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在所谓“软科学”研究（实质是属于社会科学领域），指标用得很多，什么问题动不动就来个指标体系，它的好处似乎是“战无不胜”，没有数据就来个专家打分，随便什么问题总是能弄套指标出来，不像有些科研会失败，做不出结果来。

我在6月日的博文再谈数据问题里有一段讲到指标本质的认识，其实指标的应用中还有许多必须了解的知识，否则可能产生问题，我在看别人做的指标项目课题时常常看到有以下一些问题，值得讨论（本文早在几个月前就起草，一直没有写完，今天总算了结）。

一是注意测度（measurement）指标(indicator)和指数 (index)的区别和联系，其中测度是可以直接测量出来的的量，比如某煤矿的原煤产量，专家打分也可以算作测度。在实际应用中测度常常要经过转换成为指标，而指标的本意是“无法直接测度的概念的某种代理”（本人自己悟出来的“定义”），例如一年中国家财富创造多少无法直接测度，所以有了GDP，而这个指标是无数原煤、钢铁等经过货币计量的价值转换（否则无法加总）计算出来的。当然也有些测度可以被直接用来指代某个概念，所以同时就是一个指标。指数往往（但不一定）是有个基数的，或者是归一化处理的，最大值为1。

最近看到一个信息化指标系列，前几个是直接测度的值，但是最后一个却是引用来的一个指数，这就不合适。还有个信息系统评价指标项目直接把测度作为指标，我建议先把各种类型的测度（包括定标数据、定性数据等）转化为数值再列为指标。

二是注意指标数值的“饱和”。传统信息化指标将电话、家庭上网率作为指标，但是这些指标很快会到饱和值（不会100%，而是到90几%附近徘徊不前），作为分指标就不合适，对技术替代很快的项目选取指标特别要注意。对这类指标的办法是采用相对比较，即把同时代最先进水平列为100%，采取Benchmarking方法取得相对值，比如70%，到明年虽然我提高了数值，但是人家提高更快，也许我变成了60%，只要说清楚，这样也有意义。

三是指标必须“独立”，换言之，如果一个指标体系五个指标，其中两个是独立的，其变化不受其他影响，而另外三个是互相牵连的，“一荣俱荣”，请专家打权重分（目前实践中往往如此），因为相关所以会出现三个指标都打得很重要，如果这三个指标与另外两个正好相背，看上去好象三比二，实际的情况应该是一比二，结果就逆转了，出大偏差了。如果是大量数据构成的指标（比如有历史数据）可以用统计分析方法发现“多重共线性”，就是几个指标存在强关联，需要剔除一些，留下“主成分”

四是列入体系的指标要有适当的贡献。看到过一个指标设计，其中好几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零，或是常数，就对指标想要“代理”的概念（往往是相对值）没有贡献。有人担心“不准确”，所以把体系搞得非常复杂，许多指标，还有一级二级，不仅指标越多越不准确（误差会放大），好的指标体系越简单越好，尽量把没有贡献或贡献不大的指标剔除才是本事。

看到12月22日参考消息9版的“周二专刊”有一篇采访和一篇记者印象，整版都是关于美国在台协会（AIT）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的，想起多年前此人在上海担任总领事时期与他交往的一些琐碎小事。

中美关系在六四后经过双方努力在90年代中后期有所恢复，那时美领馆和其他外国领馆一样在上海很活跃，加上后来1998年克林顿来访，我那时有机会（当然得到批准）参加一些外国驻沪领馆组织的交谊和文化交流活动，那些活动有些是在总领事官邸，所以与薄有过数次见面，有点熟了。记得有次我对他说老是把他与芬兰驻上海总领事混淆（两人真的很像），他笑笑说，他们两人确有共同之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这些活动经常会同时有眷属一起出面，比如在薄瑞光官邸举办一个晚会就见到他的华裔太太，也因为这样我也有机会带太太去了几次。

其中一次是在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在上海博物馆为迎接董事长Levin举行的招待会，Levin是个传奇人物，后来曾特意穿着牛崽裤宣布与AOL合并（自命为老酷哥加入互联网新经济），我以此为由头写了篇国内大概首次介绍“内容产业”的文章，当时影响比较大（不过最近两家姻缘还是断了）。Levin此前刚刚来过上海图书馆，我陪他参观四楼外文阅览室时亲耳听到他指着那些开架的西方杂志对旁边人说，应该让美国人都知道这些！

就在上海博物馆那次，薄也参加了，可能许多中国人（至少我自己）不大习惯在陌生人之间闲扯（美国俚语bullshitting），加上不会喝酒，所以我和太太提前离开了，走到临时设立的衣帽间我们各自领取了自己的大衣，我正在自顾穿衣时，薄瑞光一个人正好也来了，他这时走上来给我打了个招呼就帮我太太穿起了大衣，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发现自己的礼仪修养实在不合格。

世博将至，不知道这些尊重妇女的习惯能不能也发扬一下，这与男女平等是无关的。这个小插曲，当然也与此人的政治立场无关。

99年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后，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冰点，薄本人在上海任期不长，炸馆事件后不久就去了台湾（当时是任官职，现在的AIT属于“民间组织”）。而以后我也几乎没有再参加这类领馆的活动，不管怎样，想起这件小插曲，我还是有些感谢他。

下午参加了一场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来了樊刚、王庆等京沪港一干专家，还有几个老外，主要对明年经济情况做分析预测。虽然各人水平、准备情况不同，但总体内容不错。

听众倒出问题了，因为今天下午上海市经济工作会议，现职的干部们都不能来，多是二线的、媒体的和看上去象研究生的年轻人，提问阶段听众反应比平时慢（按我的经验只是开始慢，后来肯定抢着问），结果有限的机会让第一财经的杨燕青霸占了，她先前的问题提得不错，来劲了就控制不住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纠缠，过分了。

我有机会就越界参加一些有联系但是不同于自己工作领域和专业的报告会，经常有收获（取决于内容和演讲者），原因有二，一是创新往往是越界的，一个领域里司空见惯的，另一个领域可能很新鲜，杂交产生创造（当然创造不完全来自杂交）；还有原因是可以让自己谦虚点，在自己的专业小圈子里经常是当嘉宾甚至主角，时间长了思想会迟钝。

这次听下来有个有趣的发现，在主流舆论、官方立场包括首长讲话大谈经济增长依靠科技进步的同时，国内（一老外）差不多是顶级经济学家一共九位上台发言，几乎没有真把科技或创新当作经济发展的变量的，唯一很简单地正面提到的是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他的观点我第一次听到，其结论是本次次贷危机不是以往的生产过剩，而是资产负债表出问题，所以增加消费（目前的主流主张）并不解决问题，而是必须增加供给，所以要新技术，要创新（最后加了句，”但在索罗模型里技术进步是残余，没法把握”），但他论述的逻辑（上面的因为所以）我没有听明白，或许他也没讲明白；还有上海社科院的刘幌松，他的分析更加具体，也提到过去30年中国享受了世界工业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好处，但是认为这些因素今后几年将不复存在。更加可怜的是，没有一星点提到、甚至暗示国内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会对明年或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作用。

 总之，在科技圈子和政府官方语言很热闹的话题，在主流经济学家脑子里似乎完全没有一席之地，科技经济两张皮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也别只埋怨经济学家圈子。平心而言，尽管科技政策（昨天的博文里说了基本是科技圈子的话语）已经多年强调科技为经济，什么以企业为核心，但是这个圈子在我看来也并不见得真心实意地为经济产业服务，其中相当多的只是喊上面愿听的口号，想多分到点资源而已。要知道衡量科技对经济产业的贡献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酸果子。科技界仍然在算的什么”科技进步贡献率”（不过叫得已经没有7、80年代那样理直气壮），经济界好象是不屑一顾，连反驳都懒得做。

12月13日经济学家萨谬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去世，今天在纪念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文章回忆无数，几乎都谈到那本教科书，他获奖的成果似乎是将经济学变为科学，但是人们记住的还是那本书。

在读研究生期间因为选了一门交大的“西方经济学”，所以读过高鸿业翻译的三册《经济学》，那时人们还是认真读书的，这套书我也认真阅读了。原来在《新英汉词典》上看到过“经济学是沉闷科学”这句话，但在他的书里不沉闷，我第一次知道国防也算一个经济部门，是accountable的；也看到美国的低层阶级升到上层的概率是15%（还是不同阶级互相转移的概率？时间太久不确切了）；还有那个证明奴隶制的经济上并非不合理的“计量经济史学”（见7月7日博文“反事实测度法”消失了吗？）。后来在工作中用到，想看原文，在外文书店里曾影印本，好象7元多，当时心疼没买，后来后悔不已。这本著作和另外一本Philip Kotler的〈营销管理〉都是后来从事研究和学术相关工作的基础，令我受益终身。

我当然不是搞经济学的，但是从科技政策到竞争情报，经济学知识真是非常重要。我在英国Sussex大学读过的科技政策研究所，就是属于经济学学科范围的，老师拿的都是经济学学位。这和我国不一样，搞科技政策研究的几乎清一色理工背景（现在可能有点不一样了，我觉得最好本科理工，再读个经济学博士），科技规划当然也首先听院士的。两种做法也许各有道理，需要平衡，比如怎么分钱（规划的本质之一）恰恰是经济学家的所长。

今天在〈科学时报〉12月17日A2A3版上读到几篇纪念钱学森的文章，也许可以为这个差异加点佐料。一位当年翻译了OECD文件〈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大学教授透露，钱当年曾专门致信这位译者，表示反对“知识经济”这种提法，认为应该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用“科技经济”，甚至说“这是原则问题，不能随便”。这位教授为这个高论大唱赞歌，写了一大篇加以“科学论证”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12/226986.html?id=226986。在我看来，这其实是“鸡同鸭讲”，两种提法没有讨论的基础，知识经济基于经济学的要素理论，不管对不对（知识作为一个要素肯定是有争议的），至少是自成体系的，而科技经济（记得刘吉在文汇报上也写过一篇文章，好象讲“科研经济”还是“智业经济”）则看不出逻辑上的合理和严密（例如科学和技术在经济学观点上是不同的两件事），尽管这位教授弄了几个数学公式在上面吓唬人，其实与真正的科学相去甚远。

不过说到这里，应该公平地承认，我们讲的经济学，主要是美国的学术体系，我自己也是以这套体系的视角来看问题谈观点的。不久前在闲聊创新时一位朋友无意中提到，德国科技产业也不错，但是他们就和美国那套很不一样。确实如此，只要是科学，一定是有前提的，绝对的东西决不是科学。虽然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给美国人的，美国“那套”的确在经济学里霸得很，尽管如此，美国那套一定是可以挑战的，本次金融危机后这种可能性大概会增加，但是问题是你也要拿出一套体系来，我看来现在还没有别的套路可以动摇所谓“主流经济学”，只是靠领袖语录建立起来学问是站不住脚的。

不久前官方婉转地否定了所谓“中国模式”的提法，也许有人认为是策略，是“韬光养晦”，但是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中国那一套要挑战西方文明不是不可以，而是还有很长路的要走，就像非美国经济学要动摇美式经济学也要走很长的路一样。看看非欧几何如何挑战欧氏几何，量子力学如何挑战牛顿力学吧！

《文汇报》今天（12月18日7版http://ewenhui.news365.com.cn/wh20091218/）发表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新一届专家委员会成立的新闻“知识产权要以我为主重‘经营’”，听到点有意思的不同声音。

有专家说，“下一步的重心，应放在研究如何使我们的知识产权为上海的发展发挥作用，帮助企业提高管理运用专利的能力”。非常赞成这样的观点。

不久前参加一个有关专利信息服务的会议，会议上有人调查指出当前所谓的专利信息服务机构绝大多数都在做帮人申请专利，而专利信息的利用，虽然需求强烈，但是供应严重不足。这与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关。具体来说，因为要“重视”（顺便多一个部级单位），所以成立单独国家机构，与科技和产业行政管理活生生脱开，而又承担国家领导执行知识产权战略的重任。看看《帕金森定律》（不是枯燥的理工科书，讲官僚主义的）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专利多是我的政绩，怎么用是你们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日本看专利信息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告诉我满满的房间里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为企业在查找和利用专利信息，把企业专利数量当作政绩的全世界不敢说没有，肯定很少见。几年前我在《文汇报》（2006年10月29日，第5版）写过一篇文章“知识产权战略再认识”，就批评了对知识产权的片面认识，在好几次会议上甚至说得严重些，提出了防止从提供廉价劳动力变成为提供廉价技术开发能力。你拼命鼓励搞技术，注册专利就要全部公开，而又没有形成产品服务、打造产业链的本事，人家不需要来偷你的（我们有些人喜欢翻来覆去讲这样的故事，满足一点虚荣心），用产业链来套你，就买也只是廉价的，技术不是黄金，放在白痴家里也会升值，那玩意不用，或者主流技术路线一变的话一文不值（写完就后悔了，可以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免税、可以拿补贴，可以评高工教授甚至院士，领导可以升官！）。

我6月12日写的博文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转向”，提到6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上专家建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转向”，其实今天上海市的知识产权专家（其中不少是外地的）讲的已经并不新鲜了。

我一直在想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目前翻译为竞争情报）该有个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的名称，比如“竞争知谋”，生造的词，不同于“智谋”，全部是谋略，也不用“情报”，原因大家知道。两个意思合一，一是知，属于信息工作，收集分析理解；二是谋，谋略策划。不过也知道这种事情向来吃力不讨好，所以在这里先放出来火力侦察一下，并不很认真。

今天在昆山参加一个竞争情报平台（还是复辟了！）的会议。早就知道昆山是台商云集的新兴产业都市，但没有想到那里的公共图书馆也不甘寂寞，想开展竞争情报工作，几年前来了个小伙子想看看上图的经验，他们那里没有情报所，而产业需求看上去又很有潜力（新兴城区的居民结构不同老市区，退休老人不多，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相对也少，打工的精壮男女基本没有时间逛图书馆），所以这样的想法并非“不务正业”，不过我建议说上海的做法你们难学，可以看看湖南，他们馆长真的带人去了，谈了个合作协议，搞了两年，有了成果了，就是借助湖南竞争情报中心这几年的路子，包括技术平台，也直接利用部分信息资源包括部分新闻快报，把架子搭起来，也转起来了，湖南那里也帮着按照当地的需求做了几个专题报告，似乎也有示范和演示的作用。

今天这个会还来了一些当地企业，听来已经发挥了一些作用，浅一点的比如帮企业找到了针对性的标准文献；深度大些的帮一个企业发现了其技术路线上可能存在的危险漏洞，实际效果已经显现。有时我觉得平台本身虽然有价值，主要是文献的基本服务，但一个机构，比如中小型图书馆，能做的实在有限，但它还打出了一面旗帜，向大家宣示我要做什么，所以更有价值的是背后的功夫。前几年化精力看了些战略规划的专著和评论，其中有种观点因与众不同所以一直记住了，这派观点认为战略规划的作用有点象土著人的宗教仪式，手舞足蹈、点火占卜之类，其实是精神物质动员和统一步调，与现在阅兵时的踩正步走喊口号、或篮球队员暂停返场前抱团大喝一声的道理是一样的，打胜仗和打赢球实际并不靠这个，但是这些动作很有用，所以沿袭至今。突然想到这个比喻，不知道是不是很荒谬。

在

虽然只是走马观花般地了解，也觉得这里是商业气氛浓烈，会上会下通过两个例子获悉了昆山人的竞争知谋。一是在淀山湖边上搞了个航空产业特色园区，曾经看到不少所谓高新园区无非就圈块地争取政府优惠，然而底牌却还是招商，而这次遇到的两位，名片上没写什么头衔，却说起来头头是道，原来两年前他们得知上海市可能上大飞机项目，打听到基地可能的位置就靠近他们那里，还知道大飞机产业需要大量分包业配套，国际惯例是必须靠近，而上海市已经找不到这样几十分钟车程内大片土地（需要建跑道），最后是打一个“政策势能差”，一个重要的外资项目因为上海开价太高（要控股），结果被他们拉到这里，然后就毅然打出了“航空产业园区”的旗号，现在势头不错。我看整个故事整理一下，套些业内行话，就是一篇很生动的竞争情报报告！

还有就是海峡两岸的ECFA，我们这里不大关心，但是看他们的内部简报上热火朝天，看中这个机遇，尽管海峡那边蓝绿还在争吵不停，事情还未落地，而他们就已经摩拳擦掌。

不由得想到我们车程不到一小时的上海，当然上海市面临的可能是另一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紧跟潮流，而是要形成概念、带领潮流（比如没有上海大飞机项目，哪有什么航空园区），昆山这里的“知谋”还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上并不新，只是执行得有朝气有活力；而上海没有办法走传统的路，最近一直在想上海的创新战略要跳出加大研发投入、引进人才、优惠政策等等老套路，因为这样拼很可能就卷入与周边地区的恶斗，而那样上海市是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的。TFT平板电视产业就是一个惨败的例子（不知道说得是不是上海很没有面子）。当前需要大思路，做与人不一样的事情，以不同的方式做事情，前提就是要不同常规地想问题。

几天前写了篇有关评论文章，听了些意见，自己也不满意，让它冷冻了，不过还是想要找合适的机会和方式把这些观点说出来。

接连几次在单位食堂看到我熟识的老情报同事离世的通告，可惜都是事后知道的，来不及去最后送一送，留下一些遗憾。每年也会去看看导师的遗孀，但是现在居住在郊区老人院的她已经完全认不出人。因为我进入行业时正是人才大断层时期，那时我的情报同事几乎都是长我一辈的，这代人正在逐渐退出人生舞台，对事业之类我不担心也不想说什么，历史自有它自己的逻辑，该怎样就会怎样，犯不上我们来为它杞人忧天。倒是熟悉和不很熟悉的朋友和同事们正在离去，想起他们多少总还是有点惆怅。

今天下午本来要去开个会，昨天半夜接到一位老朋友电话，他的母亲几天前去世了，上午临时请了假，赶到了追悼会上。这位老人与我不算熟，只是她的儿子是我的同学和多年老朋友，记得中学时候在这位同学家里“小组学习”，吃过一两次她亲手做的蛋糕，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革初期北京来的年轻暴徒冲进来“抄家”，这位母亲居然用水龙喷水抵抗，虽然可以想象她的刚烈必然付出巨大代价，但后来这个家族的大宅历尽数次洗劫终于奇迹般地完整保存下来了。

但是直到今天追悼会上我才知道这位母亲的家世，她父亲是金城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在抗战中因被怀疑从沦陷区向国统区转移资产而被追捕，在逃亡途中早逝。本人在西南联大读过书，后来得到浙江大学交通大学两个学士学位，MIT毕业的丈夫帮她办好移居美国的一切手续，但她为了一个对她自己母亲的承诺，后来把丈夫也拉回了中国。

这些文字只是对这位老人表示一点敬意，虽然她后来只是一位没有“单位”的家庭妇女，但和我自己的父亲母亲一样，都是中国脊梁的一部分，尽管是极其微小的一星点。

今年2月份开始的情报分析三点半系列讲座已经进行了18讲（原计划20讲），年内还有一讲“文本挖掘”，最多加一两次案例详解就结束了。

这个讲座是为单位内部相关部门组织的，完全自愿，难得还有一批有兴趣的年轻人的坚持来听（也有几位对情报分析有兴趣的老朋友来客串过），但是人数大体趋势是越来越少。我自己也觉得越来越难讲，只能定位在为听众介绍一些可能有用的方法上了，仅仅是可能有用，而实际情况是凡比较象样的方法实际上我们搞的情报分析研究很少有机会用。

在所有的情报（信息）分析工作中，最常用的象样的方法是统计分析，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以大量数据作为工作的基础，还有专利分析等最近也比较热门，但是就“方法”而言，现在的专利分析分析基本上还是“整理和可视化方法”，基本上是靠工具完成的，在图情研究中文献计量也比较常用，但是它们所依据的数据库有限，所以“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就这么几下子；而平日里还用得最多肯定还是什么都不是的“方法”，这是现实。我自己在研究工作中尽量会利用各种方法，也只是有机会用了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和元分析、形态格分析等方法，但这些都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机会也很少。当然未来最有前途，也有发展可能的是关于网络计量网络文本挖掘的一些方法群，但是目前我们的所谓研究基本上不属于探索未知的，不是真正的情报分析，所以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有情报工作真正开展起来，才会真正重视方法，如美国陈忻均教授他们搞的那样。

18讲中也尝试了一些新的形式和方式，比如邀请其他人一起参与，有的不错，前面的博客（最热闹的一次“三点半”）里也讲过。此外也有专门的讨论课，但效果不太理想。

最近一位同样经验丰富的同事建议以后可以讲讲实际研究中的案例，例如自己做过的效果比较好的研究项目，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下去的，看来是不错，但是讲起来可能很难，有些是忘记了，主要的在于其中没有什么规律，对他人不一定有用，现在大家都时间紧，谁愿意陪你“回顾光荣历史”！不过会考虑一下这个建议。

有位朋友发来邮件，告诉我最近公布的一份图书情报刊物排行（公示）榜上上海图书馆学会和上海图书馆合办的《图书馆杂志》排名大幅下落，从上次的第5名到了现在的16名，告诉我的原因当然是本人现在还挂着上面的主编职务。

我这个博客专门是谈情报的，除了偶然写点“心情故事”外，不涉及其他。但是现在想想还是要说几句，还是算“心情故事”。需要说明的是我现在虽然纯粹挂名，但是毕竟最后还通读一遍签字付印，如果其中涉及政治问题、民族矛盾之类重大差错仍然应该负责，这是前任主编交代的，所以不会在这里推卸责任。

但是也因为仅是这个角色，我可以说说我对这本刊物定位、选题、选稿和编辑工作上的看法，离开单位领导岗位后这些事更不由我决定，也从不发表意见。搞得好了我决不争功、有问题也别来找我。

首先要说我自己在每次阅稿时都觉得收益非浅，老实说现在难得有兴致把任何一本刊物仔细看一遍，现在这样我基本上可以知道这个领域在干什么，经常有所得。当然这与刊物评价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本刊物是比较贴近实际的，有的基层作者文章仅有一页，但是也看得出是鲜活的；它的话题抓得还不错，第一篇大多站得住；还有图书馆国际前沿和技术动向基本上把握住了，说这几句话脚有些软，但是决非瞎捧。更加难得的是今天它还坚持给作者发稿费而不是收取大把“版面费”。在这个行当项目经费一向不多，而且一向被大户瓜分的现在，实在是为作者、首先是为读者着想的。

最后声明，一、我近几年来基本不看图书情报（对，包括情报）刊物，少数几种只是翻标题，大致了解一下。有时会有针对性地查阅个别文章，主要是因目前的工作与这个圈子关系很小。所以以上对《图书馆杂志》的议论（评价谈不上）完全没有与任何其他刊物比较的意思。

二、我不知道那个评价系统，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这类评价和相关讨论，所以也不可能对现在任何评价系统提出任何评价。只知道什么人能够在美国上个全国排名16的大学已经相当幸运了！

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2009年11月30日7版发表原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副所长赵新力的文章：“开放型经济需要可靠高效的信息情报保障”http://www.studytimes.com.cn/WebPage/ny1.aspx?act=1&id=3093&nid=11230&bid=7&page=1

文章的主要观点和建议似乎并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内容。只是其中四个概括观点的粗体字段落中，三段各有一段引用语，例如：

[以下引用，下划线引用者划]

首先，可靠高效的信息情报体系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起到尖兵作用，具有“经常采用隐蔽的方式，组织精干的队伍，深入对象的领域，先期开展调研分析”的特点。

其次，可靠高效的信息情报体系是我国企业兴旺发达的耳目，具有“要求加强与有关各方的沟通，具有敏锐的感知力，随时随地提供信息情报，对对象系统进行有效监控”的特点。

再次，信息情报工作是开放型经济体系安全高效运行的重要“参谋”，即“能够及时准确分析信息情报，协助建立有关的预警系统，提出有关对策建议，特别是提供解决方案并及时进行解决方案辅导。” [引用结束]

最后一个观点“信息情报体系具有信管作用”则没有那样的引语。

猜想那些引语是作者某个刚刚完成的研究报告里的摘录。

至于文章后面提的3个对策，提高全民族信息素养、建立相关的信息情报体系和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支撑信息情报应用，应该也是听到过多次的。

但是在比较有些影响的媒体上不时发出情报的声音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庆贺的。

《竞争情报》编辑部收到”日本竞争情报学会（网站为http://www.jsci.or.jp，不过目前内容还比较简单）寄来交换的该会2009年9月5日出版的会刊创刊号《インテリジンス  マネジジメト（Intelligence Management）》2009年1卷1期，与我们的《竞争情报》一样，都不是正规出版物。许多人都知道日本有一种历史悠久的正规月刊《情报管理》（http://johokanri.jp/journal/是个做得很好的杂志全文网站，目前已经可以看12月号），但是此情报不同彼情报，区别是很明显的。

刊物除了两篇卷头言外，有一篇”解说”和四篇”论文”。据刊物后面的说明，”解说”指的是以非专业人士能够理解的方式介绍专业内容；”论文”则是对会员有价值的原创性作品。

中英文（原刊为日文和英文）标题如下： 

《解说》

中川十郎：竞争与情报：未来预测力和危机管理力的强化（Competition and Intelligence: For Strengthening capability of forecasting and risk and crisis management）

《论文》

北冈  元：情景分析的技法（How to practice Scenario Planning）

 保井俊之：金融情报的诞生与发展：911事件与全球金融危机催化（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catalyzed by the 911 terror and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大泉  宽：纳税的竞争情报研究（A study on the tax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a heuristic approach toward management decision making model on the tax policy of the company）

 开放创新时代的技术竞争情报：以半导体先进技术为中心（Competitive technical intelligence in an era of Open Innovation: Focus on high-tech semiconductor indus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