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28日到在天津泰达新区，参加2009年国家图书馆企业信息服务年会，2007年在苏州独墅（谐音”读书”）湖参加过一次，也是在一个开发区，看了大吃一惊，离开上海那么近，却不知道那里已经建设了一个象模象样的新区，有不少中外合作的大学在这里开了校区。这次来泰达，也看到一个和原来印象中不同的新区。 

国家图书馆来了位副馆长，才33岁，主管信息技术的，真是后生可畏。而国图企业服务部门的全套干部几乎都来了，一共二三十位。当地的主办方是泰达图书档案馆，其实主要是他们在具体操办，他们的定位很明智，就是一个商业图书馆，我觉得中国现在是公共图书馆的黄金时代，领导重视了，经费多了。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会有反面，领导重视就是它要来关心了，关心的措施之一就是”评比”，搞指标体系；而评比也好、指标体系也好，一个主要陷阱就是加剧”同质化”危险。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大，样子越来越雷同，利用率却难以同步提高。 

纽约既没有自称科研中心，除了华尔街也不见得是什么”总部经济（与许多人的想象相反）”，更没有工业集群，却在公共图书馆系统中搞了个很厉害的”科学、工业和商业图书馆(SIBL)”。新加坡国家图书馆1996年编的2000战略规划也提出要建立商业图书馆（后来没有建成，只是一个部门）。我们这里好像不多，其实如果有什么图书馆企图做成别的样子，说不定就通不过文化部的”考核评比”。泰达图书馆设在开发区，服务对象和目标明确，当然是个特殊优势。

 原来感觉国家图书馆在企业信息服务这块并非强项（一直佩服他们的人大信息服务），但是最近几年动作很大，在最近的机构改革中新建立了企业信息服务中心，整合了原来的”剪报服务”和文献提供等，今天国图副馆长报告了他们目前的现状和一些考虑，看来已成相当规模。会后与他们企业信息服务中心成员交流，发现特别是队伍配备力度很大，招聘了很多”新血”，前景应可期待。

上午我做了关于“合作情报”的一个报告，以力拓案为一个例子，除国图副馆长外，还有两位企业发言，似乎是赞助商，内容一般。下午的报告不错，分企业和图书馆并行的两场，我两个都想听，当然无法分身，只好选择企业，因为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业内同仁的观点。讲知识管理的那位有丰富实践经验，其实很不错，只是太过自我推销了，例如“中国第一人”之类，又如一些大并购因为没听他就失败了等等，反而令人难以信任，可惜了。EIU一位专写“中国国家报告”的先生报告中对未来中东未来发展的预期甚高，颇感意外。一直觉得中国对外研究大大的不足，也曾在某博文中谈到。这里又是例证，在大多中国人（就算知识分子吧）脑子里，有多少人想到那里除了杀人放火，还可能是未来经济增长点？还有一位虽然号称来自跨国公司，但看来经验不足（三年），讲的基本是“做什么”，难说出“所以然”。因为没有午睡，后来挡不住回房间休息了。

人民日报记者文章“铁矿石离‘中国模式’有多远”中，终于发出了“铁矿石谈判中国模式应该有智囊团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091027/07086886378.shtml”的声音，虽然晚了点，但是还算及时。各方反映都显示尽管我国钢铁生产受限，世界铁矿供应并不短缺，但是抓了“间谍”，激动的外围专家和网民（当时圈中人几乎都禁声）费了许多口水，我们的谈判地位仍然不见明显提高，看来还是要在商言商，学会把握国际经济竞争的规律。

文章说，“业内人士建议，在新年度的铁矿石谈判中，要根据经济形势和对未来铁矿石供求变化来调整和确定谈判目标。有关部门应该充实有经验的谈判代表，并联合国内主要钢企形成智囊团，给予谈判充分的咨询服务”。

估计以前不是没有智囊团，只不过是钢协和各家企业的智囊大概都打自己的小算盘，所以这个建议还应该强调一下Collective Intelligence，不是简单说说国家利益，要有机制来保证。

当然所谓“在商言商”还指我对此问题主要还是看情报，在《学习时报》2008年1月14日，第7版我发表过一篇文章“要有情报眼http://www.china.com.cn/xxsb/txt/2008-01/14/content_9529519.htm”，以能源为例讲一般智囊团恐怕还不够，行业专家需要情报支持（当然并非指向澳派“红色间谍”），这个观点我仍然坚持，当然不仅限于能源行业。

补充一点，还应该有熟悉国际商务的律师参加，我们很多大企业对内不大注意法律事务，可能认为只要搞掂了政府，法院只是走走场，到国际市场上就不一样了。

《科学时报》10月23日头版工程院院士杨裕如一篇时评，对我国大力推动燃料电池汽车研发提出了一个质疑。作者对前一阶段宣传很多的“清洁能源汽车”一直持有疑问，写过文章和学术论文，在制订规划时还联名上书，可惜我一直没有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不同声音，圈外人一点不知道，也许是这个项目有现任“国家领导人（政协副主席）”的非党部长支持。尽管我对这个领域没有发言权，但是懂得一个做学问、做科研和做产业的基本道理，“真理越辩越明”，听到点异议就紧张，去看上面脸色，如果再有点什么利益冲突甚至就封杀，决非科学态度。但是现在坚持这点实在太难，所以对这位科学家致敬，也对《科学时报》致敬。

2006年我在纽约参加中国产业创新研讨会时曾经遇到一位华人科技工作者，记得大概在福特的汽车经济分析部门工作，他就提到中国的燃料电池车好像存在什么“命门”，我当时听了有所注意，约他回国时吃了顿饭，想进一步讨教，但因不在行业内，最后没有听出什么有意义的结果。

这次能够发表除了杨院士的执着坚持外，不知道是不是还借了老美一点光，因为这篇短文的主要论据美国政府今年停止了支持燃料电池车研发。未免产生小人之心：是不是中国的科学家的论证不算数，要美国人做了才当回事。我们自己其实也常常学乖了，一定要找个外国权威的说法，别人也许才会抬头瞧你一眼。幸亏搞情报的责任就是反映外面的声音，也不在乎什么面子。

一些人的习惯想法是，分歧只许“内部解决”，不可以“议论纷纷”（后者现在被他们认为是很可怕的），其实人，不管是圈内还是圈外的，不仅是领导，老百姓也一样，要多听听这样的争论才会聪明起来，而这是弥补我们“统一答案”式教育不足的重要途径。

无论杨院士的观点是否正确，执着是要想有点创见的基本素养，如果大家都只学乖巧，创新国家建设从何谈起？也别谈什么诺贝尔奖了，还不如骂它几句“西方文化，不合国情”容易的多了。

 本次竞争情报分会年会与以往不同的是有个法国人来参加，提交了一篇介绍法国国家经济情报概念的论文。

文章已经收录在会议录里，事先读了一下发现内容相当丰富，作者是两位，一是法国Lille 3大学Geriico研究中心的Mylène Hardy博士（论文署名），中文名安明兰，目前在驻华使馆文化科技处任语言与教育合作官员，还有一位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温宏达教授。后来温教授报告时解释说文章实际是安博士所写，他可能是做了中文翻译和解释。

这是一篇讨论法国情报概念和活动的学术论文，完整地回顾了法国国家经济情报概念和实践的发展，其中提到两个极其重要的报告，1994年的Martre报告和2003年的Carayon报告。文章一开始就提出法国的概念与我们很熟悉的美国起源的竞争情报不同，Martre报告提出了”经济情报(l’intelligence economique)”的概念，认为它是从信息科技中脱胎而来的（文章后面提到它是从英文的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翻译而来，但意义有差别），而且法国一开始就是从国家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根据这个理念政府工业部门支持企业以环境扫描的方式提高竞争能力。但是直到2003年的Carayon报告发表，这个概念才真正进入政府的行动指南，在此以后，在总理之下设立了”经济情报高级负责人(HRIE)”，而且主要将其落实在产业集群的应用中，其中提到这个官员召集全国16位经济情报方面的著名教授编著了《经济情报培训大纲》。在讨论时我补充了HRIE朱兰5月份任期已到，今年9月26日法国又任命一位新的政府情报官员（见我前几个博文法国政府经济情报负责官员换人 和参加湖南食品产业竞争情报国际论坛）。

 文章不仅对实际发生的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而且对法国学术界从事有关研究的专家（主要是教授）列出了名单，他们分布在信息与传播、管理学和政治学专业。

我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阅读过几篇详细讨论日本”情报”概念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现在这篇同样如此，而且作者强调了法国经济情报的”国家性质”。对我们的参考作用可能更大。

 今天（25日）早晨两位先后做了报告，安博士用中文讲解了文章观点的概要，温教授则做了背景介绍和解释性的说明。有趣的是温教授自称情报是外行，是”误打误撞”进入这个领域，但是他一开始就从较高的视角来看问题，说的话很到位，比如国内的竞争情报研究界受美国影响太深，我很赞成；其中关于国家竞争情报的有些观点比我们有些情报学教授还要在点子上。温教授说他和法国方面已经召开了两次竞争情报研讨会，只是找不到中国同行，所以开玩笑地说来这里开会是“找到组织”了，其实我也觉得有相见很晚之感！

 午餐时和他们两位交流了一会，发现安博士对法国经济情报行业相当熟悉，我提到几个名字（因为不在学术届，所以没在她的名单上），她都认识，她目前的似乎想研究中国企业，对”意会性知识”和中国社会的”关系”现象很感兴趣。

 温教授（似乎曾在法国留学）说他在法国接识了不少经济情报圈的朋友，很想介绍给我国同行，然后还是回到自己的行业里去，我建议他不要放弃，可以和我们竞争情报界一起搞，我们有科技和大学图情专业背景的，也有企业的，正缺乏经济贸易方面的成员，而今后国际竞争的重点一定在经济贸易方面。

 这是本次会议一个意外的收获。

23日到洛阳参加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SCIC）15届年会。印象中洛阳以前没有来过，或者仅是路过。机场不大，出站时因为耽搁了一会，等我从洗手间出来时工作人员已经在关闭出口大门了，乘客确实已经走光了，出门后居然无论是公交还是出租一辆车也没有，工作人员指点我自己出站到马路上拦，幸运的是走了不久遇到一辆送人到机场的出租。

 城市还不错，人不多，物价便宜。中午听人介绍到”老洛阳面馆”午餐，从宾馆到面馆打的来回加上一碗很不错的牛腩面片，一共16元。咽喉炎尚未痊愈，下午睡了一会。

 今年我不再担任分会副理事长，来参加这次会议确是希望有始有终，画上一个句号；同时把今年在芝加哥获得的SCIP”主席杰出贡献奖”奖杯复制品（中国制造真厉害，不仅复制一模一样，而且做得比原件还好）赠送给分会，也算我表达对学会的感谢。1994年包昌火和我担任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情报研究专业委员会正副主任，不久就在包老师的推动下，将其改组成为竞争情报分会，本来还有希望成为独立法人的”中国竞争情报研究会”，由于某种原因错过机会，以后就几乎不可能了。这个分会在挂靠单位和诸位热心人士努力下，在不算十分有利的环境下蹒跚前行，不仅坚持下来，还不断有进步。

 15年来我感觉报告质量不断提高，今年的有几篇相当不错，有高的视野也有实践，高校的研究也明显向实践靠拢；还有早些年份会议气氛比较悲观，叫苦的不少，但是近年来情况不同，总体向好（不是套话），这次企业参加的占了一半，这是非常好的趋势，有些企业跑来当场向专业人员求助，需求突现，经费不是问题；过去老说用户不重视，现在”球”反而转到供应方来了，我们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倒成为大问题。

 强大的社会需求应当是无法抵挡的拉动力，而最大的希望是与会者绝大多数很年轻，基础比老一代都好，相信后来者肯定会做得更好。

麦肯锡公司在今年6月采访了美国总统身边负责对突发事件发出警报的情报官，Mckinsey Quarterly2009年9月号发表了这个采访：Focused on foresight: An interview with the US’s national intelligence officer for warning，Kenneth Knight shares lessons from a career spent analyzing and preparing for the unknown. https://www.mckinseyquarterly.com/Public_Sector/Management/Focused_on_foresight_An_interview_with_the_US_national_intelligence_officer_for_warning_2415

这位Kenneth Knight的头衔是负责警报的”国家情报官（national intelligence officer）”，他的职责就是帮助美国总统及其行政当局”避免突发事件（avoid surprise）”，负责对国家情报体系汇总来的情报做判断，决定要不要发出警报。他认为这个任务变得更加复杂是因为现在的国家情报体制是对付”国家甲侵略国家乙”这类传统威胁的，而今天许多威胁不一定来自民族国家，也未必与军事有关，因此需要对付的事件在数量上多到惊人。

他说， 我们一般试图在内部建立一些评价的经验规律，例如”事件可能性”与”事件影响度”的估计（我猜想就用那种最常见的两维矩阵-引用者），一般对那些影响度中或低的事件，除非到了确定它将发生。否则我只会注意着但不发警报（可以在两维矩阵上凭经验画一条等高线，即发出警报的临界-引用者），这样你犯错误的机会可能比较小。我一直在不能漏掉重大事件和也不该无事生非之间找到平衡，看来还不坏吧，我干了5年，现在还在这个岗位上。

在答复“你们会与许多专家（指各情报机构的分析师-引用者）合作，如何克服认知上的偏差？”这个问题时，他说，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领域里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分析框架（analytic framework），而突发事件的发生经常就是在那些分析框架失效或不适用的场合。所以经常有我办公室的外行去追问或挑战那些专家的认知偏差，我们通过两种途径，一是训练专家，给他们工具来挑战自己的假设，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认知偏差，从而看到别样的结论；再让他们到本单位里做同样的事情，挑战他们的上级；二是采用制度上的办法，可以假设分析师总是有一定偏差，所以我们建立一种检查制度，不断挑战他们，我们有许多这样的机制，比如扮演”红队（演习时扮演敌人一方-引用者）”，或并行分析小组等。

 尽管最近经济危机爆发，他还是提到要遵循情报行业的规律，主要关心国家层面上的国防和外交事件，而其他方面则有许多其他政府部门可以多关心

 还有许多有趣的观点，比如国内学术圈现在很热门的循证（evidenced-based）式的分析思路，他认为在情报分析上还是多采用概率判断的方法。又如他认为任何人的分析框架都是有年限的，他在情报界工作30年，认为前25年学到的东西都是可以被挑战的，而过去5年的成功经验也不能保证以后的成功。

不能摘引太多，一来没有时间，二来有侵犯知识产权之嫌。

Collective Intelligence原不想写英文，有现成的“集体智慧”可用（见前面博文的跟帖，在谷歌上占绝对优势），但是又有些不甘心，因为我一直认为两种语言的术语像这样太贴近，未必是好事，因为实际上意义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自己遇到这类情况，一般尽可能避免用现成的非常熟悉的中文术语来翻译。只好先用英文了，而且这次我觉得翻译为“合作情报”可能是确切的。

2009年10月14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八次会议上，“商定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发展监测机制，分析监测各成员国经贸合作、服务市场和相互投资发展状况，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信息保障”。这条新闻大概没有嚼头所以没有被媒体抄作，但是我们这个行当的人应该注意，这就是一种Collective Intelligence，上合组织不是华约，没有意识形态纽带或老大哥小兄弟羁绊，大家是平等的，时不时还会闹点矛盾，至少经济摩擦是不断的，但是这些国家有共同经济利益，需要在Collective Intelligence原则下共享情报（不是信息）资源，减少重复劳动，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互相协调利益。

有意思的是我今年4月在芝加哥SCIP2009年会期间一场关于中国的Workshop的发言中，就提到了类似的概念。以下是我讲稿最后一页的英文文字：

Global Early Warning

Global Public Health Intelligence Network
        A 10-yr WHO intelligence system similar to business CI
        Found clues of SARS in south China four month earlier
MHEWS: WMO and six co-sponsors
        Too far from business experiences?
There are much more
        Terrorist, money-laundry, piracy over the sea, drugs, ET, UFO ……
Towards a GCI: Global Co-petition Intelligence
        Vision or illusion?  

这里提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一个10多年历史的GPHIN（我写过文章，某篇博客也提到），认为这就是借助Business Intelligence概念和方法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拓展应用，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预警系统MHEWS等，所以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用于许多其他方面的国际合作，例如反恐、反洗钱、反海盗，当然还有经济危机预警，用一个问句：全球竞争合作情报，是愿景还是幻象？我那次去主要推销“国家竞争情报”概念，在美国听众中对此好像没有反应，倒是会议前Kent Potter表示（我事先给他看过初稿，征求意见）对我讲稿中最感兴趣的就是借用竞争情报概念方法解决其他国际竞争合作问题这一部分。

今天来看这已经不是幻象了，只是这个机制如何运作，各国利益如何协调，还有有没有可能利用竞争情报的方法和技术（不管叫不叫这个名字），尤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参加湖南食品竞争情报论坛的法国人Philippe Clerc已经第二次来湖南，前次湖南信息所陪他看了些当地的企业，尽管只是一个省，据说他嘟囔了一句英文：China, Big。中国真是太大了，这次省竞争情报中心有人陪我去看了一些地方，只不过跑了几处，坐车也几乎累死（不要说开车的许师傅了，真对不起他）。当然不能说纯粹是为了考察，也看了一些风景区，比如衡山、凤凰城等，但是终究还是看了一些情报所和企业。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那里也有个科技信息所，条件虽然可以想像(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密集型书架Compact bookshelves），但是倒专注于为企业服务（那里政府好像不大需要他们去写什么“研究报告”论证自己科技政策的正确），一个年轻的所长很精干，动了好多脑筋。当地的资源丰富，但企业小老板普遍具有小富即安的想法，所以他们做了不少策划的事情，慢慢转变脑子，还考虑从外面引进大企业，整合产业链。

在醴陵市看了郊区几个瓷器企业，其中华瓷号称“红官窑”，曾经专门生产毛泽东专用瓷器，到展厅看大开眼界，确实很好，“中国红”在外面看到不多，但是让我最惊讶的是他们的设计队伍，问下来基本是本地人才（我本来以为会有海归什么的），产品琳琅满目。但是我感觉到可能存在利润率偏低的问题，6500人年产值6.8亿，我看下来主要打两个市场，一是国内礼品市场，它的最新版“毛磁”杯子四个一套要卖1万3，介绍说前一版卖8800元，现在涨价到3、4万（如果真这样企业为什么还要登广告出售），我记得好像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过广告（这家据说世界发行最多的报纸最糟糕的就是它大版的广告，经常打着“国家”“国宝”的旗号兜售那些号称能够暴涨的天价金币、杯瓶之类，我觉得像骗子），这很可能是个扭曲的市场，恐怕相当部分都是公费推高的，反正老“公”的钱，不高没面子。最近几年靠奥运、60周年和明年的世博几个大事件卖天价礼品，我看未来不会太妙；还有一个是外销，我看设计相当漂亮（也许是外行话）。据介绍这里的问题主要是产品更新快，每年新品占50%，但我看这不是好事情，主要是容易被人仿冒，无法打官司，只好拼命翻新，但是技术含量低，还是容易被人仿冒。我看到一种外销的茶具觉得很漂亮，但介绍说其实花纹主要是模具造成，水平一般。估计外销价格都很低，宜家的磁具都在这里定制，因此可以想像。利润太低是许多企业无法创新的通病，经常在报纸上发创新议论的专家和官员们也许并不清楚科技成果即使已经产生（专利之类），企业要实现市场成功还要花费多少投入。

跑了另一家民营企业就外观就差多了，产品也差几个档次。我经常看到过上海的街头“关门大拍卖，一折起售”的瓷器店，还有景德镇到我们单位来“展览”的产品，奇大奇丑（我个人观点），还贴着绝对不会有人问津的天价。这个市场真是很乱，如果说刚才的华磁还是“远忧”的话，这些民营企业就是“近虑”了。而我们看到的还算是比较有规模的。

听到株洲曾经是负面新闻，1997年那里的冶炼厂在伦敦铜期货市场失收，亏了几亿，真是恶事传千里，到那里才知道其实还有更多正面消息。那里是国家几个大型工业基地，电力机车、造船还有当地盛产的有色金属加工，真是宝地。80万人口的城市也很气派。当地的情报所没有了，归入高新技术转化服务中心的一部分，功能还在，吃皇粮了，看来运作还不错，只是当地的国资巨头们可能与他们是没什么关系的。

最后一天还去看了该省力推的一个未来“硅谷”，这里叫“麓谷”，大概取“岳麓山之谷”之意吧，外观与我去过的剑桥有点像，蛮气派。没有机会交流，只是听说了一些想法，例如CBD之类（好像不对啊），常常听到国内什么谷、什么园区，但是往往听不到他们在里面打算干什么特别是具体怎样做，当然有些规划等，多半是大而化之的，最后落实的还是招商，“总部经济（一个许多地方信奉，但我总是怀疑的新概念，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不打架可能吗？

虽然走马观花，还是有不少感性认识，光看书是看不出来的。

这与竞争情报有什么关系？不了解现实，不了解企业实际的问题，上去就推销我们的概念、方法、模型和文献服务，不被人家讨厌才怪。

Collective Intelligence两个有趣案例一文中提到两个案例，前个国际象棋案例在Thomas W. Malone2009年2月1日报告： “Harnessing Crowds: Mapping the Genome of Collective Intelligence,”第8页。

后一个IBM案例发表于New York Times, July 19, 2009，The Crowd Is Wise (When It’s Focused)http://www.nytimes.com/2009/07/19/technology/internet/19unboxed.html?_r=2&ref=business

12日由湖南科技厅安排几个与会专家去韶山”红色旅游”。

我是第一次到韶山，文化大革命时想去没有机会，只是在1966年11月搭上坐68小时火车到北京，赶上最后一次机会毛主席接见（24日25日两天，因秩序大乱，周总理宣布暂停，明年春季再恢复，然而永远没有恢复）。24日凌晨起床在军人带领下排成长队，互相紧挽双手通过天安门广场，见到毛主席眼泪不禁花花落下，周围人几乎全都一样。也是那次，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刘少奇最后一次公众露面，像今天“有进步前途而且有心计”的年轻干部一样，刻意地站在自己该站的地方（远离其他领导的位置上），不过他的情况当然完全不同，其实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了。

43年再见这位对当代中国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伟人，当年的激情当然已经不再，这些年来对建国前后历史的回顾反思，虽然总有人不大愿意让群众知道真相（用心也许不错），3分7分也只是毛咕咕，永远搞不清楚，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应该说还是清楚了真实情况，能够用比较冷静的态度来看待毛泽东在世甚至去世后中国历史上这惊心动魄的几十年。

当地的导游热情地介绍，顺带讲了不少不可不信的传说故事，有板有眼的，都是企图证明，毛确实是神。但是到其故居看看，看他对故乡、对母亲的亲情，我倒是觉得毛泽东人性的一面可能更加动人。

我觉得值得看看的还有来这里朝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明显可以看出他们虔诚、真挚，对他们来说崇拜领袖其实没有什么功利的动机，我对同行的几位香港客人说，要了解中国，一定到这里来看看。这是我真实想法。中国太大了，难以以什么“模式”一而概之。大多数中国人的感情就是这样，与今天网络上的一些群体现象，甚至那个言论极端的什么“之乡”，可能都可以在民族传统中找到根子。社会要发展、中国要前进，既着不能轻易忘记，更不能以为有什么机会可以利用。

这些体会，仅仅在特大都市里优越环境下长大，从小就设计好出国“路径”的孩子可能不易体会，应该多到中国各地看看。

湖南食品竞争情报论坛的“主场”以外，还有一些边边角角的活动，其中有意思的是在几次饭桌上与几位企业家交谈竞争情报。

他们分别来自食品行业和机械行业，清一色民营企业。交谈话题的一部分是围绕竞争情报分工问题: 企业做什么、专业人员做什么。企业家提出问题的方式是问究竟什么是“情报”，我当然不会与他们探讨学术问题，而议论中我感受到这些企业家（也许所有企业家一样）都接到过各种“咨询服务”的上门骚扰，说不定还上过当，基本上可以肯定至少存有怀疑心态，实际是在问“你们究竟能在什么地方帮我”。我先挑开了这个话题，讲了我如何看我们所谓专业人员对自己的角色如何理解，还是这个观点Intelligence是决策主体的行为结果，旁人是无法代劳的，外部咨询人员（我们）提供的是帮助形成决策智慧的信息，通常是经过筛选、验证、判断甚至分析，但也还是信息，尽管我自己也常常说我们提供的是“情报”，当然可以这么说；或者是帮助他们建立有效将信息收集加工，提升决策水平的能力（如培训），但是最后只有在决策者形成智慧了，才完成全过程。要让企业家相信外来人能够帮助他还有一个过程，其中重要的是建立互相信任。企业家也要有耐心，每个具体的情报机构和个人都会有所长有所短，要与他们互相“校准”，比如第一次提了10个问题只有半个好象得到答案，还有一个要等三天才知道能不能回答，就失望不理睬了；其实你下次试着在类似上次那一个半问题的范围，再提10个问题看看，也许有四五个可以得到有帮助的信息，到那时双方的信心都会增加，合作就可能搞下去了。

还有两个话题是企业家们主动提的，一是企业生态环境恶劣，有比较领先的企业希望政府帮助规范，说白了就是帮他们吃掉小企业，我的观点是一般而言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规模都太小，但是搞大一是不能强来，二不一定就符合社会最大利益（婉转提出反垄断），举了知道的一些利弊例子。

还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机械设备企业，据说技术在国内已经领先，和国内龙头老大企业做到了错位竞争，但是社会上名气太小，我以对品牌所知道的一些皮毛知识说了几句，比如B2B市场品牌怎么推，主品牌与分品牌辨证关系，顺便介绍了企业形象评价方法，为了避免给人我在推销单位服务的印象，建议他们学方法自己搞，发现对方还很赞同，说觉得开窍了（很实在的一个人，不像瞎捧场）。

交流对我很有好处，我其实企业服务经验不多，但是同样发现情报专业人员为企业家们可以做的有很多，但是我们未必对准了靶心，比如我们情报人员经常假设企业需要什么信息，其实未必准确。

以上企业家们主要困饶的看上去不像典型的情报问题，我们这些人无法真正解决，但知道了这些问题，还是可以做些事情，比如提供别家企业的经验。要紧的是认识到我们直接能够回答企业问题的机会真是不多的，但是做得好我们提供的信息能够对他们以后思考时减少不确定性增加成功概率。而按照我们事先设想的企业需要（事实往往是我们能够提供什么的清单），则经常会文不对题。

与昨天的排场相比，今天的研讨会低调多了。地点移到科技信息所内，科技厅来了位副厅长（兼竞争情报中心常务副主任），第一议程颁证颁牌过后就走了，也没有什么媒体记者，但是实质内容并不见得差。

先是第10位报告者，是湖南省竞争情报中心的首席分析师讲湖南食品产业的竞争战略分析，我听下来不亚于头天上午的报告水平。一个县级市来推介自己的特色：卤制食品产业，表达不怎么样，但知趣，非常简短；Philippe应邀讲了些欧洲竞争情报发展应用的情况，大部时间是讨论，问题虽然不算很多，但是问答都很有意思。

特别是听到一个竞争情报成功应用的实际例子，很受鼓舞。这个企业的副总（我们那里开竞争情报会如果没有副市长以上出席重要企业领导大概不会露脸，而这里有好几位）讲了几年前该企业考虑上一个新产品的生产线，也买了些设备，但是不是大规模投产没有把握，反复考量，请来行业顶尖技术专家论证，专家意见比较谨慎，认为这个技术由于食品加工后口感差，在欧美日本等国已经走下坡路。可能（我猜测）是因为已经买了些设备放弃有些不甘心吧，他们转而找湖南信息所，结果情报分析体现了别样的优势，一是到基层了解市场，二是对本行业某龙头企业同类产品线的现状进行调查（这都是典型的情报研究，技术专家不善这样做，而我国缺乏产业专家），发现口感差确实是问题，但是对农村市场影响很小，因为那里的竞争对手是原有传统食品，新产品反而以产品新颖、工业化生产质量稳定而取胜；而且那家龙头企业有关产品发展也证明了这个分析，他们的年增长达到30%。这样一来，企业决定动工建设厂房，结果证明了信息所（那时还没有竞争情报中心）的观点是对的，企业投产第一年就赢利（一般新产品要2-3年才可能实现）。有了这样的实效，企业对竞争情报的作用决不会不认同。

这确是个竞争情报好案例，应该大力宣传，当然不要“误伤”专家，他们有他们的价值，这个案例只是证明情报工作者也有自己的社会价值，可以对专家论证做补充。而且我觉得还要多说一句：这样幸运的事情不会太多，一般情况下，如果竞争情报工作能够使决策者聪明一些、看问题目光远些全面些，错误决策的概率小些，就已经值了。

以后几天有机会到产业集群看看，应该很长见识。

说了不少好话，会议当然也有不足，比如那顿最重要的宴请，餐厅内助餐演出的高躁声大概把每个人的胃口都倒了一些，其他小问题也不少。不过理解操办者的不易，据说批文下来时间只有20来天。又听说省委书记没来的原因是当地出了人命事故，因这个理由缺席是无可责怪的。

前个博客的评论对“合作情报”还是“合作智慧”讨论了一下。

这里报告一下看到关于这个（姑且称为）合作智慧的实际例子。。

一个是比较早的故事，俄国有个国际象棋大师叫卡斯帕罗夫，大概弄到天下无敌手的地步与人下棋没劲了，常常与IBM“深蓝”进行“人机大战”在新闻里出现，为IBM的大型计算机做足了广告。1999年，又有人为他出了怪主意“卡斯帕罗夫VS世界”，他如何个对“世界”法？原来是将棋局在网络上公开，对手是全世界所有上网的人，他下一步，“世界”怎么走全由参与的网友们投票决定，其他象棋大师和文盲白痴一样都只有一票，结果那次卡兄虽然还是赢了，但是他赛后感叹这是他有世以来下得最艰苦的一场比赛，可见“群众智慧”端的了得！

还有一个例子虽然没有那么戏剧性但是可能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不幸又要说IBM了（本人声明决没有拿过它什么好处），在最近那篇产业化博客里我提到这家公司在金融危机期间抛出智慧地球，忽悠全世界。最近在一篇讲合作智慧的文章（在外出差，文章在单位电脑里无法引用）读到，原来这些个主意是它从2006年开始的一个大规模“合作智慧”实验里产生出来的，那次实验邀请了10,000（可能10万，记不确切了）多人参与其“预见”，有本公司员工、客户、学术研究者、第三方服务机构人员等等，它的智慧健康、智能电网等就是那次活动的产物。当然我在想这些具有集体智慧的远见可能经过了IBM高层以数字地球为名的大伞的整合包装。不管怎样，这确实体现了“合作智慧”的威力。

我也参加了几次上海市的技术预见，好象都局限在所谓专家圈子里，不知道以上这些信息对改进我们的技术遇见和社会预见能力有没有启发？

国庆假期还没有结束就赶到长沙，参加那里”第四届中国食品国际博览会”中唯一的一个论坛，而且是关于竞争情报论坛。 

中国很大，一些事情在北京、上海不一定搞得成，别的地方也许可以。竞争情报就是一例，我原来有些担心湖南省竞争情报中心是不是会热一阵就完蛋，想不到越搞越大，还真显示生命力，除了情报所几位的敬业精神，地方上只要政府下决心，说干就干，牵扯较小，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这次论坛是由湖南省科技厅和省竞争情报中心操办，法国工商联合会经济情报分会参与，前面加的主办还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民族贸易促进会（来了个执行会长是湘籍开国元勋的女儿）和湖南省政府，原先说省委书记也要来（省竞争情报中心就是他倡议建立的），最后没空。科技厅的正副厅长都到，而且参加了大部分活动，无论如何在国内带”竞争情报”名头的论坛，可能以这个为最”高级”了。

 名份在其次，实质内容也还不错，会上法国工商联合会经济情报分会和省竞争情报中心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不是那种只有签字仪式的”协议”，有点实质内容，包括为双方企业服务、送人到法国读学位和人员培训等。

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来了个参赞，据法方主要人物Philippe Clerc告诉我，那人说中法之间从来没有签定过经济情报方面的合作协议！是有些特别。在力拓事件尘埃尚未落定，有些人政治灵敏度特别高的今天，一个华中的省份做了许多大省名市不敢做的事情。其实完全不必紧张，竞争情报2.0讲究的是开放共享的”合作情报Collective Intelligence”，那么竞争对手之间如何合作？Philippe Clerc报告中讲了个案例，有个法国食品小企业将其技术卖给了中国，结果把中国市场全丢了（在市场经济下那是自然的，没有什么”中国阴谋”），他们就会教这样的企业如何继续创新，实现技术升级；我想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企业在欧洲吃的亏与对方交流，当然并不期望人家随便让步，而是让互相更好地了解对方，展示自己的核心利益（你别来碰这个，我要拼命的），寻求利益的平衡，当然不能指望这样的合作解决我们之间的任何、甚至大部分利益冲突，但是有了解肯定比没有交流，互相猜疑甚至仇视要好。 

上午4个主要报告，Philippe Clerc、袁隆平、李里特（中国农业大学）和我，我讲了竞争情报2.0及其对食品产业，特别是食品安全社会影响方面的意义，准备这个报告很吃力，主要是对食品业不熟悉，还好找到食品安全（广义的，包括源头农业的不确定性、产业链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等）这个切入点，到会议上恰好前几位食品技术专家都没有谈到食品安全，所以还算可以对付过去。下午五位发言有主要食品企业的，还有香港的食品监管机构等。 

前个博客法国政府经济情报负责官员换人里提到了法国政府经济情报协调员，写得糊里糊涂，Philippe Clerc报告里应该是个正式的说明（引用自论坛”会刊”，少数地方根据原文和询问Philippe本人做了修改）：

[以下引用]2009年9月法国政府和总统决定创立一个新的部际经济情报代表。设立在经济、工业和就业部之下，由Olivier Buquen 先生领导，向总统领导的经济情报管理委员会汇报工作，他协调各部委的职能包括：

• 科学、技术和经济环境演变的战略预警；
• 警示（相当于英文Alert）国家和企业主要的经济革新；
• 协助企业的国际化
• 识别对法国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建立警示系统
• 协调保护这些战略产业中企业和法国国家利益的措施
• 确定法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策略和地位
• 协调各部委在经济情报方面培训和意识培养行为[引用结束]

法国政府长久以来就设有一个内阁职务，负责经济情报。直到最近为止，这个位置上的负责官员是阿兰·朱利叶（Alain Juillet），职务的确切名称是de Haut Responsable à l’Intelligence Economique (HRIE)，他曾经是法国对外情报总局前局长。

看到SCIP网站上一条消息，说9月30日法国政府宣布将委任Olivier Buquen担任“政府竞争情报官员（这是美国说法，在法国不说竞争情报，只提商业情报）”职务，但是这条消息打不开，好在该事件在法国引起了一定反应，所以查了些法文的网站，借助Google的自动翻译，连猜带懵地了解了一些情况。

Olivier Buquen是一家塑料制品企业Plastic Omnium的董事，担任过不列塔尼区理事会成员和市长，毕业于“政治研究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和高等商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Commerciales (HEC)。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被认为很突然。

这个新职务直译可以是“经济情报部间代表délégué interministériel à l’intelligence économique”虽然仍然属于经济部麾下，但是受总统办公室指导，负责协调各个部的经济情报事务。法国最大经济报纸《回声报》评论的标题是“经济情报将入住爱丽舍宫，接近萨科齐”，认为这次调整，不仅是换人，而且是将管理经济情报的责任从经济部（Minister for the Economy, Industry and Employment (Ministre de l’économie, de l’industrie et de l’emploi), or Minister of Finance）转到了总统手上。

政府发言人提出这个职位负责“在经济情报问题加强国家的作用，提供经济行为的工具来控制和保护的战略信息以及有关的活动”，”如同一个企业一样保护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

这是国家竞争情报的又一个实现方式。

国庆阅兵当时我正在按约定冒雨赶往一位朋友的家里。虽然今天全世界的军事观察家都在注视着中国军事实力的难得露脸，虽然在中学时代我曾把大半的课余时间用在收集、解读飞机导弹照片上面，甚至在上课时听到窗外有战斗机的轰鸣我会拉开竹帘把脑袋探出窗口，而让老师和全班同学目瞪口呆，但是说实在的今天的兵器大展已经难以让我改变既定行程。

 我应该是经历过所有60个国庆的人了，早期的国庆典礼没有印象，但2岁时看到解放军从家门前的万航渡路向静安寺方向行进，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水冷式重机关枪。少年时为看苏联十月革命节的航空表演，那期《苏联画报》家里是必买的，还会小心翼翼地剪下飞机照片，压在餐桌的玻璃板下。到1977年考大学前，我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字的外文飞机坦克翻译资料，还作为附件交给招生办公室（当时还有展示”特长”这一条政策，虽然最终因为分数够了，没派上用场）。

 真是物以稀为贵，随着年龄增长，到国外看几次真正的飞机展示和飞行表演，特别是现在网络上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下载到中学时代千辛万苦收集的清晰照片以后，这样的热情终难再现。

 大概许多男孩子都有类似的童年。现在想来，其中就含有朴素蒙胧的爱国情怀，冰冷的武器不仅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之一，也是国家力量和威望最直接的表达。正是因为这样，在我收集的”文革”资料中保存到最后的是当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编印的一套连续资料，专门报道”海外妄评中国军力” （遗憾是最后还是丢掉了）。”文革”高潮期间红卫兵运动正在西方大国大出风头，世界因为不了解而出现一种 “中国恐惧症”，有些以出售恐慌而赢利的媒体（有如今天的”汉和”之类，我怀疑背后都有军火商赞助）编造了中国”秘密武器阴谋论”，东拼西凑地猜测中国秘而不宣的高性能武器。不管真假，在长期的信息闭塞情况下至少得承认我和当时许多年轻中国人一样看了还是感觉很过瘾，会有莫名的自豪感。直到后来中苏边境冲突，据说解放军高级军官看了苏联”北方”大演习的内部影片后大吃一惊。慢慢地，社会大众才了解当我们在大搞革命的同时，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时钟走过了40多年，当年无知青年的幻觉今天多少已经变成现实，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小视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一场阅兵还只是国家力量的一个方面，经济上、外交上我们已经站在清朝以来的最高点上。在自豪的同时，我会想起下一个60年，人类寿命越来越长，今天的80后90后一定有机会看到。我当然是看不到了，所以更加现实的是不去想那么远，设想一下10年20年后，到那时中国将会怎样？

 到那时中国应该是个更加民主的国家，中国已经进步了，最高领导一人可以发动一场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未来领导集团的基础将越来越扩大。利益集团永远不会消失，但会在阳光底下代表社会的各种声音，达到各方可以接受的平衡（管理上没有”最优”）。

 到那时中国应该是一个更加自信的国家，国庆应该再现群众自发的欢庆，”小平你好”不会是绝唱，甚至”主流媒体”上还会出现一些善意的调侃。容忍”异端”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中国人更加尊重自己，世界也会更加尊重中国，而不仅是中国游客的钱包。

 到那时国家的强制力量肯定还是需要的，但在武器方面不仅是”人家有的我们也有”，我们会有更多自己独创的概念，对国防也会有中国特色的理解。要知道历史上军事科学的进步常常是产业技术创新的领头羊。

 我父辈的一生都没有机会看到国家的复兴，今天在世的中国人应该是幸运的，希望已经在前面，但是希望还不是现实，听听假日期间百姓们聚会时的牢骚就可以知道中国的问题还有多少，有些事情其实是无法”科学预测”的，但要有点信念，我决不相信一代不如一代，决不相信荒唐的扭曲的违背人性的事情能够永远存在下去，所以中国将来一定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