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我和同事党倩娜一起写的”智慧地球给我们的启示：从技术到产业的开放式创新值得关注”在《科学时报》2010年3月30日3版发表，6000字文章仅做了极个别文字修改。
图形版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id=8430
文字版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3/230446.html。

这是本人近期比较重要的一个研究，在2009年中花费数月，查阅大量资料，自己觉得分析和观点都还不错（哈哈，王二卖瓜了），说了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除了详细分析智慧地球的背景外，其中产业规划不同于科技规划（目前实践中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在产业发展认识上可能的片面性（科技专家话语权太强，对产业发展规律认识普遍很有限）其实是更重要的观点。

这个研究做了内部简报（党倩娜起草），还在2月份“文汇科技创新论坛”上讲过一次，影响还是很有限，还没有到许多应该听到的人那里。所以想起来投到《科学时报》，因为那里有时发一些长但是有内容的文章，否则通常一些评论栏目容纳不下，而文章的力量就在于一些细节，所以不肯缩减太多。

有意思的是昨天（29日）参加上海市信息化研究协会理事会，理事长最后发言时就谈到智慧地球背后的故事，只是说得不很准确，由于在1月份第五届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简短讲了些观点(见IBM“智慧城市”成功拿下中国8城)，理事长所在的那个大学有四位教授也是委员，我估计可能是其中有人在其他会议上传播了一些观点（纯粹猜测，如不符事实我愿意道歉），因为现在大家都忙，不大会有人像我一样付出那么多时间做傻事，往大处说，其实这也正是社会需要有人吃饱了饭搞竞争情报的原因所在。

再看了一遍，发现其中一处不准确，原文为：

2008年秋季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殃及世界各国，当到处都在喊”救市”时，IBM与一家独立咨询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合作推出创新救市方案，表明美国如果在宽带、医疗信息化和智能电网上各投入100亿美元的话，就可以在2009年为美国创造94.9万个工作岗位，结果是美国国会在10月通过了”宽带促进法”，……

原文似乎在暗示二者有因果关系，实际情况应该是”宽带促进法”的通过与IBM与”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创新救市方案虽然时间差不多，但是没有因果关系，法案早就在酝酿，美国国会要通过一个法案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我猜想IBM对那个法案的提出肯定也是出了不少力的。

力拓案29日就要宣判，大体上看看从09年7月起我已经为这件事写过许多博文，至少有如下一些，只是谈到几句的就不包括在内了：

10月29日铁矿谈判光有智囊团还不够；8月26日真正的爱国主义，8月23日铁矿迷局中的“情报失察”，8月20日答复一位朋友，8月14日7000亿、数据素养与情报失察， 8月12日保护商业秘密的问题， 8月12日按商业秘密起诉既有理也有利，8月9日间谍波未退，黑厚学又来， 8月6日商业间谍与反情报，8月4日间谍歇斯底里， 7月19日“间谍”抄作中缺位的角色， 7月10日力拓案件的启示。

除最早的文章只是提醒情报界关注这个问题外，我的态度一贯是明确的，可以用答复一位朋友中的一段话概括：“我的判断一开始就是，这类事情外因有关系，主要是内因。间谍论和阴谋论一样，感觉上很痛快，要命是转移社会对真正问题关注的视线”。这个观点今天来看仍然是正确的。

无论胡士泰们被判几年，情况已经大体清楚了，相信许多人已经得到了教训，本来不想说什么。不过今天再来说这个话题，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是看了3月24日《参考消息》13版上一个标题有感：“军情五处指南揭秘‘间谍一直在我们身边’”，在去年7、8月份这样的标题比比皆是，在今天倒真有点抓眼球，但是仔细一看，讲的是60年代英国军情部门在冷战高潮期间的间谍恐慌中写的小册子，原文报道本来就带批判的倾向，到了我们编辑手里，就变成了给今天的“间谍恐慌”加油了。改革开放前多年来《参考消息》曾经是中国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取海外信息的重要渠道，一直得到好评，它今天的巨额发行量其实也带着当年“记忆”的余威。那时它的规矩是内容照搬，但是标题改用我们自己的口吻（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还是比较遵循专业精神，不会随意歪曲原文的观点，但是现在随着外国信息的神秘光环淡去，它原有的优势基本不再，也许是为了经济效益而迎合它自以为是的“公众情绪”，质量一天不如一天，翻译差错越来越多，这还不是大问题，而且还越来越丧失专业精神，有些文章的标题严重扭曲实际内容。

回到力拓案，这个案件的扑朔迷离，有些媒体的推波助澜实在是功不可抹。虽然今天那些媒体现在统一降了调门，但是依照惯例它们是不会认错的，只是我倒要问一句，那时媒体的鼓噪和“专家们”的高论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损害了谁的利益？

中国的国际威望得到加强了吗？他们不愿意承认的是，从政府发言人宣布国家机密到法院出来说商业秘密，再到主要成了受贿罪（又像以往一样，行贿者是忽略不计的），国家威信实际被绑架，国家形象多少受到伤害。中国钢铁行业的谈判力得到增强了吗？近来对铁矿价格的预期越来越悲观充分说明根本没有。间谍狂热的实际作用只是延误了我们对国际经济竞争真实情况的深刻分析和理解，如果我们早些像今天那样冷静地分析自己的问题，今年的铁矿谈判可以不那么艰难，当然竞争地位不会有多大变化，只是对形势会有更清醒的认识，而如果更快地解决我们内部的问题（对此我从不抱乐观），铁矿的价格绝对不会像现在那样火箭般飞涨。有传闻说在“卖国”和“间谍”大棒阴影下我们的谈判者手足无措，本来小涨价的也不敢拍板（为什么要涨价？应该跌下来！肯定是卖国），结果是以更高得多的价格实际成交。所以用计算出7000亿的同样糊涂逻辑，应该还可以估计出这个闹剧的“经济价值”（随便提一下，顶着美国名校博士和港大教授光环的郎咸平也是7000亿的一大粉丝，不过极可能为了推销他自己的“产业链阴谋”大作，与此人一贯标榜的科学分析毫不相干）。

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犯点错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有些人不汲取教训，也许根本不认为是错了，《参考消息》上标题的写法提醒我，这些问题决不因为力拓案的结束而消失，今后中国的发展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危险，那就是高举爱国和民族主义大旗实质损害国家根本利益。这就是写了以上文字的原因。

有朋友用邮件告诉我，《中国新闻网》2010年3月25日“专家：中美能源情报支持差距大，要有“情报眼”http://www.chinanews.com.cn/ny/news/2010/03-25/2189286.shtml” ，以转述的形式发表了我在《学习时报》3月22日发表短评中的主要观点和内容。这说明我前个博客说的有道理，即需要将观点发表在容易被看到的地方，否则即便上了网络，在那些“小众”平台上讲的话一般只是自娱自乐而已。

只是希望这个短评不要被误解为我在鼓吹要国家大搞“潜伏”式的“红色间谍”，短文里又是信息又是情报的（我是在严格区分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的意义上这样用的），还有什么“信息情报”（企图区别于间谍们干的），而且有些话不便在公开场合说，总之要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实在有点难，不在这个行当里真还搞不清楚，遗憾的是即使在这个行当的有些人有时也搞不清楚。

《学习时报》3月22日7版发了我的短评“正视国家能源决策信息情报支持的巨大差距ttp://www.studytimes.com.cn:9999/epaper/xxsb/html/2010/03/22/07/07_44.htm”，基本内容与《竞争情报》最近一期的卷首语差不多。

谈到能源情报中美差距的文章和博客已经写了几篇，为什么今天还要来抄个“冷饭”？一是我的博客和《竞争情报》杂志都是小众的，主要是一些从事经济技术情报的在看，是个小圈子，我希望所说的观点影响大一些；其次我在2008年1月就在同一报纸发了类似观点的短文，提到这个问题，但是两年多过去了期间仍然没有引起重视，三是文章增加了个情况，即在以前一些行业有情报所的，尽管改了名，或进入了大国企，但是多少还是对行业在做一些信息情报的工作，但是能源方面连这样的“老本”也没有；而相对于传统的机械、化工、电子等农业，金融危机后的能源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将承担更加关键的使命。

最近一些消息表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在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振兴制造业”的声音也开始响起来了。当然引号里的话是我们这里的行话（Jargon），他们那里不这么说。

我3月6日的博文法国产业创新重视战略情报中间提到法国总统萨科奇做了关于法国新产业政策的讲话，请懂法文的同事施雯查了查，那次讲话要点大致如下：

2010年3月4日，萨科奇提出“法国要有发展工业的野心。为此，法国必须保留自己的工厂，必须保存自己的工业基础。”——他当天在考察位于罗纳省马里尼亚纳的欧洲直升飞机公司（Eurocopter），考察完就宣布了这个政策。

目标：2015年，法国制造业的产量至少比2010年增加25%。

该计划共有23项措施，可分为五个层面
第一，将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力推“Made in France”。
第二，划拨2亿欧元用于增加就业，提升劳动力的技能。
第三，划拨3亿欧元改革和重组法国工业
第四，加强企业竞争力和产业创新。为绿色中小企业设置5亿欧元的贷款，对研究性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第五，资助法国工业。

可参考英文网址（国内媒体似乎至今没有报道）http://www.industryweek.com/articles/sarkozy_vows_to_raise_manufacturing_by_25_over_next_5_years_21249.aspx?Page=2

在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高潮中《第一财经日报》发表的文章点出问题背后是美国“振兴制造业”的图谋：“人民币汇率问题露美底牌：急欲振兴制造业http://news.hexun.com/2010-03-19/123038005.html”。

这当然可以算作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工业国家的一个“动向”，事情应该是确实的，但是它的意味值得做一点情报分析。

恰好昨天（19日）下午参加一场报告会，请来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胡永泰 (Wing Thye Woo )，讲两个话题，一是中国可持续发展一是人民币汇率，都属大热门。进入正题以前先简单评点一下。

两位都很不错，前者是休克疗法之父，属“明星演讲者”，卖相、语言和表达都极高明，只是感觉有点居高临下、显得心不在焉，也许下面听的人不够他的分量，例如在回答问题时，马马虎虎地对付大多严肃的话题，而注意到其中有人问“美国的民主体制对于其能不能继续承担应对危机的全球领导地位有什么作用”，花费不少时间调侃了一下，看上去很谦虚，其实棉里藏针，这里不详说了。

后者看上去恰恰相反，矮胖，英文口音很重，好像东南亚一带的（台湾去的英文一般很好，拼音也不像），一上来就自知之明地承认自己不如那位明星，但是讲的内容我觉得超越前者，其中一些东西没有听到过，但觉得有道理，例如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2008年前多年贸易赤字持续大增并没有妨碍其失业率稳步下降、工资水平缓慢但是不断上升的事实，同时也用数据对于为什么美国人普遍（并非“一小撮”）对中国大量进口那么反感做了有说服力的说明。这里要多说几句，因为没有研究基础、事后也不会去核实数据，我没有资格评价他说得对说还是不对，但是这位表现出来的严格的学术规范让同行可以检查他的依据（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有问题吗？）和推理（即使数据和计算都对，能不能有别的解释？），所以我觉得他说得科学，令人信服。科学的本来含义就是这样的，而不是“科学”的就永远正确，更不是有没有洋的中的院士博导头衔，去没去过中南海给领导讲课。

回过头来讲，看了吴教授的推理，我对这些回归制造业的声音有了更多的怀疑，美国的经济结构早已经“后工业化”了，整个趋势对总体上美国没有坏处，萨科奇和奥巴马们的表态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太“讲政治”了，在那里讲政治就是讲选票迎合民意（我们这里讲政治不知道指什么，大概是领导说啥就是啥吧），而不管实际上问题是不是真的那样。

对现阶段的中国制造业仍然是极端重要的，但是对具体如上海来说，制造业服务业如何平衡，现在方向并不清楚，例如所谓战略产业基本是制造业，只是顺便带些服务。我有点担心的是那些“振兴制造业”的声音会给国内希望继续维持现有集团利益的那些人提供炮弹（对有用的“证据”一点不在乎来自“帝国主义”），比如服务业是“空心化”，削弱国防力量，肯定是反华阴谋，你看，美国人他们自己不干，忽悠我们干！不是说笑话，现在有些颇有市场的激昂“大学者”们就是这样“推理”的。

搞情报研究的如果有机会对这些问题说上话，应当小心谨慎地探究一下这个“新趋势”背后的东西。

1月7日的博文上海男篮的录象分析师有了续篇，3月16日《文汇报》3版发表记者谷苗的文章，”大鲨鱼”何以”惊喜”翻身，文章解开了上海男篮最近“翻身仗”的奥秘http://whb.news365.com.cn/ty/201003/t20100316_2648675.htm ，文章分三段，三分天下情报有其一，其中第二段就是讲的这支队伍的体育情报分析优势，我的博客很少大段照搬别人的文字，今天是个例外，不仅因为内容具体生动，还因为文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无须我再来解读[以下引用]：

秘密专员任高参

“姚老板”带来的还不只是台前风头尽出的外援，一支国际化的幕后团队和他们手中的高科技”武器”，成为上海男篮飞速进步的高效助推器。

这支团队由几名专门负责录像剪辑和数据分析的高手组成。虽不经常露面，却是主帅邓华德身边不可或缺的”秘密高参”。每场比赛过后，录像师都会将亲自拍摄好的比赛录像连夜剪辑分类，通过一套普遍运用于NBA球队的录像分析系统，为球队提供最直观的影像资料。除了针对自己球队的分析，通过搜集其他球队的录像资料”探听敌情”，从中总结出有价值的信息，同样是他们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而负责数据分析的小团队，则由精通于数字和统计的高材生组成。他们将所有与CBA球队和球员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通过专业的软件系统，为球队提供科学的数字依据。

正是拥有了这两份相辅相成的资料素材，主帅邓华德可以精确掌握每一名球员、每一个对手甚至细化到每一个特定时刻的技术特点，依此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案和比赛战术，真正实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上海队这套新颖专业有效的”护航”手段，显然也引起了CBA其他球队的兴趣。原本主要负责录像分析的助教欧文斯，就被福建队”挖角”，现任该队顾问一职。[引用结束]

前篇提到的那位录象分析师，也终于攀上福建队的“高枝”，从个打下手的成为顾问，薪水恐怕长了不少。在这里竞争对手也好，情报分析师也好，既不肮脏也不神秘，跳个槽也不至被当作“卖国贼”或“卖省贼”。

周末看到两篇值得一读的文章。

一是《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3月11日22版 发表王洁的“记者博客”：重视铁矿石谈判外围战 http://www.21cbh.com/HTML/2010-3-11/168150.html

那篇文章里记者引用一位“一位有着丰富海外投资谈判经验的大型钢企高管人士”的话说，“一场商业谈判，从前期对对方的调查了解、对双方各自数据情报的搜集分析、对第三方机构的合作接洽，都非常重要”。

铁矿石谈判可能是最近人们最不愿意谈的事情之一了，尽管它未必是最糟糕的事情。原因就是从有人将它抄得错了轨道，现在看到的有关报道不仅数量可怜（想想去年7月以后一段时间的歇斯底里），而且没有了亢奋，而是无可奈何的语调占了上风。只是希望这个教训我们不要轻易遗忘，特别我们这个行当的人要想一想如何才能把情报分析做得更好些。

二是《科学时报》3月12日头版上一篇中国社科院周民良的评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起更关键作用http://paper.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3/229779.html?id=229779”。其中提到了关于产业创新的一些算不上很新颖，然而这里很少听到的说法，比如作者引用一本专著指出，经济社会发展并不遵循科学–技术–产业发展的线性规律。研究发现，10%的新技术源于纯理论研究，90%的新技术来自于产业对已存在技术的发展。所以应该对得到大肆宣扬的原始创新说提出考问了。

本文虽然仍然没有明显区分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但是毕竟对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做了区隔（只是科学创新似乎不太严格，我在以前的博文中就说过，难道还有不创新的科学吗！），作者的以下判断“在整个科技创新结构中，科学创新能力的相对丰富掩盖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明显不足”，似乎没有在其他媒体上看到过，但是我很同意。特别是《科学时报》上能够发表这样的话，没有辱没“科学”二字。而有些地方和行业相当多的媒体，俨然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和行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了。

金融危机之后发展新兴产业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问题是怎么发展。对照国际上成功经验，似乎只有一条路，就是深化市场改革，最后让企业来说话，像现在这样只是政府起劲，似乎总不大对头。我基本上赞同这个看法，但是也要考虑到，如果今天把什么都归结为“体制”问题骂几句，轻松虽轻松，终究无助于解决问题，体制问题短期解决不了，现在的情况是有时、有些局部甚至还朝相反方向走。所以希望政府做些明智的事情，而非要求政府不做事少做事，很可能仍然是最佳的现实选择。

上个月，中国政府成立了“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部际协调小组”，主要是进行发展思路的研究工作，为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服务。尽管这完全无助于改革各路“诸侯”权力分割的现行政府结构（最多只是又一次妥协），但在这种体制下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政府将规划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了，无论如何是个该做的事情。

难题在于如何做好规划。我看首先要搞清楚产业规划不同于科技规划，不能一样搞法，也不是帮助几家本地大企业要钱扩张的规划。有点像做企业的战略规划，说到底，让地方政府来为早已不是“工厂”概念的产业链做规划实在有点滑稽，但如前所说，现在要政府“退出”一定大乱。所以还是“改良主义”，帮助政府把规划做得好一点吧。这样来看，现在的误区主要是这样几方面：

一是定位不准。我们的产业到底走到哪里了，认识模糊。极高调的口号与极低下的实践之间存在极大的差距。专家们高谈阔论原始创新、“打造全球产业链”和把握产业发展主导权，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巨大成就（仔细看有些是企业广告，包括软广告），但是我们大多数产业实际上还只有采用“跟随战略”的份（连紧跟都难），还只能靠快速复制和成本优势分得一杯羹，这其实也不错，不要羞于承认，因为也有改进提高的必要和空间。

二是方法落后，或者说基本上没有方法，除了常常用走了样的“德尔非”法（其实就是专家调查，找专家、问卷设计，数据处理，例如为什么、如何将意见集中进行循环调查，都有问题）。而发现、规划未来新产业这样的Exploratory规划，通常难以采用定量模型(后者主要适合rRetrospective式的研究)，而自以为很“科学”的人根本看不起定性方法，所以对“情景描述”、四象限的规范化思考（一个方法群，共同特征是将对象定位于平面四象限，便于帮助分析者思考，属于初级“可视化”，看上去没什么威力，但是用得非常普遍）等方法似乎从未真正得到重视。更不提如IBM搞了多年的Innovation Jam那样的创新方法了。

三是不认识开放式创新的现实。现在媒体发达，外国随便什么东西，无论好坏，传播到中国的速度都极快，但是外国来的开放式创新虽然在中国不算陌生，早就见到翻译著作和研究文章，但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没有纳入所谓的先进理念中，也许有头脑简单者认为这与“自主创新”不符，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不了解产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规律，自然也不会试图去用创新方法解决。

就像对春晚，现在对两会也不如以前那样关注，这也并非坏事，现在民意表达机会多了，不一定盯着这几天。只是媒体上铺天盖地你也没法不关注两会，所以也看到些有趣的现象。比如某政治明星谈打黑，新浪网上今天又占头条套红，但是与昨天同样发的消息有点不一样，昨天新闻里很精彩的逻辑例如“刑期只有两年半，……，为什么这个事情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今天的“正式版”里没有了。可见即使明牙利齿的还是念稿子好呵。

不过今年有些媒体报道的开放还是出乎我的预料，比如对干部财产的“申报”当作什么反腐措施提出不少挑战（早就申报了，问题应该是什么时候公示？）。当然这些并非我等关心重点，今天看到《京华时报》政协副主席黄孟复的发言：“八部委新兴产业政策是老一套”http://news.sina.com.cn/c/2010-03-09/030719819312.shtml，说的正是我最近所关心的问题。[以下引用]“西方已经提出了用新的战略性产业来引领经济发展，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是下了相当大的力量，所以后面经济竞争中，我们如果仍然还是目前十大产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是无法与他们进行竞争的。”

他提出的实际是已经属于结果了，原因何在？他说主要是政府资金使用有问题，搞项目制，钱抓在自己手里，结果新兴产业赚不了钱。

这些问题提得不错，但是新兴产业难发展远不止政府资金原因，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靠优秀的企业，包括创新小企业和跨国公司，我们这里情况不完全可比，政府作用巨大，如果什么人硬要学外国模式眼下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我们现有的模式中如何发展新产业就是个尚未找到答案的难题。现在上面“钦定”的几大产业是如何制订出来的？它们还算新兴产业吗？还有可能做老大吗？这些可能很少有人去想。据推测许多企业等着政府定调子，也是“理性选择”，因为政府定的才有钱下来，否则谁愿意冒险？

还是一个观点，现在我们搞新产业的能力还弱，仅仅等着自己的技术突破仍然是不够的。做得到首先就是要想得到，就是说产业的规划要有新思路，不能只是等着炒发达国家的冷饭，而是要有可能是革命性的变化（现在是“去革命”时代，大家好象都不愿提这个茬，当然在这里只是dramatic的意思罢了，不需要杀人放火的），否则，规划思想落后，方法陈旧，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真正让我们有可能“输在起跑线上”！

不知道那里发来一个2010年3月2日郎咸平南京讲话，提到2009年中国轮胎在美国遭遇工会的“特保”申诉，结果中国败诉这个案子。这个号称今天中国收报告费最高的人透露，[以下引用]“我们派出来的堂堂贸易谈判代表徐文英同志竟然不会讲英文。她在当时破口大骂美国国际贸易协会，咆哮公堂，说它是恶意中伤中国。徐文英说，你们美国敢制裁我们中国的轮胎，那我们中国就不出口便宜轮胎给你了，所以美国人就换不起轮胎了，如果美国人换不起轮胎，高速公路车祸就增加了。这就是我们贸易谈判代表的回答，你能想象吗？她讲完之后，全场是哄堂大笑”，“美国的市场份额下跌12个百分点所导致的4400人失业，那都是金融海啸的错，她讲了这句话之后全场愕然五秒钟[应用结束]（原来美国人说的是2004-08年的下跌，与金融风暴无关）。

郎咸平说的（包括网络上发布的）都难以证实，不过从一些公开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时代周报》）来看，虽然不少溢美之词，比如“徐文英一开口，掷地有声的发言便一扫场内沉闷压抑的气氛。……她身穿一套白色套装和几乎崭新的白色矮跟皮鞋，面对两米外正襟危坐的7名”考官”，显得不卑不亢”，但是这些媒体也指出“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徐文英在语言方面的困难开始暴露出来。……当听到有证人持工会立场，批评中国时，她就在手头的证人名单上这个人的名字前面打个叉，并生气地对坐在周围的中国同事说：这个人反对中国！”还有就是在结局出来以前她对谈判结果的判断是“事态正在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判断与事实不符。

郎的讲话在内地很受追捧，但是我对其中一些事实和表达方式也有怀疑，他有明显的经济目的，收报告费和卖书。但是这次他讲的大概离开事实不远。不过我觉得攻击她英文不行并非击中要害（说不定有些商业部背景的人在嘲笑她），我觉得主谈的素质主要不是英文好坏，即使懂点英文带个好翻译不丢脸，有时还可以多点喘息和商量的时间。她只不过是我们对外交往存在痼疾的又一个反映。

以往多少有点机会了解我们官方人员在对外交流中的表现。10多年前曾经带个图书馆团到澳大利亚，团里好几个都能说人家听得懂的英文（好不好不知道，当面说你好的常常不可信），结果有几个华人（包括台湾去的）都来私下告诉我他们感到这个团很为华人争气，以往来的中国内地官员完全不是这样。不过那是老黄历了，现在英文其实不是大问题，新的官员受到的教育都还不错，出过国都不少，而主要问题不在这里。而我们当年在澳大利亚除了说人家听得懂的话外，主要一是懂行，说行话，二是没有官腔，说人话。

在对外交往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的能力，前提是这些人要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还要有掌握尽可能全面信息的能力，要知道我们所谓的官方信息是按照“喉舌”的要求加工的，而且执行者常常干得过分，领导其实并不一定要他那样做。你要据此出去谈判是要出大洋相的。徐和许多官员一样，发言可以念大概经过领导审查的稿子，但是回答问题就扛不住了，报道说实际上大部分问题是请来的法律顾问（美国人）回答的。

在外面参加会议有时会遇到我们常说的敏感问题，据我所知道的局部（当然只能看到局部）现象，不少干部是躲猫猫的，理由堂而皇之：“外事无小事”，在没有办法请示的情况下只好“惹不起躲得起”，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有人真的“反华”（老实说并不多）你可以看到有点头衔的都悄悄溜掉了，只要那时你在现场，就会明白中国的软实力究竟几何了。最近情况有些变化，有些官员在外面理直气壮了，动不动就“不高兴”，但又不会讲或者讲不出能够说服大众（不去说少数真正的反华分子）的道理，实际上对中国形象没有多少益处。

原因是我们有些系统，从来就是不和别人平等交流的，从来没有经受过真正的讨论，不用说辩论了，对上讲的服从，对下讲的是指示，那有讨论的余地！听到不对路不舒服的话，对内就封口，对外就说你反华（就像那个徐代表，其实经济部门、经贸系统还是中国最开放的系统。加入WTO功劳大大的，尽管给人骂几句卖国贼）。这样环境培养出的人才，训斥国内小民还满胜任，到外面去就难说了。

我的标题之所以说是“倒霉的谈判者”，完全不是因为徐代表的表现最差，而是恰好给郎“大嘴”逮上了，别人出了什么洋相我们只是不知道，他们当然也不会说，公开报道则一律是大获全胜，不胜一定是外国阴谋。我最佩服的是80年代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不仅是其中的艰苦，那时我们手中没有什么牌谈到那样非常不容易；更是谈判者后来全盘托出其中的全景，我听过高卢麟在上海报告，当时的谈判代表们真是忍辱负重，其中的痛苦和无奈可以想像，后来的人只记得吴仪的拍桌子骂“强盗”，忘记了她更是一个官气较少、与众不同的官员，到年龄后“裸退”等更显是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比你大的官没有裸退，他不高兴怎么办？），顺便猜想，她石油学院毕业，英文估计也不见得流利到胜任艰苦的谈判，但是照样得到对手的尊重，只可惜现在官场里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收到CLERC Philippe一个邮件，说他正在忙着跟进最近刚刚召开的法国“国家产业战略会议”，法国总统萨科奇在昨天会议上做了关于法国新产业政策的讲话（在“两会”报道压倒一切的我国媒体上当然是见不到的，不知道大使馆有没有及时收集、报告，不仅要报告上级藏到保险箱里，这些信息还应该广泛传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战略推进的同时就包括了为创新服务的战略情报，Philippe正在为法国和欧洲创新管理标准组织（national and European Standard Organization on the mannagement of Innovation ）组织一个为创新服务的战略情报管理研讨会。邮件还有个附件，是他所在的法国工业联合会与摩洛哥合作的一个地区情报（L’Intelligence Territoriale）专刊，2008年12月出版的，法文看不明白，但是50多页的资料标题猜猜全是经济情报、战略情报和地区情报的内容，其中一篇有关于英国和中国经济情报活动的介绍，提到了湖南省竞争情报中心和我在2006年法国《回声报》访谈中的一些观点，看上去不像是与“中国经济间谍”或“中国威胁”有关（有关的话他也不会发给我）。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与法国当然是竞争对手，也有中国留学生被污为“经济间谍”的事例，正视这些事实一点也不妨碍两国开展在经济竞争情报方面的交流，不仅因为我们有许多相近的价值观，比如日本明明是情报大国，但老是躲猫猫，弄得别人难以信任，法国一点也不回避；而且这样反倒可以互相了解对方在干什么，避免误解，这并不妨碍双方肯定也都保有秘不宣人的东西。

周末补看了些前些天的报纸，发现《科学时报》2月26日A3版“学人笔谈”发表了中信所黄宁燕的文章“什么是情报”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2/229328.html。她的观点是反对用这个词的。她说“情报源于战争，源于竞争，源于为了取得优势地位，如果跟这些没有关系，则不适合用这个词”，一定意义上她这段话是对的，值得讨论是她对科技部收集国外科技信息行为的判断，认为“科技部制定本国战略决策需要大量的信息做支撑，总体上并不是为了遏制别人，而是为了通过充分地了解和正确地判断，更好地发展自己。从事科技工作的研究人员需要了解科技发展动态，但这也不是为了竞争和对抗，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像外交辞令，我不大相信，大概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人会相信，随便看看任何科技部的公开文件，“更好的研究”难道仅仅是“利他精神”，为了为人类知识宝库做贡献？

作者的观点可能代表一部分“主流”意见，其中主要的误区在于将竞争看作敌对，很可怕，现在我们不敢大声说国际经济技术竞争情报，其实竞争完全可以不肮脏，情报也决不必然龌龊。与此同时，国内有些媒体有些“专家”简直整天就是在忙着找人“较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多强大。还时不时耳闻一些很难堪的华人“商业间谍案”（国内好汉们从来不去批驳这些污蔑，也不关注受害者的命运），还装的像可爱的波斯猫，像吗？

其实情报这个词本身实在不重要，能换个大家都接受的不同于信息的新名称，非常好，早说过国内外试过不少。我自己也曾经提过替代品“知谋”（当然明知难以活下去），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国家说话算数的人，要紧的是这个功能不能马虎过去，无数事实表明，世界上无法容忍违法的是商业间谍行为（尽管永远存在，但上不了桌面，不管什么国家再不高兴也不敢宣称“老子就这样干！”），但是合法的、以公开信息为基础的竞争情报却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干，躲躲闪闪反而是最愚蠢的对策。

对好评如潮的“潜伏”之类间谍片盛行我可以理解，即要紧张有情节攒票房，又不想触犯诸多禁忌，这是这类片子一直拍到倒胃口的重要原因。我觉得应该注意这是有副作用的，一些人像是真的相信经济技术竞争可以靠神出鬼没的高级“地下工作者”来担当，天真一般可以原谅，但这是危害国家利益的天真。

回到“情报是什么”这个原始问题，最基本的概念最难解释，这是我在物理学课堂上学到并且记住的一点可怜的知识之一。因为大家都在日常工作中以自己的理解写这个词用这个词。所以最好听其自然，教育部的“情报学”，企业的“竞争情报”，娱乐界的“动漫情报”，高速公路上的“情报板”，还有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写这些近乎废话的文字（因为反复唠叨过多次了），关键是难以接受无视竞争存在的认识（不管是真是假），你可以自称信息，实际上科技情报界基本上已经“信息化”了，但不可以由此认定国家发展不需要有人搞不同于信息活动的正大光明的情报。而这是涉及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无法回避。

对于《科学时报》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好，它把一些看法公开亮出来，就可以讨论了，对经济技术情报事业的发展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