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今天上午凤凰卫视中文台播放的节目，又让人回顾这个陌生的名字。

可能没有很多中国人知道，就在100年前，有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叫冯如的，在美国驾驶了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冯如一号”飞上天空，仅比莱特兄弟晚了5-6年，而实际飞行的高度、续航时间都大大超过了莱特兄弟飞机的纪录，而且与当时大多数飞行家不同，冯如一号的发动机还是自己造的。当年在美国引起轰动，报纸纷纷大幅报道。有个报纸大标题居然把他写成”蒙古人”，其实不算太荒唐，成吉思汗太厉害了，不仅那时美国佬根本搞不清楚亚洲人的面孔，直到很后来美国国务院还有中国蒙古科，不知现在还是不是这样。

辛亥革命前冯如应清政府两广总督之邀回到祖国，建立自己的广州飞机公司，武昌起义后与助手毅然加入革命，成为中华革命军政府第一任”飞机长”，应该是相当于第一个航空司令吧。遗憾的是1912年在回国后第一次飞行表演中不幸遇难，送医院后留下要助手继续努力，不为自己的牺牲而中断事业的遗言后逝世。

冯如的一生其实是很具故事性的：贫苦农民出身，没有正规教育背景，到美国做工人兼夜校，几乎狂热地爱好和学习机械，终于在华侨支持下开办飞机公司，自己设计制造飞机，期间历经一把大火烧光几乎全部材料和图纸（可能是妒忌者或竞争对手所为，终为悬案），回国后革命风潮等等，短短生涯中他的成就达到国际先水平（有西方媒体承认超越欧洲），所以去世后欧美不少媒体都表示哀叹。

在美国时造飞机开飞机正当风头十足，也会财源滚滚，但冯如热爱祖国，回国效劳。１９０６年，冯如说过”是（指制造机器）岂足以救国者，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他又说：”日俄战争大不利于中国，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与其制一战舰，费数百万之金钱，何不将此款以造数百只之飞机，价廉工省。倘得千数百只飞机分守中国港口，内地可保无虞，微特足以固吾固，且足以摄强邻矣！”"中国之强，必空中全用飞机，如水路全用轮船。”[本段几句引语是网络上找到的]

此外在凤凰卫视节目上一个不起眼的镜头中我还看到他在广州兴办的飞机公司资料，由于在新兴资本主义发达的美国办过公司，颇有当时的”现代企业制度”腔调，如果冯如不是英年早逝，也许还会民族工业的发展有所作为。

我其实在1964年就知道这个中国第一飞机大师，当时国内1958年创刊，”困难时期”停刊的《航空知识》复刊，第一期的封面故事（当然那时没这个说法）就是冯如。让我这个从小喜欢飞机导弹（虽然只能纸上谈兵）的中学生热血沸腾。由于家庭背景特别是紧接而来文革，亲身参与走向蓝天这个梦想永远只能是梦想，但也恰恰因为如此，才会留下最纯洁的回忆。我后来从事科技情报工作，就明显得益于中学那段时期兴趣爱好、以及由此带来的收集分析信息、为了看外国的资料（而非为什么证书、分数或显摆）而学外语的好习惯。

永远记住冯如这个伟大中国人的名字。

今天下午参加了在单位举办的“文汇科技创新沙龙”，当前是经济金融论坛沙龙如日中天的时代，文汇报科技部、科学学研究会和我们等几位朋友同仁长期酝酿，愿意坐冷板凳，在科技创新、特别是产业化领域潜心研讨些问题。

请来的主讲嘉宾是第一线的光电子专家、院士，讲得不错，讨论时大家还是对产业化有兴趣，提了不少问题，我也讲了几句，但觉得意犹未尽，这里再补充一些。

几乎每个人对当前中国高技术领域的产业化都不满意，批评角度各不相同，但对其根本原因倒有一致认识，就是核心技术不在手中，随便翻开什么报纸杂志，无论专家、领导和企业都这么说，专利统计也证实了，开出的药方基本可以归结为如何尽快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

对此我有时会产生怀疑。就今天讲到的专业来说，院士回答问题时就认为我们在一些基础研究里已经达到国际先进（真的先进。不是专家评审或是查新搞出来的），他本人就被Springer邀请为该领域写专著，来信中承认他的工作国际领先。就中国的经济教育真实水平来说，研究方面这些年真是不能说太落后了。沙龙上就这个问题出现两种声音，一是院士认为政府对基础研究给钱还是太少；另外一种声音则说企业参与不够。但是我觉得（以下写的比发言时略微周到些）主要问题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能够承担起重大创新的企业和企业家，我们的垄断国有企业“大”但不“强”（李荣融说的），主要领导都是组织部按照党政干部要求“选拔”出来的，没有让他们来承担风险的要求，承担了也不给发大财；我们的民营企业由于环境恶劣成长艰难，其中不少为了生存发财只能走歪门邪道。反过来又为“国进民退”造成理由，两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主导，所以尽管媒体上捷报频传、遍地成果，遇到什么真刀真枪的国际竞争来了（比如液晶平板、比如太阳能电池，还有好多），还是只好承认没有核心技术。

说我们的研发投资，既可以说多，又可以说不多。全世界政府都投钱，但是产业化的投资远远大于基础研究，无法全由政府来投（只能是所谓“种子资金”），说多，政府投了1千万没有产出的也是嫌多；说不多，如果企业觉得投了10亿能够赚20亿，10 亿也不算多。IBM雇员得到超导领域诺贝尔奖，决不会是便宜货，他们为什么肯对相当遥远的研究投那么多？这就是创新龙头企业的奥秘了。

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一直盯着IBM，觉得它真的厉害。“智慧地球”不仅忽悠了美国政府，也忽悠了中国的领导和专家，具体可见我3月14日的博文IBM影响政府决策的路线图：美国和中国，还有几篇。说忽悠，并非是那位赵大叔把人弄得越来越愚蠢的那种招式，而是建立未来格局的战略Foresight，没有这样的远见，技术开发弄得不好是为人家做嫁衣裳。今天那位专家讲专业技术头头是道，但讲到产业革命，从文字到图表竟然全盘照搬IBM的智慧地球，而且据他说中国最近大领导出面推的大工程“感知中国”，我听下来基本还是智慧地球的思路，真令我感叹，一个企业就这样影响了全世界的研究开发“路线图”。我3月份听了IBM他们来“布道”，就发现中国版和美国版不一样（没有什么秘密，网上都可以看到），在美国主要推智慧健康（可能冲着民主党的医保改革），而在上海大讲的数字城市完全对着我们世博会的需求和其他中国大城市急功近利的现代化改造，这样主动适应和满足用户需求，而且讲得确实有道理，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感叹是不是那些满脑子“讲政治”的好汉们要急着批判的帝国主义阴谋，而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有远见的企业，我想他们何必靠行贿、“间谍”来获得高额利润？你辛辛苦苦地“自主创新”，总算有一些专利，却没有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只有沦落为人家产业链里的小角色，发现吃亏了再来跳脚，而人家可能又在编织一个新的童话……

我在讨论中说，短期内（不会太短）我们还是要正视技术落后的现实，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比如液晶面板产业里日本、韩国、台湾（也没有原始创新，问美国德国买的，但是在生产技术领域，在设备有专利）的经验，同时长远来看，无法回避一些根本问题，还是要走市场经济的路，少折腾那些不愿意在政治作秀、慈善表演里费太多心思，而埋头苦干的企业和企业家，今天已经有一些势头不错的企业，如华为，如中星微，但还是太少，特别还不够实力制订未来议程(Agenda)，等到有一大批厉害的企业, 加上厉害的教育厉害的科研，才是真正的强国。

前几年上海科技情报学会邀请了几位法国竞争情报专家来做讲座，比如Henri Dou, Philippe Clerc等，他们都提到法国政府通过构建区域情报能力（territorial intelligence）的政策，在全国建立几十个创新集群，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国内媒体也都有报道这些创新集群，但是几乎没提其中的情报功能，就是法国人来讲的也不具体。

 最近在法国可能是一个官方的新闻网站france24英文版上看到报道”Fighting the trade war” 07 September 2009 http://www.france24.com/en/20090907-fighting-trade-war-“，虽然也只是皮毛，但其中有一些细节。

 报道说，为了提高法国企业的竞争力，保护其不被竞争对手欺诈而专门指派了竞争情报专家。文章举了个例子，来自法国政府经济部的Marc Frenger就是负责马赛市地区的竞争情报，他最近和其在内政部的同僚Laurence Gasnier一同走访了一家叫Comex的工程和水下勘探中型企业。他们的目的是以不同的方式保护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这些情报专家实际的服务范围覆盖东南沿海土伦地区的集群，这是个海洋开发为主的战略经济中心，该集群有255个会员，三分之二是企业，其余是研究开发机构。情报专家带着诸如”市场在哪里？”、”市场有多大？”以及”企业如何针对其竞争对手确定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等战略建议和警告到那些企业去。Marc说，这些战略集群对于促进法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来说作用很大，但同时也成为外国对手关注的目标，它们想得到企业的无形资产，有时甚至靠非法手段。中小企业特别容易受伤害，所以在国际竞争加剧形势面前，政府必须站在这些企业背后。

 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多年的老牌”资本主义”大国的做法。

大家都觉得今天信息泛滥而真知难得。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迹象表明最近各种各样的信息分析工作的好日子正在到来。

先说IBM, 有人可能注意到它在电视上做健康信息处理的广告，据说未来信息总量的30%将是与健康有关的，在这样海量信息目前唯有强化分析手段。我们知道健康是它最近的“智慧地球”战略的一部分。它不止是说说而已，8月6日《纽约时报》有报道说它在未来将重新训练或新雇4000统计分析师，另一方面，IBM在自己的本行：分析软件方面。更加不遗余力。7月28日宣布以12亿美元收购著名统计分析软件公司SPSS、再早些时候5月收购分析软件供应商Exeros，将其整合在Business Analytics Optimization Consulting业务里；同时收购商业智能和以及分析软件厂商Cognos、Ascential 、DataMirror、Alphablox等。顺便提提，IBM的网站上有竞争情报的网页：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gives a competitive edgehttp://www-4.ibm.com/businesscenter/smb/us/en/contenttemplate/!!/gcl_xmlid=28448/

 国内情况也有类似迹象。21世纪初几年，以百度、易地平方等为代表的“搜索派”竞争情报软件热过一阵，现在可能要让位给分析工具了。〈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1日31版发表IRI网络口碑研究咨询机构执行总裁李未柠访谈，“网络‘猎手’的营销密码http://www.21cbh.com/HTML/2009-9-21/HTML_SDG8KJR4KQUX.html ”。此人北大毕业，有广告公司经验，与传媒大学合作搞舆情分析指标，做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后来大概觉得与这些“事业单位”搞不来，自己开公司，为十多个政府部委和一些企业提供网络口碑的量化分析服务，目前公司规模估计不算大（不肯透露多少客户），不过我感觉其势头还是不错。

信息分析的好日子未必就是自称“竞争情报”一帮人的好日子，市场的力量很强，躲在半市场环境下，风险小，成就也只能微不足道，国家竞争情报在中国似乎应该是最容易搞起来的，但在官僚化行政化厚重阴影下则难以乐观。

周六为一个研究生班做讲座，有两点值得写一写：

1，什么是情报研究

下午我出了个讨论题：情报研究与以下各项工作的异同：政策研究、软科学、战略研究、智囊团。因为有三题可以选择，结果无人选这个题目，如果要我自己答。大意应该如此：情报是所有决策的第一步（Herbert Simon），所以所有的决策过程都会有信息收集及分析研究这个环节，并非所谓的“情报工作者”独有，但因历史的原因，军事、科技等有专门队伍做这个的专职人员，大部分企业也是，所以在在这些领域这个环节就叫“情报研究（或者情报分析、信息分析等）”，而一些其他领域是兼职做的。其中的关键点是，情报研究不是独立学科（同样操作许多别人也在做但不叫情报名字，理论方法也并非独特），只是分工，一种职业而已。由于是专门做这个的专业工作者，情报人员比较熟悉信息源，掌握信息分析、判断、整合的方法（有些方法一般知识工作者不常用），同时立场一般中立，无利益牵扯，特别长于跨领域和国际信息。以此区别于类似的其他工作。

2，数据素养仍然是问题

在讲分析前随手举例了两个数据陷阱的例子，原以为很容易被学生揭穿，结果并不如想象。

例一，平均水深到膝盖，却淹死了人（台湾08年出版的某揭露“数据骗人”书作为宣传的）。这个应该不困难，无反应或许是其他原因。

例二，30%车祸是持驾照三年以下者所为，所以新驾驶员特别容易闯祸（最近电视新闻报道，大意）。稍有难度，关键是能不能证明持驾照三年者占所有驾照者比例小于30%（考虑到私车近年急剧增长，很难说），否则推论无意义。

所以称职的情报人员在面对信息时应该比一般人多点警惕的眼睛。

《21世纪经济报道》9月15日5版发表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的专访“筹建先进技术研究院 重塑上海‘先进制造业’”http://www.21cbh.com/HTML/2009-9-15/HTML_R6UP3083NK5V.html，证实了上海市正在筹建”先进技术研究院”（原来就有传说，要建”工业技术研究院”）。专访中谈到，”新加坡、日本、韩国都有这种类似的机构”，实际上这类机构最早是1948年在日本建立起来的，当时叫”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Agency of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AIST）”隶属于当时的通商产业省。2001年1月改名为产业技术总合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AIST，同年4月成为独立的行政法人），其他国家类似机构可能都是学日本的，台湾的那个，据周延鹏告诉我，也是在一个日本人建的产业研究机构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随手查了一下，发现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地方，如广东等早已经建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上海要建设的虽然已经不叫工研院，但还是跳不出日本的框架，人家那个2001年就改叫”先进技术研究院”了（请注意其英文）。

在上世纪90年代做课题时我们就注意过这样的产业技术研究机构，特别是台湾的那个，我在2008年12月到台湾还去看过（以往大陆人很难进，这次我们可能借助了东道主刘教授的学生关系，见20081223博文工研院如何为知识产权增值）。在20090724的博文周延鹏即将开讲知识产权中我谈到了大陆对台湾少有的”正面报道”， 其中就有刘民义：借鉴台湾工研院的能与不能，《科学时报》2009年6月30日A3版。

但是前些时候当我听说对今天上海市再要搞这个”先进技术研究院”时仍然有些怀疑，这是不是解决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发展难题的最佳药方？大陆、特别是上海先进制造业如何继续发展，瓶颈恐怕不在于缺少一个官办的”研究院”，产业化的主角还得依靠企业，而且是要真正敢于善于在市场上打拼的企业，上海的短板也许正是在这里。而根据我对台湾工业研究院多年的观察，它在上世纪台湾经济起飞时的作用，现在我们可能也难重复，关键是时代不一样了。

9月份台湾有个”官方”考察团刚刚去过日本那个”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总合研究所），考察报告在惯例的赞许声中隐约可以感觉到其可能正在面临转型的局面。而刚刚在台湾《天下杂志》289期上，看到他们那里的”经济部”正在”换脑袋”，就是”多年来一直把重心摆在制造业、高科技的经济部，正逐渐重视起服务业”，不过这个话我们这里的官方智囊们大概是不大要听的。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尤其是2008年年底麦道夫”庞氏骗局”被揭露以来，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失察遭到社会严重质疑，其中之一就是调查该委员会处理有可能反映违规甚至犯罪迹象的信息方面可能存在疏漏。为此SEC不得不做出重大的改进。9月10日SEC官员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宣布将成立一个“市场情报办公室”。http://www.sec.gov/news/testimony/2009/ts091009rk-jw.htm

半年以前，SEC主席玛丽·夏皮罗2009年3月5日就已经宣布与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一家咨询公司MITRE下属”企业现代化中心[注]“合作，对委员会处理各种投诉、社会外部反映信息的流程进行分析评估，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集中化的程序来识别执法的线索和发现需要进行合法检查的高风险领域，这项工作为建立市场情报办公室提供了必要性的证明。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部主任Robert Khuzami等作证说，将在SEC执行部中成立一个”市场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Market Intelligence”，负责对收到的投诉、社会议论、情况反映等信息收集、分析、做出风险评估，分类、转发和跟踪，分析时还可以利用整个SEC的专门知识。

 SEC每年收到数以１０万计的相关信息，有Web页面、电子邮件，电话，信件、短讯和传真，其华盛顿总部和11个地区分布也会收到个中投诉和反映，还收到自我监管部门、其他政府机构甚至外国监管机构转发来的有关信息。 

[注] MITRE建立于1958年，由大部来自MIT的研究人员创建，主要从事与国防有关的研发，其中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情报、监视和侦察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Reconnaissance”目前拥有7000多名研究人员和辅助人员，其中65%具有博士学位。MITRE所属”企业现代化中心”原名”联邦资助研发中心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FFRDC) “。

最近两个傍晚参加了关于发展金融的报告会。前次是国家外汇管理局一位副局长，讲中国外汇开放与监管的情况；昨晚听的是上海市银监局副局长张光平报告，标题是关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本来想听听政府有些什么具体打算，但他实际主要讲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性，几十张表格、大量数据证明了我国的金融业实际上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我国GDP目前大约占世界６％左右，但是金融业的大多数指标（大概只有国内商品期货除外）均在世界总量的１％以下。例如货币交易量占比（占全球总量比例）与GDP占比之比，除瑞士特殊是400%以上外，发达国家都在100多到200，发展中国家平均也有70%多，而中国才10%以下，绝对是巨大差距。说到其中什么地方张局长随口提了一句我们在这方面等于为铸币权付给人家上千亿（记不得有没有”每年”二字）。

 听到这里我马上想起了那个7000亿，其实想想钢铁和矿业领域中国还不算太落后，严重问题正是位于制造业上面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如果按照”7000亿”那样的算法，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惊天骇地的数字出现，而且还有《货币战争》之类的”理论基础”压底。注意到有位在铁矿案中特别亢奋的专家，最近不说力拓了，写了篇文章谈金融，提出新口号要”党管金融”，我国的金融哪天不是党在管着，不是有中央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吗？，明眼人会猜想这话里有话。 

幸亏中央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一贯对此比较冷静，金融业界中人比那个某前局长者流要专业得多。张局长昨天的基本调门（大意，非原话）就是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一步步走，学会游戏规则。我虽外行，但赞同这点。

今天的中国不是世界的”颠覆者”和”造反派”（当然有人对此不高兴，但又不愿意到鸭绿江对面去），虽然眼下日子好过了些，还远没有到做全球大佬或并列大佬的地步（是不是该去做那个大佬也是个问题），市场经济、全球化不只是鲜花美酒，也有荆棘苦药，但是不能遇到点问题就想回头。只要坚持学会竞争、化损失为教训，掌握竞争规律，我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出头的，而总是想走捷径，时不时搞出点别的什么花样，最大的可能就是欲速则不达，而最终是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代价。

一、收到一个电子邮件，介绍法国刚刚推出的两种竞争情报电子刊物，《经济情报国际评论》（La Revue Internationale d’Intelligence Economique http://r2ie.fr.nf/index.html）；信息情报国际网络（Réseau International en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nelle http://www.revue-r3i.net/）。信息情报（Intelligence Informationnelle）在此是个专用名词，杂志引用了美国图书馆学会(ALA)的Bernhard在1998年给出的一个定义，可惜具体看不懂。网络上查了一下，原文可能是information intelligence，猜想其意思是“运用信息的智慧”，有点像“信息素养”。

前者收费，后者免费登录，不过都是法文的，本人号称大学里选修过一年法文，全部还给老师（也许从来没有真正学到手过，只不过混过了考试），少量关键词可利用软件翻译出来，最多只能看到个大概说什么，基本无法使用。

 二、《环球时报》2009年9月3日14版有篇不大起眼的文章：看巴西如何制裁美国（作者周志伟。找不到电子版），提到巴西是借助世贸争端解决机制提出贸易诉讼最多的国家（文章没有说，中国也吃过它的苦），这次对美国取得了制裁其棉花补贴的重大胜利，作者认为它的成功经验有四条，其中第三，

[以下引用]巴西建立了监测预警机制和跨部门的协调机制。经过多年努力和实践，巴西政府已建立了贸易壁垒和贸易争端的监测预警机制，将贸易争端的解决重点从事后处理转向事先防御。巴西在处理贸易纠纷方面已形成一套纵向指挥管理、横向密切配合的组织机构。其中巴西，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下设的外贸委员会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委员会是一个跨部门的专门负责贸易和旅游事务的机构，该机构为巴西在解决贸易争端时实现部门间协作提供了保障[引用结束]

这些话我评论都不用加，意思非常明白。这就是国家竞争情报，我们应该也有类似的贸易预警机制，其实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机构，而是细节，这是文章里看不出来的，要有人做案例研究，不知道国内那么多博士候选人有没有谁愿意去啃一下。

前面有个博客谈到我国对外研究的不足，除了美国日本还算有些人关注（虽然也有许多问题），其他国家就差远了，更不说那些发展中国家了。我在某课题报告（自己也记不清了，大概是“情报研究的国际比较研究”）和1997年写的“社会情报（智能）的理论、应用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文章分别提到过拉美国家组织和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具体国家一些政府参与国际竞争的竞争情报活动的一些案例，素材来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辛苦收集，包括一些人际情报，遗憾的是后来十多年内没有再看到过任何对拉美国家这类竞争情报活动具体的描述。

三、日本朋友中川十郎到南京开会，回国途中在上海与他见了一面，得到他的一本新书《知识情报战略》，其日文片假名的副标题转为英文是“From Business Intelligence to Knowledge Science”，作者石川 昭和中川十郎，2009年2月初版。封面上日本IBM最高顾问（老实说对这个头衔有点怀疑）北城恪太郎的评语是“本书以对BI的深层理解，期待日本全体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和增强”（牛吃蟹式的翻译，可能有不确切处）。中川君最近还在今年5月12日到6月9日连续5个周日，在《日刊工业新闻》“风险管理”版发表连载“应对危机的知识情报战略”，其中提到建立国家情报体制，情报危机管理、商业秘密保护和情报教育等话题

 在业内时间混长了，现在还常常翻翻情报杂志，所以对竞争情报的文章是比较熟悉了，一般文章看标题作者最多加上摘要就估计得出大概了，“屁股一撅就知道拉什么屎”（没有贬义，本人在基层多年，不大“尖头鳗[鲁迅对Gentlemen的尖刻译名]”），我倒是发现每天发生的鲜活事件中，其实有些是可以挖掘出对竞争情报极有启发的新知，真的体会到“生命之树长青”。最近一些经济科技报纸有些内容不错，足够写好几个博文，这里说一下技术情报。

《经济观察报》最近两篇文章很有意思，虽然里面一字没提“情报”，但是值得我们这行的人关注。

先说需求。下文提出了国内吸引外资的战略出现变化，老实说有人读文章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因为这些口号早就叫到耳朵烂掉了，已经老土了，现在不是时兴自主创新吗！我觉得这次有点不同，因为我知道金融危机来后许多地方真正感到原有技术水平的产业面临危机了，以前因为还有很多发展空间所以不肯投下真金实银，有时甚至跟着上面随便说说罢了。

上海市当前情况就是这样，据说GDP排行（虽然不那么公开，但还是管事）已经差不多垫底了，想得到的产业发展门路都用过了，尝试新的，对情报人来说好象易同反掌，但是我了解对第一线实际产业部门这意味着什么。最近九大产业我个人看法（完全在外面看）没有什么新思路。所以真心实意地提升产业质量（包括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都会被认真提到议事日程上。

1，外资战略转向：要技术不要钱，《经济观察报》2008年8月24日03版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09/08/24/148887.shtml

在时间近点的第二篇报道里我看到了技术情报的空间，在这里人们自称或他称为“技术掮客”。

2，技术掮客《经济观察报》2009年8月31日01版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09/08/31/149662.shtml

 如果一个外人从文献里看企业竞争情报，一定以为那里都是耗资几十上百万的系统，复杂的流程图。在现实里，可以说大多数都是不那么壮观的杂牌军、土八路。但是不要小看，我在《探索者言》某篇按语里提到见过一位大腹便便的能源情报专家，主持一个小公司，但是据说他曾经名列某财富排行榜。所以在第一线为企业服务的，咨询公司，情报公司的应该看的是这些数据库里很难查到的实例，不用想从中获得技术诀窍，就是看看这个职业能够走多远，虽然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要这样去走。

最后还要补充一句，如果光看我的博文，也许又会到另个极端，好象学术研究没有什么用，当然不是。我只是平衡点话语权而已。

 《经济观察报》2009年8月31日45版发表了自由撰稿人柳红又一篇改革开放30年回顾文章：常识战胜愚昧。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09/08/31/149747.shtml

文章写的是中国在1983年借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掀起一个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热潮的历史回顾。文章也引起了我本人的回忆。

托夫勒在中国主要到北京和上海，我们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在接待他和参与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研究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是上海市绝对是处于核心地位，比如把他提供的一部片子编译了一下，配上中文。当时的市里组织各单位排队登记到我们这里看片子（地点就在我现在办公室，大礼堂改的），几位研究人员被到处请去做演讲，风头决不比眼下的海归经济学家差。

我那时还是在读研究生（本人所有学历均是实足取得，一点便宜也没有沾到，中学待了8年，含2年文革，拿个硕士学位全脱产足足3年），有幸参与到一些边缘工作，特别是有机会参加与托夫勒的小范围座谈，因为事先看了些书，发言引起托的注意，自己还颇得意。

该文还有一些有趣的地方，一是提到钱学森的作用，他是站在保守一边反对的，批评迎接世界技术革命的讨论是“不加分析的把外国流行的一套破烂货全部或大部接过来，作为他们的概念！……概念当然重要，但脱离实际的概念是唯心的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一个货真价实、贡献巨大的海归专家会有这样的想法似乎有些奇怪。不过我认为也可以理解，主要是这些对他来说是见怪不怪了，所以不会有“冲击”的感觉；当然长期关在国防科研大门里，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缺乏了解也是原因。

我觉得钱没有看穿的是，所谓技术革命其实只是一个突破口，借这个来冲破长期以来思想的禁锢，因为“左派”们即使是文革期间也不敢对科技插手太多，虽然他们也想干预。

即使在文革前左派思潮横行的时候，也总有一些真正的科学家跟着叫喊的，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还有一点是文中提到“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没有点名，当然可以理解，但是不大好理解的是就是同一报纸同一天采访项怀诚时却没有这个顾忌，点了名。不过前者完全是正面讲的，而后者提到此人基本是中性的，这大概是原因吧。你们看当个报纸的老总累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