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根新生涯

本文从6月20日写起断断续续到29日晚总算完成。

6月1日博客《竞争情报》卷首语草稿CI夏季号卷首语：情报人才的”旋转门”提到的旋转门，也许在小说电影等作品中并不少见，例如我在去年5月25日的博文失真的数据和电影里的商业间谍提到的电影“口是心非（Duplicity）”，不久前在央视电影台放映了(好象不太好看，不过我总是一心二用原文对白没听懂也许是原因之一)，这部片子讲一对原来分别美国CIA和英国MI6做特工的男女后来都为大公司做商业间谍（我猜想就是做竞争情报，媒体喜欢说成商业间谍），听上去满有故事，所以类似文艺作品想必不只这一个。

写那篇博文时心里有些实际的案例，当然有些是仅在朋友间知道的就不便公开，因为不知道其本人是否愿意让人周知，这里就采用出版物上公开报道的几例。

《财富》 （中文版）2007年10月（下半月刊）184-191页“间谍加盟华尔街，（英文版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_archive/2007/07/23/100134938/index.htm）”一文是典型的旋转门例子，文中的主角雅米．米希克（Jami Miscik）现在是雷曼兄弟的全球最高风险主管。在2005年加入雷曼以前，米希克在乔治．特尼特任中情局局长期间曾领导情报总部（文章后面提到她的最高头衔deputy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中文版翻译为“中情局情报副局长”，不知道是不是确切），里面共有上千名情报分析人员，这个部门主要是搞各个国家的评估报告(National Estimate)，我以前博文提到过，现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也曾经在这个部门工作过。由于命运的玩笑，两个致命的错误令她离开了中情局，一是911事件前虽然她的人马发觉了某些预警信息，例如8月6日，米希克的团队发表了题为”本．拉登决意袭击美国”的文件，但不足以引起总统和其他决策高层的注意，被认为是负有责任；二是关于伊拉克的《2002年国家情报评估》对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判断，后来也被证明是个灾难性的错误（我倒宁肯相信在一定意义上她做了替罪羊）。

那么金融巨头为何看中这位失败的情报女头子呢？除了后来证明以上错误并非主要她的责任，撤她职没有道理外，主要就在于她精到的全球地缘政治知识，而这些窥探全球经济形势的金融大鳄非常需要这样的知识和判断力。到了民间机构她薪水涨了一倍多，但是工作方式变化很大，比如无法依靠中情局的信息源了，目前她完全像一个竞争情报工作人员那样每天阅读两小时各国的报纸和一些有关网站，还保持一个人际情报网，包括华盛顿联系人、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和智囊团的专家。

以上是个难得的比较详细的案例，其他就比较简略了。2002年机械工业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经济间谍探秘 》一书中就披露了一些具体案例（该书英文版：Adam L. Penenberg, Marc Barry: Spooked, Espionage in Corporate America，PERSEUS P U B L I S H I N G，Cambridge, Massachusetts，2000，ISBN 0-7382-0593-1）。

那本书很有意思，我首先想得一提的不是旋转门，而是中情局对大企业的情报培训。书中提到1985-89年中情局科技部帮助美国企业培训了一批经理；之后1999年元旦中情局等国家安全和国防情报机构召集一些大公司负责战略的主管，开启了一个Nomogenisis Project(《经济间谍探秘》上翻译为“通用情报培训计划”），这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培训主要关于企业技术情报的获取和分析判断。而这些培训以后“公司内部的情报部门就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中译文原文），而且也为“旋转门”开启了大门。

难得的是书中提到情报旋转门的一些具体实例，比如大篇幅谈到Jan Herring（简赫林），还有William DeGenaro，前者我曾经数次会面交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2009年SCIP年会上；后者在竞争情报界出名是其在3M公司做的成绩，我在1994年法国一个会议上见过。书中说这个趋势开始于1980年左右，确实与冷战结束，许多人幻想情报战即将告终有关，无论如何这个趋势已经逐渐被企业所接受。其中赫林被视为带领这个潮流的成功者，他原本是中情局负责国际贸易情报的，比如WTO谈判等，所以转向企业应该比较容易，书中提到不少经历旋转门的前情报人员都是赫林的下属。

书中有整整一章谈的就是摩托罗拉的案例，而这个案例之所以成为案例就因为简赫林的贡献，但是不能忘记“伯乐”的作用，那就是摩托罗拉的CEO高尔文，是他主动挖掘原中情局人马来增强企业情报能力，甚至书里还暗示正是此人造成了赫林的跳槽。他可能是美国情报旋转门的第一人。

具体的细节当然不会在这里复述，只想指出一点，看了这个相对比较详细的案例，就能够对我们文献上许许多多“企业竞争情报系统”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书中提到（当然是到该书发表的2000年），像赫林那样走进旋转门的可能有数百位，可见“旋转门”确有其事，然而必须提到的另一面事实是，即使赫林那样著名的旋转情报人，他先后帮助建立的20多个企业（其名单相当壮观）情报部门只有一半存活下来，所以即使在美国企业竞争情报也情况复杂，有些也是步履艰难，说实话当我看到无数鼓吹竞争情报的文章都以世界500强有多少比例（不记得具体多少，总之很高）建立了竞争情报部门为开头，总是在想有多少人真正愿意花功夫了解一下企业竞争情报的实况？不要说美国的了，中国的企业又如何？

《福布斯》杂志（Forbes）中文版2010年6月号112页“创富隽语”栏目发表了一组关于情报、间谍和保密的格言，但是中文网站上杂志http://www.forbeschina.com/只到5月号（上），所以查了英文网，（Thoughts On Espionage http://thoughts.forbes.com/thoughts/quotes/espionage），那里一共收集了26条，而中文刊选择了其中10条，虽然少了些，但是优点是将作者的身份做了介绍，而原文则无。原文收集的20多个格言作者中有情报专家，例如CIA的前局长等，中国的孙子也可以算吧，引用的是”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中文版没有用，这里的文字是摘录自其它地方。原文为It is only the enlightened ruler and the wise general who will use the highest intelligence of the army for the purposes of spying, and thereby they achieve great results）”。还有物理学家奥本海姆，但是大多是作家，包括多名间谍小说家，例如以写冷战时期间谍战（如《寒风谍影》）著称的John Le Carré，我比较爱看的《豺狼的日子》、《敖德萨档案》的作者Frederick Forsyth等等。

在这里写到并非因为那些格言对我们情报工作有什么启示，而是觉得比较有趣。例如中文版编辑选的几则：有的搞笑：“使人们对权力充满欲望的猛烈春药之一是有机会接触到秘密情报”、“人们总是在小便池旁泄露最要紧的情报”；还有的值得我们思考，如“我们知道保密的代价是腐败。在保密工作中，未被发现的错误将会茁壮成长并反戈一击（最后两词翻译不太好，都用了褒义词，其实是贬义的；subvert似乎应是“混淆黑白”或“颠倒是非”）”、“真相被压制了，其目的不是为了使使国家免受敌国间谍的侵害，而是保护以人民为敌的现届政府”，还有一则中文版上没有的“The life of spies is to know, not to be known”也不错。无法再引太多，恐怕涉及知识产权。总之值得一读。

顺便说说该杂志网站上收集了上万条各式主题的格言，这20多条只是Espionage类别的，而其中有intelligence这个类别，但那都是讲智能智慧的。

《文汇报》今日（6月11日）头版报道“未来汽车很可能是颠覆性的http://pdf.news365.com.cn/whpdf/20100611/WH10061101.pdf”，其中主要提到在世博会园区警察用的一种两轮代步车，英文叫Segway，其实早在世博会开园前媒体已经有报道，但是记者也许不知道它的奥妙，所以没有做文章，今天的报道采访了同济大学汽车专家，认为它不仅零排放，而且智能化和个性化，“未来代步工具的要素已经清晰显示”。报道没有提到的是这种车采用了可能在航天器上用过的一些陀螺仪稳定装置，所以非常方便安全。但是报道也提到，这种车8、9年前就在美国发明，所以早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了，有意思的是我自己在住所附近的街头已经看到一小伙子骑着（还是该说驾着？）它招摇过市，看上去像是旧车，因为没听说进口过，更可能就是世博会园区正在用的，出来维修的。

写篇博文当然还是要谈情报。实际上就在几天前，《科技日报》6月8日8版报道了美国时代周刊“50项被市场淘汰的最糟发明（原文是The 50 worst inventions）”, 其中Segway赫然名列其中，排位第四（时代周刊发表时名列“魁首”，但它又说排名不分先后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completelist/0,29569,1991915,00.html

），周刊分析说它虽然采用高技术，但是远不如发明者初期的预期，销量非常低（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1991915_1991909_1991902,00.html）上海世博会应该说帮了它一把。

仔细看看文汇和科技日报其实两边都没有全面。文汇报没有提到这种车的缺点（或许沾边世博会就不大好说缺点了），没有提醒因为价格太贵（采用固体陀螺仪）我们可能又成了人家的试验场，就像近年来我们已经成为外国新奇古怪建筑的试验场一样。而科技日报文章则遗漏了重要的概念前提，时代周刊明明白白地说这个名单上是那些原先被人们寄予巨大希望，然而最终没有达到的预期的发明，光看那个“Worst”是要误解的。所以有评论认为虽然这个产品难以成为当年刚刚发明出来时那样的前途远大，但是在某些场合它还是非常适用的http://green.autoblog.com/2010/05/28/time-magazine-posts-50-worst-inventions-of-all-time-includes-se/3，所以不能说“被市场淘汰”。

两个国内报道其实都领人思考。文汇报的文章让我们知道国内的科技情报和科学普及面临的窘境和挑战：8、9年前就商品化的东西（技术肯定更早得多）现在还被当作“颠覆性”的未来被宣传；而科技日报（其实是时代周刊）文章让我想到现在鼓噪一时的新科技，其中也许有些就是明天的“最糟发明”，所以“我们需要莱特希尔报告”（见我4月21日博文小心时髦的“新兴产业”）。我一再说，技术成功不等于产业成功，从原因分析来说，这又是一个例证，价格下不来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产业化难题，并非如一些人喜欢鼓吹的什么“举国体制”（比如红头文件强令购买）就可以解决的。

我本年的博客里已经提到两次信息情报专业组织改名。先是2010年2月5日专门图书馆协会维持原名，以及5月11日台湾MIC升格为“产业情报研究所”。

SCIP的CEO(相当于行政负责人)刚刚发出通知，根据董事会意见向会员建议协会改名。即从 Society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s改为 Strategic and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s，其缩写(SCIP)不变，与以前提到的台湾产业情报研究所一个想法：原来的品牌不要丢。

改名的原由是2009年5月20日新东家来了后董事会通过的战略计划中就提出为扩大会员基础而改名的可能性。改为现在的名字的理由提了12条，主要包括如更好反映会员实际情况（2010年大会调查仅20%的参加者职务头衔包含CI），突出为企业战略服务这个重要原则，吸引公司高层参与，认为牺牲Society是因为这个词没有太大价值。通知同时也提示专业协会改名并不容易（前面提到那个专门图书馆协会就没有改成）。

目前正处于听取会员过程中，估计还要投票，总之无论改成还是改不成都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见分晓。

《科技日报》2010年06月07日 7版发表记者报道”专家智慧须以事实数据为基础，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10-06/07/content_195239.htm“，说的是中信所贺所长在纪念江苏科技情报事业50周年论坛上报告的重要观点。页眉处特别引用了他的一段话，指“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情报研究采用”三段论”模式，即先了解现状发现问题，再调研国内外同类政策和措施，最后是比较差距提出建议”可信度有问题。

很赞成这个评论，当然并非因为贺是目前全国科技情报界最大的“官”（现在社会上有些高见确实是因为说的人官大才成为高见的），而是我觉得竞争情报提出后，原有的科技情报研究有点被冷落了，其实从实际从事的工作来说，这支队伍还是正规军，人数、经费都不可小视，对于这块情报研究如何创新很少有人关注，所以仍然是几十年前的“三段式”。近年来研究界热门的定量分析、文本挖掘等真正用上的几乎凤毛麟角，就我看到的专利分析、文献计量来说，其中少数质量好的写篇“核心期刊”论文还可以，但是真的能够使政策研究改观的恐怕说不上。我赞成贺所长说的是因为知道其背后正在做的一些工作（即他说的“事实型数据”），是很关键很基础的，做得好可能改变科技政策研究目前的粗放局面，但是同时我对他们的工作也只能持谨慎乐观，因为这些探索工作确实工作量和难度都非常可观，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事实型数据库的建立并不能解决政策研究（软科学）天生的一些dilemma（两难），比如既然是事实型的，恐怕还是数量化理论中的“定性数据”（不过我感觉有的说是事实数据，实际不一定真是，还是在科学计量范畴，最后计量的还是定距量，即事实的数量），所以通常的定量方法还是面临困难，所以今天文献上热闹的还是专利和其他文献计量；除此以外，由于投入太大其他情报所难以模仿，对于各个仍然需要做情报研究的地方机构来说可能缺乏普遍推广的意义。

最后要说的是全国在所谓主流媒体上，正面讲情报的非常少见，本次江苏所已经在《科技日报》5月24日发表夏、王、张等所领导的纪念文章“坚持三个面向 助推科技创新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10-05/24/content_189825.htm”，加上这篇报道，总算有点声音。其实许多所都纪念过50周年，但是发出声音的实在太少，在这个意义上江苏所的做法是值得赞扬的。

《科学时报》2010年5月31日在A1要闻版发表中国互联网向印度学习什么（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5/232673.html）一文。对中印两国在网络管理方面做了初步比较，总体结论是互有所长。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以印度为对照对我国网络管理中某些方面（主要是内容审查和发放准入牌照）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指出刻意营造一个”干净”网络的良好愿望最终有可能走向与世隔绝，搞出一个”违反历史潮流和经济规律”的”巨大的局域网”，虽然不大相信这样只能算是非常温和的批评能够撼动既定的决策，但是我仍然感到十分欣慰，老实说并非是这些意见有多么精深奥妙，而是在于这篇文章说出来了，更加难得的是《科学时报》在首页要闻版发表出来了。敬佩《科学时报》的这点科学精神！

 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明显上升，但是如何总结30多年的经验教训？什么是中国发展成功的核心原因？到底是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今天，应该继续前进；还是”让步政策”起了作用，现在有了实力可以故伎重演了？观念的差异加上巨大既得利益的支撑，使得对中国以后怎么走产生很大分歧。

 毋庸讳言我赞成文章作者把问题提出来讨论。因为看到中国人30多年前表现出来的创新意识和活力不断被那些来路不明的”铁腕”所蚕食；在”科教兴国”巨额资金有些正沦落到为垃圾埋单的同时，世界上网络技术最活跃的创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我们隔绝。上海领导人曾经感叹为什么没有出现”马云”，但是有些听上去冠冕堂皇的政策正在扼杀无数明天后天的”马云”。这些想法也许不对，但是应该可以讨论。文章作者是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不用质疑他的观点是不是与其公司的利益有关，再不识时务也明白要这样来谋取私利简直是太傻了。不久前张朝阳发出建立网络特区的感叹（当然是妄想）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问题是这样的争议面前，为什么只有个别科技企业可怜的声音？知识分子是中国改革开放获益最大的一个阶层，特别是其中不少人现在是有名有利又有话语权，常常会做些”参政议政”的表演，为什么回避这些重大问题？或许他们也可以站出来批驳杞人忧天，证明在”大将军”般的围栏里可以造就一个21世纪的强国！

 说白了，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一些挤进”圈子”里的精英们太聪明了。其中有些根本就是不学无术，靠深谙”潜规则”而混到现在的人模狗样，倒也不去说了；另外有些其实也是明白人，他们有句自我欺骗的话叫做”不添乱”，背后却是精明的利益算计。今天中国的政治文明毕竟比反右或文革时期有了巨大进步，说些真话总不至于贫困潦倒，更不会家破人亡吧！

 上海电视台的《大师》节目我经常看，与他们对比之下，于是就产生了以上想法。

5月26日看了属于世博会山西活动周节目之一的话剧“立秋”，虽然在媒体上没有惯常的吹捧，但却是个很好的戏，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立意也高，可看性也强，银号兴衰一条线两代情事一条线蒙太奇（严格说蒙太奇属于电影手法，但话剧也有人借用）也处理得不错，剧中主角“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的座右铭和晋商”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使命宣言（即现代企业的Mission Statement），看了戏都会让人记住，这就是难得的了，可以听得出观众的掌声是由衷的（我听过的一些“高档音乐会”是有人指挥鼓掌的）。当然它的缺点也明显，形式传统了点，可能难以引起大部分年轻人的兴趣（不过相信有效的包装和营销后情况会有变化）。观后有朋友听到我赞扬的话后问我，如果让你自己掏680元买票，你会看吗？我坦白“不会”，我拿的是赠票，恐怕全场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本来也不至于会为这个写什么，而上周末看到央视电影台放的“歌舞青春：毕业第三季”，去年7月18日在大剧院看了真人版，感觉一般（见老头子看“歌舞青春”），所以边干别的，顺便断断续续看了两次（周六晚和周日上午），知道了这个音乐剧的一些背景故事，原来这是个迪斯尼的低成本片子，第一季才花了几百万，结果颇受欢迎，接连拍了三季（真人版基本就是第三季），特别是第三季，成本1350万，在好莱坞还不能算大制作，也没有大明星，而全球票房居然达到2亿4千万美元。我问自己，一个老头子全家花了高票价看了场外国小青年的戏，还没有说后悔（演出结束后才有媒体透露这个演员班子全部来自南非，尽管不错，但是我对国内的演出主办方还是有些不爽，有信息披露不实之嫌），却不愿买票看更加适合自己的中国话剧，怎么回事！突然发现，这不就是个产业化课题吗？

“立秋”有“核心技术”，是好东西，也有潜在用户，但是就是做不起产业，看来还是政府买了单（有企业赞助，但是对企业这是政府公关费用，最终还是政府让利），“文化搭台”看中的是产业可能的利益。这不仅是文化产业的问题，中国许多产业，包括一些被人认作战略性的新兴技术产业，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就像产业做不起来不能怪客户一样，请别埋怨中国的观众（例如不要怀疑我崇洋媚外，我从中学开始到现在买票看过不少中国的话剧），应当认识到能搞出核心技术未必能搞成产业（严格说搞不成一直鼓吹的“自主”产业，被整合到人家的产业链不难），其中许多规律，我们不甚明白，而且还从不觉得自己不明白，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记得2006年参加全国科协大会，温总理报告讲到大飞机，说难的不是造得出，而是搞出一个产业（大意），强烈赞成，你看现在就已经有问题了，有报道说国内大的民航公司不愿买自己造的飞机（当然对有些人来说这太容易解决了，“举国体制”么，谁不买干部考核时一票否决！），实际还不止这些问题。

最近一直听说有高论要花大钱打造“世界一流媒体”，文化走出去等等，好像也真的在动作，不禁心惊肉跳，因为文化产业不比一般制造业容易搞，在外面玩不得颐使气指、匿名电话、动辄封杀这一套，弄不好砸了钱还要被人说“钱多人傻”，不仅划不来，而且最终牺牲的是国家的形象和你我的血汗！

在谈到美国政策咨询研究行业的特点时常常会提到他们那里的”人才旋转门”，即政府官员下台可以成为专职咨询顾问，而咨询顾问也有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官员，不过尽管这样做可能有其优点，但显然并不适合中国目前的体制。

不同于基础研究一般要求人才从学校到实验室一路不中断，情报人才最好要有社会实践经历，在这点上是与咨询行业人才相似的，所以他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也需要某种意义上的”旋转”，专业的咨询机构与企业之间就经常出现人员的角色转换，不过本文要说的却是另外一种”人才旋转门”。

自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与竞争情报国际同行接触交流以来，就发现国外不少干这行的都有国家安全或国防情报工作经历，比如在中央情报局干过的有好几位，也有担任过某军种情报中心负责人。其中有些人并不回避这些经历，而另一些人虽然不直接披露，但在简历上却也列出”情报老兵协会”成员等的身份。这在美国、法国、瑞典甚至俄罗斯同行中都见到过，可见具有普遍性。抹去这些岗位的政治色彩和神秘外衣，应该说这种现象有其专业上的合理性，因为除在方法技能和工具上有共通之处外，其对抗和竞争意识对于当前企业竞争情报能力建设更是一笔宝贵财富。有位中国同行熟悉的美国竞争情报专家曾获得中情局最高功劳奖，退职后进入一家著名大企业，为其开发出一个企业情报系统，该系统成为国际著名的行业标杆。

某外国刊物记者在采访我时曾经问道，中国的竞争情报行业有没有与军方合作？我答复说，在许多国家，不少大型公司的竞争情报专业人员中有退休的情报官员，但在中国却并非如此。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大白话，我还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中国其实也应该有这样的情报人才”旋转门”。

我国早期的科技情报人员不少是外语专业出身，后来则强调专业背景，而情报的意识和技能需要学位教育和专业培训，更加需要实践经验。鉴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经历短暂，企业参与竞争、特别是国际竞争经验不足，科技情报工作虽然号称50多年历史，但多为”拿来主义”和隔岸观火，缺乏对抗性与竞争性的实战体验。因此，开辟一些通道让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有较长情报工作经验的人员进入企业的情报工作部门，也许是一种值得考虑的尝试。当然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情报工作，不应混淆，也无法简单照搬，但是相对无经验者自行摸索而言，那些情报工作者在企业环境里学习实践应该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段时间后成为企业情报高手的机会或许更大。

外国有些人诬蔑中国出访科技人员甚至留学生都是”工业间谍”，在上述那个记者提问中也不难听出某种疑虑，但对付它们的办法决非躲躲闪闪或假装天真，而是亮出正大光明的竞争情报工作招牌，在市场上理直气壮地”开打”。开辟军民”旋转门”不仅是培育企业情报高级人才的可能渠道之一，可能也是让情报走出阴霾，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为自己正名的有效举措之一。