如果到了媒体那里，至少是“数据迷团”，恐怕还要过分。

最近7000亿这个数字的影响力堪与“贾君鹏”媲美。早先我没有对其说过什么，认为本来是随便说说的，无须较真。而且我还觉得这是有人在学西方的媒体，需要有人扮黑脸，以增加谈判筹码，属于“心理战”范畴，吓吓他们也未尝不可，我们不便搅局。

这个数字搞大是因为那位前保密官员的文章，他确实没有编造，也没有扩大，只是在错误的时间，以被人错误理解的身份重复引用了这个数字，而且做了些感性的比较（不奇怪，如果把你我的工资去除7000亿我们都要昏倒）。

搞大后有人就去探究数字的来路，两种说法，一是《21世纪经济报道》8月11日头版，认为是7月中旬某地方媒体引用“武汉科技大学某学者”之说，他算的是如果铁矿从2005年以来不涨价，而我们还进口同样的数量，就可以少付7000亿，不管假设的前提是不是成立，他至少还是把计算依据，这7000亿到底是什么意思讲清楚的。至于以后如何成为力拓一家，而且是这几个间谍们的罪证，那不是那位学者的事；还有一说来自“凤凰卫视”著名的“三人谈”，窦文涛照例还是不改调侃风格，重复了些老掉牙的日本经济间谍故事，而另一嘉宾宋晓军提到7000亿，他说是来自《三井商业帝国》，应该是白益民的《三井帝国在行动》，检索了该书电子版，没有此说，尽管其中确实有不少篇幅谈到铁矿进口。如果他那本“不高兴”也是这样凭一些道听途说搞出来的，中国人真的该不高兴了。

别人怎么看、怎么用这个数字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我想说情报工作者的责任，最近几年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失败的案例太多，在美国如果出了一个全国性行业集体吃大亏的事情，政府肯定出来管，除了抓内奸抓间谍外（这我们已经学会了，不过他们那里主要是企业举报的），还有必须做的是调查“情报失察(Intelligence Failure)”，911事件情报失察调查的结果不仅是几百页报告，而且是美国整个政府情报体系的大地震！我惊讶到2009年还有对珍珠港事件情报失察反思的研究发表。这个在国内几乎是一片空白。

从1997年洙洲冶炼厂伦敦金属锌期货交易损失14.6亿元人民币（大概是国内首次期货交易大损失）以来，无数案例发生损失巨大。几年前中航油抄期货输掉5.5亿美元引起轩然大波，总经理还在新加坡坐牢；而东航最近输掉差不多同样数量（40多亿人民币，可能更多），几乎没有什么大浪花，大概找不到外国间谍就只好自己认帐了，我们交的税都成了他们的“国家补贴”。有什么人做过其中决策失误的情报分析，向全国人民交代？没有。当然会有总结报告，决不让第三方插手，大多是那些当初任命这些腐败或严重失职官员主持做的，可以想象结果会如何。

这些事情出来媒体照例会请专家发表意见，从研究经济、国际关系到马列主义都有，就是不见情报工作者，媒体的无知加上我们的专业团体的集体无声。这是另一种可怕的“情报失察”。

有些事情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有些是可以有所作为，看到象7000亿那样的信息把来龙去脉搞搞清楚，有机会说话时不随波逐流，讲点专业的话，体现一点专业的数据素质，至少不去瞎起哄，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以下文章是应《环球时报》之约而写的，所以尽可能“主流”一点，但是不想隐瞒对充塞于媒体上“故事”的看法。草稿完成于11日深夜，几小时后宣布力拓嫌犯批捕，文中我关于当商业秘密和国家机密难以区分的情况下先按商业秘密处置比较有利的观点看来还是有点道理的。

从”讲故事”到”讲治理、讲方法”

-谈谈保护商业秘密的问题

 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被外敌入侵、被内患颠覆的危险固然存在，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的眼睛；而技术创新能力受到扼制，永远被整合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以及被迫承受低附加价值和高污染的沉重代价，乃至国家经济命脉被人把握，也许有着更大的现实可能性。不知道什么是商业秘密、无意泄露和恶意出卖商业秘密，正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国内媒体虽然至少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报道商业秘密案例，起点并不算晚，但是其中不少用”企业007″之类”讲故事方式”引述一些国外案例，在吸引眼球的同时，也可能把市场竞争中的严肃斗争庸俗化了。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庞大，不仅商业秘密背后承载的利益将可能极为巨大，而且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成为某些外国和非国家组织（如恐怖组织）和个人（如黑客）的目标，因商业秘密泄露而造成的损失不仅一定非常可观，而且更为可怕的是究竟损失多少经常是难以计算。所以认真地对待经济技术竞争中的商业秘密将是中国走向强国之路上无法回避的新课题，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要认清其中的”治理”关系，从而落实方法措施。

 保护商业秘密，企业是第一责任人 

商业秘密基本是两条，一是不为业内所周知，二是能为拥有者带来利益。作为企业资产，它的价值难以估计，可能极大。人人都知道企业保险箱里财物被窃意味着什么，而一份客户名单、一件技术诀窍、一个化工企业的管道布局图，虽然原件还在，只是被人非法拷贝，它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超出任何保险箱盛得下的钱财。企业是商业秘密泄露的第一受害者，当然它也应该是保护自有商业秘密的第一责任人。这里说的企业也包括科研、商贸机构和信息服务部门等。 

可能有人认为商业秘密也关系到国家利益，所以应该有国家有关部门来照料。当然任何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商业秘密国家必须出场，国家也应该制订法律、培训人员和指导实践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企业站在第一线非常重要。

 首先，在数量上讲，商业秘密远远超出国家机密，几百万双眼睛当然能够更加有效地看管这种无形资产，而企业等基层机构责任的缺位将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巨大危险；其次，在某些情况下商业秘密与国家机密的区分是很困难的，企业首先守住阵地，发现线索、深入调查，一旦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则可”升级”；最后，保护商业秘密的专业性很强，主要应当由拥有者来把握。在国际经济活动实践中竞争合作并存的局面并不罕见，只要符合双方的最大利益，即使竞争对手之间也会交换某些对第三方来说是商业秘密的信息。在法律意义上，商业秘密的拥有者可以交换甚至出售属于自己的商业秘密。

 因此政府不仅要严厉打击国外经济间谍行为，也要打击国内企业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基于同理，基于同理，也要依法保护在华经营的外国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商业秘密。

 保护商业秘密需要切实的措施

 保护企业商业秘密首先需要提高知晓度。

 提高知晓度主要不是听故事，而是采取切实措施让企业了解泄密和窃密的形势特别是新途径。美国国家反情报中心每年公开发布”外国经济收集与工业间谍年度报告”，该报告除依法向国会报告外，另一作用就是教育、提醒本国企业这些活动主要的对象、瞄准的领域和采取的方法。国内有许多现成的商业秘密侵权的刑事审判案例，应该也是很好的教材。

 对企业商业秘密的威胁并不一定来自”间谍”的非法活动，在网络2.0时代竞争对手可能有更多的合法和灰色手段，比如分析你的专利登记和广告策略了解企业的战略，解剖你的产品来节省它的研发开支等，企业必须了解这些动向而做出自己的对策。 

在具体措施上需要把握技术、制度和人这三大要素。 

当今世界上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泄密和窃密的最主要途径。相当多的网络用户没有认识到大部分信息安全措施实际上是多么脆弱，当然网络本身同时也是竞争的工具和武器，不能因噎废食，所以要把握好攻防关系，采取切实技术手段防止网上入侵。实际上保护商业秘密的技术手段还不止这些，比如产品反拆解的技术处理、关键设备的屏蔽、电子标签和数字水印的使用等。 

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制度。在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因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观念的长期熏陶，企业普遍对保护商业秘密建立了严密的制度，值得我们借鉴，例如规定不要在公共场合如电梯、餐厅谈论公司业务；不应和任何不相关的人，包括亲戚朋友讨论公司机密信息；公司来访者应全程陪同，即使到休息室也如此；看到陌生人时，要问他是干什么的。通过这些规定逐渐形成员工的工作习惯。即使在网络安全方面，制度也非常重要，如果不按规定及时改换密码，再先进的设备、软件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有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制度，比如在公司内部文件上明显标注”公司内部资料”字样，似乎是管君子管不了小人，但是按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如果拥有者不采取措施加以保护的话，外人获取利用这些资料获利就很难将其定罪。 

而在三大要素里，人是最薄弱的环节。除了重视培养员工的保密意识，提高其保密素质外，还要技术措施和制度并用，例如在桌面设备上封死下载企业信息的插口，将重大商业秘密分段保管、岗位轮换制度、突击检查等，再辅以《劳动法》规定的给于费用补偿和严惩违法行为等综合手段，来堵住商业秘密因为人的贪婪、无知或大意等因素造成的泄露。

力拓案件涉嫌人今天被正式批捕，罪名是商业秘密，而非以前有人大肆宣扬的间谍罪，原因很简单，我国法律里目前没有着一条。为什么不按“国家机密”定，不清楚，也许国家机密有严格定秘程序，如果所涉及机密事先没有被认定为国家机密，而是后来再加上去，可能比较被动。商业秘密后果严重的一样可以严惩，而且比较主动，一旦认定案件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很容易升级，而倒过来就麻烦了。

在我看来（早就持这一观点）这是十分恰当的判断，表明我们的管理当局脑子还是清醒的，没有被闹哄哄的“舆论”所左右。

有点奇怪的是在社会舆论对这个案件在降低调门的时候（法治国家对审议中的案件非常谨慎，特别是当局者不允许随便评论），前天许多媒体又“劲爆”一位前保密官员的文章，见风使舵者又以为“上面”有什么新精神了，结果作者马上又出来澄清，特别是诸多大牌中外媒体以为是国家保密局官方网站的“保密在线”，原来也是乌龙，真不知道记者的基本素质到那里去了。

我以前在关于“阴谋论”的文章里说过这样的意思，因为阴谋难以证伪（否则就是阳谋了），所以往往所向披靡，别人不敢评论。爱国主义当然是做人的底线，不过草率轻信的爱国主义也会让国家蒙羞。

偶然读到一篇文章，一家明明是挂“科技”名号的报纸，居然会对企业黑厚学感兴趣，还照搬了人家的文章（见下面信件）。我不大相信是抄袭，因为刻意抄袭的人不会那么傻。很可能是报纸编辑搞混了，但是我想说的主要并非抓抄袭，而是其背后的一种社会倾向。就算它们是转载的，目的是想帮助企业吗？也许是。但是最终可能是如那些到处机场上可见的黑厚大作一样，把企业和社会的关注带到外国阴谋、身边间谍和自己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上面，这难道是强国之道吗？

[附件是我刚刚发给记者的一封电子邮件]

殷佩红记者，
 
我读到《上海科技报》2009年8月7日B3版由你署名的”企业厚黑学：商业竞争新动向”一文，感到很惊讶。
 
首先，该文很可能是《中国贸易报》2009年7月23日6版由洪国强署名的”企业厚黑学：商业竞争新动向”文章（电子版http://www.chinatradenews.com.cn/founder/page/1/2009-07-23/A6/61111248321541640.pdf）的几乎原封不动的抄袭，只是加了几个标题。

 文章所说的一些情况可能是事实，但是一来这并不”新”，不说外国，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期开始，早就存在与黑社会纠缠与官场勾结的恶性”商场竞争”，当前社会这些行为再次浮现情况相当复杂，近年来社会上无良出版商大肆推销各种”黑厚学”，据说还卖得不错，虽然这类东西末尾总要来几句”劝人向善”的轻描淡写，但评论界对此早有定论，它们总体上对商界的不良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文即使仅是贵报转载，我认为也是不适当的。

 缪其浩

2009年8月9日

可视化是近年来信息表达的一个前沿和热点领域，一些信息分析工具就是因为可视化做得好而成为卖点。在学术刊物看到的可视化常常是计算模型，在市场上常常看到软件工具，而在二者的背后其实是人类认识世界途径的回归。

怎么讲？人类眼睛获取外部信息，并非先“翻译”成数码，例如坐标或其它形式的数据再存储在记忆体内，而是直接获取、存储和理解图像信息。但是早期的机器信息处理只能对付数据，所以只好将精彩的画面活生生地“解构”成枯燥无味的数字（在这里数字化不是一个美妙的字眼）。而可视化方法的出现实现了人类直接处理图像信息As it is（突然想到这句十分贴切的英文表达），甚至本来“看”不见的也可以变成看得见。这个背景，只阅读学术文章是很难体会出来的，昨天（7日）晚餐时看到上海电视台“东方110”节目，介绍了一个上海公安破获道路诈骗案的全过程，我觉得从中可以领会可视化朴实的奥妙。

上海某地区连续发生在道路上丢弃假钱（外包一张百元钞里面全是冥币），引诱路人，然后趁其不备偷盗他们的财物，案件数量非常之多（破案后交代有200多起），开始没有头绪但是公安后来将这些案发地点标在一张的大地图上，突然发现密密麻麻的点分布为一条均匀的弧线，而这些点在弧线切线的垂直线（就是半径）基本上聚焦在一个点上，进一步分析这个半径是自行车2小时的车程，与刑警们估计的罪犯既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尽可能离开聚居点远，又要干完坏事及时逃回来相符。就一下子把他们的聚居点找到了，加上ATM录象表明诸多案件为同一伙人所为，最后顺利破案（其中有趣的细节很多，但篇幅有限，与可视化无关的只好略去）。

这就是可视化的魅力，非常简单直观，虽然它无法确证什么，发现线索是立了大功的，尤其在事件数量较多的情况下，有相当大的可靠性。当然，世界的事情并不都是那样靠眼睛直觉可以判断出来，所以还是要复杂的数学计算和软件来帮忙。

以往对刑事警察破案的印象多半是抽着烟，坐着讨论或下现场调查，现在看到他们科学的一面，真是不多见。不过我也在想未来的罪犯看了节目后会不会更加狡猾，比如，就是不按照你设想的规律来干坏事？是有可能的，这类节目应该不会经常这样展示细节，所以我看到的这集是蛮宝贵的。

文汇报前天（8月5日）发表了7月25日文汇讲堂武建东的讲话全文，实际上基本是重新写的稿子，那天他来由于时间太紧，只睡2小时，所以现场发挥有些影响，讲了一小部分。

本人作为“对话嘉宾”被文汇报拉去“陪绑”，问的问题报上也登了。既然去了总要讲几句，我本非能源专家，是从情报分析角度讲的，所以“对话”的成分不多，内容报纸上基本没有发表。以下是事先准备的发言提纲，真讲的内容差不多。

信息技术产业引领全球经济走过了几十年繁荣，种种迹象表明要依靠它挽救世界经济的危机，再推动新一轮的发展高潮也许是相当困难了。奥巴马的”能源新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强烈的暗示，美国很可能将挽救美国经济和祈望推动新的创新来维持其全球的领导地位的希望放在了能源领域，当然，具体是不是新能源还要看，我在去年12月曾经提出可能是新能源、节能建筑材料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三者的结合，将会是下一抡创新的主力，因而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再次崛起，有一段长期发展的主要动力。

就像看《红楼梦》那样各种人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对新能源热也是这样。现在有些人已经在抄作新能源股票，也有迹象表明一些重要的非能源企业正在试图进入新能源领域[IBM，台积电]，有人从爱护地球、保护环境的理念看这些问题，当然还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博弈，但是我想说我们今天关注能源问题，对于上海的未来发展将具有战略性的意义，提供的主要启示如下：

 一、关注新能源经济的渗透性

历史上看，能够引领一轮经济高潮的重大创新，一定是对各个产业具有极大的渗透性，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如果新能源经济确实承担起了这样的重任，一定会看到其强大的渗透力，这方面我还没有具体研究，但是如节能建筑材料，不仅体量庞大（包括GDP）而且对相关的材料产业、建筑行业，甚至城市化发展都可能有重大的影响；低碳生活方式就对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更具有更大的渗透性，城市发展的长远规划一定要注意观察这样的趋势，尽管当前这还是微弱的信号。

 二、重视预见与能源有关的服务业

能源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它既包括制造业，其大部分更是服务业，我觉得如果不是狭义地理解新能源发展，上海会有很多机会，而未必是投资具体的太阳能或风能产业。先举航运中心为例，我们有些人还是在拿标准集装箱排名来定义航运中心，然而伦敦被公认是世界航运中心，却在这样的排名中位置不高，但是它有劳氏船级社，海运信息在它那里集散，它对航运价格有重大话语权，正是这些强势的服务业确立了其地位。我们单位的新能源研究小组最近专门对能源服务业进行了初步的”情景描述”，觉得这里具有巨大的空间。比如大家都知道”节能”，它当然远不止是随手关灯那样的个人行为，世界上节能已经成为快速增长的服务业，最近几年达到每年22%以上的增速，已经是一种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高端服务业，而不是传统上修修锅炉那样的节能服务了；

此外我想说有两样今天有强渗透的东西一是信息技术、二是金融，它们很厉害，喜欢有前途的新生产业，一沾上弄不好就是大的服务业，2008年8月北京上海同时成立的环境能源交易所，就是与能源有关的金融服务，我相信新能源经济可能会催生新的金融服务形式，（不要妖魔化金融衍生产品），IT产业就不用说，智能电网说到底就是一个强大的信息系统在支撑着，只不过它超越了我们现在熟悉的电网控制系统……。

 三、不要盲目投身新能源产业

不少产业大佬很厉害，有前瞻眼光，可能看准了新能源的未来，但是真正”成功转身”，现在说还为时太早，目前我觉得有两个企业值得一提，至少起步不错。一是IBM，及时提出智慧地球，其中就有智能电网，一下子使自己的信息技术优势接轨新能源潮流；还有就是台湾的台积电，这次张忠谋78高龄重回管理层，就是让少帅领头进军新领域，不是盲目的，因为它在太阳能芯片方面有优势，据说全球第二强，所以企业不能随便跟风，像抄股票那样投机是不可取的。

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我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正如一句老话所说，门开了，空气新鲜了，苍蝇蚊子也会进来。

国家经济安全需要保守国家秘密，近年来国家机密泄密的最有危险的渠道是网络，据说占了一大半（这里和下面说的比例，很大可能是已经查获的案件中统计，还不知道的无法计算），这是新时代需要认真对待的；其次可能的渠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监守自盗，一直有发生，数量可能不多，但一搞就是大案。多年前有党报记者把党代会政治报告在公布前几天卖给香港报纸，最后判了重刑，大概是无期，还有出卖机密给台湾的将军被判死刑的。这些腐败分子和官员既然能贪污能买官，出卖国家机密当然也没有什么禁忌。

企业的商业机密泄露的情况那就多得多了，国内最后送上法庭的多数是前雇员将企业机密出售给竞争对手，主要是证据有时很难获取，法庭不像不负责任的媒体可以乱说。外国企业对我们的行贿是近几年来特别突出的，几个大案都是外国公司查出来了，但是中国受贿的公司倒一脸裙子风度，一声不啃，是不是内部查处不知道，至少媒体上没有公布，如果说怕损害国家形象，那么结果也许正好相反。

刚刚看到一消息，据说安邦公司一分析报告认为中国商业腐败行为中64%与外商有关，虽然我很尊重这家信息分析公司，但对这个结论有怀疑，当然没有反驳的证据，而是凭直觉，我认为这个数字也是反映了媒体上公布的案例，因为如果不公布，谁也没法知道，还有更多没有发现的，只要脑子没有进水都清楚国内企业腐败行为的程度，王石以“不行贿”为自我标榜，后面没有一位企业家跟进，就说明了问题。行贿是算不算“间谍”，不知道。我对一位记者说，间谍这个词，中外报纸等大众媒体上都喜欢用，但是中国法律上没有说法，所以你看到的间谍各人有各人的定义，凭这些要想得出什么科学的结论很难。没有定义，但是一般认为是国际间的才叫间谍，当前国际上经济间谍的行为还有一种“非国家化”趋势，就是政府当然是许多经济间谍活动的幕后黑手，但是越来越多的不一定是政府在搞，有恐怖分子，有职业网络流氓，甚至某怪才一时兴起都可能把国外的公司搞得一塌糊涂，“世界是平的”在这里变得如此可怕。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正在发生）当中反间谍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瞎抄作间谍，把那些以阴谋论为其前提的“注意身边的间谍”称做歇斯底里的原因。

反情报（Counterintelligence）比社会上普遍说的反间谍要复杂一些，竞争对手正常的信息收集活动也在他们的视野里，当然不能让对手太舒服地搞到有价值的东西，即使他们是合法进行的。保护商业秘密的工作就属于反情报范畴。反情报有许多是技术手段，特别是网络时代，但是无论中外普遍认同人还是任何保密措施中的薄弱环节，信息时代管网络的几乎可以知晓企业一切秘密，大领导都不知道他们知道什么，还有贫富差别人心不满都是造成人这个环节失效的因素。在这个方面竞争情报的作用也实在是很有限的。

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像最近一段时间对间谍故事那样狂热。电视剧一部接一部，据说收视率个个高企，又没有“踩线”的风险，引得那些唯利是图的制片人们一下子都变得革命热情高涨。前面说过，在家里被老婆“劫持”看了些片断，那里一些荒唐的情节，比如紧急关头还要讲许多表达理念的废话，无论好人坏人临死前都要做出一大堆不合清理的优雅动作等等，老实说让我看着难受。我当然也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至少认真看了点历史，包括文革前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文革后逐渐清晰的真实革命史，总是觉得这实在离开真实太远，而且情况还不止胡编乱造而已。间谍其实对敌我来说都是非常沉重的故事，那些为了理想为了祖国解放牺牲的烈士永远值得敬重，但是重重黑幕之下血腥和冤屈也不该被淡忘。大家都知道有潘汉年、张露萍这样含冤而死的红色“间谍”，更不去说那些为第三国际做间谍后来又不容于祖国的中国人和用塑料袋自杀的金无怠……。历史的这一章到现在还是留下了远比《废都》要多的省略号。真的不适合这样轻慢地来歪曲、来蹂躏。

当然我知道收视率高说明许多观众要看，也听到一些小白领们纷纷称赞“好看”，当然有部分原因是他们从小到大在课堂里学的历史，在以“呵护青年”为己任的媒体包围中长大。我们都是过来人，都有热血沸腾的年轻时代，一句没有作者的豪言“任重而道远”前面还有一句“你们这一代人，……，将要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争”，让大都市里养尊处优的学生们血脉膨胀，结果却是在校园里撒下了文革血海中的第一滴血。主要是因为家庭的“问题”，使我自己还能侥幸地留着比较干净的手（尽管也做过错事）走出文革10年，这样的教训，现在的80后90后能够体会吗？

最近的经济间谍案，我看就是同一逻辑的发展。从已经披露的一些碎片来看，力拓那几个人有问题大概是肯定的。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媒体的“衍生产品”，如我7月19日博客所写，真像吃了兴奋剂，某报推出通栏标题“某国间谍被抓”（这正是我们不齿的西方一些媒体的做派）；最近社会上已经降低调门的情况下，前几天一个周刊又发了个专辑，斗大的字写着“警惕身边的间谍”，让人想起了50多年前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的口号（《东方早报》正有连续文章分析美国这段历史的真相）。那些跟着起哄的年轻作者们知道多少企业情报和反情报的真实？他们会不会相信互相竞争的国际大企业（甚至包括中国企业）之间会交换各自的经营数据（对第三方来说肯定是商业秘密）？

还不知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地把情报与间谍混为一谈。那份周刊吹捧某作者2002年写的一本商业间谍书，其中有不知道那里抄来的天方夜谈：日本40几%的GDP来自竞争情报，我倒有些感谢他/她那样抬举竞争情报，不过无论这是不是真的，与你的间谍故事有什么关系？

我在写日本建立“中国情报中心”文章（情报学报，25卷3期，2006年）时仔细查了国内媒体的反映，结论两条，一是不动脑筋，都是抄了新加坡《联合早报》上一篇报道，没有一篇有哪位记者去查查日本公开的网页，更无人费心去走访一次那个公开机构，了解实情；二是相当多的国内媒体在抄了人家的新闻后又自说自话地添上了蛇足，搭卖一些日本偷盗中国经济情报的老掉牙的“案例”，那些案例也许是真的，但是至少它们与“中国情报中心”没有关系。这次不少报道实际上故技重演。我有过怀疑，这样的抄作恐怕难以都用无知来解释，在国家提倡“自主创新”时就有些言论明显在借题发挥，拉着大旗以图小集团之私利。最近看到有地方政府官员居然试图用“间谍”罪名来封要求其依法公开信息的百姓之口，隐约感到这恐怕并非杞人之忧！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企业保持沉默的原因了，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他们很难出来讲该讲的真话。

对于间谍歇斯底里的长远影响，我无法估计也不打算评论，而忧虑的是对竞争情报从业者可能产生的恶劣影响。最近在一次对情报同行的培训课上我说了这个担忧，也提了几个意见供参考，一是要相信竞争情报是正当的活动，即使为外企做也是这样，盗窃商业秘密不仅有损某个具体受害企业，而是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换句话讲，不仅外国公司盗窃中国公司的商业秘密要查，帮助中国企业非法窃取外企商业秘密也要查，因为既然违法，就一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其二是当前法律不健全，现有法律文本难以操作，而且社会不习惯遵守法律。所以自己也要小心，有些底线要守住，爱国就是底线，不过决不是那些假爱国者的极左表演，比如在外国人看不到的地方发表仇外宣言；还有本人有不少外国朋友，也常常帮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有一条，决不私下收人一文钱，这也是底线之一。

金融危机影响太大了，以至吸引了各行个各业的能人都想贡献点什么“解决方案”，上篇博客提到了数学对金融作用的是是非非。刚刚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主要归纳了世界上，特别是欧洲的一些试图以科技手段解决金融问题的努力，值得读一读：

科学能否再造经济？本报驻英国记者 何屹,《科技日报》2009年8月1日第02版  

文章中报道了科学家运用系统风险、神经网络、生态学、地震模拟等现代科技手段试图为解决金融业和庞大经济系统的风险做出贡献（文章题目大了些，主要是讲金融），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探索，因为历史证明，相当多的突破性创新是来自跨学科领域，我们未必需要懂得所谈论的具体领域，但是对于有志真正做研究的人，注意跨学科跨领域的机遇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素养。

但是文章也让我想起另外一些问题。最近科技类的报纸常常发表一些大文章，内容一般都不错，观点材料不仅值得读，而且我经常会保存起来，问题是这些文章通常没有参考文献，如果是访谈得来，也没有说明何时何地与谁做的访谈，按照我的经验，文献综述的概率很大，这显然是有些不妥的。最近《科学时报》上另一篇文章也是这样情况：

王中宇：走出“综合国力”的迷雾，《科学时报》2009年7月30日A3版

想到的另一问题是这类调查文章（大概可以叫Investigative Review,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一般指揭露黑暗面的）本身，一般而言，在美国只有几张著名大报才支撑得起调查记者（往往是资深记者），自由投稿(free lance)记者要价更不低，这些调查文章的主要载体其实是周刊。我们这里周刊的作用一直难以与西方同类大牌品种媲美，所以主要还是由报纸承担，常常叫“深度报道”，这方面有几张新起的财经媒体不错。我很喜欢看这类文章，既有新闻感，又达到一定深度，特别是会提供一定的线索，让有兴趣的读者继续挖掘。经济类“深度报道”以访谈为主，所以内容的新鲜感和独特性就要超过像前面那两篇科技报纸上的调查类评论文章。

7月31日晚10点多央视电影台放了部美国片“滥用职权(Abuse of Power)”，美国版的“反腐败教育片”，讲马萨诸塞州议会一个新人如何打败腐败的副议长，片子很滥，最后居然出现“好人”与“坏人”大打群架，留下个伏笔是到最后都看不出那位议长是不是坏人，开始像，但最后又是他带警察到打架现场抓走了坏人。

我要说的是影片中几个关键名词的翻译。自从蒋介石成为“常申凯”以后，什么翻译错误都不会令人惊讶了，但是我听到老是在说什么发言人、代表的。特别是“政府代表”，总觉得有些奇怪，政府代表好像是十月革命后苏联那里的头衔。后来看到影片画面故事里明明发生在“House of Representatives”里，就想明白了，原来译者望文生义，把议员(representative)译成了代表，把议长(Speaker，众议院议长)译成了发言人。这本来不是大错误，翻译者懒得查字典而已，谁都有搞错或偷懒的时候。但是有两点我觉得难以理解。

谁都知道在中国任何中外影片的出笼非同小可，不像博克随便哪个人弄弄就可以发表，是需要层层审查的，参与者都算是专业人员吧，影片中这两个名称不知道出现多少次，听着居然不感到别扭？也能一路绿灯通过？

还有个更难以理解的就是影片频频出现“政府议会”和“政府代表”的说法，弄得我开始怀疑自己以前对美国政治的肤浅了解了，议员怎么算是政府的人呢？想必翻译者和审查者都把美国地方议会当成我们的人大了，在他们眼睛里人大就跟政府差不多（大概大多是官员和前官员），看来我们对“三权分立”的批判还很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