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讨论了“保密法”的修改，媒体放出了些有关的情况，几张经济报纸比较详细，例如《21世纪经济报道》http://www.21cbh.com/HTML/2010-2-25/166288.html和《新京报》http://news.sina.com.cn/c/2010-02-25/013619732666.shtml。要点主要有几个，一是对秘密事项区分为商业秘密、工作秘密和商业秘密，实际上限定了国家机密的范围；二是对国家机密确定了时限度，最高30年，还有就是取消了保密局的行政许可权、调查权和罚款权等。报道提到这个修改确是受到力拓案影响，当时我们的策略似乎考虑欠周，一开始就由政府发言人出面认定属于国家机密，后来又退到商业机密，有人说是政府屈服退让，他们完全不明白事情的分量轻重，这个变化固然会有损“面子”，但是不当定性坚持下去问题会更糟糕。我觉得这个“信息-反馈”机制的存在说明国家领导还是清醒的，没有被当时那些几近大字报的亢奋言论搞糊涂。

今后一些年里中国与外国在经济技术产业上竞争乃至摩擦甚至冲突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必将愈演愈烈，但是“桥归桥，路归路”，什么问题什么样解决办法，乱讲政治，动不动“不高兴”最终证明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这次透露出来的保密法修改意向是朝正确的方向走的，对从事经济技术情报工作的企业和机构来说，也是利好消息。那种不懂装懂的“敌我斗争”观念必将极大地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比如不敢提对外的经济技术情报工作，估计就是有人怕外国污蔑我们“盗窃情报”，那些人不明白其实藏藏掖掖反而显得心虚，经济技术情报工作完全可以是正大光明的。

当然即使法律完善了，也不是一切高枕无忧，许多人对法律太实用主义了，不仅几乎所有法律都留有可以任意行事的“后门”，实践中更有某大领导一不高兴了，什么法律只能成为废纸。但是有进步总是应该肯定，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社会进步急不来，一步步在走就有希望，只要是在正确的方向上。

上篇信息碎片如何汇集成为情报提到美国能源部两个与信息情报有关的部门：科技信息办公室(OSTI)和能源图书馆。我估计能源图书馆图书馆人数不会多（多少是相对的，对于基数在900到1000的数值来说，因为肯定存在误差区间，3%即30人以下以下都可以忽略不计），推算OSTI是100人左右。我同时给这两个部门发了邮件，问讯OSTI的雇员和合同工作人员人数，了解能源图书馆的功能。他们两家都很快回复了，有点出乎意外。

OSTI的雇员和合同工作人员一共是112，我推算的略少一些，不过还不算离谱。能源图书馆馆长告诉我，该馆确实主要为能源部内部服务，但是也接受公众的参考咨询。完全没有物理的图书馆，将来的服务全部都在网络上的，不过目前尚未正式开始服务。虽然我没有问人数，但是因为虚拟馆，所以估计不会超过10人。

顺便说一下，1998年OSTI主任曾经公开发表文章，呼吁建立美国“国家能源图书馆”，好象还看到资料说正式提交到国会去了，当然后来没有建立，只不过仅仅没有名份而已，千把人的一个实体加虚拟信息情报系统差不多是中国一个大情报所的规模了，即使不考虑中国人口是它的五六倍。

刚刚写完对国家能源情报差距的问责，就发现其中有重要的遗漏。昨天仔细查了美国能源部网站，发现除了前面提到的能源信息局、首席信息官办公室、情报与反情报办公室三家以外，至少还有科技信息办公室(OSTI)和能源图书馆(Energy Library)与其信息情报能力有关。其中OSTI拥有全球能源技术领域相当于6亿页的文献和报告，提供数字化科技信息服务；能源图书馆是主要为能源部自身订购资料和能源部科技项目的信息服务。所以900人的人力资源显然不对了。

但是对后两个机构人数查起来并不容易，由于前三者都属于能源部一级机构，在人力资源部门的资料上可以查到。而OSTI属于“科学办公室”下属的项目，能源图书馆则属于“研究计划支持项目”的一个部分，所以没有人力资源报告。不过后者人数肯定不多，就忽略不计了（我给其网站发了邮件询问，但不指望它回），所以重点就查OSTI。

先查到一个OSTI简介中提到，去年（不清楚哪年）一共收到8千万次询问，如果平摊到OSTI每个人员的话，每分钟要回复12个（当然实际上绝大多数是网络自动处理的），这看上去可以推算出来，但是如何计算时间是个问题，假定全年工作250天，每天8小时，每小时60分钟，则计算出人数在56个，问题是这些假设无法得到确认。

在另一个几年前下载的能源部“技术信息管理Technic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IM）”项目预算文件中，找到2000年这个项目的全职人员当量(FTE)为97人，在一个反映OSTI历史沿革的文件中得知其名称变过多次，2000年时叫技术信息中心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 (TIC)，两者不可能不相关（文字描述的功能一样），估计正因为是项目，不是固定办公室，所以在经费项目名称上就变成了TIM。但是2000年毕竟时间太早，所以再查到OSTI2009-2013战略计划，提到2009年比2000年预算增加3%（都用美元现值，所以可比），而且查到经费几乎全部是人头费用，包括工资、差旅和支持（后勤服务），所以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算出2009年OSTI的人数在100人左右。

这样的分析方法在情报工作中经常使用，我2008年就也以类似（但不一样）的方式把没有公布的美国能源部情报和反情报办公室人数推算出来（现在已经公布了）。虽然无法上教科书，不登学术大雅之堂，但是一来实用，二来也不很简单，至少花费时间，看得头昏眼花，老花眼睛度数又增加。

回到开头，现在我对美国能源部从事相当我们所说的“能源情报工作”的人力资源人数估计可以肯定在1000人以上。那篇主编卷首语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人数当然不完全等同能力（再要做细可以查人力资源资料上的学历比例），但是美国人力很贵，雇个人基本上是用足的，所以可以拿来作为“代理”。顺便说一句，查了这个数据后发现，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真是小心翼翼，从来不敢宣扬自己人多势众，怕给百姓骂死。不像我们这里能够搞定政府得到经费把机构做大说明“队伍建设”有功，证明自己有本事，所以往往要宣传。

《文汇报》21日头版头条有记者文章：发展物联网“争上游”还是“做下游”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2/21/3700396.html

文章针对现在国内“物联网”大热，提出要加强核心技术研发，不能投入太多于下游产业。我在文章下贴了个留言“既然1999年就有人提出物联网，不见得是保密的吧？这些专家那时干什么去了，现在再来说“争上游”还有意思吗？谢谢这样“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专家高论 ”。有点像愤青，这里想补充几句。

先说标题，完全政治正确，甚至太正确了，这样的问题还用问吗？谁愿意甘居下游！我在以前的博文中就已经指出，这样的故事已经一再发生，而每当发生，媒体和专家就会感叹一番“缺乏核心技术”，然后安心编他的主流媒体，当他的大牌专家。等着下一次机会再来发这样的感叹。非常明显的事实是，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也是因为IBM来宣传普及、以及我国领导人也来接招的结果，否则尽管1999年就出现概念，2001年进入产业发展，10年过去我们还是在傻等着“被宣传被普及”。

再说答案，其实不看标题都知道什么答案。从中国最高领导到所有的专家（本人在内，如果也可算专家的话）都异口同声说着的真理：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对吗？当然正确，永远正确。

当然文章和其中的专家之言，是出于盲目投资的担心，这个担心完全有道理，但是最好不要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那样虽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但无疑给第一线的企业出了个Mission Impossible无法完成的使命：人家都已经布好局了你叫我们怎么去“核心技术”法？至于文章中还暗示的另一个主张（我觉得这是烟幕弹下的真家伙）：既然没有核心技术，就慢点上，免得“花钱买炮仗给别人放”，则值得讨论，虽然我本人非常怀疑这个观点的可行性，中国市场难道那么“听党的话讲政治”，你说慢就慢下来？

有人如果问我到底怎么办（很遗憾这是虚拟句），我会回答，不要说大话，首先好生研究一下CRT电视和平板显示器等产业周而复始的教训（遗憾的是说了也不会有人去做。当然也不完全是教训，没有核心技术也能吃口饭，怎么吃得好点也有文章可做，可惜专家们也不屑一顾），我们许多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得靠这个活下去（听上去像是卖国贼说的吧）。

如果真有人想“争上游”，那就要让时光倒流，回到1999，甚至更早，让我们在那时就知觉，至少就紧跟，研发核心技术，也许还来得及。既然时间矢量无法倒过来，我们就只能从现在开始准备可能在2020年形成汹涌澎湃大潮的新技术产业，这不是痴人说梦，报纸上不是天天在证明自己是“强国”？然而没有这个，还谈什么强国。

如果企业家没有时间，领导和专家们没有兴趣，那么就照应一下搞技术情报的可怜小兄弟，重整一下队伍，让这些人不要浮躁，不要拿垃圾论文考核他们的奖金，不要急于证明现任领导指示的英明，就算这帮人不三不四、智力平常，从几率上说，也应该可以比现在这样的马后炮要强一些吧！

  对国家能源情报差距的问责

（《竞争情报》2010年春季号主编卷首语2010年2月20日初稿）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能源与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生死攸关的重大课题，也正在成为经济技术国际竞争新的焦点之一。中国政府已经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例如2010年1月27日报道，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任主任，而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也早在2007年12月6日就已经建立。

但是最近有专家指出，”大量的能源方面的基础数据并不完备。不少决策往往用国外的研究成果作为中国的决策依据”，比如我国的成品油价就只能以国际市场的价格为基础进行折算，自己没有定价权。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家在能源决策上缺乏强大的信息和情报支持。去年3月国家能源局长张国宝在接受某电视台的采访时说，中国的能源局才112人，而美国有上万人，他还特地提到美国能源部有个600人的”情报所”（指的是”能源信息局，EIA”）。我的调查发现，美国政府能源部的信息情报人力资源可能远超这个数字。

美国能源部中至少有能源信息局、首席信息官办公室和情报与反情报办公室等三个机构可以大致对应我们通常说的”情报工作”。能源信息局主要完成能源数据和信息的收集分析，为政府和国会进行调查研究和预测；首席信息官办公室负责能源部的信息技术应用，而情报与反情报办公室则负责反核恐怖、防止核扩散与战略突发事件和核能安全等工作。这三家分别拥有379、134和174名联邦雇员（2009年10月1日），此外能源信息局还有约250名合同工作人员（2008年），所以说美国能源部从事”能源情报工作”总人数在900人以上。与此相比，我国政府能源部门无确切对应数字可查考，据2006年的媒体报道仅有3位专职信息人员，估计现在情况也难有实质性的改观。因此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信息和情报的差距。

2008年1月我在《学习时报》上就撰文提到能源情报能力上存在的薄弱环节，指出国家在能源战略的国际竞争中赢得胜利不仅需要专家库，还要有”情报眼”。两年过去了公开报道中仍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任何进展，我认为需要向政府问责：为了应对在能源领域国际竞争的激烈挑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弥补这严重的落差？

海外同学来个群发邮件，告诉大家网络上可以看春晚，而且可以挑选节目。我回了个玩笑“你们老土啦！我们土鳖早已不看春晚，只看本地节目”，这倒是实话，我们家已经多年不看央视春晚，上海的节目比较对胃口。比如现在正在看的“阿拉都是上海人”，找来了文艺界一些上海籍老人，真有浓浓的上海味道。

有趣的是在今天“阿拉都是上海人”的屏幕上见到了多年前不期而遇的一位老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老师，差不多是“一字之师”那种。那就是潘胜华。他今天是配角，曹可凡访谈的明星之一是老上海人的香港明星潘迪华，潘胜华是她的弟弟，是为姐姐凑趣而叫来的，身份介绍为“音乐教师”，曹还卖弄了一下说“音乐Couch”，意思是家教之类的，不是学校里正规教师，在节目里他自弹自唱了一首那坡里歌曲“重归苏莲托”。曹可凡还提到潘胜华生世坎坷，在生活最低谷时仍然坚持唱美声歌曲，而这后面一句我可以算是见证人之一。

应该是在初中时期，我们每周到工厂劳动半天，什么厂已经记不起来了，只知道是个机械类的车间，我们干的是最初级的钳工活，工厂里谁也不把我们当回事，随便打发些什么让我们玩玩而已。就在在这个厂里见到这位潘老师，40多年春秋，脸相几乎没变，不过那时瘦得多，现在还记得他当时最不顾面子，经常抱怨自己吃不饱肚子饿（要知道上海人最被人诟病的是死要面子），也耳闻他因为什么原因“吃过官司”即坐过牢，那时刚刚放出来不久，属于工人阶级里最低档的那一档，也许我们学生没有什么顾忌，阶级斗争概念不那么强，所以他喜欢和我们聊天，讲得就是美声。现在还记得他介绍自己曾经拜师戚长伟，还谈到上海声乐界的一些内部新闻，高兴起来还常常唱上几句。

虚度一花甲，阅人应无数，其中不乏显赫的大亨，但我还是记住了这样一个“小人物”（今晚前并不知道他有个名人姐姐）。现在回想起来，家庭没有任何音乐细胞、到现在除了口琴外也不会任何乐器的我，后来能够享受音乐给我带来的巨大快乐，正是因为有幸遇见这些“一字之师”。在以前博文里我提到过，其中包括中学里一些同学，客车厂里一位同事等等。其实还有，我老家是里弄房子，文革前每到夏天就常常会在傍晚听到我隔壁邻居，一个牧师家庭，全家举行的小型器乐演奏会，隔音效果差在那时竟然成了一个优点。

记得很清楚的是小时候生病很难受，打开收音机听到轻音乐就仿佛感觉良好；以后的生活中也常常磕磕碰碰，音乐就成为心灵疗养的灵药，能够欣赏音乐真是人生一大美事，所以我衷心地感谢帮我带上这条道路那些朋友。

我这把年纪的人应该记得六十年代时放映过几部”内部电影”，不是专供江青等领导看的很神秘的那种，而仅仅是不公开卖票的记录片而已，至少我所在的中学是组织集体观看的，例如”陈毅外长中外记者招待会”和”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等。与外面公开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相比，那些片子不少取材外国的记录片素材，尽管片子的说白是严肃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但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镜头，也许就像文革期间大受欢迎的”列宁在十月”，后来许多人承认，那时进电影院其实想看的只是那段”天鹅湖”。

 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一部类似的”内部片”，遗憾的是我苦思冥想也记不起片子的名字了（好象四个字），上网也没有查到。但是记得那是部反映”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的记录片，其中记录了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怎样危机重重，世界各国人民反帝斗争如何风起云涌，虽然我今天已经无法记起其中任何一个情节片段，但是那里的两段音乐却至今难忘，每当电影放到描述帝国主义没落的场面时，就会响起一段”轻佻”的旋律，而出现人民反抗斗争的镜头时，就会有雄壮的旋律伴随。那些有点音乐细胞但实际也可能是”三脚锚”同学告诉我，那叫”主题旋律”，前面那个是”帝国主义没落主题旋律”，后面的当然就是”人民反抗主题旋律”了。

 这部影片我至少看过三遍，尽管如此，四十多年后还能记起这两段旋律还是有点神奇。不久前在一家播放小野丽莎(Ona Lisa)拉丁风情歌曲的大商场里突然听到了那段”帝国主义没落主题旋律”，居然大为感动，差点想冲进商场办公室问问那是什么曲子。

 谜底在今天解开，上午看上海的外语台重播”洋春晚”，那位中国观众熟悉的美亚混血演员王敏德（Michael Wong）就唱起了那首歌（我才知道那原来是首歌），屏幕下打出了歌名”Sway（摇摆）”。网上一查，那原来是一部2004年出品的美国电影《Shall We Dance》的主题曲，感谢网络，现在不仅可以方便查到歌词，还可听到多种版本的录音（http://bbs.breezecn.com/read.php?tid=121897)，不过小野虽然也有一首歌叫Sway的(Sway It Hula Girl)，但听起来显然不是，当然也许还有我所不知道的。影片《Shall We Dance》的故事是来自一部1996年日本电影，从时间看”摇摆”肯定不是为其中任何一部电影量身定做的，极有可能是美片导演采用了原来就有的舞曲，否则怎么可能出现在我们1960年代的记录片里！

 今天来看，当时记录片编导们选这首曲子来描写”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还真是非常贴切，按照那个时代的官方语言，摇摆舞简直就是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言人”，那种轻悠悠的、激发人们扭动身躯欲望的旋律活脱就是典型的靡靡之音。当然它也从反面证明了，我们自己音乐编导的专业眼光一点不输给当今的好莱坞大导演。

 六十年代我们刚刚从大饥荒中恢复过来，那时尽管在经济上国力远远不如今日，但是我觉得某些方面的软实力可能不比今天差，比如那时我们敢于在中央大报上全文发表苏联人他们骂中共的文章，当时连大多知识分子也虔诚地相信”世界上三分之二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中吃苦”，而我们当然是属于那另外三分之一的。中国的文革在全世界招来了诚心诚意的响应者，以至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左派”坚定地信奉”毛主义”。相比之下，今天在有些人看来实在是乱糟糟的，小民不断上访闹事、”汉奸”"卖国贼”魅影憧憧、知识分子不安分守己、骂几句政府好似成为时髦。而就在这一切之中，中国居然差不多登上了世界强国的位置。

 回忆那段历史很有意思，一切虚幻的、编造的东西总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而大浪淘沙遗留下的，也许是真正的金子。动人的音乐，例如那首”摇摆”，无论给它贴上多么龌龊的标记，还是会留存在人们的记忆深处，总有一天还会登堂入室展示在大家面前。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当口（2月16日23:12），家里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央视音乐台的”经典”节目，突然也听到了一个外国表演团体女演员相同的”摇摆”歌声，天下竟然会有那样的巧合！

几天前在一个有文新集团领导在场的饭局上，我随口说了句《新民晚报》现在不灵了（当然本意是指它从原来高高在上“太灵”的地位沦落到了现在芸芸众生的一般地位，肯定还不算太差），造成饭桌上一阵尴尬的安静。话虽离开事实不远，不过大概说得既不对时间也不对地方。

春节在家，却发现15日（初二）的晚报上有两条新闻与情报有关。一则关于体育情报，A12版上有篇报道“拍摄很正常 何必扔水瓶http://xinmin.news365.com.cn/tyxw/201002/t20100215_2622764.htm”，讲的是冬奥会速滑训练场上发生的情报收集纠纷，中国队在拍摄韩国队训练场面时，对方一年轻教练发怒了，所以有“扔水瓶”一幕，报道披露以往还发生过韩国队在训练中特地打出中文标语“禁止拍摄”等等。禁止不禁止你我说了不算，奥委会不禁止，所在国法律不禁止，当然可以做。我一直觉得体育界对情报的认识我们的经济产业部门真应该学学。这些都是正大光明的情报，对手完全也可以照做，最终对这个项目的不断发展有益。当然也要注意有节制，如果惹恼了大多数外国运动队，说不定就会逼着奥委会通过不利的决议。

15日《新民晚报》A8版有一条短讯，标题为“ 金融压力背后存在”见不得人的动机”，西班牙情报机构开查债市http://xmwb.news365.com.cn/gj/201002/t20100215_2622815.htm”，说的是西班牙国家情报中心的经济情报部门正在调查投资者对债务市场的”投机性攻击”和一些外国媒体对西班牙债务状况的过分报道背后是否存在”一些其他因素”。这条消息证实了欧洲国家政府确实存在经济情报部门，不仅是法国。

不过我想对这个报道还是要多说一句，我们对西班牙这个机构情况的了解还不全面，我不认为这就是国家经济情报工作的主体，希望在通过这个事实提醒国家竞争情报重要性的同时，不要匆忙推论希望现在中国的安全情报部门太多直接介入经济金融活动，因为我有感觉我们的政府情报部门对经济技术的竞争情报理解可能还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太过热心未必一定是好事。

为某个大众不甚理解的诉求不断发声，求告“有关部门”，是典型的“上访户”，而能够坚持不懈，则成了“专业户”，牛年将去，想想自己真像一个牛一样的“上访专业户”，多年来为了真实或想象中的需求，不断编写些“要求重视情报”的报告、访谈、文章、简报、素材、甚至参考资料，最近手头又有一个任务，春节看来有的活干了。

我们这一行吃饭就是靠写东西，应该做的。我说的“上访”不包括那些，不是课题、没有任务或领导指示，有的是想拿自以为是的想法说服“日理万机”的他人。记得最早是1990年根据一些资料写了台湾资策会“市场情报中心”的报告，在单位领导支持下向当时的主管副市长汇报了，报纸发表他在随后的讲话中确实提到了要在一些领域建立“市场情报中心”，不过这位领导不管企业，所以几乎没有响应，而根本的问题是，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许多企业其实并不真正需要我们所说的那些情报，就在此后没几年，原科技情报机构大批退出舞台，整个事业落至谷底；后来1992年因为情报改名信息向当时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领导写信，阐述为什么信息代替不了情报，当然政府一言既出，100个官员也“难追”，直至今日“情报”还是过街老鼠。当然而后还不断去抓机会，比如新华社记者来采访另外一个主题，我乘机向他游说情报的重要，记者居然被我说服，另外专发了一期高层内参，也产生了一点效果。

当然更主要的不是说情报，而是把情报做出来，借助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以情报的独特手段发出独特的声音，这类事情做得更多，早在1989年就有一次，那时一本自称“包医百病”的《戴尼提》在中国销了20万册，我和几位同事查了联机数据库（那时是要付国际长途费的），做了简单的文献计量，证明这个“学说”在世界属于“非主流”，不仅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还涉及多宗刑罪官司，结果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些还是多少有点影响的，冒出些水泡的，而更多的则有去无回。

可以说“乐此不疲”吗？未必，肯定已经疲劳了。但是看到什么机会还会情不自禁。每个人都有年轻时，当年的我辈也是意气风发，而且那时信息还要闭塞得多，不明真相容易受骗，所以好斗排外一点不输当今“愤青”，差别不过在于今天这帮人有些喊完反美口号，接下来就到人家领事馆排队去了，我们可当真的在准备与帝国主义战斗的，我们的“火箭小组”就在我家的小天井里还成功试验过硝化棉，一种比黑色火药厉害得多的炸药原料（配方现在必须保密！今天再这么干绝对被当作恐怖分子）。

每个人都有为国效劳的途径和方式，当个情报“上访专业户”虽然疲劳，想想这也是自己的宿命，炮制宏论巨著有人比我行多了，我为社会能够做的最大贡献也许就是这个。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02月01日 31版有个来自硅谷的采访http://nf.nfdaily.cn/epaper/21cn/content/20100201/ArticelJ31002FM.htm

，我第一次知道芯片技术可能面临重大突破，领头人张首晟有个中国名字，虽然报纸上没有说，我猜想多半是个美国人。张首晟是斯坦福最年轻的正教授,[以下引用]“以其在半导体和超导方面的研究获得国际公认，2003年开始组建了‘IBM-斯坦福自旋电子研究中心’,并于2006年将其基于芯片业未来提出的新构想—通过电子的自转来降低其能耗—在理论上完成了预演。2007年,这一新构想被德国的一个实验小组通过实验证明。同年,张首晟的这一发现被评为”全球十大重要科学突破”之一”[以上引用]。

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创新，因为可能将这个产业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这个得到实验验证的理论突破马上就可以看到产业前景，张本人也在致力于研究下一代先进半导体设备。他对中国同行说这很可能是一个技术超越的机会，但是也清楚地看到，即使在外人看来是那样“高科技”的产业领域里，国内目前还停留在打价格战的水平。

中国当然不会全然无知，张他们与清华和中科院物理所在此方面都有合作，不要一天到晚吹牛国际领先，能够这样跟得紧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我怀疑这个一点不保密的技术情报还远远没有到达产业创新决策者和“智囊团”们的议事日程，全国号称科技情报工作者大概还有几万，绝大多数在做些论证性或修修补补的“课题”，真正做探索性情报分析的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有估计也不会多。打个比方，真正的技术情报需要发现在青萍之末阶段的气团，而不是等到台风快到门口了才跟着起哄，就像什么物联网，现在跟着IBM叫的还叫情报吗？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的“开放创新”模式，六大互为竞争的大企业，例如Intel, AMD和IBM等一起在攻，大家共享知识产权，因为这个未来市场实在太大了，哪一家单独都搞不掂，天下打下了大家也都有吃的，看来这是真正突破性创新的共同特点。中国企业没有参与（不是美帝国主义排挤中国，它们肯定很欢迎），而是技术能力不行，极单薄的利润（所以一直在忽悠地方政府取得支持和“优惠”）我们一些大企业恐怕也没有能力做这样真正突破性的研发。

有些事情我们管不了，但是我很想知道我们的专业情报机构有没有人早几年就开始跟踪这个了，如果没有人，为什么？

。

从日本《情报管理》杂志的消息栏读到一条美国专门图书馆协会(SLA)对是否改名的会员投票，否决了改名为Association of Strategic Knowledge Professionals(ASKPro)的建议http://slablogger.typepad.com/sla_blog/2009/12/sla-name-will-stay-alignment-of-association-to-continue.html。

虽然已经是去年12月的事情，但还是值得了解一下。情况是这样的：

专门图书馆协会（SLA，也有人翻译为“特殊图书馆协会”，我觉得“专门”更好些，因为确实是专门为某学科或某机构主体服务的）2009年就满百年了，这个机构与我们的科技情报学会有点相同，许多企业图书馆资料部门和大学图书馆协会都是其会员，会员的共同兴趣是为特定对象的信息和情报服务，例如其中也设有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而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SCIP)与SLA交叉会员应该是相当多的，我甚至觉得那个新名称似乎与SCIP也太像了，这也可能是会员不接受的原因之一。

为庆祝百年诞辰，SLA领导层觉得是适当的时机来重新确认一下机构的共同愿景，所以花费两年时间搞了个规划研究（我按照意思翻译的，原文是Alignment Project），由某国际通讯公司、一位未来学家和业内一著名的信息分析企业Outsell牵头（两家公司和一个个人，原文如此），目的就是想理清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协会处于的市场地位，确认会员的共同价值观，以便在社会树立新的统一形象和发出相同的声音，相关资料可见http://www.sla.org/content/SLA/alignment/index.cfm。

规划研究的一个结果就是改名，前面提到的那个新名称建议看上去有点新潮，特别是其缩写颇具匠心，但是全称的确不大讨人喜欢，什么叫“战略知识”？别说要统一认识，连大致共识恐怕都不容易。

投票会员据说是创记录的，达到总会员数的50%，其中2071票 赞成而 3225票反对，新名称被否决，看看有关留言也很有意思，第一个留言的是我们的老朋友Arik Johnson，他对新名称还是情有独钟，但是其余留言者决大多数强烈反对改名，有的理由非常现实：老板不会为新的机构报销会员费了！

尽管SLA与我们这边没有多少联系，但是科技情报学会的同僚们应该关注这个“远亲”的动向，我们毕竟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包括都有让人烦恼的名字，当然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那边可能觉得还顶个“图书馆”的帽子有些不合时宜了；而我们这里则是许多人觉得“情报”走得太远了。

大众媒体上看今年上海两会，基本上成为世博会出谋划策的“神仙会”了，可见此事确为当前“重中之重”，但是有人如果再想向前多走一步，指望“后世博”能够成为上海市经济转型的机遇，那么还是小心点为好，难得在什么报纸，大概是《东方早报》上读到一位日本籍的上海媳妇写的短文（可惜看完后找不到了），婉转地提到当年日本办博轰轰烈烈，经济大起飞，但是后来经济进入长期萧条（大意）。那个迪斯尼恐怕也差不多。问题还是习惯了原有经济轨道的，怎么转变很难。

好不容易看到一条讲技术创新的，却有点“标题党”遗风：“谁阻断了专利转化”，原来是某民主党派要对专利转化率10%“开药方”了（文汇报1月31日2版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1/31/3504854.html）。

我不太了解10%这个比例高不高，似乎不算太差吧？全国是多少？全世界是多少？没有数字。我看过台湾一个估计，世界上最多也就百分之十几。就报道来看，原因分析得有点道理，比如指出主要弊病在于不少专利“以报奖、应付考核”为主要目的，但是开出的药方很有幽默感：既然你以应付考核为目标，我就来考核你的转化率。不是开玩笑，真的是这些大专家们的第一“对策”：[以下引用]建立健全政府、高校、企业三位一体互动共赢的合作机制，将“专利转化率”作为考核和评估团队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指标[以上引用]。

不知道这样的高见是不是会被“有关部门采纳”，如果采纳就精彩了，那么几年后政协会议上这些专家又可以有新提案“为什么有了专利、也转化了却不见效益”，专家们研究分析后认为，是因为转化是为了应付考核；所以需要建立转化产生效益作为考核指标……; 然后又到了20xx年，中国经济继续在考核评比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