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经济观察报》2010年5月31日25版发表记者报道，IBM”智慧地球”是个阴谋？(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0/05/31/171315.shtml) 。看上去有点“标题党”，内容还比较客观。作者试图对这个“智慧地球阴谋论”做个平衡的描述，实际上隐约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其中比较有趣、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从“利益格局”作了个分析，提出了”如果将智慧地球的机会过多地留给国内，将可能使三部分人受益：科研院所、云计算相关公司和在搞物联网概念的企业”，恐怕点到了一个要害。

我在5月24日博文智慧地球问题的关键是创新和竞争里已经谈了自己的看法，对阴谋论我从不隐讳自己的态度，但是真还没有看穿其中的利益之争，中国许多高调的口号其实背后就是利益。比如我前几年就感觉一些人在说“自主创新”时恐怕在表达一些其他意思，现在来看原来就是这个在作怪，不过不是在为国家利益，而是自己所在集团的利益，比如他们的兴趣并不真在创新，而是面对“大蛋糕”时希望把外国公司档在门外，至于以后的蛋糕哪里来，他们是不大关心的。

要看懂中国的“政治”，可不能太天真了！

《新民晚报》5月28日A35版整版报道”卧室里的小乖狮” http://xmwb.news365.com.cn/xmhq/201005/t20100528_2720163.htm讲的故事尽管已经过去40多年了，读来仍然非常感人。动物也有灵性，你对它好它会报答。我不禁想起三年多前为我家一个小兔子写的悼文，当时我还没有开博，我女儿将其贴在自己的博客上。现在我把文章转载于此，让我们永远善待动物，善待我们所生存的环境。

————————–
今天，灰灰离开我们了

我们家的最新成员，灰灰，我们亲爱的小兔子，因病于2007年3月24日星期六下午五时离开了我们。我们全家永远失去了这个可爱的小精灵。

灰灰是我们在新家第一个（很可能是最后一个）宠物，2006年4月30日晚上，女儿将他带到了家里，他是那么小，有点可怜。我一向不赞成在家里养宠物，原因是小时候在万航渡路居住时我曾经养过一只小黄猫，我叫它”阿黄”，它非常乖，冬天晚上还会为我暖被子（热了以后它自己就会钻出去），每天我上学它会在天井的门口目送我，我回来它会热情地迎接我，但是不幸它误食了老鼠药，嘴巴发烂，最后只好把它丢了，我大哭一场，从此不再有养小动物的想法。

灰灰在我们家的第一晚是睡在女儿的房间里的，他好象不太习惯，后来我们在家里最好的朝南阳台给他当家，他很快就长大了。调皮的灰灰很爱吃，开始时最喜欢吃胡萝卜，后来又是喜欢吃新鲜的水果皮和以前没有吃过的新鲜蔬菜，我在报纸上看到人家养的兔子爱吃馒头，就买来试试，结果这竟然成为他的最爱。后来老妈常常为了他专门到菜场上买新鲜蔬菜，我们有时一起还去拣人家扔掉的新鲜菜皮[1]，灰灰就这样吃着睡着长得很快，没有几个月他长成了一个毛润体壮的大兔子，明显地看出来是个”小伙子”，虎头虎脑的，很神气，特别是他的眼睛，非常精神，可以说很漂亮。

那时的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溜进我们的房间里来，有次老妈不在家，他跨过了围拦，在我们几间房间里畅快地玩了一阵，虽然我们看不到”实况”，但是地上留下了”铁证”，家里所有的房间连同另外一个阳台都有他的大便（虽然只有几粒，有”到此一游”的意思），后来还发现厨房地上放的小西瓜给他啃掉了一小块，我们回家后他欢天喜地地重返自己的家里，以后就时时刻刻想再现这样的美梦。这个追求给他带来了沉重的代价，一次他企图跳过最高围拦[2]时，不慎被钩住摔倒，左后腿受伤。女儿心疼地抱着他到一家宠物医院，幸好医生发现没有骨折，过了一个多月这个脚奇迹般的痊愈了，而且他一下子长得很大了。

最难忘的是灰灰和我们的亲昵。为了外出旅游，我们有两次将他送到另外地方”暂住”，每次回来他都越发和我们亲热，他大概终于感觉到还是家里好！每天我回家他总是急着要我去看他，我刚去看，他会爬在档板上尽力和我靠拢好象想说些什么，我走进阳台（他的家）里轻轻叫他”灰灰”，他会站起来（前脚离地）和我亲，尽管老妈说他的嘴巴可能不干净，但是这样的亲热据说是其他兔子不多见的。每次老妈或是我走进阳台里，只要灰灰没有随地小便[3]，他就会饶着我们的脚团团转，表示出高兴的样子。而且他知道老妈和我的差别，老妈有时要责骂灰灰甚至拍拍他的屁股，所以他看到她有些害怕，但是他知道所有吃的都是老妈给的，因此也会讨好她，实际上老妈后来越来越喜欢灰灰了，小兔子也常常向她撒娇；而我是一向采取怀柔政策，他就对我特别好。每当有太阳的日子里看着他惬意地躺倒在地上的轻松而享受的样子，一定就会感觉到灰灰对我们这个家是满意的，特别是后来为他专门准备的那个新床，他不象对其他东西开始时还有些警惕，而是马上就喜欢上了。

大小便是件又气又好笑的事情。基本上灰灰知道应该拉在前面专门为他准备的盆子里，但是有时还是会撒在阳台的地上，后来在网络上看到”兔子的26种表情语言”，得知原来这是兔子的一个习性，是占领地盘的意思。好象有的时候他觉得我们对他好，他要报答我们，就会乖乖地拉在盆子里，而且后来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有趣的是，他有时拉小便在地上后，会学老妈的样子从高高的花盆架上用嘴把擦布拉下来，然后试图擦去地上的尿液。他高兴时有一个动作是扭动身子跳起来（也是26种表情语言之一），往往同时会撒出一些尿液来，因为这种情况一般是我站在他身边时，所以常常会把尿液溅到我的裤腿上，最可爱的是他会趴在我的裤腿上用前爪和舌头试图把尿液弄干净，当然结果是越来越脏！但是我一点也不怪他。

我最难忘的是他在患病时还有知觉时，尽管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最后两场小便还是完完全全拉在盆子里，以后他基本上已经走不动了，只能随便了，临终前两小时他排出了最后一点小便，是干干净净地走的。

大约一个月前，灰灰开始出现肠胃的问题，有时大便拉稀的，有时每天拉出许多大便，我们一边为他按摩肚子，一边控制他的食量，后来好象好了，现在看这已经是发病的情况了，暂时的好转使得我们放松了警惕，可能对后来造成严重的后果不无关系[4]。

十天前，灰灰开始不吃东西了，因为在此以前我们一直觉得他长得太大太胖了，所以想少吃点也没有什么，但是连着几天我们也着急了，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看病，上周六（17日）我们带他去了女儿带他去看腿病的那家宠物医院，被告知不能看兔子的内科疾病。现在我们非常后悔没有及时再想其他办法，但是那些天我的牙疼和腰饥老损同时发作，老妈也是身体不好，我们采取了一些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变通办法，例如猜想灰灰得的是口腔病，就给他喷射了西瓜霜和维生素B2，因为老妈用钳子从他的肛门口几次拉出了带脓的大便，所以我们还加了点消炎的灵可酶素[5]，为了给一直不吃的他加点营养，还喂了些蛋白粉，当时觉得，兔子很配合我们，以为这是有效的。后来才知道，这些办法是不科学的，消炎药直接喂进肚子会消灭兔子肠胃里的细菌，而这些细菌是他消化食物的主要工具，而蛋白粉在兔子肚子里会发酵，知识的缺乏确实是造成了耽误病情，丧失了及时治愈的可能性，我们将为此悔恨终身！

直到本周四，看到灰灰一直没有明显好转我在无奈之下才尝试拨打114查询到有个上海市畜牧兽医站办的”上海畜医宠物医院”，这次我们找对了地方，但是太晚了！周五上午老妈带奄奄一息的灰灰去了这家位于西郊公园附近的医院，不巧的是会看兔子病的医生不在，只好回来。周五晚上是灰灰在我们家的最后一个夜晚，看得出他非常难受，因为看病回来后发现他的一只眼睛好象瞎了，一直在艰难地呼吸，但是可怜的灰灰总是尽可能靠近我们，他虽然几乎走不动，我们将他放在泡末塑料的”大床”里，他最后还是跳到最靠近我们的大缸里度过了这痛苦的一夜。最近这几个晚上，我们想尽可能满足他的愿望，就打开落地窗让他进来，但是灰灰已经没有这个冲动了，我们让他躺在盆里和我们一起看电视，只是他可能并不欣赏，常常调过头来无助地望着我们。

今天周六早晨我们打电话确认医生在，在上午10点左右赶到医院，那位医生[6]是个经验丰富的医学博士，态度也很好，马上为灰灰吊了盐水，这个活别人可能是干不了，因为兔子的血管非常细，插针很难。灰灰趴在那里很乖，后来开始动了几下，明显是有了一点精神了，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他的呼吸非常困难。现在回想起来，医生当时大概就已经估计到难以抢救了，但是还是很尽力地医治，同时也提醒我们不一定成功。

在回来的车上，他挣扎着抬起头，因为呼吸太困难了，每次都发出费力的声音，我把他放在我的腿上，靠近窗的地方，这时远在美国女儿的问候电话正好来了……

灰灰的最后几小时是很痛苦的，他几次换地方休息，看上去总是不能舒服一些，粗鲁的呼吸声一直不停，有两次灰灰大概痛得受不了，一反几天来的常态，沿着阳台跑了两圈，还有一次他突然跑进了我们的卧室，转了一圈看看，又自己回去了。后来我们想他可能知道自己不行了，在和我们的家做最后的告别。午餐后我们睡了一觉，灰灰一直在靠近我们的缸边换位置躺着，我们觉得他可能难以熬过今天了，就又给医生打了电话，约好晚上六点半再到医院去抢救。此时灰灰仍然在费力地呼吸，五点不到，老妈突然发现灰灰身体不动了，叫我一起看，我用手放到他鼻子下已经没有了气息。我们将灰灰放在一个干净的大纸箱里，盖上了报纸，老妈不让我拍照，我觉得是有道理的，灰灰也不高兴我们记住他这时的样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灰灰侧身躺在纸盒里时是干净的、丰满的[7]，那个好眼睛朝上，象是在和我们告别，直到最后我们也无法将他的眼皮完全合上，总之，灰灰的最后形象是神气而有尊严的。在傍晚六点半我们将灰灰的遗体送到了宠物医院，让他进行火葬，我们让他庄重地走向另一个世界。

灰灰离开了我们，无论怎么后悔也无济于事，饱含泪水写下这文字当然是想把灰灰以及我们相互之间的爱都鲜活地记录下来（加上许多照片），但是因为爱得越深、痛苦愈烈，我也是想回忆那些开心的时刻，以尽力忘记这个离别的痛苦。我们仍然活着的要珍惜生命，珍惜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今后我们的生活里虽然没有了灰灰，但是我们会永远记得和他在一起的快乐日子，庆幸我们和一个小生命有过这样的亲情。

灰灰多日难以忍受的痛苦终于结束，可以去寻找他远在天边的爸爸妈妈了。我相信再过多少日子当我们一起在另一个世界相遇时，我们不仅会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其他亲友在一起，还会有”阿黄”、”灰灰”那样的好友相伴！

初稿于2007年3月24日22:00

个别文字修改于2010年5月29日

[1] 现在市场上这样的菜皮很多，清扫要化代价，因此别人巴不得你去拣，但是估计可能这也就是灰灰的病源所在

[2] 我们在落地窗之间做了块档板，开始时一块比较窄，灰灰长大后很轻松就跳过了，后来换了块大的矩形，先把它横放，后来也不够了，最后只好竖起来放，灰灰总是企图跳过来，有几次成功，但是自从脚受伤后就再也没有试着跳过。

[3] 他知道我们不喜欢，每当那样时他就会躲在角落里偷偷看着我们

[4] 灰灰的病因并不很清楚，医生估计是蔬菜表面的农药没有弄干净而中毒了

[5] 这也是前面那家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建议的

[6] 龚国华，电话62680095

[7] 不知道什么道理虽然几天不吃东西我们摸灰灰是很瘦了，但是他的遗体我看上去还比较丰满

根据合作协议，5月份湖南竞争情报中心派团去法国开展了交流活动。湖南科技厅网站上有报道http://www.hnst.gov.cn/kjdt/kjkx/201005/t20100526_176104.htm。但基本是官方新闻的式样，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实际上我最先看到是在一个法国的竞争情报网站上：http://s244543015.onlinehome.fr/ciworldwide/，那里的信息详细得多。这个网站是法国前政府经济情报高级负责人Alain Juillet主办，是法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竞争情报网站，因为其首页内容是英文的，在法国这是不容易的（有人以法国为例说明民族主义的正当性，“看人家老外也这样！”，法国确实在许多场合强调法语文化，但有时做过了头，比如曾经规定公务员参加国际会议必须用法文报告，实际上在科技和商业世界里那样是自找没趣，现在也逐渐放松了，比如其最好的商学院都用英文了）。

那个网站里有个栏目是“竞争情报重要图书和文章”，其中有比利时一本杂志The “Cahiers de la documentation / Bladen voor documentatie”，包含150多篇文章的全文，不过恐怕都是法文的；还有一个“竞争情报重要文章全文”，大部法文但也有英文，不过收集面不广，比如Henri Dou的文章好像占了一大块，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金周英也有两篇英文文章收入，估计去那里访问交流过。无论如何这样全文提供总是值得欢迎的。

回过来说网站上对中法竞争情报合作的报道，那里这次中法交流活动的信息比较完整，可以下载会议议程和十几篇交流文章的ppt或文章全文，内容相当不错，特别是法方似乎非常认真，除Henri Dou外，还有不少企业来报告。只是版主的报告没有文本或ppt版本，仅有youtube，这就麻烦了；更遗憾的是虽然这次中方应该也有肖所长等的报告，但是网站上仅一篇来自中方，是东方锐眼郑刚的报告“竞争情报与企业风险的规避”。

英国每日电讯报5月19日有篇发自莫斯科的报道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russia/7741191/Vladimir-Putin-laments-Soviet-Union-ignoring-his-spy-intelligence.html，《环球时报》全文翻译过来：“普京感叹特工时期所窃西方技术情报未被采用http://news.sina.com.cn/w/2010-05-20/111420311575.shtml”，说的是普京在俄罗斯科学院一个会议上透露当年他作为克格勃在东德工作，搞到（报道用的是”acquiring”）技术诀窍，结果没有被苏联科技人员用上而弥补技术差距，因此感到挺沮丧。

其中情报没有被决策用上是“情报失察”中最常见的一种，本来没有什么，而西方媒体的看点则在于普京正式承认克格勃收集技术情报，而以往虽然这几乎是公开秘密，但鲜有领导人出来认账的。当前西方有种对自己地位下落的恐慌症，其中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怀疑别人的一切好东西都是偷他的。他们对此新闻肯定有会有所联想。那么我们转载过来又是为什么？

别人怎么想我不清楚，我看了后第一感觉就是标题“创新能力买不来，也偷不来”，前半句似乎很眼熟，但是我改了，不说“核心技术”，而说“创新能力”，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一定买不来（问题是什么时间、什么代价），而“创新能力”则真的买不来，后者保证你有持续产生技术运用技术产生价值的力量。文革后期我玩过相机，老手告诉我，苏联出的卓尔基相机其实是德国的技术，二战结束苏军把整个工厂拆走搬到自己家里（和在我们东北一样，差别在于对德国它是抵充赔款的，因此合法），还带走了技术人员；而早期型号质量很好，因为基本是德国的半成品，而后来苏联自己国产化的，就相差一大截，所以不能买。类似例子不知道有多少。

后半句怎么理解？当然不会有什么人公开号召去“偷技术”，但是有些高论本质上却是差不多的。比如铁矿进口搞得一团糟，就归咎为被人偷走了要紧的秘密，再比如有些决策者对情报工作不以为然，原因就在于他们觉得“你们又搞不来技术，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两种情况一样本质，都以为创新能力、竞争能力是可以走捷径弄到手的。

这个报道中有个细节值得说说，《环球时报》中一句直接引用普京的话是这样的：”我们真的很努力在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新情报，但它们却丝毫没有用处。我们曾不断询问：’它在哪？它们会在我国经济的哪一领域发挥作用？’没有。它们根本没有起到一点儿作用“。而其中下划线的一句原文是It was not possible to harness it，准确的翻译也许应该是“不可能去把握它们”，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那就证明了其实普京也看穿了这样的方式去“获取”技术来提升苏联技术水平并不可行。你在装一部机器正好缺个螺丝，派克格勃去“获取”了个正巧可用的过来，仅仅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有用，但是它无法提升自己的整体技术能力。正如鲁迅所言，捣鬼“有效、有术，但是有限”。

建设创新国家还是要自己一步步来艰难前行，没有什么捷径。

上篇MIC如何参与产业远景规划一位跟帖作者比我快一步，提到了《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05月24日A13版的报道“工信部研究机构重估IBM智慧地球战略安全性http://tech.sina.com.cn/it/2010-05-24/09144223691.shtml”。

我看到后确实也想说几句，首先我没有如那位所说预料到这个反映，因为远离决策中枢，孤陋寡闻，基本上靠“主流媒体”和墙内网络获得信息；其次，很高兴终于表现出了一些批判精神，不是人云亦云，对那个突然大红大紫起来的物联网在砸下巨额中国人的血汗钱以前是该有人好好做点战略分析了；然而最后要说的是，对这篇文章的侧重点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任何信息技术都同时伴有信息安全问题，智慧地球当然不例外，但是我觉得我们对智慧地球需要警惕的主要还是产业战略的竞争，需要长期关注的还是创新能力的培育，信息安全乃至经济安全应该是关注点之一，而不该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

一个强国的竞争力最终要靠创新，我关注智慧地球问题，首先就是觉得它是创新的产业规划，而这是我们当前最需要，也是最缺乏的；其次是我们的官员和专家糊里糊涂将它当做国际新技术导向，大家一窝蜂跟进，确实少了竞争观念，在产业链竞争中肯定要吃亏。这两个问题在《第一财经日报》文章里都没有提到。那里关注的重点是所谓经济安全，这是个很时尚很抓眼球的话题，极易引起共鸣，所以我们不乏靠这个话题成为名人的专家，我当然就决不会去凑热闹，这并不意味这个问题不重要。顺便提一下，《第一财经日报》文章里对于那个提出智慧地球的圆桌会议的时间2009年1月28日是对的，而我在《科学时报》上写的2008年11月有误。

说起信息安全，我不禁想起一个现象，我曾经被邀参加一些信息化项目评审（因为对硬件和系统都不熟悉，现在都谢绝了），在那些会议上我发现如果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就一定有人提出信息安全问题，百试百灵。因为这永远不会错，谁敢说你的系统没有安全问题！

大陆这里正在做十二五规划，其中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聚焦点，我感觉到许多人未必看到我们现在做规划的思路和方法都很陈旧，而这个问题可能使我们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上“输在起跑线”上。不能不承认台湾在80年代经济起飞，就那里的条件和情况来说，20多年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还是很有特色的，目前在大陆的台湾电子信息企业都是出口大户，比如这几天媒体的“话题大王”富士康，就是郭台铭的鸿海精密机械在大陆的企业，从2美元一个的芯片支架做起成为产业链里面的老大，在内地雇佣几十万人，所以地方政府不敢拿它怎么样。

在MIC的宗旨里明确提到为台湾的信息技术产业规划服务“政府智库的角色”，特别是在1980年代。比如《资讯梦工场》一书里提到对台湾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影响最重要的台湾资讯（信息技术）产业部门发展计划，就是MIC 做的。规划横跨二十年（从1980 至1989 年，以及1990 至2000 年两大阶段）、评估台湾资讯产业现况，勾勒未来发展目标，进而拟定执行推动的计划。

但是他们究竟怎样做的很难找到具体细节。台湾《远见杂志电子报》 2006-11-8报道当时他们做的“有史以来最贵”一份研究报告，披露出来一些细节。以下根据该报道摘编。

2005年底开始台湾当局委托两家主要的产业政策研究机构和资策会共同完成一个历时3年，费用6000万新台币的“2015愿景台湾计划”。据报道原来“这个计划的重要灵魂人物之一”就是工研院杜紫宸，而他曾经做过MIC的主任，于是主动找到那时的MIC主任（现产业情报研究所所长）詹文南，两家智库合作，课题覆盖各个产业领域，而为首的恰恰都有信息技术产业情报背景，足见MIC在产业规划中的影响力。近20名成员的背景却是覆盖理工法文商各个专业。

2005年台湾的产业面临转型的挑战，当时发现做10年规划的主要问题就传统的“从过去看未来”，找来一些个专家议论议论，开几次会就把目标订出来，但是那样无法充分体现外部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未能表达出未来的需求趋势和上下游产业。所以这次最大特色就是打破参考少数精英意见为主的形成模式，改以广泛意见领袖为参考依据。规划小组发现日本等国家在做类似规划时听取意见人数达到三、四千人（Collective Intelligence!），而本次台湾的规划最后访问了2000多人，既有精英也有意见领袖，同时多次出国，例如规划小组成员、MIC前瞻研究组的陈文棠在一年里日本就跑了4、5次，美国当然也免不了，而与此同时，也没有忽略了欧洲和东南亚国家。案头工作当然从时间上来说更加分量重，最后连春节里每个成员也要求带一堆资料回家。节后要求交出各自撰写的报告。

不过在方法上也只是提到了德尔菲法，并没有其他。

写完上一篇后就发现漏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MIC的产业情报分析师都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

前面提到MIC鼓励分析师们到社会上和媒体上亮相，只要检索一下MIC、市场情报中心或产业情报研究所，出来最多（毛估估约80%）的新闻是引用其分析师在会议上的讲话报告、或是写的文章。《资讯梦工场》书中这样描写：“ 在媒体曝光上，MIC 总是比资策会其他部门耀眼；成员西装笔挺，洋溢自信；历任的主任都是能言善道的名嘴，讲起资讯产业趋势与未来发展策略，条理分明、鞭辟入里”。

这固然与这些人，特别是最早一批大多出身MBA（他们叫企管硕士，大陆叫工商管理硕士）有关，能说会道是这种学位训练的主要内容。但也因为资策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出的一个洋相有关。当时这个部门被邀请到“行政院”科技顾问委员会做简报，结果被其中一位来自IBM的顾问当场批评为没有章法，建议他们好好训练。据说这也是促使MIC成立的原因之一。而MIC确实也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表达，跟着美国咨询公司ADL做的两年中这也是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在ADL总部训练时就学会了每次简报必须想好需要表达出来的最重要的5点，因为听简报的人时间和耐心都有限，不这样就难让受众掌握核心内容。

据台湾电子产业著名大佬施振荣说，资策会的”MIC 提高资讯产业者的视野与专业分析，这个机构比很多国家都进步”，这或许不是大话，就我看到的其他国家地区真还没有一个机构对一个行业的发展发挥这样大的作用。这里面当然主要是人在起作用，这些产业分析师究竟是怎样一批人？

先从MIC创办的故事说起，原来1979年台湾为了发展本地信息产业，高价请来著名斯坦福国际研究所(SRI)做1980-89年台湾信息产业规划咨询，谁知对方欺台湾人不懂咨询行业规矩，签合同时粗心了，竟然只提供口头报告，要书面报告还需加钱，气得资策会一个负责人当场用英语大骂外籍顾问，也因此下了决心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1984年“经济部长”赵耀东决定搞市场情报中心，一方面仍然找外国咨询公司合作，最后选定ADL，但同时着力培养一批二十多个三十岁左右、出身台大、政大或是国外企管硕士的专业人才，例如领头的程嘉君（统计学理学士和MBA）当年30出头（今年56，我2008年见到他还很年轻），后来担任MIC第一任主任。要求他们跟着ADL学，他们每人参加一到三个专案（课题），每两个月飞到ADL美国总部去汇报，还化几个月时间跑100多个企业做“田野调查”（顺便说说，实地调查和访谈是情报工作最最重要的实战技能，而在我们各个“情报培训班”里却经常被忽视，原因可能是大陆这里缺乏有经验的师资），这个合作代价不菲，但是训练出了一支队伍，后来MIC好几任主任都出自这个班底。

建立起队伍以后除了投入产业分析实务外（前个博文台湾MIC升格为“产业情报研究所”提到，起效率相当高），还有一条经验值得注意，就是经常要求分析师们到社会上亮相，包括在会议上演讲和发表文章等，当时“政府官员”会见外国贵宾介绍信息产业时经常就请MIC的年轻分析师担纲，其中除了扩大影响力的考虑外，还有是防止人才流失。MIC分析师最多时大概有100多位（目前已经减少了，台湾MIC升格为“产业情报研究所”里提到目前有分析师专业证书的才40来人），据认为合格的分析师必须在资策会训练半年，然后再加三年实际工作经验方得养成，但是实际情况是往往一到两年经验，企业就会来挖角，而扩大分析师社会知名度也是弥补薪水不足与企业相比情况下的一个有效举措，有人认为“在MIC 工作，因为经常撰写报告以及公开演讲，最能快速累积产业知识与知名度，如果薪水无法留住人才，就要用学习的空间与成就感说服同仁”。但是也鼓励有一些年资的分析师们到企业工作，将其看做的为企业服务的成果之一。因为“产业分析师要有七年的分析经验，到产业界才有更高附加价值”，所以它背后的理念是“不是不放你走，而是让你在这里学得更多，名气更大再走”。

与此相似的是人才的“旋转门”，以往常常听说美国的智库有政府官员和咨询顾问轮换做的机制，在MIC虽然分析师也有与资策会官员“旋转”的例子，但是主要是和企业在玩旋转游戏，我在网络上查查一些比较著名分析师的简历，基本上都有企业经验。

除了最早出自“黄埔军校”那批外，现在的新人其实与一般咨询企业也差不多，前次已经说了目前队伍的学历情况，下表是我在104招聘网上查到的MIC2010年5月14日发出的招聘岗位。 

 *本文有些资料来自洪震宇著，台湾天下杂志出版的《资讯梦工场，资策会：数位台湾推手》（2004）一书

台湾资策会的产业情报研究所(MIC)有个令我特别感兴趣的功能，就是产业情报的培训。很早就注意到“市场情报中心”时期的培训内容非常实用，现在成为产业情报研究所了，里面设立了一个“产业顾问学院http://mic.iii.org.tw/institute/（无须翻墙）”，培训已经成为一个立体的系统。看看其中的具体内容，对比我们这里的类似培训，应该是很有启发的。简要整理如下：

一、对象。分公开课程、企业内训和产业智慧讲堂三种。公开课程公布课程、目标、效益和收费资料，公开招生；企业内训提供一些模板，可能是要和具体企业协商的；讲堂的内容主要是产业趋势和标杆企业的策略分析

二、公开课程主要分为三个等级：基础课程、进阶学程和高级学程。我发现其基础课程更加“情报”，而越向上就与越接近企业管理，例如在进阶学程中有关于商业模式的课程（庆幸自己对商业模式的研究没有离开情报太远）、市场机会和策略机会分析，高阶学程则有“新事业发展与投资评估”

三，基础课程内容。其基础课程主要分为分析方法和具体产业透视两类。前者如今年5月14日开班的情报判读与决策分析研习班、4月24日开班的第31期产业分析技能养成班、将在6月5日开班的第33期高科技产业分析实务应用班（另有产业分析师认证）；后者有具体的产业为对象，如6月23日开办的“平板显示器大未来”，7月1日开学的“新世代通讯产业趋势研习班”。有趣的是7月7-8日将开一个产业情报与图书馆应用服务研习班，内容是图书馆员如何做到产业分析。

四，收费不便宜，但有补贴。平均差不多1小时1000左右的新台币（约200人民币）。例如一个最成熟的“高科技产业分析实务班”为例，15天共90小时的课程，收费80000新台币（1.6万人民币）。而且“经济部工业局”可以补贴24000NT$，早报名的培训费还有其他优惠。

五、特点。毫无疑问主要的优势是MIC的长期实践和分析师的丰富经验。此外其培训需求也比较成熟，两者结合就形成一个稳定的市场，其中如那个高科技产业分析实务应用班已经办到33期，据介绍自2000年以来已经培训1000多人，考虑台湾的人口，可见这个市场非常成熟。

六，详细课程举例。以第33期高科技产业分析实务应用班为例：

1，资通讯产业趋势洞察12小时，包括（以下各1.5小时）信息电子产业的下一波、信息产业发展趋势、信息软件产业发展趋势、行动通讯产业发展趋势、网络通讯产业发展趋势、半导体产业发展趋势、显示器产业发展趋势、多媒体消费性电子发展趋势　      

2，资通讯产业(ICT)技术前瞻9小时，包括（以下各3小时）资通讯产业新兴技术趋势、 显示器前瞻技术趋势、新世代网络应用发展趋势

3，标竿企业典范剖绘9 小时， 包括（以下各1.5小时）透视PC大厂策略、透视电信大厂策略、透视IBM策略、透视Samsung策略、透视Sony 策略、透视Matsushita 策略

4，研究方法与要领解构42 小时，（以下各3小时）产业分析方法总论、初、次级资料搜集要领、总体经济环境发展分析、心智图法原理与应用、市场规模统计与量测方法，（以下各6小时） 产业分析逻辑思考、批判性思考与分析方法、情报判读与解析、产业分析模型探讨、（以下3小时）产业技术前瞻分析方法

5，专业呈现与表达技巧6 小时，（以下各3小时）研究报告撰写要领、专业简报技巧　

6，产业分析个案实作12 小时

今天晚上看《天下杂志》（电子版）446期关于郭台铭讲鸿海称霸10年秘诀的一片文章，突然看到一个新名字：台湾的“产业情报研究所（MIC）”所长詹文男，先猜想是不是记者笔误，因为简称MIC应该是成立于1987年的“市场情报中心”，后来查了一下（遗憾的是连查这样的资料都要翻墙！），发现这个机构果然升格了。

我可能是大陆上最早跟踪这个台湾与我们科技情报所非常相似的机构的，当时叫“市场情报中心（Market Intelligence Center, 简称MIC）”。它虽然1987年成立，我在台湾的《资讯与电脑》杂志1986年8月号上读到消息，立刻开始做卡片，收集一切有关信息。后来在英国学习期间遇见台湾大学管理学系的副教授江炯聪，说起这个机构，他给了我一份MIC组长黄勇钦分析台韩监视器产业竞争的PPT打印稿，回来解读了其中的分析思路，1991年11月写了篇比较完整的介绍文章。我知道我国科技情报改名中有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有“海外华人”对当时国家科委领导批评我们还用台湾特务机关（“情治机关”）的“情报”名字，所以看到这个机构公开使用情报和Intelligence，就觉得应该想让内地有关方面知道，在“改名”开始后也确实做了点事情，只可惜人微言轻，差不多是螳臂当车。不过就此一直关注这个海峡对岸的同行，也利用一切机会与他们交流，例如曾经邀请詹文男为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报告，后来还在上海遇见其首任主任程嘉君。顺便提提，最近因为假造数据而臭名远扬的赛迪就曾经以MIC为榜样，据我资料卡片记载，台湾媒体上有报道说赛迪参加多次要求与MIC合作，但是交往几次后他们那里不大感兴趣了，原因是赛迪只想学几手，也不愿拿什么东西出来，这当然情有可原。然而毕竟大陆的市场大得多，赛迪在这里发展很快，成为首个在香港上市的咨询公司。

查了些资料，这次的新动向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台湾资讯产业策进会（资策会）于2008年12月下旬召开董事会时，通过将资讯市场情报中心（MIC）升格为“产业情报研究所”及新设新兴智慧技术研究所两个议案。产业情报研究所英文名为Market Intelligence & Consulting Institute，但是简称未变。仍为MIC。其官方网页（需翻墙）http://www.iii.org.tw/about/1_7_5_1.asp 有定位、组织构架、功能和服务内容等详细资料，此不赘述。其中特别还提到研究方法，可能有人感兴趣。原文写英文，我也照搬在这里：

还值得在此一说的是其人员结构，其中本科（27%）和硕士（67%）占居绝大多数，与我们这里很像。持“产业分析”专业证书的有42名，1人为资深产业顾问，8人为产业顾问，其余33人为分析师，决无人才浪费。而工作效率可能相当高，其中网站公布的2010年5月4日到11日一周内发布的报告就有25篇（说“工作效率可能相当高”是因为不清楚其中有没有外包的），如果全是自己做，则生产一篇报告平均花费14人/天。

5月7日晚上到北京，8日开了一天会，遇到张世平、陈峰等一些老朋友。但是比较期待的是会见了竞争情报界的大腕富尔德（Leonard Fuld），就是前天博文中提到的那位, 混迹这个行业20年，多数大老我见过，当然有的也只是见过而已，比如以色列的Ben Gilad，只是在SCIP的大会上听到过他的报告。我看过富尔德1985年写的一本书Competitor Intelligence: How to Get It, How to Use It，但是一直无缘当面请教。除了中国外，竞争情报这个行业的大多数著名人士都是单干户，在美国就业统计分类中大概属于”self-employed”，富尔德也一样，有一家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听说他最近在开拓中国的市场，与大连一家公司有合作关系。此次来华就是大连这家公司帮助安排的。 

富尔德在7日那天讲了几乎一天，本来也想来听一听，因为腰疼了好几天，一直在做理疗，所以不敢早去。错过了他的演讲，原来以为7日晚上可以见到，谁知富尔德从7日下午5点开始有个24小时的”节目”，在这段时间里有许多禁忌，比如他不可以接触电器，所以不能坐电梯，无法使用通讯工具，总之我们也见不着他。后来我去网络上查了，知道他是在过”安息日（sabbath）”（后来得到他本人确认），每周一次，真是不容易。以往遇见的犹太人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些，估计对信仰各人的虔诚程度也都不一样的。

 与大连来的陪同联络以后，在8日5点以后终于约好晚上8点会见。张开车带我到了四环东北角一家旅馆，名字叫北京上东盛贸饭店，听上去像骡马店，其实是五星的（Traders Upper East Hotel），属于香格里拉集团，多住的老外。

 富尔德个子高高，50多岁样子，人很谦和，与我看他的书时想像的不符（竞争情报给人的感觉总是有些Aggressive）。据说和富尔德一起用餐是个麻烦事情，张世平说前几顿基本是素菜豆腐，严格的犹太教徒可以吃肉，但是他们吃的肉食必须是阿訇宰杀的，烹饪方式也有讲究，今天终于说服他吃鱼，他只吃烟熏三文鱼，为此找了家意大利餐厅，我们其他人只能以Spaghetti（意大利肉酱面）对付了。

 交谈中富尔德说他也出席了1995年在Phoenix召开的SCIP10届年会，但记不得是不是在会上见过他。不过从他直到现在才首次来华这个事实来看，当时他大概不会对中国有什么兴趣，所以很可能没有见过。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惊讶地发现，他现在到中国来发展还是和Denis Simon合作的。Denis是中国通，专门研究中国科技政策，1988年他写了本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Shanghai Electronics Industry（记得在此书中提到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和它在上海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在上海由老市长汪道涵主持召开了个座谈会，我第一次见到此人，我2006年到纽约参加中国产业创新大会，美方主要人员就是他，在那个会议上我们情报所硕士毕业的曹聪就是他的得力助手，不过我去是中国科技部有关机构的邀请，与他们没有关系。当时他在纽约州立大学Levin学院执行院长，目前已经到Penn State当新成立的国际关系学院任院长。其实我知道Denis有很长时间一直在亚洲，包括中国和日本，在美国学术圈可能混的不甚得法，而他在高龄时似乎活力再现，恐怕与他的中国知识今天在美国很吃香有关。

 我告诉富尔德在博客中写到了他带一帮MBA学生做的War Gaming项目，他说正在打算到中国来做同样的培训，他问我中国企业会怎样认识这个方法，我也实话实说，恐怕难说，我说中国大多数企业可能还没有到可以受用真正的战略分析的程度。实际我觉得我们不少企业也做战略规划，但是基本上原来计划总结那一套，我们企业面临的战略环境变化，与教科书上西方的会有很大的不同，本来这不是问题，只要把决策的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一下，方法还是可用，但是问题恰恰是这些”中国特色”经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而且其影响远大于其他因素。在他们的战略方程中把这些中国特色显性化可能要冒”政治不正确”的风险。

 当然在经验丰富的导师指导下学习这些方法肯定还是有用的，中国的企业总要走上这条道路，我不相信这些只会看政府官员脸色、亏损了靠后台撑的国有公司会有真正的竞争力。

在飞机上看今天的《解放日报》2010年5月7日9版，有个赵启正一本书《在同一世界》的连载，本节有小标题就是“不可随便说Sorry（这里可以看到这段文字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1180/123210/7299121.html）”，对此我非常赞同。我自己就有过一个经历证明这个道理。

1989-90年我在Sussex大学进修期间开始曾住在一个民居，主人是个单身男演员，平时不在家，就我一个，很舒服，房费也不贵。我是通过免费报纸上的广告逐个打电话过去找到的，学校的导师知道后很惊讶，夸我本事大，因为学生在附近找房子一直是难题，而且那里是旅游区，价格都贵，原因其实很平常，主人说喜欢中国人住，因为安静，而老外在这个没人的大房子里一定会搞Party。但是我没有住满，后来学校有宿舍空了，就搬到学校里住了，原因之一就是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事故。

记得一个阴天，我骑自行车从学校回来，在下坡急转弯时不期而遇一辆汽车，街道很狭窄，我的车把与汽车车身相擦，在车身上划了一道痕迹。我当时也摔下了车，在车主下来后即和她打招呼，说了声“I am sorry”, 而对方第一句是问我“Are you insured?你保险了吗”，这一问答就埋下了个问题。双方都知道没人受伤，互相交换的联系方式就离开了。

几天之后，一封律师信发到我的住所，对方律师说他们到车行去评估了，修理材料费324英镑（这个数字我今天都记得很清楚，相当我当时年工资的几倍），还不算人工，要我付给他的当事人。我吓了一大跳，平时太老实了（倒霉的是这个脾气终身难改），想想只好出大血了。还好此时正有位在剑桥大学工作的好朋友打来电话，听说了此事之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决不要去付！找律师去与他们理论。

根据他的指点，我找到学校为学生服务的法律事务顾问部门，他们教我去找Legal Aid，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为穷人服务的法律援助机构，我那时是头回听说，查到了离开我住所近的那家，收入在一定数额以下的，他们可以免费服务。他们为我写了封律师信，很有把握地说只要当时他们没有叫来警察做笔录证明是我全责，就绝对不会要我全赔，我有点放心。谁知几天后我的律师（哈哈我也有律师了）打来电话，说他们指你当场就认错了，因为你说了”I am sorry”，昏倒！我采取拖延战术，说写个当时情况书面材料发给他们。

与那位同学兼朋友又通了电话，商量后我想出了个解套的办法。在给我律师的信里我承认是说过（硬不承认并非好主意），但是我解释，在中国，“这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一个不幸事件的自然反映，我说的Sorry，是对这个对双方都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而并非是我承认我的过错”。看上去还蛮有道理，其实事情真的难说谁的责任，事故发生在转弯角，他们车有损失而我的身体遭遇很大危险，所以确实不能太书生气了说赔就赔。我方律师再发信后我就没有再收到对方律师的骚扰，总算了结了。但是我知道他们住得不远，实在不愿意再见到了，所以就有了搬家的念头。

这当然是个教训，想想也是我们受到的教育历来是培养“驯服工具”的，几乎没有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那当然是文革前，现在则是教你嘴上说大话假话，底下一切赤裸裸为私利），这个事件给我不仅是教训，例如“不可随便说Sorry”，还让我初次尝试法律服务，后来在工作中经常与老外打交道也多了些底气。

自从Frost & Sullivan Institute接手以后，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SCIP）网站和电子刊物上的内容比以往看来是扎实多了，经常可以看有意思的文章，这里仅仅列出几篇，主要目的是从这些文章和消息里可以看出美国的竞争情报是如何做的。

SCIP网站的新闻栏目里目前的第一条就是发表于4月30日”新闻里的竞争情报：苹果http://blog.jthawes.com/2010/04/30/competitive-intelligence-in-the-news-apple/“，文章作者以《纽约时报》一篇关于苹果公司买下一个高速芯片公司的新闻报道（http://www.nytimes.com/2010/04/28/technology/28apple.html）为素材，分析了其背后的意义和折射出该公司的战略。

实际上该作者在5月3日又写了一篇”新闻里的竞争情报：HP（http://blog.jthawes.com/2010/05/03/competitive-intelligence-in-the-news-hp/#more-865）”。

解读公开信息中的情报内容是竞争情报的核心工作，虽然经常无法量化，也没有什么理论模型可以支撑，但是很可能是属于情报人员最日常的工作。仔细看看他们是这么做的会有启发，但是老实说我怀疑我们的大部分企业根本还没有到需要这样情报的程度。

有一条消息：http://www.boston.com/business/technology/innoeco/2010/04/war-gaming_the_evolution_of_ch.html，讲美国竞争情报大师Leonard Fuld最近带了一些名校（Northwestern, MIT, Wharton, and Yale等）商学院35名研究生做了个关于中国智能电网的战争模拟（War Game），这些MBA研究生分组扮演四家跨国公司（Cisco, GE, IBM, and Siemens），不过不必担心他们会策划“反华阴谋”，他们其实是把中国发展智能电网（据说10年内会投入1000亿美元）看作一个极大的商机，他们相信在这个大单中获益的大部分还是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模拟的目的是通过博弈看看跨国公司如何来分享这个超大的馅饼。Leonard 是一家竞争情报咨询公司的老板，为这次运作也化花费了不少：参加这个战争游戏的每位学生都拿到了100页厚的资料，获胜的组可以得到5000美元奖金，其中的模拟方案都将在Leonard Fuld的博客上发表。他的公司做了大广告，而学生们也得到很好的近乎实战的机会，这些MBA学生也不是玩玩而已，他们三分之一在中国工作过，大多数希望在毕业后进入能源行业工作。

我不知道中国学竞争情报的研究生们什么时候也有机会做做这样的模拟游戏。

顺便做个广告，这位Leonard Fuld先生将在5月7日在北京科技情报学会企业信息专业委员会等主办的“2010中国竞争情报国际高峰论坛”上报告。

已经说过不打算再来谈铁矿石进口的事情了，不料看到一条《新快报》（不知道哪里出版的）4月29日文章http://ccnews.people.com.cn/GB/11486874.html，又被5000亿这个巨额损失雷中，这个数字不像间谍偷去了7000亿那样扑朔迷离，它是指今年可能进口的6.3亿吨，乘上今年市场价格与去年长期协议价格（最早的，后来已经不对了）之差（120美元），应该很清楚。

为什么忍不住想说几句？因为当年慷慨激昂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英雄好汉们现在都不出来说话了。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一个事关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想当年毛泽东说的一个粮食一个钢铁……，北京的书记就是这个行业出身，上海市也先后有好几位副市长来自钢铁企业），在远没有偃旗息鼓的保增长效应中有着良好下游市场前景，结果被搞成这样。先不要责怪铁矿石外国企业的贪婪（我认为它们的确过分贪婪了，后面会回到这个话题），只要想一想我们的房产市场，请买不起房的可怜小民试试去跪求那些身为“共和国长子”的国有房企（不谈那些早被公认为唯利是图的私企外企），看看在有别人买的情况下他们会不会打个折卖给你？！

只讲政治的评论家们看看没什么油水可以扬长而去，但是从事为企业咨询包括情报服务的任何机构任何人，就不能袖手旁观了。看过许多空谈什么“企业竞争情报系统”，但几乎不着边际的文章，今天难得有这样一个行业案例，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竞争细节几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例如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漠视，特别是宏观市场复苏的察觉迟钝、由于垄断进口倒卖资源获取不义之财容易得多（外国叫Easy money）造成的畸形市场、一个不官不民、高管们拿着钢企少则数万多则几十万“独立董事津贴”的所谓“行业协会”、一场事先被大肆张扬、肩负沉重“民族大义”的商务谈判，至于在扭曲的市场下国内小企业作为讨好行贿而向销售方提供的商业秘密，那当然是火上加油。钢铁行业如此重要，但又没有大部委在上面“罩着”（其他有些行业我看也不见得比它干净多少，只是吃了亏大家不知道罢了），对于第三方服务机构，包括真想做学问的学术机构来说，真是了解市场竞争真相千载难逢的机遇。

面对这一切我越发感到以前教科书（实际多半是外国教科书）上搬过来的竞争情报套路，实在是黔驴技穷了，我曾经提过集体情报（或合作情报），但看看也有距离。不过这同样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竞争情报提供了机会，甚至行业以外的研究部门也有机会，因为像这样被人家捏住命门的行业，应该考虑重大调整了，（美国最后一家钢铁企业在几年前就关门了，当然中国如何调整，只有从我们自己的情况出发），而这个在中国的情况下是无法让市场来自然完成的，希望看到主动调整，但这很难，行业和地方的利益集团当然不愿意“被调整”，所以外部研究力量倒有空间可以做点可行性研究。所谓动用“国家战略”来干预有机会应当考虑，但是不要太多指望（说白了就是希望牺牲其他行业、甚至外交国防的一部分利益来为钢铁行业争利，难道天下有免费午餐吗？），更加现实的是研究一下未来市场，市场价难道一定对供应商有利吗？我看不一定，三大矿商这次是有点疯狂了，我甚至怀疑它们敏锐的情报嗅觉已经闻到了盛久必衰的味道，拼命想捞一把。中国一些民航公司之所以曾经猛抄石油价格高涨的期货而屡遭失败，就是不愿意相信市场的复杂，它的一种自调节功能，而死盯着资源紧缺的“硬道理”。所以在打算实践“倾国之力”购买外国资源的宏图以前先好好做点分析研究，而且我预计三大铁矿巨头如果一味捞现钞罔顾未来，他们也必然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中国疯狂的房产如果不收敛未来也必然是这样。

我这里的拍脑袋出的主意当然不是科学决策依据，至多是“大胆假设”而已，但是铁矿石事件不能这样以悲剧告终，因为这不仅是一个行业的悲剧，打赢这一仗也为其他行业类似问题，现在还没有充分暴露的问题，提供教训和启发，这是我们在从大国到强国路上逃不过去的一个产业发展考验。

题目大了点，其中的道理确是我一直在想的：强国的根基主要不在“鸡的屁(GDP)”高，也不在飞机导弹厉害。这些都是结果，而原因在于这个国家不断产生和勇于实践重大的创新，能够成为那个时代世界上先进生产力的“原动力（Powerhouse）”。历史上的强国无不如此，缺了这条腿的大国有时看上去很强，但是这个“看上去”都很短命，时间长了就发现原来像沙滩上的大厦，或者是列宁讲的“泥足巨人”。

这几天的上海压倒一切当然是世博会。昨天晚上的开幕式看来很不错，室内演出我特别欣赏的是一个用“威亚（wire）”将几十个演员吊起来的场面，很有创意，今天在报纸上看到其中使用的3毫米钢丝在灯光下几乎隐形，确实如此，刚刚出来时就觉得很神奇，这里也有科技。还有就是室外的焰火，设计者很聪明，仅仅焰火要超越北京奥运会几乎不可能，这次利用黄浦江的天时地利，将焰火、灯光和喷泉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但是对这届世博会能不能像以往一样留下令人难忘的新技术成果我不抱乐观。

今天上午被第一财经拉去做个科技世博的节目嘉宾，其实就是在转播现场画面的间隙做个“陪聊”的角色，说了一些赞誉的好话，都是真心话，但是也婉转地说了些在这个场合可能有点不合时宜的观点，比如技术可能的负面影响，新光源是我在这个节目里关注的焦点（我本科的专业），但也说了新型节能灯含有的有毒材料含量比较高；对主持人问如何在世博场馆看科技，我说最重要并非仅仅看最新科技成果，主要在于思考科技和人类生活云云，有点“顾左右而言他”。就关于这次世博会的连篇累牍报道的材料来看，我真实的感觉是真正说得上高技术新产品并不多，基本上是感应互动、LED等新光源和大屏幕的一些应用而已，用得聪明的，观众就觉得很新奇，在内行（我只是半内行）看来，在原理和技术上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至于理念上的新东西，例如低炭绿色环境保护，我们一些记者和观众其实少见多怪，至少我在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看到的，那早就成为发达国家推广和实践的了，例如那时的日本馆就已经是全部用纸张做的，结束以后全部回收。不过本次世博会上这些理念得到前所未有地张扬，应该对所有参观者，特别是中国社会产生一些推动作用，10年以前讲这个还难保没有人说你上帝国主义的当：他们自己发展好了，就不让我们发展！

本届世博会有件事情让主办者不大好受，那就是一首歌的所谓“抄袭”问题，有关当局这次比较聪明。迅速妥善解决了，我很同情那位与我同姓的作曲者，不相信会他真的去抄人家什么的，大概主要还是与外国交流太少，不知道人家在做什么（虽然据说在评审时还有港台音乐人，但我们都清楚为了保住内地市场挣大钱他们有时会比内地人还要“内地”）。

昨天开幕式上在听着诸多耳熟能详的老音乐老歌曲时，想起了大家一定不会记得的文革期间一件事，那时在样板戏以外好不容易拍了一部歌颂长江大桥的纪录片，从牛棚里拉出了诚惶诚恐的音乐人为它配曲，公映不久突然停映，因为江青听出了其中的主题曲某些旋律与一首著名的苏联乐曲相似，后来重新谱曲才得以救活。平心而论，那些音乐人绝对不可能有模仿当时中国头号敌人作品的一星点念头，主要原因还是在50年代他们专业生涯的黄金时代听得最多的只有苏联音乐。

两个关于音乐的例子说明一个道理：创新需要环境，信息畅通是其中关键的一个。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更加需要信息畅通和鼓励“异见”的环境。创新道理讲得已经够多了，但是相当多还是因为它现在“政治正确”，说起来不仅冠冕堂皇，还能够得到不少实惠，据我了解真正将其当回事，依靠它来取得企业乃至一个地区、城市发展进步的还是相当罕见。有些人忘记了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加上国际上信息技术革命造就的外部发展有利环境。现在过了几天好日子就不思进取，以为只要画张“中国模式”的大饼就可以永续发展，所以维护稳定变成了维护既得利益，连近年来不少“海龟”不但没有把硅谷曾经的创新精神带来，反而也学会了适应“潜规则”而混名骗利。

中国上海千方百计地争取来个世博会，千辛万苦地办了起来，特别难的是还要万无一失，不出差错地度过180天，让几千万参观者高兴，实在是不容易，本人没有做什么贡献反而“说三道四”，好像不太厚道。只是希望在180天忙完以后，能够静下来真正思考上海这个城市在享完土地红利后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