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这几年由于中国GDP已经位据世界前列，一些人感觉好得很，一会要“崛起”，一会又“不高兴”，还忽悠要派炮舰到索马里去抓海盗救海员。

大国首先要有大国民，我们这班国民现在大不大？令人伤心的现实是，就国际旅行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仍然是全世界最没有用的身份证明之一。

60年代一般百姓想私自出去是要冒“叛国投敌”的罪名，在崇明农场里就听说有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游泳到北朝鲜，被人家绑回来判十几年。后来还是邓大人聪明，告诉想来对我们上人权课的卡特总统：我们送来几千万什么样？把所有的老美都吓傻。到今天，有机会走出国门的如果没有几千万，数百万是毫无疑问的。国门开放就是中国的开放。

不过今天出国还是难。老外当然希望你们送钱来，但也不得不费尽心机筛选掉口袋没钱要来噌饭的，所以设置了道道关卡。所以我们的护照不得不少了“含金量”。

另一方面我们内部也重重设防，主要是公费旅游太甚以至激起公愤，所以要限制，当然没人会坦白自己是去旅游的，所以必须出来一道道规定、程序、制度、指导意见、临时通知、“再次重申”，甚至下达指标，用心亦善，最好让你们知难而退；其实对自费也不放心，据说当今贪官要私逃，常常先把衣服脱光（家属孩子出去），变成“裸官”，然后一有风吹草动就可潜泳出去，这样的出国一般帐面上是不会动用公款的。

发这般议论，当然不是无病呻吟。最近接到一个外国经济情报全国会议的邀请，老外太傻，（后来对我说）以为去领事馆只要2、3天就办好了，虽然一年前就对我打了招呼，我无凭无据不能上报，更不可“泄露国家机密”，告诉他们咱内部流程的费时，硬要人家早点动手，所以在会议日期前十多天才正式收到电子版邀请，我犹豫许久，毕竟年纪大了，单程就要坐十几小时飞机只待两三天。不过那个会议只请了我一个“老外”做Keynote，想想还是去试试吧。

有人建议走自费的路，加强管理不就为了防止“公费旅游”吗？试了，答复是不合规定，折腾几天好心地建议从头开始再走公费的路（不花公币），我盘算了一下，不但还要惊动许多领导，而且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大家都都省点心吧。终于通知有关各方知难而退了。幸亏讲稿还一个字未动。

此时发现浑身突然轻松许多，原来国门打开虽然30多年，在有些情况下它仍然是那样的沉重。

周五晚上8点赶到深圳，周六大学城图书馆有个信息检索和情报分析会议让我去讲一讲。

深圳大学城是清华北大还有哈工大三个国内名校深圳分校（研究生院）的集中地，一大片绿阴覆盖的土地，除了楼房稍高了些，总体还是充满安静的书卷气，看上去与外国那些大学有点像（想想复旦新校区那个俗气的新楼！）。图书馆建立在一个外观新潮的建筑里，楼层不高，据说由于会场好，所以成了大学城的会议中心。这里有一点与我们相似，也是图书馆和情报所的合并，深圳市的科技情报所几年前悄悄地消失了，并入了这里，所以还有个名字是深圳科技图书馆。目前大学城三个校区都不设图书馆，由这里代办了，但是同时也向社会开放，当然由于位置离开市区比较远，人气难以旺盛（应该算好事还是坏事？我看是好事，就定位在专业图书馆，不要拒绝市民，但也不必硬要追求什么进馆人数）。

此次会议是属于深圳科协的学术年会活动，2006年的12月1日，我也在深圳参加了这个系列的一场报告会，三年后有幸再来，我讲的内容应该属于一般，但是两次在深圳感觉听众质量比较高，虽然是公益性讲座（我们的体会是免费的有时反而无人喝彩），又在周六，企业来的占绝大多数，而且会场气氛好（讲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说实话在上海未必能够如此。

有个小情况，主持人把最后的提问机会留给了一位退休知识分子模样的老妇人（后来她自称清华毕业的），她其实不是来问什么的，而是想要表达一些想法，我的处置不算太好，虽然也说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会场里听众感兴趣的”，但是还是试图回答了几句。结果反而激发了她的热情，弄得有些难以收场。事后想想我应该预料到这个情况，比较妥当的是这样说：因为这个问题与会议无关，恐怕也不是听众感兴趣的，我们会后再交流。这其实是个很有用的临场技巧。

虽然仍然是来去匆匆，但周六下午还有点时间坐车转了转，深圳去过几次，主人原来想带我去看看华侨城一个游乐区域，由于停车麻烦而且感觉疲劳，结果就是转个圈回来了，现在到外国也是这样，对跑景点没什么兴趣，只想找个空气好感觉好的地方坐着喝点东西，也许人真是老了！

这几天在瞎忙一些事，差不多都不值一提但是占用不少时间，所以造成11月已接近尾声，博文的产量比历史平均值差好多。

 11月19日情报学会和中科院生命科学信息中心联合举办一个报告会，邀请来自日本的两位报告人。其中之一是日本大学教授菅澤喜男，他长期从事技术管理，前几年转入竞争情报领域，目前是日本竞争情报协会会长。还有一位矢澤秀典，长期从事药物研发，也是竞争情报协会会员，本来希望改变一下国外专家报告”泛泛而谈”的常规，希望到具体到一定的领域。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上海情报所就邀请外国专家来讲竞争情报，从1991年起有瑞典、法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不少人次。绝对是国内领先的，对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2003年竞争情报上海论坛”，那次会议至今在一些外国同行那里仍有不错印象。 

但是这些年下来，各地都开始搞国际会议（出发点与我们多少有些不同，有的好像是希望在学术上弄点名堂出来），请的老外多了，条件也越来越好（过去我们被邀请对方必出机票，现在似乎是请老外来我们必出机票，国力相对地位变化也可一见），但是看下来还是在普及的道路上慢走着，长进似乎不大。 

原因何在？ 

我感觉首先是竞争情报道理没有多少可谈，更多是实践。一般的概念什么讲过一两次也就无语了，还有中外对竞争情报的理解还是有差别的，我们的版本更加“信息”，他们的更加“战略”。

还有可能是便宜无好货，初期老外有好奇心，当然也是试着下水，想看这里有没有商计，所以愿意自己出血，一般也只是常识普及，我们也不提什么具体要求，估计有老外是拿着讲过多次的稿子来玩的（不过John Prescott肯定不属于这类）。但是真正对企业有用的应该是代价不菲的，而且这里的”不菲”还不止是经济，还有精心了解演讲人，出个好题目，花费时间与对方沟通等等付出。这个日本那个原先期望较大的医药行业报告，因为报告人只是讲了日本药物研制的概况、流程和规制之类，也许只是对了解日本这个产业有点价值，结果反而不如菅直教授的报告，他毕竟为企业做项目，所以能够讲得具体，而且又有教授的表达能力，所以领人觉得意犹未尽，时间太短。好几位听众想再研究一下他留下的讲稿，还希望学会能够翻译成中文。 

当然也有组织方的原因。以我们这次为例，对报告人不了解，其实我很少犯这样的错误，除非顺道来的（一般也有朋友推荐），专程请来的人一般都比较了解，这次虽然是听了介绍而邀请，但是急于想请行业情报专家的想法造成忽略深入了解，则是我的责任。而知道的其他一些类似会议，还有各种不同的组织上的原因，在此就不细说了。本次会议还有个小问题，报告人讲日文，虽然配有水平不错的翻译，但是大多听众不懂日文的情况下效果总是要有影响的，有的专有名词浪费了一些时间。　

就报告的内容而言，有点值得一说，那位医药行业专家提到日本医药企业几乎不搞竞争情报，原因是与外资大企业区隔明显，市场相对平稳，而且日本文化不适宜进行如访谈之类的常规情报手段（解释是日本企业人员不喜欢在外面谈工作的事，似乎有点勉强）。而我国无论是专业刊物还是大众媒体一说到日本经济技术情报工作马上都眉飞色舞，哪个更接近事实？国家与国家、行业与行业情况肯定不同，但不至于相差那么大。我觉得问题可能在于报告人并不了解竞争情报有各种具体形式，不一定是大家都想象的那种；也未必都知道其他企业正在做什么。当然我们这里对日本经济情报的种种众口一词的”溢美”恐怕也多是人云亦云。

现在的问题是学会人手紧缺，好多事情难以完美。

又到了五年一度的规划”大年”。

科技和产业发展规划与情报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的国家科技情报体系就是诞生自第一个重大科技项目规划，而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情报工作者也在各个重大科技和产业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科技情报队伍的影响有逐渐减弱的倾向。曾经的规划主力地位，被一些”科技发展战略”之类的新建机构所逐渐”蚕食”，情报工作者当然还在参与，然而越来越难以在规划前期介入；虽然还在做课题，实质上已经从主角退到了为规划制订和研究的官员、政府研究部门和行业专家提供信息的”二线”，或为基本成型的想法寻找些国外依据。

社会总要分工，情报工作确实也常常应该躲在幕后，这本不奇怪。但是当我看到许多地方规划思路则年复一年仍然是依靠部分领导和少数”精英专家”的老套路，而中国科学院却明确提出”管理、专业和情报”三支队伍搞规划时，眼前不免一亮。特别是看到全球化和经济剧烈波动时代技术和产业的线性发展轨迹已经打破，不同产业和技术领域的融合和不同地域之间的合作竞争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发展，固守某些狭窄知识领域已经越来越难以应付，有人发出”专业知识的终结”那样的感叹（Journal of Documentation，65（2）2009，社论标题），就越发感觉当前情报工作者对于规划还可以做得更多。

例如在认识技术和产业创新方面，跨国技术巨头已经超越了寻求某个未来产业或下一个技术突破口，而是立足未来需求，提出诸如”智慧地球”那样跨技术跨产业跨地域的大概念，如果规划中没有这样的大思路，我们辛辛苦苦攻下的技术难题，也许只能成为人家产业链里的小角色；

在规划方法方面，已经不在局限于小圈子里搞”路线图”和”预见”，早就尝试在大范围内通过新颖的”群体外包(Crowdsourcing)”和”合作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方法来启发规划的新思路；

与以上做法相适应的就是”开放式创新”理念，采取更加精明的知识产权战略，收放可居，甚至将大量有效专利放到公共平台上来巧妙地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而不再仅仅以点算有多少自家专利来论得失。

这个2.0版的规划不仅是潮流和时尚，更是关系到未来数年经济技术竞争的制高点，可以明显地看出，像科技情报和竞争情报人员那样的”第三方”在这个规划2.0中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能不能做到则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家是否”重视”，主要还得看你有没有情报工作者应有的敏锐和洞察力。

前个博文Collective Intelligence两个有趣案例谈到了IBM通过大量参与者合作创意的办法发现新的技术突破口。

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只要用本博文提供的几个关键词很方便查），更加详细地披露了这个合作智慧的过程，它的这个项目名称是Innovation Jam，而这种形式也另外起了个名字Crowdsourcing，总是要体现一点它自己的特色的。

据说这个Crowdsourcing思路来自两本书的启发：James Surowiecki （2004）： “The Wisdom of Crowds,” 和Wired的专栏作家Jeff  Howe：（2008）”Crowdsourcing: Why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Driv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 。但是它的工作却是从2001年就开始了，每两年一次，我感觉用我们的套话来讲Crowdsourcing就是“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的，理论不是空想，来源于已经在开展的工作，但是一旦提炼出来又能指导实践。

2006年可能是项目比较正规上路了，IBM投入1亿美元在创新思路上，结果是产生了10个新部门来处理这些新思路。关于参加人数有不同说法，有篇文章http://venturebeat.com/2008/10/09/ibms-innovation-jam-2008-shows-how-far-crowdsourcing-has-come/ 讲2008年公司有5500人，外部有5200人，加起来差不多1万，巧的是我写前个博文时在外地出差手头没有资料，随便写了个1万（或10万）人参与，实际当时我看的资料（纽约时报2009年7月19日）上表明共有15万人参与，我再查对了《纽约时报》，估计15万是几年下来的总和。

参与者事先要签署声明放弃知识产权（不是交给IBM，而是成为公共产权，与我们这里现在的潮流相反），成功的也没有报酬，据说类似的礼来公司（Eli Lilly）项目是付报酬的。

参与企业2006年67家，2008年达到900多家，中国台湾有10家，大陆香港共39家，但是奇怪的是大陆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映，在网络查到的中文资料都是台湾的或者大陆转载台湾的。只有当一家企业参与人数达到或超过40时才有权直接于网上观看各个讨论主题的资料，否则只能获得由IBM公司按照主题，地区与产业等指标，归结出的创新应用服务报告。估计中国大陆企业还没有真正理解和认识这个项目的意义，参加人数估计也不大会达标，基本只是在外围，这可能是媒体毫无反映的原因之一。

对Innovation Jam 我的体会是，大陆对于创新的认识还是非常陈旧，媒体上还是连篇累牍地报道政府加上几个官方专家小圈子如何卖力地挑选研发突破口；对于知识产权还是在强调多快，好不好无所谓，政府补贴企业省钱。因此IBM这个例子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参考消息》一般都是转载海外报刊的文章，但是2009年10月29日13版发表一篇不多见的记者专访，标题是引用被访者的一句关键的话：“低碳技术很难成为经济发动机”（可惜网络上找不到电子版）。

被访者是英国议会科学技术办公室主任戴维.库珀（David Cope），他从低碳技术目前的成本，目前对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分析认为，其还很难成为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再度起飞的发动机。尽管世界上，特别是美国，普遍看好低碳技术，预计其可能替代信息技术，带动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

访谈的后半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讲的，还是围绕着成本，他的观点是“那些需要大量补贴才能应用的技术并不符合需要”，即使在解决能源短缺方面，可能还是核能有机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我在去年12月文章中提到美国政府可能押宝新能源来摆脱经济危机，这个观点现在来看没有错，社会上也已经普遍接受，中国政府在新能源发展也投了不少资源。然而这个“宝”能不能担当起重任，的确还需要观察，我的看法是历史不一定是事先就按照什么神秘的”规律”在走，事实上是需要“走着瞧”的，也就是说要看在这个方向上人类的努力如果对头，就可能奏效，预测就对了，但是人是会犯错误、也会走歧路的。如果太阳能等在技术研发上没有突破，而其他新能源也不见全新的发展途径，这个新能源可能就如纳米技术之类只能发挥局部的作用而无法承担推动全球经济的重任。对此需要保持观察。

国内外似乎没看到什么类似这样的分析，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冷静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科学家。

一向有边看报纸边让电视机开着的坏习惯，昨晚是电视里一段熟悉的音乐让我知道了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建院15周年了。那是纪念音乐会的最后一个节目。音乐是《妈妈眯呀》中著名的“我有个梦（I have a dream）”，原本是ABBA的歌（插一句，ABBA与《妈妈眯呀》签订了个苛刻的协议，不但要高价买下全套歌曲的演出权，而且用在音乐剧里不准改一个字，歌词不改而要编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不易，《妈妈眯呀》做到了。但在上海的舞台演出并没有如预期那样轰动，而同名电影至今仍未上映，不知道是不是其中“婚外恋”的故事背景让审查老爷担心会污染中国观众纯洁的心灵）。

演出中主唱张建一和黄英的声音似乎不太协调，但是合唱（校友、交大学生合唱团和小荧星等）的真诚和激情补充了其不足，看来是因为歌曲主题名副其实，好的学校就是为学生造梦的地方，而不该仅仅是职业预备班或思想训练营。

与这个学校有一点点关系，我们有几位情报研究生同学后来在那里工作，有在图书馆的、有当教授的。还有一位原来在复旦图书馆的现在也在那里图书馆，也是多年认识的朋友，所以一直关注着，当年它名气远不如今天时我还收到过其招生邀请函，其中对事业单位业务骨干还提供优惠的条件，记得大概5万元就可读完MBA。

伴随着“我有个梦”歌曲的，电视画面上曾经长时间显示出李家镐的头像，今天的上海年轻人多半不会了解。他担任过上海市的经委副主任，算不上多大的官，却是对上海市的产业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那位上海去的没有什么学历的重庆市副市长，就是他一手提携起来的。李家镐就是中欧的直接创办人，首位中方院长。

今天人们说到这个学校，恐怕都会提到MBA国际排行榜上不断上窜的名次，令牛气冲天的北大清华脸色有些挂不住。知道些内情的还会悄悄地告诉你当今中国“第一千斤”也是这里毕业的（学校官方从来不提，很得体）。但是我觉得它值得说说的主要话题应该是跟教育制度有关的。媒体上决不会披露当年的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曾经是个“私生子”，学历学位得不到教育部承认。为什么特地提到李家镐就是可以想像那时要打破“规则”，搞点不同的东西会有多么困难，当然更加可悲的是今天不仅仍然会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制度健全了”，部长们都是内行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了，所以什么另类的怪物就不大可能再出现了。当然今天也有一些民办的大学或教育项目，有的也是中外合作的，但是真正让人看好的似乎不多，听说有的还是前高官利用“余热”，大量动用前下属的资源输血而维持着。

钱学森临终前对教育说的一些话现在被反复引用和思考。中欧的模式虽然不同于研究型大学，但是它的发展对教育制度应该也是一个启发。它的诞生有些特殊（中国政府和欧盟双方签约，当时的教育部掌门人显然不如今天的精明，居然让它逃脱了统一管理的枷锁），后来硬是靠口碑靠学生的质量靠国际上不断增长的影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这证明至少在商务教育这个领域，那些评比考核、211之类未必有什么用，办好研究性大学怎么弄无法照搬，但也可以想一想。

钱学森高龄去世，当然是不幸，但是我觉得也许是老天的安排。国庆60周年阅兵就像是给以他为代表的老一代“导弹人”的功绩画上圆满的句号，长江总要后浪推前浪，接力棒实际已经交给新一代人了。

钱老对中国导弹卫星乃至核武器的贡献就不必说了，媒体没有广泛报道的，是钱老对科技情报工作做过重要的贡献，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专门在国防工业科技情报工作界有过数次重要讲话，还参加了专题座谈。实际上是对当时“情报过时”的“时髦”观点敲的警钟。国防工业口因此在90年代情报低潮期间虽然也受冲击，但是不像民口那样惨痛。我记得他明确把国防工业情报工作分为文献工作和研究工作，后者他具体叫什么名称我有点忘了，但是记得很清楚他强调了信息的“激活”，实际就是情报分析。但是我同样记得很清楚他刻意避免用“intelligence”这个词。

昨天在某个地方卫星台纪念钱老的访谈节目中，看到何祚麻院士提到在1956年中国第一个科技重大项目发展规划制订过程中，钱老就担任了负责最后合成的“总体综合组”组长，我们都知道中国科技情报工作就是作为该规划第57个重大项目而诞生的。虽然科技情报进入规划项目是周总理提议的，但是钱老亲自参与具体操作其事恐怕也是肯定的。

我在博文003连载：序言-03（一本难产的专著的前言）中提到过钱老回国的艰辛，说两弹一星背后与信息匮乏斗争的故事至今都没有充分披露，但我也在常识战胜愚昧：回顾迎接新技术挑战 中谈到这位巨人的另外一面。科技界传统上并不“为尊者讳”（今天的科技新贵们怎么想不知道），钱老生前其实还有一些引发争议的事情，比如大跃进时根据“光合作用”原理对水稻虚假高产记录的欢呼，以及后来对特异功能的支持等。老实说，我觉得这才像一个真实的人，完整的人，而不是按某些框框编造出来的“典型”。

例如钱老对Intelligence的刻意回避（有过美军上校军衔的他应该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清楚这个词）和对以西方领头的世界科技革命的反感，也许证明了海归身份的他在有可能涉及政治的问题上非常谨慎小心的心态。还有我看到在Science上的科学论文（不是小报传闻），是美国军方确有研究“非眼视觉”（人体特异功能之一）的正规科研项目，所以他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也是事出有因的。我至今认为气功和特异功能的被禁主要是政治因素，作为一个科学话题，它们不应遭此厄运。

一旦当了名人，就不得不忍受公众用放大镜来观察身上的一切细节，这些瑕疵其实一点也不妨碍我们怀念他，一个人的一生能够对国家的强盛做点实质性的贡献，就已经够了，更不用说那些象征国家实力的战略导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